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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在九月底正式掛牌成立，作為中國更進一步向世界開放的示範點，台灣與香港面對威脅已成定局，要避免邊緣化危機，台港加強合作可能是關鍵。

「上海將超越香港，成為亞洲金融中心。」這是稍早之前，香港首富李嘉誠對上海自由貿易區的評論。九月以來，「自貿區」幾乎已成為香港最熱門的討論話題之一。香港《文匯報》更在九月三十日自貿區揭牌日評論：「上海自貿區無可避免對香港形成競爭，香港過去的優勢將難以為繼。」上海只是試點 目標全中國事實上，早在今年三月二十五日，中國國務院常務會議就正式通過了「推進上海建設國際金融中心」的意見，擺明要用自貿區取代香港的金融中心地位。對於香港，上海自貿區無疑已是「邊緣化危機」的代名詞。

而對於台灣來說，自貿區帶來的威脅恐怕只有更大，不會更小。在全球區域經濟協定中成為落後者的台灣，過去能夠吸引外商投資的少數優勢之一，是作為「中國市場跳板」；如今上海門戶一開，不僅外商透過「跳板」前進中國的誘因降低，甚至可能進一步吸引國內企業加速西進。

香港與台灣，過去十餘年來因為「中國制度相對落後」而享有優勢，如今這個優勢正在消失。面對上海自貿區，兩地的迫切問題是一樣的：在邊緣化的危機之中，如何尋找自己的新定位。

好消息是，自貿區揭牌之後，暫時落得一個「雷聲大、雨點小」的評價。雖然採用負面表列，但負面清單卻有十八大類、一○六九個小類，被評為「如同正面表列」；原先被寄予厚望的利率自由化，也被加上了「在風險可控前提下」的但書。美林證券大中華區首席經濟學家陸挺表示，「自貿區方向對，但太多的開放政策不夠具體，留下許多讓政府自行解讀的空間。」然而，即使自貿區的開放暫時還在「摸石過河」的狀態，但方向卻絕對不會改變。「因為這場試驗有更高規格的目的，就是為了完成︽中美雙邊投資協定︾（Bilateral Investment Treaty, BIT）預做準備。」鳳凰衛視財經評論員朱文暉說。

他強調，ＢＩＴ其實就是美國為首的︽跨太平洋戰略經濟夥伴關係協議︾（ＴＰＰ）藍本，內容有八成相同，「是『高水平』的自由貿易協定！」簽了ＢＩＴ，中國等於就進了ＴＰＰ的一大半。

「中港的ＣＥＰＡ（《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或中台的ＥＣＦＡ（《兩岸經濟協議》），都是屬於低水平的貿易協定，談判只能循序漸進，沒有動力與壓力去往更高層次去邁進。若未來中、美真的簽了雙邊投資協定，在這個高水平的經貿關係安排下，香港未來的地位堪虞。」朱文暉並強調，中國國務院頒布的《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總體方案》，之所以將上海括弧，代表的是如果上海成功了，自貿區將推行全中國。「上海自貿區試驗期限三年，就是期盼可以在美國總統歐巴馬任內完成簽訂ＢＩＴ。」然而，實際情況的發展恐怕會比朱文暉的預期進度更快。在上海自貿區上路之際，至少已有浙江、安徽、廣東、遼寧、福建五省著手規畫自貿區，而天津市、重慶市的自由貿易區方案更已上報國務院。

曾任香港政府中央政策組顧問的朱文暉，十月十八日來到台北，參加《今周刊》與香港經濟貿易文化辦事處合辦的「港台攜手打造經貿合作新契機」論壇。

除了朱文暉之外，這場論壇邀集港台產官學界的重量級人物，包含香港台灣商貿合作委員會主席李大壯、香港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副局長梁鳳儀、香港經濟貿易文化辦事處（台灣）主任梁志仁、香港北威國際集團董事總經理劉憶如、全國商業總會理事長張平沼、經濟學家馬凱、台灣金融研訓院院長鄭貞茂等人。

至於這場論壇的目的，就是要為台灣與香港尋找邊緣化的解方。

最有效的政府是盡量少管

台灣的下一步該怎麼走？近期以來，各界也頗有討論聲音，台灣大學經濟學系暨研究所教授林建甫強調，面對上海競爭，台灣自由經濟示範區進度必須加速；經建會主委管中閔則表示：「經建會將立即考慮在自由經濟示範區增加足與上海競爭的項目。」這些說法，都是從「台灣與上海競爭」的角度思考。

另一方面，在福建省目前籌畫的自貿區方案中，則正在研擬兩套方向，其一是綜合性自由貿易區；其二，則是「廈門對台自由貿易園區」，側重對台貿易。廈門大學台灣研究院經濟研究所所長唐永紅認為，廈門是台商在中國投資最密集的區域之一，台廈合推經濟自由化，將能創造更多合作機會。這個解方，是從「台灣與廈門合作」思考。

而十月十八日的這場論壇，則在「台滬競爭」、「台廈合作」之外，提出了另外一種為邊緣化危機尋求解方的思考方向──「台港合作」。

話題的起始來自於馬凱的「小香港論」。「香港是台灣遙不可及的夢想！」馬凱表示，香港高度自由化的程度以及香港政府效能全世界都稱羨，原因在於香港政府積極不干預主義，對於不該管的事情絕對不管、盡量少管，「最有效的政府是盡量少管，最糟糕的政府是無事不管，但沒有一件事管好。」馬凱諷刺地說。而他對台灣下一步的建議，是「大力模仿香港」，在台灣北、中、南部都設立高度開放且有效率的「小型香港」。

從「模仿香港」出發，與會者逐漸導出「與其模仿香港，不如與香港合作」的結論；其原因，首先來自於李大壯對台港經貿關係的分析。

他表示，台港雙方互為各自第四大的貿易夥伴，二○一二年兩岸貿易有五分之一是經過香港；今年首季台灣人赴港有五十二萬人次，較去年增加八％，同期到訪台灣的香港人更比去年上升二八％，達二十一萬人次。

「台港經貿關係密切，也就有了進一步合作的既有基礎。」李大壯指出，其實香港工商界普遍期望香港與台灣可以盡早訂立更緊密的經貿合作協議，就人流、物流、資金流三方面加強合作。梁志仁則在會中更明確表示，「香港與台灣應該簽定類似ＥＣＦＡ的經貿協議！」在許多可能合作的層面中，又以台灣幾乎已經喪失競爭力的「金融中心」最被關注。梁鳳儀指出，香港已經發展成為具規模的離岸人民幣中心，處理全球約八成人民幣支付；在台灣方面，隨著今年年初「兩岸貨幣清算機制」啟動，台灣人民幣業務也開始迅速發展，「兩地其實可以合作把離岸人民幣業務市場擴大，打通兩地大中華人民幣產品市場。」台灣一直欠缺的就是執行力曾任經建會主委的劉憶如則進一步提出台灣優勢，台商在東南亞地區有很好的產業連結優勢，大陸與東協國家之間的貿易以人民幣支付的速度進展也會愈來愈快，「港台如果加強合作，應能更廣泛的抓住人民幣國際化商機。」在台港合作的思惟中，若兩地能夠簽定更緊密的經貿協定，至少，能夠達到「自我保護」的效果。鄭貞茂表示，當香港與台灣彼此有了合作協定，未來無論是大陸對香港更開放，或者是大陸對台灣更開放，港、台都能因此受惠，「或者說，就是一個雙保險概念，台港一起進軍中國大陸市場。」台滬競爭？台廈合作？或是台港合作？無論哪一條路，目前都還看不到政府具體明確的突圍方向，而這其實才是讓產業界最感憂心之處，「台灣沒有自傲的權利，更沒有自卑的機會。」張平沼以此表達他對台灣處境的憂慮，自傲的結果是無視威脅，自卑的結果是自甘於邊緣化。

中國的大規模開放工程已經啟動，至於台灣，「從過去到現在，我們缺的就是執行力！」張平沼這句話，應可作為這場會議最無庸置疑的結論了。

中國自貿區遍地開花

資料來源：香港《文匯網》

遼寧

大連保稅區升級為自貿區方案已經上報國務院

天津

天津自貿區方案已上報國務院。

山東

青島西海岸經濟新區內設立中日韓區域經濟合作的實驗區，方案已提報。

安徽

合肥市綜合保稅區已進入申請階段。

浙江

舟山自由貿易區以港口物流為主力。

重慶

重慶自由貿易區方案已申報。

福建

廈門市正研擬興建綜合性自由經濟區或廈門對台自由貿易區。

廣東

深圳保稅區轉型為深港澳服務貿易中心；橫琴新區規畫為自貿區方案已送至省政府；南沙粵港澳自由貿易園區正在申報中。

撰文‧楊政諭

台灣有一個聲音，穩定堅強，不論經濟再差、社會再亂，都能夠傳到最高層，那就是出口企業大老要求台幣貶值的高分貝音量。近日出口產業不但公開呼籲央行總裁彭淮南應該學韓國貶值，甚至有科技業大老直接在馬英九耳邊進言，要求「照顧」出口產業。十一月四日立委到中央銀行考察，更對出口拖累經濟這件大事關切。

今年以來，大部分亞洲貨幣兌美元匯率均呈走貶，尤其是和台灣產業重疊性高的韓國更受關注。對出口產業來說，誰的匯率低，誰的商品就顯得便宜，更有價格競爭力。也難怪國內一家科技業大老就批評，金融海嘯以來，台幣相對韓元升值一五到二○％，「使台灣無法和韓國競爭」。

不過，台幣真的沒有韓元貶得多嗎？

台灣升值苦了企業主？

實質匯率戳破台灣老闆迷思其實，從實質有效匯率指數來看，台幣不但沒有韓元強勢，比起韓國價格競爭力更是十足！金融海嘯以來，雖然韓元的有效實質匯率指數一口氣從一○○跌到八七，而新台幣則相對穩定；但過去幾年隨著經濟恢復，韓元升值的速度反而比新台幣快。

為什麼這個實質匯率和名目匯率(台幣兌美元匯率)會不同？根據央行解釋，國際清算銀行（ＢＩＳ）編製的「實質有效匯率指數」，不像「名目匯率」僅僅兌美元，而是和我們實際的貿易國貨幣做均衡，反映的是新台幣與貿易對手國之間的匯率變動。

所以，實質有效匯率指數下跌，表示台灣的對外價格競爭力上升；指數上漲代表貨幣升值，本國商品的對外價格競爭力下跌。而將韓國和台灣的有效實質匯率以一九九四年為基準，觀察其長期變動方向，可以發現，台灣的實質有效匯率不但低於韓國，將近二十年來，新台幣更是長期走低！

為什麼，我們的價格競爭力已經比韓國多這麼多，但台灣企業還在叫苦連天？台灣電子業及出口產業的問題，真的出在匯率嗎？如果一把寶劍殺不退敵人，問題可能出在揮劍者身上。看看最讓國內出口產業稱羨的日本「安倍經濟學」就能知道。

台幣匯率寶劍銳利

問題出在揮劍者身上

自從日本首相安倍晉三上任之後，「三支箭」政策之下，日圓大幅貶值超過三成，讓不少國內科技業大老直呼「台灣也需要三支箭」：若像日本一樣貶值，台灣經濟一定不一樣。

但是，日本指標性電子巨人索尼，才在十月底發出獲利警訊。雖然營收較去年同期比增加一○．六％，但是今年預期獲利卻大砍四○％，除電影部門大虧損外，也大砍電視、電腦、相機等消費性硬體等營收。英國《金融時報》分析師珍妮佛．湯普森（J. Thompson）指出：「貢獻獲利最多的只剩『匯差』。這也暴露出安倍經濟學的弱點，如果企業本身技術沒有走在競爭者前面，不能抓住市場，再怎麼有利的貨幣政策都沒用。」當一家企業的外資報告上，唯一的利多只是孤單地寫著一項——「匯率大幅貶值」，那麼這家企業的問題也許不在匯率。不幸的是，從有效實質匯率指數來看，台灣的出口產業，早已習慣了長期「往下走」的匯率，只要台幣一升值，就高分貝叫苦。

「台幣貶值，是吞毒藥，是飲鴆止渴，大家都知道。」一位金融機構的總體經濟分析師說。這位分析師還透露，其實台幣只貶不升，還有一個不能說的祕密，就是央行的匯損。

因為台灣傲人的四千二百億美元的外匯存底，其實七成都是美元計價。如果台幣兌美元升值一％，那麼央行就損失了三十億元資產。「而且，央行又有繳庫壓力。」業界預估，今年如果台幣兌美元升值到一定程度，那麼今年央行要達成繳庫盈餘的目標，就有困難。這也是為什麼雖然央行不斷強調「匯率是市場機制」，但是央行每天在匯市「拉尾盤」，將升值的台幣吐回去的傳言，早已是各行庫祕而不宣的公開祕密。

就是這樣的共犯結構，長年以來，讓出口產業與央行聯手將匯率壓低。匯率政策應該考慮的，除了國家的進出口，還有利率、通膨等重要的經濟要素。當政府和企業都專注在名目匯率，反而長期忽略了實質匯率。如果台灣經濟能因此振興也就罷了；殊不知，就是台幣長期往下走的匯率，害了我們的經濟！

實質有效匯率不只透露出真實情況，還暴露出台灣經濟不振的一個重要原因。這要從台灣經濟另一個弔詭的現象講起。

長期低匯率遺毒

進口物價吃掉經濟成長

今年台灣ＧＤＰ（國內生產毛額）又再度讓人失望，台經院預估，實質ＧＤＰ一．九三％成長率。但，台灣過去十年的名目ＧＤＰ成長卻連實質ＧＤＰ都不如！這個詭異的現象是為什麼？難道我們實際上拿到的錢變多了嗎？事實正好相反，而關鍵，正是台灣的低匯率！

行政院財經政務委員薛琦就曾發文「教育」民眾，低匯率是怎麼吃掉我們該拿到的錢。所謂ＧＤＰ名目值是根據會計報表資料統計的結果，也就是員工實際拿到的薪資、利息、紅利，是一般民眾能夠直接「有感」的數字；但政府最喜歡公布的實質ＧＤＰ，卻是主計總處經過物價調整後得到的數字。而這個調整，被稱為「ＧＤＰ物價平減指數」。

雖然我們每年的ＣＰＩ（消費者物價指數）都上漲，但是台灣的「ＧＤＰ物價平減指數」的趨勢卻是向下（過去十年，有七年為負數）。重要原因就是我們的「進口物價」。過去十幾年，台灣經濟成長的重心都放在出口產業，壓低匯率拚出口，因此台灣貿易都是出口商品跌價，但是進口商品的成本價格卻持續上漲。

這些進出口物價的變動，在計算實質ＧＤＰ時被調整掉了，所以才會看到我們的實質ＧＤＰ成長高，但是我們每天的生活、領的薪水或收到的股利、股息，成長的幅度卻極為有限。「當台灣這兩個數字的差距是如此之大時，難怪感受不到經濟成長的果實。」薛琦說。

這就是為什麼，我們的經濟雖成長、通膨穩定，但是商品和服務在國際上越來越廉價、人民口袋的錢也越來越少。因為，透過匯率的「廉價化」，不只商品，連我們的人力價格（薪資）都一同弱化了。

事實上，台灣的名目ＧＤＰ成長一年一年地慢慢落後，到現在早已遠遠落後亞洲其他國家。我們十五年來的名目人均ＧＤＰ好不容易超過二萬美元，但成長率只有六二％。

反觀韓國，一九九八年時人均ＧＤＰ是七千七百美元，只有台灣的一半，但是二○一二年已經超越台灣，足足成長了一九九％。台灣的人均ＧＤＰ成長率，甚至只有泰國的三分之一！這正是台灣長期只專注在兌美元匯率，而忽略了實質匯率的結果。

拋開廉價台灣老思惟

才能脫離台灣低匯率的惡果單靠出口成長的台灣，就會有這樣的通病。一名金融業人士就說：「台灣長期以來就是出口導向，被『出超』（貿易出口大於進口）思惟綁架了。」壓低成本賺外匯，早就是行之多年的成長方式，「我們在國際購買力低，不只是搶人才搶不過別人，科技業要買專利、購併外國企業，都變得很吃力。」過去台灣為了壓低匯率，已經付出了慘痛代價，如果台灣每天還想著要靠低匯率、壓低價格，來求取那最後一點競爭力，台灣不但超越不了韓國，連泰國都會輸。台灣除了應該減少出超，讓經濟從過去的出口回到內需成長，匯率政策也應該放掉名目匯率，學習如新加坡先進國家以實質匯率為觀察指標。

企業主與其抱怨新台幣升值，不如放下匯率迷思，重新找回市場，找回產品的競爭力，別再把匯率當成藉口。

撰文‧楊卓翰

史上最大加稅案﹁財政健全方案﹂出爐，已負擔沉重稅負的高薪資族群再次成為財政部剝皮的對象；政府想靠富人稅解決貧富差距，卻完全搞錯了方向！

撰文‧楊鈞如

立法院財委會在五月二日審查通過「財政健全方案」，完成史上最大加稅案，估計明年可以新增稅收六五○億元，用以填補每年約三千億元的財政赤字缺口。各大媒體紛紛以「富人稅過關」為標題，作為此次加稅的代表作。

在全球財富分配差異惡化，富人越富、窮人越窮的趨勢下，「富人稅」成為平息社會不安的一個響亮的口號。美國總統歐巴馬、法國總統歐蘭德都推動富人特別稅；股神巴菲特也曾提議，對年所得超過一百萬美元的富人課徵所謂的「巴菲特稅」。台灣這次通過的增稅案，新增「年所得超過一千萬元」的課稅級距，將個人所得稅率提高到四五％，堪稱是富人稅的最新案例。

加稅只剝到高階經理人的皮根據財政部的估算，年所得一千萬元的納稅義務人約有九千五百人，稅率提高之後，每年新增新台幣九十九億元的稅收，平均每人多繳一百萬元的所得稅。表面上看起來不多，但是若與「股利可扣抵稅額減半」合併起來看，可扣抵稅額減半將每年新增四百億元的稅收，二者加計每年新增五百億元稅負，這群被財政部鎖定的高所得者，股利所得稅負大增，綜合所得又再多繳一百萬元，稅務負擔將會大幅加重。

財政部的增稅方案，最大爭議在鎖定的「富人」定義偏差，財政部咬定年所得千萬以上的薪資族群，卻縱放地產交易的高資產階級。加稅方案對於「高資產者」束手無策，卻對已經負擔沉重稅負的高階經理人，再剝一層皮。

事實上，台灣真正的「富豪」絕對不是這些每天早出晚歸領薪水的高階經理人，而是不用辛苦工作，坐享豐厚收益的房地產投資者。就拿花旗(台灣)銀行董事長管國霖來說，他年薪縱然超過千萬元以上，但他肩負花旗銀行台灣分行的營運壓力，領導五千名以上員工，付出的工作心力也非一般人能及。

更何況，一名年薪千萬元的高階經理人一旦扣除所得稅約三百多萬元後，實質所得不到七百萬元；如果肩負全家老小生計，在扣除日常生活每年約三百萬元後，一年存四百萬元；如此工作十年，存得四千萬元，只能買到台北市一般住宅。

誰才是台灣真正的有錢人？ 其實大家心知肚明，就是那些擁有房地產的高資產人。

財政部不敢觸碰房產持有稅(地價稅、房屋稅)、房產交易所得稅，只從方便稽徵的個人綜所稅下手，其實打擊了台灣最具有競爭力、最具有國際視野的一群人。增稅的結果，無益於減緩貧富差距，反而扼殺了產業成長的動能。

國際化人才出走領高所得

現在，被增稅的九千五百人，就如同管國霖一般，主要組成是台灣一千五百多家上市、上櫃公司，外加二五三家興櫃公司，以及約三百家外商在台分公司的董事長、總經理，再加上一部分大型績優公司的長期持股股東。這不到一萬人的企業領袖，每年為台灣的上市、上櫃公司創造超過新台幣一兆元的稅後盈餘，領導超過一百萬個就業家庭，不只是台灣經濟動力的火車頭，更替政府扛下沉重的就業與社會責任。

政府沒想到的是，這些領高薪的人都是國際競爭人才，他們擁有跨國工作的能力。而鄰近的香港、新加坡、韓國、日本，最高的所得稅級距稅率都比台灣低。香港只有一七％，新加坡僅二○％，韓國也只有三八％。可想而知，稅改後，更不利於台灣吸引優秀人才，對台灣長期的經濟發展是一大隱憂。

我們的綜所稅級距比鄰國高，但是台灣房產稅幾乎是全球最低。同樣年所得淨額為一千兩百萬元的人，如果你是上班族就要繳四○九萬元的稅，如果你是領股利所得的大股東，要繳三○七萬元，至於收租的大地主只要繳一九三萬元。

政府不針對真正有錢有閒的「大地主」加稅，反而去加對產業有貢獻的高階經理人，然後逼走他們，真不知政府的盤算到底是什麼？

財政部長期便宜行事，殺雞取卵只針對高薪資所得者課稅，對台灣的經濟動能已造成難以挽回的傷害。台灣上市公司幾乎找不到國際化的專業經理人，即使是台積電，薪資水準也只能吸引「愛台灣」的本土人才，一千五百多家上市上櫃公司，一級主管中的外籍經理人加起來不到一百人，這造成台灣企業無法國際化，只能做國際企業的下包，忍受「毛三到四(毛利率三到四％)」的悲苦宿命。

中年精英提早退休炒房去

不只如此，原本就高達四○％以上的個人所得稅率，加上微乎其微的房地產交易稅，等於變相鼓勵人去炒作房產。事實上，這樣的稅制結構已經讓原本應該在大型企業奮鬥的四、五年級高階經理人，早早就退休炒房去。

我們現在到處可見頭髮灰白，大白天在山邊水岸慢跑、騎腳踏車、登山的提早退休族，正是財政部高薪資所得稅制的產物。而這群經驗豐富、又蓄積了相當財富的中年精英，原本應該創業，或者率領台灣企業躍上國際舞台，為台灣創造更多高薪的就業機會，卻因為偏頗的稅制，選擇了獨善其身的退休路，這正是台灣為什麼找不到新公司，老公司又越做越衰退的關鍵所在。

財政部多年採用「懶人加稅法」的結果，在大公司工作的中高階主管，成為不斷被稅官搾油的受害者。

馬英九總統曾經引用財政部二○○八年的資料說，適用稅率四○％的高薪資者有四萬人，只佔總納稅戶數(五四七萬戶)的○．七％，卻繳付了四六．八％的綜合所得稅。也就是說，台灣一半的綜合所得稅，都是這些被財政部套上「富人」大帽子的高階經理人所繳交的。

而依財政部公佈二○一一年的綜所稅結構資料顯示，台灣五六六萬戶的納稅戶中，有約兩百萬戶完全不用繳綜所稅，另外二五○萬戶平均只繳九千元的綜所稅，兩者合計佔比高達七九．四％，換言之，另外接近二成的納稅戶，則負擔了超過九成的所得稅。

○．八％的人扛一半稅收

在乖乖繳稅的那一小群倒楣鬼中，最倒楣的○．八％，負擔了一半的所得稅。高階經理人扛起了全國所得稅收半壁江山，不但沒有獲得應有的尊敬，還被戴上富人的三角帽遊街示眾！

前財政部長林全曾經在《今週刊》第七七一期直陳，「國內富裕者的收入來源……，有許多都未納入所得稅課稅範圍。」巴菲特說他的實質稅率只有一七％，比大多數員工還低，甚至遠低於打掃辦公室的清潔工，因此主張對富人課徵特別稅，扭轉這個不公平的現象。林全認為：「台灣社會貧富差距惡化更日趨嚴重。而且台灣的極端富裕者租稅負擔比率，較受薪中產階級為低的程度，恐怕尤甚於美國。」但是如果這些富人的漏稅管道不堵住，「即使修改高所得者的平均稅率，結果也不能改變資本收入與資本利得免稅的事實。」這次財委會通過、被財政部宣傳成為「成功課徵富人稅」的法案，根本不是真的富人稅！增稅案對於擁有土地的「高資產者」束手無策，只是鎖定已經背負了全國五○％所得稅的「高薪資者」，再搜刮他們一次而已。這個增稅方案，無助於減少貧富差距、有害於企業發展，是稅官一貫殺雞取卵、便宜行事的短線作法。

高資產者稅率低於受薪階級偏頗的稅制，是對認真工作的受薪階級殘酷的懲罰，一個認真工作三十年，終於升任大型企業主管的專業經理人，持續數十年、每天二十四小時都在忙碌，連晚上睡覺時手機也開著隨時應戰，高階經理人幾乎不耗費任何社會成本與政府補助，賺的是勞心勞力、不眠不休的血汗錢，卻要繳付四○％所得稅給政府。

相對而言，囤房、囤地者從銀行借取巨額的低利息資本，平日什麼事情也不用做，許多空地連除草的錢也不花，二十四小時躺著遊山玩水，最終獲利不僅遠高於勞心勞力的薪水階級，還幾乎不用繳稅。

台灣的稅制懲罰辛勤勞動者，鼓勵炒房炒土地者，正是國父「三民主義、平均地權」最大的叛徒。

當我們用超高的薪資所得稅率、超低的房產稅逼走高階專業經理人，堵死國際人才流入的可能，走入「全國都低薪」的死胡同，台灣，也就不會有什麼未來了。

在民主政治「政策買票」的惡風之下，政府胡亂減稅，高達七成的政府支出是投入僵化的人事與退休費用之中，中央、地方債務加上主計總處承認的隱藏性負債(軍公教勞工退休金法定給付義務)，合計已經高達二十四兆元，是ＧＤＰ（國內生產毛額）的一六○％，遠遠超越希臘、義大利，逼近日本水準。

財政部收不到稅，編不出預算，只好用挪帳、賣祖產、搜括高薪資者來掩飾，真正該做的稅制改革，又畏縮於政治考量而束手無策。財政紀律的敗壞，國家財政的崩潰，勢必遺害後代子孫，而這，恐怕才是馬總統、財委會立委諸公與歷任稅官們的歷史定位！

(本文作者曾任台灣、香港上市公司副總經理)同樣都是1200萬元淨所得者，薪資所得者的負擔最高，大地主負擔最低所得來源 薪資所得 股利所得房地產租金 房地產買賣繳稅金額 409.5萬元 307.5萬元 193.1萬元71.5萬元註：此表數字為假設1200萬元的淨所得者，其全部所得來源不同（如大股東、上班族、大地主），導致繳稅金額有所差異。

公式說明：

薪資所得：薪資所得×邊際稅率－累進稅差股利所得：（股利所得×邊際稅率－累進稅差）－股利所得×可扣抵稅率房地產租金：租金所得×（1－43%）×邊際稅率－累進稅差房地產買賣：假定土地與建物的價值比為7：3，則房地產買賣所得×0.3×邊際稅率－累進稅差

搞錯對象的富人稅

台灣所得稅制扭曲，0.8%的納稅戶，負擔了50.2%的綜合所得稅，其中有許多是勞心勞力的高階經理人，高資產富人反而被縱放

戶數%

稅率20%者，30.5萬戶，佔繳稅戶數5.4% 稅率30%者，10.1萬戶，佔繳稅戶數1.8% 稅率40%者，4.4萬戶，佔繳稅戶數0.8% 稅率0%者，200萬戶，佔繳稅戶數35.2% 稅率5%者，250.2萬戶，佔繳稅戶數44.2% 稅率12%者，71.1萬戶，佔繳稅戶數12.6% 2.6%的納稅戶，負擔了65%的綜所稅

稅額佔比%

稅率12%，351億元，11.6% 稅率20%，470億元，15.5% 稅率30%，452億元，14.9% 稅率40%，1523億元，50.2% 稅率5%，236億元，7.8% 資料來源：財政資訊中心「100 年度綜合所得稅申報初步開徵核定統計專冊」 整理：辛曉昀台灣最高所得稅率比香港、新加坡、韓國高，跟德國、法國福利國家相同香港 新加坡 韓國 美國 日本 英國 台灣德國 法國 芬蘭 丹麥17% 20% 38% 39.6% 40% 40% 45% 45% 45% 51.1% 55.6% 說明：圖中數字為各國最高所得稅級距稅率。台灣原為40%，此次稅改調高為45%。 整理：方德琳、蔡曜蓮這些人，都主張富人稅—— 近年主要國家開徵「富人稅」案例推出時間 富人稅內容 實施結果

美國紐約州長

葛謀 2012年 紐約州所得稅率最高原為6.4%(聯邦所得稅另計)，年收入超過200萬美元(約新台幣6000萬元)者，稅率升至8.82%；超過30萬美元者，稅率增至6.85%。 2012年起實施，每年收稅（●新增稅收？）新台幣780億元。

前任州長在2009年已經推動過一次富人稅

美國總統

歐巴馬 2013年 針對年收入超過45萬美元、總共96萬戶課徵，提高所得稅率，由35%調高至39.6% 實施中

法國總統

歐蘭德 2014年針對年收入超過100萬歐元(約新台幣4100萬元)者，所得稅率由目前的45%巨幅調高至75%。影響1500人，新增稅收約新台幣80億元引發前總統薩科奇、大鼻子情聖名演員德巴狄等富人，宣稱要集體逃離法國；LVMH董事長阿諾特則申請移民比利時

日本首相

安倍晉三 2015年 預計將針對年所得超過新台幣1200萬元者，提高所得稅率至45%。 財務省規畫中

一家從負債二千億元開始的面板廠，曾經一度沒有董事長、兩大股東也不力挺，他們擔負年虧六百億元的「慘業」罵名，卻靠著從根拔起的改革信念，逼自己打破極限，從追隨者變業界創新者，這是群創重生的故事。

撰文‧賴筱凡、周品均

三年前，群創每賣一片面板就賠一片，每天一開工要賠掉上億元，群龍無首的﹁三合一」公司，背負著超過二千億元的債務；三年後，群創站穩全世界第三大面板廠地位，在推動電視新規格上贏得漂亮一仗，甚至啟動再工業化計畫，要把產線搬回台灣創造更多就業機會。

「俗語說從零開始，我們不是，我們是從負二千億元開始。」一位群創資深員工嘆了一口氣。二○○九年群創與奇美電合併，合併後的群創一舉超越友達，成為台灣最大面板廠，然而，誰也沒想到，面板產業的寒冬卻來得這麼快。「慘業」、「沒有董事長的面板廠」，大家是這麼形容當時的群創。

一一年，群創（原為奇美電）大虧六四四．三九億元，時任董事長廖錦祥因身體因素辭職，面對巨額債務，群創背後的兩大股東鴻海與奇美實業都深怕被群創拖下水，那幾乎是群創成立以來最黑暗的日子，因為沒有董事長，連經營團隊要出面與銀行協商，都受到極大責難。

有管就有用

建立資料平台每天盯進度

「我永遠記得那個畫面，台下坐著超過一百名銀行團的債務協商代表，指著段董（段行建當時為奇美電總經理）就罵，說要債務協商連個董事長都沒有。」跟在段行建身邊超過十年的群創基金會執行長、也是段行建祕書的羅美君說，那是她認識段行建這麼多年，最慘的一刻。

群創董事長位置從缺了一百天後，帶著經營團隊，段行建接下了這個重擔；當時的群創，一邊要整併奇美電、統寶，一邊還得在負債累累的情況下，讓這輛老爺車繼續在路上奔馳，要想提高運轉速度，也只能從每一個零組件慢慢調整起。

「我還真的很感謝合併這件事，因為群創合併了奇美電，才讓原本的奇美電有了改變的可能。」群創總經理、原為奇美電掌舵者的王志超坦言，來自「幸福企業」奇美電的員工們，一直到被群創合併了之後，才真正認知到，他們已經退無可退。

王志超說，以前的奇美電缺乏統整管理，明明是同一個案子，業務、採購卻各有一套數字，光要確定哪個數據是對的，就要吵上大半天。王志超從根改起，第一步就要員工把所有的資料都放在平台上，讓資訊沒有落差，為了做到這一點，王志超甚至每天盯上線人數。

「段董說的很對，『有盯有管一定有用』，我就負責把這件事盯成大家的習慣。」現在，當日營收做多少，產出多少片面板，王志超瞭若指掌。「再也不用聽業務、採購和研發吵得臉紅脖子粗，數字一拿出來，答案就很明顯。」王志超說，這件事在群創內部起了化學作用，當每位員工都必須做出改革時，公司內部的文化與氛圍也跟著有微妙變化。

曾在面板業待過八年的WitsView前研究協理劉陳宏，就對群創這套內部管理系統有相當高的評價，他說，群創內部的整合系統，特別是採購業務系統化，對內部管理與成本管控，效果都相當明顯。

再者，除了整頓內部的過程，群創也不能原地踏步，想存活，就得想辦法有更多產能、增加更多利潤。可是，當時的群創一年還給銀行的債務就多達百億元以上，段行建和王志超都認知到一點，要靠資本支出來擴充產能，是不可能的事。

一吋都不浪費

擠出一條五代線產能

「怎麼辦？要產能只能靠『擠』出來啊！」王志超將所有的廠長找來集思廣益，「哪些機台的效率明顯低，我們就從它的效率開始提升起。」這種聚焦式地對症下藥雖然有效，但當效率拉到與其他機台相同時，產能限制的瓶頸又出現了。

於是，他們開始想，五代線的玻璃面積一次產出就是四片三十二吋面板，多出來的部分就丟掉。「如果我們把這些要丟掉的玻璃也一起畫進來使用呢？我們可能可以改切三十九吋的面板，把每一片玻璃用到極致，或許是一個辦法。」王志超說。

由於原本的設備都是為了切割三十二吋面板而設計，要放大到三十九吋，光罩等設備都要跟著改，但王志超沒有別的路走，指令一下，廠長、研發人員全部動起來，主動找設備廠討論機台改造的可行性。

「一開始，設備廠都覺得怎麼可能，極限就是在那裡，但極限是要用來打破的。」王志超說。結果，他們將產線改造後，同樣的片數卻能生產更大面積的面板，產能利用率還增加了七個百分點。

靠著東縮西減，群創就這樣憑空增加一條五代線廠的產能。問題又來了，市場上的主流規格是三十二吋，根本沒有人賣三十九吋的產品，群創的面板要賣給誰？

王志超讓底下的業務分頭去遊說電視品牌客戶們，但說白了，當時的群創財務問題連帶影響客戶的信心，更別提客戶架上都在賣三十二吋的電視，根本沒人願意花心力幫群創推三十九吋電視，連王志超親自出馬都沒用。

一線大廠不願意推，他們就從二線客戶下手，找了一家日本電視品牌合作，大力遊說他們。剛好對方想在Best Buy通路嘗試新產品，即使產品還沒到客戶手中，他們硬是用保麗龍板切成三十九吋電視的樣子，直接在Best Buy開賣。「效果意外的好，消費者買單的意願很高。」王志超說，這讓客戶信心大增，極力拉抬三十九吋電視的下單量。

一名長期觀察面板產業的資深分析師解釋，「群創推三十九吋面板，不僅符合段行建要把產能利用率做到最大的理念，還正中消費者喜歡大螢幕的趨勢，讓群創成功奪回規格制定的話語權。」打響尺寸差異化的第一炮後，緊接著，群創再推４Ｋ電視，用更好的畫素來吸引消費者。王志超的策略很簡單，三星用ＯＬＥＤ電視來吸引消費者，群創就推出更低成本的４Ｋ電視，一樣講究高畫素，價格卻比ＯＬＥＤ電視還親民，消費者選購４Ｋ電視的意願，自然就比高價ＯＬＥＤ電視高。

兩招創新策略的打法果然奏效，逼得三星、樂金等韓國廠商只能回頭跟著群創推新尺寸與４Ｋ電視。王志超的邏輯很簡單，「如果你不創新，只會跟在別人後頭跑，客戶永遠會把你當tier 2、tier 3（二線、三線供應商），而不是tier 1（一線供應商）。」

生產線返台

﹁再工業化」抗中國面板廠資深產業分析師觀察，「群創近兩年來跳脫規格追隨者的框架，明顯比競爭對手友達的策略還有創新性。」同樣的，面對中國面板廠急起直追的威脅，群創也不怯戰。「你看中國八．五代廠一路蓋，如果群創跟他們做一樣的產品，那所有產品線勢必都會被壓著打。」時常台灣、中國兩地跑的王志超太清楚，台灣面板廠要勝出，就必須做中國面板廠不會做的事，新尺寸是如此、４Ｋ電視也是。

更何況，中國薪資連年漲，製造優勢已經不如以往，在在都讓段行建動了要把生產線搬回台灣的念頭。今年七月，群創宣示啟動「再工業化（Reindustrilization）」計畫，要把中國二五％到三○％的產能移回台灣，提高自動化。

羅美君透露，會用「再工業化」這個詞，靈感就是來自美國總統歐巴馬，他推動製造業返美，群創一樣也要做這件事，靠自動化設備，把產線搬回台灣來。唯有這樣，群創才能有更高的競爭力，就算中國面板廠趕上來，群創也不擔心。

走過美國反壟斷官司，走過三家面板廠合一的十萬大軍整頓，群創一路走來，不靠政府、不靠富爸爸，靠的只有自己的改革意志。如今，群創第二季獲利較前一季大增十六倍，上半年每股稅後純益○．三五元，總算可以脫離「慘業」這個形容詞了。

群創

成立時間：2003年

負責人：董事長段行建，

總經理王志超

資本額：995億元

主要業務：面板

主要客戶：三星、索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