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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地出臺零收費、放貸款實招 力挺農民工返鄉創業 0

河北、山西、寧夏等地政府發文扶持農民工返鄉創業，優惠幅度令人“眼熱”。在河北，創辦小微企業可“零收費”，並且最高可獲得10萬元創業貸款；在山西，將加大基礎設施投入支持鄉鎮政府、農村集體經濟組織與社會資本合作共建智能電商物流倉儲基地。

每經記者 張雯

臨近年底，多地正密集發布扶持政策，給返鄉創業的農民工“撐腰”。

近日，河北、山西、寧夏等地政府發文扶持農民工返鄉創業，優惠幅度令人“眼熱”。在河北，創辦小微企業可“零收費”，並且最高可獲得10萬元創業貸款；在山西，將加大基礎設施投入支持鄉鎮政府、農村集體經濟組織與社會資本合作共建智能電商物流倉儲基地。眼下至春節之前，正是農民工返鄉的時間節點，這些優惠政策的出臺，對他們影響巨大。

“農民工在外打工，攢了錢漲了見識，回家創業是有優勢的。”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業發展研究所研究員李國祥告訴《每日經濟新聞》記者，“但農民工返鄉創業也面臨巨大的風險，從一般規律來看，中小企業存活5年以上的不超過10%，而在農村，這個風險更大。”

政策鼓勵農民工創業

在各地出臺扶持農民工返鄉創業的文件之前，國家發改委等十部門已在密集調研基礎上出臺了《關於結合新型城鎮化開展支持農民工等人員返鄉創業試點工作的通知》（以下簡稱《通知》），將結合新型城鎮化開展支持農民工等人員返鄉創業試點工作。

《通知》提出，將依托現有各類開發區及閑置廠房等存量資源，通過PPP等多種方式，整合發展返鄉創業園區，落實完善鼓勵創業的用地支持、稅費、租金減免和資金補貼等扶持政策，適當放寬用電用水標準，吸引更多農民工等人員入園創業、集群創業。

國家發改委高技術司副巡視員徐建平此前表示，現有的2.7億農民工當中，許多人都有返鄉創業的意願，但農民工返鄉創業確實也面臨許多問題：一是基本公共服務平臺基本建立，但轉移接續尚存在一些問題；二是基礎創業面臨嚴重人才瓶頸和信息瓶頸；三是創業創新的融資比較困難。

不過，在多地出臺的扶持農民工返鄉創業文件中，對上述問題進行了針對性布置：在河北，對返鄉創業農民工提供最高額度10萬元的創業擔保貸款，在貸款基礎利率基礎上上浮3個百分點以內的，則由財政給予貼息；在山西，則為返鄉創業農民工提供電子商務創業培訓，並給予財政創業培訓補貼。

政策扶持也鼓起了返鄉創業者的膽量。“我家里有8畝地，如果我有15萬元，就可以種上果樹並發展一點初加工業務。”一位河北籍快遞員告訴《每日經濟新聞》記者，“如果可以再得到用地、稅費、補貼的支持，我就敢借錢、貸款成立合作社與公司了，往深加工發展。”

降低創業失敗風險

事實上，在扶持農民工返鄉創業的多項文件出臺之前，攢了錢的農民工返鄉創業、做點“小生意”已是常態。在李國祥看來，與各項扶持政策相對應的是返鄉創業者的“存活”問題。

“中小企業普遍要經歷沖出困境掙紮生存。”李國祥告訴記者，“一般規律是中小企業存活5年以上的不超過10%，這些返鄉創業者也不會例外，甚至因為在農村、從事農業，而面臨更大的創業風險。”

“當初跟我一起回家的老鄉，有5個選擇了做跟我一樣的箱包、女裝批發生意。現在3年過去，他們中的兩個已經轉行，一個回到北京繼續打工，只剩我們兩個繼續做批發。”一位曾在北京打工，後返回家鄉創業的河北保定農民工告訴《每日經濟新聞》記者，“生存不易，跟以前悶頭幹活就能掙工錢不一樣，自己創業不但要有賺錢的能力，還要有找錢的能力，小本生意有時一點接續不上，可能就死掉了。”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農村部研究員崔傳義認為，“農民工群體返回遠離中心城市的不發達鄉鎮創業，配套設施落後，創業成本較高，初創的小企業抗風險能力弱，在市場交易、資金融通中與大企業缺乏平等的談判地位，利益往往容易受損。”

“創業本身就是一個試錯改錯的過程，這其中政策保障是基本，包括做好創業者培訓、降低其創業成本、助其開拓渠道等。”李國祥說，“應該看到成功的返鄉創業者，不但可以解決當地就業問題，而且能起到很大的帶動作用。對於那些可能會遭遇失敗的創業者，應做好政策保障提升存活率。” 

• 每日經濟新聞
• 王可然
• 每經記者 張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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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地出臺新標準劍指“毒跑道” 能否還孩子安全的運動場地？

近年來，校園“毒跑道”事件層出不窮，引發全社會高度關註。為確保塑膠跑道原材料、施工流程、質量檢測等有據可循，湖南、深圳、上海、浙江等地已陸續出臺地方標準。新標準能否堵住“毒跑道”進入校園的漏洞?如何才能還孩子安全的運動場地?

“毒跑道”暴露相關標準缺失　多地制定新“地標”

今年以來，常州、成都、沈陽、北京等地陸續曝出校園“毒跑道”事件，經過媒體追蹤報道，“毒跑道”背後隱藏的一些問題被陸續曝光。而一些專家和業內人士認為，“毒跑道”事件的深層次問題是相關立法空白、技術標準滯後。

據了解，目前我國已頒布的塑膠跑道的質檢標準有《合成材料跑道面層》和《體育場地使用要求及檢驗方法第6部分：田徑場地》等兩項國家標準，但這兩項國家標準只是“推薦”並非“強制”標準。

“相關國標中對跑道面層中的有害物質限量做了規定，但目前來看涵蓋的檢測內容太少了。而且該標準仍舊是對跑道面層的檢測，而非對跑道空氣的檢測，更無法評估陽光暴曬後跑道將釋放多少有毒害氣體。”清華大學化學系基礎分子科學中心博士生顏磊說。

“毒跑道”事件發生後，目前，已有湖南、深圳、上海、浙江、江蘇等地陸續出臺了劍指“毒跑道”的地方標準。

今年5月，深圳市發布塑膠場地的工程建設地方性強制標準《合成材料運動場地面層質量控制標準》(試行)，涵蓋了材料控制、施工質量控制、工程監理、工程驗收等多方面。要求合成材料面層施工嚴禁使用含苯、甲苯、二甲苯、二硫化碳、二氯甲烷等溶劑。

在浙江，7月2日正式發布的“浙江標準”還配套出臺了《合成材料運動場地現場氣味評價方法》。上海近期也連續出臺塑膠跑道團體標準《學校運動場地塑膠面層有害物質限量》和《關於加強本市基礎教育學校塑膠場地建設管理工作的通知》，打出捍衛校園健康的“組合拳”。

參與制定《湖南省體育設施建設協會塑膠跑道建設質量標準》的湖南省體育設施建設協會會長李宏武告訴記者，“湖南標準”主要對協會旗下近70家會員單位形成約束，這些單位包括塑膠跑道的材料、生產、施工方，在湖南塑膠跑道的市場占有率達70%以上。

圍堵“毒跑道”入校園 地方標準有哪些新內容？

記者采訪發現，相較於現行國家標準，新出臺的地方標準提高了校園塑膠跑道的相關指標，明顯擴大了有害物檢測範圍，並且對進場材料、施工過程、跑道成品等各環節都明確了必須檢測和監管的內容。

——擴大有毒害物檢測範圍。目前關於學校運動場地合成材料面層有害物質限量的技術指標，國家現行標準明確檢測的為苯、甲苯和二甲苯總和等7個指 標。“深圳標準”引入了對多環芳烴、短鏈氯化石蠟和總揮發性有機化合物釋放率(TVOC)等限量標準。“浙江標準”也新增了TVOC、甲醛釋放率2個指 標。

各地新標準除了擴大有毒害物檢測範圍，還對現有國標中的相關檢測指標進行了提升。根據一些地方標準，塑膠跑道甚至“接近室內地毯標準”或“啃咬也可以保證安全”。

——引入“氣味評價法”強化管理。雖然“是否有毒、毒性如何”需要準確的實驗數據，但也不能忽視異味問題。因此，“上海標準”強調了對有毒有害 物質釋放量，尤其是對暴曬情況下釋放量的考量。浙江則建議學校在室外溫度較高時，可在上、下午課前分別對合成材料運動場地氣味進行評估，評估結果為3級及 以上的暫停使用。相關評定小組由身體健康的在校教師、學生家長或校外專家等5人擔任。

——叫停“低價招標”，明確各環節檢測內容。浙江、上海、深圳等地標中明確要求，原材料進場要進行複核、檢測，甚至每批次均須見證取樣。竣工驗 收前，在監理、建設和使用單位見證下，或由學校邀請家長、教職工代表等共同對合成材料面層成品取樣，由具有資質的第三方檢測機構進行相關檢測，不合格項目 不得竣工驗收。

值得註意的是，“深圳標準”還叫停了之前塑膠跑道采購項目普遍通行的“最低價法”定標的招投標原則，規定使用財政性資金建設的場地面層工程，工程承建商的招標采購不得簡單以“最低價法”定標，使用社會資金建設的也可參照執行。

——建立市場準入和黑名單制度。除了在檢測方面高標準、嚴要求，上海等地的地方標準還明確要求建立“學校塑膠場地施工企業黑名單”制度，將違法 違規情節嚴重的施工企業列入“黑名單”，並適時向社會公告。深圳對於塑膠跑道面層因有害物質檢測不符合規定而需拆除的，場地面層工程的承建商和監理單位由 建設行政主管部門或政府采購主管部門納入企業誠信不良記錄。

“新標準的出臺必將對問題跑道進入校園起到積極的遏制作用。”上海市建築科學研究院檢驗技術研究所裝飾材料檢驗部主任趙敏認為，隨著新規的全面實施，塑膠跑道的質量將受到嚴格控制，劣質低價跑道中標的現象將有明顯改觀。

強化監管敦促落實　避免新規落地“紙上談兵”

輿論普遍認為，進一步加快完善、修訂國家標準，強化標準的科學性、規範性和強制性，是堵住“毒跑道”進校園的重要保障。

深圳一位不願具名的業內人士介紹，一些應用到學校合成材料運動場地上的新材料，可能其含有或能揮發出列表限定之外的新的有毒害物質，建議有關部 門分析研究，推出與時俱進的科學的國家環保標準，“孩子們的跑道接連出現問題，不完全是因為沒有國家標準，塑膠跑道生產企業也不是做不出來好東西，而是因 為市場監管力度不夠，導致標準沒有嚴格執行。”

“還要發揮行業協會的作用，讓專業的人幹專業的事”，李宏武說，要提高市場準入門檻，把好施工單位的入口，專業項目要由專業公司承擔，避免層層轉包。同時，監管方必須是業內專家，而不是隨便一個監理公司。

李宏武介紹，湖南省教育後勤協會和湖南省體育設施建設協會聯合設立了專家評審組，對具有體育運動場地建設資質的單位進行了專業評審及相應的業績 核查，同時報湖南省教育廳備案，聯合向省內各級學校推薦了11家有資質、有能力的施工單位，作為選擇“2016年度體育運動場館建設單位”的參考。

另外，一些參與制定地方標準的業內人士坦言，“毒跑道”“毒操場”等接連出現，暴露了從市場到監管的諸多缺陷，背後除了缺乏強制標準等問題外，相關職能部門監管缺位、歸口管理模糊等也需要重視。

不少專家及業內人士建議，目前對於塑膠跑道等學校合成材料運動場地建設和使用，亟需建立一套完整的監管體系和詳細方案，明確教育、體育、住建、環保等相關部門的責任分工，建立多方聯動、各司其職的監管體系，並加大責任追究力度。避免出現“有標準難落實”等情況。

濟南、西安等地出臺樓市新政 限售城市增至18個

進入4月，樓市調控仍在不斷深入，一二線城市的調控不斷升級，一些三四線城市也加入到調控隊伍。

4月19日,山東省濟南市發布樓市新政，將長清區、章丘區納入限購範圍。通知要求，本市戶籍家庭已擁有一套住房或有住房貸款記錄的，申請住房貸款均視為第二套住房貸款，首付比例提高至60%。

通知明確，優化居住用地供應。本著“增加總量、控制熱點、均衡供地”原則，實施精準供地，平抑土地市場。此外，限購區域內自本通知施行之日起購買的住房，須取得不動產權證滿2年後方可上市交易。

同樣出臺限售政策的還有西安。繼去年年底出臺限購政策後，西安市近日對樓市再出“緊箍咒”，不僅將限購政策擴大至長安區，同時還明確，商業貸款首套房首付不低於30% ;二套房不低於40%;第三套房則不能貸款。同時，在住房限購區域範圍內購買的商品住房及二手住房，需取得《不動產權證書》後滿2年方可上市交易(買賣、贈與)。

中原地產首席分析師張大偉對第一財經分析，作為之前庫存相對較多的城市，西安也加入限售隊伍行列，顯示了本輪樓市調控的全面升級。從抑制投機投資角度看，更多的城市會加入到信貸與購買資格收緊的行列中。

自3月24日廈門開啟了新購住房需取得產權證後滿2年方可上市交易的先例後，據不完全統計，先後有福州、青島、杭州、廣州、珠海、惠州、成都、常州、濟南、西安等18個城市(地區)出臺限售舉措。

“限售是為了抑制短期炒作，防止市場投機行為泛濫。”張大偉說，“限售”執行的城市背後，都是部分熱點城市樓市當前出現由投資需求引導的快速升溫的異動，以及由此帶來的供需失衡的現狀。“限售”，正成為當前各地樓市調控的新思路，也成為本輪從3月開始的全國多城市調控新特點。

張大偉說，預計未來還有更多的城市將執行落地這一新調控措施。在一定年限內限制轉讓，可以有效的降低投機行為。

另一方面，隨著調控的不斷深入，一些大城市周圍的三四五線城市也加入到調控大軍。4月19日，據海鹽縣政府網站消息，嘉興市海鹽縣自2017年4月20日零時起實施住房限購措施。在全縣範圍內暫停向擁有一套及以上住房的非本縣戶籍居民家庭出售住房，包括新建商品住房和二手住房。

據此，目前浙江嘉興毗鄰上海的三個縣市嘉善、平湖、海鹽都已限購。此外，嘉興港區18日在其官方網站上發布了《關於嘉興港區實施限購政策的通知》，在嘉興港區範圍內暫停向擁有1套及以上住房的非平湖市戶籍居民家庭出售住房，包括新建商品住房和二手住房。

張大偉分析，本輪調控力度前所未有，城市圈+限售+認房認貸成為本輪調控新特征。從區域範圍來看，已經形成了京津冀、長三角、珠三角三大限購圈。“過去限購措施是以一二線城市為主，但是本輪調控中，三大城市圈采取的是全面封堵的策略，這三大都市圈中，很多四線城市也進入到限購的範疇。”

山西多地出臺樓市去庫存新政 買房可獲現金獎勵

據新華社消息，近日，山西省臨汾市住房和城鄉建設局發布關於鼓勵農民購買市區新建商品住房的獎勵細則，這個市各縣(市、區)農民於2017年5月1日至2017年10月31日期間購買市區新建商品住房的，可申請每平方米200元的購房獎勵。

山西省多地已出臺類似去庫存新政。公開信息顯示，在山西省呂梁市，凡屬該市農民或外來農民工、鄉村醫生、鄉村老師、近10年畢業的大中專以上學歷的學生、大學生村官等，購房日期在2016年8月1日至2017年4月30日期間的，補助標準為300元/平方米;購房日期在2017年4月30日至2018年9月30日期間的，補助標準為200元/平方米。

與此同時，山西省晉中市規定，2016年1月1日至2016年12月31日期間(以商品房網簽合同備案時間為準)，在晉中市城區內購買新建商品住房的購房人，可享受150元/平方米的政府購房補貼;購房人為教師(含離退休)、新就業大學畢業生(國家承認的全日制大專及以上院校)及現役軍人，可再享受150元/平方米的政府購房補貼。

此外，山西省忻州市、運城市等多地也已出臺相應的購房獎勵辦法，獎勵額度由150元/平方米到400元/平方米不等。

臨汾市住房和城鄉建設局局長杜敏表示，三四線城市房地產庫存較大，按照相關去庫存精神，當地出臺了棚戶區改造、貨幣化安置等政策，旨在消化過高的樓市庫存量，並探索可行的行政手段，在去庫存的同時，讓更多的困難人群有房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