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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保部新年首次約談 山西臨汾大氣環境質量持續惡化被限批

環境保護部19日上午宣布，決定暫停臨汾市新增大氣汙染物排放項目的環評審批(民生及節能減排項目除外)，並要求山西省環保廳，以及臨汾市縣兩級環保部門同步執行。

當日上午，環境保護部對山西臨汾市政府主要負責同誌進行了約談，督促臨汾市嚴格落實環境保護主體責任，深化大氣汙染治理，強化重汙染天氣應急響應，盡快遏制大氣環境質量惡化趨勢。

這是進入2017年以來，環境保護部首次對地方政府進行約談。

1月19日上午，環境保護部對山西省臨汾市進行約談。攝影/章軻

國家環境保護督察辦公室副主任劉長根在約談會上通報了環保部的約談意見。約談認為，臨汾市大氣環境突出問題有五項：

大氣環境質量持續惡化。臨汾市2016年PM10、PM2.5、二氧化硫、二氧化氮、臭氧、一氧化碳濃度均值較2015年分別上升33.3%、25.4%、29.7%、3.1%、19.3%和11.1%，空氣質量六項監測指標均不降反升。2016年，全市重度及以上汙染天數同比增加31天，優良天數同比減少22天，大氣環境質量已連續兩年呈現惡化趨勢，形勢嚴峻。

焦化、鋼鐵等工業企業違法排汙。臨汾市目前有焦化企業20余家，部分企業環保設施運行不正常，或未按要求提標改造，或裝煤、推焦、熄焦過程無組織排放管控不到位，二氧化硫等汙染物超標排放嚴重。同時大量焦化廢水未經處理達標就用於熄焦，導致廢水蒸發排放，汙染問題突出。

近期重汙染天氣應急督查發現，山西焦化集團公司6條生產線脫硫脫硝設施仍未建成，二氧化硫、氮氧化物超標排放，熄焦廢水揮發酚濃度超標0.6倍。三維瑞德焦化二氧化硫超標排放，熄焦廢水揮發酚濃度超標97倍。臨汾萬鑫達焦化熄焦廢水揮發酚、化學需氧量、氨氮濃度分別超標69倍、8倍和125倍。臨汾晉能焦化熄焦廢水揮發酚、化學需氧量、氨氮濃度分別超標495倍、5倍和13倍。鋼鐵行業球團設備普遍沒有建成脫硫設施，部分鋼鐵企業高爐及燒結機上料、落料口無密閉設施，物料露天堆存，廠區地面積塵嚴重。亞新集團中升公司球團工序未建脫硫設施，燒結工序脫硫設施運行不正常，二氧化硫長期超標排放。

散燒煤及鍋爐汙染管控不力。臨汾市沿汾河平川六縣(市)冬季采暖用煤數量大，對煤質監管不嚴，燃煤汙染排放嚴重。抽查發現，臨汾市2016年冬季居民用煤含硫率均值達到約1.6%。臨汾市區86臺10蒸噸及以下燃煤鍋爐基本無脫硫設施，燃煤煤質差，汙染排放嚴重。

堯都區海姿供熱公司2臺100蒸噸鍋爐僅建有水膜除塵脫硫一體化裝置，脫硫裝置基本沒有運行，汙染物超標排放。襄汾縣供熱公司兩臺40蒸噸鍋爐未提標改造，脫硫設施運行不正常，且擅自停運在線監控設施，逃避監管。翼城首旺煤業公司鍋爐除塵設施運行不正常，煙塵排放超標。

綜合督查整改不到位。2016年5月，環境保護部組織華北督查中心會同山西省環保廳對臨汾市開展環境保護綜合督查，並於當年8月進行公開反饋。督查指出的焦化企業治汙設施升級改造滯後、鋼鐵企業除塵設施運行不正常、工礦企業揚塵汙染明顯、城鄉接合部小企業汙染突出等涉及大氣汙染問題，均未整改到位，一些問題甚至更加嚴重，加劇了冬季大氣汙染程度。

重汙染天氣應急響應不力。2016年入冬以來，全市大氣環境質量持續惡化，尤其是SO2濃度均值嚴重超標。但臨汾市未及時向社會發布預報預警，也未采取有效的針對性控制措施，應對工作被動。

環境保護部約談紀要。攝影/章軻

山西省臨汾市委副書記、市長劉予強在會前親自修改發言稿。攝影/章軻

約談指出，為切實督促臨汾市加快整改，盡快降低大氣汙染程度，回應社會關切，環境保護部決定暫停臨汾市新增大氣汙染物排放項目的環評審批(民生及節能減排項目除外)，並要求山西省環保廳，以及臨汾市縣兩級環保部門同步執行。

根據約談要求，臨汾市應切實提高認識，按照環境質量“只能更好、不能變差”要求，履行環境保護主體責任，盡快遏制大氣環境質量惡化趨勢。對長期超標違法排汙的企業，要堅決按《環境保護法》要求，實施按日連續處罰。有關整改方案應在20個工作日內報送環境保護部，並抄報山西省人民政府。

國家環境保護督察辦公室副主任劉長根在約談會上宣布環保部約談意見。攝影/章軻

山西省臨汾市委副書記、市長劉予強在約談會上表態。攝影/章軻

“如芒在背，如坐針氈。”約談會上，山西省臨汾市委副書記、市長劉予強表示，“環保部的通報，一針見血地指出了我市環保工作中存在的突出問題，特別是嚴肅指出我市入冬以來大氣環境質量惡化、市區二氧化硫深度超標嚴重。我對此心情非常沈重。”

劉予強一再說，“因為我們工作不到位，給臨汾、給山西抹了黑，給環保部添了亂，給人民群眾生產生活造成嚴重影響，我感到非常不安、自責和內疚。”

約談會後，劉予強對記者表示，“今天環保部通報的問題，客觀準確，切中要害。對此，我們的態度是明確的，就是堅決認理認賬認責，認罰認改認幹，深刻反省，痛定思痛，吸取教訓，舉一反三。就是要擼起袖子，真抓實幹，馬上就辦，抓好整改。”

臨汾之外，多少“酸霧”在潛伏

霧霾下的臨汾市街頭，人們可以免費乘坐公交車。當地政府窮盡辦法，二氧化硫依然超標。實際上，中國還有一些城市如臨汾一樣，存在“酸霧”危機。（東方IC/圖）

（本文首發於2017年1月19日《南方周末》，原標題為《最熟悉的空氣“殺手”回來了 臨汾之外，多少“酸霧”在潛伏）

臨汾“酸霧”事件已發酵近半個月，但1月17日，臨汾SO₂日均值仍超標兩倍多，部分站點小時均值再出現破千。

二氧化硫是中國空氣汙染防治史上最熟悉的敵人。時至今日，2016年空氣SO₂年均濃度超標的仍有10個城市，其中9個在山西。2015年以來，全國日均值超標1倍的記錄至少有112條，集中在北方的重工業城市和產煤區。

2017年1月17日，臨汾人侯德（化名）家中最後500斤煙煤被村幹部收走了。早兩天就聽到了風聲，趕在最後關頭，他找人在家里接上了暖氣，不然真不知道剩余的冬天怎麽過。

2016年入冬以來，“酸霧”籠罩著臨汾。最嚴重的時候，侯德呼吸的空氣中，每1立方米含有1303微克SO₂（二氧化硫）。而現在官方認定，造成臨汾空氣SO₂嚴重超標的原因中，取暖燒的煤脫不了幹系。

臨汾“酸霧”事件迅速引發全國輿論聚焦。

臨汾非常重視。山西環保廳的通報窮盡了5大原因，環保部專家組來臨汾開藥方，環保部督查組點名焦化廠排放超標。能想到的措施都用上了，SO₂濃度還是忽高忽低，不能完全降下來。

“從成因來說，基本上一個是散煤問題，一個是鍋爐問題，一個是工業問題。”1月14日，結束調研的環保部專家組組長、中國環境科學研究院原副院長柴發合在分析了今年特別不利的氣象條件後說，“最重要的（原因）還是人為產生的。”

在持久的、大面積的灰霾籠罩中，人們似乎逐漸忘記，煤煙型汙染曾是中國面臨最嚴重的空氣汙染。二氧化硫產生於燃煤，新中國控硫的歷史和環境保護的歷史一樣長。如今的臨汾“酸霧”在提醒人們，在能源結構依舊以煤為主的今天，最熟悉的汙染回來了。

還有多少“臨汾”

然而，2016年空氣中SO₂年均濃度最高的城市，竟然不是臨汾。

根據中國環境監測總站數據計算，2016年臨汾空氣SO2年均濃度為83微克/立方米，倒數第二。比臨汾更糟的是旁邊的晉中市，年均濃度88微克/立方米。

“因為年均不是按采暖季算的，1到3月我們不如臨汾。但采暖季停了以後，我們做了大量的工作。”晉中市環保局辦公室主任李永斌很懊惱。據他介紹，晉中在2016年把市城區所有10蒸噸以下的燃煤鍋爐全部取締了，一共取締了112臺；區域集中供熱鍋爐全部進行了改造，城中村推廣了一部分清潔焦，替代居民取暖用的散煤。

空氣SO2的國家二級標準限值年平均值是60微克/立方米（國標分一級和二級濃度限值，居住區、商業交通居民混合區、工業區、農村區適用二級）。“要說年均，我看全省都難達標。”李永斌坦言，山西是SO₂汙染的重災區。

事實也是如此。年均超過60微克/立方米的10個城市中，9個在山西。寧夏石嘴山以67微克/立方米的年均值排在全國倒數第五，比它高的超標城市是晉中、臨汾、晉城、太原，比它低的超標城市是朔州、運城、呂梁、陽泉、長治。

據2015中國環境狀況公報，在2015年，全國338個地級以上城市的SO₂年均濃度平均為25微克/立方米，達標比例為96.7%。未達標城市同樣集中在山西。

“這是我省正在研究和汙染防治的重點工作。”山西省環保廳大氣汙染防治處主任李文斌說。

“年均值高，不一定就會出現（臨汾）這種極端值。”北京大學環境科學與工程學院副院長謝紹東告訴南方周末記者，比年均值更值得關註的是日均值和小時均值，國家二級標準限值分別是150微克/立方米和500微克/立方米。“小時均值更能反映那個時間段人們呼吸的空氣質量。”

根據中國環境監測總站數據，2015年以來，日均值突破300微克/立方米（超標一倍以上）的記錄共有125條。出乎意料的是，日均值最高的15條記錄中，13條出自浙江臨安市。

2017年1月16日，臨安市環保局複函答複南方周末記者，2016年9月27日至10月10日間，臨安市市府大樓和第四中學2個環境空氣自動監測站點同時出現數據傳輸異常，數據上傳至杭州市站及浙江省站平臺都正常，上傳到國家平臺時SO₂數值異常高。經調試後恢複正常。

去除臨安市的異常值後，最高日均值出現在2017年1月4日的臨汾（814微克/立方米），次高值出現在2016年12月19日的臨汾（737微克/立方米）。

之後，在486-648微克/立方米之間，新疆和田地區和臨汾市交替出現了26次。還有山東即墨，寧夏銀川，內蒙古赤峰、烏海，甘肅白銀，遼寧沈陽和山西晉中、太原、忻州、呂梁、長治、晉城、運城等城市出現過日均值在300-485微克/立方米之間的記錄，總共55次。

這些城市集中在北方，主要是重工業城市和產煤區，其中不少城市為1998年國家劃定的酸雨控制區和二氧化硫汙染控制區（即“兩控區”）。

“往年可能只是視而不見”

對於山西省環保系統而言，2016年11月發生了兩件大事。其一，進入采暖季。其二，全省環境空氣自動監測站點上交國家。

PM2.5在2011年以後，才因公眾關註迅速被納入空氣監測體系。與之不同，SO2是中國最早開始監測的一項空氣汙染物。1991年的中國環境狀況公報已經開始公布城市大氣SO2年均數據了：年日均值範圍在4一351微克/立方米之間，北方城市平均為92微克/立方米，南方城市平均為88微克/立方米。

PM2.5進入監測體系之後，2013到2015年間，先是74個城市，後是全國338個地級以上城市、1436個監測點位的6項指標實時監測數據和空氣質量指數開始向社會公開。為了確保數據真實性，這1436個監測站點在2015年8月至2016年11月間，陸續從地方上收，交由國家運行維護和管理。

“我們山西的站點統一是去年11月上交的。”李永斌告訴南方周末記者。

2016年12月，在人們密切關註PM2.5時，臨汾6個環境空氣自動監測站點的SO2數據在靜悄悄地飆升，小時平均值累計有130余次突破1000微克/立方米，超二級標準限值一倍。

看不見的“酸霧”已經在臨汾空氣中彌漫。根據中國環境監測總站公布的數據計算，臨汾2016年12月SO2平均濃度達到351微克/立方米。

直到2017年1月4日22時，臨汾SO2小時平均值達到峰值1303微克/立方米，臨汾失控的“酸霧”問題才進入人們視線。

“濃度達到毫克級（1000微克等於1毫克），就非常嚇人了，有可能引起中毒。”一想到臨汾出現過1303微克/立方米的SO2小時平均濃度，謝紹東心有余悸。

小時值破千的情況確實罕見。整個2016年，破千記錄共有21條（去除臨安市的異常值），其中就有14條來自臨汾。此外，新疆昌吉州和五家渠市各有2條，內蒙古錫林郭勒盟、青海省黃南州、貴州省黔南州各有1條破千記錄。

“以前監測站有數據，但你看不到。今年環保部首先是抓數據準確性，然後嚴防嚴控大氣汙染，臨汾就給抓出來了。”謝紹東說。

而長年生活在臨汾的當地人，對於空氣中彌漫的酸霧，“往年可能只是視而不見。”謝紹東說。

最熟悉的汙染

在中國環境汙染鬥爭史上，SO₂是最熟悉的敵人。

“從上個世紀七十年代開始講環境問題，就一直在和硫作鬥爭。那時候叫消煙除塵，就是講煤煙排放的塵和二氧化硫多。”謝紹東回憶。

從1990年代開始，SO₂被視作大氣汙染的頭號公敵。“八五”計劃期間，貴陽、重慶、臨汾、涪陵、安順等城市的SO2年均濃度為國家二級大氣環境質量標準（60微克/立方米）的5倍以上。

在1995年，全國SO₂排放量達到2370萬噸，居世界第一位。根據世界銀行統計，由於當時城市汙染為煤煙型汙染，高水平的二氧化硫和煙塵共同作用，造成對人體健康的經濟損失約為950億元，占GDP的1.6%。

酸雨是與SO₂緊密關聯的二次汙染物。SO₂排放量持續增加使得酸雨迅速發展，由西南擴展到長江以南、青藏高原以東的大部分地區及四川盆地，年均降水pH值小於5.6的區域在1995年占到國土面積40%左右。

1998年，原環保總局（即現在的環保部）劃定了“兩控區”，包括175個地市。“兩控區”方案提出了“十五”期間SO₂總量控制目標、酸雨和空氣質量目標，同時提出了降低煤炭含硫量、控制火電廠SO₂排放等一系列控硫措施。

大氣SO₂來源單一，就是燃煤排放。“PM2.5真不好控制，SO₂其實最好控制，只要把煤控制住。”李永斌說，“問題就是怎麽把煤控制住。”

控硫做得最徹底的是北京，工廠遷出城區，不再直接燒煤。更普遍的做法則是給大噸位鍋爐上脫硫脫硝設施，減少SO2排放量，尤其是對燃煤電廠。“‘兩控區’的做法後來基本被脫硫脫硝取代了。”中國人民大學環境學院教授宋國君介紹。

“最早就是控硫，做了長期的工作。這些年酸雨基本滅掉了，說明我們控硫控得比較好了。”山東省一名環保系統人士告訴南方周末記者。控硫20年，全國城市空氣SO2平均濃度已經從1995年的80微克/立方米下降到2015年的25微克/立方米。

同樣是兩控區城市的臨汾，在環保部專家組來臨汾調研後，據山西環保廳1月15日通報，臨汾全市煤炭消耗量在2013-2016年由3000萬噸增長到3660萬噸，其中煉焦用煤占65.3%，發電用煤占26.5%。

通報稱，居民燃煤加劇了冬季SO₂汙染，臨汾市沿汾河平川六縣市冬季采暖燃煤（除熱電聯產外）全年SO₂排放量約為3.8萬噸，占全年SO₂排放量的45%；進入采暖季，比重高達70%左右。而市區仍有86臺130蒸噸燃煤鍋爐基本無脫硫措施，對市區二氧化硫指數有直接影響。

政府上門挨家挨戶收散煤了，能停產的工業企業也關停了，但1月17日臨汾的SO₂日均值仍高達459微克/立方米，部分站點小時均值再出現破千。臨汾堯都區環保局一位負責人對跟隨環保部督查組前來的新華社記者說：“我們現在也想知道到底是哪的問題。”

該局工作人員常衛民（化名）曾私下告訴南方周末記者：“一個大企業的排汙量就能超過千家萬戶。”

對於山西環保系統堅持的SO2排放主力是居民散煤這一說法，宋國君頗有微詞：“輕易不要說居民源，根本辦法還是（工業）減煤。”

盡快評估健康損害

山西大學環境醫學與毒理學研究所所長孟紫強已年過七旬，他研究了30年SO₂的毒理作用，沒想到家鄉臨汾因為SO₂成為國內外的焦點。

“1952年倫敦煙霧事件以後，世界上就開始研究SO₂對人體健康的影響。到現在，應該說研究得比較成熟了。”1月16日，身在美國的孟紫強告訴南方周末記者，SO₂的病理學研究沈寂多年，現在，很多國際同行把目光投向了臨汾。

2003年前後，孟紫強發表了一項研究成果。通過對小鼠進行SO₂染毒處理發現，SO₂不僅影響呼吸道，它還是一種全身性毒物，可能引起多種組織器官損傷和疾病。

他呼籲環境流行病專家應盡快到臨汾，對“酸霧”事件的健康危害進行調查研究。此前，因為數據獲取便利，類似研究主要在大城市中進行。

2015年發表在《中華預防醫學雜誌》上的《中國六個城市大氣中SO2和NO2對人群死亡的急性效應研究》顯示，北京、天津、西安、上海、廣州和武漢6個城市，SO₂日均濃度範圍為39.8-59.5微克/立方米，SO₂日均濃度每升高10微克/立方米，非意外死亡和循環系統疾病死亡率分別增加4‰和4.8‰。

論文作者之一、北京大學公共衛生學院教授潘小川對南方周末記者說：“一般高濃度SO₂會對呼吸道有急性影響，臨汾怎麽這麽高呢？理論上說應該有很明顯的健康效應，但沒有見到報告，我也覺得挺奇怪的。”16日，潘小川見到剛回到北京的柴發合，首先打聽的也是臨汾的情況。

“健康效應研究不像環境汙染監測那麽快，有一定延遲和滯後，（臨汾）醫院的相關資料還沒有搜集到。”據潘小川介紹，SO2不是致癌物，但具有促癌性；慢性毒性整體不是很大，具有刺激性和腐蝕性，對人體有急性損傷。大氣中的SO₂與PM2.5會有交互作用，可能增加PM2.5對人體的危害。

針對SO2的防護，戴防霾口罩可以起到一定作用。潘小川說，由於近幾年SO₂嚴重超標的情況比較罕見，相關預警機制並沒有建立。他建議按照中國的標準，參照霧霾預警設定SO2預警級別。“臨汾的事情很典型，我們正希望與那邊聯系，最好能趕快有一個健康損害評價。”

（由於中國環境監測總站未保留歷史數據，感謝青悅開放環境數據中心搜集並提供相關官方數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