浪潮襲來！中國財經媒體35年簡史回顧
來源: http://new.iheima.com/detail/2013/1226/57406.html
稍早前閉幕的財新峰會，最引人注目的消息是關於財新傳媒自身。19日晚上，財新傳媒總編輯胡舒立宣佈華人文化產業投資基金(CMC)入股財新傳媒，CMC董事長黎瑞剛將出任財新傳媒有限公司董事長。CMC取代浙報成為財新第一大股東，成為今年中國最引人關注的媒體轉讓事件。
如果說CMC這個名字讓人感到陌生，她身後的發起者則都是鼎鼎大名。2009年成立的CMC是中國第一家專注於媒體及泛文化產業的大型股權投資基金，主要發起人包括上海東方傳媒(原名上海文廣新聞傳媒集團、簡稱SMG)集團控股的上海東方惠金、原文匯新民聯合報業、國家開發銀行等。簡而言之，這是一家具有上海市官方背景的文化投資集團。
黎瑞剛何許人也?他不僅是CMC的董事長，更是中國傳媒業界知名的「大佬」級人物。他是上海文化廣播影視集團(SMEG)總裁，和人們通常所說的上海文廣(SMG)相對，作為其母公司的SMEG被習稱為「大文廣」。這一集團旗下擁有東方衛視、上海廣播電視台、第一財經傳媒等眾多媒體，在中國電視和財經新聞領域佔有重要地位。
一
「文革」後第一份專業經濟類報刊，出現於1978年。這份報紙的名字名為《財貿戰線》。
《財貿戰線》報是當時的國務院財貿小組的報紙，而參與創辦這張報紙的編輯記者，多是原北京《大公報》的人員。當時，「文革」時「工業學大慶」、「農業學大寨」的口號還在使用。財貿系統也還在開全國性的「學大慶學大寨」會議。姚依林曾考慮新的報紙用「財貿學大慶學大寨」的名字，以配合大會召開，但因為名字太長不上口，而國務院財貿辦「文革」前曾辦過《財貿戰線》月刊。財貿小組最終同意報紙定名為《財貿戰線》，並在「財貿學大慶學大寨」全國會議召開當日創刊，那一天是1978年7月4日。這也成為「文革」後第一份經濟類報刊的生日。
1981年，《財貿戰線》改名為《中國財貿報》。1983年，以《中國財貿報》為基礎又新創辦《經濟日報》，由國務院主管，成為與《人民日報》、《光明日報》《解放軍報》並立的四大中央級黨報之一。
二
1980年年初，中國的經濟類報紙增加到三份，除《財貿戰線》外，分別是《市場》和《經濟生活報》。
1979年10月，人民日報社創辦了《人民日報》的第一份子報，名為《市場》(1989年，《市場》報更名為《市場報》)。指揮籌辦的是時任人民日報社副總編輯安崗。
安崗對於《市場》報有一整套想法，這些想法在當時大膽甚至「出格」。他提出，《市場》不發評論，不強調指導性，以消息報導市場;不寫長稿，二三百字，甚至百字新聞，登在頭版，甚至頭條，鼓勵大記者寫「豆腐塊」的消息。稿酬從優;要敢於報導「封、資、修」的東西，如美容、化妝、服飾、飲食、休閒、花鳥魚蟲等。他還「石破天驚」地提出，要刊登廣告;要研究股票、證券，內地沒有，可以到香港證券交易所考察學習等。
如果說《財貿戰線》和《市場》報是當時中國經濟類報刊的「國家隊」的話，杭州的《經濟生活報》是「地方隊」。《市場》報創刊後，各界反響強烈。時任浙江日報總編輯的吳堯民於1979年11月向時任浙江省長李豐平回報工作時提到此事，李豐平隨即說「浙江日報也可以辦一張經濟類的小報嘛!」《經濟生活報》應運而生，成為中國內地第一家省級經濟類報紙。
三
創辦於1980年6月的《世界經濟導報》，是中共建政後第一份由中央和地方學術機構聯合創辦的報紙，在中國財經報導歷史上的地位舉足輕重。
報紙的主辦方是中國世界經濟學會和上海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研究所。其定位是：「針對我國四化建設中經濟改革的實際需要，報導外國經濟建設的成敗經驗，介紹各國經濟發展情況，分析世界經濟形勢的變化，普及世界經濟知識，突出知識性(包括學術性)、針對性、戰鬥性，兼有新聞性、趣味性。」
《世界經濟導報》的辦報探索，在中國經濟類媒體的歷史上是不能抹去的一頁。報紙每期都有一定篇幅刊登知識性文章和資料，增加讀者世界經濟方面的常識;把專業性、學術性的文章通俗化、普及化，把大量經濟數據繪製成圖表，以便讀者快速瞭解相關內容。這份報紙從試刊號開始，就規定學者、專家的名字前不加「著名」等帽子，官員只用簡單的官銜，名字後面也不加「同志」這一稱呼，這些在當時都是很罕見的。
《世界經濟導報》無論在組織形式，還是報導內容上，都是中國經濟類報導興起早期的珍貴嘗試。1989年，《世界經濟導報》因故停刊。
四
經濟信息是八十年代經濟新聞的主體。
八十年代的中國媒體，黨報黨刊仍處在絕對的支配地位。《經濟日報》、《市場》報、《經濟參考報》等新型黨報的探索，悄然改變了中國媒體的經濟報導生態。
改革開始以後，企業需要發佈工商信息的渠道，經濟類報刊成為它們的當然選擇。與此同時，當時的經濟類報導仍未從傳統的宣傳語境下脫胎，對地方和企業經濟的表揚稿也佔到相當比例。然而更值得重視的變化是，這些報刊扮演起為經濟改革「鼓與呼」的角色，在記錄經濟事件的同時也傳遞政策變革的信號。
《經濟日報》堪稱這一時期黨報變革的先鋒之一。《市場》報的創辦者安崗，是《經濟日報》定名後的第一任總編輯，安崗的繼任者范敬宜，也是知名的開明報人，他1979年在《遼寧日報》上所寫的《莫把開頭當過頭》，捍衛農村的生產隊自主權，是改革開放早期的評論名篇。他接任總編輯以後，《經濟日報》更開展了一系列關於經濟改革的討論，尤以1987年的「關廣梅現象」大討論最為著名，報導探討了承包租賃改革的性質，直接關係到對經濟體制改革的評價。
當時的《經濟時報》的不少年輕人，後來都活躍在新聞宣傳領域，現任廣東省委宣傳部長庹震，就曾是《經濟日報》記者，1983年他第一次獲得「全國好新聞」獎，就是因為一篇名為《工程師三代破屋兩間，副局長一家新房四套——市有關部門的調查結論竟是「分配基本合理」》的批評性報導，該報導揭露了某些人以權謀私的現象，
除了企業的經營信息，八十年代的經濟類報刊還最早開始刊登「生活服務類信息」。改革開放後的第一份徵婚啟事，就刊登在1981年1月8日的《市場》報上。四川江津地區四十歲的教師丁乃鈞，通過這則啟事最終和吉林的張姓姑娘喜結連理。
除了這些專業的經濟類報刊外，在一般的黨報上也開始出現經濟類報導。胡舒立大學畢業後進入《工人日報》，她早期的成名作，便是1985年發表在《工人日報》上的一篇關於華北油田的批評性報導。這一時期黨報的財經報導實踐，也為此後中國財經新聞界儲備了人才。
五
1989年秋，中國內地終於出現了第一份真正意義上的現代商業報紙——《中華工商時報》。
《中華工商時報》的創辦者是丁望。1989年報紙創辦時，他已經63歲。早在1957年，他就已經成為《中國青年報》的編委和工商新聞部主任，當時工商部的另一位主任是當時極富盛名也已有爭議的作家劉賓雁。當年「反右」，丁望因為一篇有爭議的批評稿和給團中央領導提意見等原因，被打為右派，因為是「極右」，他被開除出黨。80年代，他先後在《工人日報》、《經濟日報》任副總編輯，還參與主辦了1984年的「莫干山會議」。
1986年，丁望從《經濟日報》賦閒，本當離休的他做出了一個重大的人生決定，要自己辦一份報。他想辦一份有民間色彩的商報，不從主管機關要錢要人，以求得相對獨立的地位。經過兩三年的奔走，改組後的全國工商聯讓丁望實現了這個夢想。1989年4月，《中華工商時報》拿到了刊號，是年10月，報紙創刊。
《中華工商時報》早期的辦報方針被歸結為丁望的幾句話：「不做機關報，要辦綜合性經濟大報」;「堅持鼓吹改革、市場經濟和維護民營經濟」;「儘可能說真話，而且絕不說假話」;「商味、民味、海味」。
丁望在《中華工商時報》擔任社長兼總編輯，從1989年10月到1994年1月。那是《中華工商時報》歷史上最為輝煌的一段時期。胡舒立後來回憶，她1992年剛調入《中華工商時報》時採訪幾位台灣經濟界大人物的稿件，第二天全文見報，她「頗覺吃驚」，問丁望：「原來，在你們這裡……?」，話還沒說完，丁望微笑示意：「不許說。」胡舒立寫道：「他知道我想說什麼，因為做記者已經10年餘的我，首次體會到了自由寫作新聞的幸福。」
《中華工商時報》的改革立場十分鮮明，1992年鄧小平南巡後，《深圳特區報》發表長篇通訊《東方風來滿眼春》，在北京新聞界仍然沉寂之時，《中華工商時報》率先轉載該文。當時，這一份不具備黨報背景的報紙掌握主流經濟媒體的話語權。美國道瓊斯集團CEO彼得·凱恩1993年訪華時對時任《中華工商時報》記者的胡舒立說：「一般來說，在一個國家刊登綜合性新聞的報紙可以有許多，而刊登商業新聞的報紙最後主要只有一家。在美國是《華爾街日報》，在英國是《金融時報》，在中國，我們看好的是《中華工商時報》!」
六
資本市場的初建，在九十年代催生了一批財經類媒體。
在這一進程中，「聯辦」的名字不能不提。「聯辦」是「證券交易所研究設計聯合辦公室」的簡稱，成立於1989年3月，由全國九家全國性非銀行金融機構發起和集資成立。「聯辦」成立前，從海外歸國的王波明、高西慶等人組成的「證券研究所設計小組」(「聯辦」前身)就起草了《中國證券市場創辦與管理的設想》，並送報國務院。創辦證交所的提議獲得肯定後，「聯辦」正式成立，王岐山、經叔平等作為發起會員公司的代表，都出席了「聯辦」成立的簽字儀式。此後，「聯辦」直接參與了上海和深圳兩家證券交易所的設計和籌建。
1991年12月，「聯辦」全名改為「中國證券市場研究設計中心」，外界仍習稱「聯辦」。1992年，「聯辦」創辦了中國第一家專業的證券類週刊——《證券市場週刊》。而在此前後，《上海證券報》、《中國證券報》、《證券時報》相繼創辦。這些以報導資本市場和上市公司為主的財經媒體，改變了中國財經報導的格局。
1992年「南巡談話」後的市場經濟潮湧，極大地刺激了中國財經新聞的發展。國務院直屬機構也新辦了不少經濟類報刊，如國研中心的《中國經濟時報》、原國家計委(現國家發改委)的《中國經濟導報》等。此後，原有的一些專業性報紙也逐漸轉型為現代意義上的商報，《中國經營報》等都是其中的代表。
1995年，中央電視台第二套節目首次定位為「經濟為主的綜合頻道」，中國財經報導「國家隊」裡也有了電子媒體的身影。
七
1998年，《財經》創刊，這一事件在中國新聞進程中，具有標誌性意義。
彼時，《財經》還不是一份擁有獨立刊號的雜誌，而只是《證券市場週刊》的月末刊，1998年4月18日面世的第一期，刊名也並非後來為人所熟知的《財經》，而是《Money》。這一期雜誌的封面報導題為《誰為瓊民源負責?》，以一篇調查性報導作為創刊號的封面，在中國新聞界並不多見。這也預示著，這注定是一家以批評性報導著稱的媒體。
「聯辦」主任王波明是《財經》的總編輯，這本新創雜誌的主編是《中華工商時報》的國際部主任胡舒立。跟隨胡舒立參與《財經》創刊的人並不多，現任財新傳媒主編王爍是其中之一。1998年，年僅26歲的他要離開自己呆了近三年的《人民日報》國際部，他有兩個選擇，一是參加《財經》團隊，二是去當時如日中天的《南方週末》。就在他即將南下廣州時，胡舒立慰留他，說「既然你參加了創刊籌備，把第一期做完再定吧」。
王爍同意了，並自己寫就了《財經》創刊號的《致讀者》：「當經濟列車隆隆向前的時候，我們將關注在車頭裡的人們，我們深知，他們的思想、策略和手法，將深刻地影響到前進的速度和方向;我們將關注車廂裡的人們，不管他們坐的是軟臥還是硬座，哪怕只是手持一張站票，我們知道，經濟成就的意義，就在於絕大多數人福祉的進步;我們將眺望前進的方向，也將審視向遠方逝去的軌道。我們相信，反省過去是通向未來的橋樑;我們為誠實的成功者鼓掌，我們也向經濟生活中被損害者和被侮辱者伸出手掌，我們認為，轉型的歡樂與痛苦應由公正的規則來衡量。」
這段文字詮釋了《財經》的使命，成為《財經》史上的一段重要表達。而王爍本人，後來也留在《財經》，擔任執行主編，直至今日，和胡舒立共事整整15年。
八
《財經》的歷史是一部傳奇。
2000年10月，《財經》以獨立刊號獨立出版，不再作為《證券市場週刊月末版》。這一期雜誌的封面報導，是「基金黑幕」。此後的2001年，《財經》接連推出「股市憂思錄」、「莊家呂梁」、「誰在操縱億安科技」、「銀廣夏陷阱」等重磅報導，更鞏固了其在資本市場報導，尤其是批評性報導中的領軍地位。2002年，《財經》改為半月刊。
2003年，在《財經》的歷史上又是關鍵轉折。她在中國境內媒體中率先報導「非典」肆虐真相，並憑藉SARS系列調查獲「2003年度國際調查新聞獎」榮譽提名。「興衰」、「盧萬里案真相」、「馬招德賣官鏈」的報導，將觸角伸向反腐和法治領域。這標誌著《財經》作為一家財經媒體，已成為中國政經、社會報導領域的一支重要力量。
2005年，《財經》改為雙週刊。是年，《財經》從松花江水污染等話題開始，開始關注中國的環境與科技問題。2006年，《財經》對上海社保基金案進行系列報導;2007年第一期，又刊出重磅調查《誰的魯能》，更使其調查報導的深度和聲望都達到頂峰。
在很大程度上，是「聯辦」的特殊背景和王波明、胡舒立等人的紅色出身，給這份雜誌贏得了其他媒體不可比擬的言論尺度和報導空間。《財經》雖然不具備過多的官方背景，但擁有直抵決策高層的渠道，2001年，對銀廣夏這家明星上市公司的調查報導相當敏感，在《銀廣夏陷阱》一文刊出前，王波明向他的老朋友、時任國務院體改辦主任的王岐山打電話，王岐山問：「這則報導是真實的嗎?如果是真的，那就出吧。」報導刊出後，銀廣夏的神話轟然倒塌，公司高管也被送進監獄。
然而和其他媒體一樣，《財經》並不能超越中國國情。《財經》創刊15週年晚宴上，王波明憶及往事，《財經》創刊號的封面報導《誰為瓊民源負責?》發表之後，時任副總編輯的戴小京，在證監會寫了一個星期檢討。這以後的十幾年，《財經》一直在廟堂與江湖間上演走鋼絲的平衡術。
九
2001年1月1日，《21世紀經濟報導》正式發行。
《21世紀經濟報導》的創辦團隊，脫胎於中國發行量最大的週報——《南方週末》。參與《21世紀經濟報導》籌辦的沈灝、劉洲偉分別擔任過《南方週末》新聞部主任和經濟部主任。事實上，《21世紀經濟報導》在正式發行前的四期試刊，就是通過《南方週末》的渠道投放的。
上世紀九十年代，是《南方週末》的全盛期。這份以社會新聞和調查報導著名的報紙，最初涉足經濟領域是在1992年12月，稍晚於《證券市場週刊》。當時《南方週末》創辦了「經濟與人」板塊，定位於記錄市場經濟如何影響人的生活。那一年，中共十四大正式確立中國的「市場經濟」目標。
劉洲偉1994年從大學畢業後到《南方週末》任記者，最初就在「經濟和人」板塊。在很長一段時間裡，他甚至是《南方週末》唯一的經濟記者。他在《南方週末》期間，對其經濟報導發揮了開拓性的作用。時任《南方週末》主編的江藝平認為，正是劉洲偉所做的VCD系列報導，奠定了《南方週末》經濟版的江湖地位。
1998年，「經濟與人」板塊被改為「新經濟」，既關注國際上開始興起的互聯網「新經濟」，也著力涉足中國經濟變革中「新」的制度建設。劉洲偉曾在接受採訪時說:「你知道《南方週末》一直是為弱勢群體說話的，『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這是他們整個一套的理念。但是，經濟部的理念跟原來新聞部的理念都已經不太一樣的。它更多的從制度的角度開始思考已經發生的事情，試圖再通過觀察制度的演進可能會引起的社會發展的局勢，並幫助精英階層尋找答案，尋找解決之道，這是它的一個理念，也是逐步發展成《21世紀經濟報導》的一個基本的理念。」
《21世紀經濟報導》甫一創立，就持續關注與經濟相關的制度建設。《21世紀》不是一份單純的商業報紙，而有宏觀與政經的視野，調查報導和批評性報導也是《21》重要的面向。
到2008年，《21世紀經濟報導》成為週一到週五連續出版的日報。而以《21世紀經濟報導》為首的「21報系」，也擁有了《理財週報》、《商務旅行》、《21世紀商業評論》、《環球企業家》等更多的媒體，成為全國影響力最大的財經報導組群之一。
同年四月，山東三聯集團投資創辦的《經濟觀察報》問世。這份報紙隨即成為中國最受關注的財經類週報之一。十一年過去了，《經觀》並未像《21》一樣改為日報，仍然每週只出一期，但其影響力有目共睹。
十
2003年，廣電總局批准了一項呼號變更，上海電視台財經頻道和東方廣播電台財經頻率呼號統一改為「第一財經」(China Business Network，CBN)。
「一財系」的出現，給中國財經媒體領域注入新的活力。2004年，由上海廣播電視台、廣州日報報業集團、北京青年報社聯合主辦的《第一財經日報》創刊;2008年，上海東方傳媒(原上海文廣)主辦的《第一財經週刊》面世。「一財系」最終逐漸成為全國僅有同時擁有電視台、日報、週刊、網站、廣播等多種傳播形式的全媒體財經媒體集團。
一財隸屬於上海東方傳媒集團(SMG)，和東方衛視、上海衛視等都是兄弟。第一財經更多致力於商業報導，傳遞有用的商業信息，並講述好玩有趣的商業故事。第一財經旗下的產品，和競爭對手之間有相當明顯的差異性。相對於《21世紀經濟報導》，《第一財經日報》依託華東地區的區域性成色更為濃厚，相對於《財經》等老牌的財經類雜誌，《第一財經週刊》的風格明顯輕鬆幽默許多。
十一
2009年秋天，中國財經媒體開始一輪新的分化。
這年11月23日出版的《財經》，刊載了總編輯王波明的社評《理念支撐下的堅持——致讀者》。文中他寫道：「泛利大廈19層，300個工位，可以算得國內最具現代氣息的新聞編輯部，此時已經是空空蕩蕩。」《財經》時任主編胡舒立此時已決定離開，獨立創辦一家新的媒體，她帶走了《財經》當時編輯團隊中的大部分。
這本以「獨立、獨家、獨到」為標榜的雜誌，走到她的十字路口。王波明對於和胡舒立的「分手」深感遺憾，但他更加堅定地向讀者強調：「《財經》不只屬於創辦者和運營者，甚至不只屬於你們——我們最尊敬的讀者，《財經》更屬於你們所代表的社會正義和良知，《財經》屬於更加改革和開放的中國。」
七個星期後的2010年1月4日，一期封面報導為《通脹如虎》的《新世紀週刊》悄然登上大城市的報攤。胡舒立所率領的團隊註冊了新的企業——財新傳媒有限公司。他們從此有了一個新的雜誌平台。一週以後，《新世紀週刊》刊出《編者致辭》，這一期被定為正式的「改刊紀念號」。《致辭》中，財新的編輯團隊表示，新世紀新十年，將繼續新聞專業主義的堅守與拓進。「因為我們，作為職業新聞人，一如既往地相信，這種努力在轉型的中國是可能和可行的，有價值更有需求，而其進展關乎中國的未來。」
十二
離開《財經》後，胡舒立團隊從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獲得了原《新世紀週刊》的刊號，又得到了浙報集團以4000萬元投資，後者佔得40%的股權。2011年中，《新世紀週刊》刊號正式從海南轉到浙江，而隨著最新一次的股權轉讓，《新世紀》刊號將移至上海。
刊號的輾轉只是一個側面，印證財新團隊在創業中面臨的陣痛與波折，但其風格與職業訴求沒有變。財新針對企業和資本市場的報導依然老練純熟;從重慶「打黑「到中石油反腐，財新的法治報導有聲有色。她挑戰了中國媒體不報導媒體的「潛規則」，以《達芬奇「案中案」》、《IPO有償沉默》等重大報導揭露中國的「新聞尋租」現象，力圖提倡行業自律和自淨。
同一時期的《財經》，迎來了不少的新鮮血液，如王波明當初的設想，基本重回正軌。《財經》在堅持雙週刊出刊的同時，還嘗試設「評論刊」和「金融刊」，邀請業界和學界人士對熱點財經、學術議題展開論衡，豐富了雜誌的產品線。
十二
北京CBD，是中國媒體分佈最集中的區域。央視、人民日報社、北京電視台都聚集於此。
離開《財經》之後，胡舒立的團隊搬到了光華路東口南側的溫特萊中心。同一條路的西端北側，是中央電視台的新址。站在財新的辦公室走廊，可以透過落地玻璃看到「大褲衩」。財新辦公室正對著的是首都經貿大學東校區，這一校區南北長度區區兩百多米。穿過首經貿校園，大街的對面就是人民日報社。
但財新和上海文廣(SMEG)的距離更近。SMEG在北京的辦公室，在光華路二號的「陽光100」，和溫特萊中心僅一條十幾米的小街相隔。財新的員工常到陽光100樓下吃飯，如果有在上海文廣的朋友，也可以叫到一起。
事實上，財新和SMEG之間，並非單單空間上的親近。財新也透過和後者的合作，實踐自己的全媒體理想。「第一財經」和財新聯合製作的一檔節目「首席評論」一直在「第一財經」旗下的電視台播出，在財新網上可以看到這檔節目的往期視頻，這檔節目開播可以回溯到2010年年中，當時財新傳媒成立也不過半年多而已。
刊、網、視多元融合的傳播路徑，由「一財」發軔，也為財新所追求。這逐漸成為中國財經媒體界重要的趨勢。
十三
同樣在2009年年底，一本新的中央級刊物走上報攤，名為《財經國家週刊》。這是新華社在瞭望系列政經刊物中推出的一本新刊。此後一段時期，又有《財經天下週刊》等一系列商業雜誌新創，加之《彭博商業週刊》、《哈佛商業評論》等中文版登陸，財經類報章雜誌數量又有大幅增長。
35年來財經新聞的發展，仍可看出兩大類型媒體的分野。一邊是中央部委或新華社、人民日報社等中央媒體主辦的「喉舌」媒體，另一邊則是研究機構或者地方興辦的「市場化」媒體。兩者的數量總體都呈上升之勢，但後者的增長速度明顯更快。
在財經類媒體數量持續增加的同時，也有一些媒體人開始思考財經類媒體從平面向互聯網的轉型。自2011年以後，越來越多的傳統媒體財經編輯記者開始出走，投身新媒體創業。這一潮流中不乏在江湖中已有聲名的資深編輯記者，而已身為執行總裁的劉洲偉在今年8月離開《21世紀經濟報導》，則更是具有標誌性意義的事件。
他三年前嘗言：「如果不出意外，報紙這樣的東西斷送在我們這一代報人手上，已不是什麼懸念。我們還年輕，報紙卻老了，輓歌隱隱傳來，正是倉皇辭廟日。耶穌失去教堂，世界將會怎樣?也許沒有比這更糟糕的事情了。但如果失去的只是鎖鏈，你有可能進入一個新的美麗世界，新聞不死，報人涅磐」。
財經媒體領域的持續裂變在所難免，互聯網技術下傳播的定製化、個人化、細分化趨勢，正在改變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媒體格局。
十四
財新牽手CMC，黎瑞剛和胡舒立的「黎胡配」成型，外界並不太意外。
自今年十月胡舒立獨家專訪上海市委書記韓正以來，關於財新將轉投滬上的消息已在坊間流傳。在傳統媒體遭遇寒冬之際，媒體眾人的應對方式頗可玩味。有人主動以個體姿態擁抱新媒體，也有人冀望實現整體性的全媒體轉型。前者朝向新一輪的分化，後者則指向不同機構的重組。財新與CMC的聯合，乃是這一輪重組中引人注目的事件，未來財經媒體界將呈現何種生態，讓人拭目以待。
一個有意思的細節是，舒立團隊離開《財經》前的倒數第二期雜誌，封面報導正是《上海文廣突破》。當時，上海文廣(SMG)剛剛成為國內首家完成製播分離、集團整體轉企改制的廣電機構。這一改革的推動者正是黎瑞剛。這一篇封面報導對黎瑞剛著墨頗多，這位時年僅40歲，已任廳級幹部長達7年的上海文廣舵手，被《財經》雜誌記者在一個小標題裡定義為「少帥」。
2012年起，黎瑞剛身兼上海文廣影視集團(SMEG)和CMC的老總，他把相當多的精力放在CMC上。CMC投資項目廣泛，包括星空傳媒、東方夢工廠、TVB中國等。此番入股財新，對於CMC而言是投資領域的一次拓展。身處艱難爬坡之中的財新，獲得了一個難得的資本夥伴。
十五
從上世紀九十年代以來，財經新聞是中國新聞界成長最快的領域，這一點幾乎無人否認。
胡舒立如此看待財經新聞在中國的發展，在中國特殊國情下，財經報導的發展有著其他領域報導不可比擬的特殊優勢。譬如說，財經報導天然地具有「去宣傳化」的色彩，股市的指數漲了就是漲了，跌了就是跌了。正源於此，財經報導成為中國新聞專業主義得到最充分實踐的類型。
同時，中國的經濟轉軌一直處在劇烈的時期，這也給中國的財經、商業報導提供了豐富素材，。相對於時政領域報導，財經領域報導受到的管制較少，新聞空間要大得多，這也使得中國財經報導的整體發育程度，遠遠高於時政等領域。
而更根本的因素，是財經媒體或許是中國市場化程度最高的一個媒體門類，這給了它們更大的資源支持和獨立性。
從《中華工商時報》到《財經》、《新世紀》，中國的財經媒體逐漸形成獨特的風格，用北京外國語大學教授展江的話來說，就是一種「歐美新聞氣質」。因而，這些媒體和其中的傑出代表人物率先獲得了西方社會的認可。而今，財經類報刊獲得國際性新聞獎項的比例，遠遠高於其他類型的中國媒體，足以見得在國際上，具有專業主義精神的財經媒體對中國新聞界的特殊價值。
十六
2000年，浙江的《經濟生活報》停辦，刊號轉由新創的都市報《今日早報》使用。2009年，《人民日報》的第一家子報《市場報》紙質版停辦，轉為網絡版，原刊號改由新辦的《中國能源報》使用。時移世易，中國財經媒體的格局，已同當初大相逕庭。
但從《經濟日報》到《中華工商時報》，從聯辦再到後來的南方報業、上海文廣，中國的財經媒體發展史有一條清晰的脈絡。由北京到地方，由中央黨報的「官辦」到研究機構的拓展，從最初的經濟信息，再到後來成型的商業報導、資本市場報導，再到21世紀風行的政經，中國財經媒體報導的領域逐漸拓展，報導的深度也從對企業、地方的宣傳稿，延伸到對市場的觀察、對商業事件的深度調查，再到對公共事件的關懷、對公共政策的思辨。
從上世紀八九十年代起，中國財經媒體界開始逐漸形成一個具有專業主義精神的精英群體。尤其以丁望時期的《中華工商時報》為代表，儼然成為此後中國財經新聞界的「黃埔軍校」。九十年代以後，財經媒體逐漸成為中國新聞「江湖」中一支重要的勢力，而當初的這幫人和他們的子弟兵，參與了整個中國新聞界的變革歷程。
十七
不可迴避的是，財經新聞也是中國媒體分化最大的一個類型。
以《財經》、《新世紀》為代表的一部分媒體，在專業水平和調查能力上，都是中國媒體的翹楚。他們奉行採編和經營嚴格分離的媒體，在採編部門和經營部門之間建立起「防火牆」，以保證報導乃至於媒體本身的獨立性。從新聞倫理到新聞實踐，在中國所有媒體中，這些財經媒體與全球業界的標竿水平，最為接近。
但同時，財經新聞界又是中國新聞界中最為混亂的一個領域。相對於時政、社會等報導，財經報導尤其是商業報導，與企業的商業利益直接相關。這使得財經新聞領域成為新聞腐敗的重災區，媒體和企業之間常以商業利益作為交換，有償新聞、有償不聞頻發。近兩個多月來，全國多地多家媒體的記者因為涉嫌收受賄賂被抓，也從側面印證這一行業內部存在的問題，已到了相當嚴重的程度。
時代給了財經媒體相當的報導空間，她們中的傑出者成功地利用了這一空間。而時代同樣也釋放出資本的力量，缺乏真正獨立性的中國財經新聞界，也有相當部分媒體和從業者徹底匍匐於資本之下，成為其附庸甚至奴僕。中國新聞界最硬的脊樑，在財經媒體界。中國新聞界最軟的骨頭，也在財經新聞界。
十八
中國財經媒體將有怎樣的未來?
當傳統媒體的危機同樣傳導到財經類媒體，似乎人們也有些失落。好像《財經》雜誌全盛期那樣的業界標竿已經不再那麼耀眼。在這個高度競爭的市場裡，誰能得到資本的青睞?誰能保持昔年的榮光?如果無法突破現有的天花板，整個業界將何去何從?
答案，需要時代的劇變本身來印證。而我們只能推測其間的趨勢。面對細分市場的、面對特定個體的個性化的資訊和服務，將會對傳統媒體的生存空間構成擠壓，而這些服務將越來越多地由更小型的諮詢或信息平台來提供。「內容為王」背景下，大型財經媒體永遠不變的優勢，是對大時代、大事件乃至大案件的深度介入，這些領域是更小型的機構難以替代的。
或許到那時，財經媒體和其他類型媒體的界限會變得更加模糊;或許到那時，財經媒體的精神特質會顯得更加突出。我們唯一能夠確定的是，財經媒體本身就恰如《財經》創刊號《致讀者》裡所說，它們都身處在一列經濟列車之上。它們的方向，取決於中國的方向。
十九
回望改革開放以來的中國新聞史，社會新聞和財經新聞，構成中國新聞界整體進步的一體兩翼。
社會冷暖的溫度，激起人們對於每一寸陽光的渴望。「陽光打在你的臉上」，是一個時代的最美祝福。從廣州興起的媒體春潮，以一紙風行的《南方週末》為代表，感動和激勵了一整代人。
財經震盪的晴雨，關乎人們對價值的判斷、對規則的衡量。由一篇篇財經報導出發，市場經濟、法治和全球化的理唸得以在中國大地上傳播。從《中華工商時報》起，一路走來的財經類報刊，改變的不止是某隻股票的漲落，更是中國新聞業界的技術水準和言論空間。
一代新聞人創造了過去三十年的傳奇，他們留下的身影，至今並未遠去。
他們中的許多人，依然忙碌，依然意氣風發，記錄著中國變革的歷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