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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務部：將加快推動服務業開放 擴大服務進口

中國商務部部長鐘山28日在北京稱，將加快推動服務業對外開放，擴大服務進口。

鐘山在當天舉行的第五屆京交會全球服務貿易峰會上表示，當前服務環節在全球價值鏈中的地位越來越重要，服務貿易投資合作成為世界經濟增長的重要引擎。中國需要加快發展現代服務業，擴大服務領域國際合作。

他稱，中國將加快推動服務業對外開放，積極促進“一帶一路”國際合作，推動服務貿易自由化便利化。此外，中國還將全面落實準入前國民待遇加負面清單管理制度，全力辦好首屆中國國際進口博覽會，擴大服務進口。

近年來，中國服務貿易迅速發展。據官方數據，2012年—2017年，中國服務貿易年均增長7.8%，規模躍居世界第二。2018年一季度，中國服務貿易進出口總額近1.3萬億元(人民幣，下同)，同比增長11.4%。其中，服務進口8395.2億元，同比增長10.8%；服務出口4135.2億元，同比增長12.6%；服務貿易逆差4260億元。

此前，中國官方已提出將加快保險行業開放進程，放寬外資金融機構設立限制，拓展中外金融市場合作領域等。2018年中國政府工作報告也明確，要有序開放銀行卡清算等市場。商務部日前發布報告稱，隨著這些措施落地見效，中國服務貿易將迎來發展機遇期。

鐘山並表示，今後將加大知識產權保護力度，激發市場主體創新活力。同時，將推進制造業與服務業、服務行業之間融合發展，發展高端生產性服務外包，培育綜合服務提供商，更深更廣地融入全球價值鏈。

A股今日“入摩”，中國擴大開放措施密集出臺

今年以來，從允許外資增持其在華合資券商股權至51%，再到6月1日A股正式被納入MSCI新興市場指數（即“A股入摩”），中國的金融開放進程正全方位加速。

不光在金融領域，最近一周，中國密集出臺擴大開放促進經濟升級舉措，且措施由點及面，逐步深入。

5月30日國務院常務會議的前兩項議題均與擴大開放相關：確定進一步積極有效利用外資的措施，推動擴大開放促進經濟升級；決定較大範圍下調日用消費品進口關稅，更好滿足群眾多樣化消費需求。

雖然所涉範圍相當廣闊，但接受第一財經記者采訪的各方人士普遍表示，所有措施中，最為關註新的負面清單（也即新的全國版外商投資負面清單和自貿試驗區外商投資負面清單）的內容和知識產權保護措施的落地。一位該領域資深觀察人士對第一財經記者稱，未來重點在推進服務貿易、投資與貿易便利化三個領域的進一步開放。

今年以來，美國單方面對中國挑起多輪貿易摩擦，中國也采取了相應的反制措施，這引發了一些人對於中國開放前景的擔憂。外交部中國國際問題研究基金會研究員，中國前駐舊金山、紐約總領館經濟商務參贊何偉文對第一財經記者稱，面對當前國際國內形勢，中國應該全力做好吸引外資工作，吸引外資企業、大企業來華投資，並與海外高科技機構合作。

商務部新聞發言人高峰在5月31日的例行發布會上稱，國家發改委、商務部正在會同相關部門，抓緊研究推動出臺新的負面清單，除了包括已經宣布的金融、汽車領域開放舉措之外，還將在能源、資源、基礎設施、交通運輸、商貿流通、專業服務等領域取消或者放寬對外資的限制。同時，新的負面清單還將通過給予相關行業一定時間過渡期的方式，列明未來幾年的開放舉措。目前，相關工作正在積極推進，新的負面清單將於6月30日前公布實施。

商務部新聞發言人高峰

外資積極進入中國金融市場

6月1日，共有226家A股大盤股公司被納入MSCI新興市場指數。按MSCI公布的進程表，A股首次納入將在2018年6月1日、9月3日分兩次完成。9月3日完成納入，納入A股的總比例5%，對應權重為0.73%。

盡管初步納入比例很小，但其具有里程碑意義，外資從“A股懷疑論”到不得不加速了解中國市場、布局A股投研團隊，再到用真金白銀投資A股，一路走來並不容易。“中國股票市場正式與國際接軌，這是繼人民幣被納入SDR貨幣籃子之後第二個里程碑事件。”摩根大通中國首席經濟學家兼中國股票策略主管朱海斌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

5月29日，MSCI主席、首席執行官亨利•費爾南德茲（Henry Fernandez）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如果海外投資者在這個很小額度的納入中，能增進對A股市場的了解、提升對A股的信心，預計更多國際資本將會進入中國市場。”費爾南德茲提及，在“試水”過後，未來納入的比例會更大。

亨利•費爾南德茲

“在近期接觸到的全球投資人中，多數對中國狀況相對樂觀，認為中國經濟內生動力充足，且強監管是正確的方向。”香港惠理基金中國業務主管、投資董事余小波對第一財經記者說。

今年以來，外資機構也在積極進入中國。近期，瑞銀、野村和摩根大通相繼宣布已向中國證監會提交了設立外商投資證券公司的申請材料，擬持股51%。這意味著，外資可能將控股合資券商，而不只是參股。5月25日，第一財經記者獲悉，繼中國向外資機構開放信用評級市場之後，包括標普、惠譽等外資評級機構計劃在中國成立自己的獨立公司。

保險業對外開放也在提速。富衛人壽保險（百慕大）公司提交籌建富衛人壽的申請材料，安聯保險集團決定在上海獨資設立安聯（中國）保險集團，它們分別將成為中國擴大保險業對外開放後，首家外資持股比例達51%的合資人身險公司及首家外資獨資保險集團公司。

央行行長易綱5月29日在2018金融街論壇年會上再次提及中國的金融開放時表示，和中國經濟、金融發展的要求相比，金融業對外、對內開放還有很大的空間。無論對內資還是外資，無論對什麽樣的所有制，只要能夠改善金融的服務都要鼓勵進入，遵循準入前國民待遇和負面清單的開放原則，對各種市場主體一視同仁，都可以依法平等敵進入，在同等條件下競爭。

易綱同時強調，金融開放絕不是國門大開、一放了之。在開放的過程中，金融管理部門一是要加強依法金融監管，二是要堅持持牌經營。

央行行長易綱

積極有效利用外資

今年以來，各項開放措施，正在從高層的願景，逐步轉向具體執行。

4月10日，博鰲亞洲論壇2018年年會的開幕演講中，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描述了中國對外開放的願景：中國開放的大門不會關閉，只會越開越大。在擴大開放方面，中國將大幅度放寬市場準入、創造更有吸引力的投資環境、加強知識產權保護以及主動擴大進口。

彼時，接受第一財經記者采訪的專家和業內人士特別留意到習近平在上述演講中的表述：這些對外開放重大舉措，我們將盡快使之落地，宜早不宜遲，宜快不宜慢，努力讓開放成果及早惠及中國企業和人民，及早惠及世界各國企業和人民。

5月30日的國務院常務會議指出，要營造更加公平、透明、便利的外商投資環境，推動形成全面開放新格局，努力保持我國作為全球外商投資主要目的地地位。會議確定：一是放寬市場準入。落實已明確的取消或放寬汽車、船舶、飛機等制造業領域外資準入限制的承諾。完善合格境外投資者制度，積極引入境外交易者參與原油、鐵礦石等期貨交易，支持外資金融機構更多參與地方政府債券承銷。二是對標國際提升投資便利化水平。今年7月1日前要完成修訂出臺外商投資準入負面清單工作。將清單內投資總額10億美元以下的外資企業設立及變更，下放至省級政府審批和管理。簡化外國人才來華工作許可程序，在中國境內註冊企業選聘符合條件的外國人才可在2個工作日內獲發簽證。三是保護外資合法權益。嚴打侵權假冒、侵犯商業秘密、商標惡意搶註等行為，大幅提高知識產權侵權法定賠償上限。

多位外資領域的相關負責人對第一財經記者稱，這正是對華投資外資企業所關切的：市場準入（與負面清單密切相關）、知識產權保護等核心問題，但與以往一樣，企業仍在觀望具體的落地和執行狀況。

而知識產權改革方面的最新進展是，一位知情人士對第一財經記者稱，今年將加快專利法的修改進程，有可能年內就完成專利法的修改，同時要加大行政執法的力度。

近兩周已經開始有一些技術操作層面的改革與簡政放權的開放措施先行出臺。5月16日召開的國務院常務會議決定，為推動吸引外資便利化，從6月30日開始，在全國推行外資企業的商務備案與工商登記“一套表格、一口辦理”。

5月23日，國務院公布的《關於做好自由貿易試驗區第四批改革試點經驗複制推廣工作的通知》提出，11個自貿試驗區全力推進制度創新實踐後形成的自貿區第四批改革試點經驗，包括服務業開放領域等27項改革事項，將在全國範圍內複制推廣。同一天召開的國務院常務會議決定，在2016年開展的服務貿易創新發展試點的基礎上，從今年7月1日開始起在北京等17個地區繼續深化試點。

5月24日，國務院又公布了進一步深化廣東、天津、福建自由貿易試驗區的改革方案，提出以開放促改革、促發展、促創新，率先建立同國際投資和貿易通行規則相銜接的制度體系，形成法治化、國際化、便利化營商環境。

降關稅、便利化流程大力促進進口

除了吸引資本流入的措施正待全面落地，中國還通過大力降低關稅和便利化流程，擴大進口。

過去30年，中國主要的進出口結構仍為出口主導、進口為輔，伴隨經濟體發展至新階段，重視進口對整體經濟的升級促進作用，逐步提上日程，並在近兩年內提速。根據世界銀行統計，2011年至2016年，中國進口貨物和服務總額占全球進口市場的份額由8.4%提高到了9.7%。

5月30日的國務院常務會議決定，從今年7月1日起，大幅降低一些產品的進口關稅，降幅從5.5到12.5個百分點不等，包括服裝鞋帽、廚房和體育健身用品、洗衣機、冰箱、洗滌用品等。

同一日，海關總署發布通告，進一步優化營商環境，促進貿易便利化，根據有關規定，現將全面取消《入/出境貨物通關單》。

河南省進口物資公共保稅中心集團有限公司總裁徐平對第一財經記者說，這些措施對進口行業整體是利好，《入/出境貨物通關單》取消的便利化措施，主要原因是機構改革的結果，即海關總署與商檢合並。

今年11月，中國將在上海舉辦首屆中國國際進口博覽會。中國主動開放市場的態度，得到世界各國和企業的積極響應。截至4月底，來自101個國家和地區的近1100家企業已正式簽約，展覽面積達18萬平方米以上，加上準備簽約的企業，總數已超過1800家。

值得關註的是，5月28日，為配合首屆中國國際進口博覽會相關工作，及時、準確掌握進口消費品供給和需求情況，商務部公布了近期主要消費品供需狀況。調查結果顯示，流通企業和消費者對進口的意願和消費需求都較旺盛，未來進口市場潛力巨大。

商湯科技C+輪融資6.2億美金，引入國際投資機構意在擴大海外市場

C輪6億美元融資後僅一個半月，商湯科技再次宣布完成6.2億美元C+輪融資。

截至目前，商湯科技總融資額超過16億美元，估值超過45億美元，繼續保持全球總融資額最大、估值最高的人工智能獨角獸地位。

從去年開始，商湯似乎加快了融資速度。先是在7月份宣布拿下鼎暉、賽領、中金等多方參與的B輪4.1億美元投資，後又在11月宣布拿下高通數千萬美元的戰略投資。

對於盈利能力，商湯科技方面稱，2017年，商湯科技已實現全面盈利，業務營收連續三年保持400%同比增長，快速結合場景落地，2018年主營業務合同收入同比增長10多倍。

商湯融資和花錢的能力業內有目共睹，短時間內兩次公布融資消息且金額巨大，一直強調“不缺投資人”的商湯科技為何短時間內進行兩輪融資？引入多家投資人考慮的重點是什麽？本輪融資的金額用於什麽方向？是不是預示著即將IPO？

對此商湯科技方面向第一財經表示，商湯目前的營收來自於在四個方向：智慧城市、汽車、手機以及移動互聯網。而要打造平臺型企業，布局更多的業務場景，需要更多資金和戰略協作，才能更好地完成上下遊鏈條的垂直整合。

據商湯科技一位內部人士向第一財經透露，商湯科技在宣布C輪融資的時候，C+輪已經快結束了，只是在等一些法律流程，C輪和C+輪是按照投前的估值來定義的。

近一兩年里，商湯一直是風投基金追逐的對象。即便是一些大的、老牌的美元基金都稱“擠不進去”。

商湯科技也一直強調“我們不缺投資人”，並且需要的是戰略投資人。商湯管理團隊對於投資方的選擇門檻非常高。商湯科技總裁徐立曾在接受第一財經記者獨家專訪時說，無論是財務投資人還是戰略投資人，合作的關鍵點是看能不能給商湯的業務帶來“比較大的變化”。

對於此次引進的多家投資人考量重點，商湯科技方面告訴第一財經，“這次重點引入國際性知名投資機構，考慮到商湯全球化產業布局。”

在完成C+輪融資後，業務重點第一是加大全球化產業布局，擴大海外市場。第二會繼續以原創技術為核心，賦能更多行業，同時要打造全球級AI研發和應用發展平臺。

值得註意的是，商湯科技此輪投資方眾多，由多家國內外投資機構和戰略夥伴參與。聯合領投方包括厚樸投資、銀湖投資、老虎基金、富達國際等，深圳市創新投資集團、中銀集團投資有限公司、上海自貿區基金、全明星投資基金等跟投，高通創投、保利資本、世茂集團等作為戰略投資人參與。

隨著A股對獨角獸公司的看重，越來越多的利好政策正在路上，人工智能更是政策層點名支持的優先上市行業之一。第一財經記者獲悉，此前主管部門已經對商湯科技就上市事宜進行過調研。

此前有傳言商湯科技計劃2018年底赴港上市，而次輪融資是否會導致股權分散風險，並對未來融資產生影響，對此商湯科技向第一財經表示，“不會有影響，商湯科技有未來的上市計劃，但是因為政策、形勢的變化，目前沒有具體時間表。”

解渴小微企業融資難，央行擴大中期借貸便利抵押品範圍

6月1日，中國人民銀行公告稱，將不低於AA級的小微企業、綠色和“三農”金融債券，AA+、AA級公司信用類債券，優質的小微企業貸款和綠色貸款新納入中期借貸便利（MLF)擔保品範圍。

業內人士對記者表示，此次人民銀行放寬MLF擔保品範圍，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高機構投資者對信用債的需求，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中小企業發行債券融資的成本，也有利於引導金融機構加大對綠色債券的等投資意願。

緩解小微企業融資難

央行有關負責人就擴大MLF擔保品範圍答記者問中表示，此前，MLF操作接受國債、央行票據、國開行及政策性金融債、地方政府債券、AAA級公司信用類債券等作為擔保品。

此次新增的擔保品主要包括：一是不低於AA級的小微、綠色和“三農”金融債券；二是AA+、AA級公司信用類債券（優先接受涉及小微企業、綠色經濟的債券），包括企業債、中期票據、短期融資券等；三是優質的小微企業貸款和綠色貸款。人民銀行指出，此次擴大MLF擔保品範圍，突出了小微企業債、綠色債以及小微企業貸款、綠色貸款並優先接受為擔保品，有利於緩解小微企業融資難、融資貴問題。

在公司信用類債券方面，從以前只接受最高等級的AAA級債券擴大到接受AA+、AA級債券，有利於平等對待各類發債主體，促進信用債市場健康發展。另外，通過增加了AA+、AA級信用債以及小微企業貸款、綠色貸款作為MLF擔保品，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緩解部分金融機構高等級債券不足的問題。

5與31日，國家統計局公布的調查結果顯示，本月反映資金緊張的企業比重為40.1%，連續三個月上升。

一位券商研究所宏觀固收研究員認為，此次擴大MLF擔保品範圍不會直接釋放流動性，也並非是目前合格擔保品不夠而倒逼擴圍，而是由於近期違約事件發生後AA+、AA級信用利差已經明顯擴大。

上海一位固定收益投資人士告訴記者，此前有一些銀行只能買利率或者AAA級或者AA+級債券，此次中國人民銀行放寬MLF擔保品範圍，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高機構投資者對信用債的需求。

綠色債券再迎利好

央行表示，此次將綠色債綠色貸款優先接受為MLF擔保品，有利於引導金融機構加大對綠色經濟等領域的支持力度。

ING荷蘭安智銀行亞太區可持續金融負責人趙慧利告訴第一財經，中國的綠色金融市場雖處於新晉階段，但已逐漸成為全球最大的綠色債券發行市場。“我們期待看到中國與其他國家積極分享其在綠色金融建設方面的經驗，並加深各國間合作，以共同制定和推廣國際綠色金融準則。”

趙慧利稱，穩定和標準化的監管和政策環境是持續投資可持續項目和資產的先決條件，稅收政策、支持方案以及對金融機構和會計準則的審慎管理也同樣重要。

據了解，早在2015年12月，央行和中國金融學會綠色金融專業委員會共同發布了《綠色債券發行指引》及《綠色債券項目支持目錄》。2017年12月，中國央行與證監會又聯合發布了 《綠色債券評估認證行為指引》。

前述固定收益投資人士告訴記者，此次央行將不低於AA級的綠色金融債券、AA+、AA級綠色經濟的信用債以及綠色貸款納入MLF抵押品範圍，將對綠色債券和綠色貸款形成利好，有助於加強機構投資者對於綠色債券的投資意願。

（記者張苑柯對本文亦有貢獻）

央行決定適當擴大中期借貸便利(MLF)擔保品範圍

據央行網站消息，為進一步加大對小微企業、綠色經濟等領域的支持力度，並促進信用債市場健康發展，中國人民銀行近日決定適當擴大中期借貸便利（MLF）擔保品範圍。新納入中期借貸便利擔保品範圍的有：不低於AA級的小微企業、綠色和“三農”金融債券，AA+、AA級公司信用類債券（優先接受涉及小微企業、綠色經濟的債券），優質的小微企業貸款和綠色貸款。

此次擴大MLF擔保品範圍的主要從三方面考慮：

一是此次擴大MLF擔保品範圍，突出了小微企業債、綠色債以及小微企業貸款、綠色貸款並優先接受為擔保品，有利於引導金融機構加大對小微企業、綠色經濟等領域的支持力度，緩解小微企業融資難、融資貴問題。

二是在公司信用類債券方面，從以前只接受最高等級的AAA級債券擴大到接受AA+、AA級債券，有利於平等對待各類發債主體，促進信用債市場健康發展。

三是增加了AA+、AA級信用債以及小微企業貸款、綠色貸款作為MLF擔保品，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緩解部分金融機構高等級債券不足的問題。

中國人民銀行將繼續實施穩健中性的貨幣政策，保持流動性合理穩定，引導貨幣信貸和社會融資規模平穩適度增長，為高質量發展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營造適宜的貨幣金融環境。

意見領袖丨蔡鄂生：如何擴大南南合作朋友圈

嘉賓：

蔡鄂生 南南合作金融中心主席，銀監會原副主席

蔡鄂生，1982.02--1984.06 中國人民銀行人事司、金融管理司幹部；1994.05--1998.07 中國人民銀行銀行司司長；1998.07--1998.09 中國人民銀行銀行監管二司司長；1998.09--2000.02 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助理、黨委委員；2000.02--2001.05 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助理、黨委委員兼上海分行行長、黨委書記。2005—2013.05任中國銀行業監督管理委員會副主席、黨委委員。2014任南南合作金融中心主席。

文字實錄

上周，第三屆“發展中國家金融領袖研討項目”，在清華五道口金融學院落下帷幕，在七天的時間里，來自聯合國和23個發展中國家的26名學員，相聚一堂，共同分享和學習中國金融發展經驗，探討金融在推動南南合作中的作用。在課程現場，我們註意到中國銀監會原副主席蔡鄂生的身影，如今他早已轉換身份，作為南南合作金融中心主席，正是他一手發起和促成了這一項目。從最早的“one laptop,one dream”到如今的“發展中國家金融領袖研討項目”，蔡鄂生說，他喜歡花小錢，辦大事，用金融來撬動南南合作的支點。

張媛：謝謝蔡主席接受我們的專訪。看到這次發展中國家金融領袖研討項目，已經成功地辦了三屆，這個項目當時設立的初衷和背景是什麽樣子的？

蔡鄂生：我從銀監會離開領導崗位以後，找點事幹，當時有一個組織是推進南南合作的這麽一個組織。看到中國的發展以後，想在香港把南南合作借助於中國的經濟發展設立一個平臺，這樣就邀請我去。2014年我們就在香港組建立這麽一個平臺，現在的名稱叫“南南合作金融中心”，當時就叫“南南金融中心”。

因為南南合作問題既是老話題也是新話題，要從最早來講“萬隆會議”，然後再往後“不結盟”，然後“77國集團”，到80年代專門在印度、北京和吉隆坡分別開過三次南南國家的會議，對於推動南南的合作都起到一定作用。

南南合作，即發展中國家間的經濟技術合作，由於世界上的發展中國家絕大部分都處於南半球和北半球的南部分，因此而得名，南南合作已經成為促進國際多邊發展合作不可或缺的重要組成部分。

1955年萬隆會議確定南南合作“磋商”原則，南南合作開端。

20世紀60年代初不結盟運動和77國集團，南南合作兩大組織，規定合作領域、內容、方式與指導原則。

20世紀70年代至80年代末發展中國家區域性經濟組織相繼建立。

1982年首屆南南合作會議在印度新德里召開，1983年和1989年先後在北京和吉隆坡召開南南合作會議，這三次會議是南南合作的重要里程碑。

2015年9月26日，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習近平和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在紐約聯合國總部共同主持召開南南合作圓桌會。

中國將在南南合作中承擔大國責任

蔡鄂生：南南國家的合作實際上是作為南北合作的補充，並不是說南南的合作就要取代於南北合作，因為現在發達國家，特別是在習主席講的人類命運共同體，大國都要承擔責任的情況下，北方國家現在也要出力。特別中國有了這種經濟的力量，而且中國本身也應該算南南的一部分，但是現在它屬於新興市場發展起來了。南南合作的發展，五個金磚國家，五個新興市場都是屬於南南合作的一個典範。

“花小錢 辦影響面大的事情”

蔡鄂生：所以我們就準備從非政府的角度，來推進一下金融方面，利用中國的一些資源做一些服務等等這些事情，包括智庫建設。平臺搭起來了，做什麽事？怎麽擴大影響？怎麽以自己的能力能辦的事。最早我們南南教育基金會，南南中心，因為我們靠的是募集和動員社會力量，所以資金的量不是很充足，所以我們只能力所能及。“花小錢，辦影響面大的事”。

我們這項目最早是跟聯合國那邊的一些南南國家使團交換意見，開始在搞，現在還在搞，叫做“一人一個電腦”，支持當地學生的一個項目。這是最早的項目，最早的項目從孟加拉到塔吉克斯坦，現在已經有十幾個國家了。不多，一個國家給它的政府部門合作五六十臺電腦，幾十萬塊錢，這對咱們現在很容易，但是對人家國家來講還是很需要，一臺電腦一個夢想。

分享中國走出去經驗 擴大南南合作朋友圈

蔡鄂生：後來考慮到我們怎麽能夠發揮我們的特長，或者我們資源的動員能力，就一直考慮改革開放初期，我們怎麽走出國門到外頭學習經驗、交流溝通，從這個角度來考慮，正好有五道口金融學院這麽一個平臺，我也算五道口學術委員會的委員，所以我們利用這個東西跟五道口金融學院，一拍即合。

2016年辦了一期，當時非洲國家比較多，這回第三期的層次相對於一二期又高了一點，範圍更廣泛，拉美國家的更多一些。最主要的初衷，特別是“一帶一路”倡議出來以後，提到“五通”，最主要是我關心的兩頭，一個是政策溝通，一個是民心相通。我們通過了解你的經驗、交流、分享，然後最主要交朋友，要有文化的交流，這樣慢慢大家對你真正了解。

張媛：像您說到這是花小錢，辦影響力大的事情，其實教育是一個特別好的傳播理念的方式。但是您看這個事情落在中國，落在五道口，您也提到中國在南南國家，在新興國家中是發展到今天這樣的一個地步，如何來看中國在這個過程當中的角色和作用呢？

中非合作是南南合作典範有良好歷史淵源

蔡鄂生：中國你要追溯歷史來講，中國跟非洲的合作，實際上從毛澤東時代就是一個比較好的典範了，咱們當時雖然不是完全開放，但是我們走向國際舞臺需要朋友，咱們1972年1973年恢複聯大地位的時候，有一句話，咱們是讓非洲朋友，“亞非拉”給我們擡進聯合國的。

蔡鄂生：中非之間的合作，現在是越來越深入，最早的合作，最著名的是坦贊公路，坦桑尼亞、贊比亞和中國的合作，這條公路現在在非洲的影響還是很大的，改革開放以後，特別是到胡錦濤書記那時有一個很大的中非論壇，我們簽了一個中非基金，應該是在本世紀初時候。

當時是由國開行牽頭，在一些具體的合作方式上，能夠通過基金的方式，再加上本世紀開始中國的國有企業的改造，民營企業的發展，這些有了實力，企業在走出去的過程當中，在這些南南國家都有一個很大的發展。所以從南南國家我們的合作總體上來講，是有歷史淵源的，而且中非的合作應該是南南合作比較好的方式。但是這里頭還有很多問題，或者需要完善，怎麽去總結的事情，還是有很多。

進入新世紀以來，如何創新合作模式已經成為推動新南南合作的重要內容。2013年提出的“一帶一路”倡議，無疑是中國推動新南南合作的一項重要實踐。“一帶一路”倡議涉及周邊外交、經濟合作、區域治理、基礎設施建設等多方面，突破了傳統南南合作僅局限於經貿合作的固有形式，凸顯了加強與發展中國家合作共贏的新思路。聯合國秘書長南南合作特使、聯合國南南合作辦公室主任豪爾赫·切迪克曾公開表示，作為南南合作主角之一，中國引領著南南合作，“一帶一路”倡議已經成為南南合作的典範。

張媛：“一帶一路”有發達國家、發展中國家，中國提出的這一套理念是基於中國一路以來改革開放的實際經驗總結出來的，那您如何看待中國的經驗跟這些南南國家之間的溝通，在他們國家的情況，是否適用，有沒有可能“中為洋用”呢？

各國國情、文化、經濟發展不同 沒有萬能的模式

蔡鄂生：不能說一點沒有，但是你要看怎麽來吸取和采取經驗，我們中國的發展，金融發展這麽大，2008年以前發達國家特別是美國都是以老師自居的，但是發展到現在，在金融方面，不說大國經濟和其他方面，所謂老師和師生的關系已經發生變化。但是各國它所表現的形式和交流的東西還是有差異性，它受到各國本身的國情、經濟發展、文化制約，所以中國為什麽有些東西說是學習了外國經驗，但是完全照搬的全部要瞎，這是第一，完全照搬不行。

產品設計要適應當地國情 合理改造

蔡鄂生：第二，有時候搬過來覺得挺合理，為什麽老走偏，這是我們要解決的問題，為什麽到了我們這兒就變形了？那它絕對不是說簡單這個產品有問題，而是產品的設計和當時我們的國情、社會性，你的機構基礎、監管環境、法律條件、投資者的素質都是有相當大的關系。

比如在非洲國家，我們有些經驗能夠可以做的，像所謂的園區建設，工業園區建設，像埃塞俄比亞搞過一個園區建設，輕工產品，鞋這些東西，跟我們最早的來料加工，這些他是可以做的。但要說在資源整體上集中力量辦大事，中國最特長的東西，可能他們還是很難辦的，所以他們基本上還是按照市場的原則，符合市場規律的這些東西，在他那兒是可以相互補充，相互影響的。另外在產能合作等等這些方面，我覺得還是有經驗可學的。

蔡鄂生：另外從金融角度來講，創新、普惠這些理念，和通過高科技或者現代科技手段，來提高金融服務，這些培訓都可以。另外他們本身也有很多值得我們學習的地方，為普惠和為三農服務的過程當中。現在講普惠，在2008年2009年那時候，非洲和亞洲有兩個地方都是在手機業務做的相當普遍的，一個是非洲的肯尼亞，還有一個是亞洲的印尼，他們在小額貸款方面實際上有他們的經驗，但是要想完全讓它能夠以一個所謂可複制模式，必須再改造。

張媛：在“一帶一路”提到的政策、設施、資金、貿易和民心方面，其實整個大的全球格局下是一個國際產能合作的大變化，南南這個項目其實受到了南南國家朋友的一些歡迎，他們對於這個項目真實的訴求是什麽呢？

經濟發展讓中國擁有了更多話語權

蔡鄂生：南南國家總體上和我們接觸和交往的過程中，大國地位和經濟發展本身來講，我們的話語權肯定有了，現在跟非洲朋友，跟其他國家交往的話，起碼在態度上各方面大家交流就比較。不管他的目的怎麽樣，這種目的不是個人的概念，你國家發展了，我們可以有合作的機會了，有合作的條件。

應秉持共同發展理念 不能簡單追求GDP

蔡鄂生：從整體上來講，南南合作也好，“一帶一路”倡議沿線國家也好，在總體講的合作共贏、開放包容、和平發展這些理念，實際上不光我們國內的經濟轉型，向結構性、高質量、高效率發展，在國際合作的時候我們也應該朝著這個理念有節奏的去發展，不能一上來就簡單的拱GDP，那不行。現在在走出去的過程中，特別是在文化和理念上，最關鍵的是你怎麽能夠提升這些國家的能力建設，我們不是簡單的給錢或者賺錢的問題，你要想人類命運共同體，你必須使整個不發達國家、發展中國家，使他們的整體社會發展和能力建設也要整體提高，這才能達到我們共同發展的目的，而不是簡單的拿他的資源，過去殖民化的那種東西。所以我覺得“一帶一路”倡議和南南合作，我們提倡的，特別是習主席提出的人類命運共同體總的目標，大家是能接受的。

張媛：但其實這是一個真的不容易的路，這本質上是不同發展階段的朋友圈，為共同的美好生活這樣一個目標持續共同發展的過程，如何來看中國和南南國家在合作的過程中，空間和潛能如何評估？

非洲市場前景廣闊 找準合作的發力點

蔡鄂生：國與國之間，雙邊都變得發展，因為互相有需求，兩個市場，你拿非洲市場舉例來講，你現在有發達國家市場，有新興市場，非洲有多少個國家？相當大的群體，因為它現在主要是資源市場，非洲市場現在在全球來講相對是發展慢一點，但是這幾年非洲的經濟增長是很快的，所以未來非洲仍然是一個很大的市場。

蔡鄂生：所以從市場的角度，相互怎麽樣把各種生產連接，這本身就是機會，但是怎麽能夠在這當中，你不能說我把你的資源買過來，我生產賺錢，你也得幫著他，現在有的國家已經開始禁止原料的簡單出口，比如印尼，原礦石就不讓出來，只有做成鋼錠這樣出來，不能挖完了以後再拉過來，因為他也得考慮他的資源能力。所以我們在合作模式和方式上應該是全方位的，當然是根據各國不同的情況，能夠達到互通有無，怎麽能夠在合作共贏的理念下把這個事情做好，我覺得市場是全方位的，包括消費市場。不能按照我們所設定的模式去做，到那塊合作必須要轉換觀念來按照市場和需求設計更適合於這些國家的理念、文化和傳統習慣來去做。

適度擴大進口與經濟安全

在中國的“經濟奇跡”中，“外貿奇跡”當屬最輝煌篇章，無論出口、進口皆然。根據聯合國貿發會議統計數據，1950年，中國出口占全球出口總額比重為0.89%；到2015年，這項指標達到13.76%。2016（13.09%）、2017（12.77%）兩年，中國這項指標雖略有下降，但仍遙遙領先於世界其他國家，基本上相當於美國在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和平年代鼎盛時期的水平。中國名義GDP總量與美國之間仍然存在近60%的差距，但貨物貿易出口已連續多年位居世界之冠，在可預見的未來仍將長期保持這一地位。

與此同時，中國貨物貿易進口規模與在世界進口總額中占比也實現了天翻地覆的增長：

1950年，中國進口5.80億美元，占世界進口總額的0.91%；1990年，中國進口533億美元，占世界進口總額的1.48%；2000年，中國進口2250億美元，占世界進口總額的3.38%；2014年，中國進口絕對值達到19592億美元的高峰，占當年世界進口總額的10.30%；2017年，中國進口18419億美元，占世界進口總額的10.26%。

從出口大國到“擴大進口”

毫無疑問，自2009年以來一直牢固占據世界第一貨物貿易出口大國席位，這是中國經濟、產業國際競爭力和中國宏觀經濟良性循環的最突出表現；但進口規模相應增長，同樣是中國經濟可持續發展、中國產業持久保持國際競爭力、改善中國國民生活的客觀需求，而且有助於拉動貿易夥伴國經濟增長，通過國際分工實現雙贏。正因如此，數年來，中國政府一直強調“擴大進口”，將要舉辦的首屆中國國際進口博覽會更是新中國史上前所未有的擴大進口大動作。毋庸諱言，任何事物都是一分為二的，都有潛在的副作用和風險，對中國擴大進口政策的最大擔憂，莫過於此舉是否會顯著動搖中國經濟安全；但經過冷靜、客觀審視，可以看到，適度擴大進口，非但無礙中國經濟安全，反而有助於增進；分析能源、農產品擴大進口的影響，就能理解這一點。

與沙特、委內瑞拉之類資源出口國不同，中國國民經濟基礎不是初級產品行業，而是制造業；中國絕大多數大宗礦產資源的儲量、品質、開采成本等資源稟賦均不如海外其他主要礦產生產和出口國，過度強調資源自給只能擡高中國下遊制造業和整個國民經濟的成本，降低其效率和國際競爭力，進而動搖中國經濟可持續發展的前景。擴大進口品質更優、成本更低的海外資源，由此成為我們的必然選擇。就石油、天然氣而言，我國天然氣產量根本跟不上國內消費量增長的步伐，原油已連續兩年（2016、2017）減產而進口連年猛增，今年一季度國內原油產量繼續下降。在各類能源中，天然氣進口增長最為迅猛。

2017年，中國進口原油4.1957億噸，相當於同年我國國內原油產量的2.2倍，同比增長10.1%，是全世界第一原油進口大國，進口額1623.28億美元，同比增長39.1%；

進口成品油2964萬噸，同比增長6.4%，進口額144.86億美元，同比增長29.8%；

進口天然氣6857萬噸（按1噸天然氣等於1390立方米折算合953億立方米），同比增長26.9%，進口額232.75億美元，同比增長41.2%。目前中國是天然氣第二進口大國，預計不久就會超過日本躍居第一天然氣進口大國。

中國能源貿易的最大利益在於最大限度縮小、消除中國能源價格與其他主要工業化國家能源價格之間的差距，從而在源頭消除開放經濟環境下可能損害中國制造業成本競爭力的因素，這一點在天然氣貿易上表現得最為突出。

作為一種清潔能源，這些年來全球和中國天然氣消費增長一直快於能源消費總量增長，中國天然氣消費增長尤為迅猛。中國已經是世界第三大天然氣消費國，國務院2017年發布的《加快推進天然氣利用的意見》計劃至2030年將我國天然氣占一次能源比重進一步提高到15%，但中國天然氣消費面臨資源和價格雙重約束：

美國是全世界天然氣資源第一大國，美國能源研究所最新研究成果顯示，美國天然氣儲量78萬億立方米，遠遠超過此前認定的世界天然氣儲量第一大國俄羅斯的47.57萬億立方米。市場普遍認為，2025~2035年間，美國可能成為全球最大液化天然氣供應國。而且，自從“頁巖革命”爆發以來，美國頁巖氣生產爆發式增長，使得美國迅速成為全球天然氣價格窪地；東亞天然氣消費者則不得不承受國際天然氣市場長期存在的“東亞溢價”的負擔，東亞市場天然氣價格高時可達北美市場6倍左右。從2012年至2018年一季度，歐洲天然氣價格相當於美國天然氣價格的1.8~4.1倍，東亞價格（以日本價格為基準）相當於美國的2.7~5.9倍。

這種情況導致中國制造業和整個國民經濟不得不承受數倍的能源成本劣勢，而且激勵了中國制造業向美國轉移產能，以求獲取其廉價油氣能源、原料供給。因此，如能充分利用巴拿馬運河改擴建工程已於2016年中竣工投入使用、美國放松取消油氣出口管制的機會，與美國達成協議，擴大進口美國液化氣，正是縮小、消除“東亞溢價”可選之道。

賣方的道德風險

“中興事件”讓全世界都深刻認識到了美國作為賣方的道德風險，擴大進口美國液化氣是否會賦予其對我國能源供應“卡脖子”的機會？答案是否定的。

首先，美國之所以能夠施壓中興，關鍵在於美國企業獨占了部分核心元器件的生產供應；但無論是在油氣還是在農產品市場上，美國都不具備這種壟斷能力。

其次，中國目前天然氣進口來源集中度較高，管道氣尤甚，給外國供應方創造了選擇關鍵時刻給中國掐脖子的機會，增加新的進口來源國，有助於降低此種風險。

2010~2012年，中國進口管道天然氣幾乎全部來自土庫曼斯坦，2013年以後陸續開始進口烏茲別克斯坦、哈薩克斯坦、緬甸管道天然氣，但占比遠遠低於土庫曼斯坦。直到2017年，我國進口管道天然氣中土庫曼斯坦仍然占到80.5%，烏茲別克斯坦、緬甸、哈薩克斯坦分別只占8.5%、8.4%和2.7%。正是管道天然氣進口來源如此高度集中，給外國供應方創造了選擇關鍵時刻給中國掐脖子的機會。2017年冬季，中國遭遇民用天然氣短缺的“氣荒”，不少輿論歸咎於油氣央企，其實中國石油早在當年4月就開始推動冬供項目，把原定2018年中完工投產的薩曼傑佩氣田增壓工程和B區集輸第四階段項目分別提前到2017年11月和12月投產；但這項工程不僅在施工建設中遇到了來自東道國方面的一系列障礙，而且遇到了土庫曼斯坦單方面大幅度壓縮對華供氣之舉，理由是“檢修設備”之類。考慮到中亞有的氣源存在東道國“一女兩嫁”情況，其潛在風險進一步升高。為了改善自己在能源進口貿易中的談判地位，我們必須推動油氣進口來源和方式多樣化，管道油氣和海運油氣並舉。加緊推進中俄天然氣管道項目，進口俄羅斯亞馬爾液化氣，進口美國液化氣，就是我們可以采取的實際行動。

而且，小進口國無法兼顧進口規模效益和進口來源、方式多樣化，但作為一個進口量已經位居世界第一、去年高達4億余噸，而且還在持續快速增長的大進口國，中國完全可以兼顧進口規模效益和進口來源、方式多樣化。

擴大農業進口

在農產品國際貿易中，資源稟賦決定了中國必須采取“勞力換土地”戰略，其內容包括以下3個層次：

第一個層次是在確保基本糧食安全的前提下，根據資源稟賦和比較優勢在國內大量種植、生產、出口勞動密集型農產品，用勞動密集型農產品換取土地密集型農產品，滿足國內對土地密集型農產品的需求。

第二個層次是在第一個層次的基礎上，深化對國產勞動密集型農產品的加工，提高其技術含量、質量和增值，贏得更多收入。

第三個層次是主動進口一部分土地密集型農產品（主要是飼料作物和成品飼料），利用國內勞動力發展養殖業，將其轉化為肉類，滿足國內需求，以及出口。

為什麽需要實施“勞力換土地”戰略？首要的決定因素是中國人多地少的資源稟賦。就總體而言，我國人均土地面積不及世界平均水平的1/3，人均耕地面積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42%，在全世界排名要落到第120位以後。我國農業勞動力平均負擔耕地不足美國的1%，而單位耕地面積上分攤的農業勞動力數量則是世界平均水平的20多倍，是美國的100多倍。出口勞動密集型產品等於出口勞動，進口土地密集型農產品等於進口土地；眾所周知，一國可以通過國際貿易實現國際分工的利益，而在這種情況下，中國農產品貿易的合理選擇就只能是發展勞動密集型農產品出口，增加土地密集型農產品進口。

擴大農產品進口不等於無視農民利益，把這兩者混為一談，其實是忽視了勞動力跨部門轉移趨勢。中國農業部門勞動力和農村人口向城鎮轉移的趨勢已成大潮，當前非農產業的增長也給轉移勞動力提供了足夠多的擇業機會，我們需要抓住當前這個時間窗口，避免一部分非農產業因招不到足夠勞動力而轉移海外之後，我們的農業部門勞動力才因農業補貼難以為繼而不得不考慮轉移，卻無處可以安置。

中國糖業數年來面臨進口沖擊的困難，而在糖業第一大省廣西，我前幾天走訪過的南寧富士康人力資源部門在為招工難而撓頭不已。這種狀況，難道不也表明當前正是農業部門勞動力轉移的時間窗口嗎？

民以食為天，我們當然不可能將糧食安全全部寄希望於進口，但有這樣幾點我們需要明了：

首先，我們的糧食安全目標必須合理。假如將目標定為在戰時也要保證和平年代繁榮時期的食品消費總量與結構，這樣的“糧食安全”目標是不合理的。

其次，我們這里所倡導的“勞力換土地”戰略，並不等於放棄國內基本糧食自給的目標，將滿足基本糧食需求寄托於從海外市場進口，我們必須確保基本糧食安全，基本糧食年產量除了能夠滿足當年國民直接食用總量之外，還應當留出一定的余量。

再次，保證基本糧食安全也不等於不進口任何糧食。只要保證了可供農用土地的總量，建立了足夠的儲備，平時有進口有出口，這無損國際風雲變幻時的糧食安全。

人的消費需求是多樣化的，在亂世里“食不厭精，膾不厭細”是一種罪過，在和平年代里只不過是一種可以去滿足的正常消費需求。既然我們現在擁有足夠的國際清償能力，既然我們的問題不是經常項目收支逆差，那麽，擴大進口一些高品質食品滿足國內現實存在的消費需求，這無損於我們的糧食安全。我們必須做好充分準備，以免危機猝然來臨之際措手不及，但我們也沒有必要在平時把弦繃得太緊，那樣的話除了招致社會阻力和逆反心理之外，不會給我們帶來什麽好處。

（作者系商務部研究院研究員。僅代表個人觀點）

資本市場雙向開放擴大，QFII資金匯出比例和鎖定期都取消了！

周二晚間（6月12日），國家外匯管理局網站公布了關於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QFII/RQFII）外匯管理的兩項重要規定，進一步擴大資本市場開放。

主要政策措施包括：一是取消QFII（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資金匯出20%比例要求，QFII可委托托管人辦理相關資金匯出。二是取消QFII、RQFII（人民幣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本金鎖定期要求，QFII、RQFII可根據投資情況匯出本金。三是允許QFII、RQFII開展外匯套期保值，對沖境內投資的匯率風險。

一位已獲得投資額度的機構負責人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以上三條是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相關的比較關鍵的條款，取消資金匯出的比例和鎖定期，旨在給投資者提供便利。只有資金“出”得更方便，投資人“進”的意願才會更強烈。同時，提供投資風險對沖的工具，也可吸引更多投資者進入中國市場。

外匯局表示，為貫徹落實中央關於深化金融改革開放的精神，日前發布《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境內證券投資外匯管理規定》（下稱《規定》），人民銀行會同外匯局發布《關於人民幣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境內證券投資管理有關問題的通知》（下稱《通知》），完善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QFII/RQFII）境內證券投資相關管理，進一步便利跨境證券投資。

QFII是一國在貨幣沒有實現完全可自由兌換、資本項目尚未開放的情況下，有限度地引進外資、開放資本市場的一項過渡性的制度。我國於2002年11月5日正式出臺《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境內證券投資管理暫行辦法》，次年7月有了第一單交易。在此後的十余年中，隨著資本項目可兌換的不斷推進，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這一通道在不斷開放和優化。

2016年2月，外匯局曾經發布過相關規定，進一步放寬QFII的準入條件和簡化審批流程。核心是不再對單家機構設置統一的投資額度上限，而是根據機構資產規模或管理的資產規模的一定比例作為其獲取投資額度（基礎額度）的依據。與此同時，簡化額度審批管理。對QFII機構基礎額度內的額度申請采取備案管理；超過基礎額度的，才需外匯局審批。

按照當時的要求，對QFII投資本金不再設置匯入期限要求；允許QFII開放式基金按日申購、贖回。並且，將鎖定期從一年縮短為三個月，保留資金分批、分期匯出要求，QFII每月匯出資金總規模不得超過境內資產的20%。

當時，市場解讀此舉是監管層根據國際收支形勢進行的擴大資金流入措施。長遠來看，是為了促進投資便利化，有序推進資本項目可兌換。

更早之前，2015年10月，外匯局就曾經簡化QFII的額度管理，在現有政策框架下為跨境證券投資提供更多便利。

根據外匯局官網發布的數據，截至2018年5月30日，共有287家機構獲得QFII投資額度的審批，合計金額994.59億美元。共有196家機構獲得RQFII投資額度審批，合計金額6158.52億元人民幣。

今年時值改革開放四十周年，中國宣布了一系列金融對外開放的新舉措。4月，外匯局時隔36個月之後，重啟QDII（合格境內機構投資者）額度的審批，被認為是監管層進一步放松跨境投資管理的信號。而此次QFII/RQFII投資限制的全面取消，進一步體現了我國推動金融和資本市場雙向開放的決心。

陸家嘴論壇熱議新型國際金融中心建設，擴大開放上海先行

新時期如何加快建設新型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在加快開放步伐時如何防風險，金融如何支持實體經濟等，成為第十屆陸家嘴論壇的熱點話題。

此次論壇於6月14、15日在上海舉行。論壇首日，來自中外監管機構、金融機構的代表圍繞上述關鍵詞展開討論，聚焦如何繼續推動金融開放、防控金融風險以及支持包括小微企業在內的實體經濟。

第十屆陸家嘴論壇14日開幕

論壇期間，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上海市委書記李強表示，今年是中國改革開放40周年。陸家嘴論壇“十年磨一劍”，已成為連接世界、分享智慧的全球金融盛會。在這個特殊的歷史時點和具有標誌性意義的地點，回望走過的路、遠眺前行的路，可以發現，金融是上海發展變化中最活躍的因素、最引人註目的標識。上海這座城市具有強大的金融基因，上海發展金融具有獨特的稟賦優勢。隨著中國日益走近世界舞臺的中心，我們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需要建設強大的金融體系，更需要打造與我國經濟實力以及人民幣國際地位相適應的國際金融中心。

同日，中國證監會副主席方星海也在發言中透露，“滬倫通”有望在年內開通，且證監會正著手研究新的制度和工具安排，以便盡快將A股納入MSCI的納入因子從5%提高到15%左右。

在擴大開放的同時，加強內部韌性、防範金融風險也應相適而行。中國銀保監會主席郭樹清同日表示，防範和化解金融風險必須用積極的態度去化解隱患，要以事先而不是事後、主動而不是被動的方式去化解風險，這是攻堅戰也是持久戰，必須充分考慮市場的承受能力逐步加壓。

中國銀保監會主席郭樹清

同時，隨著市場利率攀升、債券違約風險強化，金融去杠桿的壓力向實體經濟傳導。央行行長、論壇共同輪值主席易綱也在致辭中特別強調，小微企業對經濟發展起著尤為重要的作用，央行要從準備金、再貸款、再貼現等貨幣政策方面提高銀行對小微企業的支持。

金融開放步伐加快，上海先行

中國金融開放的步伐不斷加快，上海無疑是排頭兵。

5月31日，上海市金融辦就介紹稱，上海將在六個方面爭取先行先試，包括擴大銀行業、證券業、保險業、金融市場的對外開放，並拓展FT賬戶功能和使用範圍，以及放開銀行卡清算機構和非銀行支付機構市場準入、放寬外資金融服務公司開展信用評級服務的限制等。

李強在論壇上表示，建設上海國際金融中心，是中央交給上海的光榮使命，是重要的國家戰略，是改革開放的產物。改革開放始終是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建設的不竭動力。前不久，習近平總書記在博鰲亞洲論壇上宣布了一系列擴大開放的重大舉措。上海按照總書記重要指示和中央決策部署，提出六方面擴大金融開放、爭取先行先試的具體舉措，並正在推進相關項目落地。我們將以改革開放再出發的決心和勇氣，堅定不移地做深做透改革開放這篇大文章，把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建設提高到新水平。

上海市委書記李強在論壇上演講

“目前有人對於金融開放、引入外資股東心存顧慮，但外資銀行在我國的市場份額只有1.3%，外資保險公司也不過6%左右。事實上，沒有改革開放就沒有中國的商業銀行、證券公司、保險公司等金融機構，更無法想象有許多中國金融企業進入全球銀行業和保險業的前列。”郭樹清表示。

“未來，要把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建設提高到一個新水平。”李強稱。為此，他認為下述四大方面尤為關鍵，一是要加快建設推動人民幣國際化的全球服務體系，形成更多具有國際影響力的“上海價格”；二是著力構築金融改革創新的新平臺，積極爭取國家把重要金融改革創新舉措放在上海先行先試；三是推動金融回歸本源，強化對中小微企業的金融服務；四是著力構建金融良性發展的新生態，營造崇尚法治的市場環境，特別是要以上海金融法院設立為契機。

上海市委副書記、市長應勇表示，陸家嘴論壇是上海學習借鑒國際經驗、增進金融交流合作的重要窗口，見證和推動了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建設不斷向前。按照國家部署，到2020年上海要基本建成與我國經濟實力以及人民幣國際地位相適應的國際金融中心，當前正處在最後沖刺階段。我們要率先落實、加快落實、全面落實習近平總書記在博鰲亞洲論壇上提出的一系列對外開放重大舉措，對標國際最高標準、最好水平，著力探索金融改革開放的“上海經驗”，擴大金融市場體系的“上海影響”，打響金融服務實體經濟的“上海品牌”，形成金融生態環境的“上海範本”，續寫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建設新篇章，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邁上新臺階。

上海市委副書記、市長應勇

在擴大資本市場開放方面，方星海表示，證監會正著手研究新的制度和工具安排，將A股納入MSCI的納入因子從5%提高到15%左右，其中包括股票收盤價格的產生機制、規範停複牌制度及創造條件允許境外投資者參與股指期貨交易等。

6月1日，共有226家A股大盤股公司被納入MSCI新興市場指數。A股首次納入在2018年6月1日、9月3日分兩次完成。9月3日完成納入，納入A股的總比例為5%，對應權重為0.73%。

盡管初步納入比例很小，但其具有里程碑意義，外資從“A股懷疑論”到不得不加速了解中國市場、布局A股投研團隊，再到用真金白銀投資A股，一路走來並不容易。“這被認為是繼人民幣被納入SDR（特別提款權）貨幣籃子之後第二個里程碑事件。”摩根大通中國首席經濟學家兼中國股票策略主管朱海斌此前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

方星海在論壇上透露，“滬倫通”的制度安排已經準備就緒，操作層面的準備工作正在緊鑼密鼓地推進中，有望於年內推出。英國金融行為監管局監察董事梅甘·巴特勒（Megan Butler）同日也在接受第一財經記者采訪時表示，雙方已經就“滬倫通”進行了近三年的可行性研究，年底前開通的可能性較大。

積極防範和化解金融風險

在擴大開放的同時，防風險、去杠桿始終是貫穿過去兩年的重點事項，且將持續。

去年開始，中國銀監會“監管旋風”刮起，近期呈現階段性成果。數據顯示，2017年以來，銀監會以整治銀行業市場亂象為主要抓手開展的“三三四十”(“三違反”、“三套利”、“四不當”、“十亂象”)檢查共發現問題約6萬個，涉及金額17.65萬億元，取得階段性成效。

近期，資管新規的正式推出也將重塑中國大資管行業，凈值化轉型、打破剛兌、去杠桿、除嵌套、非標轉標等已是大勢所趨。

不過，“重拳”並不意味著不考慮市場的承受力。郭樹清表示，防範和化解金融風險是攻堅戰也是持久戰，必須充分考慮市場的承受能力逐步加壓。“例如，先機構自查、再管理部門檢查，有計劃、分步驟；整治同業業務，先是同業理財、同業投資，而對同業存放和同業存單調整力度比較小。直至去年底今年初，對表外業務才開始啟動規範委托貸款和信托貸款，同樣沒有采取‘一刀切’和急剎車的辦法。”

郭樹清提示非法集資風險時表示：“收益率超過6%就要打問號，超過8%就很危險，10%以上就要準備損失全部本金。一旦發現承諾高回報的理財產品和投資公司，就要相互提醒、積極舉報，讓各種金融詐騙和不斷變異的龐氏騙局無所遁形。”

近期，各界對債券違約風險高度關註，尤其是在市場利率不斷攀升的背景下。不過，郭樹清也提及，相比國外，我國企業債務違約率總體仍然較低。到2018年5月末，企業債券違約後未兌付金額，只占存量信用債總金額的0.43%。

“對於違約問題，要遵循市場規律，實行差異化金融政策，那些長期虧損、失去清償能力的企業要堅決退出；出現暫時經營困難的企業，相關各方要加強溝通協商。”他稱。

同時，宏觀審慎管理也是中國防風險的舉措。央行副行長、國家外匯管理局局長潘功勝同日在演講時表示，“宏觀審慎”主要是防範跨境資本流動的重大風險和維護外匯市場基本穩定，內容包括建立和完善跨境資本流動宏觀審慎管理的監測、預警和響應機制，豐富跨境資本流動宏觀審慎管理的政策工具箱，以市場化方式，逆周期調節外匯市場順周期波動，防範國際金融市場的風險，跨市場跨機構跨幣種和跨國境。

大力支持實體經濟

起初，去杠桿主要聚焦在金融體系內，體現為杠桿率、通道業務等的下降，而近期一些指標顯示，去杠桿的影響也在向實體經濟傳導，例如融資利率攀升、企業債券棄發案例增多、社會融資規模增量環比大降等。為此，如何加大支持實體經濟的力度也成了此次陸家嘴論壇的關鍵詞之一。

易綱特別提及，小微企業對經濟發展起著尤為重要的作用。中國改革開放以來，小微企業發展迅速，目前有2000多萬小微企業法人以及6000多萬個體工商戶。這些小微企業占市場主體總數的90%以上，並貢獻了全國80%的就業、70%左右的專利發明權、60%以上的GDP和50%以上的稅收。

央行行長易綱

“正規金融機構要加大對小微企業融資的支持，使其成為小微企業融資的主力軍，民間融資則應成為小微企業融資的重要補充。”易綱還在演講中指出，要聚焦單戶授信在500萬元以下的貸款，將其作為政策的聚焦點和發力點。據悉，目前央行會同有關部門正在協商出臺一個綜合政策，旨在改善對小微企業服務、增加對小微企業貸款。

這一態度也體現在近期的貨幣政策上。央行參事盛松成近期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央行在金融去杠桿方面的邊際力度不應繼續趨緊，其實這在前期央行降準、擴大中期借貸便利（MLF）擔保品範圍的行動上已經有所體現。

央行6月1日公布將適當擴大MLF擔保品範圍，新納入的包括不低於AA級的小微企業、綠色和“三農”金融債券，AA+和AA級公司類信用債券，以及優質的小微企業貸款和綠色貸款。此舉是為進一步加大對小微企業和綠色經濟等領域的支持力度，結合近期民企信用事件的增多，更多的是在去杠桿過程中的結構性調整。

首席評論丨資管新規細則影響全解讀：門檻降低有利於擴大投資人群

導視：

“一行兩會”為資管新規配套細則，

如何影響21萬億銀行理財未來發展？

個人投資者買銀行理財產品要有哪些思路轉變？

新規又將如何引領資管行業轉型？

嘉賓：

張珺 君富投資執行董事

董希渺 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高級研究員

文字實錄

張媛：各位好，這里是《首席評論》。從4月份資管新規正式落地以來，7月20日，“一行兩會”又是“三箭齊發”，公布了配套資管新規的細則，涉及到從商業銀行到券商機構，再到信托，都受到一定影響，我們究竟該如何解讀這個配套的細則以及對於行業的影響？而作為每一個普通的投資者，又會怎樣呢？先看小片。

在“資管新規”正式公布3個月之後，7月20日，“一行兩會”三“箭”齊發，為資管新規配套細則。央行當天發布《關於進一步明確規範金融機構資產管理業務指導意見有關事項的通知》，同一天，三份相關征求意見稿也對外發布，即中國銀保監會發布的《商業銀行理財業務監督管理辦法（征求意見稿）》，證監會發布的《證券期貨經營機構私募資產管理業務管理辦法（征求意見稿）》以及《證券期貨經營機構私募資產管理計劃運作管理規定（征求意見稿）》。隨著重磅新政“落地”，從理財市場到A股市場，從商業銀行到券商機構乃至信托行業，都會受到哪些影響呢？

資管新規細則公布，傳遞哪些信息？

張媛：歡迎兩位今天做客演播室，怎麽來看待這個時候發布這個配套細則？

張珺：資管新規傳遞了一些積極的信號，首先我們應該從監管的智慧來理解一系列的推出，最早在去年的11月份推出了資管新規的征求意見稿，在今年的3月28號、4月27號以及7月20號推出來的這一系列的細則，其實你看監管是有步驟地一點一點在釋放一些監管的信號。

張珺：過渡期延長給機構參與者更多調整時間

張珺：首先去年11月份的時候，它給的整體的過渡期期限是到2019年的6月30號，實際上在今年的新規細則推出來的時候，大家會看到征求意見稿之後，延長到了2020年的年底，那麽在時間上給機構留了比較大的整改和調整的余地。實際上大家能理解，大的原則並沒有變，去杠桿在適度地放松，在這個過程里面漸漸讓各個機構參與者慢慢有時間來調整，這是我們在這個信號里面理解到的一些東西。

“理財新規”如何規範銀行理財？

張媛：很多人也提到配套細則的出臺，其實對於行業來說，對於商業銀行到機構券商，甚至到信托，會產生行業的震動，這涉及到比如說30萬億銀行理財未來的發展，怎麽來看待？

董希渺：應該說這個時點發布三個配套的執行的要求跟細則，這個是很有必要的，總體上也是延續了資管新規的監管框架，第一方面資管新規正式發布之後三個月了，細則對三個月的執行情況進行一個回顧，或者說調整，這是一個。第二個，資管新規本身是一個原則性的框架性的規定，本來就需要細化相關的要求，比如對銀行理財有一些細節方面的要求。

董希渺：銀行“理財新規”方向未變，邊際放松

董希渺：第三，它本來在一些細節上，確實從前期執行來看，進行一些調整，就是說有所放松，所以我們8個字概括，方向未變，邊際寬松。從銀行理財來看，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規定，當然它還在征求意見。現在銀行理財的監督管理辦法是2005年發布的，那叫暫行辦法，到現在，前後14年了，一直就沒變，2014年原來的中國銀監會發布了銀行理財監督管理辦法的征求意見稿，2016年進行了大幅度的修改，但一直就沒有公布，等資管新規頒布之後，現在正式出臺了這個征求意見稿，我想很快就會正式發布。

董希渺：“理財新規”影響21萬億銀行理財市場

董希渺：應該說對整個銀行理財市場，這個確實會帶來很大的變化，當然這個變化現在應該是21萬億會受到影響，為什麽說不是30萬億呢？到去年2017年底，整個銀行理財規模接近30萬億，但是這包括保本跟非保本理財，所謂的資管新規約束的是非保本理財。

董希渺：“理財新規”可謂銀行理財業務“基本法”

董希渺：到了今年上半年，6月底，這個規模是到21萬億左右，應該是這麽一個體量。應該說這是銀行理財歷史上14年之後的一個重大的管理的規定，是銀行理財業務的一個基本法。我覺得變化有幾個方面，銀行理財的投資、銷售，以及估值等等方面都有一些大的調整跟變化，老百姓比較關心的，包括銀行理財起售的金額，從5萬到1萬，這也是非常大的變化。

張珺：銀行理財產品門檻降至1萬利於擴大投資人群

張珺：關於投資起點的變化，投資起點從5萬降到1萬，其實是讓更多的比如說原來三四線經濟不太發達地區的一些人的錢，進入到這個理財池子里面，它是有利於整個銀行理財的基量的，這個其實對銀行來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張珺：理財產品凈值化轉型 投資者需提高風險認知水平

張珺：另外還一個，就是關於凈值化，這也給普通的投資者有一個非常重要的變化，就是它對風險認知的調整，未來可能沒有保本理財了，甚至在預期收益這種措詞上，銀行在理財指導的時候都在銷售端會有一些重要的變化。可能在銀行買理財產品的中小投資者，要對未來產品的風險敞口有比較清晰的認知，以及對產品的投向有比較清晰的認知，所以這也是一個投資者教育的很大的變化，也是積極的變化。

董希渺：具體說，我覺得這些執行的要求跟細則，跟資管新規在邊際放松上，具體來說，我覺得有這7個方面，第一就是過渡期的整改更加靈活，能夠減少金融機構整改的壓力，降低對整個金融市場的沖擊，資本市場做出了非常積極的反應。第二，再次明確公募產品可以投資非標準類債權資產，有助於表外信用的修複。原來並沒有禁止公募產品投非標，這次是再次強調可以投非標。

董希渺：這就給市場一顆定心丸，因為非標的資產大多數還是比如說實體經濟、中小企業的投向，再次明確可以投，事實上整個銀行理財投非標比例在20%左右，也是不小的，相對整個20多萬億的總量。

張媛：這是過往雖然沒有明確你可以投非標，但是實際上在投的過程中還是有門檻的，因此被行業認知為不可投非標，所以這是一個明確的變化。

董希渺：“類基金”的現金管理類產品將成為短期理財轉型主要方向

董希渺：第三個，凈值化轉型的要求更加明確，這在資管新規里面也非常明確了，這次是給凈值化轉變提供了更好的空間，現階段就可以多發一些基於低風險策略的現金類的管理的產品，通俗的說，我可以發一些像貨幣基金差不多的類貨幣基金的類基金類的產品，來滿足原來對保本理財，對穩健銀行理財產品需求，同時減輕了銀行理財產品轉型的壓力。

張媛：這一條變化對於普通投資人來銀行買理財產品所產生的影響是什麽呢？

董希渺：銀行有更多的基於低風險策略產品給你提供。

張珺：公募理財產品將可投資股基

張珺：它其實最有利是基於整個客戶的分層和客戶畫像，其實從5萬降到1萬，我們在這個里面引進了很多新的理財客戶，這個基量增加了。還有一個，除了投非標以外，原來的公募理財只可以投公募基金的債基和貨基，目前這一部分公募理財可以介入股基，其實方便我們在整個客戶畫像中間把風險敞口由高到低不同的客戶篩選出來，用產品來篩選出來，這是一個非常非常積極的信號。

董希渺：降低了公募理財產品的起點，有利於增強銀行理財產品的吸引力，從5萬到1萬，對普通投資者來說，我本來有個3萬塊錢，本來只能去買基金，現在可以到銀行買理財產品，對銀行來說有一點好處是什麽，增強了銀行資金募集的能力。

資管新規如何助力金融支持實體經濟？

張媛：一方面是說，對於整個資金真正引導到實體經濟當中的資金的需求方特別有效，同時對於整個行業中的參與方，回歸本源是有強規範作用，可以這麽理解嗎？

董希渺：可以，沒問題。我覺得最重要一個對實體經濟是傳遞了一種信號，而且穩定了大家的預期，傳遞了什麽信號？金融監管會根據實體經濟發展，整個經濟基本面，它有進行調整的可能。

張媛：這是監管的智慧。

董希渺：對，傳遞了信號，穩定了市場預期，這是信號跟預期管理上的。它還預留了比較多政策的空間，包括對標準化債權類資產的認定，下一步會出臺標準，根據這樣一個監管導向來說，我們預計在對標準化債權類資產的認定會有所放松，那麽非標的空間就更大。

監管協同傳遞哪些信號？

張媛：因此你提到這里面之所以說這次“三箭齊發”效果影響非常的深遠，比如說看到“一行兩會”是同一天步調一致出臺文件，因此這是不是也體現了一個監管層面的協同呢？

張珺：“一行兩會”三箭齊發 體現監管智慧

張珺：有一些是有彈性的，有一些是底線是不動的，而且在三箭齊發的時候，互相之間是有銜接的，底線不放松是肯定不放松的，一層嵌套是不放松的，所有的不管是銀行還是信托，包括基金子公司，這一層嵌套是不會放松的，但也有一些整個的監管彈性，我覺得就是這個還是回歸到我們之前監管智慧，我是覺得它是讓多元的監管平滑地成一個組合拳，來讓市場放棄非常強烈的波動。

董希渺：金融監管協調向市場傳遞積極信號

董希渺：我覺得確實體現了金融監管協調相比之前有很大的改進跟提升，應該說新一屆國務院金融穩定發展委員會成立之後，我們看到整個架構上就體現了這一點，在國務院金融委的領導下，我想這是第一次在資管新規這個領域，資產管理這個領域，第一次一起發布三個規則，讓三個規則互相呼應，互為補充，這個是對金融監管協調很好的詮釋，給市場一個導向，也給市場傳遞了信號，金融監管比以前更協調，金融監管的步驟，大家相互配合會更好。

資管新規對市場機構參與者有哪些影響？

張媛：所以怎麽看，比如看到針對於機構都是資管業務怎麽做，怎麽運作計劃都是在怎麽做這個層面出這麽細則的指導意見，因此怎麽來看這對於整個市場當中的參與主體，比如說有證券資管、證券子公司，有基金還有信托等等，這對於行業的參與者來說它們之間會形成一個什麽樣的變化？

張珺：有助於各類資產管理人強化專業特色

張珺：我覺得給市場主要傳遞了一個就是各個有特色的資產管理人的形象，因為比如說像保險，像信托，像銀行理財，原來更多地扮演資產委托方的角色，像證券公司的資產管理公司，以及公募基金甚至期貨子公司的一些管理人更多扮演了受托人的角色，在這里面是因為它本身的能力不一樣，比如像券商，它的核心能力可能是投行，它可能在債券和ABS以及在對上市公司和非標公司的理解上面，對行業的理解上，可能比銀行的信貸貼得更近，這也是一個不同角色和不同能力的體現。比如在期貨，期貨子公司的角色上面，它可能對大類商品，包括衍生產品，以及股指期貨和其他的一些複雜性交易品種的資產管理上面，它的能力可能會優先於銀行以及保險，對原來像銀行、保險、信托以委托人的面目在市場上展現的機構來說，他們重要的是做好大類資產配置，讓更多比如說我把我的商品、指數、海外、國內，其實對更多的保險公司來說，他們大類資產配置，只要讓資金不空轉，就已經解決了他重要的資產管理的一個非常重要的課題。那麽我就覺得多元金融，每個人扮演的角色不同，能力不一樣，是根據它行業的角色決定的。

過渡期延長至2020年底 之後如何規範資管行業發展？

張媛：整個資管新規之下的細則的解讀，我們已經聊得很充分了，但是這是一個過渡期，雖然過渡期延長到2020年了，因此我想請問，過渡期之後呢？那會變成什麽樣呢？

張珺：其實是這樣，在這一系列組合拳里面，要釋放給市場的核心要控制金融風險，把杠桿降下來，所以我剛才說有彈性有底線，比如防嵌套是底線，實際上在這個過程里面如果到2020年，我們迅速或者合理地或者有效地把金融風險控制在一個合適的籠子里，以及我們的杠桿降到合理的一個倍率，我覺得更嚴苛的政策也不太可能在下一個階段推出來，重要的是讓整個市場自治，以及讓整個市場多元的產品，以及多元的投資人在這個池子里面都有各自存活的余地，我覺得還有一個非常好的狀態。

張媛：董老師怎麽看，方向不變，邊際過渡期寬松，那麽之後呢？

董希渺：之後我覺得大家對銀行理財來說，利用這個過渡期要加快轉型，過渡期之後，我想總體來說要回歸到受人之托，代客理財這個本源上來，過渡期結束之後，銀行理財業務會出現四個變化，四化，第一是從產品形式上來說凈值化，這毫無疑問，預期收益要向凈值型轉變，利用過渡期，現在凈值型產品比例不斷上升，過渡期結束之後，以凈值型產品為主，所以產品形式上是凈值化。管理上是專業化，大中型銀行要成立理財業務子公司，資管子公司，我想這個辦法出來之後，很快就會第一批資管子公司獲批，通過資管子公司發行理財產品，運營更加專業，管理更加專業，投資更加專業，資產配置能力更強。第三個是技術上數字化，要用大量的金融科技的手段，大數據、人工智能，打造一個集投資、風控、銷售等為一體數字化銀行理財管理平臺。第四個就是發展方向上更加普惠化，體現在幾點，剛才說了普惠化，銷售起點從5萬降到1萬，還有更多的發行基於低風險策略的產品，讓普通投資者有更多的選擇，銀行要告別過去相對高高在上的這種形象，走入大部分的投資者的心目中。

張珺：我覺得除了銀行理財和銀行資產管理人之外，比如說債券、期貨、信托，它們需要有兩個能力，充分發揮證券公司本身的投資銀行能力，以及它的資產證券化的能力，提供更多的多元和高風險、風險敞口可比的新的理財和資產管理產品，我覺得這是兩個新的能力，這是這類機構投資者的核心能力。

《首席評論》出品

本期節目

主持人 張媛

編導 芮曉煜

制片人 尹淑榮

責編：李燕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