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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銀行：新華聯控股擬繼續增持 不謀求控股權

北京銀行10月13日晚間公告，公司主要股東新華聯控股有限公司(簡稱“新華聯控股”)計劃自2016年10月12日起12個月內，增持不少於0.01%的公司股份，其將在符合法律法規、市場規則的基礎上積極維護公司股權結構長期穩定。

同日北京銀行披露的權益變動報告書顯示，新華聯控股此次增持是看好北京銀行長期發展前景，希望通過此次股權增持長期持有北京銀行股份，獲取公司股權增值帶來的收益，並不謀求對北京銀行的控制權。

此前北京銀行於10月12日晚間發布公告證實，新華聯控股通過增持方式合計持有公司股份76489.59萬股，占公司總股本的5.03%，構成舉牌。

瞄準細分行業市場 中小支付機構謀求“小而美”轉型

手續費行業分類定價政策取消，移動支付市場被幾家巨頭瓜分殆盡。“9.6費改”新政，讓中小第三方支付不得不通過轉型重新選擇未來的生存之路。

面對行業變局，部分第三方支付機構將轉型的目光，瞄準了移動支付，並希望通過移動支付，切入一些大型支付平臺尚未進入的市場，以此形成自身的商業模式，形成差異化的競爭格局。

近期，不少中小第三方支付機構都推出了移動支付產品。銀盛金融集團董事局主席林重成說，雖然支付寶、微信支付等占據了大多數份額，但並不能覆蓋所有的市場，中小支付機構的機會仍在。

“跟風”移動支付

“信用卡手續費上不封頂，商家有抵觸情緒，收單業務確實受到一定影響。”林重成對《第一財經日報》稱，新政造成局部收單收入下降，但由於用戶信用卡消費習慣已形成，第三發支付機構的收入總體仍在增長。

今年9月6日，延續了多年的銀行卡收費標準迎來新規，其中最大的變化之一是“借貸分離”，即借記卡和信用卡實行差別收費。費改實施之後，借記卡、貸記卡刷卡手續費收費標準為交易金額的0.35%、0.45%，信用卡則上不封頂。根據媒體報道，因為手續費上升，信用卡消費遭到一些商戶拒刷。

“收單本來就是微利業務，市場指導價取消之後，為了爭奪客戶，支付機構之間會出現價格戰。對於絕大多數第三方支付機構來說，會形成非常不利的影響。”深圳某第三方支付機構人士說，企業、商戶開始將業務重心從POS機逐漸傾向移動支付，這將會成為第三方支付最重要的機會。支付機構的業務方向也將更多的向移動端轉移。

互聯網研究機構易觀智庫也認為，大數據將成為推動行業發展的新動能，增值服務將成為第三方支付公司的核心競爭力。支付企業通過對用戶和商戶的覆蓋，已經積累海量交易數據。未來，第三方支付對其所擁有數據進行挖掘和應用，互聯網營銷、征信等增值服務將成盈利突破口。

從目前情況來看，不少中小支付機構已向這一方向轉型。如老牌第三方支付機構通聯支付已在今年1月正式推出依托於移動支付場景的APP通聯錢包。銀盛集團旗下平臺開發的銀盛通APP電子錢包，目前已形成100萬商戶的財經生活圈。

“以前靠燒錢來打市場，長遠發展必須要收費，但首先要有自己的商業模式。”林重成說，目前移動支付、場景應用在第三方支付領域應用相對成熟，作為中小支付機構可考慮從單一的收單公司向綜合支付機構轉型，搭建覆蓋場景應用、互聯網支付、移動支付、跨境支付等多元業務架構。

小而美的差異化之路

根據易觀智庫統計數據，2015年全年第三方移動支付交易量達到6.3萬億元，而2016年上半年第三方移動支付整體交易規模就已達到13.5萬億元，可見其增長速度之快。

與此同時，移動支付市場也已形成強者愈強的格局，規模靠前的幾家大型支付機構占據了絕大多數的市場份額。根據易觀智庫統計，今年上半年支付寶、財付通、拉卡拉占據市場交易份額前三位，市場占有率共計超過90%，支付寶以55.4%的占有率位列第一，財付通、拉卡拉則分別為32.1%、4.4%。

規模巨大的同時，也決定了支付寶、微信支付等機構無法覆蓋所有市場。業內人士認為，對中小支付機構來說，“抱大腿”不失為一種策略，如萬達、恒大等產業巨頭，都紛紛收購第三方支付平臺，圍繞其產業鏈，借助第三方支付，打通各個環節之間的聯系，形成自身小生態，只要體量足夠，這些支付機構也能獲得較好發展。

對於更多選擇獨立發展的中小支付機構來說，差異化服務則是轉型的普遍選擇。通聯支付人士此前就表示，並不是只有走大而全的道路才能活得好，提供切實解決用戶痛點服務，提高用戶黏性和活躍度，才是中小支付機構的生存之道。

林重成說，除了主流市場之外，還有眾多細分市場無法為支付寶、微信支付等覆蓋。第三方支付的應用場景還有很大的拓展空間，例如一些大型企業的各種資金往來、業務審批、生活服務等都通過辦公軟件進行，如果能與軟件開發企業合作，嵌入第三方支付的服務，進而與此類大型企業合作，提供其需要的細分服務，就可以迅速切入某一行業，形成自身獨特的商業模式和競爭優勢。

武昌魚股權之爭新進展！長金投資將繼續增持謀求控制權

武昌魚晚間回複上交所問詢函表示，長金投資及其一致行動人有意通過股份增持或其他形式成為武昌魚控股股東，謀求上市公司控制權。資金來源於長金投資的自有資金或其他合法途徑自籌資金(由合夥企業LP追加資)，不存在對外杠桿融資方式。

此前10月17日，武昌魚曾發布權益變動公告稱，10月13日至-15日，宜昌市長金股權投資合夥企業(有限合夥)與武漢聯富達投資管理有限公司、楊青、李冰清、望靈、夏智勇、胡青簽署《一致行動協議書》。武漢聯富達、楊青等人承諾，在武昌魚重要決策事項中行使股東提案權、表決權時，與長金投資保持一致。

公告還披露，一致行動人總共持有武昌魚總股本的17.39%，離大股東華普集團的20.77%相去不遠。此前，長金投資在9月25日的舉牌武昌魚公告中表示，將在之後6個月中再增持5%。一個月過去了，長金投資已在5%的基礎上進一步增持了2.02%，如剩余的份額增持完成後，上述一致行動人總持股將達到20.37%，緊逼武昌魚大股東北京華普產業集團有限公司20.77%的持股比例。

長金投資舉牌和連續增持，使得其與武漢聯富達等構成一致行動關系後，其“聯合體”持股比例和武昌魚大股東相差無幾。

建立空間留白機制 上海謀求彈性應對未來城市發展

關系到未來20多年上海城市定位和藍圖的總體規劃，正式提交上海市人大常委會審議。按照程序，在上海市人大常委會審議後，將正式上報國務院審批。

11月10日，上海市14屆人大常委會33次會議審議《上海市城市總體規劃（2016-2040）（送審稿）》(下稱《總體規劃》)。上海市規劃和國土資源管理局局長莊少勤受市政府委托，向上海市人大常委會做了《總體規劃》的情況說明。

從“1946年大上海都市計劃”開始，到此次的《總體規劃》，已經是上海的第六輪城市總體規劃。莊少勤表示，站在新的起點，上海面臨的發展形勢和要求發生了巨大的變化，迫切需要編制新一輪城市總體規劃。

從服務於建設“四個中心”、建設具有全球影響力的科技創新中心等國家戰略角度，以及上海城市性質的延續性、體現全球城市競爭的新焦點的角度，2040年的上海，城市性質被確定為“卓越的全球城市，國際經濟、金融、貿易、航運、科技創新中心和文化大都市”。

在建設這樣一個城市發展目標的同時，上海也需要探討一個超大城市睿智發展的創新轉型新路，聚焦解決超大城市發展中不平衡、不協調、不可持續的突出問題。

作為一個超大型城市，莊少勤說，上海越是要謀劃長遠規劃，越是要強化底線思維。

這個底線思維，具體表現在守住人口、土地、環境、安全四條底線上。

10月20日舉行的中國共產黨上海市第十屆委員會第十三次全體會議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上海市委書記韓正指出，要強化底線約束，嚴格落實中央嚴控超大城市人口規模要求，明確城市建設用地總量和結構、自加壓力實現規劃建設用地負增長，把生態環境要求作為城市發展的底線和紅線，牢牢守住城市生產安全和運行安全底線。要堅持遠近結合、留有余地。

“要圍繞有約束、可操作、易評估、能檢查，把這四條底線在《總體規劃》中加以明確，落到圖上。”莊少勤說。

這其中，常住人口規模、建設用地規模是上海未來城市發展的關鍵指標，也是確定其他指標的重要依據。

2015年，上海常住人口規模為2415萬人，人口快速增長與資源環境之間的矛盾十分突出。新一輪城市總體規劃提出，嚴格控制常住人口規模，到2020年常住人口控制在2500萬人以內，並以2500萬人左右作為2040年常住人口調控目標。

但是，考慮到上海要成為卓越的全球城市，具有人口流動性強的特點，所以，莊少勤說，《總體規劃》提出，按照實際服務人口、包括常住人口、半年以下暫住人口、跨市域通勤人口、短期遊客等，對供水、能源、交通等基礎設施進行配置，提高城市的基本保障能力和彈性適應能力。

而在用地規模上，上海建設用地總量已到“天花板”，2015年上海全市建設用地總規模達到3145平方公里，占陸域面積的46%，遠高於很多國際大都市20%-30%的水平。

也因此，《總體規劃》提出了規劃建設用地負增長的目標，明確2040年上海市規劃建設用地總規模不超過3200平方公里，與2020年規劃建設用地3226平方公里相比，削減了26平方公里。

此外，《總體規劃》還提出要建立空間留白機制，對規劃的建設用地，也要預留重大事件、重大項目的用地地址，加強規劃控制，以應對未來城市發展的不確定性。

韓正在中國共產黨上海市第十屆委員會第十三次全體會議上強調，超大城市的規劃，更要遠近結合，前瞻把握，為未來發展留足稀缺資源和戰略空間。對事關城市永續發展的重要區域、重要資源，一定要保護好、維護好，不能動;對暫時沒有想清楚、看明白的地方，要堅決留白。

上海市人大建設環境保護委員會主任委員許德明表示，《總體規劃》送審稿積極探索了高密度超大城市可持續發展的新模式。通過規劃留白預留稀缺資源和戰略空間，既可以彈性應對未來城市發展的不確定性，也更加符合未來城市創新轉型、內生式發展的趨勢。

海螺型材與奇瑞前緣難續 奇瑞新能源或謀求獨立上市

今年以來，奇瑞汽車動作不斷，先是將旗下蕪湖奇瑞變速箱有限公司（奇瑞股份）100%股份出售給上市公司萬里揚，後又有上市公司蕪湖海螺型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海螺型材”）欲收購奇瑞新能源的控股權。雖然收購最終以失敗告終，但隨著奇瑞新能源“準生證”的落地，對於海螺型材是否會重啟收購事宜成為大家關註的焦點。

就此《證券日報》記者向奇瑞有關負責人進行了問詢，得到的答複是：實際上這個收購自始至終都沒有什麽“實質性進展”。與此同時，奇瑞新能源總經理高立新最近也向媒體表示“奇瑞新能源謀求上市的工作沒有停止過。”

業內人士認為，在目前已經獲得獨立資質的四家車企中，奇瑞新能源與北汽新能源情況類似，都擁有傳統車企背景。其作為奇瑞子公司存在的可能性比較大，但不排除會獨立上市。

未獲資質收購告吹

今年5月23日，海螺型材透露擬向奇瑞新能源汽車技術有限公司的股東奇瑞股份等發行股份及支付現金，購買其所持有的奇瑞新能源的控股權。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7月13日，海螺型材卻突然宣布終止籌劃該項收購。對此公司稱，鑒於奇瑞新能源尚未取得新能源汽車生產資質，且該資質的取得對奇瑞新能源資產、業務完整性和獨立性有重要影響，因此，決定終止本次重大資產重組事項。

不得不說，這對奇瑞來說是打擊沈重。近年來，奇瑞一直計劃通過出售資產，完成自身的資產梳理，為奇瑞汽車股份上市鋪路。相關信息顯示，2012年，奇瑞總負債超過300億元人民幣，其中流動負債超過200億元，資產負債率常年超過70%。到了2015年，奇瑞總負債額達到512億元，負債率上升至75%，其中有171.5億元的短期借款。有業內人士推測，在2020年前，奇瑞仍然有接近300億元的資金缺口。

而在交易另一方海螺型材看來，收購新能源汽車或許是效益可期的利潤來源。由於受房地產投資下滑以及市場競爭的影響，2015年，海螺型材實現營業收入34.29億元，同比減少12.16%；歸屬於上市公司股東的扣除非經常性損益的凈利潤為5813.82萬元，同比下滑31.98%。

有分析師向記者表示，彼時業績受累的海螺型材或有“抄底”之意，想在奇瑞新能源取得牌照之前介入。然而，也正因為缺少獨立的新能源乘用車生產資質，實際上海螺型材即便在完成收購之後，該公司產品依然需要借助其他擁有生產資質的企業，這將海螺型材的此次收購價值大打折扣。

記者註意到，此前宣布終止收購的公告中，海螺型材稱“公司未來將繼續推動產業轉型升級，尋找新的盈利增長點。承諾自複牌之日起6個月內不再停牌籌劃重大資產重組事項。”可以解讀為，公司仍然抱有並購新型產業的願望，同時2017年1月後，海螺型材就可以籌劃新的重大重組事項，為將來與奇瑞“再續前緣”提供了可能性。

奇瑞新能源或單獨上市

如今奇瑞生產資質已經落地，雙方會重啟收購合作嗎？

對此，記者向奇瑞方面進行了問詢，得到的答複是：實際上這個收購自始至終都沒有什麽“實質性進展”。

奇瑞內部人士向記者透露，實際上為了保證海螺型材重組奇瑞新能源後，新能源公司需要具有獨立的生產資質才能滿足獨立性的要求，奇瑞新能源開展了獲取獨立生產資質的申報工作，由於申報過程具有諸多不確定因素，故導致雙方重組過程中很多重大事項存在著不確定因素，不能明確雙方的權利義務，經協商終止本次重組事項。

有分析人士向記者表示，海螺型材當初之所以放棄收購奇瑞新能源的原因除了生產資質一事之外，或也與監管部門對資本市場上進行的收購、增發等行為日趨嚴格的管理有關系。但無論如何生產資質的獲得都已使奇瑞新能源估值得到提升。

上述人士稱，從目前的審批通過的結果來看，獲得獨立生產資質的奇瑞新能源，或將在奇瑞2.0體系下與觀致、奇瑞捷豹路虎產生更多技術合作，成為奇瑞進軍新能源汽車市場的重要一環。“縱觀國內車企，北汽、上汽、廣汽、吉利、力帆等基本上都已經覆蓋新能源汽車業務，吉利汽車更是提出到2020年新能源車占比達到90%的目標。接下來奇瑞新能源繼續作為奇瑞子公司存在可能性更大。”

“在目前已經獲得資質的四家車企中，只有北汽新能源與奇瑞新能源同樣擁有傳統車企背景。此前北汽新能源單獨申請資質，一定程度上即是為未來獨立上市做準備。如今奇瑞新能源情況類似，不排除獨立上市的可能性。”上述人士向記者表示。

支持率僅剩4% 法國總統奧朗德不再謀求連任

當地時間12月1日晚間，法國總統奧朗德宣布不再競選下屆總統，他不僅成為法蘭西第五共和國史上民調最低的總統，也成了史上第一位不尋求連任的現任總統。

“權力和行使權力並沒有使我失去清醒。我意識到我的候選人資格將為大多數(社會黨)造成的風險。”62歲的奧朗德在電視講話中表示，“因此，我決定不再謀求連任總統。”

奧朗德的講話暗示了他在左翼內部一直受到的壓力，近兩個月來，左翼在媒體間一直傳出的都是警告奧朗德不要自找其辱的聲音，而在1日法國社會黨初選報名當日，就有包括其不少舊部在內的7人報名競選，暗示奧朗德施政的無能。奧朗德宣布棄選，預計將為法國總理瓦爾斯參加社會黨一月的初選鋪平道路，而考慮到目前左翼陣營的低迷，瓦爾斯參選的目的，恐怕不僅僅是謀求2017年總統大選如此簡單。

黨內山頭林立

奧朗德此前曾放出豪言，如果解決不好失業問題，他絕不會參加2017年的總統大選。目前，法國失業率仍然常年在9%~10%左右徘徊，不僅如此，從奧朗德2012年擔任總統算起，失業人數反而比之前高出了56.77萬。據法國媒體爆料，奧朗德私下抱怨：“我就一點運氣也沒有!”

民調顯示，奧朗德目前的支持率跌到了4%左右，為法國二戰以來的最低點，26%的受訪民眾表示對奧朗德沒什麽感覺，70%的受訪民眾則稱對奧朗德嚴重不滿。

低迷的民調意味著如果奧朗德參選，會在第一輪投票中就被淘汰，這一低支持率令他在左翼黨內備受攻擊，而除就業長期不振，屢遭恐怖襲擊之外，奧朗德民調支持率走低的原因還包括，今年6月社會黨政府使用憲法第49條特別條款，強行通過勞動法改革，得罪了工會，引發了社會黨的分裂。

此前，奧朗德在黨內面臨著兩位強勁對手：前經濟部長阿諾·蒙特布爾和人氣極高的年輕經濟部長馬克隆。

蒙特布爾宣布參加總統大選時稱，在奧朗德手下做經濟部長純粹是“浪費日子”。蒙特布爾代表了社會黨內左派的看法，認為奧朗德的政策過於偏向資方而忽視了勞方利益。蒙特布爾表示，他的競選綱領包括結束緊縮計劃並加大投資，結束減稅，同時還要同全球化作鬥爭。

馬克隆則在9月辭職並專註於經營他自己的政黨“向前進”(En Marche)並稍後宣布以獨立黨派身份參選。今年4月6日，馬克隆創立了自己的政黨，並挨家挨戶敲門宣傳自己的活動。

同時，有跡象表明，表示自己對奧朗德忠誠的瓦爾斯，也在給奧朗德施壓令其放棄競選。在奧朗德做出放棄連任的聲明後，瓦爾斯表示，這才是一個“國家領導人的決定。”

瓦爾斯勝算有限

考慮到左翼陣營內四分五裂，即便瓦爾斯參選，其勝算也非常有限，目前按照民調顯示，瓦爾斯，蒙特布爾或任何左翼的一方都沒有進入第二輪的資格。

不過，如果為了能在2017年之後為未來的政治之路布局，瓦爾斯則不能在此次大選中坐視不管。

需指出的是，奧朗德的退選令法國政壇再生變數：瓦爾斯固然在左翼選民中比奧朗德受歡迎，但左翼一直視其為偏右。與此同時，伴隨中右翼選出前總理菲永作為總統候選人，法國極右翼組織“國民陣線”領導人勒龐已計劃侵蝕左翼選票。

在競選中，菲永提出，要減少1000億歐元財政開支，削減50萬公務員崗位，以及廢除每周35小時工作制等。而國民議會前議長、菲永的支持者阿誇耶(Bernard Accoyer)高興地表示，從數據看，菲永“從國民陣線奪走了10%的選民”。

為此，“國民陣線”則打算“左傾”，進一步在被現任社會黨惹怒的左派選民中擴大基本面。

法國巴黎政治大學教授考特(Bruno Cautres)指出，在菲永勝選後，勒龐將更傾向於吸引那些覺得自己被全球化忽略的選民，那些強烈需要國家保護的選民。

在法國的政治現實中，以往極右翼在全法勝選並不是一個主流選項，但隨著英國脫歐和美國當選總統特朗普吹出的全球民粹之風，不禁令人對令法國極右翼政黨“國民陣線”及其領導人勒龐的未來不敢妄下斷言了。

法國駐華大使顧山在接受《第一財經日報》的采訪時非常堅定地表示：“目前我不認為他們極右翼有可能選上。”不過，顧山指出，盡管如此，左右兩派的候選人仍要在選舉中針對目前所出現的全球化應對問題加以解釋。

新華社談2017年國企改革：謀求實質性突破

2017年是國企改革的關鍵年份。新年伊始，這一話題熱度不斷上揚，在陸續召開的地方兩會上國企改革成為高頻詞，央企重組、混合所有制、員工持股等具體舉措也成為資本市場的熱點題材。

如此熱度不難理解。在當今中國，經濟體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點，其核心是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而如何深化國企改革又是這其中最集中、最突出的體現。

具有重大牽引作用的國企改革事關中國經濟未來。如若踟躕不前，“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便無從談起，去產能、去杠桿中“人往哪去、錢從哪來、債務怎麽辦”的實際問題，必須要在國企改革中尋找答案。只有國資國企瘦身健體、固本培元，中國經濟肌體才能經脈通暢、筋骨強健。2017年國企改革尤其應以國企混合所有制為突破口，啃下壟斷行業改革“硬骨頭”，為未來中國經濟開掘活力之源。

最近幾年，國企改革舉動不可謂不多、進展不可謂不大，但與國資國企的規模及其在國民經濟中的地位作用相比，與各方期待相比，還存在差距。新的一年，人們對更大範圍、更深層次、更大步伐的國企改革寄予厚望。

去年底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對國企改革著墨頗多，明確要求深化改革、加快步伐。近日河北、甘肅等省份召開地方兩會，均將國企改革列為“重頭戲”。其中透露出一個明確信號：2017年地方國企的混合所有制改革有望鋪開。

12日舉行的央企、地方國資委負責人會議提出，今年國企改革要實現重要突破，其中突出精幹主業，加快深度調整重組步伐，力求包括集團層面在內的混合所有制有所突破等提法令人精神抖擻、耳目一新。

今年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深化之年，作為改革的重要內容和重要動力，國企改革謀求實質性突破勢在必行，容不得等待觀望，也容不得繼續邁著“四方步”，必須擼起袖子加油幹，力求改革落地見真章。

謀求零核電，日本民進黨黨首蓮舫稱將提出新核電政策

據共同社23日報道，日本民進黨黨首蓮舫日前接受共同社采訪，就下屆眾院選舉中與共產、自由、社民等在野各黨合作事宜表示有意在協調統一候選人前優先敲定相同的政策。

關於焦點所在的核電能源政策，蓮舫表示民進黨將在3月12日黨大會前匯總新內容。蓮舫暗示將修改“將投入所有政策資源以在本世紀30年代實現零核電”的現行方針。

日本民進黨黨首蓮舫

報道稱，關於民進黨現狀，蓮舫不無危機感地表示“存在政策提案線路未取得預期效果的意見，這確屬事實。將努力思考，同時繼續主張。”

蓮舫解釋稱，由於年內可能解散眾院，在野各黨間已啟動有關相同政策的磋商。蓮舫強調，“如果不一一認真對待，可能被認為只是‘針對選戰(的臨時合作)’。”磋商在呼籲廢除新安保法的市民團體“市民聯合”提議基礎上展開。

關於新能源政策的內容，蓮舫僅表示“將做到能讓候選人說明，四黨將展開最大限度的合作”。預計為配合明確要求去核電化的其他政黨，民進黨正在尋求妥協點，可能將提出“零核電的民進黨”等。

作為共同政策的前提，民進黨還計劃匯總教育與社保政策。蓮舫充滿信心地表示“將在3月黨大會上提出我黨將高舉的(政策方針)旗幟。”

蓮舫還表示，計劃在確定民進黨過半數的候選人後，再與其他政黨協調在野黨統一的候選人。

關於成為例行國會爭論點之一的天皇退位相關法律完善一事，蓮舫主張修改《皇室典範》建立永久制度，並提議在眾參兩院的憲法審查會上展開討論。

對於政府考慮的退位“僅限當今天皇一代”的特別法，蓮舫持否定意見稱“未涉及創設女性宮家與女系天皇的討論，特別法並未滿足國民與天皇的想法。”

楊曉渡:企業家掌握財富後謀求政治權力很危險

“有些企業家特別願意與政府官員打交道，這里面有兩種不正常的情況，”中央紀委副書記楊曉渡3月18日表示，一種是資本希望求得特殊照顧，而這有違市場公平;另一種是掌握經濟財富之後希望謀求政治權力，這非常危險。

政商關系如何界定，是一個敏感又重要的議題。2017年中國發展高層論壇專門設立“新型政商關系與反腐敗”的會議環節，中央紀委副書記楊曉渡及多位企業家參與討論。

楊曉渡表示，中國企業的成長和發展有其自身努力的內在因素，同時也得益於政府的支持和良好的環境。中國企業擁有巨大的物質財富，但決不允許將此作為腐蝕官員、腐蝕社會的工具和手段，不能用來圍獵政府官員，汙染政企關系，企業財富決不能用於突破法律約束的領域。

他認為，當前要營造的是“親”和“清”的新型政企關系，要防範權力對金錢的尋租，避免金錢對權力的腐蝕，斬斷官商勾結的利益鏈。

在這場討論會上，還有泰康人壽董事長、首席執行官陳東升，新希望集團董事長劉永好等企業代表。

參與“政商關系”、“反腐敗”話題的討論，對企業家而言亦十分敏感。陳東升就在會上帶有調侃意味地表示，與楊曉渡同臺討論“需要底氣”。

“企業的生意有三種，與政府的生意、與企業的生意、與消費者的生意，這其中與政府的生意容易出現腐敗，與企業的生意也可能會出現腐敗，但是與消費者的生意，腐敗的機會幾乎是零。”陳東升說，經營企業可以選擇商業模式，幸運的是他選擇的是“與消費者的生意”。

他認為，隨著工業化基本完成，持續的投資得到的回報越來越平均化，企業賺錢的方式發生了變化，逐漸進化到依靠創新、並購整合來賺錢。“走的長的企業家，一定是堅持市場化道路的企業，”陳東升說，做企業是跑馬拉松，而不是短跑，但很多企業家忘了這一點，許多人想當“百米冠軍”。

陳東升總結，過去有很多企業倒掉，倒掉的企業主要有兩類，一種是追求高速增長倒掉了，一種是官商勾結倒掉了。只有堅持走專業化、市場化、規範化、國際化的道路，才能走的長。

“我還有一個很深的體會，企業家內心的價值觀也很重要。”陳東升說，自己並不是為了發財“下海”，而是為了做一個好企業、一個代表民族驕傲的企業。

作為民營企業家的代表，劉永好表示，如今政商關系已經出現變化，“權勢人物”在收手。

“我的好幾個朋友都在講，過去有的投資機會被有權勢的人物拿走了。現在反腐敗情勢下，權勢人物不再碰這些機會了，這對我們來說就是機會。”他認為，民營企業家追求基業長青，至少要做到三個方面。一是要有企業家精神，拼搏、創業、激情、活力，會用人;二是要有底線意識，這對商人而言非常重要;第三就是要建立“親”、“清”的政商關系。

資管市場逐鹿PPP市場  資產轉讓謀求多元化退出渠道

近日，財政部部長肖捷在兩會記者會透露，截至去年底，已經簽約落地了1351個項目，總投資達到2.2萬億元，項目落地率已經超過30%。財政部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中心的數據顯示，截止2017年1月31日，全國PPP入庫項目1.16萬個，入庫項目金額達13.75萬億元。

自2014年“國務院43號文”發布以來，地方政府融資平臺功能被剝離，PPP模式(Public-Private-Partnership，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隨之粉墨登場。經過兩年的探索，PPP模式正在全國迅速推廣。

面對這一逐漸興起的龐大市場，資管市場對PPP項目的態度也經歷了變化。在“資產荒”背景下，銀行理財、保險資金、信托、券商等各路資本逐鹿PPP，家族信托對PPP資產投資偏好顯著升溫，逐漸探索出適合各類資本偏好進入PPP的模式。

與此同時，一度困擾行業周期長、流動性差、退出機制不健全的掣肘也在有望得以化解，PPP退出機制將逐漸完善。

PPP退出機制逐漸完善

“PPP經過兩年來的大力推廣，已經從法律法規層面得到了制度的保障，但是對於社會投資方而言，對於長達20、30年的項目，投資金額大，收益率相對較低，對金融機構投資而言，投資壓力非常大。”一位PPP項目參與方告訴記者。

為解決當前PPP項目面臨的社會資本準入門檻高、信息不對稱、資產流動性差、資金成本高、退出機制不健全、融資難、融資貴等問題，此前，由財政部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中心與天津金融資產交易所合作共建的天金所“PPP資產交易和管理平臺”已於2月28日在天津成立，這是我國首家全國性PPP資產交易平臺，為解決資產流動性提供了可能性。

對於PPP資產交易平臺的成立初衷，中信信托信托業務部總副經理劉美燕對第一財經表示，最初目的主要想解決PPP項目目前碰到的期限長、投資門坎高、收益偏低、流動性差等問題，交易所天然能夠解決信息對稱和流動性問題。

劉美燕進一步表示，交易所的成立更主要是想圍繞著交易所的資源整合作用，把在PPP產業生態圈里面與建設、施工、運營、咨詢、規劃、設計，產業鏈上的各方組織起來，實現信息的對稱，為政府、產業方、金融方提供服務，促進PPP的落地和交易，以及後期的資產證券化。

“這是一個創新性整合的平臺，核心是為了解決PPP流動性差、期限長、信息不對稱最主要的問題，但是衍生功能應該成為一個綜合的服務平臺。退出機制是一個核心問題之一。它為退出機制提供了可行性路徑。”劉美燕說。

中信信托高級經理馮語昕也表示，PPP資產交易平臺實質上涉及進入、中間流轉和退出三個主要環節。PPP產業生態圈聯盟要解決參與方的進入問題，後期金融機構的會員要解決流轉和退出問題。由此，形成一個從進入到中間流轉再到退出的完整流程。

資本逐鹿PPP 同業合作流變

“國務院43號文”出臺後，地方政府賴以生存的平臺融資模式被掐斷，信托公司傳統的政信類信托業務難以為繼。

“信托業務面臨如何順應新的形勢，在新的政策環境之下提供滿足地方政府的需求的問題。PPP無疑是信政業務之後重要的一個方向。”中國國際經濟咨詢有限公司副總經理陳勝春對第一財經表示。

目前PPP已經形成了逾13萬億元龐大的市場。“如果我們能夠有效地切入其中，未來信托的資產規模也能夠上一個新的臺階。”陳勝春表示。

事實上，信托公司參與PPP項目已經成為業內共識。

一位信托業務負責人表示，產業資本和金融資本在參與PPP項目時各有其優勢，尤其是信托公司，可以憑借其豐富的股權投資經驗優化PPP項目的識別、準備、實施過程和項目的後期經營管理，又可以利用其在金融市場“多面手”的角色為項目公司提供更為完善的金融解決方案。

該負責人還表示，信托公司在發揮自身資本優勢的同時，可以采取第三方委托管理、共同投資等方式，與專業運營機構等產業資本合作參與PPP項目實施。

在經濟下行周期，信用風險上升、市場利率走低的行情下，風險與收益相匹配的優質資產缺乏，困擾市場的“資產荒”迷霧依舊未消散。在資產管理市場上，銀行理財、保險、信托、券商以及私募基金等各路資本均面臨資產配置的挑戰。

不僅僅信托業，由於PPP項目收益穩定、期限較長、風險較低，逐漸成為資管市場關註的重要資產。

同時，PPP也成為銀行理財在項目融資的重要標的選擇。一位銀行資管部負責人對第一財經表示，理財資金進入PPP項目主要通過項目公司增資擴股或者收購投資人股權，並作為機構投資人股東，通過股權轉讓、資產證券化等市場化的形式實現初始投資人的退出。

保險資金由於資金規模大、期限長、投資穩健，與PPP也有著天然的契合。中國國際經濟咨詢公司PPP事業部常務副總裁周勤對第一財經表示，險資與信托結合參與PPP不是出於後者的資金優勢，而是在於其制度上的優勢。信托制度具有破產隔離功能，實現對相應經營範圍的獨立清算，非常適合做特殊目的信托（SPT）架構，同時，信托適合替換資金的制度安排，具有很強的中介屬性，險資資金量大但不靈活，信托適合做架構設計，具有替換資金制度安排的優勢。

此外，機構投資者也正逐漸成為PPP市場的重要參與主體。陳勝春表示，除了社會散戶，這兩年有成效的、長期的機構投資人在不斷形成，長期機構投資者對PPP資產的關註也在日益升溫，在信托資金安排中進行相關的投資組合。

劉美艷則表示，眼下PPP市場時移勢易，市場亦也在變化。“PPP在大市場形成之後是百花齊放，不能用一種單一的傳統的模式去套。”

在她看來，對於期限長、成本低的地鐵基建類項目，保險資金契合度較高;對於有一定經營性、風險性的產業園區、城市建設類項目，再比如文化產業、旅遊產業項目，需要有一定經營能力的資本，銀行理財或者家族信托資金可考慮進入。再比如，政府放開市場化準入的養老、醫療項目，項目收益較高，需要較強的經營能力，適用於私募和其他社會資本布局。

相較於機構投資者對PPP資產態度的生變，個人投資者也逐漸出現了分層。

一直以來，相較於同期的銀行理財，信托產品收益較高，不過，PPP項目由於投資期限較長、收益率較低，從這一維度上看，似乎很難滿足投資者的預期。對此，陳勝春表示，正常的金融資產安排應該有長中短周期的配合，在這個組合中，才能夠達到較好的資產風險分配。市場上能有PPP這種收益穩定、風險可控、長周期資金的出現，對於投資者的產品投資安排、資產組合是很好的事情。包括家族信托在內的客戶，在投資時可進行資產組合安排，多了長周期的相對穩定而且風險可控的資產可供選擇。

周勤也表示，家族信托介入PPP投資的數量確實出現明顯的增長，因為高凈值人群對財富進行分層的組合安排，PPP可以進入家族信托發揮長期規劃的資產配置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