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5月，我們發表了一篇學術論文《債務時代的增長》。我們基於對44個國家在200餘年的數據的研究，發現：不論在富裕國家還是在發展中國家，高額的政府債務——超過GDP90%的比例——會顯著降低經濟增長。
工業化國家，從美國、到英國、到歐盟、到日本，都在尋找能夠從大衰退中復甦的方法。那篇文章《債務時代的增長》這篇文章和我們的其他文章一起被頻繁引用；同時政客、評論家和政治體系中的激進主義者也經常誇張和曲解了我們的結論。
上週，麻省大學的學者發佈了一篇論文，對我們的論文進行了批評。他們發現了我們數據表中的問題導致我們錯誤地計算了二戰之後高債務國家的經濟增長率。但是他們也批評了我們「選擇性排除」了相關的數據以及採取了「非常規」的統計方法；這些是我們所不能接受的。
我們的研究以及我們的信用都在報紙和電視上被激烈地攻擊。我們兩個人都收到了充滿憤怒和威脅的郵件，其中一些指責我們導致了公共部門的裁員和減支以及增稅。作為學術型經濟學家，我們在社會科學研究的政治化受到了令人難過的指責。但是在這裡，我們要說的不是我們的感受。
Herndon， Ash和Pollin的論文表示，我們的結論「是對緊縮政策的學術支持」，並且督促政策制定者「重新評估歐洲和美國緊縮政策的合理性」。
對於緊縮政策的嚴格評估是政策制定者的重要責任，但是原因並不是像HA&P說的那樣。他們的結論並不像聽起來那麼吸引人。我們2010年的論文發現，在長期，債務/GDP比例大於90%的國家的經濟增長會比其他國家低1%。正如很多學者已經闡述的，HA&P的論文並沒有推翻這個基本結論。
債務和經濟增長的文獻在一段時間以來都聚焦在因果關係的發現上。高債務只是稅收不佳和經濟疲軟的體現，還是說，是高債務導致了經濟的疲軟？
我們的觀點是，兩個方向的因果關係都存在，並不存在一個處處成立的定式。在去年與Vincent Reinhart一起發表的論文中，我們研究了從1800年以來發達經濟體高債務年份的情況。我們並沒有像保守派政客說的那樣，斷言90%是影響經濟增長的分水嶺。
我們發現的是，高債務時期（90%或者更高）很少，但是會持續很久，並且產生的負面影響很大。我們的樣本裡，債務/GDP比例超過90%且持續長達5年或以上的只有26個例子；它們平均持續時間為23年。在26個例子中，有23個例子在高債務時期的平均增長率比低債務時期低。在債務/GDP比例小於90%時，GDP年增長率約為3.5%，但是在債務/GDP比例大於90%時，GDP年增長率平均只有2.3%。
高債務時期持續這麼久，說明事實並不是自由派經濟學家說的那樣——債務高企僅僅是商業週期中的低谷。
在我們對於8個世紀以來金融危機的研究《這次不同》中，我們發現當主權債務達到不可持續的水平時，借貸成本也不可持續。目前意大利和希臘的情況——從20世紀90年代初就積累了高額債務——支持了我們的觀點。
過去幾週從政治角度的討論，錯誤地將我們關於債務和經濟增長之間的負相關關係等同於緊縮政策的必要性。
我們贊成在高債務時期經濟增長更加困難。我們知道減支和增稅對一個高失業低增長的經濟體來說尤為艱難。然而如果沒有伴隨著結構性改革，緊縮也是很難完成的—比如，稅收、法規和勞動力市場政策的變動，如果沒有經過很好的設計，會過多地影響到中產階級和貧困人群。我們一直以來的建議都是避免過快減緩財政刺激，這與多數主流經濟學家是一致的。
在某些情況下，我們贊成更加激進的計劃，比如公共債務和私人債務重組。在一戰之後和大蕭條時期，這樣的債務重組都收效甚好。我們一直贊成減免主權債務和希臘、葡萄牙、愛爾蘭以及西班牙的高等級銀行債務來刺激增長。
對於美國的情況，我們贊成減少高於房屋價值的按揭本金。我們也寫過包括一些可行的解決方法，比如溫和通脹和金融抑制——降低為債券持有者帶來稅收壓力的真實利率。這一策略在二戰之後顯著降低了債務水平。
簡而言之，世界上很多國家，尤其是考慮到醫療和老年支持體系時，都有著極高的公共債務。債務問題的解決，通常都會包含從儲蓄者到借款者之間的資產轉移。這次也不例外，最近的學術爭議也不應當偏離這個主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