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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房去化周期僅5.1個月 分析稱去庫存第一階段基本完成

14日，國家統計局發布的2017年1至8月全國房地產開發投資和銷售情況顯示，房地產業去庫存進度加快。8月末，商品房待售面積同比下降12%，降幅比上月末擴大1個百分點，樓市庫存創下2015年1月以來的新低。

對此，業內人士認為，樓市“去庫存”第一階段基本完成，房地產投資平穩，大部分城市進入良性周期。

數據顯示，1至8月，商品房銷售面積98539萬平方米，同比增長12.7%，增速比1至7月回落1.3個百分點。商品房銷售額78096億元，增長17.2%，增速回落1.7個百分點。中原地產首席分析師張大偉表示，9.85億平方米是同期歷史最高紀錄，8月單月銷售面積1.2億平方米也環比上漲4.3%，全年將刷新歷史紀錄。銷售額方面，7.8萬億元也刷新了歷史同期紀錄。

在此影響下，樓市庫存降至近年來最低。數據顯示，8月末，商品房待售面積62352萬平方米，比7月末減少1144萬平方米。其中，住宅待售面積減少987萬平方米，辦公樓待售面積減少43萬平方米，商業營業用房待售面積減少87萬平方米。今年2月末仍處於超過7億平方米的樓市庫存，已降至2015年來新低，僅略高於2014年末商品房62169萬平方米的待售面積。

張大偉說，如果按照8月單月1.2億平方米的成交面積計算，當前全國樓市的庫存消化周期為5.1個月，庫存壓力大減。

山西統計局數據顯示，山西已完成年初樓市去化周期控制在10個月內的目標。上半年，全省商品住宅銷售面積769.5萬平方米，同比增長20.6%。以2016年商品房月均銷售面積為基數，全省商品房待售面積消化周期為8.9個月，同比2016年末減少1.4個月。樓市庫存降至合理位置。

荊州方面，截至今年6月底，荊州商品住房庫存面積321.79萬平方米，同比減少152.01萬平方米，下降32.08%。其中中心城區商品住宅庫存面積162.28萬平方米，同比減少55.94萬平方米，下降25.63%。

張大偉認為，本輪樓市發展經過3年，基本完成了去庫存任務。“從2015年初的一線城市拉動，到2016年的二線城市拉動，進入2017年，市場出現逆轉分化，一線熱點城市在調控的影響下，出現了明顯的下調，三四線成為去庫存主力。全國除了東北、西北等少數城市，大部分城市庫存已經進入良性周期。”

但需註意的是，庫存的下降不意味著價格有較大的上漲空間。根據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2016年全國居民人均住房建築面積為40.8平方米。其中，城鎮居民人均住房建築面積為36.6平方米，農村居民人均住房建築面積為45.8平方米。

從具體來看，最新發布的《江蘇統計年鑒2017》顯示，2016年，江蘇人均住房面積是46.3平方米，城鎮、農村居民人均住房建築面積分別是40.3平方米、56.9平方米。江蘇13市中，僅南京一地人均面積低於40平方米，為36.7平方米。遼寧省方面，雖然人均面積為27.96平方米，但城鄉居民住房自有率已高達91.89%。

目前的庫存量保持了相對的健康，也促使8月房地產開發投資等典型數據保持平穩。

統計局數據顯示，1至8月，全國房地產開發投資69494億元，同比名義增長7.9%，增速與1至7月持平。開發企業房屋施工面積721781萬平方米，同比增長3.1%；房屋新開工面積114996萬平方米，增長7.6%；房屋竣工面積52296萬平方米，增長3.4%。

國家統計局新聞發言人劉愛華表示，從目前來看，房地產投資增速比較平穩。從供給方來看，近期一些部門出臺的政策，包括租賃住房試點等，將會擴大商品房的供應，並分流一部分需求。因此，未來房地產市場有望保持一個平穩健康發展態勢。

“未來以住宅開發銷售為主導的房地產行業將進入存量市場。”億翰股份董事長陳嘯天日前在億翰智庫主辦的“2017中國房地產業戰略峰會”上表示，房地產需求進入穩定期，未來將有越來越多的房企響應國家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號召，轉向可持續經營，如自持物業做租賃、開發和運營商業和產業地產、打造特色小鎮等，從“賣房者”轉型為“運營者”。

經濟參考報記者 梁倩 鄭鈞天 

基本養老保險獨木難支 專家建議夯實第一支柱降低養老費率

預期壽命的延長正在對養老金的充足性形成挑戰。

隨著老齡化程度的加深，高齡老人的照料成本也在不斷攀升，僅靠政府發放的基本養老金將越來越難以保障老年生活的質量，健全三大支柱體系已經成為我國養老保險制度改革的不二之選。

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楊燕綏在近日舉行的第十屆清華養老產業高端論壇上表示，由於長壽所增加的日間照料開支是老年人日常生活成本的兩到三倍，這還不包括老年人醫療、康複所需的費用，養老金的充足性將關系到高齡老人能否擁有更有尊嚴的生活。

楊燕綏表示，養老金的充足性必須依賴國家、單位、個人三大支柱共同努力。我國應盡快夯實基本養老金，將第一支柱費率降到18%，為發展企業年金和個人養老金騰出空間。

從一枝獨秀到獨木難支

我國的養老保險制度由三個支柱構成：一是基本養老保險，二是企業年金和職業年金，三是個人儲蓄型養老保險和商業養老保險。

我國的養老保險制度長期以來都是基本養老保險一枝獨秀。第二支柱企業年金啟動13年，僅覆蓋了8萬多戶企業、2300多萬職工，只占到企業參加養老保險人員的6%。第三支柱在千呼萬喚中將於今年5月1日起在全國三個地區試點稅延型商業養老保險。

楊燕綏認為，進入深度老齡社會之後，我們不可能再靠增加年輕人的稅收，加大企業負擔來征收養老金。解決老年人養老金的充足性必須靠政府、企業、個人養老金三個支柱共同發力。

“從美國的數據可以看出，如果一個人能夠成功擁有這三種養老金，退休之後替代率將是他退休之前的102%。”楊燕綏說，這不是完全靠政府，還要靠職業生涯的積累以及個人的養老金理財。

政府所承擔的基本養老金替代率的下降已經是全球的趨勢。數據顯示，1952年國際勞工組織規定的養老金退休前收入替代率是45%，到上世紀60年代，歐洲國家提到60%左右，現在又普遍降到40%左右，美國則一直保持在30%左右。

全球老齡化研究所去年發布的一份名為《新興市場的自願性養老金》的報告稱，中國城鎮職工養老保險替代率在20多年前達到近80%，現在已經穩步下降。部分是因為個人賬戶層次在繳費時設計被賦予了一個遠低於工資增長率的收益率。關於未來的退休者，替代率不太會比50%高出多少。

基本養老金替代率難以上升與老年居家照料成本逐步攀升形成的資金缺口，迫切要求我國盡快發展第二支柱和第三支柱，以便人們在退休之後還能保持較為良好的現金流。

去年末，針對企業年金發展的種種困境，人社部、財政部印發了新的《企業年金辦法》，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鼓勵引導符合條件的企業建立企業年金。這一辦法實施的效果還有待觀察。

4月12日， 財政部、人社部等五部門聯合印發《關於開展個人稅收遞延型商業養老保險試點的通知》，明確自5月1日起，在上海市、福建省（含廈門市）和蘇州工業園區實施個人稅收遞延型商業養老保險試點。試點期限暫定一年。

這一文件的出臺意味著我國養老保險制度運行20年之後“三支柱”體系終於完成了。中國社科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主任鄭秉文在兩會期間表示，建立多層次社會保障制度，能減輕國家設立的基本社會保障制度的負擔，提高企業的市場競爭力，有利於拉動內需和促進經濟發展模式的轉型。

與稅優健康險試點每省選取一個試點城市相比，稅延養老險試點範圍較小，上海、福建、蘇州這三個試點地區總體經濟發展水平高，社會保障體系建設較為完善。這也從一個側面表明稅延商業險在全國推廣會面臨更大的困難。

夯實第一支柱降低養老費率

清華大學就業與社會保障研究中心從2012年起發布養老金發展指數，在過去四年間，養老金發展指數的進步非常小。第一支柱過大、二三支柱弱小；企業費負過高、個人賬戶做空；結構性問題導致參保人積極性不高等都是影響養老金指數增長的因素。

楊燕綏表示，我國從年輕社會進入超級老齡社會一共只有40年的時間，一代人之間中國人口結構就發生了巨變，這麽短的時間表使得我國不能再慢條斯理地進行改革，而是應“兩步並作一步走”，在建立制度的同時也要調整結構。

調結構首當其沖的就是夯實基礎養老金，基礎養老金全國統籌和夯實繳費基數是夯實基礎養老金的兩大重要內容。

“雖然我國養老保險是28%的名義費率，但征繳上來的不到16%。如果我們能把繳費基數夯實，只需18%的總費率就夠了，這樣就可以把企業20%的費率降10%，企業負擔將大幅下降。”楊燕綏說。

基本養老金費率過高也是企業年金難以發展壯大的重要原因。楊燕綏認為，如果把基本養老保險費率降到10%，企業就會有更多的空間去做年金，這也將有助於縮小企業與機關事業人員養老金的差距。

統計局：一季度全國居民收入平穩增長 與經濟增長基本同步

國家統計局網站今日刊發統計局住戶調查辦公室主任王有捐的署名文章《一季度全國居民收入平穩增長 服務消費快速增長》。文章稱，一季度，全國居民收入總體保持平穩增長，與經濟增長基本同步。農村居民收入增長快於城鎮居民，中西部地區居民收入增長較快。居民消費支出穩定增長，農村居民消費支出增速快於城鎮居民，服務消費快速增長。

——居民收入平穩增長，與經濟增長基本同步

居民收入平穩增長。一季度，全國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7815元，名義增長8.8%，比上年同期加快0.3個百分點；扣除價格因素，實際增長6.6%。

居民收入與GDP增長基本同步。一季度，國內生產總值(GDP)增長6.8%，扣除人口總量自然增長因素後的人均GDP增速約為6.3%，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實際增速與GDP增長基本同步，快於人均GDP增速0.3個百分點。

農村居民收入增長快於城鎮居民。一季度，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0781元，增長(以下如無特別說明，均為同比名義增長)8.0%，比上年同期加快0.1個百分點。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226元，增長8.9%，比上年同期加快0.5個百分點。農村居民收入增速快於城鎮居民0.9個百分點。城鄉居民收入比由上年同期的2.57下降至2.55。

中西部地區居民收入增長相對較快。一季度，東部地區、中部地區、西部地區和東北地區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別為10389元、6392元、5810元和6996元，分別增長8.6%、9.0%、9.4%和7.1%。中西部地區居民收入增速快於東部及東北地區，東西部地區居民收入比由上年同期的1.80下降至1.79。東北地區居民收入增速比上年同期加快0.9個百分點。

——工資、經營和財產收入加快增長

工資性收入增長略有加快。一季度，全國居民人均工資性收入4450元，增長9.0%，比上年同期加快0.3個百分點。分城鄉看，城鎮居民人均工資性收入6605元，增長7.7%；農村居民人均工資性收入1843元，增長10.4%，比上年同期加快1.5個百分點，主要是外出務工農村勞動力人數略有增加，月均收入較快上漲。據全國農民工監測調查，2017年一季度末外出務工農村勞動力人數增長1.1%，月均收入增長7.3%。

經營凈收入增長有所加快。一季度，居民人均經營凈收入1372元，增長7.1%，比上年同期加快1.0個百分點。其中，城鎮個體經營者增多，小微企業在減稅降費的政策落實中受益較多，帶動城鎮居民人均經營凈收入增長7.9%；玉米、蔬菜等農產品價格上升，帶動農村居民一產經營凈收入增長5.8%，比上年同期加快3.1個百分點。

財產凈收入增長明顯加快。一季度，居民人均財產凈收入643元，增長10.3%，比上年同期加快3.4個百分點。其中，人均轉讓承包土地經營權租金凈收入和出租房屋凈收入分別增長21.1%和15.0%，對居民財產凈收入增長的拉動作用較大。

轉移凈收入保持平穩增長。一季度，居民人均轉移凈收入1351元，增長9.2%。其中，各地進一步提高基本醫保和大病保險保障水平，擴大跨省異地就醫直接結算範圍，人均報銷醫療費增長17.3%。

——農村居民消費支出增速快於城鎮居民，服務消費快速增長

居民消費支出穩定增長。一季度，全國居民人均消費支出5162元，增長7.6%；扣除價格因素，實際增長5.4%。今年春節與上年錯月，一些地區春季開學偏晚，部分居民教育支出未像上年一樣包含在調查報告期內，一定程度上影響了今年一季度居民消費支出水平和增速。

農村居民消費支出增速快於城鎮居民。一季度，城鎮居民人均消費支出6749元，增長5.7%；農村居民人均消費支出3241元，增長11.0%。農村居民人均消費支出增速比上年同期加快3.0個百分點，增速快於城鎮居民。

服務消費快速增長。一季度，全國居民人均飲食服務和家政服務支出分別增長11.9%和27.0%，人均旅館住宿支出增長33.0%。春節檔電影市場表現強勁，居民文體活動更加豐富，全國居民人均電影話劇演出票支出增長17.3%，人均體育健身活動支出增長28.4%。

國家能源局：一季度全國各主要流域水電基本無棄水

3月14日，國家能源局發布一則消息稱，截至3月底，全國可再生能源發電總裝機容量達到62222萬千瓦時，占全國規模以上電廠總發電裝機容量的36.5%。

根據消息，1-3月全國水電發電量1933億千瓦時，同比增長2.6%，全國各主要流域水電梯級運行正常，基本無棄水。

這是中國近年來努力的結果。近年來，中國可再生能源發展迅猛，有效緩解了能源供應緊張局面，對於優化全國能源結構、推動能源轉型起到了積極作用。但由於種種原因，對於清潔可再生能源如風光水能源的“三棄問題”也較為突出，“三棄問題”飽受詬病。不過，國家對可再生能源的支持力度不減。

比如，2018年1月24日，國家能源局在京召開例行新聞發布會，會上，國家能源局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司副司長梁誌鵬稱，“特別強調一點，在2018年進一步明顯減少棄水棄風棄光電量，到2020年在全國範圍內有效解決棄水棄風棄光問題。”

梁誌鵬在會上還稱，2018年，國家能源局將主要抓好《解決棄水棄風棄光問題實施方案》的落實，並且研究進一步強化加大清潔能源利用的措施。總的原則是要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更好地發揮政府作用，用改革創新的辦法來解決清潔能源消納的問題。

2017年，國家發展改革委和國家能源局聯合印發的《解決棄水棄風棄光問題實施方案》明確提出，完善可再生能源開發利用機制，充分發揮電網關鍵平臺作用，加快優化電源結構與布局，多渠道拓展可再生能源電力本地消納，加快完善市場機制與政策體系等，到2020年在全國範圍內有效解決棄水棄風棄光問題。

“水電的發展還有很大的潛力。”國家能源局“十二五”電網規劃專家組成員曾德文在接受第一財經記者采訪時說，“作為可再生能源，國家當然要大力支持。”

根據中國此前出臺的《水電發展“十三五”規劃(2016-2020年)》(下稱《水電規劃》)，“十三五”期間，水電建設投資需求約5000 億元，其中大中型常規水電約3500億元，小水電約500億元，抽水蓄能電站約1000億元。

其中，西部的四川省、雲南省、西藏自治區是常規水電建設的重點區域，水電建設投資分別達到1800億元、1000億元、300億元;山東、浙江、安徽、福建、河北等省建設投資規模均超100億元。預計常規水電單位千瓦投資在1.3萬元以上，抽水蓄能單位千瓦投資7000元左右。

水電建設和運行期間還將為地方經濟社會發展增加大量的稅費收入。《水電規劃》稱，初步測算，“十三五”期間新投產水電運行期年均稅費可達300億元。此外，電站建設對改善當地基礎設施建設、拉動就業、促進城鎮化發展都具有積極作用。

但業內人士指出，在水電開發建設過程中，要堅持生態優先，註重統籌流域幹支流開發與生態保護，落實科學有序開發大型水電、嚴格控制中小水電、支持水電扶貧的要求，重視移民安置和庫區發展，不斷完善移民安置政策和水電開發政策。

陸磊：金融新業態沖擊下，變革的三個基本方向

國家外匯管理局副局長陸磊5月19日在“清華五道口全球金融論壇”的發言中表示，金融要素新業態對整體的金融供給造成的沖擊，由此形成了對經濟行為的一系列的供給沖擊，由此應該有三個變革的基本方向。

本屆“清華五道口全球金融論壇”的主題圍繞新時代的改革、開放和穩定，陸磊在主旨演講中首先提出，必須要認識新時代我們面臨的沖擊和金融業的新演變。

他表示，網絡、信息和數字技術對金融業構成了系統性沖擊，技術也可能對金融業造成的沖擊，“可以看到，金融要素新業態對整體的金融供給造成的沖擊，由此形成了對經濟行為的一系列的供給沖擊。”

在陸磊看來，應該有以下三個變革的基本方向：第一，標準的一致性是市場主體和市場本身變革的基本趨勢。由於信息技術是不同機構和市場日趨趨同。新的金融行業標準的一致性是首當其沖的，資管新規就是一種嘗試，試圖把銀行、信托、券商、基金和保險子公司從事同類業務的基礎性的行業標準實施規範，這僅僅是一種邊際調整，體現了實事重於形式的原則，也應該是面向下一步技術供給和沖擊的首要方法論依據。

第二，行為監管工具箱的創新是管理體制改革的基本方略，可以預見我們未來面臨的主要風險是信息的準確性及其濫用。在既往案例看，例如，昆明泛亞的有色金屬交易所，都存在依托虛假甚至是意想出來的數據構造預期，並形成涉眾交易的可能。而金融消費者的保護在這種沖擊面前毫無疑問體現出了前所未有的重要性。

據此，金融管理體制改革的技術演變方向在於，“一要以更為權威的數據庫及時校正和是對沖虛假信息，這就是為什麽我們要統籌建設金融業綜合統計和金融業基礎設施。二是要建立雙峰監管的模式，健全具有信息劣勢或被誤導的事中消費者保護和追索機制。”陸磊稱。

第三，則是要在法規上借鑒涉眾欺詐處理中的集體訴訟中的合理內核，全面提高欺詐的社會成本。這是在監管的層面。

“最後一點，金融業對外開放要註重金融基礎設施的建設。”陸磊表示，面向新時代在世界範圍內在中國金融業對外開放的進程中，我們面臨的問題已經不再是引進來走出去那麽簡單。

“隨著我們國家的對外貿易、投資和金融服務的穩定發展，內資金融業態的迅速成長，流動性的充裕，推動金融基礎設施建設，促進全球性金融穩定，並提升貿易投資自由化、便利化，才是我們對外開放的重要命題。“陸磊表示。

張思平：深圳改革開放實踐的基本經驗

經過四十年改革開放的偉大實踐，深圳不僅建成為2000萬人口的現代化大都市，成為僅次於上海北京的第三大經濟中心城市，創下了舉世矚目的深圳速度、深圳質量，還在探索和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和擴大對外開放方面，為中國四十年波瀾壯闊的改革開放偉大歷史轉變提供了豐富的經驗。

在紀念中國改革開放四十周年之際，客觀總結分析深圳改革開放的基本經驗，對進一步將深圳乃至全國的改革開放偉大事業推向新的歷史階段，具有非常重要的現實意義。深圳的改革開放經驗不僅是全方位的，而且是大量並具體的。從全局的角度看，深圳在改革開放實踐中創造的基本經驗大體上有以下四個方面。

堅持改革開放的偉大方針不動搖

從改革開放四十年的歷史進程來看，經過“文化大革命”十年內亂，中國共產黨結束了“以階級鬥爭為綱”“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政治路線和思想路線，解放思想，實事求是，開啟了中國改革開放的偉大時代，確立了“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改革開放”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路線，逐步形成了鄧小平理論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

改革開放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重要的時代特征。而作為中國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鄧小平也是創辦深圳經濟特區的最重要決策者。

上世紀80年代到90年代初，在推動中國改革開放的過程中，鄧小平始終把深圳作為推動中國改革開放偉大事業的最重要試驗場，對深圳特區一以貫之地予以堅定的支持。尤其是在深圳特區改革開放遇到特殊困難的關鍵時刻，是鄧小平鮮明且堅定的支持，使深圳改革開放和特區建設不斷開拓新局面。

比如當1985年前後，深圳特區面臨著“外國租界”“走私通道”“內地輸血”“一夜回到解放前”等外部輿論壓力之時，鄧小平在1985年8月1日會見外賓時明確指出：“建立經濟特區的政策是正確的。”

又如1992年初鄧小平視察南方並在深圳發表的具有歷史意義的重要講話中，他指出“對辦特區，從一開始就有不同意見，擔心是不是搞資本主義。深圳的建設成就，明確回答了那些有這樣那樣擔心的人，特區姓‘社’不姓‘資’”，他並提出了“計劃多一點還是市場多一點，不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本質區別。計劃經濟不等於社會主義，資本主義也有計劃；市場經濟不等於資本主義，社會主義也有市場”等著名論斷。

小平同誌視察南方談話，不僅肯定了深圳改革開放的成就經驗，更重要的是確立了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改革方向，從而為深圳更進一步改革開放創造了歷史機遇。完全可以說，沒有鄧小平就沒有深圳經濟特區，沒有鄧小平的堅定支持，就不可能有深圳特區今日的成功。

對鄧小平這位歷史老人，深圳人民心存感激之情。是深圳在全國樹立起第一幅鄧小平畫像，樹立了第一座小平同誌銅像，每年鄧小平同誌的紀念日，深圳人民都會自發地向小平同誌獻花致敬，以表懷念和感恩之心。更重要的是，幾十年來，深圳歷屆市委、市政府和幾代深圳人，不管遇到什麽樣的困難和風雨，始終堅持黨的基本路線，堅持小平同誌改革開放的偉大方針不動搖，不斷探索和實踐，為豐富改革開放的偉大思想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做出了自己的貢獻。

比如，在計劃與市場的關系上，上世紀80年代深圳特區建設初期，老一輩的“開荒牛”們就解放思想，堅持市場調節為主，提出“建設資金以吸收和利用外資為主，經濟結構以中外合資和外商獨資經營企業為主，企業產品以出口外銷為主，經濟活動在國家計劃經濟指導下以市場調節為主”的四個為主的方針，並通過價格改革、各種要素市場的建立等一系列改革探索，使深圳最早從計劃經濟體制束縛下突圍而出，開辟了一條通向市場經濟的探索新路。

又如在“姓社姓資”的問題上，深圳最早沖破傳統的社會主義理論的束縛，大膽探索和實踐證券、股票、勞動力市場、資本市場等，堅持以小平同誌關於判斷社會主義的標準——即是否有利於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是否有利於增強社會主義國家的綜合國力，是否有利於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在改革開放和經濟發展的實踐中，大膽吸收和充分借鑒人類社會創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幾十年來，深圳在制定和實施各種經濟體制改革方案時，基本上沒有發生“姓社姓資”的意識形態的無謂爭論，從而以“時間就是金錢，效率就是生命”的歷史緊迫感和務實精神，造就了舉世矚目的深圳速度，並以改革創新為動力，取得了深圳質量和深圳效益的輝煌成功。

再如在“姓公姓私”的問題上，深圳幾十年來也按照小平同誌的理論勇於實踐和探索，在上世紀80年代初，就提出建設資金以外資為主的發展方針，大膽引進香港和國外資本投資特區建設；在上世紀80年代末，就在全國率先進行以股份制改革為突破口的國有企業產權改革，出臺鼓勵民營科技企業發展的政策。

小平同誌視察南方談話後，深圳把財產占有社會化作為產權改革的總方向，為不同所有制發展提供公平競爭的良好外部環境。進入21世紀初，深圳又對國有企業布局進行大規模調整，將競爭領域的劣勢企業整體退出，使國有企業主要集中在保障城市運營的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領域。目前民營企業在深圳所有制結構中占絕對比重，湧現出了華為、騰訊、中興通訊等世界級高科技企業，以及平安保險、招商銀行等全球著名金融企業，國有企業在保障城市運營、公共服務、城市安全方面發揮了主導作用，形成了深圳獨特的混合所有制的基本經濟制度。

改革開放是中國歷史上偉大的實踐，深圳特區在改革開放中也必然遇到這樣那樣的困難，出現各種各樣的問題和矛盾，包括改革中出現的不完善甚至失誤。每當深圳的經濟發展、城市建設和社會進步遇到一些問題時，深圳總是從改革的角度分析問題，以不斷深化改革的方式去解決和完善這些問題，始終堅持改革開放總方向不動搖。

比如，當上世紀80年代改革中遇到一些企業和人員利用匯率差進行套利，幹擾外匯秩序，甚至與有關政府部門內外勾結、倒賣外匯指標、進行經濟犯罪時，深圳大膽地通過建立外匯調劑中心，利用市場的機制手段解決匯率差的問題。在土地轉讓、建築工程、國企改制、金融等領域出現腐敗和不正之風時，深圳通過建立土地轉讓市場、建築招標市場、產權交易市場、資本市場等改革的方法，去解決經濟發展中的問題。又如，為解決政府工作人員在市場經濟中出現腐敗的問題，深圳在上世紀80年代第一個借鑒中國香港、新加坡等的經驗，成立了全國第一個行政監察局。進入21世紀後，又探索政府體系的決策、執行、監督相對獨立的方式，並通過公務員薪酬制度改革，探索從制度、體制、機制等方面，綜合性解決政府公務人員的廉潔問題。再如，為解決改革開放和市場經濟發展過程中出現的收入分配差距擴大、部分社會成員生活困難的問題，深圳通過改革政府財政體制，建立社會保障制度，開展同富裕工程等改革的方式，探索解決經濟發展起來後出現的新問題的制度、體制和機制。

改革開放在取得偉大成就的同時，當前社會也存在一些矛盾和問題，包括腐敗問題、收入分配差距大、生態環境惡化、公共服務不足等等。之所以出現這樣的矛盾和問題，除了與經濟發展階段和經濟增長水平以及我們工作中的缺點失誤有關，最主要的原因還是改革不到位、不完善、不配套，甚至在某些方面出現倒退造成的，而不是改革開放必然帶來的，更不是我們的改革開放偉大方針出現了重大偏差造成的。

比如社會上嚴重的腐敗問題主要是市場體制不完善、政治體制改革不配套、權力得不到監督約束帶來的；公共服務不足，主要是政府職能轉變不到位帶來的；生態環境惡化，主要是經濟增長方式沒有及時從根本上得到轉變帶來的；收入差距大，主要是壟斷行業改革、社會保障和福利制度改革以及財政制度改革滯後帶來的。

因此，解決當前社會上存在的這些問題，不能采用“左”的觀點和主張，否定我們的改革開放偉大事業，采取經濟上倒退到計劃經濟、消滅私有財產、實行平均主義大鍋飯的方法；而應繼續堅持改革開放的偉大方針，進一步全面深化經濟、政治、社會、文化、生態領域各項改革。四十年我國取得的偉大成就靠的是改革開放，而要解決改革開放四十年後存在的各種矛盾和問題，從根本上也要依靠全面深化改革，繼續擴大開放，這也是深圳經濟特區四十年改革開放偉大實踐的一條基本經驗。

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改革方向不偏離

在四十年間，深圳從幾萬人口的邊陲小鎮發展成為國際化大城市，創造了世界工業化和城市化的奇跡，從制度層面來看，應該歸功於堅持市場取向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帶來的制度紅利。目前，最能代表深圳改革開放特征的是“市場機制”+“民營經濟”的發展格局，發揮市場配置資源決定性作用的市場經濟體制和以民營經濟為主體的混合所有制的經濟制度是深圳經濟成功的最根本的制度、體制、機制方面的保障，始終堅持以市場為取向的經濟體制改革方向無疑是深圳改革開放的一條基本經驗。

自1980年成立特區開始，深圳就踏上了以市場為導向的改革探索之路。幾十年來，在市場經濟體制改革探索和完善過程中，雖然每個階段提法不同、重點不同、取得的進展快慢不同，但以市場為取向的改革方向始終沒有發生大的偏離，並且經歷了不斷探索不斷完善的複雜過程。

在上世紀80年代特區建設初期，在全國總體上實行計劃為主、市場調節為輔的計劃經濟體制下，北京理論界還在討論價格改革“以放為主”還是“調放結合”時，深圳特區的開拓者已經在實踐上大膽進行價格改革，在特區建設過程中放開消費品和生產資料的價格，建立各種商品市場，初步發揮市場在商品生產和流通中的基礎作用，以市場機制、價格杠桿解決了深圳建設發展所需要的各種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

上世紀80年代後期和90年代初期，深圳在市場主體和要素市場建設方面又邁出了更大步伐，市場體系的基本框架大體形成，從而使特區克服了1985年前後因全國壓縮基本建設規模給特區發展帶來的困難，在經濟發展和城市建設方面上了一個大臺階。

比如，通過股份制改造和證券市場的建立，吸引大量資金湧入深圳，奠定了深圳作為國家區域性金融中心的基礎；通過鼓勵民辦科技企業的發展，允許技術、專利、商標等無形資產入股辦企業，吸引全國科技人才南下創業，誕生了華為等一批全國高科技企業；通過勞動工資改革和勞動力市場的建立吸引了幾十萬勞動力，滿足了深圳“三來一補”制造業的用工需求，為深圳及珠三角世界工廠的形成做出了重要貢獻；通過對幹部人事制度、工資制度的改革，吸引內地一大批優秀人才參加特區建設，形成了上世紀90年代初“孔雀東南飛”的全國人才大流動的格局等。

21世紀初，深圳又以產權改革為主線，對國有經濟布局進行大調整，國有企業從商貿、流通、工業、建築業、服務業等競爭性領域退出，為民營經濟的發展提供了廣闊空間，使國有企業主要集中在城市的基礎設施、公共服務和保障城市安全的領域，形成了以民營經濟為主體的混合所有制結構，為深圳的產業結構調整、高科技發展、經濟增長方式轉變提供了牢固的產權制度保障。

2010年以來，深圳以市場為取向的改革，把重心放在了政府轉變職能上，通過政府審批制度改革和大部制機構改革，進一步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政府把主要精力集中在營造各種所有制企業平等競爭的良好投資環境上，並通過必要的產業政策和優化創新創業環境，引導產業升級和結構優化，使深圳成為全國最重要的高科技產業基地，使服務業的比重達到58%，基本上達到發達國家的水平。

深圳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的實踐表明，堅持市場經濟改革，最重要的是處理好市場與政府、民企和國企之間的關系。凡是堅持了正確的以市場為改革取向、處理好這兩對重要關系的時候，就會大大促進經濟社會的健康發展；凡是工作中發生偏差或失誤的時候，經濟社會發展就會受到影響和損害。

比如在處理市場和政府的關系上，從上世紀90年代以來，凡是政府直接投資或直接主導的競爭性領域的大規模建設項目，包括電子信息、汽車以及其他高科技項目，基本上都以失敗告終；在本世紀初，政府制定的產業政策一定程度上偏離了市場的導向，提出了發展重化工產業、汽車產業，建立化工產業基地等規劃和政策，基本都沒有達到制定的目標。相比之下，深圳發展過程中凡是堅持以市場為主導的一些產業，包括信息通訊產業、互聯網產業等高科技產業，都經歷了從無到有、從小到大的過程，最終成為支撐深圳經濟發展的頂梁柱。隨著市場優勝劣汰的競爭機制的充分發揮，深圳產業結構自身不斷得到優化和調整，政府用不著花氣力用行政手段去督促企業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桿等。

在處理民企和國企的關系上，深圳也經過了艱難探索，走過彎路，付出過代價。

上世紀90年代，由於對國企發展的規律和特點認識不足，政府花了很大精力，動用很多資源，在市場競爭激烈的工業、商貿、建築業、服務業等方面發展了一大批國有企業，結果到21世紀初大批競爭性領域的國企都難以生存，被迫進行國有經濟布局調整。通過國企布局調整，市政府集中精力營造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大力支持民企的發展，逐步形成了以民營經濟為主體的混合所有制經濟，民營經濟無論是在企業數量、質量、效益，還是在GDP的貢獻、稅收、就業等方面，都占絕對優勢，使深圳成為全球現代制造業基地、高科技創新中心和亞太地區最重要的商貿物流中心，孕育出一大批如華為、騰訊、比亞迪、順豐、平安保險等全球知名的民營企業。

堅持解放思想、敢闖敢試的精神不懈怠

鄧小平在1992年視察南方談話中說到：“深圳的重要經驗就是敢闖。沒有一點闖的精神，沒有一點‘冒’的精神，沒有一股氣呀、勁呀，就走不出一條好路，走不出一條新路，就幹不出新的事業。”這是對深圳改革開放經驗的高度概括，也是對深圳的高度評價和充分肯定。

在改革開放幾十年的實踐中，深圳敢闖敢試的基本經驗和精神，大體上表現為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解放思想，實事求是，敢於突破傳統意識形態、思想觀念的束縛。其中既包括在建立市場經濟體制過程中敢於沖破計劃與市場、姓社姓資、姓公姓私的束縛，進行大膽探索，也包括上世紀80年代蛇口工業區進行的基層民主的試驗，這些探索和實踐對全國解放思想、推進改革開放全局產生了重大影響，做出了重要貢獻。歷史證明，深圳在思想觀念上的解放思想，為在實踐中敢闖敢試奠定了理論和實踐基礎，為全國提供了生動活潑的改革經驗。

二是敢於突破舊體制的束縛，探索改革的新路子。在特區建設初期從計劃經濟體制中突圍的過程中，無論是放開生活資料價格的改革，還是引進外資的對外開放；無論是企業內部勞動工資制度的改革，還是建築市場招標、生產要素等市場體系的建立，都對當時全國計劃經濟體制造成了巨大沖擊，受到過一些有關部門和人的嚴厲批評，承擔了政治上的巨大風險。當上世紀80年代全國還在進行計劃與市場的理論討論時，深圳已經在實踐中撕破了計劃經濟體制的缺口，闖出了一條新的路子。

三是敢於突破阻礙改革開放和經濟社會發展的法律法規及有關政策。深圳改革的實踐表明，每一項改革舉措和探索，幾乎都要不同程度地突破既有的相關政策和法律法規。如果完全遵守國家、省有關部門的政策、法律法規，就不可能有改革開放的突破進展。在這方面，最典型的是深圳率先借鑒香港土地制度的管理經驗，對土地使用權進行轉讓、拍賣。

四是深圳在幾十年改革開放過程中敢闖敢試的經驗，不僅敢“破”，而且也敢於“立”，敢於創新，破字當頭，立在其中。無論是上世紀80年代的價格改革、勞動工資改革、要素市場建立，還是90年代的股份制改造、股票證券市場、資本市場、科技體制創新、審批制度改革，以及21世紀以來的事業單位改革、商事制度改革、社會組織改革等，深圳在推行這些重大改革時，中央和國家有關部門並沒有對這些改革提出具體要求，都是深圳根據現實需要，主動提出改革方案且大膽實驗，並在實踐中不斷完善深化，很多成功經驗隨後得到了上級部門的認可並在全國推廣。

五是創造性地貫徹落實國家有關部門對工作改革的部署和要求。深圳在改革開放的實踐過程中，對上級部署和要求的改革事項，基本都不會照抄照搬，而會根據深圳的實際情況，在不違背國家對改革總的原則的前提下，創造性地貫徹落實，使之更好地發揮實際效果。

比較典型的包括上世紀80年代中期，正值深圳特區的城市建設和經濟發展進入高潮時期，國家進行宏觀調控，對全國基建規模進行大幅調整壓縮，如果完全按照國家有關部門的壓縮基建規模的要求，特區建設要受到重大損失和影響。對此，深圳一方面向國家有關部門反映意見和建議，一方面根據深圳的實際情況，采取有保有壓、分類處理的方式，把對深圳特區建設的不利影響減少到了最低程度，基本保證了特區建設有序進行。

21世紀初，深圳根據國家設定的國企改革抓大放小、布局調整的總方向，創造性地貫徹落實，對國有企業的結構進行了根本性調整，將競爭性領域的劣勢國企整體退出，使國有資本主要集中在城市的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領域，保障城市安全運行。

深圳改革開放的過程中，處處有風險，每一項重大改革，無論改革過程怎麽講究策略、方式、方法，都不可避免地會引起上上下下、方方面面的非議、不滿甚至得罪一些人，因此，深圳在敢闖敢試進行改革的過程中，無論推動哪一項重大改革，都不僅做出了艱難的努力，克服了大量困難，而且也往往會付出很大代價。

從具體的某一項改革而言，深圳的改革總是在“臭三年，香三年”的循環中不斷重複。在探索試驗過程中，往往會先受到有關方面的批評、指責，待改革取得理解尤其是取得良好的社會效益時，又往往受到有關方面的肯定乃至推廣。從具體推動某些改革的個人來講，其所付出的代價往往是多方面的，有些同誌受到非議、批評甚至受到批判，有些還受了處分，並且影響到了他們的發展。

“摸著石頭過河”，充分發揮基層改革創新的積極性

“摸著石頭過河”是對改革開放偉大事業在路徑和方法上的精辟概括。深圳經濟特區既是“摸著石頭過河”改革開放策略的最大試驗之一，同時深圳經濟特區的成功經驗，又豐富了“摸著石頭過河”的改革策略，使之成為一個成功案例。

在上世紀80年代啟動中國改革開放的歷史進程中，中國改革開放的方向應該說是大體明確的，即從階級鬥爭為綱轉為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從閉關鎖國轉向對外開放，從傳統的計劃經濟體系轉向社會主義商品經濟、市場經濟。但如何實現這三個轉變，在路徑和方法上並無先例,並且面臨著巨大的政治、經濟、社會風險。在這種情況下,依照“摸著石頭過河”的策略，中國采取了漸進式改革開放的路徑，在農村改革上通過“包產到戶”聯產承包責任制的方式進行試驗,在城市改革和對外開放上，則通過廣東先行一步辦特區來探索。

即使在1984年小平同誌視察深圳，並對深圳給予充分肯定後，仍然對深圳的試驗抱著謹慎觀察的基本態度。小平同誌1985年講過：“對於深圳經濟特區，我還是兩句話：第一建立經濟特區的政策是正確的；第二深圳經濟特區還是一個試驗。這兩句話並不矛盾，我國的整個開放政策也是試驗，從世界的角度講，也是一個大試驗。總之，中國的對外開放政策是堅定不移的，但我們在開放過程中要小心謹慎。”直到1992年小平同誌視察南方，對深圳經濟特區的全面改革開放的系統探索和經驗進行了全面肯定，發表了重要談話，確定了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改革方向。

深圳經濟特區幾十年改革開放的實踐中，也是按照“摸著石頭過河”的策略，在不斷探索、不斷試驗、不斷總結反思、不斷完善提高的艱難過程中走過來的。無論是在上世紀80年代初打開中國對外開放的窗口、從傳統計劃經濟體制突圍的過程中，一系列“以破為主，立在其中”的各項重要改革的突破過程中，還是80年代中後期和90年代初，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框架建立過程中，一系列“以立為主，破立結合”的新體制框架搭建的改革試驗中，以及在上世紀90年代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系不斷完善、深化改革的過程中，在經濟、政治、社會眾多領域推出的改革舉措，大體上都是在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大方向的前提下，通過問題導向，經歷了發現問題、改革試點、不斷完善、在全市推廣的過程。

在深圳改革開放“摸著石頭過河”的過程中，在經濟、政治、社會、文化等領域的重大改革中，深圳既創造了許多成功的改革經驗，也出現了少數不成功甚至失敗的教訓，還發生過一些改革經歷不斷反複、改來改去的案例。

造成一些改革或成功、或失敗、或反複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不能苛求在深圳改革開放實踐中歷盡艱辛的同誌，而應該看成是改革探索中的正常規律，是“摸著石頭過河”改革路徑、策略、方式的必然現象。從某種角度來說，深圳成功的改革經驗是寶貴的，個別失敗的改革教訓也是寶貴的。個別失敗的教訓可以為全國的改革、為後來的改革提供難得的警示和參考，使中國的改革開放避免更大範圍的損失和代價。

深圳在“摸著石頭過河”的探索中，很好發揮了毗鄰香港的優勢，借鑒了香港、新加坡成功的經驗，使之成為深圳改革開放過程中的重要參照系，從而少走了彎路。深圳和香港在歷史上同屬於一個行政區域和嶺南文化之中，兩地在人文、經濟、文化、社會等方面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上世紀80年代，廣東、深圳湧現出一批思想解放、視野開闊的改革人物，應該說與毗鄰香港這個重要因素是分不開的。作為全球著名的自由港和金融、貿易、航運中心，經過100多年的長期發展，香港已經形成了與國際經濟接軌的成熟的市場經濟體制和運行機制，這也是小平同誌選擇深圳作為經濟特區的主要因素。改革開放四十年來，尤其是上世紀80、90年代，香港不僅為深圳的建設和發展輸送了大量的資金、技術、管理經驗，輻射和帶動了深圳經濟的快速發展，而且也作為參照系為深圳市場經濟體制機制的建立做出了重要貢獻。

在改革開放的幾十年過程中，幾乎每逢遇到問題，或進行某項改革試驗時，深圳基本上都是首先采取包括“請進來”“走出去”等不同形式，去學習借鑒香港的經驗。

在“請進來”方面，深圳每年都舉辦大量的座談、交流、咨詢、演講等活動，邀請香港各界人士咨詢、指導解決深圳在改革開放、經濟發展、城市建設中出現的各種問題。深圳各級政協中，香港委員數量之多，發揮作用之大，是國內各地難以比擬的。

在“走出去”方面，深圳多年來從政府各部門到企業、社會，派出了數不清的各類人員到香港、新加坡開展調研、考察、培訓活動。通過學習和借鑒香港成熟的市場經濟的體制機制，使深圳在改革開放中所制定的各項改革舉措視野廣、起點高、針對性和操作性強、重大缺陷和失誤少，可以說香港、新加坡是深圳改革開放和市場經濟建立的“老師”。

深圳幾十年改革開放的成功經驗證明，“摸著石頭過河”漸進式的改革開放路徑、策略、方式、方法是正確的。中國的改革開放采取逐步實踐探索的方式，充分下放權利，尊重基層經驗，鼓勵各級幹部和群眾敢闖敢試，調動各方面改革開放的積極性，並及時將基層成功的經驗上升為中央高層的決策，在全國推廣。這種一步一步的探索實踐，既堅持了改革開放的基本方向，實現了改革開放的基本目標，又有效規避了改革開放過程中的重大失誤和重大風險；既強有力推動了改革開放的歷史進程，又保持了經濟的持續增長和社會的基本穩定，走出了一條以“摸著石頭過河”為基本特征的漸進式的中國改革開放成功之路。

（作者系深圳原市委常委、副市長）

發改委：近期A股調整更多源於外部沖擊而非基本面變化

6月1日，發改委微博發文指出，國內A股市場下跌並非孤立事件，全球股市同時下跌幾乎更早一步，主要經濟體市場都被波及，且從下跌順序來看，美歐日在前、中國在後。包括A股在內的全球股市同步調整源於多重市場因素疊加導致。中國經濟穩中向好的基本面是股市平穩健康運行的定心丸。

以下為全文：

近期A股調整更多源於外部沖擊而非基本面變化

5月30日，上證指數下跌2.53%，深成指下跌2.35%，創業板下跌2.67%，其中已經五連陰的上證指數創出年內新低，兩市近3000只股票下跌。國內A股市場下跌並非孤立事件，全球股市同時下跌幾乎更早一步，主要經濟體市場都被波及，且從下跌順序來看，美歐日在前、中國在後。此輪包括A股在內的全球股市調整源於多重市場因素疊加，既有中美貿易摩擦再起波瀾、意大利政局動蕩、短期避險情緒濃厚、新興市場國家資本外流加劇等外部原因，也有我國債市信用債違約增多導致的風險偏好下降等內部原因，但總體來看外部因素明顯強於內部因素，並且我國經濟基本面穩中向好、上市公司盈利穩中有進的基本態勢並沒有發生改變，股市短期有跌也有漲，5月31日，A股出現明顯反彈，上證指數、深證成指和創業板指分別上漲1.78%、1.88%和1.01%，市場避險情緒明顯緩和。

一、包括A股在內的全球股市同步調整源於多重市場因素疊加導致

第一，中美貿易摩擦再度發酵加重市場避險情緒。5月29日，美國白宮正式發布《關於采取措施保護國內科技和知識產權免受中國歧視性和制約性貿易的聲明》，宣布將加強對中國在美國科技領域投資限制，就知識產權保護訴諸WTO，以及對中國在美出口的價值500億美元的貨物征收25%的關稅。中美兩國就雙邊經貿措施發表聯合聲明僅十天，美方出爾反爾、意外變臉超出市場預期。這一超預期的影響首先體現在美國股市，5月29日，美國三大股指集體下跌，金融股領跌，其中道瓊斯指數、納斯達克指數和標普500指數跌幅分別達到1.58%、0.5%和1.16%，其中道瓊斯指數和標普500指數均創一個多月以來最大單日跌幅，恐慌指數VIX刷新三周高點，收盤上漲28.74%。

第二，意大利政治風險影響全球金融市場。意大利民粹主義政黨五星運動與極右翼的北方聯盟將組閣，這使意大利可能在今年9月提前大選。兩大極端政黨如果獲得支持，意大利會出現一個反對歐元和擴張財政的政府，從而破壞歐元區的穩定。在此背景下，意大利國債利率大幅飆升、股市持續暴跌，意大利10年國債收益率達到3.178%，5月份上升了140BP，違約風險快速加大，並開始沖擊歐洲股票市場，5月29-30日，英德法等歐洲股市出現了明顯的調整，此後沖擊影響快速從歐美傳遞至亞太市場，香港市場和國內A市場也受到一定程度的沖擊。

第三，全球避險情緒增加，歐洲及新興市場國家面臨資本外逃壓力。今年以來，隨著美元走強、美債利率上升，新興市場面臨資本外逃、本國貨幣貶值的壓力，4-5月份，阿根廷、巴西及土耳其等國均出現股市、債市、匯市大幅震蕩。同時，美聯儲貨幣政策加息預期帶動美元步入升值周期，歐、日和許多新興市場國家貨幣寬松的政策空間變窄。這一系列因素加大了金融資本從估值水平已經很高的市場撤出的意願。加之美聯儲貨幣政策變化導致美元匯率在國際貨幣市場上的波動，放大了全球股市快速下調的壓力，同步下跌隨之產生。

第四，從全球股市運行情況看，市場自身普遍存在較大調整壓力。2017年的全球股市牛氣沖天，美股、港股等指標性股指都直線上揚，而進入2018年，市場一改單邊走勢，開始震蕩回調，這種持續上漲之後或早或晚地出現快速回調是市場規律起作用。海外市場特別是美國股市自2009年以來已經持續了近9年的牛市，自底部以來，美國納斯達克、印度孟買SENSEX、德國DAX、美國標普500、日本日經225指數累計漲幅分別達到408%、312%、298%、282%、243%。從這些國家股市波動過程看，經歷了多倍增長後，股市調整是一個必然趨勢，一旦出現某個具有全局性意義的影響因素或是有重大超預期因素時，就會導致市場出現同步劇烈調整。

當然，除了以上共性原因外，我國A股市場下跌也有金融嚴監管形勢下的各方處於調整適應期、近期企業違約事件增多影響市場情緒等內部原因，但總體來看外部因素明顯強於內部因素。

二、中國經濟穩中向好的基本面是股市平穩健康運行的定心丸

第一，中國經濟持續向好。從生產端來看，工業利潤增速大幅回升，4月份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利潤總額同比增速21.9%，較3月份回升18.8個百分點。工業生產持續改善，粗鋼產量回升，5月上旬重點鋼企粗鋼產量增速8.1%，較4月的3.4%大幅回升。5月前25天六大集團發電耗煤增速19.4%，較4月明顯回升。汽車、鋼鐵、水泥等行業開工均在回升。從需求端來看，房地產投資逐步回暖，1-4月住宅開發等房地產投資增長10.3%。民間投資增速明顯提升，1-4月民間投資增長8.4%，已超過總投資增速。消費總體平穩，近期有短暫回落，但預計未來將有回升。從價格走勢來看，5月以來油價、煤價持續回升，截止目前，5月港口期貨生資價格環漲1%，PPI同比漲幅回升。同時，中國經濟發展的內涵也正在發生顯著變化，經濟結構在改善，增長質量在提升，內生動力在增強。

第二，中國經濟發展的後勁與韌性在增強。主要體現在：新的增長動力正在培育形成，高技術產業增加值增速顯著高於工業平均增速，相關新產業、新技術發展將為經濟增長註入新動力；體制機制環境更加優化，新一輪全面深化改革提速，市場配置資源決定性作用增強，全面加強依法治國深入推進，有利於激發各類市場主體的活力與創造力；防範化解金融風險攻堅戰取得積極進展，進一步消除了發展中的隱患。宏觀調控的思路和方式不斷創新，針對經濟運行中的苗頭性問題采取預調微調措施，既有利於熨平經濟周期，還避免留下“後遺癥”，將為結構調整贏得更多的時間和空間。這些都表明，中國經濟有巨大的韌性和回旋余地，完全有能力、有條件從高速增長邁向高質量發展。

第三，國際社會也對中國經濟和中國股市發展充滿信心。國際貨幣基金組織5月30日結束對中國的2018年度第四條款磋商訪問，IMF第一副總裁大衛·利普頓在訪問結束後發表聲明稱，中國經濟表現良好，改革取得很大進展，IMF將中國2018年經濟增長率預測值調高至6.6%。此外，A股與國際資本市場接軌也取得重大突破，6月1日，A股被納入MSCI新興市場指數一事將正式生效，共有233家A股大盤股公司入圍。未來將有更多外資通過滬港通、深港通、QFII、RQFII布局A股，MSCI預計，5%的納入權重將帶來近220億美元的資金流入，將長期利好A股。

因此，我們有理由認為，中國經濟和中國股市將持續向好發展，不僅不會出現重大風險，相反，隨著金融開放和各項改革措施作用不斷發揮，將在國際社會中形成“經濟穩得住、政策有空間、改革在推進”的“中國預期”，也將對全球經濟和資本市場起到重要穩定作用。（作者：李世剛、曹玉瑾，中國宏觀經濟研究院 博士）​​​

外管局：我國跨境資金流動保持了總體穩定、基本平衡的發展態勢

國家外匯管理局新聞發言人就2018年7月份跨境資金流動情況答記者問時表示，我國外匯市場供求保持總體穩定，市場主體涉外交易行為理性有序。

一是外匯儲備余額穩中略升。7月末為31179億美元，較6月末上升58億美元。

二是銀行結售匯和跨境收支逆差同比收窄。7月份，銀行結售匯逆差94億美元，同比下降39%，其中，銀行代客結售匯逆差4億美元，說明企業和個人結匯與售匯更趨均衡；境內企業等非銀行部門涉外收支逆差120億美元，同比下降45%。

三是市場主體結匯意願環比上升，售匯率略有增加。7月份，銀行客戶結匯與涉外外匯收入之比為73%，環比提升5個百分點，是2015年7月以來最高值；銀行客戶購匯與涉外外匯支出之比為67%，提升3個百分點，在近幾年仍屬於較低水平。

對外開放政策效果持續顯現，境外資本繼續流入，企業以及個人購匯保持穩定。一方面，直接投資、證券投資等項下跨境資金流入總體上升。7月份，直接投資項下涉外收入345億美元，同比增長46%，今年以來累計增長87%；證券投資項下涉外收入230億美元，同比增長1.6倍，今年以來累計增長1.5倍。在此情況下，直接投資和證券投資項下結匯同比也呈現上升態勢。另一方面，市場主體在主要渠道的購匯總體穩定。7月份，企業對外直接投資、投資收益項下購匯均表現為同比下降，個人凈購匯同比和環比分別減少12%和13%。

今年以來，國際金融市場波動性明顯上升，但在國內經濟運行總體平穩、對外開放穩步推進的作用下，我國跨境資金流動保持了總體穩定、基本平衡的發展態勢，人民幣匯率彈性進一步增強。未來，我國經濟韌性好、適應能力強、回旋余地大的基本面保持不變，將繼續成為外匯市場平穩運行的基礎。同時，我國堅持改革開放目標不動搖，隨著相關措施的穩步推進，以及跨境資本流動管理框架的日臻完善，我國跨境資本流動的活躍度和穩定性都會進一步增強，有利於維護國際收支自主平衡格局，也有利於適應市場環境的發展變化。

責編：李燕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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