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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士照明風波：創始人與投資人的戰爭

港交所披露信息顯示，12月5日，吳長江耗資1.68億港元增持雷士照明(02222.HK)好倉8400萬股，持股比例上升至22.07%。而閻焱所在的賽富亞洲及德國施耐德電氣則分別為第二及第三大股東，持股18.48%和9.21%。市場普遍將吳長江增持行為解讀為增加話語權的砝碼，為重返董事長一職鋪路。

作為雷士照明的創始人，吳長江在半年多前的「雷士風波」中從董事長一職經過一系列波折最終變為目前的「臨時運營委員會負責人」，這一路的波折正是因為雷士照明內部上演了一部「創業者」和「投資者」之間的「戰爭劇」。而無論結果如何，「內鬥」的過程無疑對企業已經造成了巨大影響，這場公司治理上的「鬧劇」，對創業者和投資者來說都是「悲劇」。

「雙輸」戰爭

今年5月25日，國內最大的民營照明企業雷士照明，因一紙公告引發軒然大波。公司創始人吳長江「因個人原因」辭去公司的董事長及相關一切職務。由當時的雷士第一大股東、投資方賽富投資基金首席合夥人閻焱出任董事長。7月12日，吳長江以一條「被逼辭職」的微博向公司董事會「宣戰」，要求回歸雷士。雷士風波就此上演。

隨後圍繞吳長江回歸問題，7月12日雷士經銷商上演逼宮大戲力挺吳長江；7月13日雷士照明員工全國停工抗議、7月27日雷士運營商召開動員會欲另起爐灶等諸多事件接連發生。而彼時處在風波中心的吳長江和閻焱也針鋒相對，劍拔弩張。

直到9月4日，雷士照明公告稱董事會決定設立一個臨時運營委員會，董事會任命吳長江為公司臨時運營委員會負責人，該運營委員會管理公司日常運營。雷士照明風波至此告一段落。

兩個多月前，閻焱公開表示自己「希望明天就辭掉董事長」，董事會「從來都歡迎吳長江的回來」，他心目中理想的董事長人選正是吳長江。據其透露，吳長江重返董事會一事「現在已經在走流程」，「不會超過3個月」。目前，市場普遍認為吳長江將於年內回歸雷士照明董事長一職。

雖然「雷士風波」最後以和解收場，但這場長達近半年的內鬥中，創始人與投資人就企業管理理念針鋒相對，雷士百億市值縮水一半多，雷士照明的經營業績也受到了不小的打擊。此外，風波也使得雷士照明的高管團隊經歷了動盪。這樣的結果，對於創始人和投資人來說可謂是「雙輸」的局面，而問題就出在公司治理上。

誰說了算？

「『雷士風波』涉及到公司治理上的一個關鍵理念，就是企業的主人到底是誰？到底是創業者的，還是投資者的？」中歐國際工商學院教授梁能表示。

「中國是一個傳統觀念很強的國家，講究尊卑等級，君君臣臣，秩序不可踰越。如果把這種概念延伸到企業管理上來，就會產生一種誤解，好像企業就是創始人的，即使上市之後還是創始人的。但是如果放到美國，企業上市之後就是公眾企業，須按照管理者的能力來選擇管理企業的人選。」梁能表示。

吳長江曾將自己比喻為「開車的」，而投資者是「搭車的」。對此，中歐國際工商學院教授張燕表示，創始人對企業有深厚感情，對企業上下游有深厚關係，但是如果「開車人」「開錯車」也十分危險。「作為一個上市的公眾公司來講，最重要的是有制衡，不管是哪一方有錯誤的時候，要有另外一方制衡的力量。」

梁能認為，按照公司治理章程，董事會應該是掌管公司事務的經營決策機構。「誰掌舵也應該是董事會說了算。如果『開車人』、『搭車人』針鋒相對，存在根本利益衝突，關鍵問題達不成共識，一定會『車毀人亡』。這個責任既是開車人的，也是董事會的。」

「創」「投」制衡

「『雷士風波』反映了企業很長一段時間不重視公司治理、不重視董事會的問題。」梁能表示。 其實從公司治理角度來說，「創」「投」合作的一開始雙方就應對合作理念、對方的制衡作用有清醒的認識。

「從創始人的角度來講，必須要意識到一個問題，即引進外部投資者的時候，創始人接受的不僅僅是資金，還有來自於這些外部投資者的監管。我想這不僅是對吳長江，對任何一個創始人來講，這都是必須面對的現實。」張燕說。

梁能則表示，對於創始人來說，準備上市之前就需要清醒認識到企業一旦上市就是一個公共企業，不再是個人企業。變成公共企業之後，除了決定權的分享，對創始人來說另一個重要的問題是戰略投資者的理念和創始人的理念是否相符，長期目標是否相符。

而對於投資者來說，兩位教授都表示如果發現創始人不願接受監督，那承認投資失敗，在適當的時候離開是一個比較好的選擇。

對於如何避免「創」「投」矛盾，梁能建議：「可以考慮在董事會下設立戰略委員會，重大的戰略要在委員會中進行討論之後再施行，而不是在總經理執行了以後，董事會再來事後追責。事先雙方對戰略方向達到一致之後，具體操作細節問題就比較容易協調。」

如今，「雷士風波」看似已告一段落，雷士照明未來如何能夠避免重蹈覆轍？梁能表示，關鍵在於雙方能不能對公司的長遠戰略經營方向達成一致意見。企業應該培養它作為一個企業層面上的核心競爭力，而不是在創始人層面上保證核心競爭力。「我覺得某種程度上，雷士照明是受了經銷商的綁架，這其實反映一個更根本的問題，即雷士照明的商業模式是否有可持續的核心競爭力。從行業的價值鏈來講，經銷商的議價能力遠大於雷士照明，企業的核心力『變味』成了『吳長江的競爭力』，這說明它的商業模式是有問題的。雷士照明應加強培養企業自身的競爭力。」梁能說。

盤點科技公司十大裁員風波

在競爭殘酷的科技領域，科技公司的生存法則往往是降低成本以獲得更高利潤，然而弱肉強食是每一個涉足商業戰場的企業都必須面對的。為了轉敗為勝，扭轉盈虧，有各種辦法可以使自己獲得重生，「裁員」就是其中必不可缺的一條途徑。雖然裁員風波總是給員工帶來惶惶不安、壓力重重之感，但卻是身處險境下的資本家們，為立於市場的不敗之地而不得不做的艱難決定。

　　松下

　　2012年5月，松下對外宣佈了裁員計劃，將其全球員工數量縮減至33萬人，裁員10%，數量達3.6萬人之多。8月份，松下再次考慮將總部員工從7000人縮減至150人左右。2012年11月14日，松下CFO河井英明在對媒體披露，為了削減成本、恢復盈利，松下將在2013年3月底前的這個財年裡再裁員1萬人。松下此番陸續裁員總計約5萬人。

　　惠普

　　2012年惠普公司共裁減1.78萬名員工，約佔全球員工總數的5%，完成了該公司去年制定的裁員2.9萬人目標的一半以上。惠普去年5月宣佈全球裁員計劃，並將裁員作為復興計劃的一部分。惠普當時制定的裁員目標為2.9萬人，約佔該公司全球員工總數的8.3%。惠普希望通過裁員和激勵員工志願退休來完成這一目標，預計完成時間為2014年底。

　　諾基亞

　　2012年6月，諾基亞計劃在2013年年底前節約16億歐元的生產成本，將在2013年底前裁員約1萬人，重組費用約為10億歐元。為了削減成本，諾基亞還將會降低設備和服務部門的開支，在全球開展裁員，並將進一步削減工廠裡的勞動力。諾基亞計劃關閉位於德國、加拿大和芬蘭的三座工廠，但保留研發中心。自2010年9月以來，諾基亞裁員總數已達到4萬人，而這已經接近此前諾基亞員工總數的一半。

　　索尼

　　2012年4月，索尼公司宣佈將削減1萬個崗位，這佔其全球員工數的6%。這是索尼新任CEO平井一夫上任以來為降低成本和扭轉巨額虧損所邁出的重要一步，這也是索尼3年來規模最大的一次裁員。被裁撤的1萬名員工中，將會有5000名員工隨著索尼出售化學和小型LCD製造業務離開。索尼表示，整個裁員成本將達到750億日元（約合57.68億元人民幣）。

　　夏普

　　2012年9月，陷入金融困境的夏普公司公佈重組方案，計劃在2014年3月底之前，全球裁減員工10，996人。數據顯示，截至2012年3月末，夏普的員工人數共計為57170人，也即裁員將佔員工總數約19%。夏普表示，在裁員中，有3100名本土工人將通過自願以及提前退休項目而實現。其他被裁減的職員包括公司計劃出售的墨西哥、中國和馬來西亞電視組裝廠的職員。

　　RIM

　　2012年6月28日，RIM公司宣佈了財年內要全球裁員 5000 名的決定。其聲明中表示，「為了節省十億美元的運營開支，裁員是一個艱難但是有必要的決定。」 根據 TechCrunch 網站的估算，這一輪裁員過後，RIM 的員工數將只剩下 9000 人，不到 RIM 顛峰時期 20000 人規模的一半。

　　摩托羅拉

　　2011年8月，谷歌(微博)以125億美元收購摩托羅拉移動。2012年8月，谷歌宣佈重組摩托羅拉移動，摩托羅拉移動將在全球範圍內裁員20%（約4000人），並且關閉全球94個辦事處中的1/3，其管理層也遭遇「大換血」，40%的副總裁被撤換，取而代之的是一批擁有谷歌背景的管理團隊。2012年10月初，谷歌宣佈上調摩托羅拉移動第三季度裁員的成本預算，這表明谷歌或許將擴大摩托羅拉的裁員規模。

　　柯達

　　2011年年底，伊士曼柯達的員工基數已經從上個世紀八十年代的14.5萬人縮減到約 1.71萬人。2012年年初至9月，柯達將其全球員工隊伍裁減了大約2700人。2012年9月，正在破產重組中的柯達公司宣佈，計劃於2012年年底前再裁員1000人，並且正在考慮進一步的裁員。然而10月，柯達公司又將其裁員人數在原計劃基礎上擴大了200人，即計劃再裁1200人。2012年柯達公司裁員人數總計近3000人。

　　AMD

　　2012年10月，處於困境中的AMD 宣佈一項大規模裁員計劃，裁員比例相當於全球員工總數的15%左右。根據資料顯示，AMD本次裁員人數將達到1700人左右。AMD中國總部相關人士對此表示，這是AMD全球範圍內重組規劃的一部分，是一次全球範圍的裁員。此次裁員節省成本除了用於改善業績外，還會對包括中國在內新興市場加大投入，以此希望扭轉AMD公司面臨的困局。

　　Zynga

　　2012年10月，據Zynga證實，Zynga將裁員5％並關閉位於美國波士頓的工作室，同時Zynga也可能關閉其在英國和日本的工作室。截至2012年第二季度，Zynga擁有3200名員工，如果裁員5％的話，受此影響將有接近160名的員工離開公司。Zynga CEO Mark Pincus在聲明中表示，這是一個令人痛苦的成本削減計劃。

政府說了算VS按市場規則辦 北京銀行監事長更迭風波

一條微博，引發一場上市銀行高管任命的大爭論。人們希望，政府與市場的邊界，在一次次這樣的摩擦中日益清晰。

「任大砲」又發飆了！

2012年1月15日下午1點多，短短幾分鐘，華遠地產董事長任志強以北京銀行董事的名義，連發數條微博，在他有著1300萬粉絲的新浪微博上，向北京國資委「開炮」。

他抗議北京銀行的二股東——北京市國資委，未經股東大會同意就以行政命令撤銷任期未到的原監事長，任命不是監事的人擔任監事長，「令中外所有董事震驚和憤怒」。

當晚，北京銀行發佈一則公告，披露了新任監事長強新的誕生過程。公告稱，1月8日該行第四屆監事會第十八次會議決議，同意史元辭去監事長之職，同時依照法律程序，經該行監事會提名委員會資格審查，選舉強新擔任監事長。

新監事長強新的簡歷顯示，她此前曾擔任北京市國資委黨委副書記、副主任等職。於是，一場關於「央企高管任命行政化」的討論在網上發酵。

然而，在此之後，任志強卻沉默了。當晚，他將相關微博刪除殆盡。

「先上車，再補票」

北京銀行新監事長任命過程是典型的「先上車，再補票」。

一位不願意透露姓名的知情人士告訴南方週末記者，任志強和外資股東方之所以沒有繼續抗議，是因為他們和有關方面已經達成了諒解。政府方面承諾，北京銀行今後的高管任職會按照市場規則辦理。

該名知情人士還稱，事實上，政府方面還把說服外資股東不採取行動的任務交給了任志強本人。所以任志強發完飆之後，才會在微博上又稱：奉直接領導指示，此事不宜公開討論，故將相關微博言論刪除。

根據北京銀行三季報顯示，華遠地產所在的母公司華遠集團持有北京銀行1.34%的股權。在北京銀行十大股東中排名第七。北京市國資委下轄的北京市國有資產經營有限責任公司是北京銀行第二大股東，持股比例8.84%。來自荷蘭的外資股東ING BANK N.V持有13.64%的股權排名第一。

南方週末聯絡外資股東ING BANK N.V採訪，未得到回應。

就在任志強發飆的15日當晚，北京銀行發佈《關於監事長更替的補充公告》，對更換監事長一事作了補充說明。公告稱，2012年12月27日，該行根據公司法和公司章程規定，依法召開職工代表大會選舉強新同志為北京銀行職工代表監事。

此前的2013年1月10日，北京銀行已發佈了兩份公告，一份《關於監事長辭職的公告》，稱該行收到了監事長史元的辭職申請，並對史元的貢獻表示感謝；另一份是《第四屆監事會第18次會議決議》，稱1月8日的會議上，通過關於選舉強新女士擔任監事長的決議。

北京銀行的連串公告，意在說明更換監事長符合法律程序。

輿論由此開始質疑任志強失職和混淆視聽，主要集中在兩方面：一是上市公司早已發佈公告廣而告之的事情，作為董事卻毫不知情，只能怪你自己失職；二是北京銀行佔股比例為5.08%的第三大股東——北京能源（集團）投資有限公司也是北京國資委全額控股公司，兩者股份相加為13.92%，超過了第一大股東，北京國資委不能算是小股東。

對此，知情人士表示，任志強自2004年6月就開始擔任北京銀行董事，目前已經擔任了三屆，職工監事的選舉不用通過股東大會，也不需要知會董事，只需要通過職工代表大會選舉，這些他不可能不知道。之所以發飆，主要還是北京銀行的公告和選舉程序有問題——北京國資委對新監事長任職的決議是2012年12月27日發出的，在公告之前。

也就是說，在北京國資委下發了對新監事長的任命15天後，北京銀行才於2013年1月10日公告和1月15日補充公告前任監事長史元辭職、強新當選，這個過程是典型的「先上車，再買票」。

至於北京國資委並非小股東的問題，該名知情人士表示，北京銀行那些對此不滿的中外股東，包括任志強，都認為，北京國資委不直接持股，無權直接免除現監事長並任命新監事長。如果「硬要做」，也應該通過持股股東來行使權利，比如由持股股東推薦。

至於監事長更替的原因，北京銀行給出的理由是史元到了年紀。不過，任志強早前在微博上就曾經回應過，史元前任的幾任監事長均為高齡任職，這個理由並不合理。

知情人士告訴南方週末，任志強既是微博控，同時也是體制內人，他當然知道那些微博並不會留存太長時間。但任志強還是選擇公開大喊一嗓子，主要是希望能讓政府相關部門引以為戒，今後不要再做出這樣侵害股東自主權利的事情。他不再公開發聲，也是選擇相信北京國資委經過此事後會改變做法，尊重股東在公司治理上的自主權利。

怎樣成為上市銀行監事長

強新的公開履歷顯示，她早年在西藏電力系統工作，後在西藏駐京辦任職十餘年，2007年進入北京市國資委後，主要分管黨群工作處與離退休幹部處。嚴格說來，強新實際上並沒有5年以上金融從業經歷。

從北京銀行的公告可知，強新是先被選為職工監事，然後再被選為監事長的。

根據公司法相關條例，職工監事是指股份有限公司或者有限責任公司的監事會中代表職工利益，檢查公司財務，監督董事經理活動的，由職工民主選舉產生的職工充任的監事。

新任強新公開履歷顯示，她現年58歲，從2010年8月擔任北京銀行黨委副書記，是北京銀行的職工，並非從北京市國資委空降。被職工大會選為監事，並沒有不合法之處。

不過，於2005年初至2011年擔任過深發展銀行兩任監事的管維立告訴南方週末，上市股份制銀行和一般上市公司不同，受到證監會和銀監會的雙重監管。

上市銀行監事會的組成成員有特別要求，分為股東監事、外部監事、職工監事三類，各佔一定比例。前兩者需要通過股東大會選舉通過才能擔任。職工監事則只要職工大會選舉即可。

但所有監事在提名之前，必須先通過銀監會的審核。對監事任職審核是根據2002年6月7日開始實施的《股份制商業銀行公司治理指引》來進行的：第六十一條對監事的任職資格、產生程序、權利義務有具體的規定，其中提到監事應當具備履行職責所必需的專業知識和工作經驗，並符合中國人民銀行規定的條件。

對於強新被北京國資委提名為職工監事人選，管維立認為無可厚非，和外部監事及股東監事相比，職工監事相對沒那麼嚴格。但對其能否擔任監事長，他覺得應該仔細考量。

指引第六十二條提到，監事長至少應當具有財務、審計、金融、法律等某一方面的專業知識和工作經驗。

根據2000年3月24日開始發佈實施的《金融機構高級管理人員任職資格管理辦法》，擔任股份制商業銀行和城市商業銀行董事長、副董事長、監事長、行長、副行長，應具備本科以上（包括本科）學歷，金融從業8年以上或從事經濟工作12年以上（其中金融從業5年以上）。

一位擔任上市證券公司獨立董事的中央財經大學金融學教授則認為，如果在上級主管單位分管相關金融工作，也算金融從業。

不過管維立並不同意這種看法。對於監事長的任職審核之嚴，他有切身感受。

2005年他作為股東監事進入深發展銀行監事會，一年之後，被大股東提名為監事長人選，但最後他沒能當選，因為銀監會的審核沒通過——理由正是認為他沒有5年以上金融工作經驗。

事實上，管維立過去不但在國資委前身——國家國有資產管理局擔任了三年的企業司副司長，之後還曾在美國通用電氣金融公司擔任亞太地區副總裁多年。但銀監會要求很嚴格，就是沒通過。

在管維立的印象中，當時銀監會對監事長卡得很嚴。畢竟監事長的主要職責就是防控風險，擔任者必須要非常熟悉銀行的全面工作。因此所謂的工作經驗，必須是擔任過銀行實職工作至少5年以上。即使是作為上級主管單位分管金融工作也不算，如果沒分管過，就更加不行。

強新的履歷，是否符合上市銀行監事長的嚴格要求？

公開履歷顯示，她是中央黨校研究生學歷，專業是經濟管理。她的任職經歷，則是從1987年開始任西藏山南地區沃卡電廠黨委書記、副廠長，此後進入當地電力局，1992年起任西藏駐京辦副主任、主任多年，直到2007年進入北京市國資委，兩年後任黨委副書記、副主任、中心管委會委員。

在北京國資委工作期間，強新主要是分管黨群工作處（黨委組織部、黨委統戰部）、離退休幹部處。從媒體的公開報導看來，強新也主要出現在黨建工作領域。

如此看來，強新實際上並沒有5年以上金融從業工作經歷，很難說具備監事長任職資格。

截至發稿前，南方週末曾就此問題多次聯繫北京銀行董秘和銀監會相關部門，均未得到回覆。

上市公司中的前政府官員

「上市公司中的前政府官員」這一現象並不罕見。

事實上，像這種政府官員進入上市公司的情況，並不罕見。

《投資者報》曾經在2010年中旬就上市公司的官員比例做過一次專題調查。調查發現，截至2009年末，A股1676家上市公司中有768家聘請了前政府官員甚至現任官員作為公司高管。

這些公司聘請的前官員總數達到1599人，佔A股全部三萬多名高管總人數的比重達到5%。超過七成的官員是去有國資背景的上市公司，這些前官員中，有275人的原官職為科級及以下級別，其餘1324人的官職均為處級或處級以上，有11人為副部級以上高官。

在這個調查中，可以看到不少上市銀行的高管是前政府官員：光大證券董事長唐雙寧曾為中國銀監會副主席；交通銀行董事長胡懷邦曾為中國銀監會紀委書記，監事鄭力曾為國家審計署副審計長；南京銀行董事長林復曾為南京市財政局副局長；工商銀行獨董許善達曾任國家稅務總局副局長；興業銀行獨董許斌曾任國家外匯管理局副局長……

管維立認為，如果行政安排的高管人選的確具有足夠的專業能力，加上他們在政府部門工作的歷練和人脈，對上市銀行來講，是好事。

但他並不否認，職工監事這個途徑，完全可能淪為政府變相安排上市企業高管的制度通道。

畢竟，現實中雖然有銀監會和證監會的雙重監管，但政府部門在有國資背景的上市銀行安排高管並不困難。

目前，對於國資背景上市銀行的高管，尤其是「三長」（董事長、行長、監事長）的上任，一般做法是先由組織任命黨委書記等相應職務，再走董事會、股東大會等公司決策相關程序，而後當選董事長、執董或監事長，「象徵性」地完成一個公司治理程序。

組織任命過程並不會徵求股東意見，即使是大股東。在組織任命之後，董事會和監事會即便有不同看法，通常情況下也難以改變什麼。而選舉職工監事的職代會、工會等組織，本身就更加容易被控制。

（R&R論文風波：二）：重新審視RR的公共債務警戒線

從2010年開始，經濟學家Reinhart和Rogoff在公共部門債務比率，還有該比率與GDP增長的關係問題上的研究成果，在學術界和政策界都具有極為重大的影響了。在本週前，他們整合了過去200年數十個國家的數據進行統計分析，看起來他們發現了一個重要的典型事實——債務比率高於90%的國家，比債務比例低於90%的國家GDP增長率低多了。很多發達國家的負債水平達到這條警戒線附近時，經濟增長水平都會突然下跌，這是給現在政府的驚醒，鼓勵它們採取緊縮措施。（以下成為RR現實）

本週，Thomas Herndon、Michael Ash和Robert Pollin（以下成為HAP）發佈了一份研究論文，認為RR的典型事實是基於一個簡單的統計失誤得到的，包括RR現在已經注意到的電子數據表錯誤。HAP在對RR典型事實的批評文中，承諾證明一個違反一般認知的事實——高的公共負債比率從來不會損害GDP增長。但事實可能比理論更為複雜，結論帶有大量的不確定性。

以下是我對RR和HAP之間爭論的一些看法：

第一，RR原來的研究工作從來沒有真正證明，當公共債務比率水平衝破90%警戒線以後，GDP增長很可能會突然下跌。

（左邊為RR的研究成果，右邊的HAP的研究成果；注意，Mean是平均值，Median是中值）

在RR發佈研究論文的很多結論中，他們的數據都傾向於證明，在公共債務水平比率突破90%警戒線以後，在該時點會出現增長的大幅下滑，但沒有嚴重的不連續性（平均值變化比中值變化快）。在RR統計結果第二列中值上看，當公共債務比率超過90%時，GDP增長將會下降1%多一點（2.9%-1.6%=1.3%）。

然而，基於獨特的計算方法，RR的確發現了突破警戒線時，GDP平均增長會發現突然大幅的下滑，正如上圖中粉紅色框所點出的。這是基於一個存在爭議的計算1945-2009年增長平均值計算方法的結果，而這個結果明顯足以吸引許多人的注意（也就是RR發現的經典事實）。HAP表示，這個關鍵的結論是因為簡單的錯誤得出的，正確的結果應該是2.2%，而不是-0.1%。

第二，並不是所有RR和HAP之間的結論分歧都源於電子表格的錯誤，而本週，媒體的報導有點「過火」了。事實上，源於電子表格錯誤引起的誤差只有0.3%，另外的0.1%是來源於腳本的錯誤。而剩下高達1.9%的差異是由RR原研究論文中數據的缺失，和應該怎麼設定國家權重的方法論差異引起的。

我的解讀是，HAP在該爭論中擁有更好的元素，因為新西蘭上世紀40年代末的一些數據對RR的方法造成了非常特殊的影響，看起來這使得RR的關鍵估算值被壓低了超過1.5%——這肯定失去了大部分科學意義。單純這個因素，就能解釋RR和HAP之間大部分的結論分歧。

第三，雖然RR經典事實的大部分觀點站不住腳，然而，HAP的研究也證明了，RR研究的跨國數據的確能證明更高的公共債務比率，通常伴隨的是更低的GDP增長水平。這是宏觀經濟學標準的結論，在很長時間很多其它的研究中都證明了這點。這個結論是難以被否定的。

第四，正如諾貝爾經濟學獎教授克魯格曼多次強調的，負債和增長水平的負相關性並不存在正向的因果關係。RR表示，他們從來都沒有表示存在正向因果關係，但其它很多研究肯定在結論中暗示這點。高負債比率通過市場信心和利率影響的渠道，導致增長放慢是有可能的，但低增長降低了稅收收入，因此帶來了更多的債務也是有道理的邏輯。負債和增長不存在單向的關係。

第五，經濟學家Arindrajit Dub在這些影響的時間順序問題上的研究結果顯示，增長水平的改變要先於負債水平的改變，而不是反著來的。表面上看，這事實看起來是由凱恩斯主義影響引起的——當經濟發生衰退（比如說遭受金融危機的衝擊），公共負債水平接下來馬上就會上升。但這點仍然無法確定。

想像一個情況——當公共支出失去了控制，家庭因此擔心市場信心崩潰或稅負大增，這會導致未來的不確定性大增。家庭可能會削減當前的開支，而這將在債務水平上升以前導致GDP增長下滑；但真正引起這個情況的問題是，公共開支太高了，而不是太小了。換句話說，有時並不存在明確的因果關係。（經濟增長下滑可能是由債務水平上升引起的。）

第六，在不同時期和不同的國情下，要預期公共負債和經濟增長存在穩定的關係，這是不符合實事求是的科學思考方法的。在一個充分就業的經濟體中（上面考慮的大部分國家在大部分時間裡都是這個情況），故意增加財政赤字會導致利率上升，進而擠走私人投資。這將降低長期GDP的增長水平。

然而，如果一個經濟體運行在潛在產能以下，增加財政赤字可能不會導致利率上升，相反，還可能增加社會總需求，因此也能促進GDP增長。在這些情況下，增加財政赤字在往後的時間裡可能還能減低公共負債比率。

總的來說，RR經典事實的大部分觀點已經不再是經典事實。RR應該改變他們的論點——在大部分普通的時期裡，更高的公共負債水平會伴隨這更低的真實GDP增長水平，但無法證明負債比率超過90%時，存在增長水平的中斷。此外，因果關係可能是雙向的，這取決於具體的經濟環境。負債和增長變化的時間關係，並不是決定真正因果關係的指標，在充分就業和高失業的時期裡，它們間的關係可能是完全不一樣的。

這個「故事」告訴我們，預期公共負債和增長水平存在始終不變的複雜關係的設想，是不切實際的。

鳳凰古城一票制風波

【R&R論文風波：四】R&R回應：我們被曲解了

2010年5月，我們發表了一篇學術論文《債務時代的增長》。我們基於對44個國家在200餘年的數據的研究，發現：不論在富裕國家還是在發展中國家，高額的政府債務——超過GDP90%的比例——會顯著降低經濟增長。

工業化國家，從美國、到英國、到歐盟、到日本，都在尋找能夠從大衰退中復甦的方法。那篇文章《債務時代的增長》這篇文章和我們的其他文章一起被頻繁引用；同時政客、評論家和政治體系中的激進主義者也經常誇張和曲解了我們的結論。

上週，麻省大學的學者發佈了一篇論文，對我們的論文進行了批評。他們發現了我們數據表中的問題導致我們錯誤地計算了二戰之後高債務國家的經濟增長率。但是他們也批評了我們「選擇性排除」了相關的數據以及採取了「非常規」的統計方法；這些是我們所不能接受的。

我們的研究以及我們的信用都在報紙和電視上被激烈地攻擊。我們兩個人都收到了充滿憤怒和威脅的郵件，其中一些指責我們導致了公共部門的裁員和減支以及增稅。作為學術型經濟學家，我們在社會科學研究的政治化受到了令人難過的指責。但是在這裡，我們要說的不是我們的感受。

Herndon， Ash和Pollin的論文表示，我們的結論「是對緊縮政策的學術支持」，並且督促政策制定者「重新評估歐洲和美國緊縮政策的合理性」。

對於緊縮政策的嚴格評估是政策制定者的重要責任，但是原因並不是像HA&P說的那樣。他們的結論並不像聽起來那麼吸引人。我們2010年的論文發現，在長期，債務/GDP比例大於90%的國家的經濟增長會比其他國家低1%。正如很多學者已經闡述的，HA&P的論文並沒有推翻這個基本結論。

債務和經濟增長的文獻在一段時間以來都聚焦在因果關係的發現上。高債務只是稅收不佳和經濟疲軟的體現，還是說，是高債務導致了經濟的疲軟？

我們的觀點是，兩個方向的因果關係都存在，並不存在一個處處成立的定式。在去年與Vincent Reinhart一起發表的論文中，我們研究了從1800年以來發達經濟體高債務年份的情況。我們並沒有像保守派政客說的那樣，斷言90%是影響經濟增長的分水嶺。

我們發現的是，高債務時期（90%或者更高）很少，但是會持續很久，並且產生的負面影響很大。我們的樣本裡，債務/GDP比例超過90%且持續長達5年或以上的只有26個例子；它們平均持續時間為23年。在26個例子中，有23個例子在高債務時期的平均增長率比低債務時期低。在債務/GDP比例小於90%時，GDP年增長率約為3.5%，但是在債務/GDP比例大於90%時，GDP年增長率平均只有2.3%。

高債務時期持續這麼久，說明事實並不是自由派經濟學家說的那樣——債務高企僅僅是商業週期中的低谷。

在我們對於8個世紀以來金融危機的研究《這次不同》中，我們發現當主權債務達到不可持續的水平時，借貸成本也不可持續。目前意大利和希臘的情況——從20世紀90年代初就積累了高額債務——支持了我們的觀點。

過去幾週從政治角度的討論，錯誤地將我們關於債務和經濟增長之間的負相關關係等同於緊縮政策的必要性。

我們贊成在高債務時期經濟增長更加困難。我們知道減支和增稅對一個高失業低增長的經濟體來說尤為艱難。然而如果沒有伴隨著結構性改革，緊縮也是很難完成的—比如，稅收、法規和勞動力市場政策的變動，如果沒有經過很好的設計，會過多地影響到中產階級和貧困人群。我們一直以來的建議都是避免過快減緩財政刺激，這與多數主流經濟學家是一致的。

在某些情況下，我們贊成更加激進的計劃，比如公共債務和私人債務重組。在一戰之後和大蕭條時期，這樣的債務重組都收效甚好。我們一直贊成減免主權債務和希臘、葡萄牙、愛爾蘭以及西班牙的高等級銀行債務來刺激增長。

對於美國的情況，我們贊成減少高於房屋價值的按揭本金。我們也寫過包括一些可行的解決方法，比如溫和通脹和金融抑制——降低為債券持有者帶來稅收壓力的真實利率。這一策略在二戰之後顯著降低了債務水平。

簡而言之，世界上很多國家，尤其是考慮到醫療和老年支持體系時，都有著極高的公共債務。債務問題的解決，通常都會包含從儲蓄者到借款者之間的資產轉移。這次也不例外，最近的學術爭議也不應當偏離這個主題。

天貓假奶粉風波

借香港限奶粉條例實施之機，天貓推出一款名為「Nutrilon諾優能」的原裝荷蘭進口奶粉，並銷售火爆。但這款奶粉究竟是不是正宗的荷蘭牛欄原產奶粉，引來了諸多爭議。事實是，兩者之間有著不小的差異。

2013年3月1日，香港特區政府頒佈的「限制嬰幼兒奶粉出境」條例正式實施。內地客從香港購買奶粉數量被限定為兩罐。

同一天，中國最大電商、年銷售額上千億元的浙江天貓網絡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天貓」），宣佈將聯合達能和雀巢，把國外本地奶粉品牌拿到天貓上直供給中國消費者。達能和雀巢分別是總部位於法國和瑞士的全球著名食品公司。

3月29日，天貓正式對外發佈首個直供奶粉品牌「Nutrilon諾優能」（品牌商標還在註冊中，尚未獲批）。天貓宣稱，消費者只需登錄諾優能天貓旗艦店，即可買到在荷蘭生產和灌裝的原裝進口奶粉。

一時間，「諾優能」就是「荷蘭牛欄」、「佔據荷蘭嬰幼兒奶粉74%市場份額的荷蘭牛欄在天貓直供」等類似標題鋪天蓋地出現在媒體上。

諾優能天貓旗艦店的銷量，迅速排上了天貓網奶粉總銷量的第三名，排在它前面的品牌是可瑞康和飛鶴。據南方週末記者統計，截至目前，諾優能品牌的奶粉總共銷售超過9.6萬罐，平均每罐200元，即目前銷售額在1920萬元左右。這還只是諾優能天貓旗艦店的銷售數字。在天貓上，銷售諾優能的天貓店舖已經超過了10家。

但很快，這款奶粉就遭遇了「此牛欄非彼牛欄」的質疑，以至於天貓和達能香港不得不於4月18日聯合發表聲明，稱網上消息「天貓銷售的諾優能奶粉存貓膩」為謠言。

真假牛欄

史唯平很早就懷疑諾優能的真實性。他對南方週末記者表示，從2013年3月份以來，荷蘭本地各個超市和商店的荷蘭牛欄奶粉供應緊張，經常斷貨，哪裡還有多餘的庫存和產能供應到中國去？

史唯平今年43歲，是一個在荷蘭生活的中國人，也是荷美代購的CEO。荷美代購是一個綜合性代購網站，代購商品以奶粉、奢侈品、母嬰用品和保健品為主。其中奶粉佔銷售額的一半，佔利潤的三成。

史唯平對南方週末記者說，諾優能在天貓銷售之後沒多久，他收到了荷美代購顧客的一封郵件，這個顧客稱一直在給孩子喂養荷蘭本土牛欄奶粉，看到天貓的宣傳後，試著買了一罐，但食用當晚，寶寶即又哭又鬧，開始猛烈腹瀉並死活都不願再繼續喝奶。

史判斷，這個顧客的寶貝正發生轉奶的症狀。而轉奶意味著諾優能奶粉肯定不是荷蘭牛欄奶粉。於是他撥打牛欄的客服電話，對方回覆：牛欄從未生產含有中文包裝的嬰兒奶粉，也沒有在中國銷售。

南方週末記者從荷蘭牛欄品牌的持有方荷蘭NUTRICIA（以下簡稱官方中文名稱「紐迪希亞」）公司的中國官網上，只查詢到了一款有中文標籤的嬰幼兒配方奶粉——紐康特。這是一款專門針對牛奶過敏的嬰幼兒開發的產品。

一位要求匿名的淘寶賣家對南方週末記者透露，目前在淘寶和天貓上要發佈奶粉新品，天貓和淘寶的系統會強制給你匹配「牛欄諾優能」品類。這意味著你的產品介紹裡，只要關鍵詞想出現「牛欄」二字，就必須同時出現諾優能三個字。

另一位要求匿名的天貓店家對史唯平透露，諾優能上市一月來，已經招募了不少分銷商。這些分銷商正以10-20元一個點擊的價格購買天貓直通車廣告。而在這之前，「牛欄」為關鍵詞的直通車的價格大概在每個點擊5元左右。

「我想問，這麼大的投入，到底是天貓給了分銷商大額直通車免費充值呢，還是這些諾優能的分銷商的利潤空間這麼驚人？」該匿名賣家在給史唯平的郵件裡說。

神秘經銷商

天貓公關部相關負責人告訴南方週末記者，2013年3月份達能集團的一個子公司在天貓上註冊了諾優能天貓旗艦店，並確定由上海優壹電子商務有限公司（以下簡稱上海優壹）運營這個旗艦店。

南方週末記者查詢工商資料得知，2011年4月14日，「上海優壹」在上海普陀區註冊成立，法定代表人何星，是國內合資企業。

諾優能官網的域名是達能中國公司，即達能亞太（上海）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簡稱「達能中國」）註冊的。工商資料顯示，達能中國1999年2月5日註冊成立，是外國法人獨資企業，股東是達能亞洲私人有限公司。

中國大陸市場上出現大量未經授權銷售的可瑞康奶粉。這讓達能最終決定正式推出可瑞康，以規範中國市場上大量可瑞康的假貨和水貨氾濫問題。

據亞馬遜、京東等銷售可瑞康的電商公佈的授權書顯示，在2011年初決定進入中國後，達能香港選擇的進口商是上海康健進出口有限公司（以下簡稱上海康健）。該公司成立於1992年10月，是上海實業（集團）有限公司成員之一。2011年4月上海優壹公司成立，而在2012年10月25日之後，上海優壹就取代了上海康健，成為可瑞康的進口商。

據上海優壹公司在其官網上貼出的一份沒有顯示授權日期的授權書顯示，達能香港授權上海優壹通過上海優壹官網直接銷售可瑞康產品。這份授權書上顯示的達能香港英文名稱是「Danone Baby Food Co. (HK) Limited」。

南方週末記者查詢工商資料顯示，在2011年3月15日之前，達能香港一直使用的是上述英文名稱，直到2011年3月15日，才更名為「Danone Baby Nutrition (HK) Limited」。據此可以判斷，上海優壹獲得達能香港關於銷售可瑞康產品的授權，應該是在2011年3月15日之前。但奇怪的是，上海優壹公司2011年4月才註冊成立。

至於上海優壹公司為何能在一成立就獲得達能香港的可瑞康銷售權，並在一年後取代上海康健成為可瑞康的進口商，外界一直認為這是因為上海優壹跟馬云和天貓的密切關係。

在幫助「上海優壹」搭建u1baby.com網站的上海商派DRP公司的網站上，有一則來源為「優壹電子商務有限公司」的信息稱，u1baby憑藉創新的生意模式和穩定的銷售增長吸引到包括分眾傳媒董事局主席江南春的投資基金、云鋒基金（阿里巴巴集團董事局主席馬云、聚眾傳媒創始人虞鋒共同設立的投資基金）的資金入股。

2011年10月份，投資人江南春接受了美通社的採訪。美通社這家全球最大的企業新聞稿發佈機構以及中國的《經濟觀察報》，都發表了云鋒基金投資U1baby的報導。

但云鋒基金媒體負責人孔偉英對南方週末記者表示，「上海優壹」跟云鋒基金沒有關係。至於過去是否有過關係，以及云鋒基金的發起人是否跟優壹有關係，截至本文截稿時，孔偉英尚未給出回覆。

而天貓公關部負責人對南方週末記者表示，馬云跟上海優壹公司「絕對沒有關係」。上海優壹公司則拒絕了南方週末記者的採訪。

曖昧的授權

諾優能天貓旗艦店公佈了一份授權書和一份認證證書。

授權書顯示，達能香港授權「上海優壹」，通過Nutrilon天貓旗艦店網站鏈接（http：//nutrilon.tmall.com），向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土內的終端消費者銷售Nutrilon產品。此授權書有效期為2012年12月1日至2013年12月31日，達能香港有權在任何時間以任何理由取消授權。授權書的簽字代表是達能香港總經理Bruno Chevot，並加蓋了達能香港的公章。

認證書內容顯示：Nutricia Cuijk BV（諾優能在荷蘭的生產工廠）證明「上海優壹」作為達能香港的授權經銷商，有權在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土內銷售Nutrilon產品。此證書有效期為2013年1月1日至2013年10月27日，Nutricia Cuijk BV有權在任何時間以任何理由取消認證。認證證書的簽字人是Nutricia Cuijk BV質量保證經理C.G.M.Verberkt，但沒有加蓋公章。

而無論是授權書和認證書都規定，此文件不能被視為達能香港、Nutricia Cuijk BV和上海優壹間建立任何關係，如合作夥伴、合資、委託代理和僱傭；在任何時候，上海優壹不應被視為合作夥伴、代理、分銷商、受讓人、僱員或達能香港、Nutricia Cuijk BV的官方代表，並應避免以明示或暗示的方式來充當上述角色。

南方週末記者以「諾優能」為關鍵詞，在天貓上搜出十多家銷售諾優能奶粉的店舖，這些店舖大都每個月只有幾罐和幾十罐的銷售額，且大都是2013年上半年獲得「上海優壹」的授權。

但上海優壹這種對其他公司授予諾優能產品轉售權的權力，並未出現在上海優壹出示的授權書和認證證書條款中。

史唯平找來自己公司的律師一起研究上述授權書和認證書，律師的意見是：這東西是壓力之下的曖昧授權。荷蘭人出具的授權書和認證證書，讓荷蘭方面可以隨時撇清跟諾優能的關係。

南方週末記者瞭解到，外資奶粉品牌正式進入中國，一般會正式成立子公司，授權也會比較規範。比如，同樣是荷蘭奶業巨頭，荷蘭皇家菲仕蘭坎皮納公司為了將品牌引入中國，在中國註冊了富仕蘭食品貿易（上海）有限公司，作為在中國唯一銷售配方奶粉的子公司，然後由富仕蘭授權杭州宏沃貿易有限公司為天貓美素佳兒官方旗艦店奶粉經銷商。跟諾優能拿到的授權期只有不到一年相比，富仕蘭對杭州宏沃公司的授權是2年整。

諾優能和牛欄的差異

在荷蘭的商業搜索網站「ZIBB」，南方週末記者查詢得知，荷蘭牛欄的名稱「Nutrilon」是一個註冊商標，於2007年10月31日申請註冊。

商標持有人在全世界各個國家都做了周密的商標註冊和保護，登記人只有一個，就是N.V.NUITRCIA，中文名字是利爾生公司。通過利爾生公司，紐迪希亞公司是眾多Nutrilon商標的所有人。

南方週末記者從中國商標網查詢得知，利爾生公司也在中國註冊了Nutrilon商標。查詢信息顯示，利爾生公司在中國註冊了237個商標。

奇怪的是，達能香港獲得了紐迪希亞公司的四個最著名商標在中國內地的使用權，但達能香港和天貓合作的時候，一方面處處提到牛欄奶粉進入中國，另一方面卻沒有選擇名氣更大、更被消費者熟知的兩個牛欄品牌（Nutrilon和Cow&Gate），也沒有啟用利爾生公司在中國註冊的237個商標中的任何一個，而是最終決定註冊一個全新的商標——諾優能。

對此，天貓回應說這是達能方面為了規範品牌而做出的選擇。

「Nutrilon就Nutrilon，諾優能就諾優能，幹嗎到處都寫的是Nutrilon諾優能，這種方式事實上還是在誤導。」史唯平認為，天貓和達能在發佈諾優能品牌的時候，有意讓公眾產生荷蘭牛欄就是諾優能的錯覺，有不實宣傳之嫌。

南方週末記者致電達能亞太（上海）管理有限公司，但達能中國一位女性前台電話人員表示，達能沒有公關部，沒法安排採訪和回答任何信息。

紐迪希亞全球總部則通過郵件告訴南方週末記者，利爾生公司、紐迪希亞公司、達能香港公司都屬於達能集團的一部分，此外不透露更多信息。

天貓公關部負責人對南方週末記者表示，荷蘭工廠根據中國國標，將諾優能2/3階段的部分配方元素含量進行調整，並在荷蘭完成生產後，出口至中國。而1階段由於配方符合中國國標，未做元素含量調整。

諾優能天貓旗艦店的信息顯示，諾優能的配方調整，主要是增加了蛋白質、葉酸、維生素、硒、碘、鋅和鈣等含量，減少了碳水化合物等含量。

史唯平對南方週末記者透露，真正的荷蘭牛欄奶粉在荷蘭超市的銷售價格在每罐10.89-11.26歐元之間，即人民幣百元左右，而天貓上銷售的諾優能，一罐要200元左右。

目前牛欄奶粉正在荷蘭更換新包裝，新包裝的淨含量分別為1段、2段850克，3、4、5段淨含量800克，6段為400克。而諾優能在國內只分了3段（一段為一個年齡段的意思）。

風波裡的茶杯論以租養租(答) Home Blogger

茶先生沒有穩定收入，不如直接假設其收入為零，只有資產四百萬，可買到樓房嗎?

當然買價錢三百萬之下樓宇沒問題，惟茶生心儀西區樓房，為小朋友成長鋪頭，就要問銀行借錢才能湊夠資金。社會上不少人是只有資金而沒有工作的(有足夠資金自己可選擇工作與否)，或有工作但不能提供正額之核實收入的，間唔中你都聽見「師奶又點借錢買樓呢」?

現在政府收緊批按，如本地人擁有本地可核實資產，資產審查後可借金額為樓房估價之40%。若非本地人則30%。舉例如買入800萬樓房，借盡都係320萬。自己要比480萬首期。另一限制是所借金融冇可能大於借款人本身的核實資產。

至於可謂核實資產呢? 定期、股票、車位、自住樓、的士牌、又或一舊金都計。當然為左單野去搵人判定舊金有幾重有幾純，你舊金都起碼磚頭咁大了。定期同股票用作計資產的方程是不同的，一百萬股票只計作五十萬核實資產，一百萬港幣定期可全計作核實資產。樓房只可勾出淨值作資產計，五百萬欠二百三十就計作二百七十，再折半即1.35mil計作核實資產。黃金是可全計的，而的士牌的計法與樓宇類同。

一般情況下按揭利息和用收入證明批出的是雷同。還款期一般是沒有短掉，境外資產只要有證明亦可計入，但計入之金額又再折上加折。很多人用資產證明而批到按揭的，都是年長之輩，所以平均批出年期較短。原因再明白不過，後生仔又何來搵幾百萬資產證明呢?

資產審查亦不是每個職員肯和你入表申請，另外到年尾銀行跑到數都未必再批。現時情況茶生可在新界西或九龍東買入單位收租，再以租養租，拆出一半金額即二百萬，已可輕鬆在大埔荃灣元朗入手樓房收租，當然有人會「偷雞」只比三成首期就將交吉樓收回後租出，此事亦是在過往幾次交流會都有人問及之問題，萬一被發現大多是銀行加息、再唔係就自己轉按走。九成按揭租出亦有同學試過被「捉」，十分不建議，但該同學亦未見得要捉去坐監或「抄家」，有機會可以整個聲音處理，叫佢同大家share下。有幸得大家支持，每月瀏覽量已近廿萬。因對所貼資料要負點責任，所以就算錄左亦不會公開張揚地貼出。

茶生諗的二個物業理想暫不太可行。都是先買一個單位再用租金抵銷西區租樓支出較合適。轉到工之後不妨建議老闆autopay出糧，至少都比下糧單交下稅。有番幾萬元家庭月入再加上400萬資金，投資可十分多樣化。本篇文章亦可令讀者得知，沒有核實收入而令自身借貸力低下，在現今社會有點吃虧。當然你個人淨資產是超過二千萬的，那又是另一層次。

說史130710傑弗遜傳(16) 海盜風波 掌門天地

企業家該不該談政治 「正和島」上「退島」風波

「企業家教父」柳傳志原本在小範圍說的一席話，經轉述與放大，在正和島這個企業家社區中引發了一場關於企業家是否應「在商言商」的爭議，隨後流傳至「島外」成為熱議的話題。

在中國企業家群體中，這種思想衝突由來已久。歷史悠久的內心權衡，此番經由退島風波而浮上水面。

「從現在起我們要在商言商，以後的聚會我們只講商業不談政治……」

2013年6月，柳傳志在小範圍座談時說的一席話，隨後在一個名為「正和島」的企業家社交網站上，引發了一場風波——島民王瑛提出抗議，並宣佈「退島」。

上線一年的正和島，被外界稱為「企業家Facebook」，由原《中國企業家》雜誌社社長劉東華創辦。

和新浪微博、Facebook這類可自由註冊的社交網站不同的是，正和島的用戶需要邀請和付費才能加入。目前這個平台已積累用戶逾兩千人，其中有柳傳志、馬云這樣的「大佬」，但更多是活躍在各地區、各行業的中小型企業主及公司高管。

「柳老的大智慧」

2013年6月16日早上，正和島公司總裁兼總編輯黃麗陸在社區貼出了一篇短文。

在這篇文章裡，黃介紹，幾天前，柳傳志召集正和島等十來家公司座談討論「抱團跨境投資」時，給與會諸人表達了兩個核心觀點：「一是強調經濟走勢的不確定性，從國內看如此，從歐美看也一樣；二是企業家的態度，最重要的是聚焦、專注。」

黃麗陸在文中稱，「柳總說從現在起我們要在商言商，以後的聚會我們只講商業不談政治，在當前的政經環境下做好商業是我們的本分。」

一手創立了聯想集團的柳傳志，毫無疑問是中國最負盛名的企業家，多年來被諸多後輩創業者視為偶像，他的創業故事被視為中國改革開放的成功腳註，他的語錄廣為流傳，從「企業家教父」這個外界賦予的頭銜，足見其在中國企業界的領袖地位。

柳傳志到底是基於何種認知，在此刻給出了上述判斷，外界不得而知。南方週末記者試圖採訪，但其下屬工作人員除了確認確有此事之外，並未進一步給予解釋。

不過，比照柳傳志過往的一些公開發言，可以發現其並不是第一次提出這種觀點。

比如，2012年他在接受《財經》專訪時就表示過：中國企業家是很軟弱的階層，不太可能成為改革的中堅力量……面對政府部門的不當行為，企業家沒有勇氣，也沒有能力與政府抗衡，只能儘量少受損失。我們只想把企業做好，能夠做多少事做多少事，沒有「以天下為己任」的精神。

2013年5月接受央視專訪時，柳傳志又進一步闡述，「我只能服從環境，我從來沒有想過說堅決要給環境動個手術什麼的，我沒有這雄心壯志。大的環境改造不了，你就努力去改造小環境，小環境還改造不了，你就好好去適應環境，等待改造的機會。我是一個改革派，之所以到今天還算成功的話，因為我不在改革中做犧牲品，改革不了趕快脫險。」

而基於對柳傳志信息渠道和過往閱歷的信奉，直接間接得到這番耳提面命的人們，便開始揣摩其話中的深意。

在一則回帖中，黃麗陸專門為自己的發帖解釋，「感覺柳總的講話中有很多重要信息，考慮之後覺得還是有必要在島上通報一下。」黃也分享了自己的感悟——「相信既是他的敏銳也是他的深思熟慮，很值得島親們深思……」

在黃麗陸這篇短文發出後，柳傳志這番「提點」，很快得到正和島上活躍著的中小企業主們的膜拜。有人稱之為「柳老的大智慧」，有人表示「感謝老爺子的提醒，謹記老爺子的教誨！」

一家投資顧問公司董事長看過之後，發表了一段近兩百字的心得：在商言商，這話有理……對一個成功的生意人來講，他最重要的使命就是，在生意上更成功，持續成功。經商不丟人，賺錢不丟人。何況，適合做生意的人也不一定適合搞政治或其他營生……

「過去不會這麼緊張」

在「島民」的一片讚賞聲中，站出來一位醒目的反對者。

現年62歲的王瑛，1980年代後期從體改所「下海」經商，在通信、醫療保健設備、燃氣等領域擔任過企業高管，目前是北京一家基金管理公司董事長，自稱處於「半退休」狀態，近些年她的身影更多是出現在人文、教育等領域的公益活動中。

王瑛是正和島的第一批用戶，在這個人數規模不大、整體活躍度不高的社交網站上，她算是難得的每天都會上去發帖交流的「島民」之一。因此，她為諸多正和島島民們熟知，在這個兩千多人的島上擁有五百多位「島鄰」。

2013年6月16日傍晚，在等待一個飯局時，王瑛在手機上看到了那篇黃麗陸貼出的文章，「沒有什麼可猶豫的，幾乎立即」在iPhone上發佈了一則簡短的「退島的帖子」——「我不屬於不談政治的企業家，也不相信中國企業家跪下就可以活下去……為了不牽連正和島，我正式宣佈退出正和島……」

王瑛憤而退島的原因之一，正是那句「只談商業不談政治」的表態。在她看來，柳傳志可以不說話，但不應該「以其影響力說這種話」。

最讓她在意的是，這一表態在向中小企業主擴散的過程中，伴隨著互相的提點與揣摩，大家甚至開始刻意審查著彼此行為的邊界。

南方週末記者採訪時看到，王瑛所在的一個以正和島民為主的微信聊天群裡，有人轉貼了一篇談論抗日戰爭國共兩黨表現的文章，很快就有人擔憂地表示，這樣的文章是否合適轉發進來。

「這不過就是個大家沒事聊天的群，過去不會這麼緊張。」王瑛說。

正因如此，即便是半個多月後再回顧時，王瑛還是激憤到把手中的眼鏡砸了一下。

「改革開放以來，因為政治表達而被處罰的企業家有幾個？因為和權力勾結而獲罪的企業家又有多少？為什麼大家對前者噤若寒蟬，但對後者前仆後繼？」採訪中王瑛幾次強調了這一點。

一天之後，王瑛在另一篇名為《我的「退島」聲明》的長文裡寫道，「我們希望國家好，正和島好，每一個島民安全、順利、成功，絕不僅僅是獨善其身、畏忌自保，也要有一副肩膀、一份擔當。」

另一位島民、《全球商業經典》雜誌執行出品人王湧對王瑛的表態給出了認同的回覆——「到今天，骨子裡還是一畝三分地，老婆孩子熱炕頭！我們都在嘲笑譚嗣同！我們都在傻笑！」

這篇兩千多字文章，此後從正和島上傳到了島外，成為近期企業界的一個熱議話題。

「一起讀」

黃麗陸的文章，除了向島民們分享柳傳志的發言，還談到了正和島的「安全性」。

黃指出，柳傳志的發言也對正和島這個社交平台「發展過程中的安全性提出了警示」。文中寫道，開島以來個別島親的過激言論不禁讓我們捏一把汗；有些自組織做了民主化管理的嘗試，很有價值，但也存在傳播過程中被外部誤讀誤解的可能。正和島是我們共同的家園，期待島親們的呵護，尤其在政治安全性方面！

這段話並未點名，但在末尾@（提示其收看）給了多位正和島的活躍用戶，第一個是正和島公司董事長劉東華，第二個就是王瑛。

在王瑛看來，黃所擔憂的自組織，指向的就是王瑛發起及參與的「一起讀」讀書會等正和島「部落」。在正和島上，用戶可以建立各種興趣小組性質的「部落」。

2012年11月以來，王瑛在正和島上發起了一個「一起讀《羅伯特議事規則》」的讀書活動，並在此基礎上成立了讀書會。

羅伯特議事規則，是上世紀初由一位叫亨利·馬丁·羅伯特的美國陸軍軍官所撰寫，書中詳細講述了一套開會規則，涵蓋了會議主持、意見表達、辯論等各個方面。這套規則在很多國家的國會辯論、法庭辯論等場合使用，而這套規則的目的，是要確保會議能實現多數人的意志、約束領袖的權力、保障各人的利益以及決策建立在充分自由辯論的基礎上。

「活躍在正和島上的，主要是一批出生時間集中在1965-1975年的新生代企業家，他們的事業已經取得一定成就，過去一心抓內部治理模式，現在他們也開始在地區性、行業性的企業家協會之類的組織裡擔任職務，需要掌握在公共空間內與人相處的方法。學習羅伯特議事規則，和大家的需求相符。」王瑛解釋說。

在讀書會的登記表上，參與者需要描述自己的「學習期望」，有人希望提高企業家素質，有人希望服務於所在地區商會工作開展，有人希望解決「開會扯不清」的問題，也有人希望「給周圍的人創造程序正義的環境」。

七個多月下來，「一起讀」讀書會已從最初的十幾個人，發展到現在已有上百名會員，其中絕大多數為正和島島民。

一個有趣的設計是，在一起讀書的過程中，參與者通過建立讀書會、設計章程、選舉領導等活動，在這樣一個「自組織發育」過程情境中，來實踐對羅伯特議事規則的學習。讀書會還請來《羅伯特議事規則》中文版譯者袁天鵬，指導大家的學習和實踐。

隨著學習的深入，已有參與者把這套規則運用到正和島其他部落，開始實行民主選舉制度，也有參與者組織自己所在地區商會成員加入進來。一位加入一起讀時「沒有任何特定目的」的營銷行業人士對南方週末記者說，他讀著讀著覺得很有意思，現在已經把規則部分應用到了公司開會中。

針對王瑛的抗議，黃麗陸在回應中再次強調，「深感正和島既然背負那麼多島親們的信任，就不敢稍有閃失。」

正和島公司方面則向南方週末記者強調，黃麗陸的文章只是個人觀點的分享，而「王瑛可能想多了」。

在王瑛宣佈退島之後，正和島公司董事長劉東華在島上發言稱：我相信柳傳志、馬云們是有大智慧、大擔當的，我也知道有使命和責任感的人們在這個社會上是有分工的。

其下屬在和南方週末記者溝通時，對劉東華的話解釋稱，除了滿足企業家群體的一般性社交需求，正和島的一個重要功能，是促成企業家之間的商業合作，強調在商言商，是指要突出正和島在這方面的商業價值。

很多島民對正和島的姿態給予了理解。一位與劉東華、王瑛兩方都相識的島民說，「正和島把這麼多企業家聚集在一個圈子裡，本身就挺敏感的，在現今環境下，它作為一個商業企業，處事更謹慎些也無可厚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