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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投資協定談判遇上美方換“導演”

從過去一年的競選表態來看,特朗普的各項政策充滿不確定性,其中一項值得探討的議題是,特朗普就任美國總統將對中美正在緊密磋商的雙邊投資協定(BIT)帶來何種影響呢?

11月10日,中國商務部發言人沈丹陽在例行記者會上表示,中美雙方目前正在積極推進中美BIT談判。“在剛剛過去的一周,中美第31輪BIT談判就在華盛頓舉辦,雙方繼續就文本和負面清單進行了深入磋商。很多工作都在正常推進,在朝健康發展的方向努力。”

在回答“特朗普獲勝”是否會對中美未來經貿關系的發展產生影響的問題時,沈丹陽表示,中美兩國擁有廣泛的共同利益,發展長期、健康、穩定的中美經貿關系,符合兩國人民的根本利益。

隨著經濟全球化的深入發展,中美兩國開展互利合作的領域不斷拓展,基礎更加牢固,已經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利益交融的格局。沈丹陽表示,相信無論誰當選美國總統,中美兩國共同利益大於分歧的格局不會改變,中美兩國工商業界深化互利合作的願望也不會改變,“我們願意繼續與美方合作推動互利共贏的中美經貿關系穩定健康發展。”

根據商務部網站信息,中美第31輪BIT談判於10月31日至11月6日在華盛頓舉行,雙方就協定文本和負面清單一體進行了深入磋商。

BIT難推進但需求常在

不過,一些緊密關註和推動BIT談判的美國商人對未來並非完全樂觀。他們在接受《第一財經日報》記者采訪的時候表達了兩項重要觀點,首先,共和黨候選人的當選改變了華盛頓的政治風向,或許弱化了達成BIT的政治意願,其次,BIT仍需國會批準。

中國美國商會主席吉莫曼在接受《第一財經日報》專訪時指出,預期BIT將在2017年末或2018年初完成,且“確實能夠預見,在2017年,將會有更多人關註雙邊貿易與投資關系的基本公平,也會有更多人關註美國公司是否獲得互惠待遇,來確保它們在華市場的機遇等同於中國在美國市場得到的機遇。”

相對於對內政策,特朗普的對外政策並不連貫。

經濟學人智庫(EIU)亞洲區經濟學家任韜(TomRafferty)認為,目前尚不清楚誰將為特朗普的中國(或亞洲)外交政策做顧問,但從特朗普對傳統專家的無視可以預見,未來的顧問很有可能並非來自中美關系主流專家。這種可能性將造成美國對華和亞洲政策與過去的實質性偏離。任韜表示:“EIU認為,完成中美BIT不太可能。”

中國美國商會副主席費引迪(RandalPhillips)則對《第一財經日報》表示,隨著特朗普上臺,BIT談判的推進可能會面臨困難。

費引迪表示,任何協定都需要得到美國國會的批準,由於時間有限,所以對美國來說非常困難。從政治上說,除非這是國會認為特別有利於美國的令人難以拒絕的協定,但這樣的情景幾乎不會發生。“這應該是一個很嚴格、對雙方都有利的談判,對於BIT的需求是不會消失的。”費引迪表示,但是BIT可能需要被重新調整。

奧巴馬任期內難以結束談判

美國財政部長雅各布·盧上月曾表示,奧巴馬政府將盡力在本屆任期內完成BIT,他還透露中美在今年的戰略與經濟對話以及二十國集團杭州峰會期間就BIT進行了密集磋商。盧還表示,奧巴馬政府即便不能完成談判,也希望可以盡可能地接近完成談判。

而此前美國駐中國大使博卡斯(MaxBaucus)在接受《第一財經日報》獨家采訪時亦表示,仍相信中美可以就一個雙邊投資條約達成協議,“但前提是我們有一個高標準的條約文本以及一個有限的、小範圍的、代表中國投資市場實質性自由化的中方負面清單。”

此前,亦有外媒消息稱,中美希望在11月19~20日在秘魯利馬舉行的亞太經合會議峰會(APEC)上,發表一份“實質性聲明”。

不過,上述消息均出現在美國大選之前,而且前提是選前多方都預判民主黨候選人希拉里將獲勝並維持奧巴馬政府的大部分貿易政策。

中美BIT談判已歷時8年,目前進行了24輪。在2015年6月的第19輪BIT談判中雙方首次交換了負面清單,正式開啟負面清單磋商模式。隨後在2015年9月的第7輪S&ED交換了第二輪負面清單。同時,中美兩國元首都指示經濟團隊,要強力推進BIT談判。

對於BIT能否如期在2016年結束,吉莫曼對《第一財經日報》表示:“我認為他們將在2017年就BIT繼續進行協商,我們期待BIT協議能在2017年末或2018年初達成。”

不過,吉莫曼並不認為特朗普政府上臺會改變中美貿易關系。

“他說的有些話讓人憂慮。不過選戰語言不是政府政策。”吉莫曼表示,在成為總統後,特朗普必須意識到中美關系至關重要,中美相互融合,互相依賴,“做任何事情將影響到全球經濟”。

同時,“中方也應當看到美國選戰中因為失業而焦慮的人群,也許有可以伸出援助之手的方面。”吉莫曼表示,譬如在BIT達成之前就先開放一些市場準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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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告訴我你的底線是什麽” 導演周申詳解《驢得水》

來源: http://www.infzm.com/content/120772

電影《驢得水》上映後,許多人評價它是“知識分子電影”。但同名話劇演出時,主創團隊並沒聽過類似評價。在導演周申看來,話劇比電影更多了一層“間離感”,因而也讓觀眾更容易接受。(劇組供圖/圖)

這個戲要說的是,不能為一個美好的願望去做錯誤的事;不能在追求美好目的的過程中突破底線。

2009年我跟小夥伴建立了一個戲劇烏托邦,在這個小團體里,我們遇到了跟《驢得水》一樣的情況:把一個喜劇搞成了一出悲劇,因為沒守住底線,鬧得最後大家翻臉。

——周申

“我更正一下,它在口碑上已經成為爆款了。”2016年11月3日,接受南方周末記者采訪後幾分鐘,開心麻花CEO劉洪濤跑回采訪間。此前他的說法是:“它的口碑會很好,應該不會賠,但它肯定不是爆款。”它,指的是開心麻花作為投資方之一的電影《驢得水》。

待客區綠植的色澤和茶幾上的汙漬顯示出這家公司不久之前出身草莽的家底。2015年,這家靠爆笑舞臺劇起家的上市公司推出電影首秀《夏洛特煩惱》,票房14.4億元。

最初,劉洪濤想讓電影成為開心麻花舞臺劇的廣告,把那些賣不掉的票賣掉。以電影這個娛樂產業中的重量級選手為戲劇這個輕量級選手做廣告,似乎有狂想的意思,其實卻是無奈之舉:拍電視劇,搞不掂電視臺,拍出來給誰?拍網劇,反響一般:“網劇應該像相聲:觀眾隨時進入,隨時離開,我們做舞臺劇出身,更擅長完整地講故事。”

2014年10月,“夏洛特”還在拍攝中,劉洪濤邀請年輕的戲劇導演周申到片場。那時,話劇《驢得水》改編成電影已提上議事日程。“夏洛特”橫空出世,一部電影的收入超過開心麻花多個劇目全國演一年的收入。《驢得水》的改編和拍攝提速。

拍電影,是周申一直以來的願望。到目前為止,他的三部戲劇作品《如果我不是我》《驢得水》《梵高自傳》都是為電影創作,先排成戲劇是不得已的“曲線救國”。

2009年,一位有支教經歷的朋友給周申講了個笑話:一個民辦學校把一頭驢虛報成老師吃空餉。“兩秒鐘”內,一連串的戲劇結構像肥皂泡一樣在周申大腦中騰起、膨大:上面的人來檢查怎麽辦?你是不是要找很多借口?會不會這些借口把那個子虛烏有的人吹得太好,讓上面有了別的想法,把他樹成一個先進典型?樹成典型後怎麽辦?是不是得找個人來冒充他……2010年,周申把這一連串想法寫成電影大綱,並申報了文字著作權。拍電影的機會不那麽容易找,2012年年底,他用兩個月時間把《驢得水》排成了一部話劇。

1942年,中華民國偏遠鄉村的“三民小學”。校長孫恒海有獻身鄉村教育,改變中國人貧、愚、弱、私的崇高理想,卻常常“做大事不拘小節”,讓一頭拉水的驢冒充英語老師呂得水吃空餉。男老師裴魁山和周鐵男一個脾氣棉、一個脾氣暴,裴魁山追求女老師張一曼,周鐵男中意校長的女兒佳佳。張一曼私生活自由奔放,也因此格外信任收留她的校長。佳佳是唯一堅持立場,不肯為了大事犧牲小節的人。教育部的特派員要來視察小學,孫校長急中生智想讓上門來修上課鈴的蒙古銅匠冒充呂得水。銅匠不肯,張一曼自告奮勇“睡服”銅匠,喜歡她的裴魁山黯然離場。鬧劇從此開始。

子虛烏有的呂得水老師被教育部授予“當代武訓”稱號,“三民小學”獲得美國慈善家羅斯先生每個月3萬元的補貼——實際是10萬元,其余7萬教育部扣了。好景不長,羅斯先生要親自看望呂得水老師,瞎話繼續往大里編……

《驢得水》曾讓許多觀眾驚喜:小劇場的主流觀眾爆笑不已,專業觀眾一眼看出它的匠心獨具。北京社科院研究員高音從層出不窮的笑料中看到了戲劇研究家李健吾先生所謂的“奇襲”:情理之中,意料之外;從教育部特派員身上看到了《欽差大臣》;從女教師張一曼身上看到哥爾多尼的名劇《女店主》。《驢得水》的黑色幽默、諷刺勁道更是讓一批知識分子觀眾擊節叫好。

有如許鋪墊,在大電影里嘗到甜頭的開心麻花,決定把《驢得水》搬上大屏幕。《驢得水》另外三個投資方是斯立文化、貓眼文化、影行天下。斯立文化是導演周申和劉露的公司;貓眼文化的主業務之一是電影票在線銷售;影行天下從事電影的營銷推廣——四個投資方構成電影制作、宣傳、發行的完整鏈條。

11月3日,《驢得水》上映12天的時候,票房1.4億。按照投資方的估計,“過億就不賠”。相比票房,這部電影有更多讓人興奮的理由。

為什麽這個學校里沒有學生?

南方周末:《驢得水》開始就是想做電影,而不是戲劇?

周申:對。我跟劉露做電影有自己的幾點堅持:第一是要做大電影、商業電影,不做微電影,也不做電視電影;第二,藝術上我跟劉露要有百分之百的話語權;第三,要嚴格按照我們的工作方法來——不使用明星不是我們故意的,而是我們的工作方法,明星不會接受。我跟劉露從沒做過電影,是完全的新人,可想而知,會遇到非常大的阻力。到2011年底,我們不想妥協,也不想停滯,就換一個方向前進:先做成話劇。電影《驢得水》變成了話劇《驢得水》,當時就爆了。

南方周末:沒有那麽快吧?聽說剛開始臺上的演員跟臺下的觀眾一樣多。

周申:對,買票的觀眾跟演員差不多。但話劇是這樣的,買票的觀眾就那麽幾個人。我們第一輪演出十場,大部分票是送的。爆了口碑。第二輪演出開始,票是全部賣空的。

南方周末:你這個戲,是對歷史、對人性感興趣,還是對合乎技術規範地講一個高級的故事感興趣?

周申:高級的、合乎技術規範的故事。我跟劉露不願意去批評什麽歷史,那個跟我無關,我跟劉露要表達的就是我們的生活。

南方周末:你們有戲里的經歷嗎?

周申:當然有。這個戲要說的是不能為一個美好願望去做錯誤的事;不能在追求美好目的的過程中突破底線。這就是我跟劉露在2009年前後的生活。那時我們跟小夥伴建了一個戲劇烏托邦,在這個小團體,我們遇到了跟《驢得水》一樣的情況:把一個喜劇搞成了一出悲劇,因為沒守住底線,鬧得最後大家翻臉。

南方周末:你在講自己生活的時候,借了一個歷史的殼。

周申:借殼是為了讓這個故事更有寓言性,我的目標是針對人類的共性,而不僅僅是講我自己。有人說,為什麽學校里沒有學生啊?有了學生,別人就會覺得太像學校,太像在說教育問題。我特別怕人感覺我們是報告文學,或者我們揭露現實,談鄉村教育。

南方周末:既然有這樣的顧慮,為什麽取了《驢得水》這麽鄉土的名字?

周申:我朋友給我講的故事里,那頭驢就叫驢得水。我覺得挺好,既是故事的主角,又是故事最主要的矛盾。對話劇來說,它是個特別好的名字。話劇的主流觀眾是大城市里的年輕人,他們在話劇市場上根本就沒見過農村題材。他們只覺得這個名字怪怪的,就像《戀愛的犀牛》,沒人會以為它發生在動物園里。到了電影,我們確實考慮過換一個名字,權衡再三,要把名字換掉,口碑就斷掉了。所以還用“驢得水”,在宣傳時,我們反複用物料強調,這是一個很現代的東西,它一點也不土。

你不相信因為你沒有她善良

南方周末:如果說戲劇結構是在兩秒鐘之內形成的,劇中人物是怎麽來的?

周申:那是慢慢填充的。我並不會寫劇本,但我會架構故事。劉露會判斷情節和人真不真。我給一個框架,血肉都是演員即興的,從他們生活中來。

比如張一曼,就來自劉露的閨蜜,在她看來,你情我願的性生活沒什麽問題,就跟吃飯一樣,只要我不傷害別人那就OK。一旦發現可能會傷害別人,她馬上停。在周邊的人看來她可能挺不一樣的,但是她覺得自己很正常。《驢得水》最關鍵的一個情節是什麽?是張一曼說:我來“睡服”他。由於她說了這句話,後面的情節開始分崩離析……

南方周末:一個驢冒充人的故事,怎麽冒出“睡服”一說的?

周申:從生活中來。原來跟我合作的制片人,我們在做一個項目,遇到了一些來自他女老板的阻力,我就跟那制片人抱怨。他說:周導,不要慌,我去“睡服”她。過了一段時間這個女老板就OK了。後來男老板的阻力又來了,我又開始跟他抱怨,他又說:周導,不要慌,還是我去“睡服”他。他老用這個詞,是個笑話。我就把它拿過來用。如果沒有張一曼“睡服”銅匠,後面的戲是無法推進的。

到後來,一曼為了“睡服”這事付出慘痛代價,有人說:一曼為什麽不走啊?她那麽自由的一個人,我不相信!你不相信是因為你沒她那麽善良。她為什麽願意坐在那里?因為她覺得她確實對不起銅匠,如果剪頭發能讓他好受點,那就剪吧。她只能在傷害校長和傷害銅匠間選擇一個。畢竟她看待校長像看待父親,而她跟銅匠只是一夜情,所以她選擇了傷害銅匠,這個選擇讓她很自責。但當時沒有別的選擇。銅匠不走,對校長來說是滅頂之災。當然,有可能坐下來我們討論兩個小時,但特派員的車已經在路上了。

很多人說,我很喜歡張一曼這個人物,但她如果不說那些黃色的笑話就好了。這是矛盾的,如果她前面不說這些話,你不會喜歡這個人物,因為她不立體,她不真實。對我和劉露來說,所謂真實,就是我們不會跳出真實去加一些東西或者減一些東西討好觀眾。

南方周末:校長在劇中是個老好人,有崇高的理想,直到最後差點把自己閨女搭進去。一般的觀眾不會覺得他可惡。

周申:其實校長最可惡。自以為有遠大理想,自以為既然為了理想都自我犧牲了,小節為什麽不可以犧牲?但更多的是裴魁山那樣的人。在好的環境里是個好人,遇到逆境他就變成壞人。很多人都覺得魁山變得那麽快,我不相信。遇到這樣的人我一般會問他兩個問題:第一個問題是你有底線嗎?他會毫不思索地回答有。第二問題,你的底線是什麽?一個小時之內他答不出來。

裴魁山自以為是個好人,但當他心愛的人跟他完全看不上的人上床,他覺得他那麽有學問,居然被一個破鞋和一個文盲侮辱了,馬上就變得面目可憎。你現在覺得你是一個好人,不會做壞事,那是因為你沒有遇到事兒。當你需要為戶口、為職稱做一些惡心事兒的時候,你到底是做還是不做?你問過自己嗎?

南方周末:我對銅匠媳婦有特別的興趣,她是這個戲里必不可少的一個雜音。

周申:銅匠媳婦就是推動這個社會進步的那類人。如果她不出現,那場婚禮觀眾是不能接受的,但銅匠媳婦出現了。她一上來就是:去你媽的!特派員也不好使,槍也不好使,在我面前一切不好使,我就是要跟你打得天翻地覆。為什麽?因為你們突破了做人的底線:我的男人怎麽就被你們搗鼓得上了別人的床、成了別人的新郎官?這種人,你不要看她沒知識,粗陋不堪,就是這類人在推動社會的進步。就是這類人才能讓人想,我們怎樣才能讓這個社會更公平、更正義。

我倒不是針對知識分子。我覺得我們太溫順了,這個社會不會進步的。公平和正義誰爭取來的?是銅匠媳婦這樣的人,不是動動嘴皮子的人爭取來的。

周申(前排右三)最早想把《驢得水》拍成電影。但遇到太多障礙,只好先“曲線救國”,排成話劇。(劇組供圖/圖)

裴魁山撥開了唱針

南方周末:從話劇到電影,《驢得水》最大的變化在哪里?

周申:話劇觀眾是間離著看的,所以如芒在背的感覺沒有那麽厲害。間離效果就意味著罵的都是別人,那當然爽了,人都是這樣。話劇是用斯坦尼的表演方法去實現布萊希特的間離效果。在電影,是用斯坦尼的表演方法去實現卡塔西斯的效果。卡塔西斯就是要把你代入,最後罵的是你。

電影前半段跟話劇前半段效果一樣,所有笑料的產生都基於矛盾沖突,都基於人物性格。話劇後半段,所有笑料都是通過間離實現,通過“現掛”來完成。比方我讓特派員說一些現在的官員才會說的話,“不管你信不信,反正我信了”。在電影里面現掛不能用,間離效果不能用,觀眾一下子就掉進去了。

南方周末:說到底,你是怎麽讓鬧劇變成悲劇的?

周申:轉折點就是裴魁山穿貂皮大衣回來後。他有個細微的動作,估計觀眾都不會註意到。他進屋後,把唱片上的唱針撥到一邊。這個動作之後,片子就要往正劇方向轉了。

南方周末:聽說拍攝之初,你和攝影指導都決定在電影里刻意保留舞臺劇特點?

周申:倒沒有什麽刻意不刻意,我們在交流中是拿片子來對。林良忠老師拿出來的是伯格曼早期的片子,我們拿出來的是蘇聯電影,比如說《辦公室的故事》《莫斯科不相信眼淚》《雁南飛》。等於我們跟林老師不謀而合:《驢得水》的優點是密集而尖銳的矛盾沖突,一定要突出演員的表演,而不是突出別的。鏡頭是輔助的,不需要多炫。

南方周末:有觀眾一定要讓我表達這個意見:演員不能小點聲說話嗎?

周申:不能。因為他/她平時生活中就是這樣。我跟劉露對表演要求就是真實。我不允許你誇張,也不允許你收斂。你平時吵架就是這樣面紅耳赤的,你去抓小三就是這樣面紅耳赤,你在劇組里跟別人起沖突,就是這樣面紅耳赤,然後你在鏡頭前面跟我來個電影化的表演,幹嘛?假的!庸俗!

南方周末:有人說《驢得水》是知識分子電影。在小劇場有沒有評價認為它是知識分子的話劇?

周申:沒有。我跟劉露學的是斯坦尼體系,我們嚴格遵循斯坦尼體系。斯坦尼體系有兩個追求:它的美學最高追求是真實性——這個我先放一邊,它在社會價值上的最高追求,是要做人民的藝術家,而不是做宮廷的藝術家。在斯坦尼那個時代,宮廷藝術是給貴族看的,放到現在就是給精英看;而給人民看,放在現代就是商業化、市場化、大眾化。《驢得水》在北京火了之後,演出商把它拿到二線城市去演,也很火;後來他又拿到三線城市,底下觀眾有嗑瓜子的,帶小孩的,但是照樣有反響。

南方周末:從小劇場話劇到大電影,有需要妥協的地方嗎?

周申:我跟劉露約定,在不動故事骨幹的基礎之上接受審查和修改意見,這是其一。我按照我的想法,百分之百地拿出來,遇到問題我們再想辦法解決。其二是審查只有一條意見:蒙語和英語加上中文字幕,修改後自行通過。

南方周末:片尾交代孫佳去了延安,話劇里有這麽一句嗎?

周申:話劇里沒有。話劇里說她拿張綠卡去美國了。但電影你得更寫實,我們考證了,1942年去不了美國,因為香港是1941年淪陷的,之前可以從香港去美國。既然美國去不了,合乎人物邏輯和歷史邏輯的,就是去延安。為那句話我跟劉露吵過一架。她認為這樣寫會被人誤會,我說我管他們誤不誤會?我認為是合理的。佳佳不像其他那些人——這地方我看不上,這一切我不認同,我還選擇跟你們一起;佳佳不認同就要離開。離開去哪,你必須給她個歸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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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拍了十多年電影的導演,入VR一年後,說出了這麽些實在話

來源: http://www.iheima.com/zixun/2016/1228/160564.shtml

一位拍了十多年電影的導演,入VR一年後,說出了這麽些實在話
VR價值論 VR價值論

一位拍了十多年電影的導演,入VR一年後,說出了這麽些實在話

現階段應該叫做全景敘事,並不算真正的VR影視,而是從傳統影視到VR影視的過渡階段。

本文由 VR價值論(微信ID:vr-value)授權i黑馬發布。

VR影視,到底在玩什麽鬼?我們與一位資深的傳統影視導演聊了聊。

現階段應該叫做全景敘事,並不算真正的VR影視,而是從傳統影視到VR影視的過渡階段。

華容道首席內容官祁少華這樣認為。在此之前,他已經做了十幾年的傳統影視導演。

提到拍了一年VR影視後的感受,祁導微微笑了笑。

“每天起床後,我都在問自己:拍VR片子,意義究竟在哪里?”

“我們也糾結著,內心也在不斷思考:到底什麽才是好的VR影視。”

祁少華所執導的VR劇《都市怪談》被愛奇藝投了好幾百萬,每集突破了10分鐘,連續講故事突破了180分鐘,在愛奇藝的點擊量為全網VR劇最高,當然,評論並不十分好看。

這樣的掙紮、糾結、茫然,糾纏在每個做VR的人心中,也許,這是一條逃不掉的必經之路。

以下是VR劇《都市怪談》總導演、華榮道聯合創始人、首席內容官(CCO)祁少華的獨家分享:拍了一年VR影視後,我總結了這麽些事情

我在2015年底接觸到VR。

一開始,和其他人一樣,對於VR的認知比較模糊,想象不出來它到底會是個什麽樣子。

後來,我找了大量的VR視頻觀看。但看完之後,我的感覺是,這是片子麽?

拿傳統影視的成片來對比的話,當時在國內的VR影視中,我覺得沒有合格的片子。

那時候,我也差點喪失了拍攝VR影片的興趣。

其實到現在,作品感比較強的人,都會質疑:VR影片究竟有什麽意義?

當然,這也是很多原因造成的。

首先,VR影視的敘事方式與以往相比發生了顛覆性的改變。

其次,VR技術目前發展的並不成熟,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導演、攝像師的想象力以及發揮。

當然,對於技術公司來說,他們在拍攝VR影視時,不存在這些心理障礙。但對於以往拍攝過傳統影視的人來說,前期在心理上還是有點不適應的。

很多所謂的“VR影片”根本就不是標準的影片。對於很多平臺來說,對VR影視的判斷,沒有一定的標準。

這就造成了市面上充斥著很多粗制濫造的片子。舉個例子,一個美女在鏡頭下跳舞,其實並沒有什麽內容,點擊量卻很高,這對於我們從傳統影視走過來的人來說,不是特別理解。

我們也糾結著,內心也在不斷思考:到底什麽才是好的VR影視。

現在看市面上被大眾接受的VR影片,主要就兩大類:

一是恐怖片;另一種是偏軟情色的片子。

為什麽我要選擇恐怖題材來拍攝呢?

我還是覺得,偏軟情色的片子,拍攝起來,對於導演而言,沒什麽技術含量可講。

而恐怖片呢,是具備一定的技術含量的。如果拍攝不好,是無法讓觀眾感受到恐怖氛圍的,沒有恐怖感、沒有故事感,那就是導演的失敗。

而當時,正好我們的另一位創始人、華容道傳媒CEO趙琳琳,和我聊了聊題材,我們倆對於題材的看法一致,都認為驚悚是基於場景和氛圍來講故事的片種,是一種最直接的體驗,非常適合VR這個技術形式來表達。

在正式決定拍攝之前,我們花了一天的時間拍攝了一部10分鐘左右的試片,故事情節沒那麽完整,至少對於我們來說,覺得有些粗糙。它其實就是講,一個女孩在公寓里遇到鬼的故事。

當我們把這個短片呈現給各大平臺的時候,他們的反饋挺讓人意外的。當時,他們對於既有的VR影片的狀態並不滿意,而這部片子是有敘事感的,是一個起承轉合完整的故事,而不是透過一個機器,錄下的一個片段,這一點,令他們感到驚喜。

其實以我們的角度來看,對於這次的嘗試並不十分滿意,但還是卻收獲了肯定。總結來看還是基於三點原因:

1,VR影視目前還缺少一定的評判標準;

2,當前的VR拍攝設備,技術條件還不能滿足大批量成規模的VR影視拍攝;

3,專業的人(導演、攝像)還沒有進入這個領域; 

現在有一句話說:VR,會把所有的人拉到同一起跑線上,我卻不認同。

VR影視,既然定位於影視,就需要講故事。講故事是需要技巧的,在VR影視里,導演對於故事以及影像的把控能力不僅沒有被忽略,相反,是被放大的。如果完全沒有任何的影視訓練基礎,是不可能拍攝出好作品的。

也基於此,我們去年和愛奇藝簽下了VR影視圈里最大的一筆合同,做了一部18集的劇。

但長劇的VR影視既有優勢也有劣勢。

優勢在於,影片會奠定一個基礎,讓大家認識到,VR影視也能講故事,而且是很完整的故事;

而劣勢是,VR影視中難以克服的各種難點都會暴露出來,被放大。

對於我們來說,做這部劇,算是趟了很多的坑,包括技術以及非技術層面。

拍了這麽幾個月,確實有很多的感悟,那我就從VR影視的拍攝流程以及其中的難點來說說吧。

1、VR影視與傳統影視拍攝有何區別?

VR影視與傳統影視相比,整體流程並沒有太大的區別,但在前期與後期具體的操作中,會出現一些不同。 

前期構思 

對於影視拍攝來說,劇本十分重要。

但對於VR影視來說,弱化了臺詞、依賴人物關系而推動的故事情節,而是強化場景體驗。(價值菌提醒:這里“場景”並不一定指空間的搭建,也有可能是一個鏡頭帶來的震撼。)

這樣的話,就不能完完全全按照劇本的劇情來進行拍攝,更多的是考慮場景與場景之間的銜接,而不是鏡頭與鏡頭的切換。

現在我們看VR影視劇本,會優先考慮,這個故事點適合在怎樣的場景下進行拍攝?能夠給觀眾帶來怎樣的體驗?這些場景是否能夠無縫銜接起來進行敘事?

我們首先想到的是空間視覺化的東西。

舉個例子,在拍攝恐怖片《都市怪談》中,我們一直在想,什麽樣的場景適合這個題材。

比如說,一個人在黑漆漆的屋子里、沒有人的電梯中會有恐怖感,因此這部片子里,我們基本上是用臥室、電梯、樓道來營造氛圍以及推進故事情節的發展。

總的來說,VR影視中,是基於場景來構思人物以及故事;而傳統影視會先構建人物關系、故事情節。

在VR影視中,也不是不可以展現人物之間的矛盾、演員的臺詞能力,但這種呈現,並不能發揮出VR影視的優勢所在。

比方說,我在VR影視中,看兩個人曖昧或者爭吵,與觀看傳統影視有什麽區別呢?這種情節的構建有什麽意義呢?為什麽用VR技術來拍攝呢?

所以,在VR影視中,劇本還是應該基於強體驗來構建的,這是因為VR本身,就是一種新型的呈現方式,不應浪費了它的優勢所在。

實拍中各工種的改變

劇本構思完成之後,就到了實拍階段。在這個階段中,各工種的思維意識以及責任發生了一定的改變。

● 美術

VR影視比較註重場景,所以對於美術來說,壓力會比較大。

拍攝傳統影視,美術在布景時只需要著重搭建鏡頭前的場景,而現在,基於VR技術,美術在布景時(不論是前期搭建還是後期處理)要顧及360度的環境。

這就又涉及到另一個問題:燈,擺在哪里?

● 燈光

美術需要360度進行布景,對於燈光師,這就造成了一個很大的困擾。

影視的拍攝是不可能不打燈的,如果遇見夜拍,會更加麻煩。

所以對於燈光師來說,他們最大的壓力就是:如何無痕跡的把燈光表現出來。

當然,都市類影視的拍攝,會有道具燈,比如臺燈,但這些燈光不夠,主要場景的底子光還是要想辦法解決。

我們在拍攝的時候,四周都需要布景,唯一攝影棚頂部是沒有封的,那麽燈光師就會把燈放到頂架上,後期再通過動畫CG將棚頂做成屋頂。

● 演員

與傳統影視不同,VR影視的拍攝,往往是需要演員自己在一個獨自的空間進行表演,而導演以及攝像在另外的房間進行指導,所以,演員的表演能力就更加重要。

在拍攝傳統的影視時,鏡頭可以分切,拍一條近景,之後再拍一條遠景。但VR影視,往往是一條直接拍下來,演員在表演期間不能有失誤。

另外,演員的表演節奏要控制到位,要有層次,這樣才能夠帶動觀眾。當然,表演時長不能太長,太長的話容易出戲;過短的話,觀眾在觀看時,沈浸感又會變弱。

● 攝影師

攝影師,相對於其他工種,可以說是變化最大的,這種變化不光是來自於工作內容上的轉變,更多的,是思維意識上的轉變。

比如,以前拍攝傳統影視時,攝影師可以規劃各種景別或者說光線上的變化。

而接觸VR之後,他認為這就是一個全景錄像,機器一擺,就沒什麽事了。

對於他們來說,本身就不太想接觸VR的拍攝。

他認為在傳統影視里積累的經驗,在VR拍攝中用不上,長處發揮不出來。

以前呢,攝影師之間會探討:最近在拍什麽作品?拍攝難點在哪里啊?

現在呢,都是聊:拍攝機器的安全距離多少?後期的縫怎麽拼接?

但是攝影和美學本來在專業性上就有差距,這樣一來,他就會產生對自我身份的質疑:我到底還是不是攝影師呢?

嚴格來講,現在的VR攝影,不能成為真正的攝影,更多的像是操機員。

不過,隨著攝影師對於VR認知的加強,以及思維方式的轉變,他們也已經慢慢的接受了這種拍攝方式。

坦白來說,攝影師在VR影視中還是十分重要的。

舉個例子吧。

對於現場光線以及色調層次的把控,是需要攝像與燈光部門共同協調以及設定的。而操機員是不具備這些專業知識的,他做的,可能只是開關機、保證設備的安全距離以及後期可以進行縫合。

移動 

對於傳統影視來說,拍攝過程中的移動很便捷,各種穿幫的物品都可以隱藏起來;而VR影視,是不敢輕易移動的。

移動會令觀眾產生眩暈感,此外,很多設備無法隱藏。

後期 

剛剛講的不同之處基本上都處於前期階段。接下來,我們聊聊後期。

傳統影視的後期也會用到CG修圖,但工作量相對不多。

而對於VR影視來說,後期工作量提升了很多。基本上所有的鏡頭都需要利用特效進行確認,對於穿幫的鏡頭進行修補。

另外,在VR影視的後期,也衍生了一個全新的工種——縫合(縫合之後進行剪輯)。視頻縫合在傳統影視中是不存在的,卻是VR影視中不可缺少的一環。

2、我所體會到的拍攝困難

不得不說,拍攝設備,在拍攝過程中,相當重要。

但它也會造成很多天然的困難。

剛剛所說的攝像師的不習慣、以及拍攝時遇到的各種問題,都源於設備。

安全距離就是其中一個痛點

一旦演員或者道具離相機太近,穿越拼接縫時會出現「鬼影」。因此,就有了安全距離一說。

VR影片拍攝時由於受到安全距離的限制,很多時候畫面看起來會缺乏層次感。

如果拍攝的畫面沒有太多的敘事性,鏡頭的遠近,影響並不會太大。但對於專業的VR影視來說,安全距離就顯得十分重要。

在傳統影視中,鏡頭的遠近可以通過蒙太奇語言來完成。而在VR影視中,拍攝手法發生了改變。

這也造成我們在前期選景的過程中,無法選用實景,比如電梯,鏡頭與電梯門之間的距離超過了安全距離,就根本無法拍攝。

所以設備的選擇,也變得至關重要。

在我們拍攝之前,也參考了十幾種可以用於 VR全景拍攝的攝影機,主要有兩大類:

● 第一類:利用現有相機組裝

這一類設備由多臺傳統單反拼成。

優點在於:畫質較好;

問題在於:安全距離過大。

利用這種設備拍攝,容易造成攝影機相互之間出現較大的縫隙。一旦演員或者道具進入這個縫隙之中,那麽這個素材也就無效了,無法縫合。

當前,這些較為保證畫質的設備,安全距離都在3米之外。

這意味什麽呢?

演員的表演必須是在攝像機的3米以外或者更遠的地方,通過多臺攝像機的同步拍攝將所有方向的影像都記錄下來,再通過後期縫合軟件進行縫合。

這就造成我們在拍攝的過程中,無法完成敘事性的拍攝。

如果只是追求畫質,不追求敘事性,那麽利用這種設備,就要選用一種取巧的拍攝方式——盡量避免需要穿鏡(從一個鏡頭穿到另外一個鏡頭)的鏡頭,每一個單機拍攝一個不同的視角,後期再進行縫合。

● 第二類:一體式的全景相機

我們在拍攝的時候,選擇了國內一家技術公司生產的6個鏡頭的全景一體機。

它的安全距離降到了1.5米以下,演員的情緒、表情基本可以透過鏡頭看清楚。

但即便是解決了安全距離的問題,由於技術的不成熟,我們在用一體機拍攝的時候,依然會遇到其他的問題。

比如說:後期取材時,我們會發現,6個鏡頭中,只有5個鏡頭記錄了我們的拍攝。

那麽丟失的那個鏡頭去哪里了呢?

除了技術的不成熟,還可能還與拍攝強度有關。

這其中最大的問題是:生產設備的人不懂影視對於設備的要求以及設備所要承擔的拍攝壓力。

未來,要解決這個問題,需要影視內容創作人員以及技術研發人員共同探討,從而倒推VR影視設備到底應該滿足怎樣的需要,VR影視設備究竟該如何打造。我相信,隨著技術的發展,這些難點都將被攻克。

3、VR影視在玩什麽鬼?

我回答過這樣一個問題:VR影視會不會造星?

還是要看技術的成熟度以及VR產業鏈整體的發展規模。

一旦規模到達一定程度,受眾過億,自然會推動明星、粉絲經濟等。

回顧電影歷史的早期發展階段,不難發現,也不會有人註意明星的影響力,那個時候可能都不會強調明星,就是用好的故事情節、拍攝手段來吸引觀眾。

而現在呢,也不是VR影視的成熟階段,現在只能算是全景敘事,是從傳統影視到VR影視的過渡階段。

目前,觀眾觀看VR影視的感受還不是特別舒服,習慣也沒有養成。清晰度不夠、設備沈重等等技術上的問題都還沒有解決。

VR影視是一個強體驗的呈現方式,需要受眾放棄其他的休閑方式,不再允許你像看電視一樣,看一眼,就去忙別的。

此外,VR影視的互動性也不強。現在的VR影視中,我們看到的基本是初級的互動技術,比如在VR影視中拍攝兩種結局,但這種AB劇,並不能算是真正的互動。

我們追求的應該是互動性敘事,當然,在VR 影視中,現在還沒有成熟的做法。

目前來看,在遊戲中,這種互動相對成熟。在遊戲中,玩家通過打通關卡走到故事的結局,這種敘事方式會令受眾群體感到很強的互動性。

一切都需要技術慢慢成熟。

但我認為即便未來技術成熟,傳統影視還是會占據主流位置,VR影視會取得一定的份額,但VR影視並不會顛覆電影本身,而是成為影視產業中的一種,會有固定的受眾群體,而這一類受眾,與遊戲的受眾會有一定的重合。

如果說顛覆,未來VR影視可能會顛覆影院模式。VR影視的概念就是隨身的電影院,在VR的內容平臺上,也可以觀看傳統視頻。這樣的話,就節省了很多的成本,不再需要專門到影院中觀看,所以如果未來能夠解決佩戴VR設備觀看影視的舒適度問題,VR影視還是十分可期的。

VR影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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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字如面》總導演:“大數據”里有不舒適的人,他們對現在的綜藝不滿

來源: http://www.iheima.com/zixun/2017/0315/161873.shtml

《見字如面》總導演:“大數據”里有不舒適的人,他們對現在的綜藝不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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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字如面》總導演:“大數據”里有不舒適的人,他們對現在的綜藝不滿

誰在今天說互聯網下賤,用不著三十年,三年之後你就是一個笑話。這就是大眾傳媒的歷史。

本文由海苔娛樂(微信號:haitaiyule)授權i黑馬發布

口述/關正文

整理/海苔娛樂

互聯網不是沒文化

今天演講開始,我們讀了這封吳聰靈至範美忠的道歉信。據說現在在互聯網上,大概有1800多萬人的點擊。它在一定程度上說明了我們節目的價值觀:你可以同意,也可以不同意。 

今天我想給大家分享一下,互聯網傳播的偽概念與代際誤讀。

當初我們拿著《見字如面》的方案去騰訊視頻總部闡釋,大概有四十多人聽我說節目構思,聽完大家都很興奮。據說在騰訊內部有一個不記名的評價投票方式,20分是滿分,這個節目的方案得到了19.5分。但後來的事情卻不是那麽順利。當時我們希望和騰訊聯合投資一起做這個節目,但還要再經過兩個最有權重的部門評估:流量評估部門和廣告部門。流量評估部門推測,這個節目在互聯網上單集大概只能產生20萬的點擊量。騰訊的朋友也很無奈。說互聯網就這樣,沒文化,互聯網只要娛樂、只要碎片化。所以他們也沒有辦法再往下邁一步。

騰訊無法投資,我們就只好自己做。選擇黑龍江衛視,是因為他們感動了我,說喜歡這個,但龍視季播節目的廣告銷售最多不超過500萬元,頂不了什麽大事。我說我們換一個思路,你是個傳統媒體,我們一起去征戰互聯網。後來又有了環球網,大家一起做。

12月初我們在騰訊釋放第一支單曲,立刻就達到20萬點擊量,然後就是40萬。第二天突破100萬,一路飆升。市場真的很可愛,騰訊是市場化平臺,當節目的市場潛力開始顯現的瞬間,市場機制立刻就被啟動,所有市場資源就開始傾斜性地向這個節目投放。

騰訊一次性拿出了價值六千多萬的推送資源給了這個節目。從上周的數據來看,張國立和王耀慶演繹的曹禺與黃永玉的往來信,達到了2700多萬次點擊。事實證明,互聯網什麽人都有,需求是多樣的、多元的。

互聯網的偽概念:網劇、網綜、網感、網紅

現在很多人都在說網劇、網綜、網感、網紅。但如果我們的視野稍微打開一點,你就會發現在歐洲、在美國沒有人說網劇、網綜,比如《權利的遊戲》,它在美國是通過傳統媒體傳播的。但在中國是通過網絡傳播,這算是網劇嗎?互聯網平臺對於傳統媒體本質上是一個技術革命,在大眾文化消費中,好戲就是好戲,好節目就是好節目。

我看過一個報道,是關於一次在美國舉行的中美“網紅論壇”。兩邊說的完全是兩件事。美國人講的是意見領袖,他的意見如何引導公眾價值觀或消費觀。中國講的是一幫小女孩在那兒要車、要花、要房,還說是文化產業新興的網紅經濟。這也是一個特別荒誕的偽概念。現在那些網紅終於找到她們的變現出口了,都改到淘寶天貓上當售貨員了。這件事跟文化沒什麽關系。我們被一些亂七八糟的資本概念幹擾著,離開了文化的常識。文化資本層面的人不斷制造著所謂投資的風口。文化資本是浮躁的,做文化投資的把文化異化為錢生錢的投資熱土,蜂擁而至。

在很長一段時間里面,我們全社會的文化批評都轉化成了商業批評、市場批評。你的電影票房高,甭管你拍成什麽樣,你都是英雄。實際上這是個經濟英雄。我們自己的所謂文化企業因為獲得了資本支持,手里攢著一千多個IP,這麽大數量,它怎麽可能是IP?這些偽概念是在完成著投資人的自我說服工作。

對於網感,這次我們也有特別直接的感受。互聯網上每一次點擊的發生,都是要每個人自己主動去找,跟傳統電視播出完全不同的。傳統電視傳播是靠一個頻道的價值,是靠這個頻道在整個線性播出過程中不斷截留觀眾來形成的。官方數字顯示,70%的人現在是通過互聯網在收看視頻節目,也就是說今天我們的傳統電視觀眾總量正在迅速地縮減。

現在電視上播的品種,絕大多數在互聯網上都不會有影響。這時候,你不得不非常認真地想著改變傳播效果,每一個細節都要考慮是不是觀眾感興趣的,每一分鐘的收視是不是在提供利益。這是最核心的改變。

這種改變不光是互聯網時代才有,現在互聯網上的語言傳播形式,實際上往前三十年就可以在王朔身上看到。他以他的精神方式、語言方式更好地在跟大眾溝通,走入大家的內心。而那種所謂傳統套話式的東西,在今天已無法走進大眾內心,走不進人心就完成不了傳播,你說了也是白說。

推薦一本英國的傳媒史請大家去看,它寫了圖書時代向報紙時代的過渡,過去那些書籍精英就大罵報紙,認為書在傳遞思想、論述事件的時候是完整的,報紙是碎片化的,是不負責任的,“一天一樁謀殺案”,怎麽聳人聽聞、怎麽有噱頭怎麽來。但報紙生存三四十年之後成主流了。這個時候電影出來了,圖書、報紙的擁躉又一塊指責電影不登大雅之堂,這是當時的主流評論。又過了三四十年,電影登堂入室了,後來電視、廣播出來了,所有人都罵,說這是下賤的媒體,沒有藝術只會弄些烏七八糟的東西。後來電視、廣播都也成正統了,於是,此前的所有媒體集體反過來沖著互聯網說,你真下賤!

但是大家一定知道,這是一個歷史教訓,因為歷史會重複,誰在今天說互聯網下賤,用不著三十年,三年之後你就是一個笑話。這就是大眾傳媒的歷史。

“大數據舒適區”里有不舒適的人,他們對現在的綜藝不滿足

老有人說80後,90後,代際畫像似乎各有特征。這是誤讀,實際上也阻礙了我們對互聯網傳播的認知。

我今天來之前,還在跟騰訊的同學討論,我們這期的導語要怎麽寫。很多人會提議用明星引領的噱頭方式,他們說大數據告訴我們,所有的人都會被這個東西引過去,你看這集電視劇,誰跟誰接吻了,這就是一個點,就能把人帶進去。我說,見字如面這個節目用這招可能沒用,因為觀眾收看動機不同。

大數據不過是我們剛剛開始使用的一個工具。現在網綜也好、網劇也好,都在同質化。因為有大數據告訴你怎麽做消費者最舒服。我們現在還沒有辦法從中辨認,那些在舒適區里感到不舒服的人有多少,現在這些人有什麽不滿。因為你沒別的品種供應,數據也就沒有更多導向。

比如說前兩年有很多人在網上吐槽,說怎麽那麽多觸底線的娛樂節目、那麽多感官類的娛樂節目,我們這個民族是要娛樂至死嗎?。在我看來,這是互聯網在內容寬度上提供的可能性。實際上也恰恰是這種寬度給節目品種、文化傳播帶來了真正的多樣性生態。之所以前幾年集中爆發,是因為以前太缺了,有一個代償表現期。當這個代償期過了,人類文化會自動地走回它的常態化狀態中。

書信往來,用不著挽回

有很多人會說到,《見字如面》是不是一個對傳統的、即將消逝的手寫書信的一種挽回。這事,誰也不可能挽回。盡管在我們節目播出之後,有好多人開始用筆給我寫信,我被大家慫恿,也用筆回了一封信,而且還是那種假毛筆——不會使真毛筆。別人就在旁邊拍照片,發到網上。這就是個表演而已。

手寫書信,並不天然具有什麽內容精致性、優越性,海量手寫書信中言不達意的有的是。我們今天各種數字書信非常繁榮,是前所未有的書信時代,如果你真有內容要表達,你的訓練足夠,文筆、品質一樣很高。對書寫書寫的傳統,惋惜只是情緒,改變是不可逆的。

在我看來,大家一起讀信和一起讀書是一回事。信作為一個特殊文體,有它不可替代的價值,這個價值絕大部分來自於書信當時寫的時候不是為了發表,於是就有可能在字里行間儲存更多真實的信息,包括生活細節、事件細節和人性細節。

有很多念了好多書的人出來走道還是東倒西歪,所以讀書不解決氣質問題。讀書最根本的利益是個體生命生存發展的需要。我們每個人面對下一秒未來,都具有無限的不確定性,誰能不斷持續地在這樣一種不確定性中妥善處理自己的行為,妥善把握自己的位置,那麽他的生命狀態可能就會有所提升。這種妥善處置需要經驗儲備,一個人自己直接的經驗永遠是有限的,於是他要借助他人的經驗。這是我們讀書的根本目的,也是我們讀信的根本目的。

他人的經驗里就包括了對歷史的記載,你了解相關知識以後,不是為了賣弄,而是你能夠知道,人類曾經經歷了什麽,因為歷史可能會不斷重複,於是你再看現在的世界,再看看今天的中國和美國、中國和韓國、我們和臺灣,你就可能想到這件事往下會怎麽發展。當然,更多的是我們身邊的具體事兒,人性沒有太大變化,於是你就可能會知道你老板在幹什麽,你該幹什麽。如果你沒這個能力,你沒法兒應對下一秒,你對周圍的人完全沒有感知能力,你都不知道旁邊的人是想黑你,你還樂呢,這肯定不行。

了解人和人之間的關系,社會關系,了解人性,了解他人,同時還要了解自己。這是我們讀書最根本的利益,而這個利益在《見字如面》里得到了非常漂亮和充分的呈現。不是因為我們做得好,是因為那些信實在太好了,太有價值了。

做《見字如面》實際上是一個回到常識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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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導演了公募十年有效資產滯漲?業績!

從2007年至今,公募基金迎來了10年發展期,基金數量從300多只增長至4000多只,行業資產規模從3萬億增長至9萬億。然而,近日有消息援引相關研究機構的統計稱,如果把不同類型的基金統一按管理費率折算成有效資產口徑,目前的公募基金規模和10年前比基本沒有增長。

基金10年有效資產緣何增長停滯?第一財經記者發現,基金業績或是有效資產增長停滯不可忽視的原因,一方面可能是因為,基金套牢期間大多數基民並未選擇贖回,基金份額實際變化不大。相反隨著歷經多年等待,基金凈值回歸到成本線以上時,基民的贖回訴求反而變得強烈;另一方面可能是高業績基金進行高分紅,導致基金資產縮水。

日前,來自東方紅資產管理董事長陳光明在公開場合提出的“客戶盈利是基金公司考核的核心指標”的一番言論引起了業內的反思,有人為此把有效資產增長停滯問題歸結為行業多年來重規模、輕業績致使公募口碑受損。

誠然,基金公司過度看重排名應該是影響行業發展的一個因素,但第一財經記者研究發現,公募10年有效資產不增長存在一定的必然性。

基民解套離場?

眾所周知,占公募有效資產權重最大的為偏股型基金,它們的管理費率遠超固定收益類產品。基於此,本文將從偏股型基金的業績波動角度解析有效資產變化問題。

2007年10月16日,在A股歷史上是一個可以載入史冊的日子,當天上證綜指創出歷史性的高點6124。牛市的利好為公募基金帶來了風光歲月,一基難求、提前募集結束、基金發行按比例配售在彼時較為普遍。正是在那個時候,大批基民瘋狂入市、巨無霸基金頻現。在最為瘋狂的月份,單只基金的平均募集規模達到297.93億元。然而,令入市基民未想到的是,一套便是數年。

從點位來看,如今的A股大盤僅略微超過6124高點時的一半。即便是最近一輪牛市高點距離6124也有千點。從這個角度而言,6124高點至今,仍有很多股票價格或者偏股型基金凈值未“回本”。但事實並非如此,無論是股票市場還是基金市場,整體而言已經回到了當初的位置。10年間,A股市場經歷了大擴容,上市公司數量大幅增長、盈利與估值出現顯著變化。若以一個更加全面反映A股全市場行情的指標萬得全A指數(881001)來衡量,當前A股整體價格已經較2007年6124點高出了8%左右,而在2015年6月即最近一輪牛市的高點時,萬得全A指數超出6124時點位70%之多。換句話說,投資者在6124高點買入股票套牢持倉至今,大概率已經回本。

股指回歸的同時,基金市場的表現也趨於一致。據銀河證券統計,6124點至今,40只偏股混合型基金中,29只基金已經解套,另有11只出現了1%至41%之間不同程度的虧損。而A股市場在2015年6月的最近一次牛市高點時,未翻本的基金只有2只。

“套牢”現象是A股市場上幾乎每天都在發生的事情。有些個人投資者在股票套牢之後,選擇長期持倉直至股價回歸到成本線以上,也有人忍受不住股價的不斷下探而選擇“割肉”。在基金市場上,6124點前後正是基金發行的高峰期,大量基民跑步入市,結果紛紛套牢。在經歷熊市的洗禮期間,偏股型凈值紛紛跌落,基金單位凈值低至0.4元、0.5元、0.6元的情況隨處可見。而正是在如此低迷的市況下,很多基民可能會選擇繼續持有。

舉例而言,2007年6月13日,廣發大盤成長成立,首募金額148.5170份,2008年該基金凈值跌至0.5011元,但該年年末基金份額逆勢增長至170.67億份。2010年11月基金複權凈值短暫回歸過1元,但基金體量則遭遇縮水。當年年末,基金份額跌破130億份,較此前一個季度凈贖回逾10億份。

上海一家基金公司的客服人員張軍(化名)向第一財經記者講述了那段時間的親身經歷。他稱:“一開始市場剛調整的時候,投資者打進來電話很多,詢問為什麽會有調整,在他們看來,買入基金肯定是虧不錢的。隨著跌幅的擴大,投資者打進來的電話數量開始增多,他們的態度變得急躁,不斷質疑基金公司的管理能力。在過去較長時間之後,基金凈值還是在相對低點徘徊,投資者心態也就麻木了,打進來的電話明顯減少,即便接進來的也很少有人會談套牢的事情。”

張軍稱,在多年的套牢歲月中,基金資產和單位凈值出現了大幅縮水和調整,但巨額贖回現象並不多見,亦即套牢期間大多數基民並未選擇贖回,基金份額實際變化不大。相反隨著歷經多年等待,基金凈值回歸到成本線以上時,基民的贖回訴求反而變得強烈。

基金分紅的影響

如果說一只業績平庸的基金在解套後,基民選擇離場的概率較大。那為何業績出眾的基金,也會遭遇資產凈值多年來未擴張甚至是縮水的窘境?這也可能是造成公募有效資產10年滯漲的因素。

近日一則華安行業輪動基金的分紅公告引起了業內人士的關註。每10份基金分紅7.36元,若全部按照以2.1037元的單位凈值來推算,那基金的資產將由此縮水35%。據基金2016年四季度顯示,截至去年年末華安輪動資產凈值2.5583億元,理論上來說,這次分紅最高可以讓基金資產縮水8900萬元。

委外資金蜂擁入市的當下,有人曾將基金高分紅,理解為滿足機構投資避稅需求。但實際上,這只基金並非是機構定制型產品。2016年中報顯示,機構持倉占總份額的比例為13.71%,遠低於個人投資者的持倉占比。

華安行業輪動高比例分紅緣於基金契約的規定。據基金招募說明書,在符合有關基金分紅條件的前提下,基金收益分配每年至多 6 次;每次基金收益分配比例不得低於期末可供分配利潤的 10%。而基金分紅公告顯示,截至2017年3月3日的分紅基準日,基金可供分配的利潤高達17113.69萬元。為此,華安基金正是按照10%約定,分紅金額1711.369萬元。

證監會在2014年7月發布的《公開募集證券投資基金運作管理辦法》規定了封閉式基金分紅每年不得少於一次,年度收益分配比例不得低於基金年度可供分配利潤的百分之九十,而開放式基金分紅由基金合同約定。

理論上來說,業績越好的基金,分紅金額極有可能越多。偏股型基金的波動比例向來是最高的,牛市期間,偏股型基金將分配出大量收益。眾所周知,若基民未主動修改,基金分紅的方式默認為現金分紅,即分紅金額將從基民資產從扣除。

實際上,華安行業輪動絕非個案。據Wind資訊統計,今年以來,按份額分開統計,分紅比例超過10%的基金數量達到22只,在所有分紅基金中數量占比超過10%。分紅比例超過5%的62只。

以上兩方面,正好解釋了為何公募有效資產10年出現停滯增長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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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身“廣告頌”、豆瓣5.2分、迷之尷尬?《歡樂頌2》的導演編劇要“平反”

來源: http://www.nbd.com.cn/articles/2017-05-26/1110900.html

每經影視記者 白蕓

每經影視編輯 杜蔚

相較於去年包攬了大街小巷談資的《歡樂頌》,《歡樂頌2》的熱度顯得有些“低調”。

一方面,《歡樂頌2》收視飄紅,僅播出10天全網播放量就超過50億,另一方面這部爆款續集作品卻在口碑上意外遇冷,不少網友表示制作依然在線,卻迷之尷尬,豆瓣評分竟只有5.2分,遠低於《瑯琊榜》《偽裝者》《歡樂頌》等正午陽光近幾出品劇集口碑。


▲《歡樂頌的豆瓣評分為7.3分

為什麽會出現口碑和熱度倒掛的現象呢?《歡樂頌2》的導演簡川訸對每經影視(微信號:meijingyingshi記者嘆道:“這個問題我也想問我們只是做好我們做的東西,交給觀眾來看,至於觀眾怎麽樣去評判這個事情,我覺得還是尊重觀眾的選擇

至於廣告植入過硬、節奏拖沓、人設崩塌、“三觀不正”等問題,導演簡川訸、編劇袁子彈都一一做出了回應。

口碑熱度倒掛?導演:我也想知道為啥

已開播10余天的《歡樂頌2》擁有一種奇特的“默默”的熱度。高收視和網絡播放量均飄紅,卻未收獲相匹配的話題度,好似觀眾都在默默圍觀,卻看完就罷了,沒有茶余飯後談天的熱情。甚至,還默默在豆瓣打了低分,導致該劇豆瓣評分竟只有5.2分。

▲《歡樂頌2的豆瓣評分僅5.2分

與第一季相比,《歡樂頌2》一個比較明顯的變化是導演的更換。《歡樂頌》的導演是孔笙和簡川訸,而到了第二季,變成了簡川訸搭檔張開宙。不過,袁子彈對此解釋道,其實早在《歡樂頌》第一季的時候,第二季的大方向就已經定下來了,“當時第一季的時候我就跟孔導、簡導已經商議過了,所以後來簡導和張導來做第二部,基本還是本著這個路線去做。

簡川訸表示,這一變化可能會給拍攝風格帶來或多或少一些新的嘗試當然可能張開宙導演加入之後,相對而言我們在一些畫面質感、服化道提升上會更講究一點也更年輕化一點

雖然制作依然保持了領先於大部分國產劇的良心水平,也做出了諸多突破和嘗試,《歡樂頌2》卻仍是陷入了高熱度低口碑的尷尬局面。對於出現這種情形的原因,簡川訸對記者嘆道:“這個問題我也想問

對於這一問題,袁子彈的回答頗為誠懇。一方面肯定也有我們做得不足的地方,這個是不可避免的,這麽長一個劇,種種疏漏我們自己也在總結和檢討,在努力反省,爭取之後做得更好;但是另一方面,畢竟故事進行到這個階段,有一些新鮮感的喪失,包括確實對我們期待也是比第一部要高,有些人物形象有一些預料不到的變化,粉絲會有一些反彈心理

植入生硬?編劇:不用聞色變,廣告應趣味化

近年來,諸多國產劇廣告植入多到喪心病狂的地步,導致“廣告植入”變成了討打的過街鼠,備受吐槽。而現在,《歡樂頌2》也淪陷了。據每經影視(微信號:meijingyingshi記者此前統計,《歡樂頌2》中的品牌廣告商多達50家,幾乎是第一季廣告商數量的兩倍還多。

如果要有植入,一定要植入和劇本並行簡川訸強調道植入一定要在前期做劇本的時候就進入,在做劇本期間,我也排除掉很多不合適的產品,雖然覺得產品的條件很好,但是它不符合劇本不符合劇情、也不符合人物”。

▲劇集植入的廣告截圖

袁子彈則認為,對於廣告植入也毋需反應過激。我覺得商務植入也是一個現代劇不能避免的趨勢,所以我覺得大家也不用聞商業植入色變,好的團隊也是需要經濟來支撐的,這個是不可避免的只能說有些植入需要技巧的改善,我們相對而言這方面缺乏經驗,所以有時候有些地方大家覺得做得生硬一點,下一步也只能是盡量的再有品牌植入的話,讓它跟人物性格更貼近一點,設計臺詞的時候更有趣味一點,讓大家對商務這部分的排斥沒有那麽強烈

不過,其實《歡樂頌》第一季中的廣告植入也足夠密集,但卻少有觀眾吐槽,甚至還欣然接受,而同樣的路數用在第二季上,卻突然成了眾矢之的,從正面案例變成了反面教材。   

也許,觀眾會覺得廣告分外辣眼睛,也有一部分原因是由於劇情本身缺少足夠的吸引力。

正如簡川訸所言:季播劇帶來的最大難度就是怎麽去延續它的事件、人物、話題,如果第一季非常好,那麽第二季觀眾期望值會更高,它的難度是很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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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演楊磊:觀眾對《鮫珠傳》不滿足很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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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舌尖上的中國》總導演陳曉卿離職:以後好吃的,別再寄到光華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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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舌尖上的中國》總導演陳曉卿離職:以後好吃的,別再寄到光華路
火星實驗室 火星實驗室

《舌尖上的中國》總導演陳曉卿離職:以後好吃的,別再寄到光華路

舌尖權勢長成記:從吃貨到頂級導演。

來源 | 火星實驗室(ID:sparklelive)

作者 | 陳雨 吳昭橋

實習生 胡晨雨 卿瀅 王怡對本文亦有貢獻

2017年10月23日,陳曉卿用一條朋友圈宣布自己的動向。“敬告:卡片上的人即日起從央視離職,有給他寄好吃的,別再寄到光華路了。謝謝。”配圖是他在CCTV時期的工作證,卡片上的人正是他自己,並在文末附加了三個咧嘴笑的表情。

作為國內知名紀錄片制片人,《舌尖上的中國》第一、二季的總導演,陳曉卿在中央電視臺工作了28年,經歷了央視地標從“複興路”到“光華路”的轉變,也見證著中國紀錄片事業從“冬天”到“春天”的過渡。

陳曉卿離職並不是突然的決定,早在2016年3月,他就已向央視提交辭呈,一年有余,塵埃落定。此後,他會創辦自己的公司,帶領“《舌尖》系列”原班人馬,繼續籌拍美食相關紀錄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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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4月,正是《舌尖上的中國》第二季播出火熱的階段,陳曉卿曾對《博客天下》過份謙虛地否認過自己在“吃”上的修養,“我對所有的美食都不怎麽懂。”這句話騙不了人,時任央視新聞中心新聞評論部記者陳耀文曾這樣說:“任何題材,都必須被愛它的人來體現,否則味如嚼蠟。”

陳曉卿便是那個愛美食的人。或許,過不了多久,人們便可以知道,新的好吃的,將會寄往哪里。

原文為2014年《博客天下》第159期封面報道之一。

舌尖權勢長成記:從吃貨到頂級導演

2014年4月18日晚,一條陡然上升的曲線,被截圖給了阿里巴巴公關部的全悅敏。那是一種名叫“雷山魚醬”的冷門食品在天貓上的搜索量。

“當很多人開始搜索雷山魚醬,我們才發現全網都沒有。”全悅敏告訴《博客天下》。

這種來自黔東南苗族自治州雷山縣永樂區的傳統調味品,主要功能是烹制魚香味的菜肴。它沒有,也貌似不該有成為這個年代整個國家流行之物的好命。

全悅敏的同事給所有在天貓上賣貴州土特產的商家打過電話後,發現根本沒有哪家能夠找到這種產品。幾經周折,甚至驚動了當地的110後,1000罐雷山魚醬於次日在天貓火速上線,並於11個小時後售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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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只因這種“苗家人最驕傲的調味品”在2014年4月18日晚上9時首播的紀錄片《舌尖上的中國》第二季第一集中短暫出現了兩分半鐘。

在首播當晚9點至12點的3個小時之內,有207萬人通過手機訪問了天貓食品與《舌尖2》的合作頁面。9點至11點的短短兩個小時內,四川臘肉、北京烤鴨成交3000多份。而在4月25日第二集播出後,專門為了節目上架的陜西榆林掛面在3天之內賣出了3591份,共計6萬余元。

與此同時,舌尖系列紀錄片總導演陳曉卿也在辦公室關註著一條陡然上升的曲線,那是節目的收視率統計。

據央視索福瑞CSM數據顯示,《舌尖2》第一集《腳步》的收視率為1.57%,第二集《心傳》升至1.63%,收視份額4.74%。中心城市的收視率更是高達2.72%,收視份額7.06%,在所有上星頻道中同時段排名第一。

皮膚黝黑,1965年生於安徽靈璧的陳曉卿是這個系列紀錄片的發起者。在北京廣播學院(現中國傳媒大學)念書時,因為對學校食堂的飯菜“太惱火”,他每個月與七八個同學聚餐一次,每人掏兩塊錢,能吃一桌子菜。22歲那年,他作為攝影師參加第一屆北京美食節,“第一次見到外國廚師,第一次嘗到燕窩鮑翅”,完成了美食啟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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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後近30年時間,陳曉卿不斷精進著一個吃貨的自我修養,其鬼斧神工,早已不僅僅是物理化的精敏味蕾。在交出幾部流行度輸給美譽度的紀錄片作業後,他的個人愛好與業務鉆研找到了交匯,舌尖系列以視覺貫穿味覺,出現在這個交匯點上,有別於以往任何一種美食視頻,它精耕細作,幀幀為營,展示著中國人在食物上的儀式和倫理。

中國紀錄片就此被陳曉卿從少數人流淚水帶進了多數人流口水的另類階段。從《舌尖1》到《舌尖2》,他以個體化的選擇判斷為從來沒有“標準”的美味,制定出全國流行的口味標準,就像春晚和普通話那樣擁有“國家正確”。他的長成路徑與高高在上的美食前輩沈宏非、蔡瀾截然不同,徹底沖破了圈子和平臺的局限,讓自己成為了在當下中國帶領千軍萬馬嘗遍東南西北的大將軍。

黝黑老男人

一個能量飽滿的社交圈借博客群放大了陳曉卿高級吃貨的名頭。

“毫不吹牛地說,如果讓我來做,可能比他拍得還美。”同樣是做紀錄片出身的央視新聞中心新聞評論部記者陳耀文對《博客天下》說,“但是,我一來沒有他的創作資源,二來我缺少他對美食的熱情與愛,任何題材,都必須被愛它的人來體現,否則味如嚼蠟。”

陳曉卿對食物的肺腑之愛,或者說他的“吃貨”本色,是在博客年代的“老男人飯局”里茁壯成長起來的。

老男人飯局最早的雛形來自老六(張立憲,現《讀庫》出品人)2002年在西祠胡同開通的“飯局通知”,這是BBS年代文化圈的一件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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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開始以三表(前《三聯生活周刊》主筆王小峰)、老六和我為主,大家隨便吃,沒什麽講究。陳曉卿加入之後,訂餐廳、點菜的活兒就歸他了,他是以吃貨自居的。”飯局組織中少有的女性之一非非對《博客天下》說。陳曉卿出現後,飯局成員基本固定下來,10人左右。在博客盛行的年代,這些人還在享受著事業登上更高臺階之前的最後一陣清閑。天天一起吃飯聊天,合得來,相互認同,一種鼓勵不羈展現各自性格特長的長期友情逐步深厚起來。

2005年開始,老男人飯局進入頻密期。那一年,老羅還沒有開始做手機,王小峰還沒開拍DV劇,全勇先還沒有因《懸崖》成為當紅編劇,老六的《讀庫》尚未面世,陳曉卿還在央視的《見證》欄目。從2006年3月開始,陳曉卿在新浪博客一共寫了569篇博文,其中113篇談到吃。

雖然熱忱包攬點菜大權,但是陳曉卿卻不在老男人飯局大談美食。如果飯局里有特別的菜,陳曉卿就偶爾會給他們講講怎麽做。“會有人跳出來說他顯擺,‘您又把自己當人啦’,我們互相挺損的,他也不會生氣。”非非說。

老六在自己的博客中寫道:“我與曉卿老師吃飯頻率高到了什麽地步?某天我在SMN(老男人飯局對MSN的戲稱)上訥訥地問他:今天晚上要是再搞,咱們就是連續第四天一起吃飯了。您說這是不是有些過分呢?電腦那邊立刻回複:在哪吃?到了第五天,傍晚時分,我又接到陳老師一個訕訕的短信:今晚怎麽安排?”

有時候,老六甚至不用說話,發一個問號,陳曉卿回複一個感嘆號,老六再問“哪兒”,飯局就這麽自然而然開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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飯局上大家免不了互相擠對,這是老男人飯局的相處模式。比如非非是“給潘石屹寫博客的”,老六是“拈著蘭花指的壇子臉”,三表和楊葵則成了“王大娘”和“楊大嬸”,陳曉卿則因為膚色偏深,是“非洲友人”……通過這些博主在博客上的鏈接,他們的粉絲也互相流通,而陳曉卿“吃貨”的稱號也隨著網絡慢慢傳播開來。

老男人飯局的鼎盛時期從2005年一直持續至2010年。隨後因為各人越來越忙,這個以饞為名的組織逐漸變得松散。但他們的名頭已經打開。加上土家野夫、馮唐等飯局常客,幾個飯局“常委”們的博客瀏覽量就已經過億。

2013年初,柴靜新書《看見》大賣的同時,微博中上演“劈柴事件”,央視美女記者面對著前所未見的猛烈炮火。有人稱柴靜成名“依托於央視平臺和老男人飯局”,這意外促成了“老男人飯局”第一次大範圍走向公眾視野。更多圈外人由此知道了陳曉卿其人。

而對陳曉卿本人來說,老男人飯局既是他的社交圈,也是他判斷眾口、掌控吃喝的練功房。他的吃貨權力經飯局中人的高粉絲數博客一步步放大,但在彼時仍屬於小圈子事件,尚未找到變現途徑。

國家需要你

2011年,央視成立紀錄頻道,扶植中國紀錄片發展,吃貨陳曉卿有了一個前所未有的平臺。

《舌尖2》播出以來,陳曉卿在離央視老臺不遠的辦公室里整日被多股力量撕扯。哪里都需要他,包括永遠安排不完的媒體。

他在本刊采訪中表現出過度的謙虛,高頻詞是“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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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我對所有的美食都不怎麽懂。”“哎喲,亂講,亂講,我從來沒有。”“我沒有覺得有那麽危險。”“真的沒有什麽心得。”“我沒有,一點都沒有。”“絕對沒有,絕對沒有。”“沒有,正好相反。”“一點兒都沒有。”“真的沒有。”“我沒有。”“沒有。”

但《舌尖2》看上去卻明明什麽都有。1000萬的頻道頂級投資,未開機便獲得的總數8931萬元的冠名費用,開播10天後超過1億的網絡視頻點擊量……

央視紀錄頻道總監(時任)劉文對收益有著非常樂觀的預測:“它的回報應該是投入的20倍,所以不止是過億,應該是兩個億。”

年景好得跟假象一樣。

2000年11月,央視《紀錄片》欄目誕生,這是後來的《見證》欄目的前身,陳曉卿曾任《見證》制片人。2003年底開始,《見證》被安排在後半夜播出。

欄目編導張小幺哀怨地寫道:“《見證》播出時間是夜里,在大家睡了之後首播,大家還沒睡醒的時候,重播也結束了。沒有廣告,純粹的紀錄片。甲說:那個時間連鳥都不拉屎了。乙說:幹脆改名叫見鬼。”

陳曉卿的兒子因為在電視上見不到爸爸的節目,還相信了陳曉卿同事的玩笑,堅信爸爸是“電視臺看大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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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紀錄片還被稱為專題片的上世紀八九十年代,《運河》、《絲綢之路》、《長江》、《望長城》這類采用紀實手法拍攝的優秀作品,因話題性十足,社會影響力巨大,在當時堪稱電視臺實力的標桿。

在上世紀的最後幾年,電視“欄目”的出現使收視率成為電視界的考量新標準,制片人概念的出現也分流了大批優秀的紀錄片導演。在娛樂選擇逐漸多元的彼時,紀錄片的選題依然偏重文化宣教,遠離生活。“所以漸漸地退出它的黃金時代,退出它的主流頻道,最後消失了,沒了。”劉文向《博客天下》解釋。

首季開播於2012年5月的《舌尖》系列,是央視紀錄頻道成立的直接受益者之一。早在2002年,陳曉卿就曾前後三次申報過《舌尖》項目,當時臺里總是答複題材好,但是沒錢。直到2011年央視九套紀錄頻道成立,這個選題才得到臺里的重點投資,經費450萬。從吃貨陳曉卿變身為導演陳曉卿,他一等就是10年。

2011年法國戛納紀錄片節,會場外墻掛著韓國KBS電視臺紀錄片《阿穆爾河》的大幅海報。今年,這塊10萬歐元的“風水寶地”被《舌尖》中的筷子和掛面占領了。

作為國內最大的軟實力傳播平臺,央視對紀錄片的標準很明確:“進入國際市場,進入國際主流的電視臺進行播出,讓更多國際上的觀眾能夠通過主流平臺的黃金時段看到我們,從而解讀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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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長給陳曉卿算過一筆賬,為了推薦《舌尖1》,臺里各個頻道,包括《新聞聯播》,都更改過原內容。“《新聞聯播》都播了《舌尖1》每天的預告,這樣換算下來整個宣傳花費是7500萬,這還只是臺里的屏幕推廣。攝制組的成本450萬,但整個費用你說怎麽算,你別的媒體做得到嗎?”陳曉卿對《博客天下》說。

“是國家需要這些東西,”曾與陳曉卿一起共事的康健寧在接受采訪時說,“九套的出現,對陳曉卿來說是一次很重要的轉折。這個地方給了他一個前所未有的空間,既可以當領導幹部,又可以當藝術家。”

康健寧覺得《舌尖》是陳曉卿厚積薄發的結果。在拍完《龍脊》、《遠在北京的家》之後,“大概10多年,他就變成混吃混喝了。為什麽說厚積薄發,這個在吃喝過程中,他吃出感覺來了。這小子聰明伶俐,有敏銳的反應,生活體驗越來越深刻後,想出這麽一個來。”

忐忑而被動

在《舌尖2》時期,這個中國紀錄片界的“張藝謀”已經不容有失。

2013年5月,《舌尖1》第一集播出當晚,陳曉卿在新浪微博上放出海報,輕描淡寫地推薦:“今晚沒事都看看吧。不難看,真的。”這種謙卑與他在《舌尖1》上的付出和片子隨後取得的成功無法形成正比,更遑論《舌尖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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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萬公里行程、400個調研地點、150個拍攝地、1000小時高清素材,歷時一年的跋山涉水和風餐露宿……在《舌尖2》里出現的300多種美食,哪怕它只有一閃而過的鏡頭,在被選中之前,都幾經考量。盡管《舌尖1》有個別科學“槽點”,但畢竟已將陳曉卿在中國頂尖紀錄片導演之路上推得相當深遠,《舌尖2》時的他已不容自己有失。

紀錄片《西湖》導演、浙江衛視資深電視人夏燕平曾陪陳曉卿在浙江調研美食項目。“整個工作跟下來,我也蠻受教育。”他對《博客天下》說,“以前我們拍片時對調研不太重視,陳曉卿他們調研會把整個過程真真正正地演繹一遍。我們以前拍片子最多做到了沙盤演繹,而《舌尖》做到了實戰演習的程度。”

《舌尖2》攝制組本打算在千島湖拍攝螺螄。千島湖螺螄的品質優於一般螺螄,工作人員已經從養殖環境,到打撈情況,再到去尾環節看了一次又一次。但夏燕平建議再去看看更有特點的開化青螄。這種青螄個頭小,味道略苦,清涼解毒。陳曉卿去開化看了青螄之後,就決定舍掉千島湖螺螄。因為前者完全是在幹凈的溪溝里自然生長的。“他特別重視食物的生長環境。”夏燕平說。

無論素材選擇還是故事分集,陳曉卿都嚴格把關。《舌尖2》第一集的分集導演李勇對《博客天下》說:“我在做方案的時候想表現鄉愁的主題,希望表現臺灣眷村的美食,但陳曉卿導演不同意,說那應該出現在《相逢》那一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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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業回報是對工匠精神的最好嘉獎之一。但《舌尖1》曾經錯過良機。阿里巴巴的全悅敏對《博客天下》說:“央視也看到了,他們拍了一個很好的紀錄片,但賺錢的都是淘寶的商家,對央視來說只有廣告的費用,而沒有商業模式上的收獲。”

於是,2013年12月起的一個月時間內,《舌尖2》團隊和天貓一拍即合,迅速敲定了合作,盡管這份合作漏掉了“雷山魚醬”。

“我們原來沒想過這個事,但這次從一開始就考慮到《舌尖2》應該在更多的播放平臺和傳播平臺上和大家進行互動和傳播。”劉文告訴《博客天下》,“紀錄頻道要的不是一個絕對的數字,比如天貓能掙多少錢,但我想從天貓上看到紀錄片的價值。”

但這份巨大價值背後導演的焦慮,天貓上是看不到的。

3月23日晚,陳曉卿對老男人飯局進行了《舌尖2》內部“親友試映會”,老六、楊葵、王小山、羅永浩、非非等人提前看片。

“燈光打得好,不愧是攝影專業的”、“比三表專業”、“這次配樂挺不錯啊”,現場盡是“老男人飯局”風格的評價。

非非對《博客天下》說,雖然大家互相之間總開玩笑,但這場試映會,陳曉卿就像是在向水平很高的親友交作業。“我和楊葵後來探討,覺得他當時心里還是很忐忑。就像你寫了一篇文章,你自己認為很好,但是你並不能肯定你認為好,讀者就覺得好。這種緊張的心情很正常。他對待工作很認真,很嚴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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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陳曉卿來說,這一定是種再熟悉不過的心情。多年前做紀錄片《劉少奇》,審片者邊看邊流淚,連說感人。看完鼻子一擦眼淚一抹,說這段掐掉,不能用。當時康健寧就在隔壁辦公室,做改革開放20年的選題,時不時跑去陳曉卿那里逗他。“幸災樂禍嘛,看著他在那兒痛苦不堪,撓頭。”康健寧說。

“無論怎樣,在體制內做事情,陳曉卿始終是一個被動者。”康健寧說,“當年他是副科級領導幹部,後來是副處級領導幹部,但是副處級上面還有若幹個比他官大的。實際上在這樣的一種環境里,你的創作欲望能不能最終得到滿足,不取決於他,不取決於他能夠怎麽騰挪,怎麽能夠把自己搞得很圓滑來做到,而關鍵在於領導。中國人過去有句老話說,你在單位里最大的幸運是什麽呢,就是碰見一個好領導。”

這些中國紀錄片制作背後的甘苦,行業外人根本無從知曉。國家廣電總局在2010年10月出臺的《關於推動紀錄片產業發展的若幹意見》中寫道,國產紀錄片是形象展示中國發展進步的重要文化傳播載體,規定“各級電視播出機構每天播出國產紀錄片與引進紀錄片比例不得低於7比3”。陳曉卿個人能量再大,《舌尖1》和《舌尖2》都不是他,或者拍攝團隊,或者整個頻道的。它既然要在戛納沖獎,並且努力擴張海外發行,便承擔著分量可觀的外宣功能。《舌尖》已然是紀錄頻道的《百家講壇》,陳曉卿則成了中國紀錄片界的張藝謀。

2014年4月15日,《舌尖2》首映式當日,陳曉卿在朋友圈寫下:一粥一飯,當思來之不易。一飲一啄,飽蘸酸辣苦甜。舌尖,好久不見。

舌尖上的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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賈樟柯造節:一位導演和一座古城的中年焦慮

來源: http://www.iheima.com/zixun/2017/1112/165965.shtml

賈樟柯造節:一位導演和一座古城的中年焦慮
秦泉 秦泉

賈樟柯造節:一位導演和一座古城的中年焦慮

一年之後,我們又來到了平遙,尋找賈樟柯和這座古老縣城的新變化。

霧霾嚴重的上周五,從北京去往平遙的動車穿過近300公里的霧霾區,越過太行山進入山西境內後,氣溫明顯下降、空氣也得到些許改善。

正是因為霧霾,賈樟柯一年前在微博上引發一陣討論和對抗,決定從北京回到家鄉汾陽定居。這位對於故鄉抱有極大情懷的電影導演,在熟悉的環境中開始生活與寫作,並且思考天體物理。

在“單純”的時間里,賈樟柯完成了三個劇本的創作,其中包括即將正式開拍的《江湖兒女》。從簡單曝光的劇情看,賈樟柯再度運用了他標誌性的地理和時光魔術,這是一部從大同跨越至新疆的故事。

我們此行的目的是參加賈樟柯在山西開展的另一個大動作—平遙國際電影展。

平遙國際電影展紅毯一幕

平遙國際電影展紅毯一幕

八天時間里,40多部海內外電影展映,大師梅爾維爾的回顧展,吳宇森、馮小剛的電影作品一票難求,範冰冰李晨光鮮亮麗。依然混亂和不成熟的管理秩序,讓短時間內湧入的大量影迷怨聲載道。

我不具備建築學意義上的審美能力,在山西甚至整個華北地區,我看到的古老縣城和城墻幾乎長得都一樣。遺憾的是,這座具有2700年歷史、保有明清古建築的古城也給了我同樣的印象——這是平遙在年輕人重構出行旅遊時代的困境。除了廉價、便捷和某種“麗江”式的憧憬,至少在北京的年輕人選擇里,3小時外的平遙不在前列。

平遙需要新的標簽,這次電影展是繼國際攝影展之後的又一個重要的文化品牌動作。對於後者的沒落,大眾意義和影響力更大的國際電影展與賈樟柯,有可能讓這座進行旅遊開發數十年的古城有新的想象力。

這也是賈樟柯的必然選擇。你很難想象,這位年少成名的電影大師會一生只關註在自己的電影內容上。10年以來,在那家主要負責藝術片業務的公司西河星匯里,他就是一位成功的商業運作者。同時,他也在家鄉投資酒廠和煤礦,也趕上了十年呂梁煤礦的黃金時代。2016年,賈樟柯創辦的專註於商業片運作的暖流影業,也獲得了曹國熊等資本大佬的青睞。

這幾天里,我們見到了參與平遙電影展的許多人物:從北京來的影迷、影展首席內容官、贊助商、參展導演、熱情的客棧老板等。在他們身上,在此時此地,我們想找到一位導演和一座古城如何度過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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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能完成的任務”

因為氣候特征和出行慣性,11月的平遙在往年應該已經進入到旅遊淡季。電影展讓平遙的這個周五變得不一樣。剛下車時就接到了客棧老板的電話,擁擠的接站人群中,很多人都高舉著和影展有關的牌子。

“你們都是來看電影展的吧”,我和兩位來自北京電影學院的學生住在同一間客棧,老板熱情地迎接我們,“電影宮就在西大街那,離我家客棧走路七、八分鐘就到了”。平遙電影宮是平遙國際電影節的主會場和地標性建築,在過去幾個月中,這里一直處於緊張的施工籌備狀態。

沿著客棧老板所指的路線,我直接來到平遙電影宮。門口站立著兩排西裝超黑扮相的安保人員,他們在為電影節的開幕做著準備。第二天的開幕式紅毯中,還有大量的武警、公安們前來負責安保活動,這樣的陣勢在這座古城已經好幾年都不曾出現。

平遙電影宮並非屬於古代建築,而是計劃經濟在這個縣城的遺留品——在平遙柴油機廠的舊址上翻修和重建。除去門口的“平遙電影宮”的豎型裝置標誌外,走在尚未被明星和影迷占領的廠區內,你甚至不會發現這這里與電影有關。

從右數的第四個廠房開始,才真正有了廠房和電影之間的聯系。幾乎所有的電影海報都會豎著懸掛在廠房內,其中外語片明顯多過國產片,每一部影片都有明顯的展映單元信息:“藏龍”、“臥虎”、“新生代”、“平遙一角”等等。

紅毯盡頭也就連接在這個“主宮“內,每一位走過紅毯的電影主創進入這個室內,都會發現自己參與的電影海報。

“主宮”的兩側分別是兩個最重要的兩個影廳,西邊的露天“站臺”影廳和東邊的能容納400人的“小城之春”室內影廳。“站臺”影廳是電影宮內最龐大的建築,開幕電影《芳華》在這里進行了展映,1500人在北方瑟瑟寒冷的露天觀看完了這部影片。

“《芳華》能在平遙這塊土地上露天放映是好運的開始”。馮小剛將露天放映這種形式視作幸運的兆頭。在他的影片展映歷史中,2007年《集結號》在釜山首映,一萬人披著雨衣在露天看完了電影,此後《唐山大地震》在唐山體育場也進行了露天放映。這兩部電影都給他帶來了票房與口碑。

1500人的露天影院和開幕片《芳華》

1500人的露天影院和開幕片《芳華》

不過,遭遇過“非正常”撤檔風波的《芳華》依然有很多“敏感”。一位接近影展核心主創的人士告訴我,“直到當天,賈樟柯還在為《芳華》的順利放映和上面做著協調”。開幕的當晚,《芳華》延遲了近一個多小時才放映,不能判斷延誤的具體原因,但一種風聲在記者群里流傳:當晚的一些微信公號寫有“芳華”二字而無法推送。

平遙國際影展的首席內容官萬佳歡經歷了電影宮和影展的籌備全過程。2016年9月,賈樟柯同平遙政府簽訂了《平遙國際電影展合作框架協議》,雙方將利用廢棄廠房修建系列電影活動場所。2017年3月16日,影展在北京宣告正式啟動,平遙電影宮的修建才正式開始。

萬佳歡和首席執行官梁嘉艷是當時唯二的“影展員工”。在最初的設想中,平遙國際影展的調性和作用就是類似於戛納電影節,在場地上必須要有一個相對集中的放映場所,這對於電影創作人和影迷來講都有著極大的便利性。

古城內的廢棄柴油機廠成為被選擇的對象。這座始建於70年代,在1998年第二次廢棄後就徹底廢棄了,和“沒錢拆遷”的古城一樣柴油機廠避免了上個世紀80年代的拆遷,1997年平遙古城申請“世界文化遺產”成功,整個平遙古城都不會再做“更改”。

“如果修建的話把廠房先拆了,這個很快但不能這麽做”,我們是在影展開始的第三天才找到萬佳歡的,顯然她是電影宮完完全全的見證者。由於柴油機廠屬於文物保護的古城內,令電影宮的修建只能在這座廢棄廠房的內部做改造。

從廠房外部看根本不會發現里面有影院

從廠房外部看根本不會發現里面有影院

此前平遙國際攝影展已經在柴油機廠內連續舉辦了數屆。不過,都是在內部進行搭建展覽,搭建拆除後廠房便又回到了原始狀態。所以,如果電影展要修建影廳,就需要截然不同並且更為複雜的改造方法。

在萬佳歡的記憶中,電影宮的設計團隊進行了很多設計稿的改動。最大的困難在於,如何保存建築外觀的同時,在廠房內部進行嶄新的搭建。最後,影展團隊在最大的一個廠房的內部修建了四座小型影廳,每個能入座30-40人,在這個大廠房的南面,則修建了一座供400人上坐的“小城之春”影廳。

1500座的露天影院也是一個難題。由於正常的IMAX屏幕高度達到7-8米,但這又會超出古城墻的高度,破壞整體景致。最後,設計團隊是在廠房的西北角先挖出一個“大坑”,才讓這座1500人的露天影院“合規”建成。

影展藝術總監經常對萬佳歡說,“這是我們的第零屆影展”。其中一個原因就是,要在短短六個多月的工期內建造一個專屬於這個電影節的建築群,“對平遙來說,都是零的開始”。

在花掉大量時間、精心規劃和建造好廠區影廳後,留給電影宮的”內部裝飾“時間已經非常少。畢業於中央美院的青年策展人段少鋒在接到梁嘉艷邀約時,距離影展開幕僅僅只有最後一周的時間——從時間意義上,這幾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一個任務。

我是在抵達平遙的當晚,見到了段少鋒,他在為作品做最後的“調試”。段少鋒的工作是負責“主宮”的內部展示:“我不想把它做成一個文獻展,要有現代感一些”。

於是,在最大的廠房內,可以看見梅爾維爾電影中的各種場景,穿越這些就會來到一個複古的影廳場景內,“這是複原的內地上個世紀“這是複原的內地上個世紀七、八十年代小縣城錄像廳。”

複原的上個世紀八十年代錄像廳

複原的上個世紀八十年代錄像廳

段少鋒稱這一場景的設計思路來源於梅爾維爾的影史影響力。被稱為“黑色犯罪電影之王”的他,影響了香港導演吳宇森和杜琪峰的電影創作,而這兩位香港導演又拍出了數多經典的香港黑社會電影,“內地觀眾最早看到吳宇森們的作品,就是在這樣的錄像廳中。”

這也是賈樟柯和那一代中國文藝青年的記憶密碼,在昏暗和煙霧繚繞的房間中,他們通過閃爍著電視看到了伴隨著卡頓感的香港電影錄像。在《英雄本色》中,豪哥問小馬哥,“你信神不信神?”小馬哥在香江邊上回答:“信!我就是神!神也是人!能掌握自己命運的人就是神!”

那是中國流行文化的開始之時,幾年後,賈樟柯離開故鄉去掌握自己的命運。即使在今天的平遙人中,知道吳宇森的人要遠遠多於知道賈樟柯的,他們就是在類似的錄像廳中看到外面的世界,現在這個時節來到身邊。“那臺小電視是在舊貨市場淘的,幸運的是它真的能放”,段少鋒對這個經歷和裝置場景很是得意。

2

“唯獨不能缺少的賈樟柯”

“我覺得我自己是在用一個我的藝術標準,來判斷我做的每一件事情”。平遙國際電影展之前,我們在北京見到在為電影《時間去哪兒》做宣傳的賈樟柯。

這部電影的源頭是今年金磚五國領導人會議時,金磚國家電影節也同期在成都舉行。電影節官方提議,是否可以五個國家的導演一起來拍一部電影,後來這個“任務”的中國部分就交給了賈樟柯。

“你對這樣一個政宣項目的興趣點是在哪里?”面對我們的提問,賈樟柯回答道,“我非常興奮,因為作為導演來說,它提供了一個我們跟其他幾個電影創意很強國家的近距離合作的機會。”

平遙國際影展上的賈樟柯

平遙國際影展上的賈樟柯

坦白說,我難以相信“創意很強”這樣的形容詞。某種程度上,這部影片幾乎是時下政治最高規格對待的電影項目之一,這與多少與賈樟柯的一種既定的形象並不符合。

這部《時間去哪兒》也是平遙國際影展的特別展映的一部電影。這部影片在社交媒體上的口碑評分並不高,豆瓣只有6.0分,遠遠低於賈樟柯的其他作品。更有一位影片評論人士直言道:“賈樟柯拍了一個二胎宣傳片”。

在我的感覺里,輿論容易糾結的“商業片”“主旋律”、“政治觀念立場”、“和體制關系”等問題幾乎不會困擾賈樟柯。目標明確的人往往擁有實用主義的一面,這與他對於關公等民間神靈的敬畏、對於香港電影江湖豪情的崇拜、對於更自由表達氛圍的追求並存,共同組成我們看到的賈樟柯。

“無情慈悲”是賈樟柯相信的一種境界,在老家汾陽的賈家莊隱居時,他強化並享受這種狀態——不指望尋求共識也就難有世俗煩惱,也就可以提高效率追求目標。這樣的日子里,賈樟柯上午通過互聯網處理完各種公司事務,下午兩點半一直到天黑都是賈樟柯的寫作時間,“去年我寫了三個劇本,這樣持續的工作時間是我以前所沒有的。”

這些事情之於賈樟柯還有別的意義,或者是賈樟柯對於藝術和商業趨勢的判斷,他自己也會參與和推動這種潮流——回老家寫作、建賈樟柯藝術中心和辦平遙電影展,這三件事情被賈樟柯認為是”文化資源向小城市回流”。

賈樟柯生於物質和文化資源普遍匱乏的1970年,屬於自覺的文藝分子,在學校跳霹靂舞,組織詩社,泡錄像廳……憂愁上身時,他也會反過去查看彼時環境。賈樟柯總能想起那時“喜歡電影看不到電影時的感覺”,十八歲時賈樟柯想考電影學院,在老家汾陽逛遍所有的書店,最後只買了一本和電影相關的書。

資源饑餓感伴隨了那個年代很多人的一生,賈樟柯自己也說過,“沒有資源,一個有電影夢的人可能就實現不了他的夢”。

在中國內地舉辦“電影節”,除了經驗和能力之外,取得政府部門的認可同樣十分關鍵,甚至是能否成行的決定條件。善於同政治資源的合作,成為賈樟柯“行事”的另一個重要切面。

“不拒絕”的態度至少起始於2010年的《海上傳奇》。這部作品的另一個身份是當年世博會的獻禮紀錄片。今年,賈樟柯則拍攝制作了影片《時間去哪兒》。某種程度上,將自己的藝術成就做到同政府意願的高度契合,賈樟柯是為數不多的人選,其他人則“有的是不屑,有的是不能。”

在中國創辦不一樣的電影節既來源於賈樟柯的成年生活體驗,也是他電影人生終究會觸碰的板塊。從1998年第一部長片《小武》拿到柏林電影節青年論壇大獎開始,賈樟柯就開始攜電影在世界各地電影節的體驗。賈樟柯說,“在亞美尼亞,重溫帕拉傑諾夫的《石榴的顏色》,在聖保羅,和沃爾特·賽勒斯一起聊電影的時空,這些生命中重要的時刻,都是各種各樣的電影節賦予我的”。

2007年,賈樟柯在荒木啟子和藤崗朝子的陪伴下在日本參加PIA電影節,日本PIA影展自1977年創辦,為當時數以千計的獨立短片、私人電影提供放映機會。他開始認識到這個電影節之於日本獨立電影的巨大意義。“如果被PIA影展選中,能進而獲獎,都有可能(為其)帶來進入電影界的機會”。

當荒木啟子問賈樟柯中國有無類似的影展,他一時慚愧,“自尊心讓我沈默”。會場里的年輕人顯得分外活躍,賈樟柯回憶道,“那是人家的事,與我這個中國人無關。”

或許這是平遙國際影展的某種來源,賈樟柯和尋求新發展機會的地方政府站在了一起,他是旗幟就必須無處不在。露天影廳被命名為“站臺”,貴賓廳是“江湖兒女廳”,這個廳的墻上掛有所有賈樟柯作品的電影海報。

《三峽好人》在“江湖兒女廳”內

《三峽好人》在“江湖兒女廳”內

我身處平遙電影宮的幾天里,幾乎能在任何場合見到,發布會上的主持人、電影的映前交流、參加群訪、為範冰冰遲到上場做解釋……

即使如此忙碌甚至混亂,賈樟柯堅持連續數晚在電影宮門前的臺階上,迎接走紅毯的電影主創們。“要讓年輕創作者感受到電影節的儀式感,無論他們是不是明星。”10月29日,一部“平遙一角”展映影片的創作團隊走過紅毯,創作人羞澀地不敢上前和賈樟柯握手寒暄,主持人調侃說,“我們賈導沒那麽嚴肅啊”。

在萬佳歡的眼中,賈樟柯和馬克·穆勒是平遙國際影展的“雙核心”,前者在影展的大方向上把控方向、提供意見,後者則提供國際化專業的策展選片。

不過,賈樟柯的個人“魅力”不止於此,還在於影展的兩個主贊助商都是“沖”著他去的——賈樟柯此前有為陌陌和廣汽傳祺拍攝過廣告片,後兩者因此和他結緣,也成為了“平遙元年”的主贊助商。

我們見到陌陌市場總監何寬是在29日的早上,前一天的晚上陌陌之夜在電影宮內舉行到零點之後。何寬對我說,這次陌陌的贊助並非出於通常意義上的商業合作,商業合作會很看重活動的人群覆蓋面等,第一屆是沒有這些數據的。

在何寬的介紹中,陌陌此次的贊助主要源於兩個層面,“陌陌高層同賈樟柯以及影展有著高度趨同的價值觀”。另外,陌陌影業對於人才有著強大的需求,而影展是“找人”一個好契機。“陌陌影業的一部戲是會由賈樟柯來做監制”。

“平遙國際電影展沒有什麽都可以,唯獨不能沒有賈樟柯”。影展的開始就意味著策展人工作的結束,段少鋒在影展開始的第二天酒離開了這里,離開時他寫了這句話。

3

電影節和古城平遙的“相互選擇”

和我住同一個客棧的兩位影迷,在開幕後的第一天中午就開始了吐槽。

由於電影宮內幾個廠房內部都是連接在一起的,出於安保考慮,一些線路還會被時不時得被臨時封掉,導致換票和進場都很不方便。“有的時候進來時票被門口撕下了,連中午吃飯都不能出廠區了,因為票之前被檢了。”

田剛是一位來自山西傳媒學院的誌願者,他也向我介紹了他在這幾天的不愉快工作。28日開幕式紅毯的那個下午,田剛被安排在電影宮的門口負責檢查票務,但瞬間湧入太多的觀眾以及不斷變換的指令,讓整個工作都進行得非常不順利。

“一批觀眾檢票進來後,一位領導又要求我們把人全部清出去後再重新過安檢,結果就是這批已經被檢票的觀眾無法再次進到電影宮內”,田剛告訴我這個決策的失誤加劇了人群的混亂。

在最初安排中,在電影宮門口工作的大學生誌願者被告訴需要聽從證件上標有“G7”的領導,但到了開幕式當天下午,佩戴有這個標誌的“領導”多達20多位,也就不可避免了現場指揮和決策的極度混亂。

“開幕式紅毯的那天我在門口站了十一個小時,把我給站蠢了”。對田剛來說,第一天的工作強度實在太大了。

附近居民在電影宮內的空地上觀開幕紅毯直播

附近居民在電影宮內的空地上觀開幕紅毯直播

整個影展最不愉快的一件事發生在開幕後的第二天。一批影迷早已在“小城之春”門口等待梅爾維爾經典作品《獨行殺手》的放映。但是,由於上午《空天獵》的兩位主創遲遲未能抵達影廳,導致整個影廳接下來所有的電影都不得不推遲放映時間。結果就是聚集在此的影迷和保安發生了爭執,氣氛變得十分糟糕。

在社交媒體上,這樣的場景和情緒被迅速傳播,讓一些人從憧憬變成了質疑。實際上,在這些小插曲之外,平遙國際電影展一直保持著非常好的觀影氛圍。

影評人“海老鼠”此前去過海內外的多個電影節,就硬件水平和觀影氣氛,他認為第一屆平遙國際影展已經非常不錯。與我同住的那對影迷,在相繼觀看了華語作品《村戲》、藏龍單元影片《小鎮風雲》(意大利),“空降”平遙的動畫作品《大世界》以及梅爾維爾的數部作品之後,“能在內地看到這些影片的首映,已經很難得了。”

郭恒奇是我在平遙遇見的第一位導演。他的一部最新紀錄片《去他媽的詩和遠方》本想參加競賽單元,由於時長不夠被組委會推薦去了“平遙一角”展映單元並被提醒片名可否改一下,他索性取名為《無題》。

他的另一個身份是平遙本地導演,也幾乎是展映片中唯一的一位戶籍為平遙的導演。在他看來,平遙國際電影展是繼攝影展之後的又一大型文化活動,但前兩天的氛圍已經讓他覺得電影展對所帶來的想象力遠比舉行十幾年的平遙國際攝影節要大。

後者是平遙當地政府在文化品牌上的一次努力,也可以被視為國際電影展的遙遠先聲。2000年5月,原《人民攝影報》司蘇實向晉中地委提議在平遙效仿法國VISA國際攝影節,第二年攝影節隨之舉行,古城獨特的創作資源以及文化底蘊成為這項活動進行的重要基礎。

郭恒奇清楚地記著,攝影展舉辦的第一年他正好中專畢業,而攝影節最輝煌的時刻在第三、四屆,“那兩年的攝影展讓平遙古城’人滿為患’。”不過,這項活動對於古城經濟和品牌的帶動作用並不持久,“對古城人民來說,這幾年的攝影節和一個展銷會沒有太大的區別。”

不止一位古城居民對我表達了類似看法。攝影節衰落的最大的原因在於,始終出不了大師作品,也漸漸吸引不來大師。“現在掛出來展覽的照片都是大學生拍的,以前哪輪得到他們啊,大師的作品都掛不下”,一位愛好攝影的當地官員對我說道。

平遙希望攝影節沒落導致的缺失被熱鬧的電影展所填補,“不是路線錯誤,是具體執行有問題,賈樟柯和市場化運作能夠解決這種問題”。

當今中國旅遊市場早已不是依靠單純景點就能獲客。如果指望對遊客對生澀的“晉商文化”和明清古城產生興趣,平遙和山西其他地方已經很難繼續擁有競爭力。同為古城,平遙與同一批進入世界文化遺產名錄的麗江難以相比,沒有山水的地理形勢和寒冷的冬季,註定讓這座古城一直處於明顯的天花板之下。

時間短暫的電影展難以快速直接拉升旅遊經濟,萬佳歡果斷地說,”旅遊是政府部門去考慮的事情”。對於平遙而言,這場電影展的真實價值在於,大眾普及程度更高、文藝氣質集中、影響力更大的電影節對於當地文化品牌的建設有著決定性的作用。

例如,或許你並不知道聖丹斯在美國的哪一個州,有著什麽樣的風土人情,但你一定知道聖丹斯有全世界最厲害的獨立制片電影節。

當地政府也盡力貢獻出自己的能力。10月20日,平遙縣著開始了首屆平遙電影展動員大會,就電影展相關工作進行了全面細致的安排。在2017年3月,平遙電影展有限公司聯合創始人王懷宇介紹過,平遙國際電影展資金來源是政府前三年以遞減方式資助,第四年開始獨立化自主運營。

平遙古城內街

平遙古城內街

對於往更大價值的文化空間努力了20多年的古城平遙,國際電影展可能決定其未來走向。某種程度上,這也是導演賈樟柯所想在這里實現的——“中年危機”的賈樟柯遇見同樣“中年危機”的平遙古城——在拍片19年之後,導演賈樟柯在中國內地激烈的群眾輿論中,愈發遭到分野完全不同的評價。

在賈樟柯的介紹下,電影宮將由“電影節模式”轉變為“日常運營模式”,“我們也不排除會與各式各樣的全國藝術放映機構進行合作。”

10月2日,平遙之夜在電影宮內舉行,也是整個影展最後的高潮,來自北京電影學院的這對影迷在露天影廳看完了全過程,他們決定明年繼續搖來平遙看電影。可是在這座古城里,留存的影迷和遊客卻越來越少,他們等不到影展的最終結束。

我已經開始有些想念在古城的影展時光了。我坐上了客棧的車前往高鐵站,回到我的工作之中,送我的工作人員說, “賈樟柯就是那個拍《三峽好人》的導演嘛,我知道的不多,但我是看著吳宇森電影長大的,他都來給賈樟柯捧場了,我覺他蠻厲害的。”

賈樟柯 平遙 電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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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沒想好片名就已瞄準暑期檔 黃渤轉型導演首秀靠譜嗎?

來源: http://www.nbd.com.cn/articles/2018-02-01/1189408.html

每經實習記者 畢媛媛

每經編輯 溫夢華

沈寂許久的黃渤,昨日(1月31日)突然出現在北京,帶著電影體驗會和舒淇、王寶強、張藝興等新電影主創,黃渤以導演的身份站到了C位。

這些年來,作為演員的黃渤,穩紮穩打幾乎沒有失過手,成為少數與“爛片”絕緣的內地男演員,但轉型導演,是跟風“演而優則導”還是會給觀眾帶來驚喜,目前還不得而知。

每經記者通過發布會得知,黃渤的這部新片包括內容、類型、質量等目前都處在“保密”階段,甚至連電影名字都還沒有想好,“電影的名字不如電影本身重要“,黃渤對現場媒體表示。

▲黃渤以導演身份和舒淇、王寶強、張藝興等新電影主創現身北京發布會(圖/主辦方供圖)

明星轉型導演,也誕生不少爛片

近年來,華語影壇明星當導演漸成風潮,其中湧現了一些優秀作品,比如趙薇的《致青春》、徐崢的《人再囧途之泰囧》,吳京的《戰狼》在商業上尤其成功。隨著越來越多的演員轉型導演,也誕生不少爛片。



▲徐崢導演的《泰囧》累計票房超12億元(圖/CBO中國票房)

拿2017年舉例,演員轉型導演不盡如人意的更多。從大年初一王寶強的《大鬧天竺》開始,徐靜蕾的《綁架者》,黃磊的《麻煩家族》等,口碑之低都足以列入年度爛片前列。

更多的是沒有掀起水花的,比如黃磊導演的《麻煩家族》,票房3232萬元,豆瓣評分4.6;黎明導演的《搶紅》票房1625萬元,豆瓣評分只有3.1;蔡康永的《吃吃的愛》票房2730萬元,豆瓣評分5.4;王嘯坤的《有完沒完》票房3740萬元,豆瓣評分5.4;高曉攀的《兄弟,別鬧!》票房1209萬元,豆瓣評分3.3;李晨導演的《空天獵》和吳君如導演的《妖鈴鈴》也是雷聲大雨點小,豆瓣評分分別只有5.1和4.7。高調上映,低調下線,成為這些演員導演一件無可奈何的事情。


▲《麻煩家族》豆瓣評分僅4.6分(圖/豆瓣)

這種現象到了2018年還將繼續發生。由張歆藝執導的電影《泡芙小姐》將於2月9日上映,郭德綱導演的《祖宗十九大》更是野心勃勃地殺入春節檔,與《捉妖記2》《唐人街探案2》《西遊記女兒國》一較高下。

▲張歆藝執導的電影《泡芙小姐》(圖/官方劇照)

據了解,黃渤的新片定於2018暑期檔上映,出品方與宣傳方皆出現了光線傳媒的身影。

明星追逐導演夢,光線曾是造夢者

光線傳媒總裁王長田曾說,“中國需要200位以上的成熟導演,才能應對突飛猛進的市場需求”,事實上光線也是一直在不遺余力地圓各位演員的導演夢。

成功的先例便是2013年趙薇《致青春》和2014年鄧超《分手大師》的票房,光線嘗盡了甜頭,也加快了步伐。可惜後面蘇有朋的《左耳》、鄧超的《惡棍天使》、王寶強的《大鬧天竺》都陷入了口碑爭議,只有一部蘇有朋《嫌疑人X的獻身》在豆瓣上評分6.4分超過了及格分。

▲鄧超執導的《分手大師》由光線傳媒制作出品(圖/貓眼專業版)

強硬的資本介入,急功近利撈快錢的心態,只會導致項目的過早崩壞,那麽為什麽還會有越來越多的演員對導演這個行當趨之若鶩呢?

一:有一大批明星希望轉型。

從趙薇、徐崢、楊采妮、鄧超等例子來看,轉型導演的多是娛樂圈里的中生代藝人,他們在原有領域已頗有建樹,卻苦於難以突破瓶頸,因此,轉型當導演,或多或少能解決他們的瓶頸問題。近年來在導演領域已經風生水起的徐崢就曾表示,在他們這個年紀當演員,很多導演已經不會主動找他們主演電影,也很難遇到合適的劇本,與其繼續面對尷尬,還不如升級當導演,為自己拓寬演藝事業的版圖。

當然,“不想當將軍的士兵不是好士兵”,在演員領域待久了,難免也想為自己升級。王寶強在談到自己轉型當導演的原因時就直言不諱,這些年他最大的感受就是導演的權力太大,在片場演員就是孫猴子,再大牌也蹦不出導演的手掌心。

二:做生不如做熟。

明星做導演卻擁有天然優勢,這畢竟是本專業的事。從演員來講,多年的演藝經驗讓他們對導演工作比外人熟悉,其次,豐厚的人脈資源也是他們的一大優勢,在演員、監制等方面,藝人都可發揮優勢。

而從投資方和發行商的角度來看,比起扶植新導演,與明星導演合作的風險更低,明星自身的人氣所引發的話題及市場號召力,遠比一個年輕導演來得更強。

三:制片方為賺快錢推波助瀾。

當然,也不是所有明星都有著一個“導演夢”,很多時候,電影公司的推波助瀾也是明星走上導演路的一大原因。

近幾年來明星當導演頻頻創下的票房奇跡,讓電影制片方不敢忽視明星身上的影響力,導致越來越多的電影公司不再有耐心去培養新導演,而是紛紛邀請明星當導演,甚至不惜犧牲作品的質量。

黃渤作為一個緋聞極少,演技極佳的演員,首先新作品在賣相上是很有觀眾緣的,從另一方面說,2017整年沒有出爆款的光線也急再用佳作來證明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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