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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報海外版：一帶一路輸出過剩產能論不攻自破

5月16日消息，人民日報海外版今日發布評論文章稱，近年來，隨著“一帶一路”建設如火如荼地進行，中國不僅通過為沿線國家修路搭橋、投資建廠來助力當地發展，更有一批中國技術、標準在海外落地生根，造福當地經濟社會。曾有西方媒體指出，“一帶一路”只是中國過剩產能的輸出。如今看來，這種論調已不攻自破。

“一帶一路”建設，其動力源於沿線國家在裝備、技術、資金等方面優勢互補和需求對接，沒有需求為前提，就無法出現當下“一帶一路”合作共贏的繁榮局面。在“一帶一路”建設中，中國通過自身供給能力和他國發展需求的有效對接，為沿線國家註入優勢產能，並用技術和標準為“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發展帶來動力。

一方面，“一帶一路”沿線各國對基礎設施建設具有迫切需求，而中國則擁有世界一流的基建技術和產業體系。雅萬高鐵、中老鐵路、亞吉鐵路、瓜達爾港等一大批重大工程，不僅給當地帶來日新月異的變化，更讓這些國家建立起更加完整的產業體系。

在這個過程中，中國不僅“授人以魚”，更做到了“授人以漁”。通過積極搭建對接平臺，推進技術、服務和標準落地，許多“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翻開了國家發展的新篇章。以“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相對匱乏的鐵路建設為例，中國擁有世界上最完整的鐵路技術體系，中老鐵路、中泰鐵路等項目不僅有效對接了當地需求，更在鐵路技術提升、人才培養等方面助力當地登上新臺階。

另一方面，隨著創新驅動成為中國經濟發展新動能，國內大數據、互聯網、人工智能等新興產業也為“一帶一路”帶來巨大機遇。在“一帶一路”建設中，中國面向東盟、南亞、中亞、阿拉伯、中東歐等地區和國家建設了一批區域和雙邊技術轉移中心及創新合作中心，初步形成一張區域技術轉移協作網絡，並以此催生出一條由大數據、雲計算、智慧城市、人工智能、納米技術、量子計算機等先進科學技術連接成的“21世紀數字絲綢之路”。

與此同時，近年來中國為沿線國家培養了上萬名科學技術和管理人才，中國也啟動了“一帶一路”科技創新行動計劃，開展科技人文交流、共建聯合實驗室、科技園區合作、技術轉移4項行動。中國將在5年內安排2500人次青年科學家來華從事短期科研工作，培訓5000人次科學技術和管理人員，投入運行50家聯合實驗室。

事實證明，在世界多極化、經濟全球化、社會信息化、文化多樣化深入發展的當下，中國正走在世界變革創新的最前沿。在“一帶一路”建設中，中國秉持開放合作的精神，促進“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技術和標準合作，共享優勢產能，為“一帶一路”乃至全世界帶來了新機遇、新動力。

星展銀行CEO高博德 ：“一帶一路”融資商業銀行大有可為

“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開幕，中國將加大對“一帶一路”建設資金支持，還將同有關各方共同制定“一帶一路”融資指導原則，資金融通大背景下商業銀行將承擔何種角色的問題備受關註。

作為本屆論壇的參會代表，星展銀行CEO高博德日前接受了包括第一財經在內的媒體采訪。

在當前的“一帶一路”倡議下，政策性銀行在被放在了較重要的位置。高博德表示，歷史上政策銀行一直在發展項目中起到重要作用，但商業銀行也可以發揮自己的專長，商業銀行可以為政策銀行起到互補性的作用，而不是競爭性的關系。

他告訴第一財經記者，自己想和亞洲各個國家的監管方探討，怎樣幫助亞洲金融市場進一步深化。

他稱，同西方金融市場的成熟度相比，亞洲市場可以說幾乎沒有證券化的產品，衍生品也處於初級階段，所以對亞洲來說，更重要的是監管方怎樣能夠創造很好的環境讓亞洲有更成熟的產品出現，從而讓亞洲的金融市場發展到更好的階段。

按照資金來源，目前“一帶一路”融資結構中，既包括國家開發銀行和進出口銀行這類國內政策性銀行，也有為“一帶一路”量身打造的亞投行和絲路基金等新興多邊開發金融機構，國內商業銀行特別是四大國有商業銀行憑借其海外分支機構和多元化融資服務體系，在“一帶一路”融資中市場份額也較大，傳統世界多邊金融機構也會參與到其中。

高博德認為，“一帶一路”需要大量的投資，盡管絲路基金和亞投行都有自己的資金來源，但商業銀行可以為國家以及銀行合作夥伴尋找到另一類的資金渠道，比如像債券市場的融資，幫助政策銀行利用所有的，並通過金融手段幫助資金達到一定規模。

”面對投資中的風險，商業銀行還可以提供一系列的風險管理資產、產品，幫助運營項目防範外匯風險和貨幣風險。“他補充道。

目前，美國的TPP幾乎停滯，很多國家全球化消退，高博德認為，全球化的價值從貿易、資金流通、人們生活改善這些角度都是不容質疑的。

他強調，盡管目前世界上貿易保護主義擡頭，但是亞洲必須對這種趨勢說“不”，亞洲本身是體量很大的市場，對發展的需求、資本的需求也是巨大的，開放的市場、貿易和資本以及人力資源才是亞洲繁榮的關鍵所在。

此外，亞洲國家有些儲蓄很多的國家，比如中國、日本，但印度尼西亞、印度、巴基斯坦等國家需要大量的投資，卻沒有足夠的儲蓄，而亞洲的儲蓄在過去通常投資於美國，不是投向亞洲地區本身。

高博德認為，亞洲目前有點像二戰後的歐洲，也有巨大的基礎設施投資需求，也需要一個“馬歇爾計劃”，中國有巨大的資本和儲蓄量，可以在絲綢之路沿線以及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沿線承擔這樣的角色。

“一帶一路不只是中國的計劃，也不只是為了幫助中國獲得更大的影響力，它能為所有參與的國家和人民都帶來利益，讓人們的生活得到改善和發展，是貿易與思想的交流，是一個互聯互通的宏大計劃。” 他稱。

（實習生王天然對本文亦有貢獻）

商務部：中國企業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投資潛力巨大

據商務部網站消息，2017年1-4月，中國境內投資者共對“一帶一路”沿線的45個國家進行了非金融類直接投資，累計實現投資39.8億美元。中國企業在“一帶一路”沿線的61個國家新簽對外承包工程項目合同1862份，新簽合同額318.5億美元，同比增長2.3%；完成營業額189.5億美元，同比增長5.6%。

商務部合作司負責人指出，1-4月我國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投資合作呈現以下特點：

一是“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日益成為中國企業對外投資的熱土。1-4月，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投資占同期對外投資總額的15.1%，占比較去年同期增加6.9個百分點。

二是中國投資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作用和地位日趨重要。1-4月，中國投資超過1億美元的“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有12個，分別為新加坡、老撾、印度尼西亞、巴基斯坦、馬來西亞、柬埔寨、俄羅斯、阿聯酋、緬甸、伊朗、越南、斯里蘭卡。中國已成為老撾、柬埔寨、巴基斯坦、烏茲別克斯坦等國的最大外資來源國。

三是中國企業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投資潛力巨大。1-4月，中國企業對部分“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投資增幅較大。如對巴基斯坦、斯里蘭卡、老撾、柬埔寨直接投資分別同比增長1674.14%、809%、241.3%和162.74%。

四是“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成為中國企業承包工程的重要市場。1-4月，中國企業在“一帶一路”沿線的61個國家新簽合同額占同期中國對外承包工程新簽合同額的51.5%；完成營業額占同期總額的48.1%。已經占據半壁江山。

財政部副部長：要創新融資模式，帶動私營部門參與“一帶一路”

財政部副部長史耀斌5月17日在北京表示，“一帶一路”建設，根本還是要靠市場的力量，充分發揮市場在金融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和各類企業的主體作用。

史耀斌說，對政府來說，除提供政策對接、法制保障和信用支持外，還應積極做好引導服務工作，為各投資主體特別是私營部門參與創造條件和良好環境。

17日，財政部國際財經中心舉辦“深化夥伴關系，實現聯動發展”國際研討會，世界銀行、亞洲開發銀行等金融機構及私營部門就如何充分發揮多邊開發機構在“一帶一路”建設中的作用，深化政府部門、多邊開發機構、金融機構、機構投資者及私營部門間的夥伴關系，動員更多資源協同推動“互聯互通”建設等議題進行了討論。

史耀斌在研討會的開幕式上表示，全球經濟複蘇乏力，各方普遍認識到應尋找新的增長動力以實現包容增長，而包容增長需要聯動發展，聯動發展的關鍵在於基礎設施互聯互通。這既是全球和區域發展的迫切需要，也符合多邊開發機構的宗旨和政策，更是中國“一帶一路”倡議希望實現的重要目標。

“‘一帶一路’沿線直接涉及60多個國家，這些國家發展水平不一，經濟基礎較弱，資金缺口很大，單靠任何一個國家或主體遠不能滿足其發展需要。正如中國財政部肖捷部長前天所講的，融資瓶頸是實現互聯互通的突出挑戰。解決好融資問題，對於促進沿線國家經濟社會包容性發展，對於順利推進’一帶一路’建設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史耀斌說。

在剛剛結束的“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上，資金融通方面取得了多項務實成果。中國財政部與26國財政部共同核準了《“一帶一路”融資指導原則》;與世界銀行、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新開發銀行、亞洲開發銀行、歐洲投資銀行、歐洲複興開發銀行六方共同簽署了《關於加強在“一帶一路”倡議下相關區域合作的諒解備忘錄》。

史耀斌表示，這兩項重要成果將為今後各方深化融資合作打下良好基礎。此外，國內金融機構還與相關國家簽署了一系列項目融資、合作協議等。這些成果對打造“一帶一路”長期、穩定、可持續、風險可控的多元化融資體系，同樣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第一財經記者了解到，本次高峰論壇上財政部與六方共同簽署的諒解備忘錄，將在五大領域開展與“一帶一路”倡議相關的合作，包括：加強對基礎設施和互聯互通項目的支持，建立穩定、多元、可持續的發展融資機制以及改善營商環境，加強協調與能力建設，支持聯合國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可持續發展目標及氣候變化《巴黎協定》的落實等。

史耀斌建議，國家開發銀行、進出口銀行、中投公司、絲路基金等，一方面要積極參與重要領域的重點項目建設，發揮好示範效應和引領作用;另一方面要不斷創新融資模式，與多邊開發機構以及私營部門合作，推動平行融資、三方合作、多方合作等不同合作方式的落地，帶動私營部門和沿線國家的更多投資主體參與進來。

本次研討會在“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剛剛閉幕後召開，將有力推動落實峰會相關成果，促進資金融通長效機制的形成。多位與會代表表示，融資瓶頸是實現互聯互通的突出挑戰，面對巨大的融資需求，各國政府部門、多邊開發機構、金融機構、私營部門以及機構投資者等各方需加強協作，創新投融資方式，發揮好政府和市場兩種力量，帶動更多資源參與到“一帶一路”建設中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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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訪倫敦金融城亞洲事務大使：金融城躍躍欲試 為“一帶一路”融資和提供保險

盡管被英國脫歐談判所帶來的不確定性所籠罩，但倫敦目前仍是全球頭號金融中心，關鍵是，其金融市場和服務所輻射的歐洲、中東以及非洲多國，同“一帶一路”沿線區域高度吻合。

“倫敦在融資方面的能力在全球來說都是首屈一指的：保險公司、養老金公司、主權財富基金等企業在倫敦市場上常年致力於尋找長期項目，其數量也是無與倫比的，而且上述企業都可以通過債券等方式對一帶一路項目進行融資。”倫敦金融城亞洲事務大使馬雪莉(Sherry Madera)日前接受第一財經記者專訪時表示，對於倫敦金融城而言，一個重要的優先工作就是為“一帶一路”提供融資，不僅倫敦金融城作為一個公共政府機構認為這是一個好主意，金融城中各機構利益相關者也非常有興趣參與。

馬雪莉還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支持“一帶一路”綠色金融可持續發展融資也是倫敦金融城的關鍵工作之一，為此她希望繼續加深倫敦市場有關“一帶一路”倡議的思考，以及商討如何參與其中進行融資。

為“一帶一路”項目境外市場融資

據市場估計，“一帶一路”相關國家基建投資總規模可能達到6萬億美元。亞洲開發銀行報告則顯示，到2030年，亞洲基建投資需求高達26萬億美元。

在建設“一帶一路”項目過程中，中資企業拓寬直接融資渠道，在境外市場籌集資金已經成為趨勢。譬如，2016年以來，積極參與“一帶一路”建設的中國鐵建和中國中車兩家公司在境外合計融資達11億美元。

馬雪莉也認為，“一帶一路”沿線項目“不僅需要公共資金支持，也需要私人資金的支持才能實現成功”。

當前中英關系良好，被認為是兩國的“黃金時代”，去年9月，英國首相特蕾莎·梅訪華時還重申“黃金時代”可以持續下去的願望。馬雪莉表示，從倫敦金融城的角度看，為“一帶一路”沿線項目融資是繼續構建這種關系的良好例證，不僅是金融城這樣的公共政府機構認為這是個好主意，金融城的各利益相關者也非常有興趣參與，包括來到倫敦金融城的投資者，也包括倫敦市場上像渣打銀行、匯豐銀行這樣的市場力量，都希望致力於把“一帶一路”倡議落實到具體項目上。

馬雪莉認為，在“一帶一路”的融資需求和倫敦投資者之間，存在真正契合點。

雖然面臨英國脫歐陰霾，但國際上主要的大型跨國金融機構，仍把倫敦作為其歐洲、中東、非洲等地區的區域總部，依托這樣的總部可以實現盡可能廣泛的人才輻射，從而對這些地區的業務進行條線化管理。

以渣打銀行為例，其辦公室遍布中東和非洲等地，與“一帶一路”相關國家高度重合，馬雪莉指出，他們也認為可以把對“一帶一路”相關國家的知識同建設中的財務需求結合起來。

不過，金融機構的具體參與方式還有待商榷，比如，究竟是采取直接融資的方式，還是結構性貸款，或是建立可投資的債券或結構性產品，並隨後尋找投資者等，這有待於“一帶一路”項目參與者的回答。

剛剛結束的“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獲得了一系列成果，比如，中國將於2019年舉辦第二屆高峰論壇，各方共形成了270多項有代表性的成果，同中國簽署“一帶一路”相關協議的國家及國際組織總數達到68個。

馬雪莉希望峰會的成果能讓全球更好地理解“一帶一路”的內涵，和參會者密切合作，確定需要的融資方式。

可以確定的一點是，支持“一帶一路”中綠色可持續發展融資是倫敦金融城的要務之一，馬雪莉透露，倫敦金融城與由中國人民銀行領導的中國金融學會綠色金融專業委員會正在共同努力制定“一帶一路”綠色投資原則，希望能在今年9月完成。

此前，中英兩國央行共同發起成立二十國集團(G20)綠色金融研究小組，鼓勵商業部門加強綠色金融創新和境內外綠色債券市場互聯互通。中國銀行則在倫敦證券交易所發行了首只中國綠色資產擔保債券。

保險業紮進“一帶一路”市場

除了融資，倫敦的保險業企業面對“一帶一路”所帶來的巨大商機也躍躍欲試。

此前瑞再企商保險有限公司發布研究報告稱，“一帶一路”計劃帶來大量基建項目和貿易自由化，也將促進國內外商業保險費的增長。預計2015年~2030年間，“一帶一路”將有望推升中國商業保險保費收入增長230億美元。

“我認為在這方面倫敦保險市場已經準備好發力紮進這個市場了。”馬雪莉對記者表示，英國保險業協會認為中國和亞洲地區是他們最有興趣的區域之一。

“我們認為保險和保險產品將發揮關鍵作用：在考慮融資時，人們會思考地緣政治風險和施工風險，所有這些風險都需要定價，而倫敦在保險業方面一直是領先者。”馬雪莉表示，看“一帶一路”國家時，可以發現各國的風險差異較大。“平時我們說一些事情‘不安全’，用財務角度講，就是存在高風險。然而這並不意味著就不可投保，只是價格需要適合金融市場所承擔的風險。”

例如，如果要建立一個全新的電廠或港口這樣的綠地投資項目，就存在著建設風險、時間風險以及現金流風險。馬雪莉解釋，在這種情況下，充分考慮了地緣政治風險以後，尋求具有較短期限的銀行業務會更好，然而在第二階段開始運作時，有可能出現地緣政治風險，環境風險和操作風險等，此時需要創建一種在數十年內能長期使用的保險產品，在這些方面，倫敦市場非常成熟。

專訪希臘經濟發展部副部長：抵禦貿易保護主義更需要“一帶一路”

希臘經濟發展部副部長斯特依奧斯·比齊奧拉斯(Stergios Pitsiorlas)曾經是希臘共和國資產發展基金會掌門人，在其任期內一手促成了中國遠洋海運集團(下稱“中遠海運”)收購希臘最大的集裝箱碼頭比雷埃夫斯港(下稱“比港”)的項目。

“當時確實有很多困難，這是比較自然的，因為在希臘的歷史上，這是第一次把整個港口出讓給外資，所以經歷了很多輪談判，並有一些反對意見，但最後我們整個程序是比較圓滿的。”回憶起那段往事時，比齊奧拉斯顯得很平靜，但說起比港今後的發展時，比齊奧拉斯一下興奮了起來，他告訴第一財經記者：“你知道嗎?國際上預測比港有望在2018年位列全球前30大集裝箱港口。”

比齊奧拉斯此次陪同希臘總理齊普拉斯出席在北京舉辦的“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齊普拉斯總理12個月之內兩次到訪中國，說明我們非常重視‘一帶一路’倡議。”比齊奧拉斯在接受第一財經記者專訪時表示，“希臘相信國際合作，且不同意那些倒退的觀點——那種貿易保護主義和閉關自守的觀點，當今世界是一個地球村，我們應當好好相處，調節各方關系。”

比齊奧拉斯向記者強調，針對有些國家所提出的在歐盟設立泛歐層面的外資收購審查機制一事，希臘的觀點是不應該采用審查和限制，“重要的是要尊重規矩。”

比港項目令整個區域受益

2016年8月，中遠海運與希臘方面完成了比港67%股權的交割，中遠海運(香港)成為比港港務局的最大股東，這也是中國企業首次在海外接管整個港口，而在比齊奧拉斯看來，這也是希臘首次把整個港口都出讓給外資海運管理，可以說，對雙方來說，這都是第一次。

此前，中遠海運於2008年和希臘方面簽署為期35年的特許經營權協議，並據此於2010年10月1日正式接管比港二、三號集裝箱碼頭。

盡管受到國際金融危機和希臘債務危機的不利影響，幾年來比港的裝卸量仍成倍增長。2015年，比港集裝箱吞吐量從2010年的88萬標準箱增至336萬標準箱，全球排名從第93位大幅提升至第39位。

而中遠海運在接管比港港務局後則表示，將在未來5至7年內投資約2.9億歐元用於擴建郵輪碼頭、改善修船碼頭、新建滾裝船碼頭多層存車庫等項目，並承諾將在比港建設30萬噸級船塢，提升配套硬件設施，擴大修船規模，積極開拓修理海工裝備並改造滾裝船碼頭。

比齊奧拉斯正是當時在上述交易文件中代表希臘方面簽字的人。回看去年8月至今的比港運作，比齊奧拉斯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目前我們同中遠海運的合作進行得非常良好，比港在不斷提高自己的水平，預計比港在2018年將能處理約500萬標準箱的貨物，這意味著比港有望在2018年位列全球前30大集裝箱港口。”

這樣的預期並非不切實際，比港地處海運戰略要地——貨船從黑海進入後，還可以順道進入亞得里亞海，經過西地中海，再進入西北歐，非常適合作為各港口的中轉港。

“在此背景下，比港將變成聯系東方和西方的重要一站，該項目的合作不僅拓寬了中希之間的廣泛合作，令中國受益，希臘受益，還令整個區域都受益，帶來的是和平共贏的局面。”比齊奧拉斯認為比港項目在希臘和中國之間建立了非常深的信任和友好關系，而朋友之間更可以坦誠相見。

“比雷埃夫斯市市長此次也來華參加‘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這就是我們良好合作的證明。”比齊奧拉斯表示。

反對貿易保護主義

5月14日，齊普拉斯在“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開幕式上表達了希臘將在“一帶一路”框架下與中國加強合作的強烈意願。

齊普拉斯表示，希方很高興能參與“一帶一路”建設，認為“一帶一路”倡議富有遠見，意義重大，有助於亞歐大陸經貿、能源、運輸、網絡的互聯互通，希方願意推動中國-中東歐國家和中歐合作。

“需要提醒的是，從最近的法國總統大選也可以看到，歐洲大部分人還是反對倒退觀點的，這也是一個給全世界帶來希望的信息。”比齊奧拉斯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我們希望中國的理念能持續在國際上不斷擴大，希臘的觀點是，誰也不能壟斷世界經濟：任何人不能只讓自己掙錢、別人賠錢，各國必須找到一個合作共贏的方式，希臘不相信那些閉關鎖國的貿易保護主義觀點。

比齊奧拉斯表示，在“一帶一路”框架下，中希可以合作的領域非常廣泛：能源、通信、礦產開發、旅遊、文化、農產品和食品方面都存在合作機會，同時希臘政府對創新領域也非常重視。

參加“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之前，齊普拉斯在5月12日抵達中國後就前往中國國家電網公司與董事長舒印彪舉行會談。此前，國家電網中標希臘獨立輸電運營公司私有化項目。

齊普拉斯在會見中表示，希望國家電網能支持希臘獨立輸電運營公司發展和歐亞聯網工程建設，開展有關合作。同時希臘政府將加快該股權投資項目的審批，爭取盡快交割，還將全力支持國家電網參與希臘島嶼間聯網、歐亞聯網的相關項目，以及加強兩國在清潔能源發展方面的產能合作。

資料顯示，近年來中國和希臘兩國貿易取得了較快發展，2016年中希雙邊貿易額44.8億美元，同比增長13.5%。

不過，近日有消息傳出，德法意等國呼籲歐盟委員會授予其在收購案件中更多否決權，以抵禦外國對歐盟敏感高科技企業的不對等收購，並設立泛歐的外資收購審查機制。

對此，比齊奧拉斯對第一財經記者強調：“希臘是希望中國去投資的，從經濟角度講，我們的觀點是，審查和限制是不應該的。我認為重要的是要尊重規矩。”

結束債務談判 希臘經濟複蘇

目前，希臘一系列經濟數據小幅向好，根據希臘國家統計局5月發布的最新數據，希臘2月份失業率從1月份的23.3%小幅下滑至23.2%(2013年失業率峰值達27.9%)，但仍是歐元區平均水平的兩倍以上，其中正式失業人數達110萬人，15至24歲的青年失業率最高，達47.9%。預計2017年失業率將降至22.6%，而經濟增長率為2.7%，但歐盟委員會隨後將增速預計下調至2.1%。

“值得一提的是，在2016年，我們經濟上所取得的成績是近十年所沒有的。而在未來的幾年中，希臘的經濟也將步入經濟發展的正常軌道。”比齊奧拉斯表示，當下希臘迎來良好的投資機會：不僅中遠海運對比港進行投資，由德國股權投資基金牽頭的財團也剛獲得希臘第二大港口薩洛尼卡港務局67%的股權。這些具體的投資案例都證明希臘正在擺脫危機。

“希臘5月將完成和歐盟以及其他國際債權人的談判。”比齊奧拉斯表示，他所指的是國際債權人與希臘政府關於能源、勞工改革、養老金削減和增稅等問題所達成的關於第二輪債務評估的初步協議。

“如此希臘就擺脫了脫離歐元區的危險性。”比齊奧拉斯表示，該談判結果將達成全面協議，為希臘擺脫經濟危機打開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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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訪新西蘭科技與創新部長：“一帶一路”釋放開放信號 新中自貿雄心有望升級

結束了“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的議程，新西蘭科技與創新部長保羅•高德史密斯（Hon Paul Goldsmith）的中國行並未結束。除了北京之外，本周他還到訪了杭州和上海，與相關大學科研機構組織會談，加強兩國在科技研發方面的合作。

在其它城市的旅行啟程之前，高德史密斯在北京接受了小範圍的媒體采訪，其中重點回答了第一財經記者關於對“一帶一路”倡議的預期及展望、在科技及創新方面的未來合作，以及中國—新西蘭自貿協定升級的等問題。

在訪問中，高德史密斯顯得從容而謙遜，他對記者說起，周日（高峰論壇首日）上午剛抵達北京，傾聽了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開幕式上的主旨演講，以及其它場合發表的講話和各項意見，非常關註在“一帶一路”倡議下，關於創新的相關內容，在歡迎晚宴上，他坐在國務院副總理劉延東的旁邊，談到了兩國在開展相關合作方面的議題，還多次對記者談及新西蘭作為一個依賴國際貿易的國家，願意積極參與“一帶一路”倡議。

新西蘭一直是發達國家中發展與中國關系的先行者：不僅是首個承認中國完全市場經濟地位的西方發達國家，也是與中國簽署自由貿易協定的第一個西方發達國家。在以創始成員國身份加入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後，又成為西方發達國家中加入“一帶一路”倡議的先行者。

中國國務院總理李克強3月曾訪問新西蘭。訪問期間，中新雙方簽署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新西蘭政府關於加強“一帶一路”倡議合作的安排備忘錄》（下稱《備忘錄》）。《備忘錄》要求，雙方將在本安排備忘錄生效後的18個月內盡快形成具體的雙邊合作規劃。

第一財經：作為新西蘭的代表參與“一帶一路”論壇，“科技與創新”是否是你們最關註的重點？具體希望與中國政府或企業有哪些合作？此行是否達到預期？回到新西蘭，會如何實現這些目標？

高德史密斯：”一帶一路“倡議涵蓋的範圍非常廣泛。我的理解是，這是基於中國歷史上的“絲綢之路”，並擴大相關合作的範圍，來形成一個涵蓋範圍更廣的倡議，創新也是整個內容的一部分，從新西蘭的角度，我們希望能夠積極地參加到“一帶一路”的相關討論當中。

至於我們如何在科技和創新方面來進一步開發“一帶一路”框架下的雙邊合作，今年3月，中新雙方簽署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新西蘭政府關於加強“一帶一路”倡議合作的安排備忘錄》。《備忘錄》要求，在未來18個月內制定工作方案，闡明在“一帶一路”框架下，哪些領域可以得到發展。目前，早期工作還在籌備之中。

我明天（16日）將和中國科技部萬鋼部長雙邊會談，對相關合作做進行進一步探討。我認為，尤其是在新西蘭的高科技領域，比如工程、科技、創新上都會有合作契機，中國的博士研究生和科研人員都可以充分利用“一帶一路”開展科技相關領域的研究。新西蘭的衛生研究委員會和中國的國家科學技術委員會也簽署了合作安排，在未來也能夠在相關領域深化相關合作。

第一財經：本次論壇，你有沒有見到美國代表？從美國方面獲得了什麽信息？不論是否見到他們，他們的的出現是否會影響你們對於“一帶一路”倡議前景的判斷？

高德史密斯：我沒有見到美國代表，美國（做什麽決策）是他們自己的事情。

第一財經：中國新西蘭自貿協定升級談判正在進行，本次“一帶一路”論壇是否能夠提供談判升級的契機？目前最核心的焦點在哪里？新西蘭既參加了跨太平洋夥伴關系協定（TPP）又加入了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系（RCEP），目前如何看待這兩個談判的前景和進展狀況？本次論壇是否能夠促成這些相關話題的達成？

高德史密斯：歷史上我們一直敢為人先，新西蘭在2008年成為第一個與中國簽署雙邊自貿協定的發達國家，自那以後，兩國雙邊貿易取得了長足發展。從當年80億新元的貿易額增長到去年的230億新元（約合1000億元人民幣)的規模。合作也體現在人文交往中，很多中國遊客選擇到新西蘭旅遊。

習主席此前在達沃斯論壇上的演講和這次在高峰論壇上的主旨演講所發出的信號是對自由貿易、開放市場和全球化的支持。這是來自一個全球主要經濟體的重要信號，也是新西蘭一直秉持的理念。新西蘭作為一個小國，非常依賴於開放的市場，致力於不斷消除貿易壁壘。對我們來說，在論壇中，哪怕是非常小的細節，比如制定共同標準、海關通關程序和規則，都非常有益於新西蘭的企業，也有助於其他國家的企業。

新西蘭希望將這些明確信號轉化為對雙邊自貿協定的升級。這樣有利於更多的中國人購買到新西蘭的產品，比如乳制品，蜂蜜，或是獲得教育等服務。同時，也能讓更多的新西蘭人享受到來自中國的產品。 

新西蘭一直尋求貿易市場多元化。在早期貿易中，我們僅依賴英國這個出口市場，經過多年的經驗和教訓，在過去的40~50年里，我們更多地拓展與多國的合作，擴大貿易市場，也擴大與多個國家間的人文交流。所以，未來十年，新中之間將會有更多的合作機會。

第一財經：您在講話中提到，新西蘭一直以來致力於推動貿易、投資和人員流動便利化，以及基於規則的開放系統。此次“一帶一路”論壇能否促進相關貿易投資共識的達成？

高德史密斯：這也包含在我之前提及的《備忘錄》中，雙方將在接下來的18個月內將其細化為具體方案，並設定一個路線圖，規劃參與的方式。目前（各個議題）都處於早期的商討階段，具體細節會在未來不斷呈現。

本周我關註科技創新和教育領域的合作，我在新西蘭政府和內閣的其它同事，比如貿易部長麥克萊（Todd McLay）也會在貿易和基礎設施投資方面參與到“一帶一路”相關合作當中。 

新西蘭有很多具有高技能的咨詢公司，他們也應該有機會和專業經驗參與到“一帶一路”項下關於基礎設施建設方面的工作。我認為，此次“一帶一路”高峰論壇參加國之多，正體現了世界上很多國家都對此倡議非常感興趣，並且非常希望更多地去了解“一帶一路”倡議，尋找發展合作的機會。

正如習近平主席在開幕式主旨演講中表示的“千里之行，始於足下”。“一帶一路”倡議是個循序漸進的過程，目前我們看到是中國領導人提出的一個偉大而長期願景的早期工作，我們不能期待立竿見影取得成果。新西蘭願意積極參與其中，在起始工作階段就成為其中的一部分。

我這次希望發出一個信號：即新西蘭非常關註“一帶一路”倡議取得的成果，我們關註貿易，比如取消貿易壁壘，希望能夠在與中國自由貿易協定中進一步實現貿易便利化，尤其是貨物貿易。

大數據解讀“一帶一路”中的貿易再平衡

過去三年里，上海社會科學院院長王戰和上海社科院的專家們走訪了16個“一帶一路”相關國家。

“我們在考察中，甚至走了很多其他學者沒到過的地方，比如伊朗的恰巴哈爾港，他們說我們是中國來的第一個專家組。其實他們和蘇州工業園區是同年成立的，他們也叫自貿區，但是企業只有三四百家。我們也去了菲律賓達沃市，也去了俄羅斯海參崴。”王戰告訴第一財經記者。

“在接待外國代表團時他們經常問，你們的意圖、動機是什麽?這樣做有什麽好處?我向他們總結一句話：其實中國改革開放30多年里，我們自己已經搞了‘一帶一路’，一條沿海經濟帶，一條沿江經濟帶。沿海經濟帶延伸開來就是海上絲綢之路，沿江經濟帶往西延伸就是絲綢之路經濟帶。這麽解釋，他們一聽就明白了。”王戰告訴第一財經記者，“所以說，我們能做的，就是把好的經驗分享給相關國家，因為各地不一樣，有的地方建自由港，有的是自貿區，有的是工業園區，還有出口加工區，甚至還有高新園區，而這些中國都有，所以我們可以拿這些案例和他們分享，來推動‘一帶一路’建設。”

實現貿易再平衡

5月17日，上海社會科學院在“一帶一路”研究成果報告會上，發布了《“一帶一路”投資貿易發展報告(中英文)》和《“一帶一路”中外合作園區發展報告》。

其中，《“一帶一路”投資貿易發展報告》關註了中國與“一帶一路”相關國家的貿易、投資、自貿協定、雙邊投資協定，以及中國在“一帶一路”相關國家的境外經貿合作區建設。

報告基於對全球化條件下貿易流向和流量的研究提出，全球貿易主要發生在歐盟、美國和中國三大經濟體，以市場和完成產品工序作為貨物貿易發生的主要原因，圍繞三大經濟體市場和產品工序，形成了區域價值鏈體系，而在區域價值鏈體系下，其他國家(地區)根據各自的資源和要素稟賦，為區域價值鏈體系提供資源或者承擔部分產品工序。

2016年貿易增長為金融危機以來最低：圖左 貿易增長率 （%）；圖右：貿易指數 藍色為貨物貿易，紅色為服務貿易

報告顯示，2016年，三大經濟體的進出口貿易金額占全球進出口貿易總額的56%，其中美國出現逆差的主要原因是全球化二次松綁後發達經濟體將勞動密集為主的工序配置到中國，形成了全球供應鏈貿易，由跨國公司控制著貿易分配權，決定了貿易的流向和流量，東亞市場和東南亞市場成為發達經濟體的生產和市場消費地。貿易流向主要依據三大經濟體或區域價值鏈的分工體系，而貿易流量主要取決於這些經濟體的資源和制造能力。

“我們對經濟全球化的研究發現，全球貿易占GDP比重到2008年已經達到了峰值60%，現在不斷往下走，意味著這一輪經濟全球化的推動力已經不夠了。”上海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研究所國際貿易室主任沈玉良認為，某種程度講，對一些全球價值鏈的淺度參與國來說，“一帶一路”倡議將改變這樣的格局，而且這種變化是必然的，尤其是像華為這樣早有“一帶一路”布局的企業已經在局部區域里引領著供應鏈的形成。

沈玉良進一步解釋：“任何國家都追求價值鏈向上移，以脫離中等收入陷阱，這就需要對應的貿易便利化協定，對於低端的貿易，規則很簡單，而對於中高端的貿易來說，就涉及到供應鏈體系，需要有相對複雜的制度設計。”

沈玉良認為，如果說上一輪經濟全球化造成了區域的不平衡，那麽“一帶一路”倡議則能覆蓋上一輪經濟全球化沒有涉及到的區域和領域，實現貿易的再平衡。

通過自貿協議擴大市場

在投資方面，報告顯示，從存量來看，重點觀察的“一帶一路”相關65個國家累計吸引FDI規模從1990年的1247億美元上升到2015年的4.29萬億美元，占全球FDI存量比重從5.68%上升到17.18%;流量上看，從1990年的165億美元上升到2015年的2904億美元，占全球比重為16.5%。

中國企業對“一帶一路”相關國家的投資上，截至2015年底累計FDI存量為1156.8億美元。從累積投資來看，中國企業對“一帶一路”相關國家的投資存量主要集中在東盟以及俄羅斯、哈薩克斯坦、阿聯酋等資源豐富國家，而投資存量最多的為新加坡，占總FDI存量的1/4以上，主要是以新加坡為平臺進行再投資。對俄羅斯則是以資源為主的投資，對東盟地區的投資領域則分布較廣，包括服務業、制造業、電力、批發零售、采礦業、建築業等。

另外，同日發布的《“一帶一路”中外合作園區發展報告》顯示，截至2016年底，中國企業在36個國家在建合作區77個，累計投入241.9億美元，入區企業1522家，總產值702.8億美。其中，中國企業在20個“一帶一路”相關國家在建的合作區有56個，數量上在2014年以後明顯增加，因此目前基本上處於項目的建設初期。

對於企業通過進入“一帶一路”相關國家合作園區的機遇，沈玉良認為：“進入一個國家的投資，要先了解這個國家相關的投資和自貿協定。比如我們發現，在羅勇工業園區投資的企業，他們又把東盟十國作為主要市場，這樣就能擴大市場的容量。”

“一帶一路”大數據

關於“一帶一路”的相關研究成果，上海社科院還在5月14日的“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平行主題會議上，正式開通了由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和上海社會科學院合作共建的“一帶一路”大數據庫——“絲路信息網”。

上海社會科學院副院長王振介紹，絲路信息網涵蓋“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和眾多城市，分為更新相關要聞和進展的動態數據庫和關註國家及城市資料、經濟運行情況、統計數據、投資項目、中國國策、專題研究、產業地理信息和文獻數據的專題數據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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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企布局“一帶一路”漸入佳境伊朗緬甸等成亮點

從首個“中國品牌日”的設立，到“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的成功舉辦，自主汽車的發展可以說得到越來越多的關註。

在上個月工信部發布的《汽車產業中長期發展規劃》中，專門提到了汽車行業是國家的支柱產業，明確了到2020年實現自主品牌“向發達國家市場批量出口”的目標。

記者從乘聯會了解到，今年4月份，出口整車6.8萬輛，同比增長26.3%；1月份—4月份，出口總數為24.5萬輛，同比增長29%。從去年8月份至今，已連續9個月份同比保持增長。

有業內人士用“利好消息”來形容“一帶一路”對於中國車企的作用。乘聯會秘書長崔東樹在接受采訪時表示，“一帶一路”對中國汽車行業來說，應該是一個重大的機遇和挑戰。他表示，在走出去的過程中，不僅是短時期內單純的賣出更多汽車，而是完成產品、技術、人才與資本共同輸出的產業戰略布局。

據記者統計，目前已經有中國一汽、東風汽車、比亞迪、長城汽車以及吉利、長安、奇瑞等十余家自主車企業進行了海外發展戰略性布局，不僅局限於“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與地區，在全球範圍內都做出了規劃。

東風汽車負責人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表示，各企業要實現抱團“聯合出海”，形成“一帶一路”輻射效應。品牌形象從原先消費者印象中的低價、低端的品牌轉變為高端、向上的潛力股。

眾車企走出國門

記者查閱各車企的發展規劃發現，其實早在“一帶一路”構想提出前，就已有十多家車企對海外市場做出了規劃和布局。

其中，東風汽車公司近年來的海外業務轉型便取得了重大突破，根據數據顯示，2016年東風自主乘用車海外出口數目達到2.11萬輛，同比增長1倍。在越南，東風柳州汽車有限公司商用車輛的營銷網點就有近30家。

廣汽傳祺也已完成中東、東南亞、東歐、非洲、美洲等五大板塊14個國家的落子布局，初步構建了廣汽傳祺的全球銷售網絡和服務體系。廣汽乘用車總經理郁俊曾表示，廣汽傳祺要力爭在2019年進入北美市場。

無獨有偶，長城汽車董事長魏建軍也在今年的上海車展上提及了海外發展戰略，並在 “一帶一路”沿線多個國家合作建立了組裝廠。

頂著國內車企出口第一名號的奇瑞，也維持了較好的出口增速。根據數據顯示，4月份，奇瑞集團海外市場銷量達10030輛，同比激增58.2%，環比增長11.1%。

吉利汽車則在白俄羅斯、俄羅斯、印度尼西亞等國設組裝廠，覆蓋中亞、東南亞、西非等地區的市場。

打鐵還需自身硬

從自主品牌近年來“走出去”的戰略來看，雖然擴張速度快且頗具規模，但仍存在一些問題和挑戰。

首先，從出口增速上來看，前幾年呈現出增速下滑的趨勢。根據數據顯示，2012年我國的汽車出口量還實現了突破百萬輛的好成績，然而從2013年開始出現了負增長局面，到2015年降到73萬輛，直到2016年情況才有所改善。根據2017年前4個月的出口數據來看，總數維持在24.5萬輛，同比增長29%。

對此，有汽車分析師認為，出口市場的環境形勢變化，以及我國自主品牌汽車技術上的限制，是導致汽車出口下滑的主要原因。他表示，全球市場的低迷、傳統汽車強國的入市以及貿易壁壘的存在確實是一方面因素，但自主品牌在核心技術、關鍵零部件等方面的差距，包括自主研發能力不足，創新能力弱等問題也影響著自主品牌拓展海外市場的進程。

而對於近期我國汽車出口形勢的有所好轉，該人士表示，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歸因於我國3年多來大力推進的“一帶一路”建設，汽車出口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和地區實現了增長。同時他提到，自主品牌也下了“狠功夫”來實現自我轉型贏取市場。

其次，從出口國家來看，2017年我國汽車出口的主要對象是伊朗、智利、美國、秘魯等。增量最突出的是伊朗、美國、智利、墨西哥和緬甸，俄羅斯、越南等目標市場也呈現出恢複性增長態勢。此外，根據商務部近期發布的統計數據顯示，一季度中國對“一帶一路”國家出口同比增長26.2%，勢頭良好。

從出口單價來看，2013年整車出口的均價還相對較低，只有1.24萬美元，但隨著自主品牌不斷突破價格天花板，2015年的出口均價就達到了1.56萬美元。

對此，崔東樹表示，“一帶一路”的建設，不僅有助於在國內市場實現東西部更加均衡的發展，而且“一帶一路”倡議中所涵蓋的國家絕大部分屬於經濟發展的上升期，汽車市場具有足夠的潛力可以開發。

有車企高管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表示，“一帶一路”固然稱得上是自主車企的“利好消息”，但真正能“走出去”的關鍵還在於產品本身。他表示，必須承認自主品牌與世界一流品牌的差距，通過“一帶一路”這樣一個平臺，穩紮穩打，提升本土化制造和銷售經營的能力，提升配置全球資源的能力，從而促進國際化經營的轉型升級。

對外經貿大學副校長趙忠秀：“一帶一路”倡議不是對外援助，是全球化新階段的載體

隨著“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的落幕，中國同40多個國家和國際組織簽署了合作協議，同30多個國家開展機制化產能合作。真金白銀的投入則顯示在中國將加大對“一帶一路”建設的資金支持：向絲路基金新增資金1000億元人民幣，鼓勵金融機構開展人民幣海外基金業務，規模預計約3000億元人民幣。

面對這個機遇，包括瑞士、英國等在內的多國老牌金融及保險機構都表現出了極大興趣，並力求參與到未來的計劃中來。

那麽，如何看待這些倡議和協議的未來影響，又如何總結“一帶一路”倡議從提出到不斷發展的內涵，並展望未來的商機和風險？第一財經記者專訪了對外經貿大學副校長趙忠秀。

趙忠秀向記者回顧了參與“一帶一路”倡議的相關議題中遭遇的諸多誤解和反思。隨著時局的進展，他認為，通過“一帶一路”倡議，是實現人民幣國際化的最好的實現方式，這樣使得人民幣從單純的貿易結算貨幣，變成現在的投融資貨幣。

第一財經：隨著“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的結束，未來相關項目的實施，是否能真正推進人民幣國際化？

趙忠秀： 經過幾天的會議，“一帶一路”匯集了更多的共識，形成了國際性的平臺；中國提供了許多具體的資金支持，會引導更多的社會資金投入，更要關註下一代科技對“一帶一路”的支持及促進作用，構建新的國際發展模式。

通過“一帶一路”是實現人民幣國際化的最好方式，這樣使得人民幣從單純的貿易結算貨幣，變成現在的投融資貨幣。

從某種意義上講，我們可以通過增發貨幣的方式，降低“一帶一路”的成本。現在國內增發的貨幣都跑去房地產了，核心是因為國內權益的東西太少，導致資產價格暴漲。而這些增發的貨幣，若能夠到過去認為有風險的投資窪地，將人民幣這個水引流到這些地方，去建橋建路，形成權益，就能實實在在促進當地經濟發展。

也是發展到今天，才發現這是一個有效的途徑。2013年提出“一帶一路”倡議時，中國外匯儲備一直在增加，甚至覺得是個負擔。當時學界普遍認為，與其買美債，不如去海外投資實體經濟，做點實在的項目。

2014年6月中國的外儲達到頂峰，而自2014年下半年起，我國外匯儲備規模開始下降。2015年，我國外匯儲備減少了5126.56億美元。2016年下半年以來，我國外匯儲備連續數月下降，2017年2月，我國外匯儲備才結束了長達7個月的連續下降。

“一帶一路”的項目實際包含兩部分：通過合資方式，取得的是長期權益，由於是基礎設施，收益很低。比如坦贊鐵路，產生了間接效應，當地市場活躍了，經濟發展了，收入提高了，對中國產品的需求擴大；通過合作貿易，中國也會增加這些地方的進口，隨著中國擴展市場範圍，也會有更多的支付能力，去購買這些國家的產品，這些也都是市場條件改變帶來的。

第一財經： 您個人在參與“一帶一路”相關議題時，有什麽直觀的感受?

趙忠秀：我們在“一帶一路”國際高峰合作論壇期間，接待了埃塞爾比亞總理，格魯吉亞副總理，還參與了中瑞合作中的教育簽約。我們要和聖加侖大學，要成立一個研究中心，主要跟蹤自貿協定（FTA）的研究。

從我本人近期自身的經歷來看，發現需要消除一個誤解，即這並不是“中國來支援了”。這是合作項目，並非援助項目。

我最近走訪的一些海灣國家，他們都提高了對“一帶一路”的關註度。一個很樸素的普遍想法，就是中國帶人帶錢來幫助自己發展，但實際上，他們並沒有理解，這其實是共同發展。

另外，現在還需要防止“一帶一路”成了一個框，什麽都往里裝，需要冷靜對待，不要泛化。從中國開放經濟格局角度說，首先帶路要清楚。

在不同的階段需要把握不同的重點。例如說，起步階段，需要發展基礎設施，基本的互聯互通是項目重點。有了這個基礎，再進行產能合作。這是世界經濟發展的規律。中國過去30年發展，也是不斷接受外來產能轉移，再逐步提升自身產業競爭力的過程。“一帶一路”倡議起初應該是開發性金融，隨著市場化深化，擴大金融創新的範圍，到最後達到企業直接融資。

在實施過程中，需要評估這些項目是否為好項目，即環境友好、承擔社會責任，中國過去的一些經驗教訓，都要吸取。

第一財經：“一帶一路”高峰合作論壇期間，形成了包括貿易倡議在內的多個共識性文件，也在投融資方面有了更多進展，你怎麽看待未來這些領域相關政策的落地狀況？

趙忠秀：貿易暢通方面，中國引導的，只是一個經貿合作方向性的倡議，應該是開放並且不太具有約束力的倡議。

金融方面，項目實施的過程中，應該是動員共同出資，而不是中國單方出資。中國是希望激活發展的資金，提高市場籌集資金的效率。企業可以選擇是由中國的對應機構（進出口銀行和國開行等），還是從國際上找長期項目資金，這就需要有一系列配套措施，包括在保險、債券市場做項目融資，這是在國際間很成熟的機制。中國的“一帶一路”要解決過去單靠私人的微觀企業做不了的大手筆項目，需要國家信用在後面背書。

當然，如果真要形成“一帶一路”合作深化和市場化加深，未來，舞臺上的表演者不能是政府本身，也不是政府搭臺的幾個大項目。

亞投行已經批了20多個項目了，包括能源、交通、綜合項目，目前還是在點上，還處於早期發展階段。“一帶一路”先是雙邊談，政府合作，項目換文，確定優先項目，再考慮下一步融資模式。比如是通過發展援助，金融機構，還是共同形成項目公司在國際市場上尋找資金。常規的需要有主權擔保，但有的國家沒有主權擔保，就加大了中國的金融風險。“一帶一路”有特殊政治背書情況下，如何區別開商務風險和政治風險，即便有政治互信，商業風險依然存在，這里面還是要用市場的原則。

 “一帶一路”是全球化新階段的載體，是靠務實的貿易投資推進，讓全世界更緊密聯系，尤其激發那些欠發展區域領域更多進入全球經濟發展之中。早期的美國主導的“全球化”，是跨國公司的全球產業重新布局推動，再加上背後的金融支持，是“華爾街”模式。中國一方面有國家推動，另一方面，也要能讓民間企業參與其中。

工業革命以來，西方主導、攫取了大部分價值。而習近平主席在達沃斯的講話也帶來了新的方向：創新引領的思維增長模式、互利共贏的合作模式、改革國際治理模式，讓大家平等參與；發展的可持續包容模式，通過發展解決不平等、社會參與，及公平的問題。

第一財經：現階段，是否國企更容易抓住相應的商機？

趙忠秀：是，國企在參與大項目上有天然優勢，資金和擔保。基礎設施項目方面，應該有優勢，私營企業一般不具備，國家在項目清單上，央企和國企一定排在優先位置，中小企業要在市場上發現機會。

政治互信的大項目，過去是由私營企業和公司主導，項目有限。現在，政府主導的事情是國家公司。比如，國際能源公司和國家能源公司是不同的。跨國公司會隨時盯著每季度收益，而國家公司評價機制會更多考慮戰略意圖。你要民營公司去做印尼高鐵，就做不起來，技術轉讓、融資方面優惠安排，國企比私營企業來做要好地多，它超越了單個企業的能力，能夠形成合力。

這里面，有一個風險對沖的問題。過去把政治風險放到非常高的層級上，通過這樣的合作，可以鎖定並降低它，把以前高風險，私營不會做的，現在變成可以做。這就要求政治互信這個前提，抓住了各國發展中的關切，在這個基礎上，進行經濟合作，當然結果得惠及民眾，現在也強調“民心相通”，包括教育，醫療等多包容性議題。

第一財經：回顧過去的經歷，你認為“一帶一路”倡議這幾年發展是否達到了預期效果？現在是否擁有了更豐富的內涵？

趙忠秀：當時提出“一帶一路”倡議的時候，就是一個方向性的願景，並沒有具體且快速的方案。從2013年習近平主席講話，到2015年3月份三部委出臺願景與行動，中間隔了一年半。我相信里面有頂層設計和具體方案需要協調，需要進一步變成工作指南，尤其要與具體項目結合。當時有一個早期收獲，圈定了一些具體項目。

到了去年的時候，“一帶一路”是否能夠形成具體的（成果），都是有一定困惑的。所以習主席在達沃斯講話，邀請大家來“一帶一路”論壇，實際上還帶有一個考慮——進一步和這些對象國形成共識，希望大家能夠接受。

世界的反應超出預想，從最早的60多個國家到現在更開放的地理概念：比如對非和對拉美的合作，都納入一帶一路框架下。

這不是未來幾年的事情，是未來幾十年的長遠方向。“一帶一路”的發展是和中國兩個百年的目標有關聯的。通過倡議實施，促進這樣的環境，擴大市場範圍，是生產力的重新配置，更加接近市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