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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監會：加快貧困地區保險市場體系建設 提升保險業保障服務能力

近日，中國保監會印發了《關於加快貧困地區保險市場體系建設 提升保險業保障服務能力的指導意見》(以下簡稱《意見》)。保監會相關部門負責人就有關問題答記者問。

一、《意見》出臺的背景是什麽？

黨中央國務院高度重視扶貧工作，2015年12月印發《關於打贏脫貧攻堅戰的決定》，明確要求加大金融扶貧力度。我會堅決落實中央精神，積極采取措施，深入推進保險業助推脫貧攻堅工作。成立了由項俊波主席任組長的工作領導小組，與國務院扶貧辦聯合出臺《關於做好保險業助推脫貧攻堅工作的意見》，創設了開發扶貧保險專屬產品、降低扶貧保險費率、開展異地理賠等多項支持政策，保險扶貧工作取得階段性成效。

農業保險方面，十八大以來累計提供風險保障7.46萬億元，共支付賠款1546.88億元。今年南方特大洪澇災害，農業保險支付賠款超過70億元，保險賠款已成為農民災後恢複生產和災區重建的重要資金來源。大病保險方面，已覆蓋城鄉居民9.66億人，累計超過800萬人直接受益，患者實際報銷比例在基本醫保的基礎上普遍提高了10-15個百分點，整體報銷比例達到70%，個案最高賠付達111.6萬元。保險資金運用方面，已累計投資規模達55.49億元的項目，包括綠色農業、高端生態農業、農業科技、農業水務等領域，推動成立中國保險業產業扶貧投資基金，一期資金10億元。經過行業不斷的努力和探索，保險業已經形成了一批可推廣、可複制的典型經驗和模式，河北阜平縣“金融扶貧、保險先行”、寧夏鹽池“脫貧保”、四川涼山“惠農保”等制度創新得到各界的高度肯定。

保險機構在分散風險、擴大就業、完善社會治理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但貧困地區保險市場不發達，專業化產品服務不足，保障人民生活和促進經濟發展的作用有待加強。今年以來，我會堅持“服務國家戰略，兼顧區域平衡，支持專業創新”的原則，對邊疆少數民族地區及中西部機構較少省份予以傾斜，但絕大多數貧困地區依然面臨保險機構數量偏少、覆蓋程度較低等問題，與脫貧攻堅工作的實際需要仍有一定差距。《意見》將進一步加大支持力度，加快貧困地區保險市場體系建設，提升保險業精準扶貧能力。

二、《意見》的基本思路是什麽？

一是

切實服務國家戰略大局。把助推脫貧攻堅作為各項支持政策的出發點和落腳點，引導保險機構資源向貧困地區配置，努力構建與國家脫貧攻堅戰略相適應的保險市場體系。

二是

堅持精準扶貧基本原則。對特困地區、老少邊窮地區給予重點支持和政策傾斜，優化保險機構布局，創新保險組織形式，確保扶貧政策精準、對象措施精準、脫貧成效精準，培育貧困地區自我發展能力。

三是

更加註重扶貧措施的實效。以貧困地區經濟社會保險需求為導向，加強政策引導，采取務實有力的舉措，為脫貧攻堅提供有力有效的保障支撐。

三、《意見》在增加貧困地區保險機構配置，提高貧困地區保險供給方面有何舉措？

一是

在符合條件的情況下，優先支持中西部省份設立財產保險公司和人身保險公司，填補保險法人機構空白。支持貧困地區設立專業性保險公司，特別是聚焦農業保險、大病保險等與民生密切相關的領域，精準對接脫貧攻堅多元化保險需求。支持貧困地區開展相互保險試點，設立農村保險互助社，發揮其成本低廉、機制靈活的優勢，為貧困人口提供便捷實惠的普惠保險服務。對貧困地區企業，或對扶貧工作曾有突出貢獻的企業，投資設立保險公司的，給予重點支持、優先審核，從另一層面帶動更多企業落戶貧困地區，促進當地經濟社會發展。

四、《意見》在促進貧困地區公司良性發展，有效服務當地經濟社會發展方面有何舉措？

一是

支持雙總部發展，少數民族地區常住人口較少、經濟發展落後，難以吸引專業人才且市場份額較小，允許其開業時可在兩個省份設立分支機構並開展業務，通過發達地區的對接幫扶，有效解決“起步難”問題。支持拓展業務範圍，貧困地區保險公司開展與扶貧密切相關的保險業務，並得到政府政策支持的，可適當增加農業保險、信用保證保險等擴展類業務，增強保險機構對接精準扶貧的服務能力。推進分支機構和網點鋪設，對於涉及貧困地區的分支機構申請，予以優先支持，加快審批節奏，以提高保險服務的可及性。

五、《意見》在優化貧困地區保險生態環境，解決人口就業、提高生活水平方面有何舉措？

一是

鼓勵保險公司呼叫中心、後援中心、信息平臺等勞動密集型專屬機構，以及保險專業中介機構落戶貧困地區，有效解決當地貧困人口就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鼓勵保險公司在貧困地區設立與保險產業鏈相配套的非保險子公司，提供醫養護理、客服後援、汽車維修等多門類培訓，提升貧困人口職業技能，吸納貧困人口就業，增強貧困地區自我發展能力。

六、《意見》在鼓勵保險公司參與貧困地區社會治理體系，服務民生保障方面有何舉措？

對於承接社保商辦、大病保險、公立醫院改制等政策性業務，具有社會治理功能，政府給予政策支持的保險公司設立申請，予以優先支持。貧困地區財政普遍薄弱，通過保險市場化機制，可以放大財政資金使用效益，減輕財政負擔，有效提升社會管理效率。通過政府購買服務等方式，發揮保險專業優勢，提高公共服務效率，切實為貧困人口改善民生保障。通過參與公立醫院改革等途徑，保險公司可通過相關數據采集、分析和測算，積極協助地方政府制定大病保障方案，提高大病保險服務水平和保障程度，有效緩解貧困人口“因病致貧、因病返貧”現象。

七、《意見》出臺的意義和下一步相關舉措是什麽？

《意見》是我會貫徹落實國家脫貧攻堅戰略的重要舉措，也有利於發揮保險自身優勢，體現行業價值和責任擔當。下一步，我會將全面落實黨中央國務院的部署要求，堅持保險業姓保，著力提升保障服務能力，針對扶貧開發中存在的困難和問題，做好相關支持政策的配套和銜接工作，努力成為國家發展的穩定器、人民生活的保障器、實體經濟的助推器。

專家：經濟增長不一定減緩貧困 教育投資減貧力度較大

中國經濟增長與減緩貧困之間，到底是一個什麽關系?改革開放30多年來，這一問題其實並沒有明確的答案。從表面上看，經濟發展了，貧困就會減少。但事實果然如此?

12月27日，北京師範大學經濟與工商管理學院教授、中國收入分配研究院執行院長李實，南京財經大學經濟學院講師、北京師範大學中國收入分配研究院研究員詹鵬，這兩位學者拿出最新研究成果。

該研究成果認為，經濟增長不一定必然引起貧困規模減小。中國的經濟增長發揮了減緩貧困的作用，但相比其他發展中國家並不強。

經濟應“益貧式增長”

數據顯示，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經濟增長迅速，2014年人均GDP幾乎達到1978年的20倍。中國的貧困人口規模相對應也大幅下降。

按照最低的貧困標準(1984年標準)，中國貧困人口規模從1978年的2.5億人下降至2007年的1479萬人;按照最新的貧困標準(2010年標準)，貧困人口規模從2010年的1.66億人下降至2014年的7017萬人。相比其他發展中國家，中國的經濟增速和減貧速度都非常驚人。

“經濟增長是擺脫貧困狀態的主要推動力。那麽，中國經濟增長對減緩貧困的貢獻有多大?”李實說，經濟增長是否有利於減緩貧困，取決於窮人是否能夠從經濟增長中獲益，或者說經濟是不是益貧式增長。

傳統發展經濟學認為，經濟增長的收益會自動擴散到社會的各個角落，這一觀點被稱作“涓滴假說”。不過，20世紀60年代以來，一些國家的經濟增長的好處並沒有被全社會共同分享，甚至在有些國家伴隨著經濟的增長，窮人福利水平反而下降，這一現象被稱為“貧困化增長”。對這些現象的深入挖掘使得不少學者開始批判“涓滴假說”，並逐漸形成“益貧式增長”的觀點。

上述兩位學者在研究中發現，當采用較高的貧困標準時，貧困發生率對經濟增長的彈性值相對較高，這進一步表明經濟增長更多地讓非窮人受益，窮人的受益程度相對較低。

李實解釋說，貧困發生率的變化可以分解為增長效應和分配效應。貧困發生率變動中的增長效應普遍高於分配效應，而且增長效應一般都會降低貧困發生率，但分配效應大多數情況下都會使貧困狀況惡化。

若按約10億農村戶籍人口算，貧困人口規模下降了約1.3億人，而分配效應僅為1.60，農村收入不平等的擴大使得貧困發生率上升了1.60個百分點，增加了約0.16億貧困人口。最終合計的貧困發生率下降了11.76個百分點。此外，增長效應趨於下降，分配效應的絕對數也趨於下降。

研究發現，2002~2007年，我國經濟增長的窮人受益特征可能是最為令人吃驚的。這一期間貧困人口的人均收入水平出現了負增長，降低貧困線標準時尤其明顯。這導致這一時期的經濟增長具有較低的窮人受益性。

教育投資的減貧力度較大，每萬元投資平均減少9.62個貧困人口。攝影/章軻

教育投資減貧力度較大

“經濟增長的減貧效果一方面取決於經濟增長的速度，另一方面取決於低收入家庭從經濟增長中獲益的大小。”李實解釋說，根據農村家庭的特征差異和收入來源，可以大體分為初次分配和再分配兩條途徑：初次分配過程的主要目的是讓有勞動能力的低收入家庭獲益，而再分配過程的主要目的是讓缺乏勞動力的低收入家庭獲益。

研究發現，政府的公共投資能夠從多方面發揮減貧效果。

有專家根據官方公布的宏觀數據和計量模型估算了主要投資的減貧回報。其中教育投資的減貧力度較大，每萬元投資平均減少9.62個貧困人口，然後是研發、公路、電話、電力和灌溉等。

交通基礎設施主要以輔助的形式發揮增收和減貧作用。在一定的條件下，這些投入有助於增加非農人口的就業機會，降低農業生產、運輸和勞動力轉移成本，提高社會服務可得性，並促進農業產業結構調整和鄉村旅遊資源開發等。

不過，農村公共服務投資對不同收入組家庭的影響並不相同，由於貧困家庭在資源獲得過程中處於不利地位，這導致貧困與非貧困群體間的收入差距、貧困群體內部的不平等程度不斷擴大。

近年來，農村金融被賦予扶貧脫貧的重任，研究也發現，穩定的金融市場能夠為農村地區提供更多融資機會，有助於扶貧開發政策的順利實施。

根據省級面板數據的研究發現，金融發展除了可以通過經濟增長和收入分配渠道對貧困減緩產生間接作用外，其本身也可以通過金融服務等渠道產生直接的減貧效應。但另一項研究也發現金融波動會抵消金融發展的減貧效果，這些金融波動主要來自金融風險的分散化。

減貧需從多方面入手

研究還發現，由於城鄉差異的存在，農村勞動力外出務工一般可以獲得更高的回報。通過對1997~2001年中國農村貧困監測數據的研究發現，擁有一名外出勞動力時農村家庭人均收入將提高8.5%~13.1%。

不過，由於貧困家庭外出勞動力相對較少，外出務工的減貧效果相對較弱。有專家根據1995年、2002年和2007年的CHIP數據(中國居民收入調查數據)測算了不同收入來源對減貧的貢獻比例，其中外出務工收入對減貧的貢獻在1995年僅為3.71%，但2002年和2007年分別上升至12.79%和18.35%。

“隨著我國農民工規模的擴大，外出務工的減貧效果逐漸增強。”李實說，與外出務工相伴隨的現象是城市化的發展。從減貧角度看，城市化可以通過改變勞動密集度體現減貧效果。從要素稟賦看，農村很長一段時間以來的最大稟賦是低技能勞動力，因而勞動密集型產業的發展對減貧的貢獻比較大。

此外，研究發現產業結構轉型對減貧也能發揮作用。在不同的產業大類中，第一產業和第三產業增長的減貧效果非常顯著，第二產業微弱。若進行更細致的研究，會發現一個產業的勞動密集程度會顯著影響該產業的減貧效果。有針對性地提高低收入家庭人力資本水平所帶來的長期減貧效果預期也會比較顯著。

因病致貧在很多地區比較普遍。研究發現，健康對收入增長的貢獻具有規模報酬遞減的作用。提高中國農村勞動力的健康水平，將能夠發揮較好的減貧作用。

研究還發現，社會救濟、基本建設支出和農業性公共支出對減貧具有顯著效果，但科教文衛支出作用不顯著。社會救濟支出增加1%會使農村貧困發生率下降0.0575個百分點。北京師範大學中國收入分配研究院課題組發現，公共轉移性收入使得2013年農村貧困發生率下降了4.2個百分點，其中低保政策使得貧困發生率下降了0.6個百分點。

兩位學者認為，增強經濟增長的減貧效果需要從多方面入手。針對勞動力稟賦、家庭結構、環境條件等不同的家庭，應選擇相配套的解決方案。

針對有勞動能力的家庭，一方面應提供更多增收機會，另一方面應提高其獲得收入的能力，如通過公平性的基礎教育提高低收入家庭受教育水平;對於缺乏勞動能力的家庭，應采取一些保障性措施提高其福利。

粗放的扶貧開發不一定能夠讓極端貧困家庭受益，在許多專項政策的實施過程中需要仔細探究其對不同人群的實際影響。

賀鏗：全國貧困縣近600 不能一味重視大城市

“我們全國2862個縣中貧困縣就有592個，幾乎占到四分之一。這充分說明我們在建設全面小康社會的時候，應該把重點放在農村，放在縣域經濟上，要讓全國2800多個縣都應該得到很好的發展。”

十一屆全國人大財政經濟委員會副主任委員賀鏗7日在“首屆中國縣域經濟發展論壇”上表示，必須在縣域經濟的發展上狠下功夫。要建設全面小康，促進國民經濟健康發展，就要把農業現代化、工業化和城市化“三化”結合，要真正轉變思想，以發展縣域經濟。

如何發展縣域經濟?在賀鏗看來，要強調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關鍵是兩個問題，一個是農業現代化，一個是農產品安全。目前我國農業現代化的問題還有些滯後，不適應當前世界經濟發展總的潮流，必須把農業現代化的問題放在重要位置，農業現代化問題最要解決的就是農業土地的流轉問題。

“農民土地的流轉十七屆三中全會專門做了決定，但沒有推行得太好，更談不上快。而農用土地不能很好的流轉，它就會影響產業的規模經營，就會影響農業現代化，同時也嚴重的制約了現代化的發展，所以要解決農用土地如何流轉的問題，中央提出了承包權、所有權、經營權三權要合理處置的問題。”賀鏗說。

他認為，這當中更重要的問題是土地的處分權究竟如何解決，農民承包的土地他有沒有自我處分的權利，能不能獲得應有的土地處理的收入，這是關鍵的問題，應該在這些方面有大膽的探索，推進土地的合理流轉。

“如果土地處置權是自己的，他們(農民工)也不至於要守住原來的宅基地，就可以放心在就業的城市里面買房子。這才是真正的城市化，而且可以解決我們房子去庫存的問題。”賀鏗說。

賀鏗表示，在農村必須把工業更多的引向農村。全國都有工業、農業，縣域經濟才可以成為真正比較強的實體。因為沒有工業，稅收上不去，政府還是很難辦。目前，中部和西部的縣財政困難，主要是沒有非農產業，沒有工業，因此需要把農業現代化、工業化和城市化“三化”結合起來抓。只有這樣，才能使縣域經濟得到很快的發展。

此外，賀鏗還認為，發展縣域經濟應該轉變思想，主要是領導要轉變思想。

“發展縣域經濟的問題是2002年十六屆黨的代表大會提出來的。為什麽發展不快?主要是我們各級領導在縣域經濟這個問題上沒有真正轉變觀念，沒有真正的重視。大多數的人把思想還是放在大城市，放在本地的建設現代化的大城市為主。各個省又把重點放在省會城市，動不動就提要建設國際化大都市，你能搞幾個國際大都市?世界上又有幾個?我們不能這樣一味的去重視大城市的發展問題。”

衛計委：建檔立卡農村貧困人口已實現基本醫保全覆蓋

國家衛生計生委副主任王培安19日說，2016年，城鄉居民基本醫保制度對建檔立卡農村貧困人口已實現全覆蓋。

王培安在當天舉行的2017年全國健康扶貧工作會議上表示，2016年，貧困人口醫療保障水平明顯提高，城鄉居民大病保險對農村貧困人口實行傾斜性支付政策，重特大疾病醫療救助逐步覆蓋貧困人口，新農合政策範圍內住院費用報銷比例提高5個百分點以上。大病保險報銷起付線降低，減輕了農村貧困人口看病就醫費用負擔。

據統計，2016年貧困人口住院實際補償比達到67.6%，74%的貧困縣初步實現了縣域內先診療後付費。

王培安表示，貧困大病和慢性病患者已得到有效救治，2016年全國分類救治貧困患者100多萬人。他表示，大病集中救治工作試點已在貴州、四川、山西、陜西、安徽、河南、江西和寧夏8省區啟動，對兒童白血病、兒童心臟病等9種大病貧困患者進行集中救治。

王培安指出，貧困地區醫療衛生服務能力已得到明顯提升。國家衛計委、國務院扶貧辦等有關部門安排全國889家三級醫院對口幫扶所有貧困縣的1149家縣級醫院，近萬名城市三級醫院醫生在貧困縣縣級醫院進行蹲點幫扶，開展門診625萬人次，開展手術11萬臺次。他指出，2016年，有關部門已支持包含貧困地區在內的縣級醫院建設項目400個、縣級婦幼保健機構建設項目200個、縣級疾控機構建設項目196個。

時隔20年再發耕保文件 有貧困縣年土地政策收益20億

時隔20年，中共中央、國務院再發耕地保護領域文件。

日前，中共中央、國務院下發《關於加強耕地保護和改進占補平衡的意見》(下稱《意見》)。而中共中央國務院在1997年的時候已經出臺過一個加強土地管理和耕地保護的文件， 提出了最嚴格的耕地保護制度和最嚴格的節約用地制度。

對此，24日，在國務院新聞辦舉行的新聞發布會上，國土資源部部長姜大明稱，這是在承前啟後的基礎上進一步完善耕地保護制度，明確各級政府的主體責任的需要。

他表示，這次文件中把20年來行之有效的嚴格管理制度固定下來，同時提出來“兩個絕不能”，就是已經確定的耕地紅線絕不能突破，已經劃定的城市周邊永久基本農田絕不能隨便占用。考慮到國情，中國必須實行最嚴格耕地保護制度。

但姜大明也表示，從經濟社會發展的需求看，新型城鎮化、工業化的深入推進，不可避免地要占用一定數量的耕地，這是客觀事實。加大生態文明建設的力度，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還要進行退耕還林還草還濕，要進行汙染耕地的治理等，也需要調減一部分不穩定的耕地。同時，我國的耕地質量總體還不高，局部在退化，還不能夠滿足糧食和農副產品的生產需求，耕地保護面臨著數量、質量和生態等方面的多重壓力。

姜大明說，為適應新形勢、新要求，必須正確處理經濟發展與耕地保護的關系，妥善解決耕地保護工作中的困難與問題。中央及時出臺加強耕地保護的文件，既強調堅持最嚴格的耕地保護制度和最嚴格的節約用地制度不動搖，同時也從統籌推進“五位一體”總體布局出發，提出加強耕地保護和改進耕地占補平衡的總體要求、目標任務和政策措施。

此外，他還提到，在耕地的保護中，激勵約束機制非常重要。這個機制的建立，包括行政、法律、經濟三種方式。

姜大明介紹，行政的手段主要是要強化地方政府的耕地保護責任，層層落實到鄉鎮、落實到村集體。《意見》要求加強對地方政府履行耕地保護責任的檢查考核，考核結果作為領導幹部的實績考核而且強調耕地保護要黨政同責，黨委政府得一起做這件事。此外， 現在土地管理法和其他法規，已經有將近20年沒有修改了，要把現在改革試點中的成果充實到里面去，進一步把法治化工作做好。至於經濟激勵機制方面， 要整合中央和地方各級涉農資金，對承擔耕地保護任務的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和農民進行獎補。

姜大明還表示，土地政策在打贏扶貧攻堅戰中也將發揮重要作用。比如，城鄉建設用地增減掛鉤政策，即通過複墾，耕地增加了，節約出來的指標也可以作為占補平衡指標，貧困地區可以在全省內使用，這對於扶貧搬遷、對於農民發展脫貧產業會起到重要的資金支持作用。

姜大明說，這個政策用得好的地方，比如河北省阜平縣，一年通過土地政策有20億以上的財政資金收入，而該縣自身財政收入不到3億。現在通過這個政策，有將近1/3的省在試行，已經產生的經濟效益為200多億。

網絡扶貧要解決產品標準化＋貧困戶組織化

在江西省寧都縣小布鎮大土樓村，熊紅秀經營著一家名為“郵樂購電商服務站”的站點。在熊紅秀的朋友圈里，可以看到，她不時要去山里走訪村民、收購時令山貨，然後通過電商平臺在網上銷售。

國務院扶貧辦於2014年將“電商扶貧”正式納入扶貧的政策體系，並作為“精準扶貧十大工程”之一從2015年開始實施。熊紅秀的站點便是在這一政策下發展起來的。

“到2020年，建立起網絡扶貧信息服務體系，實現網絡覆蓋、信息覆蓋、服務覆蓋。寬帶網絡覆蓋90%以上的貧困村，電商服務通達鄉鎮。”中央網信辦、國務院扶貧辦等機構聯合發布的《網絡扶貧行動計劃》提出了這樣的目標。伴隨政策扶持加碼和阿里巴巴、京東等眾多互聯網公司在農業產業的布局，電子商務已成為眾多貧困縣發展經濟的“標配”。

在參與市場競爭中，貧困戶、貧困縣如何揚長避短，解決產品標準化、貧困農戶組織化，實現與各類平臺的精準對接，是電商扶貧成敗的關鍵。

山貨怎麽賣出去？

熊紅秀的公公、婆婆在山里養了一輩子的蜜蜂。

“那時候老人養了130多箱蜜蜂，一個花期就能產2000多斤蜂蜜，10多個大水缸盛滿了蜂蜜，放在那里也賣不出去，感觸太深了，誰會走這麽遠的路到山里來買東西呢?”熊紅秀對第一財經1℃記者回憶。

熊紅秀原本陪小孩在贛州讀書，聽說小布鎮上建了電商服務站點並在尋找管理員，回鄉後經過簡單面試之後，她便成為站主。記者在現場看到，站點內不僅配有貨物展示架，還有書架和閱讀區域。在江西寧都，像這樣的“農家書屋+電商”的服務站點有77個，分布在24個鄉鎮上。

在這些站點的管理員手中，通常都有一個表格，標註著每個季節、每個農戶家里會有什麽產品出來。管理員按照每天接單的情況，在同等質量的前提下優先收購貧困戶家里的農產品。“我們通常會高於市場價從農戶手中收購土特產，然後在郵樂購、微信等平臺上出售。”熊紅秀說。

2015年10月，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布《關於打贏脫貧攻堅戰的決定》，要求實施電商扶貧工程。這一工程包括加快貧困地區物流配送體系建設，支持郵政、供銷合作等系統在貧困鄉村建立服務網點;支持電商企業拓展農村業務，加強貧困地區農產品網上銷售平臺建設;加強貧困地區農村電商人才培訓，對貧困家庭開設網店給予網絡資費補助、小額信貸等支持;開展互聯網為農便民服務，提升貧困地區農村互聯網金融服務水平，擴大信息進村入戶覆蓋面。

以江西為例，2015年12月，江西省扶貧和移民辦、商務廳與江西郵政達成戰略合作，共同推進電商脫貧工程。這一工程計劃用三年時間，在江西全省“十三五”規劃扶持的2900個貧困村，全部建立電商脫貧站;打造100個電商脫貧示範點;帶動10萬戶以上貧困家庭增收脫貧。

江西郵政在全省已建成12185個電商服務站，其中建在“十三五”規劃扶持的貧困村電商脫貧站有1336個，主要為村民提供農產品返城、工業品下鄉、快遞下鄉等服務。

熊紅秀說：“自己所經營的站點，目前享受著當地政府給予的補貼，全額補貼房租和水電費，同時因為這家站點還承擔了圖書管理等便民服務，對站主也有一定的工資補貼;郵政方面主要提供技術幫助、搭建平臺、提供物流、統一的包裝設計、產品上架、組織培訓等。

現在熊紅秀的小店對接了15戶當地建檔立卡的貧困戶。

“如果可以多賣，當然希望能收購更多的農產品。賣不動的話我們收了也沒用，主要看站主的銷售能力了。”熊紅秀介紹，對於站主而言，主要的收入來源也是靠銷售產品而來，而非補貼。當基礎設施、物流和電商渠道構建起來之後，如何將產品持續地賣出去是站主面臨的最大問題。

“郵政只是引路人，最終目的還是希望每個人能自己把產品銷售出去，而且銷售不受限制，只要能把產品賣出去，什麽平臺都可以。”熊紅秀表示，“以自己的站點為例，目前一年的銷售額大約是二三十萬，但是薄利多銷，利潤只有10%多點，成本主要是采購成本、人工、物流、包裝等。短期來說，效益不是特別明顯。但是路正在越走越順。”

用什麽把山貨運出去？

要把農產品賣到城里去，光有站點並不夠，物流配送體系是農村電商的重要一環。

阿里巴巴旗下菜鳥網絡的做法是，通過整合社會化物流合作夥伴，建設農村基礎設施配送服務平臺，目前已經形成了覆蓋2萬多個村的農產品上行、工業品下行的雙向流通網絡。

至2016年上半年，阿里巴巴通過農村淘寶項目已經在29個省400個縣建立起了縣級營運中心和2萬多個村級服務站，包括近100余個國家級貧困縣。

菜鳥網絡在各地擁有20多個合作夥伴和1300余輛運輸車，他們以此來解決最後一公里的物流問題，過去只送到縣城或鄉鎮的物流，如今已經送到了村子里。

重慶市江津區政府和菜鳥網絡簽署了“縣域智慧物流+”合作協議，由菜鳥網絡聯合重慶郵管局、江津縣政府及本地物流企業，共同推出國內首個鄉村末端物流線路共享系統。本來，過去幾家快遞公司都要安排快遞員把包裹送到農村家家戶戶手中，但菜鳥在江津縣建立60余個村鎮服務點後，江津運營中心會先把各地的包裹全部分揀，以村鎮為單位，分發給各個快遞公司。各快遞公司只需要把包裹送至村鎮服務點，屆時服務點的村小二和農村淘寶合夥人會把包裹送至村民手中，有時候村民也會順路到服務點取包裹。這種做法極大降低了物流成本。

郵政在農村則擁有點多面廣的服務網絡，但利用率較低;快遞公司下行農村郵件較多，但自建農村服務網絡成本高、運營難。

為此，江西郵政推動實施了農村快遞服務體系建設“1+N”(郵政主導、社會快遞公司參與)戰略，與順豐、“四通一達”等8家快遞公司簽訂戰略合作協議，共同推進農村快遞服務體系建設。

這一平臺的運作模式是，在縣城建立快件集散處理中心。快遞公司下行到鄉鎮的快件，原則上當日配送到鄉鎮。鄉鎮代收快遞公司的快件每日運回縣級集散處理中心分揀，由快遞公司領回處理。在鄉鎮建立電商快遞服務中心，開辦“快遞超市”，為快遞公司代辦快遞收寄業務。

在這一平臺上，快遞公司自主確定收費標準，並向郵政支付代運、代收、代投服務費用;用戶可自主選擇任何快遞公司寄遞快件。目前，江西全省已有11個市分公司、32個縣分公司簽訂“1+N”戰略合作協議。

像熊紅秀這樣的站主，發一份快件只有正常價格的一半。她說：“如果貨多郵車會直接來店里拉貨，如果發貨不多我們就送到附近的郵政所發。而且快遞有統一印制包裝箱，以成本價提供給站主。”

提高貧困農戶的組織化程度是關鍵

“在2105年底全國全面啟動電商扶貧之後，各地作出了自己的特色，但是目前電商扶貧有些短板還沒有完全解決，需要全力以赴。”國務院扶貧開發領導小組辦公室副主任洪天雲在全國網絡扶貧工作現場推進會上表示。

洪天雲說，全國有的貧困地區的基礎設施建設、電信網絡、郵政網絡、道路交通網絡、物流網絡，按照電商的要求看還有差距;其次，鄉村操作型電商人才還存在缺口。

打造品牌，是貧困縣發展特色農產品的短板。

“生鮮農產品的品牌、標準和原產地的追溯機制還沒有完全建立起來。這件事情做起來很難，但是不建立起來，增收就不可持續。”洪天雲強調，“另外，還要提高貧困村農民的組織化程度，大力發展農民專業合作社，如何與電商平臺實現有效對接，才是真的電商精準扶貧，否則做的都是線上和面上的東西。”

以小布鎮為例，目前，小布鎮已經有了自己的茶葉品牌，正在規劃把其他特色產品形成產業，首先考慮結合當地的采摘業和旅遊資源做蜂蜜基地，提供參觀，現場取蜜等服務，帶動蜂蜜銷售。

在阿里平臺上，來自農村地區的創業就業主要包括“農民網商”和“農村淘寶合夥人”兩種形態。

石阡縣是國家級貧困縣，該縣三分之二的人口從事茶葉的種植、加工、銷售。“石阡苔茶”在 2009年先後榮獲“貴州三大名茶”“中國馳名商標”和“國家地理標誌產品保護”等殊榮。石阡苔茶雖然美譽度較高，但市場知名度低、銷路不廣，是該縣尚未完全脫貧的原因之一，而電子商務的興起為石阡縣脫貧致富帶來了新途徑。

2016年4月，石阡縣與阿里巴巴集團簽訂了農村電子商務合作意向協議。這一舉措將幫助石阡實現農特產品雙向流通;解決銷售環節上農村市場信息滯後、高附加值農產品的銷售渠道不通暢、農產品電商存在“散、低、少”等問題。2015年該縣共實現交易單量50萬余單。而2016年的1月—9月份，交易單量猛增到108.35萬單。

中國人民大學商法研究所所長劉俊海對1℃記者表示，要實現農產品的標準化，僅依靠個體農戶是不現實的。農業生產專業合作社可以把分散的農戶組織起來，共同完成產品質量的檢測、標簽包裝的統一印制、廣告營銷戰略、售後服務等等，這種方式也是國際慣例。

“提升貧困地區農戶的專業化、組織化程度，要堅持三個原則：自願、依法和多元，”劉俊海表示，“比如采取農村專業合作社、股份制公司化經營、合同型契約型思路和信托經營的方式都可以考慮，關鍵是避免農戶單兵作戰帶來的經營成本高、收益低。”

助精準扶貧 千億級涉農資金整合推至832個貧困縣

各類資金使用分散、效率不高問題制約著扶貧工作推進，財政涉農資金整合將使貧困縣自主統籌使用這些資金，破解“打醬油錢不能買醋”弊端，實現精準扶貧。

2月16日，財政部和國務院扶貧辦聯合發布《關於做好2017年貧困縣涉農資金整合試點工作的通知》(下稱《通知》)，決定將涉農資金試點範圍推開到全部832個國家扶貧開發工作重點縣和連片特困地區縣，這意味著所有貧困縣將可以統籌使用20大項涉農資金，提高財政資金配置效率，也確保資金投向最重要的方向、最關鍵的環節、最準確的對象，實現精準扶貧。

去年財政部副部長胡靜林接受媒體采訪時表示，從某種程度上講貧困縣“不差錢”，扶貧投入大幅增長。2015年中央財政用於支持貧困地區、貧困人口農業生產及改善生產生活條件、發展社會事業等綜合扶貧投入近5000億元。就財政專項扶貧資金而言，2016年安排補助地方資金規模達到660.95億元，比上年增長43.4%。

長期以來，中央到縣里的各項涉農資金都是“戴帽”下達，由各自的上級歸口管理部門決定項目和資金投向。“撒胡椒面”的資金使用方式，使貧困縣在脫貧中能統籌使用的涉農資金有限，資金投入方向與實際扶貧需求脫節，影響了脫貧攻堅成效。扶貧資金使用管理使用分散、效率不高問題突出。

為此，去年4月國務院辦公廳發布《關於支持貧困縣開展統籌整合使用財政涉農資金試點的意見》(下稱《意見》)，希望通過賦予貧困縣統籌整合使用財政涉農資金的自主權，統籌整合使用財政涉農資金，撬動金融資本和社會幫扶資金投入扶貧開發，提高資金使用精準度和效益，確保如期完成脫貧攻堅任務。

“這些資金整合到一起，試點縣可以根據實際情況‘跨界’使用，這樣就從根本上解決了‘打醬油的錢不能買醋’的問題，有利於提高財政資金效率。”胡靜林表示，基層最知道自己哪兒疼，開方抓藥也就更準，這是落實精準扶貧、精準脫貧基本方略的必然要求。

上述《意見》要求財政涉農資金2016年進行試點，2017年推廣到全國。《通知》正是貫徹這一決定。

一些提前試點地區通過財政涉農資金整合收到了實實在在的成效。比如江西省吉安縣松山村2015年通過扶貧涉農資金整合，獲取金額由此前30萬元增加到了386萬元，有效解決了脫貧難題。

根據《通知》，此次涉農資金使用範圍除了上述832個國家扶貧開發工作重點縣和連片特困地區縣外，各省級政府也可以確定其他試點貧困縣利用地方各級財政資金自主開展探索。

涉農資金整合被嚴格限定在20大項資金範圍內，具體包括財政專項扶貧資金、農田水利設施建設和水土保持補助資金、現代農業生產發展資金、農業技術推廣與服務補助資金、林業補助資金、農業綜合開發補助資金等。

《通知》要求，涉農資金整合試點縣均應編制2017年資金統籌整合使用方案，並按程序報省級扶貧開發領導小組備案，這些工作在今年3月31日前完成。

為了支持扶貧，此次《通知》要求各省要加大對試點貧困縣的傾斜支持力度，為整合試點提供資金保障。

具體要求包括，對於納入整合範圍的各項中央財政涉農資金(含提前下達資金),分配給試點貧困縣的資金增幅不得低於該項資金的平均增幅，資金一律采取“切塊下達”，不得指定具體項目或提出與脫貧攻堅無關的任務要求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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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永富：已“摘帽”貧困縣脫貧攻堅期內可繼續享受扶持政策

國務院扶貧開發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劉永富7日在回應部分貧困戶不願脫貧“摘帽”問題時說，貧困縣、貧困村、貧困戶脫貧後，在脫貧攻堅期內仍可繼續享受現有的國家扶持政策，鞏固脫貧成果。

在當天舉行的十二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記者會上，劉永富說，脫貧攻堅是要在2020年之前解決我國現有標準下的農村貧困人口脫貧問題，所有的貧困縣要全部“摘帽”。貧困縣貧困發生率降至2%以下，貧困人口實現不愁吃、不愁穿，保障義務教育、基本醫療和住房安全，就應當“脫貧摘帽”。

他說，形式主義、“數字脫貧”和遲遲不想“摘帽”兩種情況都需要糾正。到了標準就應該脫貧，沒有達到標準不能硬脫貧。

全國政協委員楊鏗：用稅收優惠吸引企業投資貧困地區

“企業去了，經濟就去了，這樣就把當地老百姓的就業帶動起來了。”日前，全國政協委員、藍光控股集團董事局主席楊鏗在政協工商聯組關於精準扶貧的小組討論會後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

楊鏗認為，在扶貧上，政府和企業的一些愛心性幫助只能是一時的、一個階段的。如果能在省級的一些貧困地區，給去那里註冊的企業一些優惠政策，同時在這些優惠政策里規定，一部分是用於解決當地人就業問題的，那麽很多企業是很願意去的。因為這樣既做了公益，又支持了貧困地區的產業。

楊鏗告訴記者，比如美國的拉斯維加斯以前是一片沙漠，根本沒什麽人，當時政府為了刺激這個地方的發展，就給出了很多優惠政策，比如稅收的減免政策、移民政策等，現在那里成了全美納稅最高的地方之一。

楊鏗認為，貧困地區的貧困表現在收入低、交通不便利、醫療和教育資源缺乏，這些邊遠山區也不便於管理。如果能合理利用這些邊遠山區的自然資源，比如建一些有特色的旅遊區，即使是修一個酒店也可以解決幾百人的就業問題，從而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他們的收入。

“如果把企業幫助、社會支持、政府長期治理的制度和稅收優惠政策相結合，吸引更多的企業來投資，再把技能性的培訓學校建設開展起來，這樣可以解決很大一部分的貧困問題。”楊鏗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