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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調：年輕人依賴卻不信任網絡資訊 過半90後上網為交友

廣州社情民意研究中心最新發布的一項調查顯示，77%的80後上網主要是“獲取資訊信息”，74%的90後上網更多是為了“娛樂”。其中，過半數的90後上網是為了“交友”，比例為57%，明顯高於80後的44%。

進一步分析發現，80、90後獲取資訊離不開網絡，但大多數人不盡信網上信息。

數據顯示，大多數80、90後“經常”通過網絡獲取各類資訊信息，比例分別達73%和63%，表示“很少”的人均不足10%;而且80、90後認為在信息獲取上已離不開網絡，持此看法的人分別達80%和71%。對比發現，80後對網絡獲取資訊的依賴度更高。

在各類資訊中，新聞信息最受關註。80、90後人群中，過半數人喜歡各大門戶網站和微博、微信等社交網絡上獲取新聞信息，持此偏好的人明顯多於偏好電視的，這與中老、老年人群更多偏好電視明顯不同。

不過，雖然80、90後對網絡資訊的依賴度、偏好度較高，但其信任度卻不高。對網上信息，大多數80、90後表示“部分相信”，比例分別達71%和79%;表示“大多相信”的人則不多，在20%左右。

尤其是對重大事件、突發事故的新聞信息，80、90後選擇“相信”門戶網站和微博、微信的人甚少，在10%左右，多數人仍“相信”電視，若加上報紙、廣播，80、90後對傳統媒體的信任度更高，均達57%。由此可見，80、90後人群廣泛使用網絡獲取資訊，但對於網絡特別是微博、微信等社交網絡上的新聞信息顯理性，多數人信任的仍是傳統媒體。

此外，對“上網購物已成為消費的主流方式”的說法，大多數80、90後表示“認同”，比例分別達75%和83%，“不認同”的人不超過20%。

盡管網購已成青年人消費的主流方式，但由於網絡的虛擬，消費風險不少，80、90後仍普遍擔心上網購物時被騙，其中擔心“買到假貨”的人最多，均達85%，而對“商品質量難保證”和“網上介紹和實際商品不一樣”擔心的人亦達80%以上。此外，擔心“被騙錢”的也近70%。

而且，80、90後人群對網購的售後服務也普感擔憂，超過70%的人擔心“問題商品索賠難”，還有70%左右的人擔心“商品退換麻煩”。

由於80、90後對網購普存憂慮，因此多數人認為上街購物“不會”被上網購物取代，持這一看法的人分別達65%和62%;持相反看法的人，分別為28%和34%。

“極速放款”之下 平安普惠在信任和風控間找到平衡點

消費金融領域，早已風起雲湧。面對巨大的市場和越來越多的湧入者，從原平安信保、陸金所轄下P2P小額信貸業務、平安直通貸款整合而來僅僅一年的時間，平安普惠在非銀行類的個貸市場中份額已遙遙領先。

從平安普惠的個貸產品來看，申請便捷、放款迅速是主打的特色，其新產品i貸2.0更是標榜“全線上操作，放款最快僅需3分鐘”。在極速放款之下，要保持業務的優質，強大的風控體系就成了“必備品”。近日平安普惠首席風控官林允禎接受第一財經專訪，講述了產品背後的風控邏輯。

“信任”和“風控”並不矛盾

央行數據顯示，截至2015年，國內個人貸款余額約為28萬億元，其中96%由銀行系提供。其余4%的市場份額由1.5萬家互聯網金融公司和分散的小貸公司占據，平均每家市場主體的貸款余額只有1億，而發展僅1年的平安普惠以獨占6%遙遙領先。尤其近期，其月均新增貸款達200億元。

成功的首要元素便是穩健領先的風險管理。在平安普惠董事長兼首席執行官趙容奭口中，風險管理是公司業務的根本。

那平安普惠的風控模型是怎樣運作的?

“基於我們在中國過去10多年的消費信貸經驗，現在我們已經積累起來400多萬客戶的金融數據。他們的行為數據、輪廓數據我們都做了分析。基於此，我們建立起了一個非常可靠的風控模型。基於風控模型，輔以先進的科學技術，比如通過手機，客戶就可以申請貸款。”林允禎表示。

據她介紹，在10年前平安的消費信貸業務起步時，借鑒了香港、韓國和日本等國家的風控模型。在積累了數據之後，就嘗試建立自己的評分模型、定價模型、審批模型。再加上從平安集團層面獲得的大數據，以及一些人臉識別、微表情等高新科技，進一步提升了風控管理能力和水平。

從平安普惠的產品，尤其是無抵押和純線上貸款產品的特性來看，主打的是便捷快速和“信任”。

就“信任”和“風控”如何找到平衡點，林允禎稱，她認為信任和風險管理並沒有沖突和矛盾。她表示，平安普惠的風險管理流程的出發點並非風險控制，而是管理風險。“通過比較恰當、合適的風險管理方法和機制來管理風險，我們對每個個體進行綜合評估，根據評估的結果決定可以給多少金額的貸款以及合理的定價。我們的目標不是將損失降到最低，而是在風險和收益之間找到一個平衡點，所以才能夠有這種信任。”

據林允禎表示，目前平安普惠的壞賬率大約在5%。“這個水平比市場平均水平好得多。”

還沒有可比的競爭對手

消費信貸市場，有傳統的銀行早就盤踞其中，也有互聯網公司攻城掠地。但林允禎稱，目前來看，平安普惠還沒有一個很恰當的可比競爭對手，因為他們和傳統的銀行和新興的互聯網金融公司並不一樣。

“如果銀行和普惠在風控方面進行比較，那我們的流程、規則、決策，大部分都是由機器完成的。” 林允禎表示，在處理一單申請所投入的人力和每天可處理的申請量方面，銀行無法與平安普惠進行比較。“我們不需要讓客戶提供大量的紙質材料或是信息。只要客戶進行授權，我們就可以獲取他的大數據信息，同時我們還有一套模型，可以在沒有人工幹預的情況下快速做出一筆貸款決策。”

而和互聯網金融公司相比，林允禎認為平安普惠生來就有金融“DNA”，是從金融的DNA環境當中生長起來的。

“不管是互聯網金融還是金融科技，這些本質還是消費信貸的業務。在這個行業，並非擁有了所有的技術就可以成功。核心的風險管理概念、流程，風控的文化、經驗才應該是起點和基礎。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我們從傳統的模式起步，現在我們正在向互聯網金融的行業轉型。而很多的互聯網金融公司，並不是在這個基礎上建立起來的。”她稱。

美俄達成敘利亞停火協議 但繼續存在不信任

據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10日報道，美國國務卿約翰·克里表示，美國和俄羅斯周五宣布了一項計劃，敘利亞政府將結束在指定地區與反對派的鬥爭。

克里表示，協定將在周一日落時生效，並呼籲敘利亞政府和反對派，尊重這項全國停火計劃。

拉夫羅夫（左一）與克里（右一） 圖：法新社

據俄羅斯衛星網10日報道，俄羅斯外長拉夫羅夫強調，落實敘利亞問題的第一步是確定48小時停火制度，並且停火期限可以延長。

報道稱，美俄就敘利亞問題成功起草了一攬子文件，文件共5份。

“盡管存在各種問題，盡管繼續存在不信任，盡管有人企圖破壞我們今天達成的協議，我們今天還是成功制定了一攬子文件。今天達成的文件不是1份，而是5份”。拉夫羅夫在會談後舉行的記者會上說道。

他強調說，這些文件“使我們建立有效的協調反恐工作，使我們能夠擴大向居民提供人道援助，首先是阿勒頗市居民。 這一切都在為恢複政治進程開創條件”。

英國廣播公司BBC報道稱，俄羅斯和美國還將建立一個聯合中心，應對“伊斯蘭國”和“敘利亞自由軍”。

記者觀察：“IPO扶貧之爭”的本質是對審批制的不信任

證監會這一輪的資本市場扶貧政策，比以往任何一次都受關註。就在剛剛過去的中秋假期，還上演了一波火藥味濃厚的“IPO扶貧之爭”。

9月9日，證監會發布《中國證監會關於發揮資本市場作用服務國家脫貧攻堅戰略的意見》(下稱《扶貧意見》)，其中提到為貧困地區企業上市開辟“綠色通道”。此政一出，爭議四起。

貧困地區該扶，這是毋庸置疑的。爭議點在於，以IPO特殊政策去扶是否公平合理。筆者梳理發現，對《扶貧意見》的質疑主要有三點。

第一，這是降低上市門檻，讓劣質公司先上市，違反優勝劣汰的市場規律;第二，這是“加塞”，占據審核時間，影響排隊審核速度，對發達地區擬上市公司不公平;第三，企業上市“圈錢”並不能幫助當地脫貧，只有幫助企業創新、培育自力更生的能力、培育造血功能，才是真的“扶貧”。

其中最核心的爭議是第一條，即認為所謂IPO綠色通道，就是讓貧困地區的“爛公司”可以優先上市，這是讓億萬股民買單，是證監會對股民的不負責任。

不過，從《扶貧意見》的具體內容來看，這一質疑存在較大誤解。根據規定，有兩類企業適用於綠色通道，一是註冊地和主要生產經營地均在貧困地區且開展生產經營滿三年、繳納所得稅滿三年的企業;二是註冊地在貧困地區、最近一年在貧困地區繳納所得稅不低於2000萬元且承諾上市後三年內不變更註冊地的企業。之所以稱為“綠色通道”，是指上述兩類企業申請IPO時，將適用“即報即審、審過即發”政策。

只要滿足上述兩個條件就能上市，這不是降低了上市門檻嗎?這不是允許劣質公司優先上市嗎?筆者註意到有分析人士提出這樣的疑問，原因在於對“上市門檻”的錯誤理解。

IPO上市的基本條件，《證券法》是有明文規定的。第五十條規定，股份有限公司申請股票上市，應當符合下列條件： (一)股票經國務院證券監督管理機構核準已公開發行;(二)公司股本總額不少於人民幣三千萬元;(三)公開發行的股份達到公司股份總數的百分之二十五以上;公司股本總額超過人民幣四億元的，公開發行股份的比例為百分之十以上;(四)公司最近三年無重大違法行為，財務會計報告無虛假記載。

另外，《證券法》規定，證券交易所可以規定高於前款規定的上市條件，並報國務院證券監督管理機構批準。

以滬市為例，《上海證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規則》對上市門檻做出了較高規定，其中第5.1.1規定，發行人首次公開發行股票後申請其股票在本所上市，應當符合下列條件：(一)股票經中國證監會核準已公開發行;(二)公司股本總額不少於人民幣五千萬元;(三)公開發行的股份達到公司股份總數的25%以上;公司股本總額超過人民幣四億元的，公開發行股份的比例為10%以上;(四)公司最近三年無重大違法行為，財務會計報告無虛假記載;(五)本所要求的其他條件。

至此可以看到，全國各地企業IPO的門檻都是一致的，即由《證券法》及上市規則做出統一規定。差別的部分在於，相比於發達地區，貧困地區企業滿足《扶貧意見》的兩個條件，就可以不用參與排隊、不用排在800多家企業身後，直接進入“綠色通道”上報到證監會進行審核，需要特別說明的是，至於審不審的過，就看企業是否符合《證券法》和上市規則的條件了，而不會因為“出身”貧困地區就能輕易過會。

9月14日，克拉瑪依新科澳石油天然氣技術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新油股份”)IPO被否，這被許多人看作是證監會對質疑的反擊。在筆者看來，這種懷疑的背後隱含著一種不信任，一套面對所有擬上市企業設置的發行審核制度，竟然被懷疑是證監會用作特殊目的的工具。

新油股份註冊地為新疆克拉瑪依市，主要經營範圍集中在新疆北部地區,主要客戶集中於中石油新疆油田分公司下屬各生產單位和新疆石油管理局物資供應總公司等。公司2014年6月9日向證監會遞交招股說明書，開始預先披露。今年9月14日，證監會主板發審委召開2016年第137次會議，對新油股份的上市申請進行審核。

在審核過程中，發審委對新油股份的核心經營能力提出質疑。一方面，針對公司對中石油是否存在重大業務依賴、持續盈利能力是否存在重大問題提出疑問;另一方面，針對公司是否存在產品或服務的品種結構已經發生重大變化的情形，是否已經或可能存在暫停的風險以及無法實現收益的情形，是否存在重大不確定性提出疑問。所以，從發審委的提問來看，新油股份IPO最終被否似乎並不是所屬地的問題。

貧困地區企業IPO走“綠色通道”審核，並不等於上市有捷徑。但是，在國家扶貧大政策下，證監會還能否在上市審核環節保持公正、公平，這是許多人都表示質疑的。資本市場本是資金的需求方和供給方進行對接的市場，證監會對上市入口的把控，讓股市成了“證監會讓你上你才能上”的市場。這與A股當前實行審核制有直接關系。

A股市場的發行監管體制先後經歷過指標管理、政府推薦、審批制，再到目前實行的核準制。因現行核準制的“審批”意味濃厚，本質上與之前的審批制差別不大。

所以，就算《證券法》明確規定上市條件、《扶貧意見》明確規定“綠色通道”門檻，只要企業上市的生殺大權掌握在證監會手里，就會有人對上市順序和上市節奏提出質疑。簡而言之，“IPO扶貧之爭”本質上就是對審批制的不信任。說到底，唯有市場化的上市制度、通暢的上市入口，才能打消各方的疑慮，才能建立起市場主體之間最基本的信任。

飽受“不信任”的科爾賓，連任英國工黨黨魁

據CNN報道，英國最大反對黨工黨黨魁科爾賓周六獲選連任，以61.8%的支持率打敗對手史密斯(Owen Smith)，後者得票率為38.2%。 

科爾賓這次的得票率，也比去年首次當選時的59.5%高。

科爾賓呼籲全黨再次團結起來，重新出發，他說“全黨”，包括議會的工黨議員，有責任“尊重已經取得的民主的選擇”。

對此結果，執政的保守黨則表示，“沒有人應該慶祝這一勝利。工黨所提供的政策對那些想要政府為他們做些什麽的人來說，無濟於事。”

工黨黨魁傑瑞米·科爾賓（Jeremy Corbyn）

這是工黨短短一年之內舉行的第二次黨魁選舉。去年5月，由於在議會選舉中落敗，時任工黨領袖埃德·米利班德宣布辭職。同年9月，工黨舉行黨魁選舉，以政治立場激進著稱的左派候選人科爾賓在爭議中上臺。

今年6月，英國舉行脫歐公投，部分工黨議員以科爾賓未能拉動更多選民投留歐票而對其進行指責，並聯合發起了對科爾賓的不信任動議，從而直接導致了本次黨魁選舉。

特朗普過渡團隊被曝與奧巴馬政府不信任 新老交接受阻

在即將正式就職之際，華盛頓政治圈對特朗普團隊是否完全準備好接管政府的質疑揮之不去。

據美國媒體披露，特朗普過渡團隊成員和奧巴馬政府一些機構的官員之間嚴重缺乏互信，從而令各種交接的速度大大放緩。

缺乏互信

奧巴馬和特朗普二人的助手在大部分公開場合表現親切，但實際上暗流湧動。有熟悉內情的人士稱，在奧巴馬當選為總統正式就職前，時任美國總統小布什曾承諾努力幫助平穩過渡，這令奧巴馬印象深刻。奧巴馬政府官員稱，奧巴馬也想提供一個簡單、平穩的過渡。

但現實不盡如人意。當地時間13日，白宮組織了一個會議，與會人士是奧巴馬內閣成員和特朗普提名的內閣人選。兩撥人討論了如自然災害和恐怖襲擊等特殊情況的應急計劃。因為“9•11”事件後，當時的政府曾警告稱美國政府在過渡時期尤其容易遭到恐怖襲擊。

但雙方與會官員透露，奧巴馬政府和特朗普過渡團隊之間相互並不信任。盡管會議基本上很專業，但特朗普團隊曾被警告不要和奧巴馬政府官員分享過多的細節。且過渡團隊對奧巴馬政府在過渡期間仍然對主要政策進行改動大為惱火。

“很順利，因為沒有太多事情。”美國國務卿克里上周針對雙方團隊的接觸說，“有一些人在大樓里呆了一段時間，但是，你知道的，坦率地說，我想在這個時間點還沒有進行更多更高級別的交流。”

人員不到位

有美國媒體對數十位特朗普團隊成員、奧巴馬政府官員、遊說人士、專家和其他相關人士進行調研，結果顯示很多受訪者都質疑特朗普團隊是否已做好接管政府的準備。

除了新老政府之間缺乏互信導致交接工作放緩外，同時由於特朗普給出了一些沖突性的信號，且經常出現和其內閣提名人觀點相悖的情況，導致幾個主要議程項目出現政策分歧的混亂局面。另有接近過渡團隊的人士稱，聯邦機構中有很多人員都未到位。

雖然每屆政府在過渡時期多少都會有些混亂，但不少觀察家都稱特朗普過渡團隊和其前任相比“戲”更多，且這種混亂可能對特朗普快速推行其工作日程表產生實質性影響。

“看起來他們就像是為混亂而計劃的。”布魯金斯學會專家赫斯(Stephen Hess)說，“這對我們這些參與政府數十年的人來說非常奇怪，沒有其他的話好說。”

然而，特朗普過渡團隊官員卻並不承認混亂的存在，堅稱他們已經準備好了。他們稱已經為每個主要機構制定了詳細的行動計劃，並聲稱他們很快將宣布雇用數百人的新計劃。

有華盛頓觀察人士稱，特朗普政府出現開局難的情況是可以預見的，因為在大選期間即便是特朗普團隊本身也幾乎沒有預測到他們會贏。因此在去年11月9日前，很多建制派共和黨人都沒有興趣加入未來可能的過渡團隊並為之籌款。這個過渡團隊從最開始就遠遠落後於此前美國當選總統的過渡團隊。

有熟悉內情的人士稱，目前過渡團隊最重要的任務是確保內閣提名人能在參議院得到最終確認，而在現在的團隊中，特朗普的女婿庫什納(Jared Kushner)扮演著糾紛協調者的重要角色。

特朗普過渡團隊希望讓他們自己任命的人選在就職典禮那天起，就和現奧巴馬政府官員共事，直到參議院完成了對其內閣提名人選的確認工作。

而過渡團隊正在組織所謂的“搶灘”團隊，該團隊由不需要參議院批準的官員助手們組成。有熟悉過渡團隊的人士稱，特朗普過渡團隊指示“搶灘”團隊跳開就職典禮，在特朗普正式就職的那一刻立即在各自的辦公桌前就位。

當然，也有人為過渡團隊的工作辯解。“我經歷了很多次政府過渡，這次進展順利。”紐約前市長朱利安尼(Rudy Giuliani)為特朗普辯解道，“顯然有很多的混亂和困惑，但過渡期經常是這樣，因為有大量機構必須馬上采取行動。”

當地時間12日，特朗普提名朱利安尼擔任網絡安全顧問。過渡團隊在聲明中稱：”朱利安尼作為一個可信賴的朋友，會分享自己的自營部門網絡安全方面的經驗和見解。“朱利安尼目前是一家國際安全顧問公司的行政總裁。

白宮：特朗普因對弗林失去信任，要求其辭職

白宮發言人斯派塞（Sean Spicer）14日在例行記者會上表示，美國總統特朗普因對前任美國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邁克爾·弗林失去信任，而要求其辭職。

據英國廣播公司BBC報道，特朗普在幾周前就知道弗林與俄羅斯駐美大使基斯利亞克的通話有問題。弗林因此失去了信任，被要求在三周後辭職。

斯派塞表示，司法部在1月底就向特朗普指出，弗林可能為政府官員和公眾提供了誤導的信息。在過去幾周時間里，白宮一直就弗林與基斯利亞克的通話進行調查，並得出結論。

白宮稱特朗普因對弗林失去信任而要求其辭職

他進一步解釋稱，特朗普對弗林失去信任的主要原因是他誤導副總統彭斯，並引發一系列的後果。斯派塞稱，弗林與基斯利亞克聊了什麽並不重要，重要的是弗林沒有如實匯報通話內容。他說，這不是一個有關合法性的問題，而是一個有關信任的問題。

斯派塞稱，特朗普目前正在對多名繼任者人選進行評估。他還表示，特朗普對代理美國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基思·凱洛格的能力有信心。

當地時間13日晚，弗林在上任未滿一個月的情況下宣布辭職，成為特朗普政府首位辭職的高級官員，引發輿論的廣泛關註。這起事件的起因是弗林與俄羅斯駐美大使謝爾蓋·基斯利亞克於去年12月進行的一次通話。

俄羅斯總統新聞秘書佩斯科夫14日表示，克里姆林宮不想就此事作任何評論。

特朗普稱完全信任涉“通俄門”司法部長 後者將回避所有調查

被曝出“通俄門”的美國新任司法部長塞申斯(Jeff Sessions)迫於政治壓力，於當地時間2日宣布，將回避任何關於美國總統特朗普2016年總統大選的調查。

美國《華盛頓郵報》率先報道稱，去年塞申斯曾兩次在華盛頓和俄羅斯高級外交官見面。然而，在其司法部長提名確認聽證會上，他卻並沒有提到此事，只是稱不知道特朗普團隊人員和俄羅斯人有聯系。

“我已決定回避現在及未來任何關於美國總統選舉的相關調查。”塞申斯對媒體稱，他對參議院司法委員會承諾，將避免任何在司法部長新角色和此前作為特朗普競選支持者之間的利益沖突，上述決定便是據此作出的。這也是和司法部官員磋商的結果。

“通俄門”讓塞申斯和共和黨倍感壓力，民主黨人要求塞申斯辭職，指責他向國會撒謊。共和黨人則感到此事的政治熱度似乎有些失控，無奈要求塞申斯回避調查。

塞申斯是繼美國前國家安全顧問弗林因和俄羅斯的關系而辭職後，特朗普政府另一被曝和俄羅斯外交官存在聯系的官員。塞申斯會見的俄羅斯官員是俄駐美國華盛頓大使基斯利亞克。兩人見面兩次，一次是去年7月在共和黨全國代表大會期間;另一次是去年9月塞申斯還是參議院軍事委員會成員時在其辦公室。

對該事件，美國總統特朗普稱他“完全”信任塞申斯，在被問及後者是否應該回避時，特朗普說：“我並不這麽認為。”

美國眾議院情報小組成員昨日確認，該小組將詳細調查2016年大選時期特朗普競選團隊和莫斯科的關系。該小組民主黨負責人議員希夫(Adam Schiff)當時就表示如果關於塞申斯和俄羅斯關系的報道是準確的，那麽塞申斯必須退出FBI關於俄羅斯可能幹涉美國大選的調查，因為FBI受司法部長監督。此前，美國聯邦調查局(FBI)和參議院情報委員會已經在進行同樣的調查。

李想教你如何構建信任感，本條價值2000元

李想 2017-03-09 13:26

i黑馬訊 3月9日消息 今日上午，李想在個人微博發文，講述他對如何構建領導力的觀點，黑馬哥覺得短小精悍很有價值，獲取獨家授權發布。

近一個月，李想成為“微博問答”的重度用戶，平均每條問答的價值2000元，對於這篇文章，李想強調就不做成收費問答了，希望對更多創業者有所幫助。

文 | 李想

領導力的方法論之一：信任的建立

我們能看到很多不好的現象，夫妻雙方有親情，沒信任；領導和下屬有層級，沒信任。大部分人只能和溝通能力比自己強的人，以及性格相似的人建立信任，遇到和自己不同的人就歇菜，各種相互猜疑和指責。在今天的社會，沒有信任的建立，就不可能有好的結果。

建立信任第一重要的是：聽。這是絕大多數人都做不到的，大多數人只想表達，根本不聽，所能夠匯集的價值（一個人的價值=個人能力+可匯集的一切價值）也就只有自己苦幹了，所以註定碌碌無為。聾子基本上都是啞巴，不會聽的人表達的基本上都繞來繞去、廢話連篇。想要有領導力，會聽比什麽都重要。

如何聽？1、用心聽，用不用心對方百分之百可以感受到。2、通過提問讓對方說出來更多的有效信息，避免繞來繞去。3、別聽現象和情緒，用心聽出對方的感受和目的。

能做到這三點（這算是快速達到【初級知己】的方法），基本上就打下了信任的基礎，且可以和任何不同的人溝通、建立信任，只要你有這方面的需求。

工作中的下級、上級、同級，還有外部合作夥伴。生活中的另外一半、長輩、孩子、朋友。你不可能和所有人建立信任，但是可以搞定大多數，且變得更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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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年了，國產奶找回消費者信任了嗎？

早些年三聚氰胺事件風波未了時，媒體探訪伊利集團在江蘇的一處奶源基地，據介紹，奶牛吃的是澳大利亞進口的飼燕麥草。（視覺中國/圖）

（本文首發於2017年9月21日《南方周末》，原標題為《“為啥我們這麽努力了，消費者還是不買賬？” 國產奶九年翻身戰》）

專題按:

這是一份歷時九年提交、內外評判不一的“答卷”：在業界看來，國產奶的質量安全或已接近“滿分”水平；但在消費者看來，被三聚氰胺事件摧毀的公眾信任仍待重建。“乳品信心問題，不單是行業問題，更是社會問題。”這場特殊的考試，還沒到停筆交卷之時。

即便到了2014年，河北君樂寶乳業仍能感受到寒意。公司請來一位營銷專家，對方提出兩個要求：一是不要在國內做，更不能在河北做；二是另起一個品牌名，免得有影響。

2017年上半年，吳松航參加了農墾系統閉門會，國內五六十家乳粉企業關起門來“說說心里話”。不少企業也覺得憋屈：為啥我們做得這麽努力了，消費者還是不買賬？

得知自家品牌入選國家嬰幼兒奶粉配方註冊制名單之後，吳松航連發了好幾條朋友圈，這位北京三元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奶粉事業部總經理，像是在展示國產奶粉占領國內市場的信心。

自2017年8月開始，被稱為“史上最嚴奶粉新政”的嬰幼兒奶粉配方註冊名單陸續“放榜”。截至9月20日，共有包括蒙牛、伊利、雅士利、雀巢等53家嬰幼兒配方乳粉企業的297個配方獲準註冊。自2018年1月1日起，未獲得配方註冊證書的嬰幼兒奶粉，將禁止在國內市場銷售。

雅士利集團公共事務與法規中心副總經理朱國剛感慨，為了此次申報，企業從基礎營養到產品配方研究，再到母乳研究，積累了海量數據。“我很負責任地講，國內的嬰幼兒配方奶粉（研發和生產水平）真的已經達到世界水平。”

“當前奶業的主要矛盾不再是質量安全問題，而是發展問題。”2017年6月，第八屆中國奶業大會上，中國奶業協會會長高鴻賓稱，“中國奶業被三聚氰胺困擾的階段已經結束了，歷史翻開了新的一頁。”

不過，大多數消費者不這麽覺得。在網絡上，仍然彌漫著類似“孩子還是喝進口奶吧”“實在沒勇氣去賭”的言論。

《全國奶業發展規劃（2016-2020）》的一組數據印證了消費者的擔憂。2015年進口嬰幼兒配方乳粉17.6萬噸，是2008年的4.8倍。“消費者到境外購買、郵購、代購嬰幼兒配方乳粉增多，國外品牌市場占有率增加。受此影響，國產乳制品消費增速放緩。”

從2008年三聚氰胺事件至今，九年光陰，國產奶信任危機背後的複雜性和緊迫性遠超想象。

“相當危險的行業”

乳業人的觸覺是敏銳的。2015年，中國乳業俱樂部發起人、北京普天盛道企業策劃有限公司董事長雷永軍的朋友剛生完孩子，請雷幫忙推薦奶粉。“國內外大品牌都能放心喝。”雷永軍回答。

他和國內幾家奶企老總相熟，見朋友遲疑，便介紹她去工廠實地參觀。“走了一圈，對企業的產品質量和理念都認可，就是不買。”朋友最終還是選擇了一家外資品牌。

提起國產奶，三聚氰胺事件是個繞不過的坎。當時，國內22個廠家69批次產品中被檢出化工原料三聚氰胺，據新華社報道，近30萬嬰兒因食用問題奶粉導致泌尿系統出現異常。

“為什麽三鹿奶粉事件讓人刻骨銘心？關鍵是直接受害人是嬰幼兒，問題的嚴重性在於觸動了人類最柔軟、最脆弱也是最敏感的神經。”上述第八屆中國奶業大會上，高鴻賓沒有避諱這個問題。

如此在業界看來，“都是過去的事情了”，但信任危機卻難消弭。2009年，北京三元食品股份有限公司收購破產的三聚氰胺涉事企業石家莊三鹿集團股份有限公司，進軍嬰幼兒配方奶粉市場。那幾年，市場上總有“不善”的聲音。“三元不就是以前的三鹿嗎？”吳松航告訴南方周末記者，好幾次市場活動，消費者買了奶粉又回來退貨。

不惟三聚氰胺事件，2010年左右，國產奶再度風波不斷，不斷打擊消費者信心——2010年，聖元奶粉深陷“性早熟門”；2011年，有報道聲稱，不法商家把皮革廢料或動物毛發等物質加以水解，再摻入奶粉形成“皮革奶”；2012年，南山乳粉被檢測出黃曲黴素M1超標。

“2008年的傷口，2010年快結痂了，有人拿刀子滋啦一下，還不時撒把鹽。”那段時間，雷永軍經常收到朋友的警告，“老雷，你現在幹的是一個相當危險的行業！”

即便到了2014年，河北君樂寶乳業仍能感受到寒意。剛涉足嬰幼兒配方奶粉領域時，公司請來一位業內頗有經驗的營銷專家，對方提出兩個要求：一是不要在國內做，更不能在河北做；二是另起一個品牌名，免得有影響。

奶粉在國內上市之初，消費者一看是石家莊生產的，幹脆就不要。君樂寶在中央人民廣播電臺打全天廣告，聽眾打進一個電話就送一罐奶粉。“最多的時候，一天才送出去30罐。”石家莊君樂寶乳業集團副總裁兼奶粉事業部總經理劉森渺回憶，就算是送出去的贈品，消費者也不敢給孩子喝，大人自己喝了。

雷永軍和團隊曾在國內十多個省份做過調研。2008年前，國產奶粉的市場占有率約為65%，加上雀巢、惠氏等進口品牌的國產化率較高，真正的外資不到25%。三聚氰胺事件後，在北上廣深等一線城市，國產奶粉的市場份額降至約15%。在二線省會城市，這個數字也不到35%。

“一二線城市的高知家庭，壓根就不是你的目標人群。”當時雷永軍寬慰一位奶企老總，洋品牌崇拜短時間內不可能改變，“安心做你的三四五線市場吧”。

但進口奶粉也正向三線以下地區蔓延。“上網一查三聚氰胺，就把事情回想起來了。”朱國剛在小城市的終端母嬰店發現，有些消費者徑直就走到了洋品牌跟前，“他們覺得價格越高，質量越好”。

拒絕歸拒絕，吳松航發現，大部分消費者對於奶粉的知識其實知之甚少。好奶粉必須有好奶源，好奶源要看蛋白質、體細胞、菌落總數等關鍵指標。但起初，別說消費者，就連不少經銷商都不清楚什麽叫“體細胞”“菌落數”，拒絕只是出於“模糊的恐慌”。

嬰幼兒配方奶粉的加工工藝主要分為幹法和濕法工藝。幹法以大包粉為原料，將所有營養素按配比搭配，成本較低，且不清楚大包粉的生產日期；濕法則以鮮牛奶為原料，盡管成本較高，卻可以做到殺菌徹底、營養均衡、口味新鮮。

吳松航透露，被消費者追捧的進口奶粉，大多采用幹法。為掩蓋幹法工藝奶粉的“不新鮮”，一些企業甚至加入香精來提高奶香。

曬出“好成績”

消費者“恐慌”的另一面，可能大部分人沒有留意這一個數據：

98.7％——2016年國內嬰幼兒配方乳粉的抽檢合格率。同年，食藥監總局組織的全國食品抽檢總體合格率為96.8%。

而在2017年《中國奶業質量報告》發布會上，農業部奶及奶制品質量檢驗測試中心（北京）主任王加啟給出了這樣一串數字：中心帶領全國45家質檢機構，連續9年實施生鮮乳質量安全檢測計劃，覆蓋全國所有生鮮乳收購站和運輸車。截至2016年，累計抽檢樣品17.8萬批次，檢測指標包括違法添加物、微生物指標等十余項。三聚氰胺等違法添加物的合格率一直穩定在100％，主要質量衛生指標達到了發達國家水平。

“最重要的是，奶制品質量安全體系已經建立，不再是被動式的應急。”王加啟告訴南方周末記者。

九年彈指一揮間，在奶業人看來，這是值得驕傲的一份成績單。

市場買樣、異地抽樣、輪流檢驗，月月抽檢、月月公布，單列門類開發布會……在食品業中，這樣的待遇絕無僅有。2013年9月，中國乳制品工業協會公開推介三批共19家奶粉企業的新品。盡管協會多次否認，但入選企業仍被視為“奶粉國家隊”。在外界看來，乳協的推介某種程度上是在為國產奶粉品質背書。

2013年12月，食藥監總局發布《嬰幼兒配方乳粉生產許可審查細則》，要求主要原料為生牛乳的企業，其生牛乳應全部來自企業自建自控的奶源基地，並逐步做到生牛乳來自企業全資或控股建設的養殖場。

2016年6月，《嬰幼兒配方乳粉產品配方註冊和管理辦法》落地，每個企業不得超過3個配方系列9種產品配方。對奶粉的配方進行註冊，意味著我國對嬰幼兒奶粉的管理上升到藥品級別。

民意抱怨，加上高層關註，倒逼出了企業行動，幾乎所有能想到的措施都上馬。國內自建奶源，甚至連“收購國外牧場-罐裝生產-回國銷售”的模式一度都成為風潮。雅士利索性在距離奧克蘭50分鐘車程的地方購買牧場、建廠生產。“當時，主要是為了滿足中國消費者對進口奶源的期待。”朱國剛說。

高級乳業分析師宋亮去過不少奶粉工廠。參觀過後，最直接的感受是“腰桿子硬了”，“國內隨便拉一個像樣點的企業，裝備都比國外好”。

現在，部分牧場和工廠還成了休閑旅遊景點，供消費者近距離參觀奶牛養殖、奶粉生產加工的過程。這不僅是一次消費者體驗，更是企業公關。“眼見為實。”劉森渺說，2017年，君樂寶啟動了“世界級奶業小鎮”項目，預計將迎來80萬-100萬遊客。

至於質量檢測，按照飛鶴乳業副總裁盧光的說法，國內乳企已近乎“自虐”。以飛鶴為例，24小時跟蹤檢測，“不是等到最後再看合不合格，全程的關鍵點都要把控，25道檢測程序，涵蓋了441項次的檢驗。”

越來越多的消費者開始認同“工藝領先、設備一流”的說法。不過，擔憂仍在：“中國奶業最大的問題是人，當時三鹿奶粉出事，和設備有關嗎”“合格率會不會有貓膩？三鹿奶粉出事前，抽檢合格率也很高啊”。

“咋就是沒人信呢”

“年年都是，見怪不怪了。”河北奶業協會秘書長袁運生深吸一口氣，向南方周末記者念叨，一說奶粉好，逆反心理馬上出來；反倒是說不好，特別惹人關註。這幾年，他越來越覺得協會和消費者“對不上話”：“業內做了這麽多工作，咋就是沒人信呢？”

2017年上半年，吳松航參加了農墾系統閉門會，國內五六十家乳粉企業關起門來“說說心里話”。不少企業也覺得憋屈：為啥我們做得這麽努力了，消費者還是不買賬？

“信任危機是一個複雜的問題，不是靠一味的宣傳能解決的。”中國奶業協會原常務理事王丁棉覺得，過度宣傳往往適得其反。奶企的自證清白總像自賣自誇，政府公布的數據幹巴巴，說服力有限。

他批評一些官員和企業的思維沒有與時俱進，“沒有意識到公眾的心態變化了，還限於技術細節，在民意沸騰時反複強調國產奶粉質量世界領先，這是不理解公眾的表現。”

雷永軍為多家奶企做過營銷策劃，碰到過“腦子轉不過彎”的老總，老總談了一大堆宏觀的企業定位，最後反問：“不提質量，你讓我宣傳啥？”他的回答是：高層次企業很少強調設備如何先進、多少年沒出食品安全事故，“一定是潤物細無聲”。

吳松航不怪消費者不領情——畢竟，沒人願意自己的孩子出現閃失。他將矛頭指向了貼牌洋奶粉：“假外資的盛行，是導致信任危機的重要因素。”

三聚氰胺事件後，外資品牌遍地開花，僅來自新西蘭的配方奶粉就多達200個品牌。有些是委托當地企業加工並只銷往中國的品牌，有些則完全在中國生產、罐裝，貼上在新西蘭註冊的商標，“金字標牌”讓身價倍增，卻存在很大的質量安全風險。

2013年，連新西蘭奶粉出口協會都看不下去了，主動到北京整頓“山寨”產品：“在中國市場銷售的新西蘭奶粉，只有6個企業20多個品牌。”

2014年5月1日，洋乳粉新規正式實施。對華出口嬰幼兒配方乳粉的境外生產企業，如未按照《進出口乳品檢驗檢疫監督管理辦法》辦理註冊，其產品將不被允許進口中國。不過，過濾貼牌洋奶粉的政策初衷似乎並沒有實現，一些洋乳粉代工廠也通過了進口認證。

“貼牌洋奶粉洗白成了真洋奶粉，反倒降低了進口乳粉的門檻。”吳松航說，洋品牌鋪天蓋地進入小城市，更容易讓消費者受到誤導，“他們覺得進口奶粉很容易喝到，肯定比國產好”。

多位受訪者懷疑，2014年後，利用自媒體抹黑國產奶的謠言，很多都是假外資的渠道商“蓄意策劃”。“水軍的誤導，把政府、企業、媒體的努力輕而易舉埋沒了。”吳松航說。

不過，在業界人士自查之余，消費者更關註的是乳制品標準、工藝流程等直接涉及質量的問題，在不少澄清國產奶品質的文章後面，隨處可見消費者的質疑、追問。

（農健/圖）

“只能靠時間解決”

一流質量、監管最嚴、抽檢數據近乎“逆天”，國產奶粉仍然無法打動消費者。企業也無奈：“沒什麽好辦法，只能靠時間解決。” 農業部給南方周末記者的回複是，“從降低生產成本、調整產品結構、提高產品質量、加大宣傳引導等多個方面著手。”

不過，就連很多普通消費者都能輕易察覺到信任危機的複雜性。“根本不是‘政府加強監管、企業提高產品質量、媒體理性報道’一句話這麽簡單。”王丁棉說。

“乳品的消費信心問題，不單單是乳品行業的問題，更是社會問題，是民眾對於過去食品安全信心不足的成見。”宋亮說。

多位受訪者覺得，中國乳業儼然陷入了“塔西佗陷阱”——當行業失去公信力時，無論說真話還是假話，做好事還是壞事，都會被認為是說假話、做壞事，難以重獲信任。

2012年，華中農業大學教授青平等人曾做過實驗：從經濟心理學角度，研究農產品傷害危機事件後的消費者信任修複。他將企業的修複措施分為“信息性修複”（適時的有效信息溝通）、“情感性修複”（道歉、同情與表示懊悔）和“糾正性修複”（更側重於物質手段）。

研究發現，對於“能力型”信任違背，糾正性修複和信息性修複的補救效果好。

2016年，上海發生假奶粉案，1.7萬余罐假奶粉冒充雅培、貝因美等品牌，通過經銷商銷往國內多個省市。雖然政府表示涉案假奶粉“符合國家標準，不存在質量問題”，但信息披露極為有限。

“涉及多個品牌，究竟有哪些品牌？既然是多個，為何僅僅公布了雅培和貝因美？”有消費者質疑，選擇性公開不但無法平息恐慌心理，反倒令人更擔心。

青平在研究中也警示：近年來，我國一些乳制品企業在產品傷害事件發生後，註重口頭辯解的情況比較普遍，也註重調動消費者的民族情感，力圖在消費者中樹立購買國貨的意識。“但因為不願意承擔經濟損失，遠遠難以達到消費者預期。”

更意味深長的結論是：倘若企業發生“誠信型”信任違背，無論哪種補救方式，效果都不明顯。

“產品出現問題了，企業是把消費者的安全放在首位，還是拖延時間、花錢公關？”王丁棉覺得，延宕九年的信任危機，企業和政府也需要反思。

在宋亮看來，國內並不缺少奶業的相關法律法規。但想要解決“死胡同”局面，如何維護消費者尊嚴是關鍵。“讓事情透明化、簡單化、正面化、客觀化，我們還有一段距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