盡管銷售額大幅提高,但是由於市場競爭激烈,韓國免稅店2016年盈利狀況不容樂觀。
韓國海關廳最新數據顯示,2016年,韓國免稅店銷售總收入較2015年增加33.5%,達到12.2萬億韓元(1美元約合1138韓元),創歷史新高。
不過,2016年,韓國免稅店盈利狀況並未改善。其中,樂天免稅店營業利潤率從2015年的8.9%降至6%至7%。新羅免稅店的營業利潤從2015年的912億韓元降至790億韓元。
業內人士指出,韓國免稅店數量短期內大量增加,導致市場競爭加劇,是免稅店盈利狀況不佳的主要原因。
在執政的12年以及三次競選中,德國總理默克爾都沒有像在2017年一樣,面臨著來自反對黨方面如此來勢洶洶的競選。
與其說她的最大的政治敵人是社民黨(SPD)新任黨主席舒爾茨,不如說是難民危機:正因為默克爾的難民危機政策,基民盟(CDU)與其巴伐利亞姐妹黨基社黨(CSU)出現了嚴重裂痕,而此前許多德國人因不同意默克爾的難民政策,寧願去給德國極右翼政黨(AfD)--德國選擇黨投上一票都不願意再支持默克爾。
“我今年80歲了。我經歷過殘酷的二戰。但我要給德國選擇黨投一票。”漢堡一位退休商人馬塞爾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我不反對難民。但是默克爾做出讓難民進入德國的決定時,她沒有問德國人就自己做出決定,對此我不同意。”
必須要指出的一點是,在2017年的大選年來臨之前,默克爾領導的基民盟在先後舉行的5場重要地方選舉中一場都沒贏。而類似於馬塞爾的看法和行動,正是德國選民用選票來懲罰默克爾“難民政策”的直接表現,而舒爾茨的出現,與極端的德國選項黨比,則給予了德國選民一份更加主流和理智的選擇。
極右翼政黨上臺仍是小概率
就難民危機問題,第一財經記者采訪了數十位橫跨種族、年齡和性別的德國居民。總體而言,即便是氣得要投給德國選項黨的德國受訪者,也表示不反對接受難民,但反對德國政府政府的這種混亂執行方式,還有具體有多少難民進入德國以及他們的真實年齡(有不少成年男人謊稱自己是16歲)都不知道,這樣的做法也太不“德國”了。
由於難民議題敏感,回答提問的德國受訪者在措辭中小心翼翼。一位接受記者采訪的華人教師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知識分子中也存在著對難民危機處理方式的質疑,然而發言需要更加謹慎,如果不顧及政治正確性,有可能會被劃到極右翼派別里去,這對於大多數知識分子而言等於被社會邊緣化了。
不過,雖然嘴上不說,投票時卻很實誠:在此前2016年五次地方選舉中可以明顯看到的是,德國選擇黨不僅從社民黨和基民盟兩大政黨手中搶奪票源,德國選擇黨基本上可以從所有的既有黨派中分票,這折射出彼時的德國民眾對於所有既有黨派的失望。
不過,德國主流政界人士仍認為,德國選擇黨的政治生命不會太長了:在設立之初,德國選擇黨原本是為了反對歐元,後來歐元問題得到妥善解決之後,其地位就開始下降。難民潮問題出現之後,該黨人氣又有所回升。
德國駐華大使柯慕賢此前接受第一財經記者采訪時表示:“也不好說難民問題結束之後,這個黨還是否存在。”
在德國選擇黨之前,20世紀90年代同樣存在反移民的右翼民粹政黨德國共和黨(Die Republikaner)。該黨一度在1992年民調中獲得10%支持率,但在1994年迅速下降至2%,隨後銷聲匿跡。
中債資信評估有限責任公司國家風險部資深分析師李昕對第一財經記者指出,從目前來看,德國選擇黨上臺依然是小概率事件。
”選舉制度決定了德國政府多以由至少兩個政黨組成的執政聯盟形式存在。從目前民調來看,德國選擇黨的支持率在10%左右,拋開其完全不存在單獨執政的可能性不談,即便其能夠在議會中獲得足夠多的議席,其他主流政黨也不會情願與其組成執政聯盟。”她表示,由於歷史原因,德國選民在對極右翼政黨的認同方面顯得比其他歐洲國家更為謹慎。不久前德國選擇黨的一位高層領袖在一次演講中質疑為被納粹德國屠殺的猶太人豎立紀念碑的必要性,就遭到了包括來自本黨幕僚在內的德國各界的猛烈批評。因此即便默克爾的支持率目前出現下降,極右翼政黨借機撈取政治資本登臺執政的可能性依然渺茫。
默克爾的對手是舒爾茨?
與以往所不同的是,此前默克爾並沒有急於公布她將謀求第四任期,在上一次謀求連任時她足足提前了2年就將想法公之於眾。一直以來有默克爾身邊親信對外吹風,在執政12年後,默克爾感到身心俱疲。
最終,讓默克爾打破沈默的是美國總統特朗普勝選的消息。在特朗普當選後12天,默克爾終於在柏林宣布,她將謀求連任,“在無盡思考”以及無數人勸告她需在動蕩時代掌舵之後,她決定不得不“再次把我的經驗和我所擁有的才能投入到為德國的服務之中”。
默克爾長期的私人朋友、漢堡前市長馮多納伊(Klaus von Dohnanyi)對她的這一決定如此評價:“安格拉•默克爾是一個有著巨大責任感的女人。”
然而最近德國政壇所發生的旋風突變卻顯示,德國民眾對於默克爾的自我犧牲精神並不那麽領情:從布魯塞爾歸來的社民黨新任黨主席舒爾茨在一周內就徹底攪動了德國國內選情,且在社民黨民調大幅反彈的帶領下,當下德國三大左翼政黨已有望獲得足夠支持率將默克爾帶領的基民盟趕下臺。
當下,根據德國ARD電視臺在2月2日委托Infratest dimap民調公司做出的最新民調顯示,在宣布了舒爾茨即將代表社民黨競選總理職位後,基民盟的支持率從39%跌至34%,而社民黨的支持率則從24%上升至28%;同期,對默克爾表示不滿意的受調查民眾達到了44%,而對舒爾茨的不滿意民眾僅為17%。
同時,舒爾茨在競選中有可能獲得50%的選票,而默克爾的選票僅在34%左右。這與上一次大選前的民調形成了反轉:在2012年10月的民調中,默克爾的支持率在49%,而彼時社民黨總理候選人、德國前財長施泰因布呂克”(Peer Steinbruck)的支持率為38%。
而在15日德國媒體所做出的最新民調中則顯示,在德國9月份選舉中,社民黨有望獲得31%支持率,左翼黨有望獲得10%支持率,綠黨有望獲得7%支持率,這三黨的支持率之和為48%,這一的支持率將有把握擊敗默克爾所屬的執政聯盟,並結束右翼執政。
有跡象顯示,舒爾茨甚至可以從極右翼陣營吸取大量選票。原因在於,舒爾茨在國家安全和難民問題上態度強硬,此前同默克爾在難民問題上意見相左的選民只能訴諸於更加極端的德國選擇黨,舒爾茨的出現則給予了德國選民另一種選擇。
此前舒爾茨已經表示,任何人觸犯了德國法律,必將感受到德國法律和安全部門的威力,而難民一旦觸犯法律,也必須受到德國嚴懲;他同時表示,他將選項黨當作法西斯主義一樣的對手。
默克爾能否修複湧入德國的150萬難民對她造成的政治傷害,重新獲得德國民眾的信任呢?
盡管聽起來有些陳詞濫調,但需要說的是,默克爾最大的敵人,還是她自己。
“與其關註別人怎麽打,還不如做自己。”HMD Global Oy (下稱HMD)大中華區副總裁許立新對第一財經記者說。
這家同樣來自芬蘭的公司,已經接手諾基亞智能手機品牌業務,在原開展的諾基亞功能機業務以外,開辟新的市場空間,谷歌、高通、京東等產業夥伴,為其站臺背書。
HMD曾主要開展諾基亞手機品牌的功能機業務,在這個相對“小眾”但巨頭染指相對較少的市場,為諾基亞手機品牌保留了最後一塊根據地。在諾基亞和微軟協議到期後,順理成章獲得諾基亞手機品牌在智能機業務上的授權使用。
包括許立新在內,HMD召集了一批從諾基亞到微軟,再從微軟回歸HMD諾基亞的舊部。對於諾基亞而言,智能手機的江山既已徹底失去,現在每多爭奪一分份額,都是新增業績。
極限反彈
某種程度上,諾基亞手機就像盛極一時而後又衰落下去的大家族,而HMD像是這個家族後代中比較受期望能重整門楣的一員。
諾基亞是昔日手機市場的王者,一家公司的市場份額曾占全市場的40%以上,旗下塞班手機系統成為功能機時代的霸主。而當諾基亞衰落時,只有HMD在功能機市場為諾基亞發出“我還在”的聲音。
在獲得諾基亞手機品牌在智能手機上的授權使用權之前,HMD 已擁有諾基亞品牌的功能機業務,以及諾基亞的全球市場渠道。去年中旬,HMD獲得了諾基亞品牌在手機和平板電腦產品上的十年完整授權。今年年初,HMD首席執行官Arto Nummela攜高管團隊亮相北京宣布諾基亞智能手機業務複出,並發布了一款千元級新品。
從功能機時代的王者,到以品牌和技術授權方式開展手機業務,品牌退守功能機相對“小眾”市場,諾基亞品牌的手機市場份額從當初小半壁江山降到現在的僅功能機市場的8.9%(Strategy Analytics數據,Nokia在2016年功能機出貨量3530萬臺),可謂跌到了一個極限。
手機行業資深業內人士向第一財經記者表示,低價功能機的利潤率並不如人們想象中的低,甚至要遠超目前部分智能手機。
諾基亞功能機的3530萬臺出貨量,仍能穩定不錯的盈利能力,諾基亞功能手機在功能手機市場份額也僅低於三星的13.2%(Strategy Analytics數據,但許立新稱諾基亞功能手機實際份額名列第一)。只不過,即使不可否定懷舊和情懷的需求存在,智能手機、智能聯網設備仍是行業趨勢。
許立新承認,功能手機市場不再下滑抑或增長、基本趨於穩定。事實上,如果能夠借勢諾基亞品牌和資源,在智能手機市場也切得一塊新蛋糕,何樂而不為?
HMD的打法
HMD今年1月正式在中國推出了Nokia 6產品,作為諾基亞智能手機回歸後在中國的首發產品,定位千元級,主打性價比,同時采取了和京東合作的線上渠道模式。
其打法相對傳統,但有別於現在仍在高速增長的OPPO、vivo模式。在HMD的部署中,Nokia 6進入的是去年同樣高速增長的1500元~2000元價格段,但一開始沒有選擇進入中高價位段,同時,也並沒有采用線下模式——盡管在諾基亞時期,其原本積累了強大的線下渠道網絡。
對於HMD而言,這可能並非刻意為之,而是形勢使然。畢竟,過去的已經失去,重新布局線下渠道需要大量資金長期經營,而作為自稱“創業公司”的HMD或難以承受。而和京東的合作,也有雙方的歷史淵源和現實需求。而既然在網上賣機,選擇主打“性價比”的1500元~2000元價格段機型作為首發,也更自然而然。
“相信我們,我們是要去往高端走,一定會拿出更驚艷的產品出來。”在接受第一財經記者采訪時,許立新說。
如果說功能機是HMD的根據地,新的諾基亞智能手機,似乎並無意通過價格策略促進功能機用戶向智能機的直接轉化——盡管這意味著數千萬級的用戶基礎。許立新表示,HMD並不因為功能機背景而選擇首發千元機。
HMD的另一個特點與外部資源“合作”和借力。
例如,手機系統上主要采用谷歌原生安卓系統(海外),和富士康戰略合作(由富士康來負責手機的工程實現及量產)是更大程度的外包,同時也是對合作夥伴更大程度的綁定和讓利。
“我們有點像諾基亞這個品牌的操盤手,獲得它的授權,然後操盤這個品牌。”一位在HMD大中華區任職的資深員工向第一財經記者介紹,“我們有首席產品官,他和他的團隊定位產品,然後設計師設計出來,然後再交給工程(富士康)生產,當然,這里會灌上谷歌的服務、高通的芯片。我們自己定位為一個輕資產的創業公司。”
和其他手機公司不同,這家雖然運作了數千萬級出貨量功能機的手機公司,在全球累計卻只有不到千人規模的團隊,其中,主要是產品和營銷團隊。
其爭議性在於,更輕資產的手機公司怎樣能夠更好推出出眾的產品?以及如何讓用戶獲得出色的服務?從OV模式引領新一波增長以來,布局線下渠道提升購物體驗,把產品、服務並重作為主要競爭力,同時註重品牌投資,手機公司其實是越來越“重”,而競爭的門檻越來越高了。
或許HMD能夠給予合作夥伴更多的權限,例如與安卓系統背後巨頭谷歌和制造業巨頭富士康更深的合作。這樣往往能讓其更容易獲得支持,不過,這考驗其整合不同資源並轉化為消費者體驗的能力。畢竟,消費者體驗才是最終決定項。
許立新向記者透露了HMD高管層的願景,希望在五年內,重新做到全球手機市場前三。
Q&A第一財經記者專訪許立新
記者:感覺你們的模式更加符合系統商和芯片商的利益,滿足了它們的期待。
許立新:其實這也是我們這樣一個初創公司希望做到的,因為我們剛剛開始。你在這個市場要生存下去,第一要很快,所以你可以看到,我們一兩個月內公布了四款產品,第二個你要有人來支持,不可以說我自己是一個非常封閉的系統,做不了所有的事情。
記者:在以前的功能機業務之外,你們相當於又推了一個新的智能手機業務。它們的關系是怎樣的?
許立新:功能機我們一直做,我們從來沒有離開過,而且功能機整個生意已經很穩定,因為它的市場當然沒有在增長,但是也沒有再下滑。第二個,功能機方面我們有很強的、十幾年來的合作夥伴。
記者:HMD做功能機,又聯系到智能機這個價位段。,之所以沒有一下子上高端旗艦,是不是跟你們功能機業務結合有關?在那些增長比較快的、新興的國家,再逐步推智能機的業務?
許立新:其實不一定,我不能這樣解讀。
就是說,上這樣的中端產品是不是因為我們跟原來的更接近的一點,其實我們沒有。諾基亞是在每個人記憶當中,它是每一個人的。我們不想說某個價位段就是讓少部分人才能用的,我們希望每個人都能有機會用到,這只是一個開始。然後再根據更多的需求,每一個價位段其實都會有。
記者:感覺“機海戰術”回來了?
許立新:機海戰術今天某一些品牌在做,但是不見得特別成功,我們一定是精品戰術。中國出了這一款(諾基亞6),我們不會急於要一下出類似的好幾款出來。然後,我們就在京東上賣。未來你可以看到,我們應該是更偏向精品戰術。
記者:諾基亞怎麽回到一個不錯的位置上來?你們雖然有很多優勢,但其實做任何事情困難都有,你覺得這些困難在什麽地方?
許立新:從最重要的來說,我非常自豪的是我們團隊的熱情,每個人都把這個事情當成自己的。我想這不僅僅是我們中國團隊,你可以看到我們全球團隊都是一樣的。大家都是說我們有機會,我們抓住這個機會,我們會做出跟原來不一樣的事情。
你說的挑戰,一定會有很多挑戰。我覺得我們不一樣的地方就是我們的生意模式,合作夥伴的模式。開放的生態、共贏最終能取得成功,把自己封閉、想自己做所有的事情是最難,這個是我認為我們能夠成功的很重要的模式。
記者:你覺得挑戰在哪里?
許立新:我認為在中國的挑戰大家都知道,全球最大的幾個手機品牌都在中國,然後中國品牌增長也是非常快,(挑戰是)在這麽競爭激烈的市場里,我怎樣能夠有一個機會,怎樣站起來。
所以每一步都要非常小心做規劃,但我認為最核心的事情,當然渠道很多,但根本的地方是,我要把對這些渠道的關註統統都關註到最終的用戶上面,他們怎麽樣體驗我的手機,他們希望什麽樣的。我不見得要滿足所有人,但是對諾基亞喜歡的人,我們希望真的能夠滿足到他。生意就跟他們(合作夥伴)一起合作,我相信總有一天就會成長起來,這樣對我來說也覺得很開心。
你與其關註別人怎麽打,還不如做自己。
許立新簡歷:
HMD 大中華區副總裁。他曾擔任微軟公司移動設備銷售集團中國區總經理,以及諾基亞公司中國區銷售負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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