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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作公司擬上市,好聲音是好生意? 香草子

來源: http://xueqiu.com/2297288645/32079232

中國好聲音的生意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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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沒有一項生意,可以有炒股票的暴利 Raging Bull

來源: http://hkcitizensmedia.com/2014/10/07/stockwinmore/

世界上沒有一項生意,可以有炒股票的暴利九月份港股大幅滑落,但一些當炒股份不跌反升,更大幅上升幾倍。上個月談過主板股份,十月則談一些創業板股份。例如下列四隻創業板股份,今年內有幾倍至幾十倍的升幅。最突出的是壹照明,上週佔中開始時上市,以$0.50全配股發新股一億股,集資五千萬元。一上市就升7倍$3.5,之後再升至$6.26。本星期一發盈警,指中期業績繼續虧損,但是股價照升。市值由上市前兩億元急升至22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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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幅最大的是Millennium Pacific (8147),MP是電子產品製造商,生產GPS等產品。2014年7月18日以每股$1.35,發售3千萬股,集資4千萬元。2014年中期銷售1.69億元,純利638萬元。銷售及盈利表現普通,前景也不是突出,但股價卻表現驚人,短短三個月,股價升23倍。市值由上市前1.35億元急升至20億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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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反一些傳統工業股,表現令人無限唏噓。香港工業近年陷入困境,盈利及股價表現差勁。香港傳統工業在70年代興起,79年內地改革開放,隨著香港工資攀升,香港工業搬入內地,以香港為寫字樓,內地為工廠,繼續在全球競爭。但隨著內地進步,成本上升,為香港工業帶來問題。2007廣東省總書記汪洋提出騰籠換鳥,要提升廣東工業增加值,讓工業升級。內地基本工資每年以15%以上增長,再加上社保,房保,及醫保等額外支出。每個工人成本由每月500元人民幣,急升到5000元人民幣。勞工密集的行業例如紡織,製衣,製鞋,電子加工等都要搬到海外。最近有香港工業家稱,孟加拉平均工資每月只有500元人民幣,是內地的十分之一。從一些工業股近年的業績,也可以看到經營困難。最近一家生產製造電聲產品的電子生產商發盈警,指今年會錄得虧損。一間製皮革的工廠由微利,到近年嚴重虧損。本人認識的工業家都經營及上市十多年,但到今市值也只有幾億元,連賣殼的四億元也沒有。再看去年及今年上市的創業板工業,短短幾個月,市值可以升十幾廿倍,由幾億元升至20億元。對一些老實做廠的實業家,實在是太不公平。做幾十年的實業,都不及炒幾個月的股票。世界上沒有一項生意,可以有炒股票的暴利,那會有人去努力做實業?

 

Raging Bu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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佔中損生意變陣撐下去

2014-10-16  NM
 
 

 

由「佔領中環」引發的「雨傘革命」,政府拒絕對話,已持續逾兩星期。在旺角、銅鑼灣,不少店鋪生意大受影響。被自由行「豢養」多年的零售商,日夜咒罵學生,似是罵得夠大聲、夠狠毒,生意就會回來。以下的一批小商戶,同樣因佔中而「浴血」,但他們選擇站在雞蛋一方。做生意,動一動腦筋,有索性走出街頭擺賣的;有趁機籌劃為品牌宣傳的;亦有積極調整定價及物流安排的。他們各施各法,因為他們相信,變通就能撐下去。女僕餐廳走出街頭自救

大家好,我是女僕餐廳Café Matsuri店主小藍籃,鋪頭在旺角家樂坊毗鄰的樓上鋪。雖然「行頭」窄,但以往至少搵兩千蚊一日,自從佔旺這十多天,每日來餐廳幫襯的客只剩兩、三個,收入不到五百元。打開收銀機,心都寒埋,今個月連租金也不夠交!不過我認為一切都是政府的錯,罪不在同學身上。我不會怪他們影響café生意,生意慘淡,我會自救。我們的賣點是女僕,就由我的同事穿起女僕裝去樓下送紅茶、賣飯盒,原本堂食六十元一份的咖喱飯,「街頭價」只賣二十元。六十五元一份的蛋包飯,就賣三十元。還有五元一份的曲奇,我們用黃色蛋白糖霜,在曲奇上畫上黃傘,一晚賣到近百塊。連同賣出近二十多份飯盒,一晚有近千元收入。相比以往做堂食,現在毛利雖然有限,因膠飯盒成本每個都要三元,但能夠有錢交租及出糧,暫時渡過難關。

被鬧抽水

我知,在街上賣飯盒是不合法,但現在是非常時期,為了生計,別無他選。賣飯盒當日,有路過的途人質疑,我們落街擺檔是抽「佔中」水,賺學生錢,還叫我應免費送飯。我也很難堪,想送飯給學生,不過能力有限﹗他們一邊鬧,我唯有一邊耐心解釋:「希望大家體諒小店的困難。」另一邊廂,也有不少市民鼓勵我們,索性捐錢,令我們很感動。這間鋪已經開了五年,近兩年生意愈來愈難做,彌敦道金鋪、錶鋪愈來愈多,來旺角消費的人,已由年輕人變成自由行,他們根本不會幫襯我,但我鋪頭的租金卻愈來愈貴﹗香港已面目全非,雖然我着緊自己的生意,但更緊張香港的前途,只有真普選,香港才有希望。我想和佔中的朋友說:「你們要加油!大家一起支持下去!」

Holly Brown空檔提升品牌

Holly Brown開業四年,發展叫不錯,數數手指,已有十間分店。我是Holly Brown老闆徐奕基。我是一個生意人,對佔中沒立場,但九‧二九當日,我巡鋪經過銅鑼灣佔領區,看到一群弱質纖纖的初中女生,合力把一箱箱水搬上樓梯,我頓時被這畫面感動。我很admire這班學生,他們能以實際行動追求夢想。當晚同事收工之後,打算去支援學生,我便叫他們弄了熱狗、曲奇送過去支持。坦白說,自「雨傘革命」開始,我們經歷最難過的時刻。港島五間分店,包括銅鑼灣希慎廣場、金鐘廊及中環士丹利街,一向是收入重要來源,但都在佔中重地。士丹利街的旗艦店要提早關門,金鐘廊有兩日落閘,未知租金點計。別以為影響只局限於港島,在這兩個星期,九龍區亦少了遊客,全線店鋪受到影響,估計做少了五十萬生意,約佔總營業額四成。窮則變,變則通,金鐘店生意較差,我便少入一些食材,也抽調了員工到其他店幫手。生意差,不代表我們要坐以待斃,我和同事趁空檔,加緊籌備一本講述幾個著名咖啡師的故事書,既可為慈善機構籌款,又可為我們做品牌形象工作。有聲音說餐飲業情況很壞,但現在局勢已漸趨平靜,所有分店已陸續回復正常。生意有起有落,這次經驗亦教曉我,分散投資的重要,除了近半年開始在九龍新界開分店,亦已着手台灣開店的大計。

安東奶奶雞戴黃絲帶半價

我是Kenny,韓風興起,去年我食住潮流,在旺角及銅鑼灣,開設韓國流行的「辛安東元祖奶奶雞」,並向韓國雞販取貨,飛機空運到港。合約列明,每間鋪每日要向對方拿八十至一百隻雞。託賴,日日有人排隊,兩鋪賣近二百隻,幾乎日日沽清。但在佔中開始後,每日只賣得二十隻雞﹗在這佔中的短短十幾天,兩間鋪已蝕了五十萬,又掉了千多隻由韓國進口的雞。勢色不對,我上星期即親自飛到韓國和供應商協調。幸好他們明白香港環境,同意未來兩個星期內可買入較少雞隻,我算是鬆了口氣。然而,租金依然要交,我想佔中的學生都要食飯吧!於是我決定了「穿黑衣和戴黃絲帶,有半價雞食」的念頭,也當支持他們吧!學生宣傳威力認真強勁,這個優惠一出,生意額即時回升三成。他們撐小店,部分學生即使穿了黑衣、黃絲帶,亦堅持付一百三十八蚊正價。現在叫做解決了燃眉之急,但我計過數,鋪頭一個月開支要八十萬元,假如佔中持續到十一月,就要蝕一百三十萬。我怕沒有辦法捱下去,到時就要暫時停業。我要養妻活兒,重擔在我的肩膀上重重砸下來,看見店鋪沒有生意,實在很憂心;但我有個二十歲大兒子,我想他溫飽,但更想他們將來繼續享有自由的發言權和民主。他們日曬雨淋去爭取,有時連飯都沒有機會吃,卻仍不退讓。在生計和理想之間,到現在,我仍很矛盾。

CALL4VAN瀕執笠現轉機

「做得一日,得一日吧!各位佔中嘅朋友,有物資要運送可找我們,佔中完了,我們也要執笠了!」你好,我叫Conrad,同拍檔Rex一起研發call van 應用程式CALL4VAN。九月廿七日凌晨,學生佔領「公民廣場」,收到柯打,有客落單送物資到公民廣場支持學生。客人都如此有心支持學生,我便想自己可以做些什麼。最後決定由自己「倒貼」車錢,幫手運送物資,頭五天已做了三百單義載。其實,除了我們,有很多貨車司機也自發加入義載物資,有的更出車充當路障。平日,我們每日做到二百個「柯打」,但那幾天,即使有生意,我們也只可跟客人說:「我哋無車做其他嘢。」坦白說,我們在call van市場的市佔率,一向比對手低,整個市場鬥燒銀紙,惟對手有財團支持,我們只靠積蓄,年半以來已燒了廿多萬。生意正值打仗之時,有生意不做,我當然知道會加速我們的死亡。但大是大非當前,生意暫時放埋一邊!面臨結業,我們曾在facebook發了封「執笠血書」,本來純粹發洩,及表達支持雨傘革命,卻因為這封「血書」,頓時令我們專頁的粉絲由三千人颷升一倍至七千多人。不少熱心朋友即時使用我們的服務,有人介紹工作給我們,更有支持Start-up的機構主動接觸我們合作,如轉型等。我們的生意,可能因此多了一條出路啦!

一田、阿信屋:做生意就係解決問題

阿信屋老闆林偉駿坦言,佔中令生意跌了一成,應該是來自自由行遊客。「但做生意就要預計有天災人禍,佔領咪當打場大風,無理由捱不到,生意人要學懂抽身看事情。」由於送貨去旺角有一定影響,林偉駿就決定兩日才送貨一次。阿信屋有二百多間鋪,因交通問題受的影響,不多於五單。他認為佔中對香港未來,肯定是一件好事,除了爭取學生想爭取的事情,也為香港未來帶來一班新的政治人才。而有反佔中的「愛字頭」人士,知道他的立場後,便在facebook上表示要罷買阿信屋,林偉駿回應指:「我當然感到無奈,不過這幾天是阿信屋母公司CEC建廠三十五周年,一連三日推七折優惠,銷情較預期更佳,似乎罷買事件對我們生意影響不大。而我相信佔中不會持續得太耐,即使繼續下去,佔領的範圍亦縮小,影響的交通自然會少了,所以我根本不怕!」至於一田百貨,行政總裁莊偉忠指,佔中對其生意無甚影響,「一田不停做推廣,今年黃金周的生意額,更較同期升了一成。」而一田本身亦有賣近期大熱的雨傘及帳篷,「呢兩樣嘢,微升咗幾個百分點,但我哋唔會因此沾沾自喜。」莊認為:「做生意最鍾意就係解決問題!」身為兩子之父的他,亦對學生表示支持,「有一班後生仔去追求理想,如果個仔同我講,我會好支持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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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人用品創業圈:揭秘一門隱秘的生意

來源: http://newshtml.iheima.com/2014/1017/146870.html

1993年,中國大陸首家成人用品商店在北京開業。這一新生事物引發了大量爭議,不得不在“保健用品”的幌子下低調經營。二十多年後,雖然國內仍然對成人用品行業設立了眾多禁區,比如不允許公開打廣告等,但民眾早已不再“談性色變”,成人用品已經漸漸走出了“妖魔化”的陰霾。

許多創業者敏銳地嗅到了其中蘊含的商機,而黃天財正是其中之一。在將自己創辦的團購網站賣掉後,他常常在團隊辦公地點附近的“城中村”閑逛,並註意到了那些半遮半掩、燈光曖昧的成人用品店面。

這些店面規模很小,地理位置大多選在犄角旮旯,服務半徑僅為方圓數百米的居民區。黃天財常常看到有人從半掩的布簾後面走出,手中提著一個黑色塑料袋,四下張望了一下,便迅速消失在夜色中。

他的團隊調查發現,這些小店的貨品質量差、價格高,甚至銷售冒牌商品。黃天財意識到,在人們逐漸打破心理壁壘的同時,成人用品的產業鏈生態需要被改變。
 

先行者

黃天財算不上先行者。國內最早投身成人用品行業的一群人中,藺德剛是其中的佼佼者。2003年,他創辦了成人用品電商“春水堂”,去年的銷售額已接近1億元,最新的估值已達3億元,而藺德剛也被業內同行尊稱為“春叔”。

在接受新浪科技采訪時,藺德剛認為傳統的成人用品店存在集客能力差、客流量低,平均每天的生意不到10單,是一種極大的資源浪費。“雖然情趣用品賣得貴,但賺錢的都是生產商,零售渠道基本上賺不到錢。”他說。

他希望用互聯網改變這一現狀。但在春水堂初創的2003年,電商依舊是一個新鮮而時髦的概念,而藺德剛對於公司的發展也曾心存疑慮。他折騰過一段時間的搜索引擎優化,還有過開設線下店面的龐大計劃,但最終都不了了之。直到2012年,春水堂才迎來了快速增長。

在中國人的傳統觀念中,“性”一直是令人感到羞恥和尷尬的話題,成人用品更是不登大雅之堂。但從2013年起,以泡否創始人馬佳佳為代表的多個創業團隊獲得了資本市場青睞,讓這一領域成為熱點。

據不完全統計,在過去一年間獲得融資的成人用品創業團隊還包括春水堂、他趣、泡否、大象等。其中,馬佳佳以其靚麗的外貌和出位的言行,外加一份《90後美女情趣店老板濕淋淋的互聯網思維》一炮走紅,儼然成為90後成人用品創業群體的形象代言人。

但是,馬佳佳在開了兩家裝修新穎的線下店面後,已經漸漸脫離了這個圈子,反而在娛樂明星的路線上風生水起。她的創業搭檔馬威曾對媒體表示:“泡否是一家披著貿易公司外殼的文化公司,通過馬佳佳個人營銷,今後可以涉足影視、娛樂,酒吧、會所、賓館等領域。”

成人用品領域的大多數創業者從一開始就把創新點放在渠道和營銷上,做產品的寥寥無幾。成人用品只是一個跳板,甚至只是一個幌子;創業者藉此起家,但似乎沒有人把它設定為創業的終點。

從情趣到興趣

在拿到5000萬元的投資後,黃天財做了一個決定:小有名氣的情趣用品電商APP“性價比”,以後將更名為“他趣”。黃天財和他趣是國內日益升溫的成人用品創業的一個縮影。

他趣是一款基於移動社區的成人用品電商APP。用戶可以通過它討論兩性話題、聊天交友,還可以在其內置的“情趣商城”,購買情趣內衣、按摩棒和安全套等產品。

2012年8月,黃天財正式啟動“性價比”項目。截至目前,他趣的用戶量已經突破2000萬,單月銷售額超過1000萬元,社區用戶日發帖量超過10萬。

在此之前,他已經失敗過兩次,團隊只剩下五六個人,不得不搬出廈門市區的豪華寫字樓,租了一套民宅艱難度日。時隔兩年後,他趣在今年9月底完成A輪融資,黃天財的第三次創業終於開花結果。

“他趣要做情趣電商中Playboy,但尺度會根據國人目前的接受程度進行調整。”黃天財說。充裕的資金讓他躊躇滿誌,開始思考移動垂直電商之外的世界;而把產品名稱從淺顯易懂的“性價比”改為陽春白雪的“他趣”,被視為轉型的第一步。

黃天財宣稱,他趣的未來定位是“興趣電商”。不過,他承認目前最重要的任務依然是拓寬商品種類、優化購物體驗,把成人用品這一細分市場做深做透;內涵豐富的“中國版Playboy”,在短期內只是一個夢想。

困境

有一個關於藺德剛的段子:作為南開大學物理系畢業生,他在一個聚會上遇到了一位學妹。後者與之交談甚歡,但在知道藺德剛賣成人用品後,甩給他一句話:“以後不要說你是南開畢業的!”

在藺德剛十余年的創業過程中,這種誤解和歧視十分常見,甚至有居委會的人告誡應聘者,不要去春水堂上班。但是,對於黃天財、馬佳佳等新一代創業者而言,輿論環境已經大大好轉,人們的心態和思維更加開放。

黃天財在接受新浪科技采訪時透露:“做成人用品通常都讓人感覺特猥瑣,我特別怕家里人說‘你怎麽去做那個東西啊’。不過還好,他們挺通情達理的,說只要我不作奸犯科就好。”

不過,直到完成首輪融資、獲得了媒體關註,他才把創業實情向親人和盤托出。而另外一位創業者,大象安全套創始人劉克楠並沒有這樣的顧慮,創業得到了家人朋友的一致支持。

但與日漸寬容的公眾相比,政策和監管層面的風險依然是成人用品創業的最大軟肋,並直接影響了投資者的信心和預期。

作為行業“老人”,藺德剛的感受尤為深刻:“去年到今年,來了不下30個VC和我談投資,最多的一次,一天見了兩個。但是,就算VC給你一個億,也砸不出去,因為不讓做廣告,沒有推廣渠道。”

根據《廣告法》,涉性廣告不得公開播放,廣電總局、工商總局等機構也頻頻下文強調這一規定。於是,許多從業者打起了擦邊球,在網站上加入色情或偽色情內容,藉此吸引眼球,招攬顧客。

藺德剛承認,在創業初期,他曾動過類似的念頭,但最後還是“不敢玩”。他稱之為“商業上有精神潔癖”。而如今一些創業團隊的做法讓他頗為不齒:談及某創業公司時,藺德剛直言自己在首頁上很容易就找到了十幾個低俗字眼,“這非常危險”。

他給春水堂的最新定位是“高科技消費電子公司”。與此同時,那些涉足成人用品時間不長的創業者們也在悄然轉變,“粉絲”、“生活方式”、“樂趣”等關鍵詞正在取代“情趣”和“性”,成為他們的新標簽。

轉變

9月15日,在北京中關村的“創業一條街”,劉克楠帶著創業團隊的其他成員,舉辦了大象2.0發布會,推出了這一新興安全套品牌的第二代產品。發布會的主題是,“一只特立獨行的大象”。

劉克楠和他的同事們抓住一切機會,有意無意地展現90後特有的“出格”:暖場演唱除了有眼下大熱的《小蘋果》外,還有一段香艷的東北二人轉;發布會的英文主題為“I Believe I Can Fucking Fly”,低俗字眼赫然在目;劉克楠也反複強調,不想談業績、模式之類的乏味名詞,“就是玩兒”。

對於這支平均年齡25歲的創業團隊而言,和同齡人打成一片、拼命奔跑在“炫酷”最前沿,是一種自然而然的心理訴求和行為邏輯。與幾乎所有時髦的創業團隊一樣,大象安全套玩的是“認同感”。

作為小米前員工,劉克楠努力保持與前東家的距離。他否認自己是“小米信徒”,而大象的未來定位是一家“快消品公司”,就像成人用品行業巨頭杜蕾斯、岡本那樣,擁有強大的鋪貨能力和銷售渠道。

雖然依舊把安全套作為核心賣點,但大象團隊也在開發周邊產品,比如帶有存放安全套凹槽的手機殼,以及縫有存放安全套口袋的襪子。他們還成立了一支樂隊,四處參加演出,以期“品牌娛樂化”。

與之類似,他趣正在探索從“情趣電商”到“興趣電商”的轉變。創始人黃天財認為,男性除了必要的生活用品,其余的購買行為都是根據“興趣”進行的。他的公司計劃推出更多的男性消費品,比如打火機、手表等,而非僅限於成人用品。

藺德剛則在8月底推出了一款“智能硬件”——女性產後私處緊致鍛煉智能啞鈴iball,通過內置傳感器配合遊戲APP,希望通過娛樂和競賽及社區排名,讓女性在鍛煉起來更輕松。作為春水堂“高科技”願景的首次實踐,他對於這款產品寄予厚望。

但相比之下,走的最遠的當屬馬佳佳。有媒體實地探訪披露,馬佳佳開設的兩家泡否線下店面,已有一家關門歇業,另一家亦已門可羅雀。而馬佳佳本月在接受媒體采訪時提出,泡否科技的最新定位是“媒體公司”。

如今,馬佳佳已經很少在社交網絡上提及泡否和情趣用品。而在成名後的一年里,她走進萬科給地產大佬講課,代言某門戶網站的新聞客戶端,去正和島做演講,甚至出任了一本雜誌的主編。雖然她強調“泡否是盈利的”,但成人用品顯然已經不再是她的關註重心。

“馬佳佳做得好就是韓寒,做得不好就是一個藝人。”在被問及如何看待馬佳佳時,“春叔”如此點評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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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界的諾獎生意:押寶 布局還是撞大運?

來源: http://newshtml.iheima.com/2014/1020/146926.html

i黑馬:每逢諾獎“放榜”,掌握獲獎作家版權的出版社,無異於“高中”。但“高中”並不等於就此發達——諾獎這門生意,並沒有它看上去那麽好做。
 
\秘魯作家略薩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時,他的德文版小說正在法蘭克福書展上亮相。諾獎公布時,恰好擁有諾獎得主作品的出版社都有點像是“撿著了”,但是,這並不是“押寶”得來的,也不全憑運氣,更多得靠出版社的經營。 (東方IC/圖)
 
2014年10月9日,諾貝爾文學獎公布當晚,99讀書人編輯彭倫在朋友圈發了一條信息:“哇,莫迪亞諾,太好了!”
 
上海譯文出版社的編輯留言恭喜——實際上是同喜:99讀書人早買了帕特里克·莫迪亞諾9本書的版權,上海譯文則剛在7月出版了莫迪亞諾的《緩刑》。
 
莫迪亞諾當然算爆冷。“據說到最後,他已經從博彩公司的名單里被去掉了;2008年法國作家剛得了諾獎,按照慣例,不可能很快又給法國作家。”上海文藝出版社國際部主任張翔對南方周末記者表示,他也很意外。
 
當當網上莫迪亞諾的書,在諾獎頒出一小時後宣告斷貨——非暢銷的外國文學,通常的印數也就幾千冊。“萬能的淘寶”上,莫迪亞諾作品也紛紛被掛牌:預售無現貨。
 
緊接著,99讀書人的官方微博公布:將陸續推出莫迪亞諾的9本作品。
 
“這次算給他們撿著了。”圈內外都有人不無酸意地表達羨慕。
 
每逢諾獎“放榜”,掌握獲獎作家版權的出版社,無異於“高中”。但“高中”並不等於就此發達——諾獎這門生意,並沒有它看上去那麽好做。
 
版權戰:買定離手
 
彭倫已經很多年不預測諾獎了,反正“每年都比較意外”。
 
莫迪亞諾9本書的版權,99讀書人是在六年間陸續拿下的。2006年,先跟代理莫迪亞諾的迦利瑪出版社買下四本書的版權。看中的原因:故事性很強。
 
每本的版權授權費只有幾百歐元。“那時的外國文學市場不像現在這樣競爭激烈,除了幾家老牌的出版社和幾家民營出版公司,做外國文學的不多。”彭倫向南方周末記者分析。
 
2008年,四本書中的《暗店街》和《夜巡》合為一本,《星形廣場》和《環城大道》合為一本,99讀書人與上海三聯出版社合作出版。
 
“兩本書無論裝幀還是營銷,都比較欠缺。”彭倫告訴南方周末記者,兩本書的銷量僅有四五千冊。
 
2010年,99讀書人和人民文學出版社合作出版了《青春咖啡館》。彭倫是這本書的編輯,他覺得“故事有商業潛力”:女主人公童年不幸,她的單親母親是舞女,她自己長大後嫁給一個她不愛的男人,結局是跳樓自殺。
 
《青春咖啡館》出版當年,獲得了傅雷翻譯出版獎,“加印兩次,印了2萬本,2013年賣光了”。直到諾獎公布前,這本書一直缺貨——如果沒有得獎,誰知道什麽時候會再次加印?
 
莫迪亞諾得獎當晚,人民文學出版社決定,《青春咖啡館》加印5萬冊;2005年出版的莫迪亞諾小說《夜半撞車》,也加印7萬冊。
 
上海文藝出版社則將在11月初和99讀書人聯合推出莫迪亞諾最著名的作品《暗店街》,起印5萬冊。
 
上海譯文的行動最猛,決定為他們得到珍貴版權的《緩刑》和《地平線》分別加印9萬冊,10月下旬出爐——2014年7月出版的《緩刑》和2012年出版的《地平線》,首印都是五六千冊。
 
按照國際出版業慣例,最初購買莫迪亞諾版權的99讀書人有版權優先權。但2010年莫迪亞諾新作《地平線》問世後,彭倫覺得:沒什麽新意,加上當時已有多部作品版權,就沒再買。
 
上海譯文趁機買下了《地平線》的版權。上海譯文出版社副總編輯吳洪回憶:“過程不太困難,也沒別人買;正好《緩刑》在國內的版權到期,就把兩本一起買了。”版權費提高了一些,但仍然“不算很高”。
 
“整個外國文學出版,版權是最重要也是最激烈的一環。”吳洪正在密切關註莫迪亞諾新作,他預料版權爭搶將會相當激烈,版權費也會非常高——可能會是5倍乃至10倍的增長。
 
2008年赫塔·米勒獲諾獎前,中國很多出版界人士甚至都對她一無所知,也沒有誰擁有米勒的版權。版權爭奪後來演變成了一場拍賣會:任何出版社均可報價,價高者得。
 
米勒當時的版權代理人蔡鴻君要求出版社把全部作品打包拿下。最後“奪標成功”的是鳳凰聯動,業內猜測,“那次的版權費可能接近20萬歐元”。
 
上海譯文給《緩刑》和《地平行》一次性加印9萬冊,是個不小的數字。2008年上海譯文出版了當年諾獎得主勒克萊齊奧的三本作品,“其中兩本總印數也就一兩萬冊,到現在還剩一點庫存。”吳洪對南方周末記者透露。
 
吳洪最早看到莫迪亞諾是1984年。1978年《暗店街》獲得法國龔古爾文學獎,1984《外國文藝》第一次發表了莫迪亞諾的《暗店街》。開篇一句“我的過去一片朦朧……”被王小波用在了小說《萬壽寺》里。
 
“莫迪亞諾在國內的知名度肯定比勒克萊齊奧高。”吳洪說,他看好莫迪亞克的銷售前景,也是受了過去兩年諾獎出版盛況的鼓舞。2012年的莫言,最好的作品賣出超過百萬,2013年的愛麗絲·門羅,一本《逃離》賣了七十多萬冊。
 
“我們也挺關註莫迪亞諾的銷量。”譯林出版社副社長袁楠心情複雜,她的關切和錯失的機會有關。
 
早在1994年,譯林就出版了《暗店街》——99讀書人要出的新版《暗店街》,用的就是當年譯林的譯本。“當時是作為法國當代文學出的,賣得一般。”袁楠說,版權期限一到,譯林沒再續約。
 
銷售戰:帕慕克·門羅·正面教材
 
暢銷的一個鐵律是:諾獎公布時,作家的作品正好在市面上有售。“諾貝爾的新聞效應也就是一兩個月。”張翔告訴南方周末記者。
 
2001年《鋼琴教師》獲得了戛納評審團大獎,那時埃爾弗里德·耶利內克原著小說的版權已經在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手里,很便宜,“500還是800美元”,但總編韓敬群認為時機還不到,“當時的出版環境,這類書也就5000到8000冊的市場。”
 
2004年,耶利內克獲諾貝爾獎,北京十月文藝趁勢推出,“賣了11萬冊,創了當時諾貝爾文學獎在中國銷售的記錄。”韓敬群對南方周末記者回憶。
 
譯林是多麗絲·萊辛和愛麗絲·門羅在中國的主要出版社。萊辛得獎前,譯林已經出過《金色筆記》,“賣了幾千本”,得獎後,原書加上諾貝爾授獎詞和領獎詞,做成了典藏本,出版已是一年後,印了一萬多冊。“萊辛我們打平已經很好了。”袁楠一面惋惜,一面又覺得,“其實還是成功,因為對提升品牌很重要”。
 
吳洪的經驗是:“作家得獎前你已經獲得了版權,肯定賺錢。如果等他獲獎後,再去拿版權,就不見得賺錢。”
 
按照版權協議,《赫塔·米勒全集》要10萬套起印,版權期限5年。購買版權後,還要翻譯、出版……買得越多,出版周期越長,等到推出,往往已是半年或一年後——黃金時機已過。
 
“到目前為止,《赫塔·米勒全集》已經開始贏利。”2014年10月,鳳凰聯動總裁張小波告訴南方周末記者——此時已是購買版權的第6年。
 
但時機並非暢銷的惟一硬道理。
 
勒克萊齊奧2008年獲得諾獎時,市面上有售的是他的《烏拉尼亞》和《訴訟筆錄》——可讀性都不強,讀者一窩蜂買來,反而敗壞了胃口。《訴訟筆錄》總印數過5萬。2012年出版的《逃之書》和《偶遇》,印數都在一兩萬之間,沒有加印。彭倫至今替勒克萊齊奧惋惜:“假如是《流浪的星星》,可能銷量不一樣。”
 
據人民文學社出版社向南方周末記者提供的數字,勒克萊齊奧的14種書,發貨量約9萬冊(註:發貨包括已售出、在途和在架),每種不到一萬冊,並不理想。
 
土耳其作家奧爾罕·帕慕克顯然是正面教材。2006年帕慕克獲得諾獎時,他最有名的小說《我的名字叫紅》剛好在中國出版,根據京東圖書顯示的數據,它至今累計賣出了40萬冊。
 
張翔分析帕慕克在中國暢銷的原因:“整個框架比較感性,如果有很多政治批判,或者相對理性思維,在中國銷售可能會弱一點。”
 
帕慕克的記錄8年後被門羅打破。《逃離》70多萬冊的銷量讓它成了“可能是2000年以來所有諾獎作家中賣得最好的一本”,新經典文化外國文學總編輯黎遙大吃一驚,他原本設想,五年版權期內,能賣到10萬本就挺好了。
 
相比帕慕克,門羅的小說在文本上又更有優勢:大部分篇幅只有幾十頁。暢不暢銷,“不一定是文學水準,還是看風格、題材。”韓敬群總結。
 
布局戰:遲早有一塊雲彩下雨到你們家
 
即使再不濟,近10年,大部分諾獎得主的單本作品,銷量也都在一萬以上,按照外國文學的普遍行情,足夠冠上“暢銷”二字。“得了諾獎是比沒有得的好些。”張翔告訴南方周末記者。
 
“都是買了以後撞上諾獎了。”袁楠告訴南方周末記者,譯林2002年出版庫切的小說《恥》,2003年庫切得了諾貝爾,幾個月就賣出了近7萬冊。
 
諾獎實際上不是平白無故“撞上”的。袁楠把譯林出的外國文學作品稱作“產品線”,這條產品線上有門羅、卡爾維諾、卡佛、朱利安·巴恩斯的多部作品,還包括菲利浦·羅斯的31部作品,“即使不得獎,這些人也有很大的傳播價值”。
 
“出版社是在做整個外國文學的出版布局,競爭的就是眼光、布局能力,只要有好的布局,遲早會有一塊雲彩下雨到你們家。”韓敬群告訴南方周末記者。
 
耶利內克的《鋼琴教師》就是“布局”的結果,它原本是“曾經轟動的20世紀外國女性小說叢書”系列中的一本。
 
這個系列里,還有專家選的意大利作家達契婭·馬拉伊尼的小說《惶惑的年代》,“估計國內沒幾個人知道她,但她這些年一直在諾獎名單里”。
 
“過去很多出版社可能一個作家只賣一兩本書,賣得不好就不做了。現在說到某個作家,業內人士就會想到他是哪個出版社的。”彭倫告訴南方周末記者。
 
99讀書人的“產品線”也很長,其招牌“短經典”系列至今出了近50種各國的短篇小說,不僅囊括了卡佛這樣讀者耳熟能詳的作家,也有大量生僻名字,比如“非洲最重要新生代作家”、尼日利亞的奇瑪曼達·恩戈茲·阿迪契。
 
“短經典是賺錢的。”彭倫告訴南方周末記者,“不過賺不了多少,像我們這樣的民營出版公司,還跟國營出版社合作、分利潤。”
 
在張翔眼里,“全民追諾獎”的時代,隨著1980年代全民讀書熱的消逝,早就翻篇了。
 
近10年來,幾乎所有的諾獎作品,在獲獎的三個月後就開始滑向波谷,成為“過季商品”,逐漸趨於平穩。
 
“某種程度來說,諾貝爾獎是一個‘屌絲獎’,就是屌絲都知道。”張翔回想起一本老版的波普爾的哲學書,版權頁赫然印著:1987年,第二版,印數20萬。
 
“哲學書尚且如此,更不用提文學。”張翔很感慨,“現在印書,三年做5000本了不起了。圖書市場的萎縮幅度,就是只剩一個零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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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牽頭、官方主辦、企業贊助馬拉松中國生意

來源: http://www.infzm.com/content/105027

2014年10月19日,北京國際馬拉松賽現場。賽事由“中奧路跑”承辦,一家“國”字頭的賽事公司。 (東方IC/圖)

全民跑步熱潮的興起,讓標誌性的馬拉松賽變得炙手可熱。與國外的民間辦賽不同,中國馬拉松的舉辦權掌握在政府手里,大多由政府控制的公司負責運營。

天安門一聲發令槍響,三萬人一起開跑。

2014年10月19日,北京馬拉松在嚴重霧霾中拉開帷幕。跑,還是不跑,成為參賽者的一道難題。

跑過二十多場馬拉松的萬科高級副總裁毛大慶選擇了棄賽,“我拉上了窗簾,不想去再多看一眼窗外”。一部分參賽者還是戴著口罩出發了,穿著小沈陽戲裝的一個跑者舉著牌子,上面寫著:“讓房價再降一點!”

四年前,北京馬拉松的報名,花了5個月才報滿。2014年,3萬名額一天之內被搶光,半程報名甚至要抽簽兩次,中簽率14%。上海馬拉松的網站一開放就有每小時近70萬的訪問量,排隊搶3.5萬個名額,一票難求,堪比春運。

全民跑步熱潮,捧紅了馬拉松這項在全球有118年歷史、在中國也有34年歷史的古老賽事。

近4年來中國田徑協會公布的馬拉松及相關賽事日歷,記錄了熱度驟升的痕跡:2011年,全國舉辦馬拉松22場,接著33場、39場,直到今年的50場。四年間,馬拉松場次和舉辦城市的數量都翻了2倍多,這還不包括未經田協審批的眾多短距離賽事。

不僅北京、上海這樣的一線城市,貴州六盤水、成都西昌也有自己的馬拉松。全國34個省、直轄市、自治區,只有10個地區還沒有馬拉松,其中,貴州、山東、河北、江蘇等省有多達3個以上的城市辦賽。

跑一場馬拉松,全程42.195公里,耗時一般在6小時以內;辦一場馬拉松,需要近8個月的時間。背後交織著一張由協會、地方政府、賽事公司、企業等方方面面角色構成的關系網。

不同於國外的民間辦賽,在當下中國,馬拉松的舉辦主要由政府牽頭、官方主辦、企業贊助三方力量支撐。南方周末記者通過一個月的調查采訪,梳理馬拉松背後的關系鏈和經濟賬。

政府主導的賽事

一邊是政府牽頭、職業競技,另一邊是民間自發、追求樂趣。

中國田徑協會副主席王大衛已經做了12年馬拉松組織工作。他向南方周末記者盤點了34年來的北京馬拉松變化:1981年,北京馬拉松(以下簡稱北馬)第一年,參賽者全是男性職業選手;七年後,開始有女性選手;直到1998年,才有了普通大眾選手的參與。發展至今,3萬名選手中99%都是非職業的普通跑者。

美國波士頓是世界上第一個舉辦馬拉松比賽的城市,波馬至今已有117年歷史。與北馬不同,它發自民間,是由幾個喜歡跑步的人以協會的形式促成的。紐約馬拉松也是如此,幾位跑友,圍著中央公園跑了4圈(40公里),辦出了第一屆比賽。

一邊是政府牽頭、職業競技,另一邊是民間自發、追求樂趣,馬拉松在國內外生長的土壤不同,組織方法、民間認識也差異顯著。

國內辦馬拉松,中國田徑協會是“核心衙門”,它不僅負責審批、制定標準,還是大多數賽事的主辦方。在城市主要路段舉辦的國際性、全國性賽事,以及非主要路段,但人數超過1萬人的此類賽事,必須要經過中國田協的批準。

此前,申請者(一般是市體育局)需拿到省體育局和市政府的批準,一並上交田協。“一定先是城市同意,省級體育部門配合,最後才報到我們這兒,一般我們都支持的。”王大衛解釋。

2014年9月底,《金陵晚報》報道稱,南京市無法舉辦馬拉松,因為申請不到辦賽資格。聽到這個消息,王大衛略顯吃驚,否認了田協曾經收到南京的申請。

這是一場政府機關主導的賽事,多個城市的馬拉松主辦方、承辦方和協辦方中,常能看到一長串政府機構:

如蘭州馬拉松,承辦單位是省體育局,協辦單位有28家各級政府機關,包括無線電管理委員會、宣傳部、教育局、公安局、統計局、兩山綠化指揮部、區政府……龐雜得難以想象。

據上海馬拉松的承辦方上海東浩蘭生賽事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東浩蘭生)總經理周瑾介紹,因為賽道要穿過黃浦、靜安、徐匯三個上海最繁華的區域,賽事當天需要調整的公交線路多達160余條,路過的各個社區也要協調,包括張貼“安民告示”。

在被問及辦賽成本時,周瑾說,“這不是純商業活動,政府的投入是很難用商業規則去評估的。”

官辦還是商辦

利潤的上漲速度遠高於成本的投入,毫無疑問是一筆劃算的生意。

事實上,近年來國內一些馬拉松賽事已經開始由一些專業的賽事公司來承辦,實踐國家體育賽事“管辦分離”的思路。

2009年,中奧路跑體育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簡稱中奧路跑)成立,負責承辦北京馬拉松,也去其他城市協助辦賽,如寧夏、貴州等地。

該公司由中國田徑協會和中奧體育產業有限公司(簡稱中奧體育)各出資50%成立。而中奧體育隸屬於中體產業集團,後者是由國家體育總局控股的上市公司。

換句話說,中奧路跑的兩位“老板”實際上是中國田協和國家體育總局,是一家“國”字頭的賽事公司。中國田協既是審批者,也是主辦方,還控制著實際的承辦方。

今年3月成立的上海東浩蘭生,其大股東之一也是相關的主辦方——上海市體育局,另一個大股東為東浩蘭生集團,隸屬於上海市國資委。

南方周末記者無從查證中奧路跑與東浩蘭生的收支狀況,但另一家活躍於馬拉松賽事承辦的香港上市公司智美控股集團提供了一個觀察維度。

賽事運營是智美集團的主要業務之一,自2012年起,它參與了廣州、杭州等多地馬拉松的運營。

其2014中期年報顯示,賽事運營是一項毛利率很高的業務,達到了65.8%,集團整體的毛利率為46%。

以龍舟賽和馬拉松為主的賽事運營方面,從2013年6月至2014年6月,成本由160萬變為2440萬,上漲14.5倍;而毛利潤,由70萬變為4690萬,上漲63.6倍。利潤的上漲速度遠高於成本的投入,毫無疑問是一筆劃算的生意。

收支“沒有公示”

“央視明碼標價、賬目公開可查,反倒是地方辦賽,拿了多少錢?”

在南方周末記者直接問及承辦2014上海馬拉松的盈余時,東浩蘭生總經理周瑾強調說,“今年,盈余我覺得談不上。”其中一個原因是,辦馬拉松的成本非常非常高,她連用了兩個“非常”。

除了給裁判、工作人員、特邀“出成績”的選手支付的人力成本,還有包括賽事轉播在內的宣傳成本,以及難以用資金衡量的政府投入。其中賽事轉播是支出的一項“大頭”。

在國內多個馬拉松賽事說明中,央視體育頻道都是主要合作夥伴。《金陵晚報》援引一位當地體育局的相關人士透露,“揚州舉辦國際半程馬拉松賽,光是請央視來轉播,就要花450萬元左右。”

在接受南方周末記者采訪時,央視體育頻道解說員於嘉沒有否認這個說法,在他的印象里,轉播費是300萬或500萬。

但他認為這個費用並不算貴,2013年的中國馬拉松年會上,於嘉還曾就這個問題與各地組織者們澄清,央視明碼標價、賬目公開可查,反倒是地方辦賽,拿了多少錢?政府補貼多少錢?又花了多少?沒有公示。

“CCTV在給好多人擋箭。”他說。

相較多方投入,馬拉松的收入渠道非常單一:企業的贊助費。至於報名費用的收入,只是零頭。上海馬拉松報名費用在40-60元之間,3.5萬報名者,算下來不到200萬元。

南方周末記者查閱到了2013年雲南水富馬拉松的招商啟事,里面對各級贊助商“明碼標價”:冠名商1家,贊助費用不低於150萬;高級合作夥伴5家,每家贊助費不低於20萬;一般贊助商沒有數量要求,不低於2萬元。據此估算,今年的贊助收入不低於286萬。

在一線城市,這一“價碼”被大大提高。據周瑾介紹,作為上海唯一的“至尊贊助商”,耐克公司今年的投資金額在1000萬-1200萬之間,“只是現在還談不上企業找上門來‘競爭’,多是運營方主動去拉”。

自己辦比贊助更省錢

贊助馬拉松,或者自己辦比賽。

耐克贊助了上海馬拉松,阿迪達斯則選擇了北京馬拉松;更多的只有馬拉松愛好者才知曉的地方賽事,往往靠的是各地的大型國企來冠名。比如廈門馬拉松,冠名的是一家國企,建發集團,運動類贊助商是福建當地的國產品牌特步。

哥蘭比亞運動營養公司大中華區總經理龔武,曾經在阿迪達斯公司從事銷售工作。他說,對於體育用品公司而言,選擇的賽事也要與自己的地位相匹配。“比如在國外阿迪達斯贊助了波士頓馬拉松,這是頂級賽事。”

在被稱為“馬拉松大滿貫”的六個馬拉松賽事(波士頓、芝加哥、紐約、柏林、倫敦、東京)的主要贊助商中,阿迪達斯“包攬”了波士頓、柏林、倫敦;專業跑步品牌Asics,是東京、紐約;而耐克,贊助了芝加哥馬拉松。

除了運動品牌,汽車、手表行業的國際品牌也都是馬拉松的“老牌”贊助商。例如寶馬,在國內贊助了上海、廈門、蘭州馬拉松,也在國外贊助了柏林、法蘭克福馬拉松。馬拉松贊助,成了他們品牌推廣的一個慣用路徑。

企業參與跑步比賽,基本上有兩條路徑:贊助馬拉松,或者自己辦比賽。

與耐克、阿迪達斯不同,New Balance(NB)雖也是專業跑步品牌,卻很少在贊助名單上出現,但它會辦自己的比賽。

9月27日,NB就在上海舉辦了彩色跑(Color run),以東方體育中心的四周為跑道,每隔一段距離噴彩漆。當天,很多年輕人頭戴彩帶、臉貼彩繪聚在這里,像音樂節一樣,是年輕人的Party。

國內體育品牌李寧公司今年也做了10場全國10公里路跑聯賽。盡管符合無須審批的條件,李寧還是選擇了自己牽頭,但由全國田徑協會主辦,中奧路跑運營,整個操作過程與城市馬拉松相似。

從總裁郁亮、高級副總裁毛大慶到普通員工都在跑步的地產龍頭企業萬科,近年來也高調宣傳企業的跑步文化,辦了一系列城市“樂跑”。在萬科2014樂跑新聞發布會上,萬科地產總經理郁亮透露,萬科花在“樂跑”上的費用不超50萬。相較上海至尊贊助商的1000萬,確實是小數目。

(JZ多媒體解決方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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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秘商人王靖的另類生意:挖運河,放衛星

來源: http://www.infzm.com/content/105221

北京信威通信產業集團董事長兼總裁王靖。 (東方IC/圖)

自2013年,宣布開挖“尼加拉瓜運河”,300億借殼中創信測後,聲名鵲起的神秘商人王靖又涉足到衛星通信領域。他執掌的信威集團,至2014年10月28日,總市值已達到1119.50億元人民幣,成為國內A股市值最高的民營科技公司。

2014年10月26日,清華大學與民營資本控股的北京信威通信科技集團股份有限公司(600485.SH,下稱信威集團或信威)聯合宣布,雙方合作研制的“靈巧通信試驗衛星”(下稱靈巧衛星),已完成全部在軌測試試驗,取得圓滿成功。

靈巧衛星是中國首顆低軌移動通信衛星,也是民營資本主導發射的第一顆通信衛星。信威集團董事長王靖介紹,其公司計劃在3年內,發射“一箭四星”的此類通信衛星;並希望在2019年時,發射32顆或更多的衛星,形成覆蓋全球的衛星通信系統。

就在發布這一消息的前兩天,即10月24日的國務院常務會議上,中國確定了“支持基礎電信企業引入民間戰略投資者,引導民間資本投資寬帶接入網絡建設運營,參與衛星導航地面應用系統等國家民用空間設施建設,研制、發射和運營商業遙感衛星”的國家政策。

中國的通信領域,尤其是衛星通信領域,是一個被政府部門高度管制的行業。發射衛星還需要專業技術和巨額資金,信威這家民企為什麽能夠做到?

信威集團副總裁蔣伯峰,也對南方周末記者確認,靈巧衛星系統工程,從研發、制造到發射,得到了多個部門的支持和協作。

數位市場人士對南方周末記者分析,信威能做成此事,很大程度上與信威集團董事長兼實際控制人王靖相關。

出生於1972年12月的王靖,曾公開介紹,自己出生於北京,曾在江西中醫藥大學就讀中醫專業。

信威集團披露的上市公司高管信息顯示,在1993年2月至1996年12月,也就是20歲左右時,王靖出任北京昌平傳統養生文化學校校長。這似乎也與他的“中醫”專業相關。

1997年1月至1999年12月,王靖任北京鼎富投資顧問有限公司(下稱鼎富投資)法定代表人和董事長。2013年,王靖接受多家媒體采訪時曾稱,他在1990年代後期,曾到香港學習國際金融和投資,後返回北京創辦鼎富投資公司。

工商資料顯示,鼎富投資實際成立於1998年7月,2001年9月即註銷。在這家註冊資本1000萬元的公司里,王靖作為自然人股東出資700萬元;另一位叫王連生的個人股東,出資285萬元;北京興紅起科貿有限責任公司(下稱興紅起公司)作為法人股東,出資15萬元。

1999年12月至2003年10月,王靖又出任香港鼎富投資集團董事長。2003年10月至2006年12月,任北京盈禧建築工程咨詢有限公司(下稱盈禧咨詢)董事長。

盈禧咨詢公司註冊資本100萬元,王靖出資70萬元,另一位叫黃本招的自然人,出資30萬元。該公司在2007年4月也已註銷。

王靖又在2006年12月至2011年2月,任香港寶豐黃金有限公司董事長;2006年12月至今,任柬埔寨王國亞洲農業發展集團董事長。2010年2月至今,擔任北京信威公司董事長兼總裁。

北京信威原為國務院國資委所轄央企大唐電信科技產業集團(下稱大唐集團)的下屬企業,在2007年前後,曾籌劃單獨上市,但被否決。隨後幾年陷入經營困境,連續虧損。2009年,王靖與北京信威等多方原股東達成協議,以9500萬人民幣,獲得北京信威41%的股權,成為公司最大股東。

2009年12月31日,國務院國資委批準北京信威改制方案。自此,北京信威由國有控股公司變身為民營控股公司。

2010年,王靖正式執掌信威公司後,短時期內,迅速扭轉了企業的頹勢。當年即扭虧為盈,實現利潤3800萬元。隨後幾年,凈利潤進一步爆發性增長,至2013年,已達17.12億元。

真正讓王靖走入公眾視野的是在2013年。

2013年6月14日,以香港尼加拉瓜運河開發投資有限公司(下稱尼加拉瓜運河公司)董事長身份出現的王靖,與尼加拉瓜總統奧爾特加,共同出席新聞發布會,並代表雙方簽署尼加拉瓜運河發展項目獨家商業協議。

該協議主要內容為,尼加拉瓜運河公司將獨家規劃、設計、運營並管理(為期100年)一條全長接近300公里,連接太平洋和加勒比海的“尼加拉瓜運河”及其他潛在項目。總投資高達400億美元。

根據香港政府公司註冊處的信息,尼加拉瓜運河公司於2012年8月20日註冊成立,註冊股份1萬股,唯一的股東即為王靖。尼加拉瓜運河項目消息甫一公布,即引起全球轟動。信威公關部一位人士對南方周末記者稱,公司的尼加拉瓜運河項目將在2014年年底開工。

幾個月後,王靖又在資本市場再次現身。

2013年9月26日,此前停牌的北京中創信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當時股市代碼為600485.SH,下稱中創信測)公布,信威通信將對其借殼重組。

停牌前,中創信測市值不到12億元,而信威通信估值達308億元。這被稱為迄今為止A股市場上最大的“借殼上市”。2014年,借殼順利完成;並於同年9月,實現上市公司名稱更為現名,即信威集團。

此外,王靖還涉足了礦業、體育等其他行業,個人擁有除信威集團之外的其他公司二十多家。

在資本市場上,信威集團在過去的一年里,股價幾乎翻倍增長。至2014年10月28日,總市值已達到1119.50億元人民幣,成為國內A股市值最高的民營科技公司。

對於王靖的“來歷”,自2013年以來,國內外媒體和研究者,多認為他背景深厚。王靖本人在接受媒體公開訪問時,則一再聲稱自己是“普通得不能再不普通的中國人”,有一個女兒;他的父親只是名普通職員,已於2010年去世;母親70歲左右,已退休。

在今天的信威集團高管中,生於1953年、於2014年9月出任信威集團副總裁的張冀湘,曾有多年軍旅生涯,曾任北京軍區通信部參謀、處長;1998年至2013年,擔任北京軍區某訓練基地副司令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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尋找你生意上的假想敵

來源: http://www.nbd.com.cn/articles/2014-11-14/876144.html

總有一股力量在引導新進入者進入市場,作為行業的現有從業者,你如何確保自己不會被取代?

幾周前,我像往常一樣步行去上班,路過北京建國門地鐵站時驚奇地發現,往日堵在人行道上的一隊三輪車不見了。這些車通常會等在那里,拉上乘客後將他們送到目的地(當然要收費)。但這條人行道並沒有比之前通暢多少,因為又被一隊待客的兩輪摩托車占據了。

我有些奇怪這是怎麽回事,到了辦公室後,就做了一些搜索。原來前一天,北京政府打擊非法運營的三輪車。因此,很多三輪車被清出了那條街,它們原來的位置立即被兩輪摩托車占據了。

我目睹的這一變化除了改變了一部分人的日常通勤方式之外,也提供了一個鮮活的例證——在經濟學領域,最強大的市場力量之一就是新進入者。來自新進入者的威脅是對現有行業從業者的重要約束力量。如果一個行業很容易進入,那麽相關從業者的價格和利潤將受到限制。如果從業者試圖哄擡價格,業外人士就會進入該市場,提供較低的價格。這促使從業者保持誠信,並將價格保持在令消費者受益的低水平。

長遠來看,潛在的市場進入者會起到相當於創新推動者的作用。如果現有從業者不思進取,與消費者的需求脫節,就會被能提供更有競爭力產品的初創公司所取代。這促使從業者必須不斷進取,為消費者提供更好的產品。

由於市場新進入者的力量如此強大,每位管理者都應據此評估自身公司的策略。我在街上目睹的現象中就蘊含了三個問題,值得每位管理者捫心自問。首先:誰是我最可能面對的市場新進入者?我在地鐵站的所見顯示,如果三輪車將價格提得過高或提供的服務不好,則兩輪摩托最有可能取代三輪車。

獲得合法牌照的三輪車重新開始營業時,應當牢記這一點。有時,你最可能面對的市場進入者或許不那麽容易被發現。很多顛覆行業的新進入者都是不顯山露水的角色。例如,大多數電視臺從未預見到它們將與網上的用戶生成內容競爭。

要預測誰將進入市場很難,但總有些潛在的對象可以考慮。要警惕供應商向前整合。生產手機和平板電腦的臺灣合約制造商富士康(Foxconn)正在嘗試打造自有手機品牌。同時也要警惕采購方向後整合。電子商務公司京東(JD.com)最初聘請外部公司遞送產品,如今已組建起自己的分銷網絡,可以為中國206個城市提供次日送達服務。

提供互補服務的合作夥伴也要小心。谷歌(Google)起初提供的搜索和地圖等移動服務是基於其他公司的操作系統之上,後來也決定打造自己的安卓(Android)操作系統。阿里巴巴集團(Alibaba Group)旗下的支付寶(Alipay)業務一直與傳統銀行合作,實現用戶賬戶資金的流轉和清算。但最近阿里巴巴獲得批準,將推出自己的存款和貸款服務。

第二個問題是:市場新進入者將構成多大威脅?威脅越大,就意味著你要努力做得更好。摩托車對於三輪車的威脅不大。我以前經過地鐵站時從未見過摩托車,這說明潛在乘客並不把它們視為三輪車的良好替代對象。但在其他行業,新進入者的威脅要大得多。隨著騰訊(Tencent)微信服務的迅速興起,中國三大移動運營商的短信收入陡然下降。

微信是一個很大的威脅,它允許用戶錄音輸入,不一定要打字,節省了用戶時間的同時,還能更好地傳達使用者的情感。盡管運營商仍能從微信的使用中獲得一些數據收入,但這遠遠少於短信可以帶來的收入。如果有潛在進入者會對你構成很大的威脅,那麽不妨現在就開始考慮對策。

第三:事情發生的速度會有多快?這個問題的答案就是在告訴你,你有多長的時間進行準備。兩輪車的進入特別突然。他們一夜之間填補了無證三輪車留下的空缺。通常情況下,後來者進入市場的速度沒有這麽快。要建立起可與百度競爭的搜索引擎業務,所需的時間顯然要比騎著兩輪摩托出現在建國門地鐵站外長一點。

作為管理者,你應當考慮盡可能地延長新進入者進入市場的時間。例如,阿里巴巴利用其在線交易平臺收集用戶的信用信息。它收集信息的時間越長,獲得的信息越準確。任何希望與阿里巴巴競爭的人都需要至少花相同的時間來搜集這些信息,才能提供同樣準確的信用評分。

如果你正確地預見到了新進入者,及時采取行動預先阻止,你就不會看到新進入者。但你應該繼續預想未來有哪些假想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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徹思叔叔在滬將關20家店:饑餓營銷過氣、仿冒品牌搶走生意

來源: http://newshtml.iheima.com/2014/1118/147799.html

烘焙品牌徹思叔叔曾被看作是一家玩轉互聯網思維的公司。它的饑餓營銷、視覺營銷等手法紛紛被同行所效仿。然而,這家品牌的高速擴張卻戛然而止,明年將在上海關閉20家門店。i黑馬認為,徹思叔叔的擴張嚴重依賴加盟模式,而且產品技術含量低,盲目擴張導致同質性競爭。加之對商標品牌的保護力度不夠,讓各種山寨品牌搶走了生意。

\一度要排隊的蛋糕品牌,如今大不如昔。滬上直營店人氣冷落,外地加盟商瀕臨倒閉……記者了解到,徹思叔叔最初因饑餓營銷走紅,而此後由於自身產品單一、為山寨品牌圍剿等原因導致衰敗。可以看到,饑餓營銷手法為不少品牌商青睞。不過,業內人士認為,饑餓營銷只是階段性的行為,企業需要不斷推出具有核心競爭力的產品。

個案調查

從排隊四個半小時到人氣冷落

徹思叔叔如坐“過山車”

一個小小的起司蛋糕要排隊多久才能買到?大排長隊並限購的饑餓營銷,讓外來烘焙品牌徹思叔叔一度風靡滬上。而如今,記者走訪發現,該品牌滬上直營店已能隨到隨買,外地加盟店有的已入不敷出。

鼎盛時最長排隊4.5小時

去年2月,徹思叔叔烘培工坊的第一家門店在久光百貨B1層開業,一時吸引了大量的人氣。

“一個爐子里有12個起司蛋糕,一般一次只開放3個爐子,一爐需要烤45分鐘,排隊就是最好的廣告。”知情人士向記者表示:“通過這種‘饑餓營銷’,雖然一個起司蛋糕賣39元,但久光門店去年鼎盛時月營業額達百萬元。”

隨後,徹思叔叔先後進駐上海日月光廣場等知名商圈,當時媒體報道稱,無論任何時間段,徹思叔叔的店總是被里三層外三層的排隊人群包圍著,在每人只能限購一個的情況下,一天依舊可以賣掉700多個起司蛋糕。

上海香思食品有限公司是徹思叔叔中國大陸唯一的運營商總代理。采訪中,該公司總裁陳國華告訴記者:“排隊最長的,要四個半小時。”

據其介紹,在短短一年多時間里,徹思叔叔在上海開出了30多家直營門店,在國內其他40多個城市有加盟店,總數超過120家。

滬上直營店如今隨到隨買

可眼下,這一曾經的人氣美食盛況不再。

近日,在久光徹思叔叔門店,記者看到,3位營業員站在不大的店面里,並沒有顧客在購買蛋糕。和周圍其他美食餐飲店人流相比,徹思叔叔顯得冷清了不少。

“起司蛋糕有時一天只能賣七八爐。”營業員向記者介紹道,“排隊那是去年的事情了。”

在和營業員交談的十幾分鐘里,記者發現陸續有3位顧客來買蛋糕,幾乎都是隨到隨買。營業員把烘出的蛋糕放在盒子里一只只打包好,顧客只需付了錢,就能裝袋拿走。

記者在走訪中看到,現在的徹思叔叔門店里,不僅只賣一款起司蛋糕,還有新推出的現烤起司蛋塔和各種口味的法式小蛋糕。營業員表示,推出新品是為了能夠增加品類,吸引顧客。“之前只有我們這一家店,所以排隊人很多。現在徹思叔叔店那麽多,自然不用排隊了。”營業員這樣告訴記者。

然而,記者在日月光地下二層的徹思叔叔店同樣發現,幾十分鐘時間里,來買蛋糕的顧客不足10人,可以快速地隨到隨買。

外地加盟店入不敷出

外地的徹思叔叔加盟商也是叫苦不叠。

即便把店開在省會城市最熱鬧的商場里,加盟商也遭遇虧損。“邊上的冰激淩店鋪每月銷售額超過60萬元,而現在我們一天銷售額也就千把塊。消費人群是有的,只是不願意來徹思叔叔這里消費。”某加盟商向記者反映稱,“今年5月份開始,工作日一天只能賣出30多個蛋糕,雙休天也僅90個,門店生意越來越慘淡,且後來開的每一家加盟店都虧損。”

據了解,徹思叔叔去年火爆一時,吸引了很多加盟商。知情人士透露,外地單店加盟費20萬元,此外還需要設備和物料等費用總計80萬元左右。也就是說,在外地每開一個徹思叔叔加盟店,至少需要100萬元左右的“開店費”。開店後,加盟商使用統一的收銀系統,總部將每月按一定比例收取加盟店的營業額,作為管理費。

“生意不好,總部就應該有相應的市場經營指導。”一位加盟商告訴記者,“收取加盟費用,加盟商自己找好門店,總部只提供設備,在開業前教蛋糕師做蛋糕。三天學會了之後,就再也不管了。”

仿冒品牌搶走生意?

上述加盟商表示,先後出現的山寨品牌、模仿品牌,對他們影響很大。“一些山寨品牌的起司蛋糕團購價19元,令我們39元的價格沒有優勢,就算用的是進口乳酪,如果消費者沒有吃過,沒有比較,也不會知道。”

打開搜索引擎,記者輸入“徹思叔叔”,出現了幾個看似相同的品牌。仔細辨別才會發現,原來這其中有“徹思叔叔”、“撤思叔叔”、“澈思叔叔”,當然還有真正的“徹思叔叔”。一些山寨品牌甚至利用徹思叔叔在註冊商標時的漏洞,做出了近乎相同的logo和海報,不仔細辨別,真的很難分清。此外,還出現了瑞可爺爺、TOM叔叔等產品相似度極高的品牌。記者日前致電總部位於湖北武漢的“撤思叔叔”。相關負責人介紹說,單店加盟費根據店面大小計算,最低的一檔不足5萬元,且包含所有物料設備。

明年上海將關店20家

對此,陳國華表示,“像北京、蘇州這些地方,我們都通過法院起訴了,但有些山寨品牌居無定所,法院的傳單寄到都沒有人接收,早已人去樓空。”

陳國華稱,現在徹思叔叔只接受新城市的加盟,並且一個城市只接受一個代理商,並不準備在已有店面的城市再開設新店。“接下來我們準備和每一個加盟店進行商談,一些市口好的店將被保留進行改造,一些經營比較困難的就只能關掉了。”

徹思叔叔的經營現狀在陳國華的意料之中。

“徹思叔叔是一個快速消費品牌,店面不大,產品又相對較單一,短期的流行性很強。後期遇到衰退,也是很正常的。”他表示,“我們現在陸陸續續加了一些品類,增加產品的多樣性。”

“上海的門店店鋪租期都不長,如日月光門店今年12月到期,久光明年2月到期,是否續約還是未知數。”陳國華說:“我們會根據每家店具體的情況,進行資源的整合和改造。”據其介紹,目前上海地區共有30余家徹思叔叔門店,而到明年,大約會保留10家左右的“第二代”徹思叔叔,除了改進後的商品種類更多,品相更好,徹思叔叔在環貿店還新設了座位。

“我覺得不需要開很多,每個區能夠有一家店就可以了。”陳國華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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頂新的大陸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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頂新控股的康師傅,2013年在大陸賣了106億包方便面,每天賣2900萬包,市場上每賣5包方便面,有2包來自康師傅。

“頂新”食品醜聞讓臺灣小夥伴驚呆了。“頂新”雖聲明,大陸生產產品絕無從臺灣進口原料。

“頂新”雖聲明,大陸生產產品絕無從臺灣進口原料。不過,2013年,頂新集團在臺灣的營收有500億新臺幣,可在大陸卻超過3200億新臺幣。

在大陸那頭的你,不妨看下,你的生活中究竟有哪些最愛是“頂新造”吧。

“知道”(微信號:nz_zhidao)為你獨家起底頂新的大陸生意。

(李曠達/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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