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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中海成難民偷渡“致命路線”

當歐洲面對史無前例的難民潮湧來時，哪條到歐洲的路線最致命?答案是：地中海。

聯合國難民署10月底發布的報告顯示，2016年至今，途經地中海到歐洲的難民死亡人數已超過去年。今年至今有33.2萬難民選擇從地中海抵達歐洲，與去年的101萬相比並不多，但聯合國難民署已確認，今年至少有3930名難民命喪地中海，去年，這一數字僅為3771人。去年每約269名抵達歐洲的難民中就會發生一例死亡事件，今年這一比例上升至85：1。

從難民來源地看，敘利亞、阿富汗和伊拉克的難民最青睞從地中海抵達歐洲。

今年4月，聯合國難民署在網站上公布敘利亞難民前往歐洲的路線圖。從敘利亞前往歐洲，有陸路和水路兩條路。水路選擇最為豐富。從北非的摩洛哥、阿爾及利亞、突尼斯、利比亞、埃及都可經地中海抵達歐洲。

2016年至今，從水路抵達歐洲的落腳國家排名前三的分別是希臘(16.9萬人)、意大利(15.8萬人)和西班牙(4971人)。

從北非的利比亞出發，途經地中海，再抵達意大利，這條路線死亡事件頻發。聯合國難民署認為，這主要是由於地中海是公海，隨著季節的變化，地中海的洋流湧動規律不一，再加上時不時出現的不佳天氣，極易發生船只傾翻事故。

【固收】致命的輪回，這回有什麽不一樣：再議13年錢荒與本輪錢荒的異同

結核病再成全球最致命傳染病 中國已50年未出現防治新藥

結核病再次成為世界上最致命的傳染病，2015年估計有180萬人因結核病死亡，超過了艾滋病毒/艾滋病。

如果你對肺結核了解不夠多，但是至少應該知道遠的肖邦、近的魯迅和林徽因，他們的生命都終結在了結核病上。隨著他們生命的遠逝，結核病並沒有消失，仍在我們身邊。

2015年，全球估算有1040萬結核病發病病例，結核病病例在各個國家之間分布不均，30個高負擔國家占全球估算發病總數的87%，發病數最多的6個國家（印度、印度尼西亞、中國、尼日利亞、巴基斯坦和南非）占全球發病總數的60%，其中，中國、印度和印尼占全球發病數的45%。

中國每年新發結核病患者約91.8萬，位居全球第三位，每年新發耐多藥結核病患者約5.7萬例。在防治層面上，中國還面臨著諸多問題，比如結核病發病人數仍然較多，中西部地區、農村地區結核病防治形勢嚴峻等，此外，結核病在藥物、診斷以及治療上也都還存在一定挑戰。

“我國現行結核病防治服務體系和防治能力還不能滿足新形勢下防治工作需要，部分結核病定點醫療機構診治條件較差，防治所需設施設備不足，基層防治力量薄弱，流動人口結核病發現和治療管理難度大，公眾對結核病防治知識認知度不高，防範意識普遍不強。”中國防癆協會秘書長成詩明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

50多年沒有新藥出現

“結核病是全世界由單一致病菌引致死亡人數最多的疾病，在20世紀40年代鏈黴素等抗結核藥物發明之前，結核病幾乎是不治之癥。20世紀初，結核病在我國嚴重肆虐，全國有癆病(結核病)的人數約1000萬人以上，全國每年死於癆病的患者數以百萬計，成為我國疾病死亡之最。”成詩明表示。

1944年，瓦克斯曼(Waksman Selman Abraham)發明的鏈黴素使結核病不再是不治之癥。此後，雷米封、利福平、乙胺丁醇等藥物相繼合成，全球肺結核患者大大減少。1946年，結核病聯合化療方案確立。上世紀90年代，短程化療已經在臨床普遍推廣。

但是，自1966年上市的利福平成為治療結核病最有效的藥物以來，中國市場上尚未有治療結核病的新藥出現。

“由於缺乏市場激勵和投資，50多年來我國幾乎沒有任何專門治療結核病的新藥誕生，在結核病新藥研發領域已經產生了研發能力和知識的差距。目前主要的抗結核藥物我國均有廠家生產，但部分抗結核藥物，如對氨基水楊酸鈉片、環絲氨酸等，是耐多藥結核病治療所必需的，由於需求量小、市場定價低廉，廠家生產積極性不高，因此在采購中存在一定困難。”成詩明表示。

結核病多發在發展中國家，但是藥物的研發實力又多集中在發達國家，這無疑也給新藥的誕生帶來了滯後效應。

北京胸科醫院主任醫師高孟秋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結核病是一種貧困病，與免疫狀態有關，免疫力低下時容易感染疾病，所以在發展中國家群體發病率比較高，發達國家發病率低，這也是治療結核病的藥物更新慢的一個原因。”

不過令人振奮的是，2012年12月，貝達喹啉被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FDA)批準用於治療耐藥肺結核，並寫入世界衛生組織(WHO)指南。作為自1966年之後40多年以來第一個被批準的不同類的抗結核新藥，貝達喹啉可能為耐藥結核病患者帶來希望，同時有可能縮短藥物敏感的結核病患者的治療療程。

“貝達喹啉目前在中國已經獲得上市批件，不過醫院還沒有開始賣，這有望改變當前結核病藥物少的現狀。”高孟秋表示。

去年12月2日，西安楊森制藥有限公司宣布，中國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總局已批準將富馬酸貝達喹啉片作為聯合治療的一部分，用於成人（≥18歲）耐多藥肺結核的治療。作為比利時楊森公司（Janssen Pharmaceutica N.V.）的重要科研成果，富馬酸貝達喹啉片是一種具有創新作用機制、治療結核病的藥物，有望顯著改善耐多藥肺結核的治療效果，將滿足眾多患者的治療需求。

耐藥困境

“我國每年新發耐多藥結核病患者約5.7萬例，耐多藥結核病成為新的威脅，特別是耐藥結核的治療，已經成為了患者因病返貧、因病致貧的重要原因。”中國疾控中心結核病預防控制中心主任助理張慧在接受第一財經記者采訪時表示。

根據WHO的評估，全球每年新增結核病患者900萬人，如果他們能夠得到正規的治療，近85%可以在6~9個月內被治愈。但是，全球每年由於治療不當而新增的多耐藥結核病患者有45萬人，對這些患者來說，治療周期要長的多、成本要昂貴的多。

“敏感患者一個療程的費用是4000元~5000元，6個月的治愈率達到85%以上，但是耐藥患者需要用二線藥物，一個療程是4萬，治療的時間需要2年，同時副作用更大。雖然有醫保報銷，但是多數地方還是以住院報銷為主，這大大增加了患者的負擔。”張慧表示。

張慧還提到，目前，中央財政通過轉移支付，向患者免費提供最基本的一線抗結核藥物、胸部X片及痰塗片檢查，每人補助400元，其余費用由醫保或患者自己負擔。但總體來看，自付部分對貧困肺結核患者仍然負擔較重。

針對耐藥患者的增多，成詩明認為，這是在治療過程中忽視了聯合用藥原則而單一用藥，菌群中的敏感菌(占絕大多數)雖被殺死，但少量自然耐藥菌仍存活，並不斷繁殖，最後完全成了耐藥菌，這種情況必然導致治療失敗。藥品使用方面，部分醫療單位存在不規範用藥，肺結核治療方案不合理等情況，部分醫務人員亟待更新治療理念。

成詩明表示，“很多醫療機構的醫生結核病治療知識相對匱乏而采用了錯誤的治療方針和治療理念。制定的化療方案不合理是最突出的問題，其中藥物聯合不合理的情況最多，在不了解患者的藥物敏感狀況，也不問其既往用藥歷史的情況下，盲目制定化療方案，特別是反複采用了已耐藥的藥物聯合，導致治療的多次失敗，最終形成耐藥。用藥劑量不足、服藥方法不當也是造成耐藥的重要原因，醫生或患者都可能因懼怕藥物不良反應而長期采用低劑量或錯誤劑量的藥物治療，導致治療失敗。”

另外一方面，社會普遍對結核病關註度低，公眾防治知識普及不夠，防範意識差，還沒有形成全社會參與的氛圍。調查顯示，2015年，全國結核病防治知識知曉率僅為74%，60歲以上年齡組總知曉率僅為67%，這也導致人們沒有認識到不正確的治療會帶來更嚴重的後果。

“患者在確診為結核病後未到結核病專業機構或正規醫院接受治療，而是到尚未經過結核病診斷、治療標準化培訓的機構就診;病人在就診時，醫生經常讓做痰培養結核菌和藥敏試驗，有時病人不理解，孰不知這能夠使病人的治療方案更加切實可行，做到用藥有的放矢，避免治療上走彎路，延誤了病情，這些都會導致耐藥的出現。”成詩明表示。

高孟秋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目前全球對於耐藥結核病的治愈率在50%左右，中國的情況也差不多。因為當前診斷手段還存在不足，能做到精準確診的患者只有30%，距離WHO要求的70%還有差距。精準確診需要培養細菌，對於實驗室的要求比較高，不是所有的醫療機構都能做，只有地市級的結核病專科醫院才能做，所以導致很多的病人先按照一線藥物治療，如果發現效果不好再去上一級醫院進行確診。”

近期發布的《“十三五”全國結核病防治規劃》中要求，精準診斷力求達到50%。雖然當前國內外對結核病診斷技術有了較大突破，出現了一批基於分子生物學的快速檢測技術，但由於這些新技術收費高、未納入醫保報銷目錄等原因，造成我國新技術推廣較緩慢。

除此之外，成詩明表示，我國結核病防治工作還面臨著諸多問題與挑戰，艾滋病與結核病合並感染，流動人口等都為結核病控制帶來了嚴峻挑戰。隨著我國科技重大專項支持研發的診斷新技術的出現，只要按照正確的程序治療，會帶來疫情下降。但是如果不治或治療的方法不對，也會導致多耐藥結核甚至極耐藥結核。

股權投資協議里的18個致命陷阱

接招 2017-05-31 10:58

來源 |  接招（ID：itakethat）

文  | 創業路上關鍵一招

股權投融資過程中，投融資雙方必然要簽訂投資協議，雙方都要保障自己的權益，都力圖降低自己的風險。尤其是投資機構，錢投出去了，必然要通過各種方式來保障其投資安全和回報，中能聯投融資財富俱樂部整理了股權投資協議中的常見保障方式，供大家借鑒參考。

1.財務業績

這是對賭協議的核心要義，是指被投公司在約定期間能否實現承諾的財務業績。因為業績是估值的直接依據，被投公司想獲得高估值，就必須以高業績作為保障，通常是以“凈利潤”作為對賭標的。

業績賠償的方式通常有兩種，一種是賠股份，另一種是賠錢，後者較為普遍。

T1年度補償款金額=投資方投資總額×(1-公司T1年度實際凈利潤/公司T1年度承諾凈利潤)

T2年度補償款金額=(投資方投資總額-投資方T1年度已實際獲得的補償款金額)×〔1-公司T2年度實際凈利潤/公司T1年度實際凈利潤×(1+公司承諾T2年度同比增長率)〕

T3年度補償款金額=(投資方投資總額-投資方T1年度和T2年度已實際獲得的補償款金額合計數)×〔1-公司T3年實際凈利潤/公司T2年實際凈利潤×(1+公司承諾T3年度同比增長率)〕

在PE、VC投資領域的律師眼中，業績賠償也算是一種保底條款。“業績承諾就是一種保底，公司經營是有虧有賺的，而且受很多客觀情況影響，誰也不能承諾一定會賺、會賺多少。保底條款是有很大爭議的，如今理財產品明確不允許有保底條款，那作為PE、VC這樣的專業投資機構更不應該出現保底條款。”

此外，作為股東，你享有的是分紅權，有多少業績就享有相應的分紅。所以，設立偏高的業績補償是否合理?

在財務業績對賭時，投融邦提請投融資雙方註意的是設定合理的業績增長幅度;最好將對賭協議設為重複博弈結構，降低當事人在博弈中的不確定性。不少PE、VC與公司方的糾紛起因就是大股東對將來形勢的誤判，承諾值過高。

2.上市時間

關於“上市時間”的約定即賭的是被投公司在約定時間內能否上市。

公司一旦進入上市程序，對賭協議中監管層認為影響公司股權穩定和經營業績等方面的協議須要解除。但是，解除對賭協議對PE、VC來說不保險(放心保)，公司現在只是報了材料，萬一不能通過證監會審核怎麽辦?所以，很多PE、VC又會想辦法，表面上遞一份材料給證監會表示對賭解除，私底下又會跟公司再簽一份"有條件恢複"協議，比如說將來沒有成功上市，那之前對賭協議要繼續完成。

3.非財務業績

與財務業績相對，對賭標的還可以是非財務業績，包括KPI、用戶人數、產量、產品銷售量、技術研發等。

一般來說，對賭標的不宜太細太過準確，最好能有一定的彈性空間，否則公司會為達成業績做一些短視行為。所以公司可以要求在對賭協議中加入更多柔性條款，而多方面的非財務業績標的可以讓協議更加均衡可控，比如財務績效、企業行為、管理層等多方面指標等。

4.關聯交易

該條款是指被投公司在約定期間若發生不符合章程規定的關聯交易，公司或大股東須按關聯交易額的一定比例向投資方賠償損失。

上述A公司的對賭協議中就有此條，若公司發生不符合公司章程規定的關聯交易，大股東須按關聯交易額的10%向PE、VC賠償損失。

不過，相關PE機構人士表示，“關聯交易限制主要是防止利益輸送，但是對賭協議中的業績補償行為，也是利益輸送的一種。這一條款與業績補償是相矛盾的。”

5.債權和債務

該條款指若公司未向投資方披露對外擔保、債務等，在實際發生賠付後，投資方有權要求公司或大股東賠償。

債權債務賠償公式=公司承擔債務和責任的實際賠付總額×投資方持股比例

6.競業限制

公司上市或被並購前，大股東不得通過其他公司或通過其關聯方，或以其他任何方式從事與公司業務相競爭的業務。

7.股權轉讓限制

該條款是指對約定任一方的股權轉讓設置一定條件，僅當條件達到時方可進行股權轉讓。如果大股東要賣股份，這是很敏感的事情，要麽不看好公司，或者轉移某些利益，這是很嚴重的事情。當然也有可能是公司要被收購了，大家一起賣。還有一種情況是公司要被收購了，出價很高，投資人和創始人都很滿意，但創始人有好幾個人，其中有一個就是不想賣，這個時候就涉及到另外一個條款是領售權，會約定大部分股東如果同意賣是可以賣的。

提示這里應註意的是，在投資協議中的股權限制約定對於被限制方而言僅為合同義務，被限制方擅自轉讓其股權後承擔的是違約責任，並不能避免被投公司股東變更的事實。因此，通常會將股權限制條款寫入公司章程，使其具有對抗第三方的效力。實踐中，亦有案例通過原股東向投資人質押其股權的方式實現對原股東的股權轉讓限制。

8.引進新投資者限制

將來新投資者認購公司股份的每股價格不能低於投資方認購時的價格，若低於之前認購價格，投資方的認購價格將自動調整為新投資者認購價格，溢價部分折成公司相應股份。

9.反稀釋權

該條款是指在投資方之後進入的新投資者的等額投資所擁有的權益不得超過投資方，投資方的股權比例不會因為新投資者進入而降低。

“反稀釋權”與“引進新投資者限制”相似。但這里需要註意的是，在簽訂涉及股權變動的條款時，應審慎分析法律法規對股份變動的限制性規定。

10.優先分紅權

公司或大股東簽訂此條約後，每年公司的凈利潤要按PE、VC投資金額的一定比例，優先於其他股東分給PE、VC紅利。

11.優先購股權

公司上市前若要增發股份，PE、VC優先於其他股東認購增發的股份。

12.優先清算權

公司進行清算時，投資人有權優先於其他股東分配剩余財產。

PE、VC機構可能會要求，若自己的優先清償權因任何原因無法實際履行的，有權要求公司大股東以現金補償差價。此外，公司被並購，且並購前的公司股東直接或間接持有並購後公司的表決權合計少於50%;或者，公司全部或超過其最近一期經審計凈資產的50%被轉讓給第三方，這兩種情況都被視為公司清算、解散或結束營業。

上述三種“優先”權，均是將PE、VC所享有的權利放在了公司大股東之前，目的是為了讓PE、VC的利益得到可靠的保障。

13.共同售股權

公司原股東向第三方出售其股權時，PE、VC以同等條件根據其與原股東的股權比例向該第三方出售其股權，否則原股東不得向該第三方出售其股權。

此條款除了限制了公司原股東的自由，也為PE、VC增加了一條退出路徑。

14.強賣權

投資方在其賣出其持有公司的股權時，要求原股東一同賣出股權。

投融邦提示強賣權尤其需要警惕，很有可能導致公司大股東的控股權旁落他人。

15.一票否決權

投資方要求在公司股東會或董事會對特定決議事項享有一票否決權。

這一權利只能在有限責任公司中實施，《公司法》第43條規定，“有限責任公司的股東會會議由股東按照出資比例行使表決權，公司章程另有規定的除外”。而對於股份有限公司則要求股東所持每一股份有一表決權，也就是“同股同權”，因此不存在這個問題。

16.管理層對賭

在某一對賭目標達不到時由投資方獲得被投公司的多數席位，增加其對公司經營管理的控制權。

17.回購承諾

公司在約定期間若違反約定相關內容，投資方要求公司回購股份。

股份回購公式：

大股東支付的股份收購款項=(投資方認購公司股份的總投資金額-投資方已獲得的現金補償)×(1+投資天數/365×10%)-投資方已實際取得的公司分紅

回購約定要註意的有兩方面。

一是回購主體的選擇。最高法在海富投資案中確立的PE投資對賭原則：對賭條款涉及回購安排的，約定由被投公司承擔回購義務的對賭條款應被認定為無效，但約定由被投公司原股東承擔回購義務的對賭條款應被認定為有效。

另外，即使約定由原股東進行回購，也應基於公平原則對回購所依據的收益率進行合理約定，否則對賭條款的法律效力亦會受到影響。

二是回購意味著PE、VC的投資基本上是無風險的。投資機構不僅有之前業績承諾的保底，還有回購機制，穩賺不賠。上述深圳PE、VC領域律師表示，“這種只享受權利、利益，有固定回報，但不承擔風險的行為，從法律性質上可以認定為是一種借貸。”

《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審理聯營合同糾紛案件若幹問題的解答》第4條第二項：企業法人、事業法人作為聯營一方向聯營體投資，但不參加共同經營，也不承擔聯營的風險責任，不論盈虧均按期收回本息，或者按期收取固定利潤的，是明為聯營，實為借貸，違反了有關金融法規，應當確認合同無效。除本金可以返還外，對出資方已經取得或者約定取得的利息應予收繳，對另一方則應處以相當於銀行利息的罰款。

18.違約責任

任一方違約的，違約方向守約方支付占實際投資額一定比例的違約金，並賠償因其違約而造成的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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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鞋王”落幕：百麗的三大致命傷

盒飯財經 2017-08-07 10:38

來源丨盒飯財經（ID：daxiongfan）

文丨李思嘉

編輯丨解夏

“凡是女人路過的地方，都要有百麗。”這句話出自百麗國際首席執行官兼執行董事盛百椒。

今年7月27日，HK.01880在香港聯合交易所的上市地位被撤銷，宣告“鞋王”百麗（BELLE）正式退市。

從上市到退市，百麗在聯交所中經歷了整整十年，由昔日輝煌急轉而下，如今暗淡收場，除了電商沖擊，百麗還遭遇了哪些棘手問題？由高瓴資本、鼎暉投資入場私有化後，百麗又將迎來怎樣的命運？

憑借傳統零售模式走向巔峰

百麗(BeLLE)集團於20世紀70年代創於香港，90年代由香港著名鞋款設計師、資深實業家鄧耀先生引入內地，並針對內地市場重新包裝定位，獲得極大成功。

1997年，百麗建立特許經銷體系，整合了豐富的市場資源，快速擴大品牌市場占有率。

2002年，鄧耀、盛百椒家族聯合百麗各經銷商，共同成立百麗投資，由百麗投資擔當百麗集團獨家經銷商，順利地從經銷商手中接過渠道控制大權。

2004年，百麗集團又收購百麗投資全部資產，集團完成了品牌、生產、設計、零售的垂直一體化布局，率先在內地鞋業界實行以生產企業為龍頭、以各大商場及區域經銷商為依托，縱向整合產、供、銷聯合一條龍的“直線連鎖經營模式”，快速占領商業通道。

2007年百麗在港交所上市，百麗並購開始，包括3.8億元收購Fila、6億元收購Millie's、16億元收購森達等。百麗鞋類業務的自有品牌包括百麗、天美意、他她、思加圖、真美詩等，代理品牌包括Bata、CAT、Clarks等。

百麗不僅涵蓋了國內鞋服行業的一大部分，更是占據了女鞋市場的半壁江山。

縱觀百麗當年的發展史，其實也是快速開店的擴張史。2010年到2012年，百麗每年凈增門店數目都在1500至2000家；2011年，百麗公司平均不到兩天便會開設一家新店，新增鞋類自營零售網點1958家，達到近幾年高峰值。

市場需求增長放緩 百麗現“關店潮”

百麗明顯開始走下坡路是從2012年開始的。這一年，財報中有兩個數字極為關鍵：一是百麗營收同比增長13.5%，運動服飾與鞋類業務分別同比增長13.5%和13.6%，鞋類營收占總營收64%；另一個數字則是凈利潤，同比增長僅有2.3個百分點。

由於女鞋市場需求增速放緩甚至出現下滑，以女鞋業務為主、擁有數萬家門店且不斷開設新店的百麗並沒有打破市場魔咒，隨著整個市場供給側的大幅增加，女鞋單價出現下滑跡象，並逐年遞增，這使得單個門店的盈利能力下降，影響到了利潤率。

從2014年開始，百麗擴張的腳步徹底停下了，迎接它的是“關店潮”。2016年6~8月，百麗在內地的門店凈減少56家，去年全年關店700家，即平均每日關店2家。

另一方面，隨著電商興起，百貨行業遭受不小的沖擊，衰落跡象明顯，基於百貨商場內開設門店的百麗自然也被波及，銷售額下滑，無法收支平衡的線下門店最終迎來關店的命運。

同為傳統鞋類企業的達芙妮從2015年開始虧損，2016年虧損擴大，其銷售點數目凈減少999家，包括減少810家直營店及 189家加盟店，原因是銷售額大幅下跌，同店銷售負增長及毛利率下降等。

盒飯財經在工作日走訪了北京多家線下百貨商場（集中於北三環至北五環），商場內消費者寥寥，有商場的經營店主表示：“現在的人越來越少，前幾年來這里（商場）的人多，現在只有周末時候人比較多，但是也比不了以前。”該店主表示，現在來到商場買貨的主要是中老年消費者，即便最終選擇購買，也會大幅砍價，“沒有幾毛錢利潤”。

錯失電商機遇 轉型遇阻

2012年是移動互聯網生猛發展的一年，主舞臺上赫赫有名的傳統企業逐漸褪去光芒，互聯網和移動互聯網領域百花齊放。優酷土豆合並開啟並購潮，微信用戶破3億，滴滴問世，小米以獨有的營銷模式成功突圍……

百麗面臨的不僅是整個市場的驟變，也是傳統企業轉型的危機。

原《中國企業家》雜誌執行總編、現任雙誌集團總裁何伊凡在《打通》一書中曾說：“險象環生的環境讓中國企業家的危機意識與變革意識比西方同行更為強烈。他們的轉型周期，實際也比西方企業家更加短，往往10年，甚至更短就會有比較大的戰略調整。”

也許利潤下滑讓百麗管理層看到了危機，但他們的調整並沒有給百麗帶來新的增長點，甚至錯過了電商的機遇。

2009年，百麗就涉足電商，創建了自己的電商平臺“淘秀網”，在當時獨立站點的趨勢下，淘秀網的運營還算不錯。2011年，百麗又成立了優購網，並將淘秀網的資源全面移植至優購網。

想引領大船掉頭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百麗調整遠遠不夠，線上平臺與線下門店的模式完全不同，而優購網的“一把手”有豐富的線下經驗，卻並沒有線上電商平臺管理運營經驗，這使得線上線下無法打通融合，也說明百麗並不具有持續變革基因，成為“轉型困難戶”。

“在市場出現巨大變化情況下，沒有預判和找到轉型的路徑。”百麗集團CEO盛百椒稱，自己要承擔這些責任。實際上，盛百椒對轉型猶豫不決，他曾在一次年度業績會上問記者“到底要不要轉型”。

消費升級 產品無法滿足用戶需求

百麗擁有龐大的銷售額、用戶量、門店，卻忽略了“數據”，對用戶的意願不夠註重，缺乏一定的互聯網思維。

近年來的消費升級，消費者的審美提升，不再接受同質化和大眾化，註重和追求個性化，並且對正裝鞋的需求不斷降低。消費者的選擇權增多，審美提升時，就意味著企業需要“更懂”他們的需求，而不是構建一個無處不在的品牌和零售體系“強迫”消費者購買。

（盛百椒）

雖然盛百椒也意識到這個問題，但依然難以改變現狀。百麗上一次推出爆款鞋還是在2011年了，旗下的思加圖和徐濠縈合作推紅了松糕涼鞋，成為當時眾多品牌模仿和抄襲的對象，當下流行的款類中，沒有一款來自百麗旗下品牌。同時，百麗跟隨市場潮流的速度和節奏也不快，往往是新款鞋流行一段時間後，百麗才會跟隨推出。

目前，接受高瓴資本等私有化要約的百麗，將會迎來怎樣轉型呢？盛百椒認為，高瓴資本等要約方具有百麗轉型所需要的資源，尤其是數字化方面。

對百麗來說，投出騰訊、京東、美團、滴滴等巨頭企業的高瓴是個不錯的選擇，同時，百麗目前依然擁有13000余家零售網點，未來整合線上線下資源，依然有機會回歸，但“鞋王”的稱號怕是難以挽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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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麽說滴滴在共享自行車上犯了幾乎致命的錯誤？

無力思考 2017-08-17 16:40

來源 | 無力思考

文丨李祝捷

知道我的粉絲們都特別喜歡八卦，人性上別人倒黴更容易成為自己的快樂，所以我先說閑事，淚流滿面地給大家講述一下，我打臉錯過一個明星項目的事。

16年的上半年一個晚上吃飽了撐的，我在沙發上和熊貓資本的論總打電話，交流大家最近投了些什麽項目。論總微信那邊說他要投一個自行車的項目，我一聽這不是政府公益事業麽，哥們新基金才做了一年，一單聽說要投7-800萬美金，說服了合夥人兄弟們都支持他一單多投點，我就在電話這頭傻呼呼的勸了他半天，論總一定要謹慎。論總也很沈重的說，100萬美金的Loan已經先打過去了，靠譜項目不多，找到一個不如多投點。當時項目對領投方的要求是，論總你賬上有沒有錢，有錢先打款100萬美元，否則就免談了。即使此刻，我們也可以代入體會一下，論總當時決策打款時忐忑的小心靈。

半年後Mobike刷遍朋友圈的時刻，我只能打了自己一巴掌，如果我當時舔著臉堅決要求跟投，想必不一定會被斷然拒絕。而自以為是的妄加判斷，讓我和16年最明星的項目擦肩而過。

(時隔一年半，允許我貼一張論總照片在這里，表示一下對逝去的機會的追憶，也向論總致敬！)

這件事給了我很深刻的教訓，靠譜投資人給的重要信息，我應該立刻去一次上海，爭取見一下項目，而不是靠常識和經驗判斷沒有見過的項目。投資就是這樣，既有的經驗和常識，也會成為你判斷的障礙，當然有決策權的合夥人更需要身先士卒，沖在第一線親自看項目，否則什麽好項目都會擦肩而過。

當然另一個話題，如果我們是一個更大的基金，比如說2億美金的Fund，以我們的判斷B輪錯過，B+，C，C+再追也是可以進去的。明星項目隨分子，雖然回報上不一定特別多，也是基金一種很好的PR投資策略。 很多時候募資的能力，才決定你能參與什麽樣質量的項目。當然，永遠是最早進入的VC，眼光膽略最被人欽佩，回報上賺的最多。站在今天，得向A輪愉悅三總致敬；也要向本來和我們一樣定位早期天使卻重倉投了B論的熊貓資本致敬！換了我當年的認知，見了項目，也未必能做到，兄弟基金們真是牛鞭！

後面我們做了個預測，證明我們很多的判斷並沒有錯。首先我們在B＋之後就判斷，滴滴犯了個錯誤，據說滴滴的程維也看了摩拜，當時Pass了。 這為什麽是個錯誤呢？因為出行是滴滴最核心的領域，看起來自行車和打車暫時井水不犯河水，但都屬於出行的核心賽道。如果我是程維，當時就應該立刻高調宣布砸5億美金進這個賽道，或者直接要求買下當時的mobike，當時摩拜才多少估值？區區幾千萬美金而已。戰略上如果去恐嚇所有的VC不要下註，也許就沒有後面mobike和OFO什麽事了。

為什麽這是個戰略上重大失誤呢，別忘了中國是自行車王國，騎自行車短途出行的用戶肯定是多過打車的用戶的。所以當自行車日活逼近滴滴的時候，威脅就與日劇增了。我們可以腦補YY一下後面mobike講的故事，除了全球化占領別的城市之外，肯定還有一條其實隨時可以覆蓋滴滴的用戶，甚至推出Mobike的叫車服務，不就是再補貼一輪掃一下出租車和專車用戶的事麽？多年的打車大戰我們已經看的很清楚了，中國用戶對這種標準化服務，是最沒有平臺忠誠度的，誰補貼咱跟誰走。

毫不誇張的說，滴滴未來最大的競爭對手，已經就是mobike。對於錯過滴滴的VC而言，下註一個估值只有滴滴1/10的標的，用戶數據卻逐漸接近，而且有可能更大，怎麽看都值得下場賭一把了。 

當然也就沒有如果了，歷史是不可以假設的。 滴滴後面醒悟過來，mobike已經融到幾億美金是獨角獸了，背後股東也都是明星VC糧草充足，只能在另一個標的OFO上做文章。所以我們內部另一個當時的預言，很快就要兌現了，那就是滴滴戰略上需要控制一家自行車公司，在事實上把OFO變成滴滴的子公司，以服從滴滴的戰略，否則面對摩拜未來轉身就可以打出租，專車的潛在威脅，滴滴恐怕會寢食難安。

另起爐竈做自行車的窗口，即使對滴滴而言都也已經錯過了，除此之外其實別無選擇。恰好OFO的管理團隊一方面是學生軍創業，政治鬥爭經歷及能力上遠不如滴滴系，又有滴滴大量同系VC的協助，做到這一點對滴滴來說也不是難事。疑似被架空的事，八卦愛好者不難網上自行搜索。

移動互聯網的戰爭，雖然純線上的機會貌似枯竭，其實還有很多機會，Mobike這樣的大戲還在波瀾壯闊的上演，我們堅信也一定有新的大機會出來。我們能做的就是2點，努力做好投資，努力募更大的基金。

八卦之余，再回首都是耳光，我記住該記住的教訓，寫下來自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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