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8日,從財政部網站獲悉,二十國集團財長和央行行長會議10月6日在華盛頓舉行,財政部部長樓繼偉和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共同主持會議。會上,周小川指出,近期中國部分城市房價上漲較快,中國政府對此高度重視,積極采取措施促進房地產市場的健康發展。
二十國集團財長和央行行長會議
周小川行長指出,今年以來中國經濟增長繼續處於合理區間,物價基本維持穩定,就業市場表現良好,消費繼續穩中有升。近期一些重要經濟指標出現回升跡象,繼續為全球經濟增長作出重要貢獻。在經濟進入中高速增長“新常態”的同時,中國經濟增長的結構和質量不斷改善,新的增長動力不斷湧現,經濟長期向好的基本面不會改變。
周小川行長表示,中國信貸/GDP與長期趨勢缺口上升,反映了中國應對全球經濟複蘇乏力和落實G20增長目標所做的努力。中國儲蓄率高,投資較快增長有充分保證。同時中國尚處於中等收入水平,有很多增長點可供挖掘。目前中國經濟中存在一些過剩產能,適當信貸增長可發揮逆周期調節作用。去年中國資本市場出現一定波動,為維護金融穩定,當時階段性地出現了更多依賴銀行信貸融資的情況,但市場恢複穩定後已不再有大的增加。隨著全球經濟複蘇逐步正常化,中國也會對信貸增長有所控制。
周小川行長介紹,中國努力在提高匯率靈活性和保持匯率穩定之間尋求平衡,將堅定不移地繼續推進匯率市場化改革。近期資本外流壓力有所緩解,考慮到中國經濟運行保持在合理區間,經常賬戶持續保持順差,中國跨境資本流動將向著更加平衡的方向發展。
周小川行長指出,近期中國部分城市房價上漲較快。中國政府對此高度重視,積極采取措施促進房地產市場的健康發展。
中國城市和小城鎮改革發展中心理事長李鐵在15日的2016城市中國計劃年度論壇上稱,要尊重城市發展規律,通過調整城市間的空間格局,促進中小城市的發展。
李鐵提到,中外的城市發展模式存在差異,而且城市之間的關系也是不同的。
他表示,1997年,中國實行嚴格的土地保護制度,按指標分配土地。自此以來,土地的稀缺性越來越強,導致國內房地產一枝獨秀,成為各大城市的財政主要來源。而地方官員上任伊始最先做的肯定是招商引資,以解決稅收,維持政府財政運轉,不過這只解決了“吃飯”問題,幹不了別的。於是,就利用土地的計劃分配,獲得超額土地出讓金,補償城市基礎建設,解決發展問題。
但是,招商引資也並不容易。
李鐵提到,中國的城市實行等級管理,這決定了資源分配和流向。資源分配多集中於高等級城市,導致低等級城市的發展受到很大遏制。其次城市彼此間是赤裸裸的競爭關系,誰能開出豐厚的條件,將土地出讓金降到最低、提供的資源最多,誰就能在招商引資中占到優勢。這樣導致政府在競爭中付出較多,於是就需要依靠房地產來彌補。
李鐵分析道,中國的城市發展,形象得說,是用別人家的錢來蓋自家的房子。這導致大城市、特大城市很多。而城市發展規律不是有些學者所說的建設特大城市,真正能夠疏解城市功能、緩解城市壓力、平抑房價的還是中小城市。對比國內同等規模的省份跟國際上的國家會發現,國內20—50萬人口規模的城市跟國外差距特別大,50—100萬規模的城市差距更大。
由於當前的城市發展模式沒有發生轉變,開始遇到挑戰。
李鐵說,雖然經常看到房價的上漲,但房價上漲是極小部分的情況,二三線城市的房子根本賣不出去。由於房地產出現危機,導致整個國家的產能過剩,房子賣不出去,新房子又不能蓋,受到壓抑遏制的房地產傳導到鋼鐵、水泥、煤炭等所有產業,都開始受到限制。可以說,正是城市的發展模式影響著整個宏觀經濟的變化。
而這樣的城市發展模式,在他看來,還會產生未來的就業需求脫節,排斥中低端人口,而且城市規模越大排斥越強,城市的債務危機也會逐步加劇,基礎設施配置不合理。而且服務業發展嚴重滯後,不能充分吸收就業,而且發展方式粗放問題突出。
針對這些問題,他認為,要出臺改革政策,釋放土地要素的活力,改革土地指標分配機制,更多的向中小城市釋放,而且存量的土地改革還有很大的空間。還有就是要尊重城市發展規律,通過調整城市間的空間格局,促進中小城市的發展。對比擁有3000多萬人口的東京,是由周邊無數小城市支撐起來的,而北京核心區明顯人口過度集中。此外,還要將政府職能轉型列入議程,未來的城鎮化要是不解決政府發展導向問題,所有的城鎮化都無法推進。
全球化面臨巨變,世界貿易組織(WTO)的統計數字露出端倪。TPP和TTIP(環太平洋和環大西洋貿易組織)的暫時失敗不會改變歐美各國要重組全球貿易框架的長期企圖。何必等到最後一秒鐘?
從2017年開始,中國企業必須調整綁定歐美主流貿易市場的思路,必須研習世界經濟的邊緣機遇。全球化巨變的地緣政治因素超過企業能夠控制的能力。對依賴主流市場的企業,不確定性會很要命。在邊緣市場的準備則有救命的價值。
成立20年後,WTO正淪為一個沒有執行權威的象征機構。
2015年,繼哈薩克斯坦入會後,WTO成員數上升到162個,願意申請,基本上都能成為成員之一。可是,前10個貿易國占總貿易的51%,形成主流市場。2015年是WTO成立以來全球貿易額最高的一年(約19萬億美元),也是貿易沖突申訴最高的一年——500起貿易沖突仲裁案。
2001年中國加入世貿組織簽字儀式
重要的是,發展中國家的貿易活動占成員貿易總量的41%。其中,中國在2004~2014年間對外貿易額增長了約3倍,超過美國和德國,成為最大的出口國。至此,在過去的那些莊家眼里,經濟與政治影響的對應關系失衡了。於是,他們將千方百計地尋求再均衡,TPP和TTIP只是開場戲。
現在我們討論的全球化以1948年成立的GATT(WTO前身)為標識。世界貿易組織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全球政治秩序的經濟體現,當時,相對於亞非拉國家,歐美各國有經濟體系、技術、產品和跨國公司模式的勢能優勢。同時,歐美政府有能力和意願在全球各地區為這一系列勢能優勢提供軍事保障。經過一甲子的變化,特別是中國經濟勢力崛起,上述勢能優勢早已消退,原來那些歐美政府軍事與政治保障的意願也在發生轉折變化。攻擊全球化已經成為歐美各國政治人物采集政治資本的捷徑。
放在這個背景下分析英國脫歐,TPP和TTIP,歐盟離析,日本、印度和中國在非洲的競爭,美洲聯盟複蘇等等,我們看到各國都有離異的動機,盡管起因各不相同。當莊家和主客都東張西望找出口的時候,舊遊戲體系還怎麽維系?中國企業可以懷舊地討論兩位數增長的好時光,但絕不能做滿手攢著失效籌碼的呆客。
接下去的10年,各國政客的心思主要在改變規則以利己。不遵守(現在的)規則將成為國際競爭的常態。與其夢想回到由大莊家主持的盛典遊戲,不如努力理解變化格局帶來的新現實。
對於中國企業,這個新現實有以下特征需要關註:
1)憑產品質量和價格競爭贏市場的天真時代過去了。匯率、關稅、行政法規、技術封鎖,任何一招都能秒殺質量與價格的優勢。
2)競爭對手默契組織半政治性質的聯盟,制造對中國企業的排他壁壘。
3)地緣政治的風險不能用貿易合同去化解。
4)國際貿易和投資的經驗不能簡單複制,當地人脈和情報更重要。
5)每一年要更新市場進入策略,也要事先備好撤退策略。
6)為對付變天,企業應該開拓過去忽視的邊緣市場機會。
中東、拉美、非洲和欠發達歐洲國家都是值得重視的邊緣市場。與歐美發達市場相比,它們從制度法規到技術人才均屬於相對落後之列。但從市場類型和發展路徑看,它們的差異性恰好可以對沖中國企業面臨的風險。我們對歐美市場從制度、技術、人才和供應鏈關系的強依賴已經構成潛在危機。邊緣市場不會提供短期高利潤回報,但可以用來防範單一模式和高依賴度背後的“滅絕成本”。
從當地政治環境友善和穩定程度以及對中國的國家戰略地位這兩個維度衡量,中國企業有四個開拓邊緣市場的策略選擇:1.屯墾;2.歸化;3.雜交;4.遊牧。
以中東為例,“遊牧”策略重點是短期承諾和簡單交易。如果美國的伊朗政策穩定,以敘利亞為熱點的戰爭將走向談判前的微沖突。戰爭之後是建設。中東地區的基建和日常生活用品將成為新市場。但是,宗教沖突的熱點只會降低,不會消失。在低烈度沖突的區域,中國企業就需要學會像遊牧部落一樣,居無定所,隨環境變化而改變供貨策略。快速進出,現金交易,找代理人,它們是“遊牧”策略的特征。選擇“遊牧”的另一個重要原因是,當地地緣環境友善度低。在對中國國家戰略意義不顯著時,企業不會受到國家勢力的重點保護。
“雜交”策略是指用合資合作形式,制造“當地企業”的門面效果,降低當地社會排斥心理。例如,它可以是由中國企業投資的當地註冊登記的公司。以非洲為例,從地緣政治友善程度和對中國國家戰略重要性兩個角度考慮,加納、肯尼亞、南非、納米比亞、阿爾及利亞、尼日利亞都是可以開發的市場。相對而言,這些國家政治制度有基本規則,經濟發展需求和對周邊國家市場的輻射度比較高。它們也是在中國“一帶一路”國家策略的覆蓋範圍內。同理,中亞地區的五個斯坦國也比較適用“雜交”策略。
在拉美地區,“歸化”策略更加適用,即全心全意變成當地企業。例如巴西、秘魯、阿根廷的政治環境動蕩,外來經濟勢力容易成為政治攻擊的靶子。這些地區商業文化自主和獨特性較強。因此,中國企業可以從法律形式和經營文化上本土化和當地化,讓投資在那兒的企業具有文化親緣關系,卻不互相隸屬。這樣做的目的是為了保障供應鏈中關鍵資源的來源。
中歐和東歐的匈牙利、捷克、波蘭等國則可以嘗試長期耕耘的“屯墾”策略。一方面,這些地區正處於“歐盟化”階段,但經濟發展有落差,所以有潛力。另一方面,它們處於“一帶一路”的關鍵交會區域,是中國戰略關註點。企業可以依賴國家勢力。“屯墾”策略不求短期的快速回報,但卻重視在當地經濟結構中經營影響力,並形成向西歐和南歐發展的地區總部。
“天下大勢,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值加入WTO十五周年之際,中國企業需要想象不可能,準備對付不該發生的事。
(作者為加拿大萊橋大學管理學院副教授、複旦大學管理學院EMBA特聘教授,他最近致力於研究創新領導力)
19日據財政部網站消息,財政部、農業部近日聯合印發了《建立以綠色生態為導向的農業補貼制度改革方案》,提出到2020年,基本建成以綠色生態為導向、促進農業資源合理利用與生態環境保護的農業補貼政策體系和激勵約束機制,進一步提高農業補貼政策的精準性、指向性和實效性,促進農業可持續發展。
方案要求,以現有補貼政策的改革完善為切入點,在確保國家糧食安全和農民收入穩定增長的前提下,突出綠色生態導向,將政策目標由數量增長為主轉到數量質量效益並重上來。在保持存量補貼政策穩定性、連續性的基礎上,優化支出結構,加強統籌協調,提高補貼資金使用的指向性;增量資金重點向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農業傾斜,促進農業結構調整,加快轉變農業發展方式。
方案指出,建立以綠色生態為導向的農業補貼制度要結合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註重發揮市場形成價格作用,充分利用國內國際兩個市場和兩種資源,調動農民和社會各方面積極性,提高補貼資金使用效率。統籌補貼、環境保護等政策措施。鼓勵地方探索創新,穩妥推進改革。
方案強調,建立以綠色生態為導向的農業補貼制度要從制約農業可持續發展的重點領域、關鍵環節入手,加快改革完善相關政策。全面推開農資綜合補貼、種糧農民直接補貼和農作物良種補貼等農業“三項補貼”改革,鼓勵各地創新補貼方式方法,切實加強農業生態資源保護,自覺提升耕地地力。鼓勵發展多種形式的農業適度規模經營。支持建立健全全國農業信貸擔保體系。穩步推進國內漁業油價補貼政策改革。
方案還提出,建立以綠色生態為導向的農業補貼制度要落實最嚴格的耕地保護制度,劃定永久基本農田,完善保護補償激勵機制。實施“藏糧於地”、“藏糧於技”戰略,樹立“量質並重”、“用養結合”理念,多措並舉,提升土壤肥力。探索耕地輪作休耕制度。啟動實施新一輪草原生態保護補助獎勵政策。擴大新一輪退耕還林還草規模,實施天然林保護全覆蓋政策。建立濕地保護制度。發展節水灌溉、雨養農業,穩步推進農業水價綜合改革。
中國城市和小城鎮改革發展中心理事長李鐵在15日的2016城市中國計劃年度論壇上稱,要尊重城市發展規律,通過調整城市間的空間格局,促進中小城市的發展。
李鐵提到,中外的城市發展模式存在差異,而且城市之間的關系也是不同的。
他表示,1997年,中國實行嚴格的土地保護制度,按指標分配土地。自此以來,土地的稀缺性越來越強,導致國內房地產一枝獨秀,成為各大城市的財政主要來源。而地方官員上任伊始最先做的肯定是招商引資,以解決稅收,維持政府財政運轉,不過這只解決了“吃飯”問題,幹不了別的。於是,就利用土地的計劃分配,獲得超額土地出讓金,補償城市基礎建設,解決發展問題。
但是,招商引資也並不容易。
李鐵提到,中國的城市實行等級管理,這決定了資源分配和流向。資源分配多集中於高等級城市,導致低等級城市的發展受到很大遏制。其次城市彼此間是赤裸裸的競爭關系,誰能開出豐厚的條件,將土地出讓金降到最低、提供的資源最多,誰就能在招商引資中占到優勢。這樣導致政府在競爭中付出較多,於是就需要依靠房地產來彌補。
李鐵分析道,中國的城市發展,形象得說,是用別人家的錢來蓋自家的房子。這導致大城市、特大城市很多。而城市發展規律不是有些學者所說的建設特大城市,真正能夠疏解城市功能、緩解城市壓力、平抑房價的還是中小城市。對比國內同等規模的省份跟國際上的國家會發現,國內20—50萬人口規模的城市跟國外差距特別大,50—100萬規模的城市差距更大。
由於當前的城市發展模式沒有發生轉變,開始遇到挑戰。
李鐵說,雖然經常看到房價的上漲,但房價上漲是極小部分的情況,二三線城市的房子根本賣不出去。由於房地產出現危機,導致整個國家的產能過剩,房子賣不出去,新房子又不能蓋,受到壓抑遏制的房地產傳導到鋼鐵、水泥、煤炭等所有產業,都開始受到限制。可以說,正是城市的發展模式影響著整個宏觀經濟的變化。
而這樣的城市發展模式,在他看來,還會產生未來的就業需求脫節,排斥中低端人口,而且城市規模越大排斥越強,城市的債務危機也會逐步加劇,基礎設施配置不合理。而且服務業發展嚴重滯後,不能充分吸收就業,而且發展方式粗放問題突出。
針對這些問題,他認為,要出臺改革政策,釋放土地要素的活力,改革土地指標分配機制,更多的向中小城市釋放,而且存量的土地改革還有很大的空間。還有就是要尊重城市發展規律,通過調整城市間的空間格局,促進中小城市的發展。對比擁有3000多萬人口的東京,是由周邊無數小城市支撐起來的,而北京核心區明顯人口過度集中。此外,還要將政府職能轉型列入議程,未來的城鎮化要是不解決政府發展導向問題,所有的城鎮化都無法推進。
事件: 據新華社消息,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日前對食品安全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民以食為天,加強食品安全工作,關系我國13億多人的身體健康和生命安全,必須抓得緊而又緊。
CBN點評:本屆政府非常重視食品安全,出臺多個食品監管規定,例如,2015年5月習近平強調“嚴把從農田到餐桌每一道防線”,2016年提出“保障舌尖上的安全”,兩會政府工作報告再次提及食品安全問題,國務院食品安全辦會同發展改革委、財政部等部門日前研究起草了《“十三五”國家食品安全規劃》等。這些均表明食品安全重視程度提升,預計後續監管力度將會不斷加大。
隨著社會發展與財富累積,消費者觀念轉變,健康飲食深入人心,使得消費習慣悄然變化,行業首先應符合健康消費理念,才能受益於消費持續升級。另外監管加強可能直接推升此前違規經營中小企業生產成本和市場準入難度,利好合規合法經營企業,違規經營的中小企業退出市場後,行業集中度有望提升。
我們認為,舌尖上的安全日益受到廣大民眾和國家相關部門的重視,政府在食品安全領域投入激增是確定的,將為行業內公司打開成長空間。目前,就食品安全產業鏈的發展角度來看,食品安全包括食品生產過程中的潔凈設備檢測類、食品追溯類、安全原料類及信譽度較高食品廠商類等四大類。
加強食品安全監管對食品行業如屠宰、乳品、調味品等產生正面影響,競爭格局利好集中度提升。食品子行業中,葡萄酒、乳制品、屠宰及肉制品、調味品、堅果零食、面包、鮮食等可能受益,其中行業龍頭具有品質保證、品牌效應以及上下遊延伸能力,優勢會更加明顯。各行業龍頭如雙匯發展(000895.SZ)、伊利股份(600887.SH)、海天味業(603288.SH)等將受益。
在檢測及食品追溯領域中,核心是食品安全信息化,食品安全信息化行業未來市場空間很大。天瑞儀器(300165.SZ)長期關註食品安全檢測儀器開發,不管是農藥檢測還是食品重金屬檢測,都是天瑞儀器的覆蓋領域;華測檢測(300012.SZ)是國內最大、資質獲取能力最強的第三方民營檢測認證機構,公司在2年前就積極布局食品安全檢測業務,瘦肉精、塑化劑等食品安全事件的爆發促使公司食品檢測業務量飛速增長;遠望谷(002161.SZ)是國內唯一一家以RFID業務為主業的上市公司,其業務除了涵蓋整個鐵路RFID產業鏈外,還陸續進入煙草、圖書管理系統和畜牧肉類食品質量追溯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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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全國2862個縣中貧困縣就有592個,幾乎占到四分之一。這充分說明我們在建設全面小康社會的時候,應該把重點放在農村,放在縣域經濟上,要讓全國2800多個縣都應該得到很好的發展。”
十一屆全國人大財政經濟委員會副主任委員賀鏗7日在“首屆中國縣域經濟發展論壇”上表示,必須在縣域經濟的發展上狠下功夫。要建設全面小康,促進國民經濟健康發展,就要把農業現代化、工業化和城市化“三化”結合,要真正轉變思想,以發展縣域經濟。
如何發展縣域經濟?在賀鏗看來,要強調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關鍵是兩個問題,一個是農業現代化,一個是農產品安全。目前我國農業現代化的問題還有些滯後,不適應當前世界經濟發展總的潮流,必須把農業現代化的問題放在重要位置,農業現代化問題最要解決的就是農業土地的流轉問題。
“農民土地的流轉十七屆三中全會專門做了決定,但沒有推行得太好,更談不上快。而農用土地不能很好的流轉,它就會影響產業的規模經營,就會影響農業現代化,同時也嚴重的制約了現代化的發展,所以要解決農用土地如何流轉的問題,中央提出了承包權、所有權、經營權三權要合理處置的問題。”賀鏗說。
他認為,這當中更重要的問題是土地的處分權究竟如何解決,農民承包的土地他有沒有自我處分的權利,能不能獲得應有的土地處理的收入,這是關鍵的問題,應該在這些方面有大膽的探索,推進土地的合理流轉。
“如果土地處置權是自己的,他們(農民工)也不至於要守住原來的宅基地,就可以放心在就業的城市里面買房子。這才是真正的城市化,而且可以解決我們房子去庫存的問題。”賀鏗說。
賀鏗表示,在農村必須把工業更多的引向農村。全國都有工業、農業,縣域經濟才可以成為真正比較強的實體。因為沒有工業,稅收上不去,政府還是很難辦。目前,中部和西部的縣財政困難,主要是沒有非農產業,沒有工業,因此需要把農業現代化、工業化和城市化“三化”結合起來抓。只有這樣,才能使縣域經濟得到很快的發展。
此外,賀鏗還認為,發展縣域經濟應該轉變思想,主要是領導要轉變思想。
“發展縣域經濟的問題是2002年十六屆黨的代表大會提出來的。為什麽發展不快?主要是我們各級領導在縣域經濟這個問題上沒有真正轉變觀念,沒有真正的重視。大多數的人把思想還是放在大城市,放在本地的建設現代化的大城市為主。各個省又把重點放在省會城市,動不動就提要建設國際化大都市,你能搞幾個國際大都市?世界上又有幾個?我們不能這樣一味的去重視大城市的發展問題。”
據外交部網站消息,外交部新聞發言人陸慷在9日的例行記者會上表示,越共中央總書記阮富仲將於1月12日至15日對中國進行正式訪問,這是阮富仲在越共十二大連任總書記後首次訪華,中方對此高度重視。
有記者問:越共中央總書記阮富仲將於近期訪華,你能否介紹此訪具體安排?
陸慷說:“應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習近平邀請,越共中央總書記阮富仲將於1月12日至15日對中國進行正式訪問。這是阮富仲同誌在越共十二大連任總書記後首次訪華,中方對此高度重視。中國黨和國家領導人將同阮富仲舉行會見會談,就雙邊關系和共同關心的問題交換看法。阮富仲還將赴外地訪問。”
他強調,中方願同越方一道,繼承發揚中越傳統友誼,加強戰略溝通,增進政治互信,深化務實合作,推動中越全面戰略合作夥伴關系持續健康穩定發展。
2015年4月7日,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北京人民大會堂東門外廣場為越共中央總書記阮富仲舉行歡迎儀式。
據悉,阮富仲曾於1992年、1997年、2001年、2003年、2007年訪華。阮富仲2011年就任越共總書記後於同年10月訪華。2015年4月,阮富仲第二次以總書記身份訪華時,曾帶“越共1/3政治局”前來北京,被國際輿論視為“越共1/3政治局集體訪華”。2016年1月,阮富仲再次當選越共總書記。
一反1月24日深跌,昨日次新股指高調上漲1.7%。在A股歷史上一直都有炒作新股和次新股的傳統,次新股作為炒新“第二波”,屢屢為市場展示出賺錢效應。但近3個月以來,伴隨著IPO擴容,次新股大面積下跌。在本月20日前後和昨日,次新股又出現上漲態勢,此上漲是曇花一現,還是能夠持續風光?其“引以為傲”的炒作價值是否能夠持續?
被訪人士表示受制於春節因素,新股發行放緩,次新股的短期炒作機會將顯現。但從長遠而言,次新股這一概念或逐漸被IPO擴容沖淡,其炒作風險將大幅提升。次新股的分化將進一步加劇,挖掘其中的個股投資機會,回歸價值投資將成為次新股主要的投資邏輯。
次新股炒作現分歧
結合wind數據,本報統計顯示,次新股指一反去年高漲的態勢,呈現回調趨勢。除2016年9月下跌15.6%,1至10月均是上揚態勢,最高漲幅約為6月49%。自去年11月,次新股指連續3個月均是下跌態勢。本月截止到1月24日次新股指下跌12%、2016年12月下跌16%、11月下跌21%。
在多位市場人士看來, IPO擴容、加之二級市場行情下行,促發次新股連續3個月呈現回調態勢。首創證券研發部總經理王劍輝告訴本報記者,次新股是“炒新”第二波,新股不易中簽或在炒新後認為後續前景好,繼而炒次新股。此前IPO一月發十幾只新股,但如今發行提速,新股擴容致使次新股也擴容,過往所謂的次新股在新一輪次新股的沖擊下,變為老股。同時,次新股的市盈率較高,在市場低迷時會出現一定的修複過程,向所屬行業的低市盈率靠攏。
但就在前幾日次新股呈現上漲態勢。根據本報統計,1月19日、20日、23日、25日次新股指大漲,漲幅在1%和3%之間。國金證券首席策略分析師李立峰對《第一財經日報》記者分析:“前期次新股跌幅較多容易出現技術性反彈;同時次新股和新股發行速度、單批發行速度有關。因春節因素新股單批數量減少,這一周不發新股。如果單批發行數量少,市場對次新股的炒作風險偏好會提升。”
值得註意的是,在IPO擴容的大背景下,對於次新股的炒作市場已經呈現分歧態勢。部分市場人士認為次新股依舊有炒作價值;部分則認為伴隨IPO的擴容次新股稀缺性下降,其炒作的基本面已在逐步崩塌。
根據本報統計, 1月次新股指漲跌幅度走勢分化較大:1月開盤的前2日分別上升2.2%、0.45%,從1月5日到16日連續8個交易日下跌,下跌幅度在0.6%到5.4%之間;17日上升3%,18日又下跌3%;此後3個交易日均為上漲態勢,分別上漲1%、3%和1%;24日又下跌近2%,25日又上漲1.7%。
前海開源首席經濟學家楊德龍對《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解釋:“這說明市場對次新股的分歧較大。老股上市多年,有一個較為合理的估值,但是次新股定價比較混亂,還未達到均衡的估值水平。”
次新股概念或淡化 投資風險加大
那麽次新股的上漲是曇花一現,還是能夠持續風光?其“引以為傲”的炒作價值是否能夠持續?
李立峰稱,鑒於春節因素監管層放緩了IPO的審批速度,春節前後這一較短時間里,次新股的炒作價值依舊有可挖掘的空間。
楊德龍則認為,次新股要區別來看。如果調整到位了則具備抄底價值,但這一要和同行業的估值對比,二要和其次新股剛上市時的股價相比。
事實上,過往炒作次新股的兩類資金,機構資本和遊資,尤其是後者其炒作意味並未有明顯減弱。被訪的多位市場人士警示,次新股上漲將是曇花一現,後續炒作風險較大。
“原來IPO過會的數量少,次新股也較少。市場會在相對較小的領域中挖掘次新股的投資價值。但如今伴隨著IPO擴容,次新股容量加大,關註次新的還是那麽多人、那麽多錢,在沒有巨額增量資金的前提下,次新股作為一個概念股,其投資價值會逐步下降”。王劍輝表示:“次新股這一概念或被淡化。”
2017年市場對IPO擴容的預期依舊強烈。林瑾對本報說,2017年IPO的供給量還會持續增加,整體的發行量和規模不會低於2016年。如果盲目炒作,在沒有基本面的支撐下風險較大。
次新股後續的投資難度和風險也將加大。“由於投資者可選的投資標的增多,沒有跟風的盤,前後的炒作者無法出貨。”同時,如果後續公司業務沒有高速成長無法和股價相匹配,更無題材形成熱點,投資風險會更大。
分化將加劇
近幾日次新股的分化已然加劇。以1月24日為例,根據本報記者統計,雄帝科技上漲約7%,能科股份下跌約3%。
次新股板塊或將泯然眾人,更加和二級市場的普通股票的股價走勢趨同。二級市場上股票分化尤為嚴重,部分股票乏人問。隨著IPO供給增多,對於次新股投資者的可選擇性更多,次新股的股價分化將進一步加劇。
這意味著對於次新股的挖掘更加註重理性投資、價值投資。
申萬宏源研究所策略部首席研究員林瑾對《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表示,IPO過會的公司均經過證監會審核,其質地相對較好、融資項目較有前途,從發展的角度看還是有不少公司可以挖掘,投資機會依舊存在。從長遠角度來看,老股投資所涉及的因素較多,歷史包袱較重、二級市場上投資者構成複雜;但與此相比,當前證監會更加註重信息披露,作為一家新上市的企業,次新股更顯幹凈,加之業務主幹明確、戰略發展脈絡清晰,能夠吸引部分資金的持續關註。
市場人士分析,與普通股相比,次新股的獨特性在於其剛剛上市,在IPO招股說明書中絕大多數有投資項目,這在未來或能引起業績上漲,給投資者帶來收益。同時,次新股股票剛剛上市不久,往往會在中報或是年報當中推出高送轉分配方案。這些優勢使得次新股成為資金追捧的對象。
申萬宏源的統計顯示,2016年在上市後的半年甚至一年內漲幅靠前的企業,除了有並購重組等再融資的需求,還發布高送轉方案。這意味著二者結合使其股價漲幅更為突出。
並購重組和高送轉似乎成為了次新股的標配。那麽隨著IPO擴容,次新股數量增多,若每家次新股都發布並購重組和高送轉,這在二級市場上引發的效應是否會減弱?
1月20日證監會稱將進一步加強並購重組監管,持續完善相關制度規則,重點遏制“忽悠式”、“跟風式”和盲目跨界重組,引導資金更多投向有利於產業整合升級的並購重組。“這改變了市場的預期,意味著監管層在IPO和再融資之間尋求一個新的平衡。再融資尤其是規模特別大的定增項目審核會更為嚴格。從統計來看也是如此,融資規模特別大的申請,其審核周期會特別長。”
這意味著市場會對次新股發出的定向公告更為謹慎,機構投資者對項目過會的預期、過會的概率有更為認真的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