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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載：人才量變的續篇 Bittermelon 苦中作樂

http://bittermelon2009.blogspot.com/2010/08/yaa-yaan-httpwww.html

早前借YAA在《信報》的專欄發表了一篇叫《會計師供過於求》的文章，當中引用了馮培漳前輩「人才量變」的說法。就這個題目，馮前輩在其《信報》的專欄再寫了一篇，當中很多地方值得我們深思。文章轉載如下，重點則用了紅色做標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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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量變的續篇
香港執業會計師　馮培漳

閱YAA的苦瓜君﹝未猜出是男是女﹞引了我對「人才量變」的胡謅，大感振奮！頓時明白為何大教授總喜歡說自己的觀點在學術討論中，得到第N次被引述的快 意！前一段時間陪同某內地客戶在港面試了近十位求職者，對此問題又有了個較闊的看法。此客戶是內地的民營企業，已入表排隊在港上市。因工作之需要，欲聘請 一位駐港之財務專才，協助其長駐內地的財務總監工作。

此人需有香港會計師資格，能掌握兩文三語，熟悉上市條例，也要略懂公司秘書的操作。當初客戶提議薪酬幅度可否定在三萬以下時，我曾嗤之以鼻！豈料通知我出席協助觀人時，給我先予參閱的求職信竟有十多二十封，據云已是經過篩選的了。面試過的人有幾個特點是相同的：一是都已有專業資格；二是年紀都是三十來歲；三是皆有在內地工廠工作或曾為其審計的經驗；四是大部份人都是可以立刻上崗的。

換言之多已辭了職，或已與現任僱主有諒解，可讓其盡速求去。為什麼？原來是因為工廠已搬離或有計劃搬離珠三角地區，轉至一些較偏遠或來回不方便的地方，引起了勞資間不少「深層次矛盾」。 例如某女生說由原來地方搬到河源，周一至周五都得留在此地，只有周六和周日可回港。她委婉地說這種情況勢必形成要在內地納稅。其實我覺得她要訴說的是因在 內地居住的日子越來越長，離開香港日遠，不單止將成稅務定義上的內地居民，下一步更因在港蒲頭機會日少，很大可能要在內地覓偶，終則變成徹頭徹尾的內地居 民了。

河源是東江水的源頭地，位處粵省北部。說得好聽也是個「市」，但與香港比，或與深、莞比，又再與佛山、中山比，實在也有距離。 在此覓偶，寧不委屈！不約而同地，大家都選擇先回香港灣灣水，再尋出路，故一時市面上此類人才的供應大增。上市公司必須聘請一位合資格會計師的要求又於數 年前取消了，故求職者的需求便難與職位供應達成一致。雖云近幾年上市公司數目有所增加，但公司老闆均曉精打細算之道，當然會持能省則省的姿態，故未能助此 類人群迅速就業也。

現在時已移勢已易，董事學會和港交所似應重頭考慮，要求上市公司委聘合資格會計師，藉此令到僱員、僱主和投資者三方皆得受惠才對。 我覺得也可能是這群同行一時未能適應吧。自從幾年前廣東省當局的立意騰籠換鳥，不少工廠遂要遷移至省外地區，如江西及湖南或福建等。適應其實確是有困難 的。外資企業的外方人員素來享着高人一等的待遇。在珠三角工作，雖然左右隔離的人多是北方人，溝通需說北話，但要上街買點什麼、吃點什麼具廣東特色的總還 是容易找到。

深圳東莞某些地方更與香港無別。惟一出粵省境外，就是全說北話的世界，港人的得過且過或自以為已過關的「半鹹淡」普通話頓時會變成「鳥聲禽呼」。怎麼說也是不若原來的舒服。也有一些企業是越走越北，因要適應內地市場之需或是靠近資源產地之故也。還有一個人人可見但因事不關己故己不甚勞心的現象，就是許多新的投資項目已逐步轉向二、三線城市包括省會城市發展，所謂「逃離北、上、廣」也。

那麼管理人自也得亦步亦趨，結果是離開較繁華之大城市者日多。港人如不能盡速調節，自然也會怨聲載道。 就這些因素來看，若要不放棄內地的就業機會和仍然憧憬其廣闊的發揮空間，那麼一切方便其人來回兩地，縮短兩地時距的措施應是受到他們歡迎的，例如高速鐵路 的興建。以河源為例，目前由深圳火車站乘車到此地約需四小時。如附近有地方可連接高鐵，有望把時間減到一至兩小時之間，會對這類已慣於在內地搵食，反而回 港更難適應的人是何等的方便！

可別忘記了這不光是工作和吃飯那麼簡單，還有上面提過的可能影響到終身大事的艱難抉擇也。 曾經大力反對建高鐵的人士，你們有從這個角度考慮過麼？為了保育一塊其產量不足自己食之菜地，要未來一代人付出多少非經濟指標可量度的人文代價？如你有適 齡的兒女受此問題困擾，你還會一步一叩頭誓要反對到底麼？由此時往前望，我覺得香港人要有個較長遠的打算和清晰的信念，才好找出個解決之方。

究竟是堅持以港為絕不改變的根基地，北上是暫時之計，搵到錢便班師回朝；抑是以外國寄居處為根基地，回流北上亦是暫時之計，搵到錢便轉回原居處；還是以 內地為長期發展之新基地，一心一意，不再心掛掛於兩頭走，雙手下注雙腳卻隨時預備鬆人。會計服務是附生於工商經濟的發展之上的。前者若興則後者亦旺。很多 人都會說全球未來經濟發展的機會在亞洲，因為亞洲與美歐相比仍未發展成熟。

換言之經濟發展已成熟之地，機會會相對較少。前幾年也有人興起要去越南和蒙古找尋商機，大教授則看好朝鮮，也是這個「先進落後相對論」的道理。若信此論，香港與內地相比，你會認為那一邊的機會較多，搵到銀的可能性更大呢？

文章來源：
http://www.prodab.hk/redirect.php?fid=11&tid=4656&goto=nextoldset

山東省環保廳通報新動向：部分沿海城市空氣質量變差

山東省環保廳今天（22日）召開新聞發布會，通報上半年該省水氣狀況。值得註意的是，部分沿海城市空氣汙染狀況出現反彈。

山東省環保廳副廳長葛為硯介紹說，今年上半年，山東省“藍天白雲，繁星閃爍”天數平均為117.6天，同比增加了7.8天；環境空氣質量綜合指數平均為7.30，同比改善4.3%。

按照山東省制定的環境空氣質量生態補償辦法，空氣質量改善的市將會獲得省財政的生態補償資金，而空氣質量下降的城市，會向省財政上繳生態補償資金，這叫做有獎有罰。

今年第二季度，山東省省級財政共發放生態補償資金3282萬元，有關市上繳生態補償資金333萬元。13市獲得省財政補償，其余的4個市，也就是青島、濰坊、威海、日照分別向省財政上繳資金6萬元、36萬元、264萬元和27萬元。這4個市都是沿海城市，其中日照、威海“更加沿海”。

葛為硯以日照、威海為例分析沿海城市空氣質量下降原因。他說，這兩個市第二季度空氣質量同比反彈，主要是因為四五月份同比反彈幅度較大，雖然後期采取各項措施後空氣質量實現同比改善，但未能抵消前期的惡化幅度，導致整個季度的空氣質量同比反彈。

威海和日照都是沿海城市，自然條件類似，空氣質量反彈也有很多共性的問題，主要原因：一是建築工地數量和面積增加。今年1-4月，威海市累計在建工程數量同比增加84個，增幅為9.1%；在建工程面積同比增加1120萬平方米，增幅為42.7%。日照市拆遷工地數量同比增加16處。部分工地落實揚塵治理措施不到位，對顆粒物濃度影響較大。

二是工業企業監管還存在薄弱環節。今年以來，威海市部分火電、平板玻璃企業超標排汙現象時有發生。去年年底，位於威海市臨港區的南郊熱電開始運營，導致周邊站點二氧化硫濃度惡化明顯，對威海市整體二氧化硫濃度惡化貢獻較大。日照鋼鐵有限公司所有監控點位煙粉塵全部嚴重超標，上半年超標時間就多達4069小時。還有山東浩宇能源有限公司，四月份氮氧化物超標11天，二氧化硫超標5天，分別列全省第2位和第9位。

三是移動源汙染影響較大。截至2016年4月底，威海市機動車保有量同比增加2.5萬輛。同時，這兩個市內港口碼頭較多，港內船舶、各類港作機械和車輛燃油排放的各類汙染物對空氣質量影響較大。各類移動源運行時撒漏、碾壓導致的揚塵汙染對PM10濃度的升高也有較大貢獻。

葛為硯說，從威海、日照這兩個市的情況看，雖然沿海城市具有各種自然優勢，環境空氣質量指標的絕對濃度在全省排名較好，但全年空氣質量仍沒有一個城市達到國家二級標準要求，說明沿海城市的空氣質量也還有較大改善空間，相關各市應在認真分析汙染成因的基礎上，結合本市實際，采取更加務實具體有力的措施，確保空氣質量跟自己比只能更好，不能變差。

大數據揭示真相：京津冀空氣質量變好了，還是變差了?

進入2016年歲尾，一場又一場的重汙染天氣接踵而至。學界也開始爭論：經過這幾年的努力，京津冀的空氣質量，到底是變好了，還是變差了。

“如果說是變好了，那麽為什麽人們對空氣質量的憂慮比以前增多了?如果說是變差了，那麽這麽多年政府有關部門所做的努力成效何在?”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教授胡大源說。

空中看北京的霧霾。攝影/章軻

調查數據顯示，2005年，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組曾織學生對北京1000戶居民進行了入戶隨機抽樣問卷調查，結果表明：70%的回答者認為北京空氣質量得到改善，認為空氣質量惡化的人只有13%。

而在去年，中央電視臺聯手國家統計局和中國郵政，在全國進行了“CCTV中國經濟生活大調查”，其中北京2000多份問卷的統計結果表明：僅有21%的回答者認為空氣質量得到改善，而認為空氣質量惡化的人上升到50%。

到底哪些數據可以說明真相?

《第一財經日報》記者從環境保護部了解到，中國環境監測總站日前剛完成一項霧霾大數據分析，就2013年~2016年京津冀區域PM2.5濃度變化趨勢進行了分析。

結果顯示，2013年~2016年，京津冀區域各省市PM2.5濃度均呈逐年下降趨勢。

截至2016年12月27日，北京市PM2.5平均濃度為72微克/立方米，同比下降10.0%(下降8微克/立方米)，與2013年相比下降20.0%(下降18微克/立方米)，其中2014年~2016年每年同比下降率分別為4.4%、7.0%和10.0%，下降比例呈逐年上升趨勢。

天津市PM2.5平均濃度為68微克/立方米，同比下降1.4%(下降1微克/立方米)，與2013年相比下降29.2%(下降28微克/立方米)，其中2014年~2016年每年同比下降率分別為14.6%、15.9%和1.4%，2016年下降比例明顯小於2014年和2015年。

河北省PM2.5平均濃度為69微克/立方米，同比下降9.2%(下降7微克/立方米)，與2013年相比下降36.7%(下降40微克/立方米)，其中2014年~2016年每年同比下降率分別為13.8%、19.1%和9.2%，2016年下降比例小於2014年和2015年。

總體統計數據顯示，京津冀區域PM2.5平均濃度為70微克/立方米，同比下降10.3%(下降8微克/立方米)，與2013年相比下降34.6%(下降37微克/立方米)，其中2014年~2016年每年同比下降率分別為12.1%、17.0%和10.3%。

此外，環保部門重點監測的74個城市，PM2.5平均濃度為49微克/立方米，同比下降10.9%(下降6微克/立方米)，與2013年相比下降31.9%(下降23微克/立方米)，其中2014年~2016年每年同比下降率分別為12.5%、12.7%和10.9%。

京津冀各省市及74城市逐年PM2.5濃度變化趨勢(截至12月27日)

京津冀各省市及74城市PM2.5濃度同比變幅(截至12月27日)

數據分析顯示，從2013年至2016年京津冀區域13個城市逐日累積平均PM2.5平均濃度來看，每個城市PM2.5累積平均曲線均呈逐年整體下降趨勢，且每一年的變化曲線基本在9月中旬之前均呈下降趨勢，但進入秋冬季以後，累積平均曲線呈上升趨勢，每經過一次區域性重汙染過程，城市累積平均濃度就會階梯上升。

其中，北京市11月底PM2.5平均濃度為67微克/立方米，經過12月5次重汙染過程後，累積平均濃度上升到72微克/立方米，特別是12月16日至21日重汙染過程，累積平均濃度由69微克/立方米上升至72微克/立方米。

天津市11月底PM2.5平均濃度為62微克/立方米，經過12月5次重汙染過程後，累積平均濃度上升到68微克/立方米，12月16日至21日重汙染過程，累積平均濃度由65微克/立方米上升至68微克/立方米。

石家莊市11月中旬PM2.5平均濃度為79微克/立方米，經過持續多次重汙染過程，12月底已達到98微克/立方米，12月16日至21日重汙染過程，累積平均濃度由90微克/立方米上升至97微克/立方米。74城市11月底PM2.5平均濃度為46微克/立方米，經過12月持續多次重汙染過程，12月底已達到49微克/立方米。

北京1999-2015期間140個PM2.5濃度月度數據，在控制主要天氣因素(如風速)和季節變化等解釋變量的基礎上，分析能源結構調整和煙塵粉塵減排等治理措施與PM2.5濃度變化之間的關聯關系。胡大源說，“事實上，北京的各項空氣汙染治理確實取得了顯著的成效。”

計量經濟模型結果表明，北京市日均天然氣消費每增加100萬立方米，PM2.5濃度就平均下降1微克/立方米。2000年北京市日均天然氣消費量為353萬立方米，2015年漲到了3983萬立方米，15年間增長了3600萬立方米。從理論上看，在其它解釋變量不變的情況下，“煤改氣”對北京PM2.5下降做出的貢獻高達36微克/立方米。

“為此，北京居民也付出了很大的代價，單就供暖一項來粗略估算，成本就增加了3倍左右。”胡大源說。

胡大源認為，之所以有人認為空氣質量變差了，是由於環境質量信息公開程度低，公眾與傳媒不了解實際情況，一遇突發情況，政府有關部門的回應又難以服眾，致使媒體和公眾在批判北京空氣質量變化趨勢時，單憑感覺和記憶，或以發達國家的現狀作為參照系，代替了北京以往的空氣質量變化實情。

“這種參照系錯位，不但不利於公眾對已有成就的認同，而且增大了未來空氣汙染治理取得成效的難度。”胡大源說。

短時間連環供股 持股量變集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