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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冬雷还原雷士宫斗始末：密谋和恐吓以及赌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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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标题：【独家】王冬雷还原雷士宫斗始末：密谋、恐吓、赌债

　　在近三个小时采访时间里，他不停调整着坐姿，仿佛在寻找最舒服的状态。谈及与吴长江不愿深究的过往时，他从茶几上抽出几支火柴，一截一截折断后丢进烟灰缸里，他不抽烟。

　　他是雷士照明董事长王冬雷，实际上，他脸上的表情比一年前看上去轻松了些。脱掉鞋，盘着腿坐在酒店套房的沙发上，除了折火柴，时不时还抿一口铁观音。

　　王冬雷正在恢复。

　　上一次见到他是在2015年底，在一个活动论坛上，他不苟言笑，疲惫不堪。熟悉他的人都知道，2014年那场与雷士照明创始人吴长江的商业大战耗费了他大量的精力。

　　这是一个充满戏剧性，甚至沾染上鲜血的现实商战故事。它被写入了商学院的MBA教材，这场商战里充满了谎言、利益以及对人性的拷问。当事人中，创始人吴长江最终锒铛入狱，王冬雷则一直忙着修复“伤疤”——既有自己的，更多的是关于雷士照明的。

　　5月13日，王冬雷在安徽蚌埠的一家酒店接受了《中国企业家》记者的独家专访。蚌埠是他的老家，这是他数年来第一次重回故里。

　　“考上大学后就离开了，直到后来办企业，市委的领导招商引资邀请我，中间很多年都没回来过。”王冬雷一手端着茶盅，神似追忆。

　　跟了他多年的公司高管说，王冬雷是一个工作狂，像台机器，“没见他有什么爱好，烟酒不沾，不参加任何娱乐活动，每天三点一线。”

　　去吴化

　　如果时间倒推几个月，王冬雷肯定没有精力坐在我们面前，展开一场关于商业和人性的探讨。彼时，他正忙着抢救雷士照明，用他自己的话说，这事关这家公司的生死存亡。

　　吴长江2014年年底被刑事拘留后，王冬雷与他的恩怨暂告一段落，但他与“老雷士”的争斗却才刚刚开始。

　　作为雷士照明的创始人，吴长江的个人行事风格对雷士照明影响深远。重庆一名熟知吴长江的商界人士对《中国企业家》记者说，吴长江草根出身，讲江湖义气，但做事没章法，“有典型的袍哥气质”。

　　雷士照明和吴本人一样，内部也流行着草莽文化，江湖气浓重。

　　这场商战告一段落后，王冬雷接手雷士照明很快发现，对这家公司的再造将会是一个系统而漫长的工程。在他看来，这无异于二次创业。

　　“作为一家企业，它缺失太多。你能想象像雷士照明这么大的一家制造企业，竟然没有完整的计划体系吗？我个人认为需要24到36个月，才能从根本上把这家公司变成一个现代意义上的正常公司。”王冬雷说。

　　变革的第一枪，王冬雷指向了人，这也是他最痛苦的地方。王冬雷深知，人是这个世界最复杂的情感载体，“不到万不得已不换人，因为你换了一个人，接下来将会有十个人跑来问你下一个被换掉的会不会是他。”

　　即便如此，王冬雷还是对高管层进行了大换血。他从自己一手创办的企业——德豪润达调派人手，再从美的、海尔等企业挖来人才，“去吴长江化”的第一步，他选择自上而下的强势打法。王冬雷说，这些高管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他们都是雷士变革的主力军。

　　对中层干部的改造并没有那么容易。目前，雷士照明共有300多名中层管理人员，这个层级的管理人员中，王冬雷已对其中100多名进行了考核，他 说，最终的结果“90%都是杰出的”。他通过办班培训、答卷考试逐一对中层管理人员进行考核。为此，他还重金聘请了前华为公司的顾问来授课。

　　王冬雷本人也经常给雷士照明的原管理团队上课。他走进卧室拿出笔记本，逐一解读他对雷士照明的文化和战略定位，他说，他曾在一堂课上用了两三个小时，总结了十二条。

　　雷士照明对于王冬雷而言是陌生的，他曾经设想的两家公司实现产业联动非但未能如愿，反而因此深陷泥潭。

　　“现代社会，人们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中产阶级对生活的质量追求也越来越高，我希望我们设计制造的灯具不仅仅具有照明功能，还能有艺术品、美的价值在其中。”他说这话时，如同陶醉其中。

　　但按照雷士照明的现状，王冬雷显然很难实现这个目标。一个令王冬雷十分震惊的例子是，作为一家制造业公司，雷士照明此前的内部生产环节离工匠精神相差甚远。

　　“从来不加班，员工5点以后就下班，有一天下午5：30，我打算召开一个会议，结果发现办公室的人全走了。”王冬雷说。

　　从2015年年初开始，王冬雷开始为雷士照明建立起所谓“中央计划”体系，他试图让雷士照明从订单、生产、销售各个环节紧凑连接。

　　而构建供应链体系第一步则是优化供应商招标制度。王冬雷坦言，“这侵蚀到了某些人的利益。”在头三个月里，供应商抵触不按时交货，影响了部分生产。对此，王冬雷不得不将矛盾公开化，将招标放在台面上来，择优选择供应商，淘汰不合格者。

　　“供应商与吴长江时期的雷士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里面牵扯到的利益最多，是雷士改革最头疼的事之一。”王冬雷说。他希望通过这项制度淘汰或优化一些供应商，然后优化库存。2015年，雷士照明减少了2亿多元的库存。

　　捆绑利益改革都是艰难的。王冬雷用了六个月的时间重新构建着一家公司的框架。王冬雷说，到2016年年底，雷士照明的LED产品销售额将占据80%-90%，而到今年6月份，LED产品的毛利率将全面超过传统照明产品。

　　但摆在王冬雷面前的路依旧漫长而艰巨。他皮肤黝黑，身形敦实，摆在沙发一旁的皮鞋沾满薄尘。

　　风波还原

　　与吴长江的决裂似乎是王冬雷的一块心病，即便他总试图轻描淡写地描述这段经历。熟知他的人说，王冬雷性格隐忍，不容易妥协，“嘴上说没事儿，其实心里很难受。”

　　时间倒退至两年前，2014年8月8日，这是雷士照明与其创始人吴长江彻底决裂的一天。这天下午，雷士照明召开董事会电话会议，全票通过罢免吴长江执行董事、CEO职务的决议。

　　这个决议让吴长江十分生气，他在电话会议上情绪十分激动，“我不会执行这个决议！我不会执行这个决议！”吴长江反复地说。更让他感到意外的是，一名刚开始投反对票、两名希望了解情况而持保留意见的独董，在表决时也投了赞成票。

　　决议已经达成，从法律上来说，吴长江不再与他所创办的公司有关联。当天下午3：11分，在罢免决议刚刚通过、董事会会议还在继续的时候，王冬雷出现在了吴长江位于重庆国际金融中心26楼的办公室门口。

　　按照吴长江后来对媒体公布的说法，当时有人踹开了办公室的门。事后，现场出现了争执，进而发生扭打等行为，直到重庆防爆警察到场。这次事件后来被吴长江形容为“用暴力手段血洗进行公司控制权之争”。

　　对于这段过往，王冬雷此后很少对外提及。在他看来，这是公司的“家丑”，不可外扬。

　　“那时吴长江在雷士都没有股权了，他哪有资格来争夺控制权。”王冬雷说。

　　事实上，这并不是吴长江第一次被辞任雷士照明CEO职务。此前，在与资方股东阎焱和施耐德陷入股权之争时，吴长江便被“赶出”过雷士照明一次。 2012年5月25日，雷士照明发布公告，吴长江因个人原因辞任董事长、公司执行董事兼首席执行官，并辞任公司董事会所有委员职务。

　　但当时驱赶吴长江的行动并没有成功。一位知情人士告诉《中国企业家》记者，在被辞任公司一切职务不久之后，吴长江曾经组织工人把董事会拘禁了24小时，逼迫董事会同意让他继续成为雷士照明的CEO。

　　“当时有几百个工人拿着铁棍，围攻董事会。如果董事会成员不同意，不仅不能吃饭，连厕所都不让上。”上述人士说。

　　此后，吴长江主导了雷士照明员工罢工、经销商停止下单、供应商停止供货一连串真实的商战大片桥段。剧情核心只有一个，他们的要求是让吴长江尽快回归，并要求让资方施耐德退出雷士照明。最终，这起风波以雷士照明成立临时运营管理委员会，吴长江任负责人而告一段落。

　　但冲突双方都明白，矛盾并没有解决——吴长江不甘心被排挤出董事会门外，阎焱未能赶走吴长江同样心有不甘。

　　这种僵持并没有维持多久，王冬雷的出现打破了平衡。王冬雷回忆起当年的“接盘”仍心有余悸，“如果后来处理不好，两家上市公司都可能面临着灭顶之灾。”

　　但当年，王冬雷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他看重的是雷士照明的品牌和渠道。当时，雷士照明已经发展成为中国照明行业第一品牌，拥有3000多家专卖店。

　　2012年12月5日，吴长江将雷士照明股份增持至22.07%，成为第一大股东。两周后，德豪润达以共计16.54亿港元的价格收购雷士照明 普通股及股东NVC（吴长江持有的离岸公司）共计6.33亿普通股，占股20.08%，成为雷士照明最大股东。同时，吴长江通过NVC公司入股德豪润达， 成为其第二大股东。

　　德豪润达从NVC购得雷士照明11.81%股份，交易金额9.51亿港元（折合人民币7.72亿元）；而德豪润达还向NVC定向增发1.3亿股，交易金额为7.6亿元。

　　两者账面上看价格相当，但吴长江个人从账面中获利约3亿人民币——包括雷士照明5700多万元和德豪润达2.48亿元。

　　对于此次合作，王冬雷的解释是，当年德豪润达正向LED行业转型，转型过程中遇到过一些压力。后来他弟弟得知吴长江正在卖他所持有的雷士照明的股票，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机遇。

　　“当时吴长江因在外欠着赌债，把他所持有的雷士照明的股份抵押给了瑞士银行，委托后者卖掉。后来我们找到了他，直接从他手上买入股份。”王冬雷说。

　　在入主雷士照明后，王冬雷很快做了一个后来令他悔不当初的决定——把吴长江重新扶上CEO的位置，这也为双方后来矛盾爆发埋下了隐患。

　　让吴长江担任CEO是双方合作后的一个条件。吴长江曾对外公布了一份与王冬雷的“秘密协议”。彼此约定，股权交易完成后，德豪润达要支持NVC方代表成为雷士照明董事、董事长；NVC代表要成为德豪润达董事、副董事长。

　　王冬雷则解释称，当时约定在找到合适职业经理人来担任CEO后，王才退出，由吴长江出任董事长。但事后是吴长江自己不同意，认为董事长没有实权，CEO才能更好操控公司。

　　随后，王冬雷在董事会力排众议，向阎焱和其他股东为吴长江做担保。“我当时觉得作为雷士的创始人，吴长江还是有能力的，只是因为跟阎焱不和，才把公司搞成这样。撇开这些，他还是能够把这家公司运营好的。”

　　他的另外一个筹码就是，德豪润达已是雷士照明的第一股东，在商场拼打数十年的他自信能够管好公司和吴长江本人。但此后的事实证明，王冬雷这次失算了。

　　2013年1月13日，王冬雷进入董事会成为非执行董事，同一天吴长江出任雷士照明首席执行官。三个月后，阎焱辞去雷士照明董事长职务，王冬雷被选为新任董事长。再两个半月后，吴长江重返雷士照明董事会，成为执行董事。

　　在外界看来，那段时间是王冬雷与吴长江的蜜月期。对于这种说法，一切尘埃落定后，王冬雷说，“那时候对我来说或许是，但对吴长江来说并不是。” 彼时，有媒体将王冬雷比喻成拯救吴长江的白衣骑士，甚至将两人的关系形容为亲密无间的搭档。在新闻发布会上，王冬雷与吴长江一唱一和，配合完美，曾经同坐 一席的照片至今仍流传于网络。

　　对于当年的一桩旧事，王冬雷思索片刻后一声叹息：“那都是做给外界看的，这只是生意。”

　　“我们不是朋友。”过了良久，他补充道。

　　王冬雷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他后来得知，吴长江在将股票卖给德豪润达后的第一周便召集了他的6位心腹高管，传达了两层意思，“第一是雷士照明现在成外人的了，要团结在一起，谁进来把谁赶走；第二则是要把雷士往烂里做，把股价做到2元，然后再一起把雷士买回来。”

　　但对此王冬雷并不知情，依然沉浸在“蛇吞象”的憧憬之中，在他看来，德豪润达向LED的转型成功在望。而在他的眼皮底下，一场兵刃见血的商战正在预热。

　　恩怨决裂

　　“蜜月期”并没有维持多久。

　　王冬雷和吴长江完成资本联姻后便摩擦不断，最初仅限于在业务整合、人员调配等分歧上。双方第一次大的矛盾发生在吴长江的弟弟吴长勇身上。

　　当时，吴长勇是雷士照明负责采购的副总。吴长勇在外成立了一家名为华龙盈科光电股份有限公司的马甲公司，雷士照明大量采购都通过该公司，倒手后再加价卖给雷士照明。

　　王冬雷对《中国企业家》记者说，这其实是吴长江从2013年回到公司后开始策划实施的一系列动作中一环，目的便是一步步掏空公司。

　　很快，一沓沓举报信被放在了王冬雷的办公桌上。他开始秘密派人调查此事，证据确凿。调查结果让王冬雷大为震惊，“他弟弟私自售假货数额高达一两亿元，导致公司损失了七八千万元。”

　　雷士照明内部人士向本刊记者证实，吴长勇在外私设公司与雷士照明进行内幕交易是“公开的秘密”，很多人都明知，却不点破。

　　随后，王冬雷把吴长江从莫斯科叫了回来。在他的办公室内，他把吴长勇私下售假货和内幕交易的证据交给了吴长江。由于吴是公司CEO，王冬雷让他自己处理此事。

　　两周后，吴长江向王冬雷回复了此事的处理意见。第一，吴长勇并没有内幕交易；第二，把吴长勇调离采购岗位。当年8月，吴长江还就此事对外称王冬雷是在捏造、诬陷，“我们会告他诽谤”。

　　王冬雷说，当时他把所有证据的原件都给了吴长江，“一个蛇皮袋扔给了他”，后来此事也就不了了之，“这次事件是我第一次在内心开始觉得不能再跟这样的人进行合作。”

　　为防止更多内幕交易发生，王冬雷做了一些应对措施。2014年7月15日，雷士照明公告，吴长江退出雷士照明10家附属公司董事职位。其中，惠州雷士光电及雷士照明（中国）等公司改由王冬雷任新董事长。

　　此事让吴长江极为愤怒。吴长江在后来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当时他在新西兰出差，董事会只是通过邮件通知了他本人。

　　三天后，王冬雷和吴长江在其珠海办公室内进行了一次面谈，面谈内容被王录音。在录音里，吴长江亲口承认自己在澳门有4亿赌债，每个月要还 1000万利息，若不按时偿还赌债，黑帮分子将对其下手。吴长江所欠的债务当中，有2亿元是澳门水房（澳门黑帮组织）的钱，每个月利息500万元。

　　王冬雷至今依然记得两年前的那个周五，在吴长江亲口承认赌债之后，他对此前吴长江对公司的种种掏空行为找到了合理的答案。

　　那一晚，他一夜未眠。第二天，王冬雷起了个大早，冲了一个凉让自己清醒些，然后驱车前往中山。在那里，吴长江与其朋友老李开了一家家具照明公司。

　　王冬雷告诉对方，吴长江欠了4亿赌债之事，并询问其能否每个月拿出500万元现金给吴长江还利息，“其他的钱我再想办法弄，当时想的是花钱送走这尊佛。”但这一提议遭到吴长江朋友的拒绝，并表示吴长江早在两年前便从这家公司手上抽走了一亿多元。

　　对于吴长江旧相识的话，王冬雷不知真假。但此趟中山之行空手而归让他垂头丧气。回到珠海后，另一个消息则立刻让他从丧气转向震怒。

　　7月18日，吴长江在离开王冬雷的办公室后，立刻赶到了上海，召集了雷士照明的5位核心经销商——他们也是吴长江与阎焱、施耐德股权之争的助推者。他们筹划着再次上演一回当年的“逼宫”行为，目的是把王冬雷赶走。

　　很快，吴长江又把全国其他主要的经销商召集在一起，并要求他们把身份证进行复印，然后签字画押。这5位核心经销商威逼其他经销商称，“现在老大有难，你们必须签字。如果不签，我们这几兄弟干死你。”

　　一位雷士照明的经销商向记者证实了此事。

　　“当时是一个一个轮着来，先跟你聊，然后要你按手印，同意他们的行动，目的其实就是要逼王冬雷下台，跟以前逼阎焱他们一样。”上述经销商说。

　　绝大部分经销商都被迫签字，但也有少数经销商在签完字后，立刻给王冬雷打电话，将事情原委告诉了他。

　　王冬雷听到这场密谋是在2014年7月20日，他立刻给吴长江打电话质问，但吴矢口否认，并称在上海只是跟几位朋友打麻将。

　　“我们也别再打哑语了，你内部不再是铁板一块，你们在密谋什么我一清二楚。”王冬雷一语挑明，但吴长江依然否认。

　　最后，王冬雷破口大骂，“吴长江你太不够意思了，你去打电话给老李，你问他我是怎么对你的，可你现在干的他妈什么事。”

　　放下电话后，王冬雷浑身冒虚汗，一阵昏晕袭来。他说，几十年来，他第一次如此怀疑自己的判断。

　　王冬雷不再对吴长江抱有希望，双方彻底决裂。

　　本刊未能联系到吴长江，确认他眼中的吴长勇内幕交易事件及上海逼宫事件。

　　8月8日下午，雷士照明董事会电话会议上，吴长江被免去了执行董事、CEO职务。作为临时CEO，王冬雷在投票完成后出现在雷士照明重庆总部，进行交接。

　　10月22日，惠州市公安局正式对吴长江等人涉嫌挪用资金立案。雷士照明内部的第三次“内斗”阶段性终止。

　　2015年1月，吴长江因涉及经济案件被羁押。他在实名微博上发布的最后一条消息是在2014年12月2日，他写道：这两天上海实在太冷，不过 见到华东几个经销商兄弟，心里却很温暖！特别是你们那句无论我干什么都愿誓死相随的话，让我感动落泪，感谢大家的信任和支持，我不会放弃的！明天一定会更 好！

　　另一名熟悉吴长江的商界人士对《中国企业家》记者说，吴长江是一个天生的演说家，擅长交际，拥有过人的情商，“是个聪明人，但赌性太强。”

　　反思

　　雷士事件是王冬雷经商以来遇到的最大的一次挫折。这次事件前后，王冬雷一周内瘦了二十斤。

　　王冬雷身边的人说，尽管与吴长江的争斗让他焦头烂额，但王冬雷从来没有把这些烦心事告诉家人。王冬雷自己说，他排解内心痛苦的方式，就是努力不去想它，“一想就睡不着觉。”他自我调节的方式是跑步，他说只有在跑步的时候，他的心绪才能够得到稳定。

　　但王冬雷不可能不去想，他说，几个月来每天的睡眠平均只有三四个小时。“受了这么大打击，我不得不重新思考对人、人性的看法，对生意的看法，对企业管理的看法，它对我的教训实在太大。”

　　对于王冬雷而言，这场商业纠纷无疑是他经商生涯的分水岭。他说自己是一个感性的人，最大的弱点是过于重情义，“这不是优点，作为一个将军，应该杀伐决断，太过人情味是不行的，这点我很清楚，我正在努力克服。”

　　“到今天为止，你恨他吗？”

　　“谈不上恨他，要恨只能恨自己。”王冬雷背靠着沙发，抬头望着一会天花板说，“他嗜赌又不是一两天了，他同学曾经救过他，阎焱曾经救过他，最后都被他坑了。同样的故事到我这里是第四次，我没有看到他人性中的恶，那就只能怪我自己了，恨他干吗？”

　　历史不可假设。但对自我重新定义后，王冬雷依旧坦言，当年收购雷士照明前若是阎焱提前告诫他，他还是会选择收购。这就是人性的复杂，在利益面前，很少有人经得住诱惑。

　　事实上，除了对人性之矛盾深度思考外，王冬雷更多的是对过去自己用人原则和公司治理的推倒重建。在自己原始创办的德豪润达公司，王冬雷一直秉承着“用人不疑，疑人不用”的原则。在这套原则下，德豪润达成就了行业内“小家电之王”的地位。

　　但同样的方式在另一家企业里却漏洞百出。雷士照明事件似乎让王冬雷重新加深了对人和世界的矛盾认识。“尽管要坚信人善的一面，但在制度设计上必须防止人恶的一面。你应该相信一个制度，一个法规，一个流程，而不能相信任何个人的说法。”

　　即便如此，这场耗时日久，惊心动魄的夺权大战依然给王冬雷留下了心理阴影。王冬雷身边人说，在与吴长江矛盾白热化时，王冬雷在外出差不得不一晚更换一处住所，“担心不安全。”

　　“这件事给你最大的教训是什么？”

　　沉默了很久，王冬雷紧锁眉头回答：“我以后可能再也不会在国内收购小企业了，宁愿去国外买，中国的小企业没有底线，这太可怕了。”http://www.xcf.cn/500frb/tt/201606/t20160603_773029.htm

還原電影中的英雄夢 VR主題公園來了

坐在有軌座椅上，戴上VR頭盔，你仿佛變身為一個狙擊手，置身於硝煙彌漫的戰場，駕駛著一輛坦克行走在泥濘的土地上，勘察著敵方情況並隨時準備好射擊。到2017年，你便可以在華誼於陽澄湖邊修建的影視IP主題公園“電影世界”中，體驗到這款由北京聖威特科技有限公司打造的VR騎乘項目《集結號》。

在VR大火的今天，各個領域都不甘落後搶分一杯羹，對於主題公園而言，VR所營造的身臨其境、交互體驗正是主題公園的核心訴求，兩者的結合自然也成為當下的熱點話題。

此前盛大投資的海外VR主題公園The Void，首次測試版門票開售幾小時內搶購一空。澳大利亞的Zero Latency VR體驗中心在墨爾本開張10個月後，開始進駐日本樂園。自2015年，包括迪士尼、環球影城在內，越來越多的主題公園開始加入VR大軍。

打造VR主題樂園

小到各大商場看到的單個虛擬現實遊戲設備“蛋殼椅”，大到VEC線下虛擬娛樂中心，各式各樣的線下VR體驗項目遍地開花。不管是傳統主題公園的升級改造抑或新建主題公園項目，VR似乎都成為繞不開的話題，這與主題公園當前的運營現狀不無關系。

在聖威特總經理楊濤博士看來，目前並沒有真正的VR主題公園。“主題公園的核心一定是多樣化，由不同的項目、不同的內容組成，滿足不同層次用戶的需求，形成多樣化的遊玩體驗，鑒於成本問題，目前更多的VR主題公園是在傳統主題公園的基礎上搭建單個VR遊玩項目。”

主題公園無疑為VR提供了極佳的“線下流量變現”渠道，但很難打造整體VR主題公園的原因就在於高昂的建設成本。以The Void為例，據悉是每8個鏡頭打包報價，一組產品報價高達千萬美元，整個體驗館建設下來成本可想而知。

對於VR主題公園來說，如何營造空間感是問題的關鍵。The Void主題公園體驗的核心是重新定向行走。

比如戴上頭盔後，你“感覺”自己走在筆直的走廊上，打開門進入一個新房間，但實際情況卻與你從頭顯中看到的略有改變，其實真實的外在物理環境並沒有改變。在體驗過程中，專門設計的一些障礙物如假樹或墻壁，可能由員工重新擺放，但程序也可引導玩家不斷遇到同一棵樹。這是種高端的設計把戲。

此外，玩家可以戴上具有180度視角的定制手套和頭顯，在既定的空間里穿梭冒險，為了模擬真實的環境，場地內還安裝有模擬橫風的風扇系統、模擬橋面的凸起地面等裝置。也許空間和環境的局限性很大，但通過虛擬場景可以引導玩家前行，在有限的空間內形成無限空間的延伸。

在考察了國內外眾多主題公園項目之後，楊濤發現從早期重機械類項目，到帶有一定主題氛圍包裝，如今的主題公園更註重現實技術的應用，科技感成為新的需求。“如同戲劇、電影一樣，VR完全不同的敘事方式、剪輯手法和傳統領域結合，將會催生出新的娛樂產品和娛樂形態。”楊濤表示。

商業化之路漫漫

《2015年我國主題公園行業發展現狀分析》顯示，近10年來湧現的本土主題公園中，已倒閉的約占80%，給國內旅遊業造成經濟損失高達3000億元。生命周期短是主題公園發展的魔咒，伴隨時間的推移，人流量會下滑，頻繁創新成為主題公園的永恒課題。

目前在主題公園板塊，聖威特主要通過提供整體的解決方案、設備銷售以及後期的產品維護、更新、內容制造等手段介入市場。除此之外也會為泛娛樂科技領域，例如旅遊、城市娛樂等提供整體解決方案，通過投資運營不同的產品。

對聖威特的大筆投資，是華誼兄弟品牌授權與實景娛樂布局的重要一環，無疑也為聖威特提供了豐富的娛樂資源和穩定的商用標的。但如何將電影銀幕上看到的虛構場景在生活中通過虛擬現實手法呈現出來，挑選合適的IP成為首要問題。楊濤直言並非所有的IP都適合應用到實景娛樂，題材本身需要具備豐富的表現形式、引人入勝的故事框架，同時還要具備很好的延展性，擁有較長的生命周期。

除了將沈浸體驗做到極致，用VR技術進行實景轉化的另一大好處在於，基於IP人物故事的延展，VR內容可以進行及時的更新換代，“隨著電影的發布，就可以跟著上一個VR主題公園的體驗，不用從建築體到機械的重新投資。”楊濤向《第一財經日報》表示，這可以極大節省了主題公園的搭建成本，降低了傳統項目的改造難度。

同時為了提升主題公園的重遊率，聖威特希望能夠針對每個受眾打造差異化的體驗，例如在同一批遊覽車上，每個用戶在頭顯設備中所觀看到的內容都有一定的差別，用戶在日後的交流中可以碰撞出不同的火花。

與生產單個VR硬件不同，從內容研發到頭顯硬件設備生產以及其他的配套設施，聖威特全部選擇自己來做。背後的原因在於主題公園是一項重體驗的項目，需要長期的測試，唯有掌握所有核心數據，才能不斷透析用戶在體驗過程中的心理變化，揣摩用戶的潛在需求。據悉目前集結號項目將於今年年底完成，但設備的測試和調整需要長達一年的時間。

“和漫威的超級英雄主題一樣，一個IP 需要長達十多年的計劃，不斷推出新的人物和故事，這樣的IP有利於VR項目後期內容的更新和相關衍生品的打造。”楊濤告訴記者。

美光買華亞科羅生門 過程還原 收購價傳言滿天亂飛，誰在搞烏龍？

尼斯卡車案兇手真實生活還原(上)：嗜酒、吸毒、打老婆

他16歲時，父母因為害怕他的暴力傾向，一度把他趕出家門。到了19歲，雖然父母已經對他絕望，但還是拖著他去看了精神病醫生。醫生給他配了一些抗精神病的藥物、一些鎮靜劑和抗抑郁藥物。

“這是精神錯亂的開始。”在突尼斯北部港口城市蘇塞接受采訪時，這位名叫凱姆斯丁(Hamouda Chemceddine)的醫生一邊翻看著手中2004年8月的病歷記錄，一邊表示，“他並沒有生活在真實世界中。”

到了法國之後，這位病人在Facebook上展現了他的“另一個自我”：他在“職業”這一欄寫上了“莎莎舞教授”，還放上了一張身穿女裝模仿法國前總統薩科齊的照片。

這名病人就是在7月14日那天，於法國尼斯開著卡車沖向人群，導致84人死亡、200多人受傷的送貨司機穆罕邁德·拉胡艾吉·布赫萊爾(Mohamed Lahouaiej Bouhlel)。當時這名31歲的司機開著一輛租來的貨車一頭沖向了正在觀看煙火的人群。

兇嫌布赫萊特去年在海邊的照片

恐怖襲擊or精神病發作？

慘案發生之後，所有法國人都在試圖搞清楚這樁自該國恐怖襲擊浪潮開始以來由單人發起的最血腥襲擊事件。布赫萊爾搞的是恐怖襲擊嗎?還是只是單純的精神病發作?抑或是兩者皆有?

“伊斯蘭國”(IS)很快就宣稱他是一名“戰士”。然而，通過在法國和突尼斯——布赫萊爾在這里出生和長大——的多次采訪所拼湊起來的信息顯示，他和真正的激進化之間並沒有太多聯系，甚至對伊斯蘭教也沒有太多熱情。相反，我們看到的是一個處於精神病邊緣、體內暴力因子一觸即發的人，他身上有很多標記：嗜酒、打老婆、吸毒、長期玩弄女性等等。

“他跳舞、吸煙，他好像根本就不是穆斯林。”布赫萊爾的弟弟、今年19歲的賈博爾(Jaber)在突尼斯馬薩肯(Msaken)的家中接受采訪時表示，“他甚至都不祈禱。”

或許這樣描述布赫萊爾更合適：一個精神不穩定的憤青，在聽到看到了“伊斯蘭國”的宣傳之後，他身上的暴力傾向仿佛得到了釋放的許可。

至於布赫萊爾為什麽會開著卡車殺死了那麽多人，現在還不清楚。不過，他的殺戮行為讓法國當局開始嘗試定義政治恐怖主義和個人精神病之間的交集。

在暴力滲透的媒體時代，這種交集催生了一種新型殺手，比如布赫萊爾，再比如上個月在美國佛羅里達州奧蘭多一家同性戀酒吧殺死49人的奧瑪·馬丁。他們這些人飽受困頓卻又深藏不露的內心世界讓超級暴力事件很難預期或預防。上周五的德國慕尼黑，一名曾在學校受到欺淩、對大規模暴力事件抱有幻想的年輕男子在槍擊9人之後選擇了自殺。這起事件和恐怖主義似乎也沒有什麽聯系。

巴黎檢察官莫蘭(Francois Molins)稱，布赫萊爾在至少5名同夥的幫助下策劃這次“屠殺”長達幾個月之久。這5名同夥已經被捕，其中一人為突尼斯人，兩人有法國和突尼斯雙重國籍，另兩人來自阿爾巴尼亞。這5人的罪名中均有“恐怖主義陰謀”這一項，他們被指控慫恿布赫萊爾，並幫他弄了槍、租了卡車。

和父母關系緊張

布赫萊爾的父母是一對勤奮工作、生活富足的農民兼地主，他們一共生了3個兒子、6個女兒。在布赫萊爾位於馬薩肯的家中，鄰居們對他的暴力行徑並不感到十分吃驚。鄰居們感到十分羞恥，許多人甚至反對將他埋葬在這里。不過，沒有人提到布赫萊爾和極端主義有什麽關系。

鄰居們倒是有不少關於他暴力的故事。他們說布赫萊爾經常逃課，過分癡迷於健身，靠吃蛋白質練就了一身大塊頭，性格易怒，連帽子掉了這樣的小事都會讓他勃然大怒，所以大家看見他都繞著走。

布赫萊爾的表弟紮伊德(Zied)說：“我小時候他常常開玩笑地打我，但最後我總是會受傷。”

還有許多人回憶起有一次，布赫萊爾開著一輛租來的汽車被後面的車追了尾。兩名司機都下了車，然後布赫萊爾把對方打了個半死。“這對於他來說太正常不過了。”目睹了這一沖突的哈森(Hamila Hassen)表示。

布赫萊爾的父親拒絕接受采訪。但所有人都說，父子倆的關系令人擔憂。

凱姆斯丁醫生回憶道：“就算沒發生什麽事，他也會對自己的父母大為生氣。”

有一次，布赫萊爾故意把父母鎖在了門外。父子間於是發生了“危機”。後來布赫萊爾就被帶去看精神病醫生了。

和許多年輕人一樣，布赫萊爾似乎非常關註自己的外在形象，但他似乎有點過分沈迷了。凱姆斯丁醫生回憶說，“他對自己的形象不滿意，他覺得自己很醜。他對現實有一種扭曲的認知。”

借婚姻跳板來到法國

2009年左右，布赫萊爾利用一樁包辦婚姻的機會搬到了尼斯。他妻子是他的表親，原先也是馬薩肯當地人。這是布赫萊爾離開突尼斯的機會，他抓住了這個機會。

2009年年底，他就拿到了法國許可證，這意味著他可以工作了。很快，他和妻子有了一個孩子。可是，在拿到文件之後，他對妻子的態度發生了180度大轉變。一名和這對夫妻住在同一棟樓里、和布赫萊爾夫人來往密切的鄰居說：“他和她結婚就是為了拿到文件。之後就露出了真面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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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重生活”

從2011年，也可能是2012年開始，布赫萊爾過上了“雙重生活”：他在Facebook上用假名Javin Bensucon建立了檔案。他最近一次更新主頁是在2015年2月7日。

他每周三次去上莎莎舞舞蹈課，還經常參加“社交聚會”，並用這個假冒的身份“撩妹”。神奇的是，他不僅將“莎莎舞”世界和自己的家庭生活分隔開來，更為前者“創造”了一種完全不同的個人形象。在他的Facebook頁面上有這樣一些信息：單身、家鄉是海地城市Bresilienne。他的個人網站公開信息部分顯示，他有10個好友，全部都是漂亮的女性。

他和不同的女性約會，有些年紀甚至比他大20歲以上。他從來都沒有告訴這些“女朋友”自己已經結婚，而且已經是孩子的爹。

55歲的吉利貝托(Patricia Marguerite Giliberto)就是布赫萊爾眾多“女朋友”中的一位。在近兩年的時間里，她經常和布赫萊爾一起跳莎莎舞。在得知舞伴的真實身份之後，吉利貝托震驚了，之後又很生自己的氣，因為她居然曾經對法國頭號兇手之一的布赫萊爾這麽友好。

“我對他的生活一無所知，”她說，“我以為他單身。他總是把一切都隱藏起來。”

兇嫌布赫萊爾去年在海邊的照片 

但有一點倒是很清楚：這個曾經被自己難看外表所困擾的年輕人現在走向了另一個極端，他簡直被自己的美好外表迷住了。吉利貝托說：“他覺得自己是個猛男，他對於自己的吸引力非常自信。”

布赫萊爾手頭並不寬裕，而她總是為酒水飲料買單。吉利貝托表示，因為自己年紀要比他大很多，所以在她看來，布赫萊爾可能將她看作是認識其他年輕女孩的一個機會。

在遇上了認真交往的對象之後，吉利貝托開始疏遠布赫萊爾。後者變得粗魯和憤怒起來。“我對你已經不感興趣了，你是個問題女人，”他發短信給她說，“你老了。”

後來吉利貝托再也沒有聽到過他的消息。那大約是在2012年年底。

婚姻破裂

之後幾年，他的家庭生活每況愈下。盡管他妻子又為他生下了兩個孩子——妻子原本希望孩子能修複夫妻關系，但卻並沒有。事實上，在他們第一個孩子出生後，他便開始打她。有時候他甚至還對丈母娘大打出手。“他是個自戀狂、變態，他非常愛自己。”布赫萊爾妻子的律師這樣表示。

上文中提到的那位與布赫萊爾妻子關系密切的女鄰居稱，有時候布赫萊爾喝酒太多，就會羞辱他妻子，因此他妻子非常害怕他。大概是去年，布赫萊爾的妻子正處於齋戒中，“他往她頭上倒酒侮辱她。”緊接著，布赫萊爾用刀捅了孩子的玩具。他妻子開始擔心孩子，便要求離婚。

布赫萊爾搬了出去。偶爾，他也會給妻子一點錢撫養孩子，但給的錢並不多，頻率也不高。

進入警方雷達

因為盜竊和暴力行為，尼斯警方註意到了布赫萊爾。他最近的一次違法是在今年1月：布赫萊爾和一名駕車者打了起來，向對方丟過去一個木托盤。他因此在今年3月時被判入獄6個月，暫緩執行。按照巴黎檢察官莫蘭先生的說法，布赫萊爾或許在那個時候已經決定了要實施一起大規模暴力事件。

不過，布赫萊爾真正開始搜尋“伊斯蘭國”相關消息是在卡車襲擊案兩周前。他在互聯網上搜索了奧蘭多槍擊案的兇手馬丁，還有導致5名警察死亡的達拉斯槍擊案。

檢察官莫蘭說，布赫萊爾手機中的照片，最早的拍攝於1年前，其中包括幾張盎格魯街(也就是卡車襲擊案的發生地點)人群的照片。有一組照片是去年法國國慶日當天的慶祝人群，另外還有一組照片是盎格魯街上一場音樂會，時間也是在去年。

此外，還有一張當地報紙在今年1月發表的一篇文章的照片。文章中講的是一名男子如何故意將汽車駛入露天咖啡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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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原遼寧鈔車劫案嫌犯人生路

9月14日是李緒義35歲的生日，而今年的9月15日又正逢中秋節。兩個本該團聚的日子，李緒義卻已註定無法與家人在一起。

9月7日下午，在遼寧省大石橋市做運鈔車司機的李續義，用槍狀物驅逐掉車內三名同事，將運鈔車和車內的600萬巨款一起控制。消息通過網絡迅速傳遍全國，被劫走的款項一度被誤傳為3500萬。僅三四個小時後，李緒義在家中床下被警方抓獲。被劫錢款全部追回。

這起近年來罕有的劫持運鈔車案件引發各種聯想，也讓李緒義這個平凡小人物成為全國關註的焦點。究竟是什麽原因促使他做出如此的驚天之舉，他又經歷了何種人生際遇?

9月9日，第一財經1℃記者前往大石橋市，通過尋訪李緒義的家人、朋友、同學，從而還原李緒義曾經的成長軌跡。

前述李緒義的親友均提到，李緒義做出這種瘋狂舉動，系被巨額債務逼迫導致，這與警方通報的李緒義的作案動機一致。李緒義的大伯李繼敏表示，他最大一筆債權高達180余萬，但因為無法實現，走上了生意場上的惡性循環。

本應有錢的李緒義，在長達三四年的時間，卻幾乎將所有精力都用在了還債上。重壓之下的李緒義最終崩潰，走上了劫鈔車的犯罪之路。

要強的一家人

大石橋市博洛鋪鎮李大屯村，距離大石橋市區15公里左右，是遼南大地上的一座普通村落。1981年9月14日，李緒義出生在這里。

9月9日，1℃記者來到李大屯村，兩天前的這起大劫案為外界獲知後，李緒義也成為李大屯村人一直議論的話題。與李緒義相熟的一些村民主動向記者介紹，“他膽子不大，如果不是欠債，他絕對不會去搶錢”。

李繼敏在村內經營一個煤站，他亦向1℃記者證實，作為關系最近的親屬，他早就知道侄子全家被債務所壓已長達三四年，“就是做工程時產生的兩筆債務，一共有200萬，怎麽也結不了賬。”李繼敏說，由於工程發包方拖欠李緒義的錢，而李緒義和父母為了支付施工工人的工資、材料款等，只能在外面借錢，還借了高利貸。為了還債，李緒義想盡辦法做其他生意，還要抽時間與父母一起繼續要求發包方盡早結算。這樣就形成了“拆了東墻補西墻”的惡性循環。

在李繼敏和其他村民眼中，李緒義其實曾經有著光明的前途。1998年初中畢業後，李緒義沒有像很多同學一樣選擇外出打工，而是報名參軍入伍。李緒義在吉林省白山市的邊防某部曾榮立了一次個人三等功。李繼敏說，全家得知這一消息，感到甚是榮耀。2001年，李緒義退伍回到村里。

返家後的李緒義沒有立刻進城找工作，而是開始了他的創業致富之夢。

李繼敏回憶，侄子在村里嘗試了多次“創業”，種過西瓜、開過養雞場。除此之外，李緒義還承包過魚塘、為別人開過大貨車。總之，多年來，李緒義的工作一直處在不穩定狀態。

種植傳統的小麥和玉米，收入微薄，李緒義將家中的幾畝地騰出來，選擇種西瓜。但最終收入跟種植小麥玉米相差無幾。他又選擇了養殖肉雞，雖然沒有遇到大的疫病等變故，但當時的市場行情不好，李緒義的這次“創業”同樣沒有成功。

李繼敏說，李緒義的父母當時年紀還不大，也在外面闖蕩，希望能開拓出一番事業。後來父母讓李緒義也參與了進來。2006年，李緒義的父母到大石橋打工，慢慢接觸到了工程建設。從給別人打工開始，一步步發展起來，最終自己也做了包工頭。

李繼敏說，弟弟和弟媳曾經成功做成了臨近的蓋州市的一處工程，賺到了一些錢。2010年前後，李緒義和父母離開了李大屯村，住進位於大石橋市區的樓房。李緒義在大石橋市的房子位於學府家園內，這是當地一座中高端住宅區。

離開農村，也許正是李家人的夢想和成功的標誌之一。

但李家人沒有預料到，雖然離開了農村，也進入了工程建設領域，但這既是家族事業興起的開端，也為這起大劫案埋下伏筆。

債臺不斷高築

李繼敏說，應該是在2011年左右，李緒義的母親王艷先後得到位於大石橋市虎莊鎮、黑龍江省鶴崗市某林業局的兩個保障房建設項目。李緒義一直在工地在幫母親打理這兩個項目。母子二人在大石橋市招聘過工人，一起到黑龍江蓋樓。

據李繼敏的了解，李緒義母子二人的工程中，雖然發包方沒有給他們迅速結算工程款，但建築工人的工資沒有拖欠，材料款等成本費用也都支付。

在接了上述兩個工程之後，王艷一直奔走於黑龍江與大石橋之間，催促發包方盡早付錢，但一直沒有成功。王艷不止一次對他說起，黑龍江的欠款數額為180多萬。他們是借錢支付的工人工資等開銷。只要這筆錢能結算，他們就能拿這筆錢去還欠別人的債。但三年多之後，他們始終沒有拿到錢。

2015年夏季，李繼敏也前往黑龍江，希望能幫著王艷早日要到這筆錢。李繼敏說，工程發包方為位於鶴崗市的某林業局。所建設的項目為該林業局的保障房項目，王艷母子拿下了其中的4座樓的施工工程，但最終建設了其中的兩座。工程完工後，目前已經有人入住。李繼敏認為，壓垮李緒義的無疑是這筆180萬的欠款。

債權無法實現，債務卻倍增。

堅信“父債子還”的李緒義再次走上創業之路，以期早日替父母還上外債。

在大石橋市豐華頤和村不遠的學府家園西側，還存留有李緒義曾經經營過的一家洗車行。這家洗車行正是李緒義試圖借此翻身的重要記錄。周邊店鋪經營者稱，洗車行在2013年營業，但來洗車的人並不多。當年，李緒義賣掉了位於學府家園的房子，將原本租來的洗車行買下。

洗車行所在的房屋共三套，總價147萬，即使李緒義賣掉自家房子，仍然資金不足。於是，他選擇購買其中的兩間，總價97萬。李緒義先後繳納了52萬元，但剩余的47萬，他已經無能無力。

洗車行所在的開發商後來起訴了李緒義，要求其迅速償還這筆錢。房屋因此被法院查封。

曾與李緒義一起經營該洗車行的王磊(化名)回憶，當時經營時，刨除掉各項成本，每月僅能賺1000多元錢，他與李緒義平分，相當於一年僅能賺6000多元，這種生意毫無意義。經營兩三個月後，王磊即選擇退出。王磊說，他沒有想到李緒義會繼續經營，因為這個洗車行，李緒義還借了高利貸。

債權實現遙不可及，外債累累，繼續創業，債臺繼續高築。

除了經營洗車行，李緒義還曾經與一名朋友經營一家鎂制品廠，生產鎂粉、鎂碳磚、鎂砂，一度賺了一些錢。李緒義的這位朋友稱，由於不懂市場行情，隨著鎂價格的下跌，生意最終一落千丈。兩人最終只能將這一生意轉手。李緒義經因此又虧了10多萬元。

生意的連連失敗，李緒義面臨的不僅僅是巨大債務，他們一家人的生活都出現了問題。

李緒義的多名朋友向1℃記者表示，近兩年李緒義向他們借過錢，但不知道是不是礙於臉面，借的都是一些千元上下的小錢。李繼敏說，李緒義和王艷現在拿出100元，都要考慮半天，這毫不誇張。“拆了東墻補西墻”的日子讓這個家庭接近崩潰。事發前，他聽說李緒義又借了高利貸15萬元，利息每月高達兩萬元。

李繼敏說，他聽到的說法是，在案發前，王艷一直在找大石橋市的某部門討要工程款。大約三個月前，為了解決李緒義的工作問題，該部門協調李緒義到押運公司上班。但王艷多次對李繼敏在內的家人說，她並不希望兒子到押運公司工作，因為天天接觸巨款，家里又深陷債務風波，她擔心兒子會鋌而走險。

劫案發生後，警方公布的視頻顯示，李緒義將600萬巨款控制後，逐戶找到債主還錢。在一個債主處，李緒義扔下了30萬元。

還原辦案現場：看“環保警察”如何鐵腕端掉汙染企業

他們身穿警察制服，佩戴專門的警用器械；他們隸屬於地方公安局治安巡警隊伍，在地方環境保護局辦公，那里有他們自己的辦公室，也有休息的空間。

他們和地方環保執法人員一起開展環境監察執法，配合環保部門對環境汙染問題集中和重點區域進行專項整治。

和其他警察一樣，他們也掌握著轄區里的環境犯罪動態，研判犯罪信息和規律，獨立偵辦和查處環境違法犯罪案件。

他們是來自警察隊伍里的專業警種：環保警察。

《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近日在廣東省采訪時了解到，近年來，廣東各地環保警察風生水起，借助公安機關的強制力，以往“失之於寬、失之於軟”的環保執法“硬”起來了，環保“鋼牙”開始露出鋒芒。

“為什麽不是環保局的人來？”

“如虎添翼!”11月8日上午，在汕頭市環境保護局環境監察分局的一間會議室里，汕頭市環保局局長黃騰遠在談到環保與公安兩部門的聯合執法時，多次做出如此評價。

讓黃騰遠津津樂道的是，今年，4位環保警察到環保局工作不到兩個月，就經辦了汕頭市首宗環境汙染犯罪重大案件，整個辦案過程讓環保執法人員贊嘆不已。

一位參與辦案的環保警察告訴記者：“之前通過線人發現，汕頭市龍湖區鷗汀街道郊區有一家工廠，無論白天黑夜經常大門緊閉，但廠內卻不斷發出機器作業的響聲。”

由於涉事廠房地處城郊，周邊廠房特別多，地形也比較複雜，於是，環保警察啟用了無人機進行偵查。“無人機從200米的高度拍攝，可以發現涉事廠房附近河湧有一條明顯的綿延數百米的油汙帶。”這位環保警察在給記者播放當時無人機拍攝的視頻時介紹。

“通過無人機拍攝，還可以詳細了解廠房周邊的建築、道路情況，為警方布控提供依據。”這位環保警察說，使用無人機進行空中觀察隱蔽性很強，被偵查對象會以為是小孩的玩具。

同時，環保警察還經過實地走訪和偵察，發現該廠圍墻外茂密的草叢中隱藏著一條從廠內通到河湧的暗管，源源不斷地將烏黑渾濁的汙水直接排進河湧，致使河水散發陣陣惡臭，河內的油汙帶正是由這一暗管排出的汙水形成的。環保警察們最終確認了涉事工廠存在嚴重環境汙染的事實。

9月l日下午，汕頭市公安局治安巡警支隊環境保護偵查大隊聯合特警支隊和市環保局，出動28名執法人員，對該排汙窩點進行突擊檢查。在現場抓獲該廠老板黎某國等4名犯罪嫌疑人，查獲鍍鉻生產線2條、電鍍池4個、酸洗池2個，以及企業違規購買儲存的鹽酸1桶、硫酸若幹罐、鍍鉻成品20件。

經初步查明，涉事的非法電鍍廠於今年6月投產，屬無牌無證經營，未取得任何環評文件和排汙許可，擅自從事金屬表面熱處理生產，大量含有鉛、鉻等重金屬的工業廢水在沒有經過任何凈化處理的情況下直接排進場外河湧。

經廣東省、汕頭市兩級環保部門檢測認定，這些廢水總鉛超標128倍，總鉻超標165倍。目前警方已依法對4名犯罪嫌疑人進行刑拘。

“我們沖進去的時候還有一個小插曲。”一位環保警察告訴記者：“看到警察沖進來，犯罪嫌疑人當時很吃驚，還問我們，為什麽不是環保局的人來？我對他說：我們就是環保警察，專門打擊環境違法犯罪的。”

涉嫌環境違法企業的人員被警方控制。攝影/章軻

“此案得益於環保警察聯合查處機制的啟動。”環保偵查大隊負責人蔡煒介紹，環保警察設立後，環境違法案件的查處不再受到環保部門行政執法權的限制。公安機關可以提前介入案件，並與環保部門密切配合。

汕頭市環保局副局長王建平介紹，以往，環保部門辦理涉環境違法犯罪案件，需要由環保執法人員先期調查勘驗，對外排汙染物現場采樣、監測，經廣東省環保廳對監測報告認可後，達到涉嫌犯罪的，再按照程序移交到公安機關進行立案偵查。

“這個流程雖然合法合規，但因為環保部門前期的取證過程需要一段時間，容易造成犯罪嫌疑人的逃匿或銷毀證據，客觀上對下一步公安機關對涉刑案件的繼續偵辦會造成更大的困難。”王建平說，以往在現場執法時，環保人員常常被擋在工廠外，企業大門緊鎖，一點辦法都沒有。環保部門只能通過當地政府工作人員叫門，抑或報警請求公安支援。但往往等到大門被打開，犯罪嫌疑人早就逃匿，違法排汙的證據也早已滅失。

“環保警察不一樣，他們有強制力，可以強行破門。”王建平介紹，根據職責分工，進廠後，環保警察控制嫌疑人，環保部門現場勘查、采樣監測。雙方還聯合對違法排汙企業生產及排汙流程、去向等進行勘驗取證。

“查處環境犯罪有一個關鍵點，就是在進行抓捕的時候，需要人贓並獲，即犯罪嫌疑人在進行排汙作業的時候進行抓捕，但這有相當的難度，聯合執法機制就是為了破解這一難題。”蔡煒說。

同時，聯合執法機制在證據鑒定方面也獲得提速。以往環保監測鑒定需要省級監測部門進行認定才可以作為立案依據，而這一過程就長達20天。”蔡煒介紹，“現在只需要5天就可以走完所有監測認定流程，在報省部門的同時移送公安機關。”

執法行動前嚴格保密

《第一財經日報》記者也跟隨執法人員辦了一次案。

 “要去的這家企業生產規模很大，我們在幾個月前就掌握了線索，逐漸摸清了犯罪嫌疑人的活動規律。警方已經在現場布控。”11月9日上午9時許，記者跟隨環保執法人員在汕頭市公安局集合，現場一位環保警察告訴記者此次偵辦的任務。

和集合現場多數人員一樣，這是記者在去犯罪現場之前得到的唯一信息。

汕頭市環保局環境監察分局局長吳林告訴記者，檢查執法行動中嚴格落實“三不”紀律：不告知執法人員執法對象；不與地方和企業打招呼；不由被檢查單位引導檢查點，以確保行動保密。通過暗訪得到線索，由現場指揮人員掌握並帶隊直奔現場，避免走漏消息。

11月9日上午，汕頭市環境監察人員和環保警察在執法現場。攝影/章軻

出發前，汕頭市公安局治安巡警支隊負責人在市公安局三樓會議室召集參戰的環保警察、環保執法人員、特警等人做動員。這位負責人對大家說：“在行動中要註意自身安全。原本會收繳大家的手機，但我相信大家。要記住，一旦走漏風聲，整個行動就有可能前功盡棄。”

這位負責人要求，進入現場後，公安、環保各司其職：“我們的人昨天就在那里蹲守，這家企業晚上還在生產，早上8點半又在開工。現場樓層比較多，先把企業的人員都集中到一起看好。”

“第一時間鎖定證據，第一時間搞清楚企業的生產規模、工藝和汙染物流向。”出發前，吳林囑咐環保執法人員。

此次行動，包括環保警察、環保執法人員和特警共約50人。上午11時許，執法車隊到達汕頭市與揭陽市接壤的潮南區司馬浦派出所。簡短的集結、分工後，車隊直奔潮南區陳店鎮。

幾分鐘後，車隊在一個村莊的8層居民樓前突然停下，特警們立即沖下車，分樓層控制入口和樓內人員。記者緊隨進入樓房後發現，這棟樓實際上是一個工廠：一樓是接待室和業務洽談室，並堆放著雜物。二樓是企業經營者的住家，三樓是工人宿舍，四樓以上才是生產車間，堆放著幾臺大型沖壓機。該企業主要從事涉重金屬首飾品加工等生產活動。

記者在現場看到，環保監測人員進入現場後立即尋找廢水排放渠道，並在樓旁的小溪里獲取水樣，準備送檢。到記者離開時，環保、公安人員仍在現場搜集證據。

汕頭市環保監測人員在辦案現場取水樣。攝影/章軻

8日晚，吳林通過微信告訴本報記者：當日下午，汕頭市澄海區環保局會同區環保警察、鹽鴻鎮政府，對位於鹽鴻鎮中社路尾蓮花山下的兩家電鍍工場進行突擊檢查，其中一家配套鍍鋅生產線3條，單桶鍍鎳槽2條，另外一家配套鍍鋅生產線3條。

吳林介紹，澄海區環境監測站分別在車間排放口和工場總排放口釆集水樣進行監測。區公安部門分別控制了兩家違法生產企業的在場人員共7人，鹽鴻鎮政府隨後對這兩家工場實施斷水斷電及查封措施。目前，案件正在加緊立案偵查中。

汕頭市環保局向記者提供的資料顯示，自今年6月13日在汕頭市公安局治安巡警支隊組建環境保護偵查大隊，並先期派出4名環保警察進駐環保局辦公以來，汕頭市各級環保部門會同公安機關，組織開展環保執法人員與環保警察的聯合執法行動，共出動5200多人次，常規排查和利用假日、夜間、下雨天等開展突擊檢查，檢查企業近200家，查處涉違法排汙環境違法企業88家，行政立案處罰88宗。

公安部門統計數據顯示，自8月27日以來，公安機關共偵辦涉環境犯罪刑事案件7宗，辦理行政案件31宗(環保部門移送行政拘留案件14宗，公安機關自偵案件17宗)，現場抓獲違法嫌疑人127人，實施行政拘留106人，轉刑事拘留19人，檢察機關批準逮捕3人，公安機關提請檢察機關批準逮捕16人。

“環保、公安聯動執法新模式，實現了環保執法、公安偵查手段的強強聯手和優勢互補。”汕頭市公安局黨委委員、副局長方誌勇對記者說。

警察將犯罪嫌疑人帶離現場。攝影/章軻

為什麽是汕頭

汕頭是全國主要港口城市、中國最早開放的經濟特區之一，但近30年來，經濟雖然上去了，環境質量卻不升反降。

廣東省環境保護廳今年10月發布的全省城市環境空氣質量狀況和排名顯示，汕頭位於22個城市的第7位。今年一季度，汕頭空氣質量排名甚至是22個城市中倒數第5位。

汕頭貴嶼早些年就曾因廢舊電子設備拆解而“臭名遠揚”，一直是汕頭市重點環境整治區域。此外，流經汕頭的練江同樣是“心頭之痛”。9日上午前往辦案時，記者一行開車途經練江，陣陣惡臭立即湧進車窗。放眼望去，練江黑如墨汁，死寂一般。

練江是粵東地區第三大河流和重要的母親河之一，其汙染問題由來已久，程度嚴重。今年，廣東省人大公布的省內四條河流整治情況中，練江是其中唯一仍呈惡化趨勢的河流。

今年10月，致公黨汕頭市委的一份調研報告認為，練江汙染的來源除了沿岸工業汙染之外，更重要的還在於因其資源環境條件先天不足和流域基礎設施建設滯後所造成的嚴重“微容量、重負荷”問題。

數據顯示，練江流域常住人口約430萬人，人口密度約為廣東省平均水平的6倍，而流域內人均地表水資源量僅為全省的1/5，水資源十分缺乏，汙徑比（汙水排入量與河流徑流量之比）高達5倍以上，生態流量嚴重透支，枯水期河流中基本是生活汙水、工業廢水、養殖廢水和農田排水，入河汙染負荷遠超河流自凈能力，這是練江水質長期劣於V類（劣於V類的水體已喪失使用功能）和持續惡化的根本原因。

更為嚴峻的是，練江流域內環保基礎設施建設嚴重滯後，2/3的鎮(街)沒有生活汙水處理設施，大部分河湧未進行沿河截汙，流域生活汙水日排放量達90多萬噸，約占廢水排放總量的70%，而生活汙水處理率不到20%，遠低於廣東省83.5%的平均水平，每天有約80萬噸的生活汙水未經處理直接排放。

此外，練江流域日產生活垃圾約3600噸，目前卻仍未建成一座符合規範的無害化垃圾處理設施，未能形成有效的垃圾收運系統，垃圾基本未得到處理，隨處傾倒的垃圾不但汙染了環境，也嚴重阻塞了河道。

“30多年前，練江流域的人家經常在河邊淘米洗菜。從1998年起，練江的水就變成劣V類了。”汕頭市環保局一位工作人員對記者說。

“我曾經在揭陽市工作，整治練江的工作苦不堪言。”汕頭市澄海區委書記劉永銘坦言。

8日，記者還隨汕頭市環保執法人員在該市龍湖區鷗汀街道郊區一帶走訪，看到各類工廠與居民區混雜，居住區內不僅有垃圾堆放場、金屬加工場等小型生產作坊，有的民居內還養著上百只鵝，臭氣熏天。許多加工場的排氣扇肆無忌憚地向外排放刺鼻的氣體。記者所見到的街道或居民區之間的河道，無一不是黑臭水體。

“汕頭的環境形勢十分嚴峻。要向破壞汕頭環境的不法分子開戰，向沒有汕頭心、百姓情、黑良心的所謂企業開戰。”今年新上任的汕頭市委書記陳良賢說。

在環保警察辦公室里，汕頭市環境保護局領導和汕頭市公安局領導正在交流情況。攝影/章軻

“汕頭模式”透露頂層設計改進空間

根據汕頭市機構編制委員會的文件，環保警察的主要職能包括掌握轄區環境犯罪動態，聯合環保執法機構開展環境監管執法，配合環保部門對環境汙染突出問題和重點區域開展專項整治等。

文件還規定，環保警察所需政法專項編制，在市公安局治安巡警支隊內部調劑。各級環境保護偵查機構辦公地點設在各級環保部門，環保部門負責環保警察的工作計劃安排、業務管理和指揮調度。

2014年，廣東省公安廳等21個部門提出，行政執法機關在自查案件中，有證據表明可能符合刑事追訴標準，應當追究刑事責任的，可以商請公安機關提前介入調查。

公安機關提前介入調查，主要是幫助、協助行政執法機關及時發現、收集、固定證據，對相關產品、物品采取查封、召回、勘驗、檢驗檢疫、銷毀、公共安全預警信息發布等相關措施提出意見，在制止或者防範危害擴大的同時，為移送公安機關立案偵查提供事實依據。

8日，廣東省環境保護廳環境監察局副局長洪表明告訴《第一財經日報》記者，繼2014年佛山市、汕頭市潮南區和順德區設立環保警察(公安機關內設環境犯罪偵查大隊)後，廣東省於2015年又在江門、肇慶、清遠、揭陽和韶關等5市設立了環保警察。2016年1月11日，廣州市公安局“食品藥品與環境犯罪偵查支隊”掛牌成立。今年，汕頭市、潮州市、惠州市的惠陽區也設立了環保警察。

但據記者了解，環保警察在執法中也遇到了一些問題。汕頭市公安局治安巡警支隊支隊長劉誌雄向記者反映，按現行的司法解釋，市一級環境檢測結果需要送到省環保廳認定才能作為定案依據，但時間較長。“建議有資格的市級檢測機構的檢定結果不用送到省里認定。在公安系統，只要有法醫結論就行，不管是市級的還是區級的，都一樣有法律效力。”

劉誌雄還反映，從頂層設計上應加大對環境違法犯罪的處罰力度：“如果是之前拘留過的，出來後再違法，建議直接入刑。”他反映，電鍍企業非法排汙的可以入刑，但對於印染企業，排放的廢水濃度再高，對企業經營者最多也是15天的拘留，應有入刑標準。“另外，目前只對企業經營者處罰，是否也可以對主要技術人員和長期從事非法生產的工人進行處罰，讓他們不敢也不願意在環境違法企業從業。”

對於各地風生水起的環保警察，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資源與環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長、中國社科院法學所研究員常紀文在接受《第一財經日報》記者采訪時認為，設立環保警察的好處就是提高執法效率。專門的事情由專業的警察去做。因為環保警察的專業性很強，包括取證、監測等等都是有專業性的。

那麽，在環保垂直管理體制改革的大趨勢之下，縣一級環保分局與環保警察之間的關系如何處理?常紀文認為，可以讓環保警察成為一個相對獨立的部門，把目前縣級環保部門的大部分執法權力交給環保警察。

“還有處罰權，也可以由環保警察來行使。不能說環保警察只管抓人拘留，那是不對的。”常紀文對記者說，環保警察的職責不應僅僅局限於對汙染的查處。還可以借助現有的林業公安模式，以林業公安為基礎來組建“大環保警察”，既為林業部門服務，也為環保、海洋、國土部門服務，整合力量。

中國政法大學教授王燦發對《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表示，當前，環保部門執法遇到的一個很大問題，就是查封扣押汙染企業之後，有的企業就把封條給撕，而環保部門一點辦法也沒有。如果被查企業撕了封條或轉移了設備資產，在這種情況下，可以動員警力，這才是執法部門應該做的事情。

“但如果什麽都讓環保警察去幹，那可能管不了。”王燦發說，從東部地區來看，每年都有幾百起環境刑事案件，需要有一批專業的警察展開對環境案件的偵察，以及對刑事拘留案件的調查。

環保警察們在研究案情。攝影/章軻

環保警察在擦拭警用裝備。攝影/章軻

汕頭市環境保護部門2016年打擊環境違法犯罪工作情況表。

還原“萬寶之爭”缺失的劇情：有人不同意讓王石出局？

界面 2017-05-05 14:57

來源 | 界面（ID：wowjiemian）

文 |  羅強

王石未來肯定是要針對“萬寶之爭”寫回憶錄的，但萬科獨立董事華生已經替他寫了一部分。

華生在其新書《萬科模式-控制權之爭與公司治理》中，除了透露了其“拍案而起”的緣由是因華潤而起的“不平”之外，還在“萬科之爭大事記”章節中，首次披露了諸多未為外界所知的各方博弈細節。

2015年12月17日晚間，王石在萬科內部的講話開始流傳，彼時他稱不歡迎“寶能系”成為第一大股東，因為“信用不夠”；次日，萬科A+H股票雙雙停牌，萬科股權事件自此全面進入公眾視野。

在王石內部講話時點，寶能系增持萬科股份已達22.45%，公眾普遍認為王石當時講話，以及停牌反應已稍顯遲鈍。實際上，除了王石內部講話中提到與寶能系掌門人姚振華夜談4小時之外，萬科管理層在之前做的事情還有很多。

寶能系在當年7月上旬開始增持萬科股份達5%，下旬繼續增持至10%後，萬科總裁郁亮就赴香港，向當時第一大股東華潤集團董事長傅育寧匯報，判斷寶能系“劍指”第一大股東，請求華潤增持或助其引入戰略投資者。

7月29日，王石在北京繼續向傅育寧匯報。彼時傅表示支持萬科，但華潤當時一是缺乏增持資金；二是正在整合旗下業務板塊，地產不是方向，即使有資金也只能酌情增持；三是不反對引進新的戰略投資者。

8月下旬，萬科管理層提出定向增發20%H股的想法，但華潤方面因擔憂增發會攤薄自身權益、萬科對華潤的業績貢獻度下降而反對，該想法最終擱置提交董事會審議。華潤建議萬科先回購A股，然後再發行相同數量H股。

接下來，寶能系繼續增持萬科至15.04%並超越華潤成為第一大股東，萬科方面也少量回購A股，期間華潤也少量增持萬科奪回第一大股東地位。事態繼續發展，寶能系增持勢頭不減，到2015年年底，寶能系持股已達20%，安邦也增持萬科達5%，萬科似乎已易主。

此時萬科與華潤還在磋商方案，其中包括華潤在二級市場增持、華潤置地住宅業務與萬科整合、華潤集團將華潤置地的股份給萬科、萬科向華潤集團發行股份等。但始終沒有實質進展，萬科開始與多家央企和深圳國企進行接觸探討重組可能性，與境外兩家機構也開始開展談判。

王石內部講話之後，各方全面“開戰”，期間還爆出華潤與寶能系“一致行動人”、王石對寶能“道德綁架”、萬科重組對象等諸多插曲。

12月27日，王石、郁亮在深圳向傅育寧匯報工作，傅表示無論重組或增發均有為難之處，但雙方共識是不管誰參與重組，都將保持國資第一大股東地位。華潤還進一步強調稱，暫不考慮華潤置地與萬科的整合問題，不反對萬科與其他國資的重組方案。

各方在焦慮中度過春節，正式迎來關鍵的2016年。在這一年里，兩個關鍵時點是，3月17日萬科臨時股東大會通過繼續停牌、推進重組的議案，以及6月17日華潤在審議重組方案的董事會中投下反對票。

臨時股東大會的插曲是，華潤會後向媒體“抱怨”萬科與深圳地鐵簽約沒有經過董事會討論通過，存在程序問題，這也標誌著華潤對萬科管理層的不滿徹底暴露在公眾視野。

由於華生為萬科獨立董事，他全面參與了董事會，對整個過程較為了解。在他新書的“爆料”中，早在2016年2月3日，萬科團隊就在香港向華潤匯報了與深圳地鐵的重組意向，且股票發行量可能要超過“寶能系”，華潤方面對此沒有表示不同意見。

2月24日，王石發短信請求向傅育寧當面匯報重組事宜；次日，華潤方面表示準備收購證金、匯金持有萬科的股票；再3天後，王石向深圳市領導匯報重組事宜。

3月11日上午，王石、郁亮通過傅育寧的秘書向傅育寧發短信，請求在臨時股東大會之前在北京當面匯報重組事宜。失誤出現在下午董事會會議中，萬科方面以與深圳地鐵重組只是合作意向，尚未形成預案到董事會審議階段為由，未將重組事項在正式議程中列入討論。

華生對此評論稱“這顯示萬科團隊在華潤態度曖昧的情況下，決意繞開華潤，自行盡可能向前推進與深圳地鐵的合作”。

3月12日，深圳地鐵與萬科在地鐵大廈進行戰略合作備忘錄簽約儀式，下午現場照片外傳，華潤立即詢問，郁亮等以合作“無法律約束力”回複，但華潤方面要求：不要就此事公告；如果公告，不要談股權層面的問題。

次日，萬科收到深交所問詢函，要求作出公開說明，萬科不得不準備進行披露，並通知華潤。3月14日，萬科公告與深圳地鐵的合作備忘錄，同時取消了雙方聯合媒體見面會，郁亮等到華潤總部匯報，承認溝通不足，希望建立機制，聽取華潤方面意見和批評。

華潤除了會見媒體公開了與萬科管理層的矛盾之外，還在4月份與深圳地鐵會談，表達了重回第一大股東地位的意願，希望深圳地鐵退出萬科重組，但遭到後者拒絕。

事件發展到第二個節點，在6月17日召開審議重組預案的董事會前半個月，深圳國資委組織華潤、深圳地鐵進行協商，華潤方面要求保留第一大股東地位，如萬科向深圳地鐵定向增發後，後者持股不能超越10%，且要將投票權委托給華潤，以便華潤獲得25%的投票權，否則華潤將對重組預案投反對票。

10天後，深圳市主要領導就重組事項與傅育寧會談。深圳市希望華潤支持萬科的資產重組，傅則表示，同意的前提是萬科向深圳地鐵定增20%之後，後者要將其中10%以市場價格轉給華潤，且前提方案協議與定增協議同時在法律上生效。深圳市政府要求國資委進行協調，但所有操作必須合法合規，符合上市公司監管要求。

6月15日，各方再次坐上談判桌，認為上述方案不具可操作性。華潤口頭動議與深圳地鐵一起參與定增，各認購10%的股份；深圳地鐵提出，請華潤支持協助現有方案在董事會、股東大會審議通過，繼續保持萬科核心團隊的穩定，待本次交易完成後再簽署股份轉讓協議。

6月16日，深圳國資委、深圳地鐵集團以及萬科向深圳市領導匯報重組事宜。深圳市主要領導表示，希望華潤支持萬科，深圳國資委協調深圳地鐵入股萬科後，在依法依規前提下，支持華潤成為萬科第一大股東。隨後，深圳市政府向國務院國資委報告了上述情況。

6月17日中午，華潤向萬科提議當天下午的萬科董事會探討新的方案，如繼續審議原方案，華潤將投反對票。華潤新方案為：萬科以現金購買深圳地鐵的土地資產；第一步交易完成後，在適當時機向華潤、深圳地鐵定向增發各10%的股份，現金認繳，華潤將方案抄送國務院國資委和深圳市政府。

最終在下午的董事會中，原方案以7票贊成、3票反對、1票因關聯交易回避表決的結果通過，引發了對於這1票回避表決是否計入表決總票數的討論，萬科與華潤的矛盾也進一步加劇。隨後，寶能、華潤先後發表聲明指責萬科“內部人控制”問題。

10天後，寶能系更是提請召開臨時股東大會罷免萬科所有董監事。同日，王石在微信朋友圈指責華潤“毫無遮掩地公開和你狙擊的惡意收購者聯手”。次日，華潤與寶能在萬科2015年年度股東大會中，聯手否定了萬科董事會、監事會報告。

華潤與寶能的一系列行為引發國務院國資委、監管機構的關註，深交所要求寶能自查是否與華潤是一致行動人關系；國資委主任肖亞慶則首次針對萬科股權事件表態“央企不與地方爭利，只要有利於深圳的發展，有利於企業的發展，我們就支持”。

壓力之下，華潤被要求不得與寶能一致行動、不得再就萬科事件隨意表態、任何行動要預先征得國務院國資委同意。同時，華潤也聲明對罷免萬科董事、監事的提議有異議，但表示“華潤會從有利於公司發展的角度，考慮未來董事會、監事會的改組”。

2016年7月3日，萬科董事會會議，全票否決了寶能系提請的罷免議案。華潤通知萬科準備部分改組董事會，讓王石出局的提議因上面不同意在會上並未提出，從而避免了一場攤牌。

再後來，萬科管理層高調反擊，向監管部門舉報寶能系；華潤方面就退出萬科與各方談判，協商價格；恒大入局搶籌，就借殼深深房與深圳市政府談判。到2017年1月13日，華潤將所持萬科的全部股份轉讓給深圳地鐵，後續恒大將所持股份表決權讓渡給深圳地鐵，再然後寶能系被處罰，形勢日趨明朗。

華生認為，縱觀萬科各方股東局勢，無論最終有誰提名董事，從選票格局看，萬科管理層話語權已較此前大為增強。目前，萬科管理層面臨董事會改選局勢，仍然持股的寶能系，以及新晉股東深圳地鐵，處於微妙的董事會席位博弈階段。

大體來看，華生新書中的大事記，向公眾詳細展現了各方博弈的過程與一些細節，有助於理解這場商戰的最終邏輯。但仍有大量“未解之謎”，如寶能的真實意圖、恒大入局意圖、華潤最終為何退出萬科等等問題，這些也許真的要等到關鍵當事人王石寫回憶錄來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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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羅強

王石未來肯定是要針對“萬寶之爭”寫回憶錄的，但萬科獨立董事華生已經替他寫了一部分。

華生在其新書《萬科模式-控制權之爭與公司治理》中，除了透露了其“拍案而起”的緣由是因華潤而起的“不平”之外，還在“萬科之爭大事記”章節中，首次披露了諸多未為外界所知的各方博弈細節。

2015年12月17日晚間，王石在萬科內部的講話開始流傳，彼時他稱不歡迎“寶能系”成為第一大股東，因為“信用不夠”；次日，萬科A+H股票雙雙停牌，萬科股權事件自此全面進入公眾視野。

在王石內部講話時點，寶能系增持萬科股份已達22.45%，公眾普遍認為王石當時講話，以及停牌反應已稍顯遲鈍。實際上，除了王石內部講話中提到與寶能系掌門人姚振華夜談4小時之外，萬科管理層在之前做的事情還有很多。

寶能系在當年7月上旬開始增持萬科股份達5%，下旬繼續增持至10%後，萬科總裁郁亮就赴香港，向當時第一大股東華潤集團董事長傅育寧匯報，判斷寶能系“劍指”第一大股東，請求華潤增持或助其引入戰略投資者。

7月29日，王石在北京繼續向傅育寧匯報。彼時傅表示支持萬科，但華潤當時一是缺乏增持資金；二是正在整合旗下業務板塊，地產不是方向，即使有資金也只能酌情增持；三是不反對引進新的戰略投資者。

8月下旬，萬科管理層提出定向增發20%H股的想法，但華潤方面因擔憂增發會攤薄自身權益、萬科對華潤的業績貢獻度下降而反對，該想法最終擱置提交董事會審議。華潤建議萬科先回購A股，然後再發行相同數量H股。

接下來，寶能系繼續增持萬科至15.04%並超越華潤成為第一大股東，萬科方面也少量回購A股，期間華潤也少量增持萬科奪回第一大股東地位。事態繼續發展，寶能系增持勢頭不減，到2015年年底，寶能系持股已達20%，安邦也增持萬科達5%，萬科似乎已易主。

此時萬科與華潤還在磋商方案，其中包括華潤在二級市場增持、華潤置地住宅業務與萬科整合、華潤集團將華潤置地的股份給萬科、萬科向華潤集團發行股份等。但始終沒有實質進展，萬科開始與多家央企和深圳國企進行接觸探討重組可能性，與境外兩家機構也開始開展談判。

王石內部講話之後，各方全面“開戰”，期間還爆出華潤與寶能系“一致行動人”、王石對寶能“道德綁架”、萬科重組對象等諸多插曲。

12月27日，王石、郁亮在深圳向傅育寧匯報工作，傅表示無論重組或增發均有為難之處，但雙方共識是不管誰參與重組，都將保持國資第一大股東地位。華潤還進一步強調稱，暫不考慮華潤置地與萬科的整合問題，不反對萬科與其他國資的重組方案。

各方在焦慮中度過春節，正式迎來關鍵的2016年。在這一年里，兩個關鍵時點是，3月17日萬科臨時股東大會通過繼續停牌、推進重組的議案，以及6月17日華潤在審議重組方案的董事會中投下反對票。

臨時股東大會的插曲是，華潤會後向媒體“抱怨”萬科與深圳地鐵簽約沒有經過董事會討論通過，存在程序問題，這也標誌著華潤對萬科管理層的不滿徹底暴露在公眾視野。

由於華生為萬科獨立董事，他全面參與了董事會，對整個過程較為了解。在他新書的“爆料”中，早在2016年2月3日，萬科團隊就在香港向華潤匯報了與深圳地鐵的重組意向，且股票發行量可能要超過“寶能系”，華潤方面對此沒有表示不同意見。

2月24日，王石發短信請求向傅育寧當面匯報重組事宜；次日，華潤方面表示準備收購證金、匯金持有萬科的股票；再3天後，王石向深圳市領導匯報重組事宜。

3月11日上午，王石、郁亮通過傅育寧的秘書向傅育寧發短信，請求在臨時股東大會之前在北京當面匯報重組事宜。失誤出現在下午董事會會議中，萬科方面以與深圳地鐵重組只是合作意向，尚未形成預案到董事會審議階段為由，未將重組事項在正式議程中列入討論。

華生對此評論稱“這顯示萬科團隊在華潤態度曖昧的情況下，決意繞開華潤，自行盡可能向前推進與深圳地鐵的合作”。

3月12日，深圳地鐵與萬科在地鐵大廈進行戰略合作備忘錄簽約儀式，下午現場照片外傳，華潤立即詢問，郁亮等以合作“無法律約束力”回複，但華潤方面要求：不要就此事公告；如果公告，不要談股權層面的問題。

次日，萬科收到深交所問詢函，要求作出公開說明，萬科不得不準備進行披露，並通知華潤。3月14日，萬科公告與深圳地鐵的合作備忘錄，同時取消了雙方聯合媒體見面會，郁亮等到華潤總部匯報，承認溝通不足，希望建立機制，聽取華潤方面意見和批評。

華潤除了會見媒體公開了與萬科管理層的矛盾之外，還在4月份與深圳地鐵會談，表達了重回第一大股東地位的意願，希望深圳地鐵退出萬科重組，但遭到後者拒絕。

事件發展到第二個節點，在6月17日召開審議重組預案的董事會前半個月，深圳國資委組織華潤、深圳地鐵進行協商，華潤方面要求保留第一大股東地位，如萬科向深圳地鐵定向增發後，後者持股不能超越10%，且要將投票權委托給華潤，以便華潤獲得25%的投票權，否則華潤將對重組預案投反對票。

10天後，深圳市主要領導就重組事項與傅育寧會談。深圳市希望華潤支持萬科的資產重組，傅則表示，同意的前提是萬科向深圳地鐵定增20%之後，後者要將其中10%以市場價格轉給華潤，且前提方案協議與定增協議同時在法律上生效。深圳市政府要求國資委進行協調，但所有操作必須合法合規，符合上市公司監管要求。

6月15日，各方再次坐上談判桌，認為上述方案不具可操作性。華潤口頭動議與深圳地鐵一起參與定增，各認購10%的股份；深圳地鐵提出，請華潤支持協助現有方案在董事會、股東大會審議通過，繼續保持萬科核心團隊的穩定，待本次交易完成後再簽署股份轉讓協議。

6月16日，深圳國資委、深圳地鐵集團以及萬科向深圳市領導匯報重組事宜。深圳市主要領導表示，希望華潤支持萬科，深圳國資委協調深圳地鐵入股萬科後，在依法依規前提下，支持華潤成為萬科第一大股東。隨後，深圳市政府向國務院國資委報告了上述情況。

6月17日中午，華潤向萬科提議當天下午的萬科董事會探討新的方案，如繼續審議原方案，華潤將投反對票。華潤新方案為：萬科以現金購買深圳地鐵的土地資產；第一步交易完成後，在適當時機向華潤、深圳地鐵定向增發各10%的股份，現金認繳，華潤將方案抄送國務院國資委和深圳市政府。

最終在下午的董事會中，原方案以7票贊成、3票反對、1票因關聯交易回避表決的結果通過，引發了對於這1票回避表決是否計入表決總票數的討論，萬科與華潤的矛盾也進一步加劇。隨後，寶能、華潤先後發表聲明指責萬科“內部人控制”問題。

10天後，寶能系更是提請召開臨時股東大會罷免萬科所有董監事。同日，王石在微信朋友圈指責華潤“毫無遮掩地公開和你狙擊的惡意收購者聯手”。次日，華潤與寶能在萬科2015年年度股東大會中，聯手否定了萬科董事會、監事會報告。

華潤與寶能的一系列行為引發國務院國資委、監管機構的關註，深交所要求寶能自查是否與華潤是一致行動人關系；國資委主任肖亞慶則首次針對萬科股權事件表態“央企不與地方爭利，只要有利於深圳的發展，有利於企業的發展，我們就支持”。

壓力之下，華潤被要求不得與寶能一致行動、不得再就萬科事件隨意表態、任何行動要預先征得國務院國資委同意。同時，華潤也聲明對罷免萬科董事、監事的提議有異議，但表示“華潤會從有利於公司發展的角度，考慮未來董事會、監事會的改組”。

2016年7月3日，萬科董事會會議，全票否決了寶能系提請的罷免議案。華潤通知萬科準備部分改組董事會，讓王石出局的提議因上面不同意在會上並未提出，從而避免了一場攤牌。

再後來，萬科管理層高調反擊，向監管部門舉報寶能系；華潤方面就退出萬科與各方談判，協商價格；恒大入局搶籌，就借殼深深房與深圳市政府談判。到2017年1月13日，華潤將所持萬科的全部股份轉讓給深圳地鐵，後續恒大將所持股份表決權讓渡給深圳地鐵，再然後寶能系被處罰，形勢日趨明朗。

華生認為，縱觀萬科各方股東局勢，無論最終有誰提名董事，從選票格局看，萬科管理層話語權已較此前大為增強。目前，萬科管理層面臨董事會改選局勢，仍然持股的寶能系，以及新晉股東深圳地鐵，處於微妙的董事會席位博弈階段。

大體來看，華生新書中的大事記，向公眾詳細展現了各方博弈的過程與一些細節，有助於理解這場商戰的最終邏輯。但仍有大量“未解之謎”，如寶能的真實意圖、恒大入局意圖、華潤最終為何退出萬科等等問題，這些也許真的要等到關鍵當事人王石寫回憶錄來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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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有嘻哈》是如何爆紅的？還原今夏最火網綜的商業秘密

財經雜誌 2017-08-21 17:05

來源 | 財經雜誌（ID:i-caijing）

文 | 房宮一柳

編輯 | 宋瑋

愛奇藝自制網絡綜藝節目《中國有嘻哈》成為了今年夏天最火的綜藝節目。這檔以大型嘻哈（HipHop）選秀為故事主線和背景的真人秀劇集，截至第8期（共12期），已取得16.2億播放量；豆瓣評分7.1分，是同時期綜藝類節目中最高分；微博話題27.4億閱讀量、984.2萬討論量，連續17天高居微博網絡綜藝節目實時榜榜首。

愛奇藝高級副總裁、《中國有嘻哈》總制片陳偉，因用“劇情真人秀方式打造嘻哈文化推廣節目”，上榜《快公司》“2017中國商業最具創意人物100榜單”。

目前中國視頻平臺市場呈現“3+1”的格局，即愛奇藝、騰訊視頻、優酷和芒果TV。自制網綜是視頻平臺競爭命脈之一。

2016年前後，自制內容成為視頻平臺的新爭奪點。相比燒錢的版權購買模式，在自制內容上建立的商業模式更獨立，也更能形成護城河。阿里文娛大優酷綜娛中心高級總監宋秉華告訴《財經》記者，自制內容分類里，平臺流量基準線是電視劇劃的，而流量波峰一般靠網綜牽引。

夏季檔綜藝是綜藝流量的黃金時期，各大平臺相繼出手。2017年夏季，愛奇藝《中國有嘻哈》、騰訊視頻《明日之子》、芒果TV和優酷雙平臺播出的《快樂男聲》接連亮相。《中國有嘻哈》無疑是其中的黑馬。

一立項就遭贊助商撤資，一發布就被媒體群嘲，《中國有嘻哈》的誕生絕非“走運”。《財經》記者采訪了多位愛奇藝高管和行業內資深人士，試圖還原一檔成功網綜背後的商業秘密。

一場豪賭

2017年春節收工第一天，陳偉給愛奇藝CEO龔宇提交了一個關於中國嘻哈音樂的網綜策劃。

30頁的PPT才說到第4頁，龔宇就打斷了他：“就一個問題，如果全力按你們思路做這個節目，嘻哈文化能不能成為一種大眾文化？”

陳偉告訴龔宇，中國嘻哈音樂具有從小眾走向大眾的潛力。2016年開始，中國的嘻哈音樂陸續走出地下，中國最大規模的新音樂獨立唱片公司摩登天空在2016年成立了嘻哈廠牌MDSK，全國範圍內廠牌超過33家。然而嘻哈音樂選秀節目在中國沒有參考系，沒有樣本，陳偉也找不到其他具體數據證明這潛力會形成爆發力。

幾分鐘後，陳偉帶著通過的策劃走出了龔宇辦公室。

3月9日，《中國有嘻哈》節目名字正式敲定，這是愛奇藝2017年唯一一檔S+級（重磅級別）節目。愛奇藝將投入2億多元制作成本，是目前網綜平均制作成本的4倍－5倍。

小眾內容制作意味著賭博，而這一次愛奇藝押上了黃金時段夏季檔的超級網綜。

2016年10月，龔宇曾宣布2017年將砸100億元做內容，創紀錄地推出包括版權、自制、垂直等多領域的192個頭部內容。其中包括33檔網綜，陳偉負責的夏季檔自制超級網綜是重頭戲之一。

這一檔網綜集結了四位總導演級別的導演團隊：《蒙面歌王》系列總導演車澈、 《奔跑吧兄弟》三季總編劇岑俊義、《跨界歌王》總導演宮鵬，陳偉曾任浙江衛視王牌綜藝《中國好聲音》的制片人。

在《中國有嘻哈》之前，導演組本來重點放在另一檔網綜《我們的偶像》。這是一檔花美男的大型音樂選秀節目，它曾作為2017年愛奇藝夏季檔超級網綜在2016年9月的招商會上亮相，並一舉拿下總價3億多元的廣告盤。制作成本比《中國有嘻哈》少了一半。

但是在《我們的偶像》策劃過程中，導演組在節目創新上一籌莫展。此時，陳偉提出了要做嘻哈音樂。

嘻哈文化早已席卷全球，包括DJ、籃球、潮牌、滑板、B-BOX等也逐漸成為中國年輕人追逐。但中國幾乎沒有主流嘻哈明星，嘻哈音樂只能作為選秀節目中的佐料。

與此同時，嘻哈音樂卻是美國和韓國音樂榜單上的常客。陳偉曾在2016年下半年，追過一部叫做《嘻哈帝國》（Empire）的美劇，它曾為FOX電視臺創下近十年來新劇收視紀錄。

陳偉告訴《財經》記者，中國嘻哈音樂處在即將爆發的前夜，急需臨門一腳。如果今年不做，明年可能就晚了。

愛奇藝將多家工作室和制作中心都出動，節目播出期間愛奇藝的傳播資源，也都將給《中國有嘻哈》讓路。

但平臺的決心並不能消除小眾內容制作的風險。3月底立項時，愛奇藝銷售部綜藝內容營銷中心總經理董軒羽就接到了之前廣告商們打來的電話：“《中國有嘻哈》沒人看吧，要不改個大眾點的名字，節目里再加點其他音樂，單子還可以繼續簽。”

銷售團隊立馬與陳偉召開會，陳偉決定不改名，“內容越單一，傳播地越精準”。不出意料，3億多元的廣告贊助先後撤資。

“當時覺得這個題材太冒險。”一位綜藝行業資深制片人對《財經》記者說。

30天突擊戰

2017年4月初，所有部門剛剛走上起跑線，距離《中國有嘻哈》開拍只剩一個月了。

對於愛奇藝來說，超級網綜《中國有嘻哈》發源於愛奇藝蘋果樹商業模型。這個模型在2015年11月由龔宇提出，是指實現同一內容IP下的多種商業模式，包括廣告、會員、電影、動漫、遊戲、電商等衍生生態鏈。

從制作層面出發，《中國有嘻哈》本身就是一顆內容大蘋果，而能否做好內容，再圍繞其建立起商業生態，是檢驗愛奇藝內容分發和內容貨幣化能力的試驗田。

但之前嘻哈音樂從未成為任何節目的主菜。在這塊田里，誰也看不清路。

制作組在節目內容籌備外，還需要挖掘嘻哈歌手和嘻哈明星制作人加入。前者是節目的靈魂，但常年遠離主流音樂市場活躍於地下。

制作組派出了100多位工作人員深入全國各地廣發英雄帖，一些地下說唱歌手對比賽的專業度和公平度是有質疑的。後者是初期節目流量擔當，但不僅可邀請範圍“一只手數得出來”，檔期安排時間還很緊張。

《中國有嘻哈》人氣選手VAVA對《財經》記者表示，有些歌手以為制作組不懂嘻哈音樂，對比賽是有抵觸的。

基於這檔超級網綜，愛奇藝進行了包括廣告、付費會員、IP衍生品、藝人經紀、直播、線下巡演等一系列內容貨幣化嘗試。他們面臨的挑戰更大，因為市場對於嘻哈更陌生。

在拿到節目內容策劃後，銷售團隊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做嘻哈文化的市場調查。

“嘻哈文化不是任何一個廣告商的營銷方向。”董軒羽說。市場上幾乎沒有第三方數據對中國嘻哈基礎有研究，他們找了幾十頁基於潮牌、嘻哈音樂人粉絲評論數、消費能力等數據，將這份內容貼在了內容策劃案前面。

這項調查就花了董軒羽團隊一周的時間，隨後三周團隊開始飛往全國各地，拜訪客戶多達上百家，是往常數量的兩倍以上。

IP衍生品事業部成立不到四個月，《中國有嘻哈》是他們面臨的第一場大型戰役。2016年底，IP衍生品事業部成立，愛奇藝的衍生品從自產自銷轉變為“保底+分成”的授權模式。2017年春節後，團隊吸納了來自好萊塢六大的一批人才後，才初具規模。

IP衍生品事業部負責人任濤告訴《財經》記者：“一立項，我們就決定做自己的品牌。”衍生品品牌“R!CH”（Rap of China）誕生。

衍生品采用品牌的授權模式，即自研品牌商標，然後將商標授權給品牌合作商，共同開發產品後收取保底授權費+銷售分成。

更近一點的是要解決基於節目內容的核心道具，如通關後制作人將給選手發一條金項鏈和帽子等。這原本是品牌天然的廣告位機會。更遠一點的是消費品，如服飾、3C等合作，這些產品將在節目播出期間收割熱度，與愛奇藝電商平臺同步售賣。

然而任濤團隊進展並不順利。首先是因為與嘻哈文化掛鉤的品牌多是新品牌，營銷預算有限，而大品牌不了解嘻哈文化，說服成本高。眼看著就要到節目播出時間了，團隊好不容易達成了幾家合作意向，卻又因對方供應鏈不能在8月前交付而放棄合作。

2017年5月2日，《中國有嘻哈》的節目開機發布會舉行，明星制作人潘瑋柏、吳亦凡、張震嶽和熱狗如約亮相，盡管後三位明星都是臨近發布會才確認的檔期。那時，《中國有嘻哈》也沒有冠名，只有某酒類品牌一個贊助商，IP衍生品也只確定了基本道具的合作。

5月3日－4日，第一期節目開始錄制。當初發英雄帖時，制片組只是與選手達成了口頭協議，而究竟多少人會出現在現場，陳偉根本不知道。錄制當天，他拿了杯咖啡，蹲坐在場外的花壇邊，一個個數選手。

爆紅之後

出乎陳偉意料的是，第一期有700多名選手來到現場。他們帶著自信和真實，有的表演旁若無人，有的不滿就與制作人理論，還有的像開演唱會一般帶動全場跟著嗨。陳偉說，在2017年，碰到的是十多年前選秀初期才能見到的選手。“我們真是運氣好。”

農夫山泉此前持觀望態度，在參加完第一期的錄制後，火速敲定1.2億元的節目冠名。董軒羽介紹，半個月就完成了一般要走兩個月的商務流程。最終播出時的贊助效果，都是20多個動畫師花了半個月在10萬到20萬幀鏡頭里P上去的。

6月24日，第一期節目上線。節目組通過海量取材——節目錄制的素材用1400∶1到2500∶1的使用比例（通常電影片比是3∶1到4∶1），70多個機位，50多名後期人員，制作了50天。最終《中國有嘻哈》以劇情真人秀的方式呈現了出來。

傳播是爆炸性的。第一集首播4小時內播放量已破億，明星制作人吳亦凡的一句“你有Freestyle（即興說唱）嗎？”登上了微博熱搜。

開播後，選手VAVA的微博粉絲數量從最初的6萬直線上漲，第三期的時候漲了20多萬，而截至發稿她已經破百萬粉絲數了。

目前，多位商家找來合作廣告歌，下半年的演出安排也排得緊湊。她感受到嘻哈音樂，包括背後的嘻哈文化，正逐漸成為潮流，被主流市場認可。“最近很多人把我以前的歌翻出來聽，我很開心。”VAVA說。

節目爆紅之後，一魚多吃的貨幣化模型才真正運轉起來。廣告商們回頭尋求合作，“都是甜蜜的負擔”。董軒羽說。7月中節目廣告位已經全部賣出，最終節目廣告收入與投入基本打平。

而IP授權模式能在有限的廣告位外，創造更多跨界合作的機會。8月初，《中國有嘻哈》授權合作商品已經在包括愛奇藝商城、天貓等主流電商平臺，及線下品牌店面等渠道售賣，品類覆蓋服飾、配飾、3C數碼、食品酒水等，開發超過200個SKU（Stock Keeping Unit）。“對於市場，從小眾文化再到大眾消費者，中間蘊含著巨大的商業機會；而對於愛奇藝，這都是純現金流的收入。”任濤說。

在比賽進行時，愛奇藝旗下藝人經紀公司還在考察選手中的新鮮血液，負責人劉濤告訴《財經》記者，目前已簽約了兩名藝人，還有多位正在協商中。“一次性也簽不了那麽多人。”劉濤說，愛奇藝希望未來能夠將其納入娛樂全產業鏈體系中。“我們有這麽多自制劇和節目，也希望能培養一點自己的藝人。”

盡管大部分內容都免費公開，會員權益的設置也刺激了平臺付費會員增長。前幾期，付費會員可以為選手一天投5票，而在第8期的節目中，《中國有嘻哈》首次上線了半小時的會員定制內容，截至8月16日，四天播放量已達656.9萬。

此外，還有直播、巡演等活動為平臺帶來現金流。頭部內容具有馬太效應，高流量的節目往往對平臺其他長尾內容有拉動作用。

平臺上綜藝節目有三種，做品牌的、做流量的、賺錢的。“成功的網綜能將三者合一。”芒果TV節目總監周山告訴《財經》記者。2015年開始，《爸爸去哪兒》《火星情報局》《奇葩說》等節目相繼踏入成功者陣營，如今《中國有嘻哈》也加入其中。

“一個存在了十年以上、有核心參與者的文化現象，商業價值是可挖掘的。”辰海資本合夥人、米未傳媒投資人陳悅天對《財經》記者說。這也正是《中國有嘻哈》選材創新之處，但他並不認為一檔網綜的成功足以形成一家視頻平臺長久的競爭力，甚至動搖視頻網站的競爭格局。

與中國類似，美國目前視頻平臺競爭規模同樣呈現“3+1”的市場格局，按規模依次為Netflix、亞馬遜、Hulu和HBO。

這說明，中國百億規模的視頻平臺市場規模是可以容下“3+1”的格局，與美國市場類似，付費用戶數量將是各家比拼的終局。

陳悅天認為，目前幾家視頻平臺都處於同一產業高度上，只是愛奇藝暫時在內容生產和分發能力上領跑。愛奇藝曾在2016年宣布付費用戶數量破2000萬，廣告收入與付費收入1∶1，而根據2017年8月第三方數據，愛奇藝APP月活6億，已成為僅次於微信的第二大移動應用。

但與此同時，其他平臺不是沒有超越的可能。目前平臺內容和定位差異化並不明顯，意味著觀眾忠實度低。各個視頻平臺都在從內容分發平臺轉型娛樂公司。如果更多差異化的獨播內容在其他平臺播出，那麽觀眾自然會去其他平臺付費。

“現在各家應該開始在獨播內容上建立品牌，然後圍繞內容深耕產業。”陳悅天說，類似於《中國有嘻哈》這樣的內容作品將越來越多，也將誕生更完整的商業模式。

宋秉華認為，接下來的內容將往“講故事、講段子、看熱鬧”這三個方向發展。“對於制作團隊來說是研發的競爭；而這個市場上不缺錢和資源，對於平臺來說未來幾年是對內容判斷力的競爭。”

但內容制作不是工業流水線產品，是需要匠心和專業精神的。例如選秀節目《快樂男聲》，從湖南衛視到芒果TV已經走過了十年，“內容的生態好比一個生命體，制作團隊必須不斷地新陳代謝，而創新往往是最痛苦的。”周山說。

愛奇藝首席內容官王曉暉對《財經》記者說，整個市場邏輯是商業模式決定播出模式，播出模式決定制作模式。而當網絡綜藝以90後、95後為消費和決策、制作主體的時候，才會有突破性的創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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