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中國是遍地黃金,什麽都可以幹。但是現在進來做風險投資的這個時間,面臨的是大浪淘沙,這個時候你必須要有自己的特色。
本文由投資人說(微信ID:touzirenshuo)授權i黑馬發布,作者 。
1 參與創建KPCB
我在1994年進入職場,當時進入福建一家很小的創業公司——福建實達,在上世紀90年代曾經相當知名,1996年公司就在上海主板上市了,是16個大學生一起創建的一家民營高科技企業,主要是做金融行業的支付系統、清算系統。
大家可能知道,後來公司做了PC,但那是副業,當時公司的主業是做金融行業的支付系統和清算系統。這家企業曾在中國信用卡支付方面,不管是機具、ATM,還是後臺清算,大概占了50%的市場份額。
我是中國第一代硬件的POS機的設計者之一。在我們公司產品出來之前,都是進口以色列的產品,一臺POS機賣三萬塊,我們的東西出來以後,一臺4000塊錢,公司還有超過50%的利潤。我們做出了中國最早的信用卡共用系統、校園卡,第一個校園卡系統是我在四川大學做的,第一個支付共用系統是我在湖南做的。
2003年,我在上海做了一家支付類的創業企業,當時,這家公司是銀聯商務的第二大技術合作夥伴。
不論是後來在上市公司做投資並購,還是創業,在那個年代,做企業是要整天喝酒的,當然銀行系統已經非常好了,但還是一周醉三次,我現在也很好奇我太太怎麽能受得了,每周三天回去抱著馬桶吐,居然嫁給這麽惡心的一個人。
因為想換一種生活,覺得不想再靠跟人做關系賺錢了,當時就想,我要站著把錢掙了,不能天天跟人喝酒去掙錢了。當然現在又很頭疼了,好像還是得靠關系,又得跪著去掙錢了,這是現在的一個問題。
當時,我把那家電子支付公司賣掉了,然後去沃頓商學院。在我34歲高齡的時候,跟25、26歲的學生坐在一起去讀商學院。2007年,在我回國之前加入了KPCB,後來一起參與創建了KPCB中國基金。
2 投資人混的是聲譽
KPCB是2007年進入中國的,這個時間點,確實有點不尷不尬。當時,有一篇文章叫《創業公司的2005現象》,文章里面講,大量的2011~2013年上市的公司,都是在2005年紮堆創立並且拿到A輪投資,比如去哪兒、58同城等一大堆公司,都是在那個時候創建的。
所以在2005年左右,出現了大量的本土品牌,像北極光、啟明等一大批機構出現。這些機構已經有意識創建自己的品牌了,不過當時的中國投資,還是以美元基金為主,雖然他們也是本土品牌,但它的做事風格跟美元基金一模一樣。
其實在當時,基本上任何項目都很難判斷,中國的創業者很青澀,主要還都是海歸。你會看到,當時即使是阿里巴巴、百度這樣的項目後面也都跟著一堆投資機構。在沒有很大把握的情況下,五六個人一起投一個項目是普遍現象。2005年紮堆冒出投資機會在今天看來說明了投資是有周期性的,公司的出現也是有周期性的。當然,周期性是每個金融創業人員必須知道的。雖然我曾在沃頓商學院讀過,不過我那時候受到的啟發更多來自於跟投資前輩面對面溝通。
從2010年以後,風險投資在中國爆炸式地增長。2015年,中國募集的風險投資和PE的資金大概是2.5萬億。做早期投資的人,對數字不太敏感,我也很少看公司的財務。其中有1.5萬億是政府引導基金,這個是相當可怕的一個數字。
對比看來,美國風險投資已經非常成熟,LP、GP非常專業,你該做什麽事就做什麽事。做早期的專心做早期,做晚期的專心做晚期,他們投資階段分得比較清楚,行業也分得非常清楚。有一些專門做2B領域,有些專門做互聯網2C,都是根據個人所長。當然也有做全資產管理的機構。
哪里的VC還非常活躍?曾經是臺灣、日本、韓國、以色列、印度、俄羅斯、歐洲。現在,全世界只有兩個半VC能行得通的國家,中國、美國和以色列。以色列可以定義為半個VC成功市場,因為它的創新非常多,而沒有足夠的市場。印度試了好幾次,也是起起伏伏,到現在沒有證明。俄羅斯VC行業基本上沒了,曾經中國的VC市場是臺灣創投是一大力量,現在基本看不見了。
過去,中國是遍地黃金,什麽都可以幹。但是現在進來做風險投資的這個時間,面臨的是大浪淘沙,這個時候你必須要有自己的特色。你如果沒有自己的特色,過幾年可能你就只能離開這個行業。因為作為GP,每一個投資人都會給你一個幾年的甜蜜期。在中國,可能過三五年,你沒有給我可觀的回報,你再找他拿錢就拿不到了。
所以這個行業,混的是你個人的聲譽,這是你作為投資人唯一積累下來的東西。未來你要繼續投資,你必須要有資金源,如果這個聲譽都沒有,就是很大的問題。當然,國內有一些機構現在在各省就像成吉思汗一樣掃蕩,這個省弄完,就去下一個省,中國有30幾個省,反正都有足夠的地方讓你玩,這也是一種方法,但我不會去采取的這樣的方法。
投資人個人的品牌樹立有兩個路徑:一種,你真的太牛了,一下搞出好幾個太牛的公司,那市場就認你,這沒什麽好說的;另一種,通過幫助企業家,就算你最終不一定有非常輝煌的業績,但你獲得了廣泛的企業家的認可,你也可以繼續做下去。當然還有一條路,就是現在比較流行,走網紅這條路,投資人也要做網紅,但這個是需要天賦的。
3 投資三定律
一個偉大的公司能夠成長到什麽程度,完全取決於這個創業團隊,不取決於這個投資的幣種、上市的目的地,當然投資人對它的幫助可以很大,可以很小,可以正面,可以負面,這取決於GP的專業性。過去散養式的方式,未來肯定行不通,不管是幣種還是品牌,現在都沒有那麽重要了,反而是你真的給創業者提供了什麽資源和幫助,這個傳得很快的。
一、越野定律:知賽道,知門檻,知能力
創業好比越野賽,在賽道的不同位置暗含著不同的挑戰,需要具備與賽道相匹配的能力。越野賽不同於鐵人三項,每一次比賽你並不知道之前的賽道是怎麽設計的,這可能更形象的可以描述創業。
可能在這個賽道上有的是直路,那麽你就一直往前跑,那考驗的是你的直線長途奔跑能力;有的時候是雪山,那可能要考驗你爬山的能力;有的是湖泊、是沼澤……所以創業的時候,你根本都不知道未來這個賽道上將會遇到什麽。可能你遇到的東西是整個賽道中最難的。
現在我們把投資團隊綜合評分定為是10分,如果把他的技能和能力分解成多項,你會發現不同的團隊能力之間的差別。有的人不會遊泳,另一個人遊泳特別強但不會爬山。
那這個過程中誰能贏呢?很簡單,誰的技能值和賽道難點越匹配,誰就能贏。那些最終能成功的一定是更專業、更懂這個領域的人,他已經非常清晰地預料到了這個賽道會遇到什麽。
二、紅燈定律:差距就在你比他快一點點
一開始都在同一起跑線,差距就在每個紅燈前你比競爭對手快一點點。
同樣的賽道上,你有沒有能力在紅燈面前快一點點,就決定了最後的排名。這個紅燈是什麽?就是關鍵的戰略決策點。
這里我拿喜馬拉雅做例子,我們決定投它的時候它在業內並非第一,而是第四。很多人跟我聊,說市面上這一類的創業公司都差不多,為何覺得喜馬拉雅好?
說到底,我們是看到了喜馬拉雅在很多方面都走在了其他對手前面。比如說SPGC、文字版權、音頻控制、硬件生態,雖然表面上大家都在做,但實際上喜馬拉雅比別人早、比別人快。
所以今天你看所有的音頻公司做的都是一樣的事情,但是若每一步都比別人早6個月、早9個月,那這個區別就能使其變成第一了。
就是因為他在幾個紅綠燈前跑得快了一點點,然後你晚了一點點,這個就造成疊加效應,所以最後得結果和別人大相徑庭。
這里和網上流行得雞湯數學公式不謀而合,1.01^365=37.78,0.99^365=0.0255。每天差別一點點,累加後得到的結果就是這麽不同。
三、火箭定律:多級加速才是正道
企業家在創業過程中快速成長,團隊和外部資源必須能夠吐故納新,跟上節奏。一個企業快速成長的過程中它每一階段都需要不同的助推器,到不同的階段用不同的助推器,這個涉及到什麽呢?
第一個是CEO,CEO要在不同的階段改變自己,一開始你可能是整天埋頭跟團隊搞信息,搞產品,但是到一個階段以後你可能要關心的是資本運作,關心外部資源的整合,再往後你可能需要花更多的時間考慮大的格局戰略方向。
第二個團隊,公司往上沖的過程中一定有團隊跟著你一起成長,但也有團隊不能跟你一塊成長,因為大家的加速度不一樣。所以這個時候就要考慮新鮮的血液進來,同 時要把老臣子安排好。你要讓從最底層打拼起來的人一直跟著火箭,同時又能夠在不同的階段補充新鮮血液幫助你更好的往前沖。
第三個是在資金和資源方面,融資你要考慮到,每個階段需要什麽樣的資金,需要什麽樣的助力,每個階段的投資機構都有不同的資源、不同的幫助方式,在這個過程中選對投資人也是非常重要的。
VC需要不斷的顛覆自己,如果要推翻的話,可能在下一秒我剛剛的言論及告訴各位的三個定律或許就變得沒有意義了。因為我們要隨時隨地不斷地讓自己的腦袋清空重來,不讓經驗變成包袱,該拋棄的就拋棄,對我們如此,對創業者來說也是如此,這也是我現在感受特別深刻的事情,所以最後再總結三條建議給大家:
(1)不必迷戀任何定律,活學活用,因地制宜;
(2)臨淵羨魚不如退而結網,腳踏實地,切勿舍本逐末;
(3)伯樂常有而獨角獸不常有,好的產品自帶光環,回歸本質創造價值。
一名法院工作人員翻查各種虛假的“民族資產”單據、文件(南方人物周刊/圖)
“女兒試過各種方式把母親加入的詐騙群退掉。母親又氣又惱,堅決不許,最後說,我不交錢,你讓我留著群,我就看看,就看看……”
姚星又和母親大吵了一架,這次,是因為母親執意想去天安門“領錢”。
“你不要管我、我們斷絕母女關系算了。”電話被掛斷了。母親帶著哭腔,但“決絕,擲地有聲”。姚星也早哭了,心里想,這個瘋女人,現在全世界都不要我了。肝疼得厲害。
“想殺了那些人,你妹的。”事情過去一年了,她念叨的時候依然咬牙切齒。她不知道“那些人”是誰,但她知道,他們操縱設置了一個拙劣的騙局,披著的外衣叫“民族大業”“民族資產解凍”。
她是在一次和母親的通話後猛然意識到不對勁的。兩年前,她接到母親的電話,母親讓她把自己的身份證號、電話、銀行卡號發來。她問用途,母親支支吾吾,只說“是好事情,但要先瞞著你”。姚星覺得不對勁,母親只有小學文化,社會經驗相對單純,她至今記得2002年,母親帶她去火車站時,輕易被人以“這是假鈔我幫你去銀行驗證”的伎倆騙走了兩百塊。
姚星最後通過母親的微信頭像摸清了事件的來龍去脈。那是一個“很醜的頭像”,以紅色作底,與此同時,母親的聊天背景圖換成了綠底。姚星開玩笑地問:“你怎麽換了個這麽醜的頭像?”母親說,群規定的。姚星留了個心眼,就上網查,什麽組織會要求人把頭像、聊天背景換成這樣?
接下來看到的詞,讓她痛恨至今。順藤摸瓜,她繼續搜關鍵詞,百度、知乎,每一個問答平臺顯示的問題都正中她心病:“急!民族資產解凍是不是騙局!”“求助!如何讓家人相信‘民族資產解凍’是騙局?”“民族資產扶貧扶助款是真的嗎?是不是傳銷?”
每個問題下都能找到一群焦慮的子女:
“我給我公公說中央臺曝光了,他說他看過,還說那是國家宏觀調控,不能什麽人都領。我都不想再跟他說什麽了。感覺無可救藥,我都想聯系精神衛生中心了。
“我媽媽最近陷入這里面和我說馬上就能拿錢,我要怎麽說服她?我把知乎上的鏈接發給她她就發火,說以後什麽事都不會和我們商量,我真的好擔心。
“還在麽?現在我媽也是身陷騙局,怎麽勸都沒用!”
安徽省淮南市公安局刑警王輝第一次遇到這樣的案子。根據騰訊轉交過來的用戶舉報的線索,明明部分受害者名單擺在眼前,他們卻卡在了第一步立案上——不僅沒有人主動報案,更難以置信的是,哪怕是微信群被用戶舉報後查封、專案組一個個給轄區內受騙者打電話,受害人也都一口咬定,沒聽說、沒參與、沒受騙。
第一輪嘗試失敗,專案組檢討了自己的工作方式,改電話聯絡為當面約談。底牌也亮得晚了,先不提騙局,只稱公安局有事相找。還是吃了幾個閉門羹,但這次事情有了轉機:唯一一名願意配合工作的受騙者向標,在2016年7月,冒著大雨從兩小時車程外的壽縣趕了過來。
向標不是來報案的,至少他本意並非如此。他只覺得,配合公安工作,這是他作為一個老黨員的義務。62歲的人,走起路來腰板挺正、前傾,頗有股雄赳赳的氣勢,說完爽朗大笑。
聽公安局辦案人員說明約談來意後,他掏出手機,毫不掩飾地向警員展示信息:屏幕一直往下滑,每屏都是各種各樣的群,“武當山北京慈善總群”“民族大業”“精準扶貧項目”,不一而足,手機震動不止——王輝嘆為觀止,“我估計能有一兩百個(群)。”
屢屢碰壁的專案組警員們內心竊喜:這個向標,幾乎是有問必答。他一五一十列舉著自己參與過的所謂民族大業項目:從2016年4月起到8月,他已經買了單價3600元的“巨龍國際項目”一份,1100元的“三民城項目”一份,2800元的“西安慈善會議項目”一份,單價139元的“精準扶貧項目”46份,單價55元的“亞投行註冊費”68份……前前後後,僅就梳理清楚的部分,他至少投了兩萬五千余元。
(南方人物周刊/圖)
在公安局的受案登記表上,這兩萬五千元是向標的“損失”;但在向標看來,這是為解凍“五千年來列祖列宗存放在海外48個國家的官家資產”貢獻的力量,而希冀通過民族資產解凍獲得“上面”承諾的巨額物質回報(比如“巨龍國際公司”承諾給一千萬、豪車海景房、美國綠卡、坐飛機一元錢等),不過是順帶的、不重要的小目的。他對時事政治和當下流行的新概念尤為敏感和熱情,每個詞都能在意料不到的地方隨機組合起來。
他喜歡這種緊跟國家形勢、心系民族命運的感覺,這撐起了他對自我精神境界的要求和信心。最開始,他因偶然點進一個鏈接接觸到所謂“民族大業”,只覺得“怪好玩的”,“平時在單位、朋友圈,沒有這些話題。這些話題很特殊。在單位就是工作嘛,同事們每天都在聊臨床,對什麽是民族大業都不太懂。而在那個圈子里有那麽多事情,就感覺很好玩。參與‘民族大業’這些人,大部分都是很有夢想、不甘落後的人,都想跟著國家的形勢走。”
“你覺得那些是真的嗎?”
“真的假的我倒不知道。那時候有空就看看信息,我認為他們做的是正事,因為他們在群里宣導的都是正義的理念和正能量,說只有愛國人士才能參加民族大業。我的性格和一般人不一樣。我一個人在工作的時候,走千家串萬戶,如果工作沒完成,我寧願不赴約,連飯都不吃,也要把工作完成。實際上,我是2014年退休被返聘過來的,我的領導認為我很認真、負責任。”
向標的家在炎劉鎮上,在壽縣這個以農業為主的國家級貧困縣里,炎劉鎮尚屬於經濟稍好的。鎮上的中心小道坑窪,小貨車開過沙塵漫天,折進小巷里方耳清目明,是農村常見的帶院落的灰色水泥平房,院里種著樹、有幾方菜畦,玉蘭花香一陣一陣。
房子是老舊了些,但任何人走進向家的客廳,都不可能不註意到掛滿三墻的紅色錦旗。農村一層的主屋本來就高,向標把錦旗從高到低足足掛了三排,全是“妙手回春”“醫術高明”“在世華佗”之類的溢美之詞。除了老黨員,向標另一個反複掛在嘴邊的身份是“中醫世家第四代傳人”。他特地用塑料硬卡片制成的名片上,背面印著一行黑色大字,“專治精神病、神經病、精神分裂、頸椎病、不孕不育、怪病癥”。
向標家門兩側的偏房里,住著他的病人。每次住一名,以精神病人居多,通常是患者家屬找上門來的,四處求醫問藥碰運氣的過程中,特意來擁有祖傳秘方的“神仙”這兒碰碰運氣。向標對自己的醫術很有信心,在他口中,“精神病院治不好,在我這兒治好了”的病例比比皆是,邊說邊有意識地扭頭揮臂,讓人再次註意他身後的滿屋子錦旗。“大部分都要中西醫結合,中藥、西藥、針灸、刺血,關鍵看是什麽病癥。”
赤腳醫生在農村並不少見,向標不過是其中之一。青年時期,他來到安徽靠行醫謀生,自稱“沒有沒治好的”,外面送個美稱“神仙”,十多年後就從鄉下搬來了炎劉鎮。等到1995年上了衛校,拿畢業證辦到行醫執業許可證後,他成為街道衛生服務站的工作人員。
向標說著自己如何“為人民服務”:“我幫助了64個拄雙拐的殘疾人,12個精神殘疾人,17個……”
“你怎麽幫助他們的?是不收他們醫療費嗎?”
“不是,就是我知道這些人在我們鎮上屬於家庭非常貧困的,原來在合肥、六安、淮安精神病院的。一個家庭出現一個精神分裂患者,會導致一個家族的貧困。我不光給他們治,還拿錢幫他們投資民族大業的項目。”
向標自己的家境並沒有好到哪里去。盡管家有菜園、基本生活開支極低,但從2005年前妻因癌癥去世,加上兒子屢次創業失敗,向標家至今已經背上了一百多萬的債務,有銀行貸款,有求助於親戚朋友的借款,有朋友幫忙在擔保公司借的二三十萬。憑借在街道衛生服務站的本職工作和行醫收入,他每年能賺到十來萬,在一個貧困縣的小鎮上,這收入算相當高了;但他沒有用於還債:“還給他們,我這個錢就沒了。我拿錢來生錢。這是個理財方式。”
三個孩子都在外地,平時偶爾通電話,對父親的“民族大業”有知情的有不知情的,但父親對自己的財政有絕對的自主權。這兩年,向標找到了個全力支持他的賢內助,小衛。小衛是1986年生人,和向標整整差了31歲。她對這個年齡足以做她父親的人充滿了崇拜,兩人第一次偶然認識時,她用“偉大”稱贊向標的醫生職業。“你看像我們這樣的,就接觸不到什麽優秀的人。向老師身邊,就都是優秀的人。”
2009年北京朝陽法院,一位99歲的老人被控冒充國民黨元老李烈鈞解凍13兆民族資產,詐騙70萬余元。(南方人物周刊/圖)
小衛所指的“優秀的人”,正是民族大業群里的人:“因為他們都是城里面的人嘛,然後呢,他們懂得又多,一般都是做過什麽的,公司里面的退休工人啊,或者是村里的書記啊。最起碼他們比普通人接觸的東西要多一點。”小衛在農村長大,上面有個哥哥,家里不富裕,從小是乖乖女、學習認真,但對數學、物理不大開竅。高中畢業,沒考上大學的她為了減輕家里負擔,開始去小賣鋪打工,一年後去美容院上班。雖然學到了些人體經絡、養生、美容的知識,但推銷護膚品的要求讓她覺得很無聊、不適合自己:“因為做美容,除了懂手法,還要會說,性格要好。我不會說。我喜歡靜,不愛天天講那麽多話。”
那麽,“普通人指的是哪些人?”
“沒有理想,整天只知道吃喝玩,然後打麻將。你看隔壁,吃完飯就打麻將去了。但是我們接觸的人,不是這樣的人,我們是有夢想的人。所以我們接觸的人,在精神和物質上都是有追求有思想的,我們是有相同價值觀的人。”
王輝始終百思不得其解:他原以為,就像所有電視劇、法制新聞里演的那樣,那個冒著大雨來到公安局的七月天,會是向標幡然醒悟的開始,畢竟走之前,穿著警服的王輝還拍著向標的肩膀告誡說,這些是騙局,以後要多加小心;沒想到,向標轉頭回家,就在群里買了新的民族大業項目。
王輝和同事們哭笑不得。向標成為了他們辦案故事里的神奇人物之一, “這個人,腦袋是不是有毛病?”
為這事,向標上了央視焦點訪談。那時候,淮南市公安局已經將“巨龍國際公司”“三民城”的詐騙團夥基本打盡,詐騙金額逾兩億元、潛逃泰國的詐騙頭目李保財也被捉拿歸案。公安專案組節假無休,加班加點整理案卷起訴,76卷證據、文件、口供筆錄,堆得比人高;詐騙團夥為“民族資產解凍”偽造的金條、銀行文件、龍袍、印章、寶箱,光是運費就花了幾千塊,看得專案組警員們氣不打一處來:“怎麽這麽拙劣的東西也有人信?”
總之,騙局事實清楚,向標為“民族大業”投入的錢,最後不過成了李保財在泰國購置十余套別墅豪宅、揮霍享樂的贓款。央視播出的節目錄像里,向標和他的女朋友小衛卻還是深信不疑:
“民族大業是真的。這是國家的宏觀調控。國家表面上打擊,暗地里在考驗我們。”
這些話是他們從群里看到的。小衛把半張臉藏在電腦屏幕下,眼也不擡地回應著央視記者的疑問:“不知道。我就是信。要悟。”
又一個多月過去,這次,他們倆的態度動搖了些。王輝聽說,焦點訪談播出後,向標羞得不行,覺得鄰居們都知道了,笑話他。這次一上來,他就主動澄清:“上次焦點訪談來,我覺得我自己說得不太嚴謹。”哪里不嚴謹?對民族資產的表述不嚴謹。說著又重申了一遍:“應該說是五千年來列祖列宗存放在海外48個國家的官家資產。雖然存放在國外,但是那些是我們中國的錢。現在我們要這些錢是天經地義的。要報聯合國批複,如果近幾年要不回來,那就又要再過20年。現在民族大業、民族資產結束了,以後不存在什麽民族資產了,因為那些人全部都被封了。”
“誰跟你說的?”
“群里講的,說是這些存放在海外的列祖列宗的資產解凍不了,幾年內要不回來,又要等20年以後。比方說,我是群主,我們幾個都是好朋友,我告訴你,你告訴他,你們又各自建群傳播這些信息,反正都覺得是‘傳播正能量’。”
“所以是群主說的嗎?”
“也不全是,還有項目的上級領導人。”
“項目的上級領導人是誰?”
“我們不知道。”
“不知道就信?”
以前用“要悟”來回應的小衛,這次放軟了語氣:“現在吧,你們又是公安又是媒體老來跟我們說,搞得我心里也不是很確定到底該不該信了。但你們就是不信,我們就是信,有什麽辦法呢?我們價值觀不一樣。”
向標也有了點不好意思:“我現在回想起來都覺得可笑。可能一開始也不全信,但群里老說,看得多了,就覺得應該是真的。”但過了會兒,他的口徑可能又會變成:“民族大業應該是真的,只是我們運氣不好,這次被那個李總裁騙了。”
“民族大業”泡湯,向標把還債的希望寄托在兩件事上,一是兒子的創業,二是“雲數貿”(另一規模較大的傳銷組織,通常以非法入股融資,發展下線)。從2012年開始,向標陸續往“雲數貿”里投了十幾二十萬,2016年10月開始,開始嘗試“五行幣”,又投了五千。“這幾年又多背了十來萬的債。”
“現在賺到錢了嗎?”“沒有。”
“萬一實現不了呢?”“我相信雲數貿會實現的。”
“為什麽如此肯定?”“雲數貿在全國都有,還做到外國去了,專門在泰國建旅館的,在中國大陸搞得轟轟烈烈。它們就是要和日本占股百分之七八十的天貓、京東抗衡。它怎麽可能失敗呢?”
無論拉家常時多麽正常、乃至熱心腸,只要聊到類似的騙局項目,和向標、小衛的對話,總是輕易地滑入一個邏輯無效的死循環。他們拒絕討論事實與細節的真偽,拒絕辨別信息的來源,拒絕觸碰半點“我可能錯了”的假設,以不變應萬變地用“我就是知道”“我不知道但我就是信”兩個邏輯來回應對方的一切質疑。跳出了民族大業的坑,卻跳不出量子眼鏡、量子電飯鍋投資,跳不出五行幣、維卡幣、雲數貿、330農場遊戲、郵卡幣……
“容易被騙的人大概有幾個共性。第一,不是很富裕、但也不是太窮,手頭上有點閑錢,又還有賺更多錢的需求;第二,有一定文化程度,但沒有批判思辨的能力。”
周濤穿著囚服背心,左手被銬在桌上,坐在鐵欄里邊,鎮定且有條理地說出了這番分析。在去年8月前,周濤大概從來沒想到,擁有師範院校的在職碩士學歷、做了十多年中學教師的自己,有一天竟會以詐騙嫌疑從犯的身份被關在看守所,等待法律的審判。
牢獄之災是退場的警鈴,但事實是,被卷入騙局的人里,絕大多數人的反思停留在為其帶來損失的直接事件上,幾乎不具備舉一反三的能力。在采訪到的數名受害人和詐騙犯中,只有詐騙頭目李保財和中學教師周濤,真正意識到了各類騙局“舊瓶裝新酒”的本質。農村出身的李保財只上到小學四年級,13歲就開始到外省打工,社會經驗極其豐富、為人油滑,但用最樸素的方式道出應對萬宗騙局不變的核心:“要你拿錢的都不要信唄!”
2014年西安,一名婦女假冒清朝公主,利用“解凍資產”騙局詐騙了572萬元,警方將她刑拘後清點假鈔和假金條。(南方人物周刊/圖)
如果說小學文化水平的李保財尚是憑借樸素的認識能力,周濤則是極少數真正具有分析能力的人。周濤的犯案級別不高,最開始甚至也是受騙者,後來因為發展了些下線被卷進案件,算組織里的低層。可惜的是,他的理性邏輯顯然太過姍姍來遲,一旦心存僥幸一步步滑進深坑,最後多半會騎虎難下。
周濤有三個孩子,都在讀書上學的年紀,夫妻兩人都在中學執教,是最普通的工薪家庭。家里尚可溫飽,但養三個孩子,隨著未來教育支出的增加,壓力不是沒有。“民族資產”等其他騙局項目的初始投入都偏小,幾百甚至幾十塊的都有,又承諾了巨額回報,他想,反正這麽點小錢,哪怕是假的損失也不大,就當丟了也不可惜,於是雜七雜八地投了不少。沒有一個讓他賺回錢,每到承諾的日子,群里就會出現各種延宕日期的意外。他沒有群里其他人那麽狂熱,只是將信將疑,又抱著僥幸想,那就再等等唄,萬一是真的呢?
直到去年6月初,他被一個叫“黃龍”的人加好友,對方和他聊“民族大業”的事情,順勢把“三民城”項目推薦給了他。這次,對方告訴他:“如果三民城項目沒有成功,其他你之前報的項目都成功不了,都拿不到錢。”
這句話是他的最後一根稻草。後來回想,那時候,他有種一切都得到了解釋的感覺。“破釜沈舟吧,最後一次了。”
於是,他交了三民城項目的1100元,拿到“三民城證”和“團證”兩本證件,對方承諾,2016年9月1日《慈善法》頒布後就會發放善款,加入三民城的人可以享受很高的待遇。當然,作為一個有理性有文化的人,他其實不大相信。但1100元尚可承受,若真能換來那些經濟回報,倒也不是不值得賭一把。
更何況,他在群里看到了那麽多人,甚至有大學教授。“大學教授總該是聰明、有文化的吧?群里那麽多比我聰明的人都信,我有什麽理由相信自己比他們更聰明呢?”
大約兩周後,黃龍邀請他去莆田仙遊縣三民城項目考察。周濤半信半疑,以沒有錢推脫,沒想到對方爽快地給他打了2000元路費。6月中旬,他來到仙遊縣,黃龍帶他去了當地一所民居,把他介紹給一名據稱是“三民城項目負責人”的老人。老人家里墻上貼著好多他看不懂的字,也拿出了很多和“民族資產”相關的文件、物證。
周濤其實還是不太信。但最大的吸引力來自黃龍的承諾,“這個項目做了以後可以衣食無憂。”
“我還是挺想賺錢的,然後抱著一絲僥幸心理就做了。”
“什麽樣的僥幸心理?”警員曾這樣問他。
“當時心情很複雜,很糾結,覺得可能不是真的,但是還希望是真的。並且後來做了以後,發展得很快,越做越大,報名的人越來越多,到人真的多起來以後,我有點身不由己的感覺了,不論真假都只能做下去了。”
總結怎樣的人容易被這種騙局迷惑時,他給出了開頭的答案。我追問,“為什麽是‘一定’文化程度?”
“很有文化的不會信,但完全沒文化的,他也聽不懂這些項目在說什麽。而且,有一定文化程度的人,往往有種自負,不是自信,是自負自滿,他們不相信自己是錯的。”
說到這,周濤低頭、語氣驟輕:“我之前,也有點自負吧。別人說什麽我都聽不進去,覺得自己才是對的。”
7月中旬,周濤第二次來到莆田。這次,全國各地來考察“三民城”的人匯聚一堂。豪華的酒店會議廳,真實鮮活、各行各業的人,“融洽信任”的氣氛,“三民城”組織展示的種種物證,“上層領導”的現身……現實世界中看得見、摸得著的一切,比微信群更叫人信服。
刑警宋秀鳳也曾親眼見過所謂“民族資產解凍”項目組織的會議。去年8月,廣西南寧,專案組已經事先布置好警力,準備趁著會議將“巨龍國際”詐騙團夥一網打盡。會議在當地一家裝潢豪華的酒店召開,一兩百號人身著統一的紅色上衣,隊列排得整整齊齊,偶爾有集體敬禮、喊口號的儀式。臺上擺著一排“寶箱”,放著偽造的“民族資產解凍”物證——假金條,偽造的國庫或銀行憑證,蓋有假冒國務院公章的文件,拙劣PS出來的李保財與國家領導人的合照……所有人分小組排隊上前參觀。在這里,李保財被吹成了一個神話式的神秘領袖:他聲稱是國民黨將領李烈鈞的兒子,真實年齡已經80歲,但仍保持著37歲的容顏。
“跟邪教一樣,非常虔誠。”宋秀鳳回憶,“組織形式和傳銷類似,但他們不限制人身自由,也有少數幾個好像不太相信,中途離場走掉的,也沒人管。”
由於擔心發生大規模騷亂,他們一直蹲守到會議結束,才對主要詐騙嫌疑人逐個實施抓捕。她和同事在賓館電梯里將其中一名女性詐騙犯逮住時,問該嫌疑人在團夥中是幹什麽的,對方張口就說:“看庫的。”
“什麽庫?”
“西南地庫。”
真被洗腦還是假被洗腦?有時連警員們也說不清。向標也深以為他在群里上交的所有錢最終都會流入國庫,甚至在破案後面對公安人員“如果贓款被追回返還給你,你要不要”的問詢時,依舊大義凜然地說“如果是進入了國庫的,我不會收”。
他女朋友小衛卻在他走後,嗤之以鼻地輕笑了一聲:“怎麽可能不要呢。”
廣西南寧、北海等地都曾曝出過類似新聞,甚至一整個村子都基本被熟人關系圈拉入傳銷或詐騙組織的事,也並不罕見。“巨龍國際”的頭目李保財在追溯自己走上詐騙的歷程時,把責任歸咎於20歲開始的酗酒賭博和“環境不好”。他操著粵語口音:“廣西那個地方你也知道,2008、2009年那會兒,廣場上很多搞傳銷的啦,談資本運作,談開發。發下財這樣子。反正很泛濫。”
當時他30歲,已經在社會上混了17年,換過不少營生,在餐廳洗盤子、擦皮鞋、掏糞便里的蟲子賣給養魚販、賣西瓜、開養生會所,從最開始的正經勞動賺錢,慢慢涉足遊走在法律邊緣的灰色行業。2009年左右,他在火車站旁邊和人閑聊,認識了一小撮聊傳銷的人,漸漸混在一起。
大概是少時混社會的警惕,從最開始,他就沒讓任何人知道自己的真名——他父母是沒什麽文化的貧苦農民,自從他離家打工後便不大管了,兩個哥哥各自在外打工不常聯系,除了一群酒肉朋友外也沒有真正的好友,結了婚但七天里有五天在酗酒,脾氣暴躁,兩個年幼的孩子出生時他都不在、記不住生日、取名和自己無關……可信任的社會關系幾乎是零。
不久,這撮四人的小團隊以“中華十七梅花同盟會解凍資產委員會”的名義開始了“民族大業”的行騙——之所以選擇“民族資產解凍”,是因為團隊中有人對此騙局已有幾十年經驗、又容易操作上手。但據李保財自己的描述,“沒什麽人信”,並且就在第二年,三名同夥被逮捕,只有他因沒用真名而逃脫。
當年由於涉案金額較小,同夥入獄一兩年後即被釋放,但對“叛徒”李保財耿耿於懷。盡管如此,詐騙在他們看來,依然是來錢又多又快、永遠有人上當、也最熟悉的賺錢手段。2015年,同夥冰釋前嫌,再把李保財約出來喝茶,重啟“民族大業”。最開始的進展依舊緩慢,直到在發展下線過程中,遇到了具有傳銷組織經驗的得力幹將,把傳銷中發展下線、凝聚組織向心力的模式帶進了“民族大業”騙局……
“巨龍”的發展速度,從此一日千里。“我哪曉得會搞那麽大的嘛。唉,真的是,捅破天了。”鐵欄里面的李保財肥肉滿身,每聊幾句就開始掰扯手銬。
看守所里,哭得最慘的是46歲的肖思。盡管已消瘦到顴骨突出,但還是看得出她五官的清秀。被誇時,她顯然楞了一下,又羞赧:“我已經老了。”
年輕時,她的生活確實令人艷羨:嫁了在當地公安局工作的老公,有個會跳芭蕾和民族舞、每次都考全校前三名、考上北京某大學的聰明女兒。但少有人知,這光鮮背後的家庭關系已然支離破碎——
“你丈夫平時不會跟你說,註意預防怎樣的騙局嗎?”
“不會。他工作太忙了,每天6點就出門上班,總是零點以後很晚很晚才回來,我都睡著了,平時根本沒機會交流。”
“女兒呢?你和女兒說過嗎,她勸過嗎?”
“她不知道。上大學後,大概一兩個月給我打一次電話吧,也就是聊聊最近吃什麽、過得好不好,我自己經濟上的事情不跟她說。我也怕打擾她,她很優秀的,不是我做母親的偏心,她是真的很優秀的孩子,也很忙,有時候打電話過去,在圖書館不方便講話啦、在忙什麽社團活動啦,我不忍心占她太多時間。她和爸爸比較親,可能說得多點。”
夫妻關系名存實亡,經濟也各自獨立、互不幹涉。最開始,兩人好過。二十多歲時,肖思因事故傷了脊椎、行動不便,丈夫也曾徹夜陪伴治療,但逐漸敵不過時間對感情的淡化。肖思從衛校中專畢業,後來在煙草公司負責財會工作,婚後也自己兼職做些直銷生意,比如去公園推銷賣蟲草。隨著年齡漸長,經濟的不安全感也與日俱增——自己的養老金夠不夠?女兒以後還要成家買房,自己能不能出份力?
2016年西安,兩名男子打著投資開發民族資產的名義,號稱成立大中華海外投資銀行,詐騙他人錢財100萬元
肖思便上網查“理財”,搜索結果跳出來往下翻,維卡幣之類的進入了她的視野。她不信任銀行,這是很多年前一次意外形成的執念——當時,她剛把三百塊存進存折,第二天就被盜取了。網上這些理財方式,看起來倒頭頭是道,承諾的獲利也叫她蠢蠢欲動。
她不清楚真假,確實也曾搜索過。但搜到的結果眾說紛紜好壞參半,她也不知該信哪個。思來想去,她下了決心,舍不得孩子套不著狼,理財嘛,不是風險越大收益越高嘛,哪還有不承擔風險的?
之所以參加“巨龍國際”的“民族資產解凍項目”,也是類似的心理:“雖然我當時不相信,但看見有很多人都參加了這個巨龍國際項目,我就抱著賭一次的心理也交了3500。”由於表達能力出眾、當地人脈廣、有一定組織能力,還有處理公司財務的經驗,她在南寧的大會上被李保財看中,納入公司管理高層負責財務賬目工作,並被李冒用身份證,以她的名義註冊了“彩龍”公司。
和中學教師周濤一樣,騙局只會是個向下的滑坡,一旦邁出將信將疑的第一步,哪怕之後徹底明白這就是騙局,也很難擺脫“身不由己”的處境和纏身的欲望。去年5月開始,她甚至大膽到與李保財的團隊分裂,不再把收上來的會員費上交,自己帶小團隊單幹(與此同時,李保財則稱她為“叛徒”“害人精”),短短一個多月,四千多單、每單3600元,總金額約1400余萬。她平生第一次見這麽多錢,被沖昏了頭腦,害怕又興奮,瘋狂購物、買車買房,重新拾起七八年前打麻將的愛好,輸了幾十萬……
東窗事發後,她抽抽搭搭地抹著眼淚,眼眶全紅:“我理想的生活,就是在家看看書、種種菜,前段時間我還和女兒說,我想去學鋼琴……我不該貪心的,現在我什麽都沒了……這次丈夫一定會和我離婚的,我身體又不好,我會死在這里面……”
然而,聽說自己投了39萬的維卡幣也是一個騙局後,她吃驚地睜大了眼睛:“不會吧?”
北大副教授張昕專門研究老年心理學,他曾在知乎上寫專欄文章、開線上講座,其中有一篇名字就叫《爸!讓你別給騙子匯錢,你怎麽就不聽呢?》。這也是和姚星一樣的受騙者家屬最糾結的問題——不管他們如何使盡招數證明那是騙局,神秘的“組織”似乎早就教了他們的父母一套應對方式:親人不支持?很正常,多少人妻離子散,做大業的人必然是孤獨的!看到負面新聞?偉大的名人某某某最開始也被人詆毀!群里誰傳播負能量誰就要被踢出去。公安局打擊?是國家的宏觀調控,只有意誌堅定、經受住考驗的人才能贏得勝利,這是大浪淘金!
姚星特別後悔四年前開始教母親用智能手機。在她看來,一切禍根都從此而起:“網上那麽多亂七八糟的信息,她看到什麽都信。要是每天轉點雞湯也就算了,誰想到她會迷上什麽民族大業啊?”
姚星和母親相差近40歲。50年代出生的人對教育的理解,無非是讓孩子吃飽穿暖上學,精神世界、情緒心理的深入交流幾乎是零——印象里,她第一次來月經,母親知道後也只“哦”了一聲。她生活在一個關系複雜的重組家庭,本來與母親共同生活的時間也不多,而母親退休後,無疑是過著空巢的生活,吃飯、看電視劇,“非常空虛”,也幾乎不和女兒分享自己的世界。
在張昕看來,也許這不能全怪母親太過單純:“隨著年齡的不斷增長,人的各項能力是在走下坡路的。從退化的角度說,老年人是一個全腦的退化,尤其是前額葉的萎縮。前額葉與人類的邏輯思維、執行控制能力等相關,是人類相較於其他動物而言,比較獨特的、後進化出的腦區。心理學上有個說法,叫‘後進化、先退化’,也就是說,其他一些比較古老的腦區,退化的速度會相對慢一些,比如說負責情緒處理的腦區。”
人類衰老過程中大腦退化的生理必然,加上時日不多的心理緊迫感、社會角色的轉變,讓老年人的認知決策有了自己的特點。在研究老年人信任感的來源時,張昕意識到,許多老年人是按照親疏遠近來區分信任誰、不信任誰的。而騙子一旦已經進入老年人最核心的親密感圈子,甚至取代了家人、子女的地位,此時再想讓他糾正之前的觀念,基本是亡羊補牢——因為衰老也伴隨著思維固化傾向的增加,和記憶力的衰退,他們對已經獲得自己信任的騙子或組織,總會選擇性地記好不記壞。
“如果你說,我的家人被騙了,我該怎麽辦呢?我經常跟他們說,你要問你自己,在他們被騙之前,你幹什麽去了?第一,你有沒有每周至少打一兩個電話給你的父母或者爺爺奶奶?第二,你在跟父母或爺爺奶奶交流的過程中,有沒有盡到一個良好的傾聽者的角色?還是在他們說的時候你很不耐煩,說好了好了我知道了。騙子時不時幫老年人買個菜、去超市買個東西,他付出這麽多目的是什麽?還不是為了以後有更大的收獲。這是一個值得年輕人去思考的問題,你有沒有盡到這樣一個責任?”
在聽過那麽多爭吵、絕望和無力的故事後,張昕家故事的借鑒意義顯得尤為珍貴:他父親對爺爺的高質量陪伴時間非常多,而爺爺雖然有時候也會被各色名目的保健品推銷和騙局吸引,但總會在做決定之前,先問問兒子,“你幫我看看這個是怎麽回事、靠不靠譜。”他對兒子的信任度,遠在陌生的騙子之上。
相較之下,水深火熱中的姚星,自從發現母親的“民族大業”,就開始了與母親的手機攻防戰。理工科的女兒試過各種方式,想強制把母親加入的群退掉。母親又氣又惱,堅決不許,最後說,我不交錢,你讓我留著群,我就看看,就看看……
“我就看看,我就看看……”重複著母親的話,姚星的語氣,也漸漸低了。
(來源:南方人物周刊)
每經記者 黃小聰 每經編輯 吳永久
新都退在最後一個交易日依然瘋狂,即使公司在7月5日和7月6日連續發了兩份風險提示公告,依然沒有擋住投資者的熱情,截至最終收盤,上漲4.29%報收於1.7元。
而如果從6月21日的低點來看,12個交易日更是達到了38.21%的區間漲幅。但其實從這幾年退市股的表現來看,新都退的瘋狂程度也只能算得上一般,有的退市股在公告後甚至能連續拉出6個漲停板,難道說越是臨近退市,越要抓住“青春的尾巴”?
退市股上演“青春的尾巴”
如果回顧最近幾年的退市股,這種抓“尾巴”行情的狀況其實並不少見,而新都退也並不是最瘋狂的一只。
比如於2016年5月13日被摘牌的退市博元,公司股票於2016年3月29日開始進入退市整理期交易,在連續跌停並於2016年4月5日跌至3.92元後開始出現連續上漲,並且在4月5日至4月18日區間達到15.35%的漲幅,而在5月11日的最後交易日同樣上漲2.75%。
此外,因徐翔在退市前入駐而備受關註的退市長油(現為“長油5”),於2014年6月5日被摘牌,但股價在2014年5月7日至6月4日區間漲幅同樣達到了16.9%。
而有這種情況存在的也不僅僅是這兩只股票,還有的股票在公告進入退市整理期之後,竟然是連續漲停。火山君(微信號:huoshan5188)註意到,國恒退自2015年5月29日起進入退市整理期,但是5月29日至6月8日,國恒退竟然連續6個漲停板,區間漲幅更是達到驚人的77.12%。
這樣的表現真是讓人看不懂,這究竟是退市還是剛上市?而這樣的“尾巴”行情其實也只是投資者願意豪賭一把的原因之一。
加強退市執法力度是大勢所趨
如果說退市股的“尾巴”行情已經夠瘋狂了,那麽轉到新三板市場交易的部分退市股,更是瘋狂得讓人目瞪口呆。
以“長油5”為例,當其轉到新三板交易之後,從2015年4月20日的0.87元,一路上漲至6月4日的4.17元,區間漲幅達到379.31%。同樣的情況也出現在“二重5”等個股上,在新三板上市之後反而都出現了連續一字板。
顯然,有這樣的先例存在,也就難怪投資者對於退市股的行情“尾巴”會如此熱衷了。那麽,這樣的退市股行情是不是還要這麽持續下去呢?這樣的豪賭行為是否又是投資者可追逐、可放手一搏的呢?
對此,著名經濟學家宋清輝認為,“在監管層對市場嚴厲監管背景下,退市股目前幾乎沒有任何投資價值,豪賭股票恢複上市幾乎沒有可能。投資者應該回歸到價值投資上去,逐漸淡化這類垃圾股投機。”
另外,“不管是新興市場還是成熟市場,通過嚴格的退市制度實現股票供求均衡都是至關重要的一步。同時,作為資本市場最重要的基礎性制度之一,雖然當前退市制度改革相比之前有了很大突破,但要真正對造假行為產生威懾作用,還有待加大違法成本。因此,加強退市執法力度是大勢所趨,不但有利於保護中小投資者利益,而且對於規範中國證券市場管理秩序、促進市場經濟健康有序發展具有重要作用。”宋清輝進一步指出。
農村土地制度改革等多種因素,正在讓農村重新煥發活力。
4月21日,在2018特色小鎮發展高峰論壇上,中國城鎮化促進會常務副主席、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原副主任鄭新立稱,城鄉融合發展是解決當前社會主要矛盾的根本途徑。
鄭新立認為,城鄉發展差距不斷拉大的根本原因,在於城鄉兩個市場的行政分割,城市的市場基本上已經實現了全要素的市場化,而農村的生產要素處在半市場化,或者完全沒有市場化的狀態。由於農村的市場化程度低,導致農村的要素源源不斷地流向城市。改革開放四十年,農村的勞動力、資本、土地三大要素源源不斷地流向城市,支持了城市的繁榮。
在他看來,發展特色小鎮將是城鄉實現融合發展的重要途徑。通過特色小鎮可以帶動農村的發展,帶動農村基礎設施的建設,帶動農民的就業。比如,臺灣農村搞鄉村旅遊,農業觀光,農民收入有了較大幅度的增加。再比如,韓國通過上世紀70年代搞的新村運動,40多年的城市化過程中,城鄉居民收入始終保持同步增長,差距保持在1:0.9左右。
結余建設用地指標的跨省調劑
值得關註的是,中國農村的土地制度也發生了變化。當前,在農村,承包地、宅基地都實行三權分置的改革。十八屆三中全會以來,中央推行的三塊地的改革,正在成為撬動城鄉融合發展的強有力的杠桿。
他認為,若以這“三塊地”為質押,在“十三五”期間,將撬動20萬億的銀行貸款和社會資金下鄉,可以投入到農業現代化、新農村建設和農民工市民化和特色小鎮建設上來,城鄉發展差距就能夠迅速的縮小。
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提出,改進耕地占補平衡管理辦法,建立新增耕地指標、城鄉建設用地增減掛鉤節余指標跨省域調劑機制,所得收益全部用於脫貧攻堅和支持鄉村振興。這意味著,農村結余的建設用地指標不僅可以在本省本地交換,而且還可以跨省交換。
鄭新立表示,如果將中西部騰退出來的宅基地作為建設用地指標賣給東部省份,在過去,一畝建設用地在縣域賣,根據經驗只能賣到7萬,在地級市可以賣到20萬,但在省域統一市場就能賣到50萬,如果建立全國統一市場的話,就可以賣到100萬左右。
他說,跨省域建設用地的調劑為建設全國統一的建設用地市場打開了一個缺口,將成為一個撬動特色小鎮建設,撬動城鄉融合發展的強有力杠桿。要利用好這個政策,逐步的發展,從而建立全國統一的調節機制,使土地跨省域調劑所獲得的收入能夠更多的補償給退出宅基地和房產的農民,使他們能夠獲得更高的資產收入,從而在城市里面買房子或者租房子,有利於農民工的市民化。
市民下鄉的模式創新
此外,要想城鄉融合,自然無法離開城市資本和市民的下鄉。
在會議上,國開金融公司副總裁左坤認為,中國的鄉村要想達到發達國家的水平,就不應該就農村論農村,而且依靠農業、依靠農民工返鄉,通過搞鄉村旅遊、農家樂是很難取得大發展的,最終應該跳出農村來發展農村,通過引導市民下鄉,為日益空心化的農村註入新的發展動能。
他表示,市民下鄉有三重重大價值:一是短期的經濟價值。市民的投資消費在短期內有助於快速解決鄉村建設的大額成本問題;二是中期的民生價值,市民下鄉後將會產生巨大的生產和生活服務需求,在中長期內能夠解決農民的持續就業的問題;三是長期的社會價值,從長遠來看,這是最重要的價值因素,因為市民下鄉將為鄉村註入相當部分的市民階層,包括退休的政府公務員,以及企業主、藝術家、高級白領、知識分子、自由職業者等,這些群體的下鄉重構鄉村的人口結構,改變鄉村老幼相守,缺少知識分子的社會架構。
近年來,在官方文件中也逐步出現了鼓勵市民下鄉的內容,涉及到鄉村旅遊、康養領域。對於有些地方發布了鼓勵市民下鄉租賃農村閑置農房的政策,左坤稱,這種讓市民和農民直接交易,分散下鄉的做法,短期內可能有助於部分農民增加收入,但從中長期來看,對鄉村的發展作用有限。
其中原因在於,一是這種做法受益農民的比例不大。根據官方統計數據,在鄉村盡管很多房子是空的,但是完全進城徹底空置的農房比例不超過20%,即便把這20%的房子都租給市民了,剩下80%的農戶也不會有任何的變化。二是市民租房的生活品質不高,很多市民租了以後重新裝修一番,但是時間一長,新鮮勁兒一過,煩惱就會來,比如鄰居和周邊的環境仍然很差,在鄉村很難有想要的生活服務配套功能,而且閑置農房的價值不高,環境和配套品質不高,農民最終獲得的租金收益也不高。農民土地資源價值並沒有得到最大化的挖掘。
左坤認為,這種分散交易的市民下鄉的政策,導致的最終結果是市民和農民都不會太滿意,農民沒有得到普遍的全體村民的最大化的收益提升,市民也沒有得到高品質的鄉村生活的體驗,並將逐步喪失下鄉的熱情。從國開金融的實踐看,鄉村建設必須要有大企業、大資本、大謀劃、大運營,整體謀劃實施,才能讓鄉村的環境和價值得到顯著的提升,從而真正為農民獲利、市民積極下鄉創造條件。
近日,法國總統馬克龍在法國年度外交政策演講中表示:“歐洲不能依賴美國來保護,我們必須保證自己的安全與主權。”馬克龍在演講中還呼籲歐洲建立獨立的金融系統和防務系統。幾乎在同一時間,德國總理默克爾在接受德國電視一臺采訪時呼籲,為了對抗美國總統特朗普的保護主義,歐盟應該努力變得更加自主。德國外長馬斯也在署名文章中表示,歐美夥伴關系應該更加平衡,當美國跨越“紅線”時,歐洲將予以制衡。但德國無法獨自完成這個任務,只有與其他歐洲國家緊密合作,才能達到制衡美國的作用。
默克爾發表歐盟應加強自主性的言論已不是頭一次。此前,在結束七國集團峰會之行後,默克爾就明確表示,美歐互相依賴對方的時代已經結束,歐洲人要把命運掌握在自己手中,必須為了自己的未來、為了歐洲人的命運打拼。默克爾將於9月初訪問巴黎,與馬克龍就歐洲未來的發展方向進行商議。
美歐之間分歧不斷
特朗普上任以來,尤其是2018年以來的半年多時間,美歐之間分歧不斷。在氣候變化問題上,特朗普不顧歐盟的反對退出巴黎氣候協定。在北約問題上,特朗普要求歐洲成員國必須加大防務投入,要滿足成員國的軍費開支必須占GDP2%的硬指標。在伊朗核協議問題上,歐盟退出伊朗核協議表示不滿。歐洲理事會主席圖斯克在談到歐盟目前面臨的現狀時諷刺道,美國和特朗普是“比敵人還差勁的朋友”。
最尖銳的矛盾出現在貿易問題上。美國將貿易戰大棒揮向歐盟,宣布對其附加征收25%的鋼鐵關稅和10%的鋁關稅。歐盟不得不擬定報複清單,回應特朗普發起的貿易戰攻勢。特朗普發出威脅,將對所有在歐盟組裝的進口汽車加征20%的關稅。歐盟委員會警告美國,如果美國政府以懲罰性關稅打擊汽車進口,可能引發全球對高達近3000億美元的美國出口產品展開報複。盡管特朗普7月底和歐盟委員會主席容克就緩和貿易緊張局勢達成一致,雙方同意通過談判降低貿易壁壘、緩解貿易摩擦,並同意暫停加征新關稅。但調查顯示,71%的受訪德國和美國企業表示,他們對美歐化解貿易爭端的前景表示懷疑。
美歐矛盾並不是什麽新鮮事。在2003年小布什任內,美歐關系就出現波折。小布什以“先發制人”追求美國絕對安全的戰略理念引起法國和德國領導人的反感。時任德國總理施羅德和法國總統希拉克在美國發動伊拉克戰爭時,反對美國采取單邊主義行動。在安全戰略和外交戰略理念上,美歐之間出現重大分歧。美國戰略學者羅伯特·卡根將之形容為,美國來自“火星”,歐洲來自“金星”。2008年奧巴馬上任後,美歐外交政策理念重歸一致。在氣候變化、防止核武器和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擴散、自由貿易等諸多議題領域,奧巴馬的政策立場均與歐洲接近。美歐關系出現了重回“蜜月期”之勢。特立獨行的特朗普終結了上一階段的“蜜月期”。“特朗普主義”使美歐矛盾以更加激烈的方式展開。
美歐矛盾的根源
然而,特朗普上臺只是美歐矛盾加劇的催化劑,而非根本原因。美歐矛盾緣於雙方不同的安全關切和直接的利益沖突。在國際安全問題上,歐洲將大周邊安全視為其最主要的安全關切。歐洲在地中海以北、以東、以南的大周邊地區再度面對俄羅斯的軍事強勢和北非亂局。歐洲不可能依靠武力解決大周邊安全難題,只能訴諸多邊主義解決方案。與歐洲不同的是,美國仍然堅持把中、俄等大國及伊朗與伊斯蘭世界視為其安全威脅。這就決定了美歐雙方無法在伊朗核協議問題、敘利亞問題、美駐以使館遷往耶路撒冷問題及對俄政策等問題上步調一致。因此,盡管特朗普在今年7月舉行的北約峰會上力壓歐洲國家將其軍費開支增至其GDP總量的2%,歐洲國家並未積極響應。
在國際經濟和貿易議題領域,美歐之間存在競爭關系。特朗普奉行“美國優先”,處處爭取“實惠”,以期實現美國經濟與就業增長,自然不會放過在美國市場占據較大市場份額的歐洲優勢產業。而對歐洲國家而言,在現有多邊貿易體制下,保持國際貿易額繼續穩定增長是其維持經濟增長和繁榮的生命線。歐洲國家不僅要在歐洲單一市場框架下繼續推動歐洲內部貿易增長,還要在現有多邊貿易體制下維持在美國市場的份額,同時希望在中國等新興經濟體擴大貿易份額。因此,歐洲國家更希望維持現有的以WTO為中心的多邊貿易體制。對特朗普政府挑起貿易爭端、攻擊現有多邊國際貿易體制等單邊主義政策,歐洲必然強烈反對。對於特朗普政府對歐洲國家鋼鐵及鋁制產品征收高關稅的政策,歐盟采取了針鋒相對的直接反制措施。
盡管美歐隔閡加深,但跨大西洋聯盟遠遠沒有到破裂的程度。美歐經濟相互依賴程度極高,互為重要的貿易和投資夥伴,這種緊密關系很難被第三方取代。雙方爆發大規模貿易戰的可能性較低。面對美歐矛盾不斷升級的局勢,美國商業團體希望當局政府解除關稅威脅。美國商會執行副總裁麥榮·布里恩特(MyronBrilliant)表示,不這麽做的話,就有可能“疏遠”美國的盟友,並對美國經濟產生影響。布里恩特在一份聲明中表示:“此舉將造成美國制造商的成本上升,減緩美國建築行業的增長,並抑制這兩個關鍵行業的就業機會增加。”“美國鋼鐵價格已經比歐洲高出近50%。”在這一背景下,陷入停滯的跨大西洋貿易與投資夥伴關系協定(TTIP)有可能重啟。
在防務上,雖然歐洲在推動獨立防務,但獨立防務談何容易。1999年歐盟就決定實施“歐洲安全與防務政策”(後來改名為“共同安全和防務政策”),並決定在2001年部署獨立於北約的快速反應部隊,以解決發生在自身、周邊及世界其他地區的人道主義危機或安全危機。但歐盟成立的18支快速反應部隊,迄今為止還沒有一次投入使用。並且,在情報收集、預警導航、空中加油和指揮系統等方面,即便是歐洲軍事大國,也不具備獨立的作戰能力。對於歐洲國家而言,可行的做法仍然是在北約框架下發展防務。
因此,美歐隔閡加深並不意味著跨大西洋聯盟走向終結。美歐矛盾看起來劍拔弩張,但雙方均未孤註一擲,始終留有談判空間。歐盟加強自主性的努力勢在必行,但跨大西洋聯盟並未發生結構性變化,美國仍將是其最親密的夥伴。
(作者系上海外國語大學國際關系與公共事務學院教授、歐盟研究中心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