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隨雄安概念股的超跌反彈,滬深兩市股指周二也雙雙出現了小幅反彈,但是兩市成交量的萎縮似乎在提醒投資者:這僅僅是一個反彈而已。與此同時,以白酒、家電為代表的價值投資概念股盤中再度走強,這也使得市場人士對於該板塊後續走勢分歧初現。
從股指全天的走勢來看,滬深兩市股指早盤在小幅下跌之後,很快就在雄安概念股的大幅反彈帶動下出現回升,同時白酒、家電等板塊也成為股指反彈的助力。午後不少雄安概念股打開漲停使得市場人氣受挫,股指也隨後有所回落。上證指數最後報收3134.57點,上漲5.04點,漲幅0.16%,成交1741億元;深成指報收10165.21點,上漲73.32點,漲幅0.73%,成交2128億元;創業板指數報收1818.87點,上漲8.96點,漲幅0.50%,成交543億元。兩市全天合計成交3869億元,較上一交易日有所減少。
對於這樣的走勢,市場人士普遍認為,盡管股指在雄安概念股的帶動下出現了回升,但不管是從成交量來看,還是雄安概念股午後的走勢來看,這僅僅是一個超跌反彈,後續空間預計有限,股指能夠在3100點附近真正築底還需要觀察。
銀河證券分析師姚玭認為,近期一行三會監管政策密集出臺,新華社也發文稱資本市場持續調整不影響大局穩定,不必過度擔憂監管新舉措,表明市場現階段的波動情況不會動搖監管層的決心。同時,一季度經濟數據公布迎來開門紅,預計二季度能夠延續較高經濟度,但環比空間和預期不大。當前相對較好的經濟環境,為去杠桿、強監管、防風險提供了良好的時間窗口,這導致近期市場風險偏好顯著下降,A股顯著回調。在這種情況下,預計以白電、白酒、醫藥龍頭為代表的白馬消費龍頭行情將繼續,其確定性溢價不會很快消失,對於短期估值的判斷無法預判其行情拐點。
而信達證券策略分析師谷永濤則認為,近期市場的分化現象越發明顯,投資者的註意力逐漸集中在家用電器和食品飲料等大消費行業,這些行業明顯特征是:盈利能力強,業績穩定性高,估值相對合理。
目前A股市場對消費股的偏愛,讓投資者的眼光重回美國七十年代的“漂亮50”股票組合。歷史不會簡單的重複自己,但會押著相似的韻腳。其通過對美國漂亮50出現的背景進行研究發現,在經過市場投機、並購炒作、題材主題的輪番表現之後,美股投資者逐漸回歸理性,開始以個股的價值為基礎,尋找合適的投資股票。投資者的眼光開始瞄準美國消費行業的成長股,也就是後來人們稱之為“漂亮50”的股票。
對比目前A股市場,其與美國“漂亮50”出現時的環境已經有些許相似之處:2016年年初開始,中小市值個股估值逐漸回落、藍籌股市盈率底部上移,表現出投資者逐漸轉向藍籌股;近期監管層對並購規則進行了調整,二級市場對於並購概念的關註度下降;同樣,近期市場主題的表現,也讓投資者開始反思題材股的投資價值。
萬物互聯有多遠?
來源 | 峰瑞資本(ID:freesvc)
文 |
人工智能為何現在大熱 ?
2016 年 AlphaGo 橫空出世,打敗世界一流棋手李世石、柯潔。人工智能這個古老的、在過去三四十年里起起伏伏的概念,從教授們的遊戲變成產業界的寵兒,也成為過去一年最熱的創業領域。
從我的理解抽象來看,人工智能其實是一個更好的數據處理以及利用數據來建立模型的技術手段。既然它是一個數據處理的技術手段,在這個基礎上,我們可以問兩個問題:為什麽它在今天開始熱了?它能解決什麽問題?
人工智能是處理數據的技術手段
人工智能大熱的一個前提是,過去 20 年互聯網的高速發展,產生了大量需要被人工智能處理和加工提煉的數據。
今天,全世界每天產生的數據可能是過去幾個世紀之和。20 年前,我們還用磁盤這類東西來儲存數據,現在我們每個人的手機產生和傳輸的數據量都以 G 為單位計算。
是否擁有大量數據,並不斷搶占數據的高地,已經成為衡量一家人工智能公司的核心。
數據從哪里來?
一方面,原來在線下已經結構化並且大量存在的數據,由於特定的原因或者歷史進程而被大量數字化。也就是說,原來沒有上網的數據現在上網了。這能部分解釋為什麽 SaaS、大數據和人工智能容易產生交疊。
過去半年,很吸引眼球的新聞是人工智能入侵華爾街。高盛這類金融巨頭和一些大型對沖基金都在轉向使用由人工智能驅動的系統,預測市場趨勢,從而做出更好的交易決策。與此同時,交易員和對沖基金經理開始擔心失去飯碗,因為技術變得越來越節省勞動力。
美國資本市場,即我們講的二級市場,從 1980 年代有對沖基金,到 1990 年代中期有量化投資這個概念,用計算機做程序交易,它前臺的交易系統、中臺的數據服務、後臺的基金管理和服務,整個鏈條已經完成了長期、完整的數據積累和數字化。換句話說,整個鏈條大概都已經完整地上線,並且經過了充分發展。
如今,在高速運算和海量數據的支持下,人工智能可以通過大量機器聯網,把金融行業已經存在的數據搬到網上,制造出巨大的乘數效應。除了遠優於人腦的數據分析處理能力,深度學習正在成為智能金融在未來的最大利器。也許在不遠的將來,計算機能夠聰明到預測我們的需要,並且引領人類進入富裕時代。
一個好奇:
在中國,有哪些行業、領域和正在出現的方向,像金融業一樣,已經具有了大量結構化的數據,且正在開始快速地聯網、流通,從而讓人工智能有了用武之地?
大量數據的另一個來源是,過去 20 年里,原來沒有被聯網的傳感器系統被聯網,制造了大量的數據,並且上網流通。
我用幾個最簡單的小例子來解釋這些新的數據來源。
今天的智能手機與 20 年前的通訊手機最大的差別,是里面裝了幾個特殊的東西——陀螺儀或者 GPS 芯片、品質更高的麥克風和攝像頭。這些新增的傳感器保持 24 小時在線,成就了我們今天看得到的許多商業模式,比如用語音替代文字、用麥克風來做輸入的微信,利用 GPS 定位和地圖創造出的網約車,基於攝像頭的各類拍照和直播 App,以及接下來我會分析的共享單車模式。
另一個例子是,亞馬遜把一個麥克風陣列和在端上能夠處理語音交互的東西放在一個音箱里,並且讓它 24 小時在線,於是有了近兩年大熱的智能家居產品—— 2016 年賣出了超過 650 萬臺的 Amazon Echo。用戶和 Echo 的每一句交流(語音數據),都會被記錄並上傳到雲端。
商業無人機領域的大疆則把規模更小、精度更好、相對能耗更低的陀螺儀、速度傳感器、通訊芯片、高清攝像頭和 GPS 系統,放到了原來沒加傳感器的飛行器中,而且讓它們在線,並與手機聯通。獨特的視頻、別出心裁的照片,都是無人機產出的數據。
傳感器源源不斷產生數據
這幾個例子都導向一個結論:所謂核心部件或者是核心傳感器的智能化和在線,能誕生新的商業模式。
共享單車的核心機會在哪?
在萬物互聯的過程中,我們看見了很多曾經難以想象的事情。一個有點特別的例子是共享單車。這大概是過去大半年許多人想不到的創業模式。
多年以來,自行車給人的印象都停留在七八十年代結婚三大件之一。但當它被安裝上了傳感器之後,在很短的時間內就攻占了地鐵口,並作為一種短距離代步的方式,成為都市流行文化。
我們基金內部曾經帶著疑問去了解共享單車的產業鏈,認為核心的 bug 就是那把掃碼即開式電子智能鎖——集 GPS、電子控制和通訊芯片於一身。
掃碼即開的智能鎖集 GPS 和通訊芯片於一身
鎖上帶 GPS,會導致一些問題。第一,對於摩拜、ofo 這類物聯網設備,GPS 是硬件中最消耗電量的元器件之一,特別需要降低定位所需要的消耗。第二,兩次騎行之間的時間間隔不能太長,否則電量消耗完了,就不能支持 GPS 在線和電子鎖開鎖。
共享單車公司們想盡各種辦法,試圖解決這些問題,可見這個問題的難處。辦法包括成本不低的發電花鼓、夜間集中給電瓶供電、在車籃底部裝一塊太陽能電池板等等。
除此之外,共享單車對 GPS 定位傳感器也有要求,在定位上即便相差 20 米,也就是樓前樓後的距離,找起來也會很費勁。
因此,一個非常低能耗又高精度的 GPS 定位傳感器是共享單車這個商業模式本質上能運轉得更好的前提。這個技術方案曾被許多人判為不存在。
共享單車有意思的點,在於在傳感器沒有演進得足夠好的時候,這個模式就誕生了。不過,這個模式的風靡,反過來一定會刺激技術的進步。共享單車公司和華為、高通、北鬥導航等公司聯手研發物聯網技術就是一個例證。
過去一年多,我們在全球各地見過一些從不同角度解決 GPS 的低能耗和高精度問題的技術團隊,然後投資了一家叫睦星科技的初創公司。
這家公司的創始人化文生博士原來是斯坦福大學引力波探測器信號處理團隊的核心成員。他的專業背景是廣義相對論,這個專業的人一輩子只幹兩件事,證明愛因斯坦正確,或者證明愛因斯坦錯誤。
睦星科技利用團隊在引力波探測上所積累的技術和經驗,專註於提供低消耗、高精度、低成本並且在複雜環境中高度可靠的室內外定位解決方案。據我了解,它們能做到將 GPS 的能耗降低到現在的 1/50 到 1/70。這意味著,在一般情況下,只需要遙控器 1/2 大小的太陽能電池板就可以支持共享單車電池里的 GPS 持續工作。
我和睦星科技創始團隊開玩笑說,你們的技術正當其時,因為共享電車當下最需要解決的問題就是低消耗的 GPS 定位傳感器。
一個展望:
隨著 GPS 技術的演進,未來哪些東西上可以加上太陽能電池並用上 GPS 功能?
萬物互聯何處去?
簡單小結,伴隨著大量線下數據的線上化以及新數據的產生,會誕生許多基於數據的商業模式創新。當數據大到一定程度,會對數據處理能力和效率有要求,這時,人工智能就能發揮作用。我們已經可以看見人工智能正在滲透並塑造許多行業。
因此,我們的投資邏輯是:
如果線下數據的線上化已經做得非常好,我們就投資大數據。
如果某個方向或領域中的大數據做得很好,我們傾向於投資這個方向或領域的人工智能。
如果一個行業還沒有進入到大量數據產生的階段,邏輯上我們就先投傳感器,等傳感器被很好地工業化之後再投大數據和人工智能。
以眼下的熱門方向自動駕駛為例。鑒於很多底層技術尤其是硬件和傳感器相關的技術發展還沒有到位,自動駕駛還停留在研發和試用階段,離建立真正的商業應用還差得很遠。
自動駕駛所需的傳感器技術尚不到位
今年 3 月,中興通訊和美國政府達成和解,代價是交 8.9 億美元的罰單,這幾乎等同於中興 2016 年將近一年的凈利潤。這件事情說明,中興對美國一些技術的依賴使它始終存在技術風險和法律風險。往未來看 5 年或 10 年,決定許多行業發展的,都是底層關鍵技術。
回到當下的中國,對我們投資人和在人工智能方向上努力的創業者而言,更實際的問題是,當我們望向一個萬物互聯的未來時,要解決的是我們還差了哪些技術,以及如何能把這些技術的發展和應用留在中國。
一個暢想
到底哪些技術或者傳感器、芯片能夠繼續叠代,它們將往哪個方向去?以及,哪些東西加上一些新的傳感器,能產生出新數據且能在線,進而創造出新的商業模式?
這幾個問題,我們基金內部也在思考,我也沒有明確的答案,期望與創業者和同行一起探討。
聯想集團副總裁兼中國區總裁劉軍。(南方周末資料圖/圖)
(本文首發於2017年7月13日《南方周末》,原標題《聯想中國“老人”“新帥”劉軍談聯想 “十年遠征成功,‘根據地’卻出了問題”》)
2017年7月2日,聯想集團執行副總裁兼中國區總裁劉軍宣布了聯想中國區的幾個重要人事變動消息。
其中,現任聯想個人電腦及智能設備業務集團(PCSD)安卓產品研發副總裁張華將加入聯想中國區,擔任消費業務總經理。此外,張坤生和戴煒這兩位老聯想人,也進入聯想中國區核心管理團隊。
這是劉軍2017年5月中旬回歸聯想後,在人事方面做出的第一次調整。
劉軍1969年出生於北京,清華大學畢業,一米八八的個頭。他於1993年進入聯想工作,2015年9月-2017年4月短暫離開聯想,一邊休息一邊做投資。2017年5月,劉軍回歸聯想,主政聯想中國區。
我們這代人,總體上是比較幸運的。因為我們的上一代經歷了“文革”,少了一代半的人才,要不然我們很難有機會冒出來。
我是1988年進入清華大學自動化系。那會真是千軍萬馬過獨木橋,我比較幸運,是跑在最前面那一批。我在自動化系籃球隊當過球員,拿過四次學校的籃球聯賽冠軍。
1993年,我本科畢業後進入聯想,到今天就打過一份工。當時很多大學生的第一選擇是去外企,那時候清華學生進外企是有名額限制的,要通過外企服務公司才能進去。那時畢業下海的人很少,主要是一些膽大的,敢於去觸碰灰色領域的人。
所以當時社會上把大學畢業生分成三類,一是白道,二是黃道,三是紅道。白道是進公司,紅道是進體制內,黃道是下海創業。我是一個循規蹈矩的人,所以選了白道。
我加入聯想的時候,它在中關村已經小有名氣,跟四通齊名。非常幸運的是,我跟著聯想趕上了中國電子制造業蓬勃發展的歷史大潮,踩在了行業風口上,一進去就經歷了行業的黃金十年。
中國從1993年開始,基本就取消了PC行業的進口關稅,行業競爭很殘酷。但聯想和國內企業還是活下來了,因為中國公司總能想辦法找到各種性價比更好的零部件貨源。
剛進聯想的時候,我被分配在評測部,相當於技術部門。在新員工見習期,我被安排去武漢出差。那是我第一次坐飛機。當時武漢有個客戶,買了我們的電腦,說是出現了批量性故障,硬盤總是報錯。我去了後發現,不是我們電腦的問題,而是他們測試方法有問題。整個出差期間,我幾乎沒有睡覺,終於和客戶在測評標準上達成了共識。最後,我不僅把這些問題解決了,還帶著一堆沒有更換的新硬盤回來了,更為公司挽回了聲譽。
回來後,我給我們總工程師寫了個報告。當時的總工是李之文老師,他非常嚴格,大家的報告經常被打回來,幾乎沒有人的報告不用改。我的報告交上去後,一直沒有回音。後來我憋不住,問總工我的報告需要怎麽改。他說不用改,當時辦公室的人都驚呆了。
後來我成了聯想第一任研發總經理,再後來又進入聯想核心管理層。我的一個體會是,在職場一定要高標準地要求自己。一個人對成長的企圖心,對職業發展非常重要。
2005年聯想並購IBM的PC業務後,聯想核心管理層的主要精力都放到了海外市場。
從2005年到2015年,是聯想國際化的十年,我們內部叫做遠征。這十年里,我去了好幾十個國家,創了好多旅行紀錄。最多的時候,一年去了13次美國。最快的時候,三天繞著地球飛了一圈。一年有一半的時間在倒時差,一覺醒來都不知道自己在哪。經常是到了酒店後,過幾個小時就是當地的上班時間,然後我就得去跟海外同事開會。現在有朋友說,我們去哪玩吧,我說不去,倒時差倒怕了。
在國內也很累,白天忙中國區的工作,到了晚上也不能下班,因為美國那邊開始上班了,要處理美國公司的事。一天兩百封郵件很正常,而且都是英文的,處理起來要三四個小時。所以我每天只能睡三四個小時。這也是很多聯想員工的常態。
總體上來說,我還是更喜歡在中國市場工作,那是一種在家門口精耕細作的感覺,在海外市場,總感覺是天馬行空。
在聯想的遠征中,我有兩年時間是在國內工作。那是2011年到2012年,我回國接手聯想移動業務。當時聯想手機一年的出貨量是50萬部,其中一半壓在倉庫里。那時聯想手機新產品很少,一款手機的產品生命周期長達兩年,即便是蘋果也不敢這麽幹。所以我接手後,一是擁抱運營商的千元機戰略,當時運營商的補貼力度非常大;二是加快新產品的推出速度。第二年,我們的出貨量做到了三千萬部,後來是一億部。
聯想在做手機的國際化時,發現一部手機賣到美國,手機售價的大約20%要用來交專利費。為了徹底解決專利問題,聯想收購了摩托羅拉的移動業務。於是我的精力又回到了海外市場。
聯想的遠征是成功的。目前聯想七成的收入來自海外市場,我們的PC和手機業務,在海外都發展得很好。
就在我們在海外市場捷報頻傳之時,家門口出了問題,我們在國內的根據地陷入了困境。其中,PC業務在國內面臨行業整體下滑趨勢,手機業務更是有一堆強勁的對手。
對於造成這一被動局面的原因,我們內部的反思是,過去十年里,聯想核心管理層的精力,以及公司資源,都過多聚焦在海外市場,反而把中國市場給忽略了。這也是元慶(聯想集團董事長楊元慶)找我回來的主要原因,希望我能重振聯想中國區的雄風,複制我們在海外市場的成功。
回聯想之前,我有過小兩年的短暫離開。2015年9月,我離開聯想,去美國休息,放松下自己。
當時我很開心地跟爸媽說,我終於可以好好休息一下了。但爸媽不太理解,以為我在聯想犯了什麽錯誤。後來柳總(聯想創始人柳傳誌)請我爸媽吃了一次飯,說你們的兒子是好樣的,讓他在美國休息一段時間,以後回來再為聯想出力。我爸媽的心,一下子就踏實下來了,這讓我特別感動。
2016年,我從美國回到了中國,開始做一些天使投資,主要投新模式、新技術和消費升級三個方向。
我還投資了一個退學創業的高二學生,他很有創造力,也很有勇氣。我支持這種沖勁十足的人。另外,一些聯想人出來創業,我也投了一些。
我不太喜歡做財務投資,所以我會比較深入地參與到被投公司去,幫他們對接各種資源,因此我也擔任了幾家被投公司的董事長職務。
做投資的這兩年,我得以跳出聯想來看中國和聯想。我發現外面世界的變化超過了我們在聯想時的想象。過去在聯想也聽到過很多關於外面的變化,但遠不如親眼所見來得震撼。
我的一個感觸是,聯想過去十年的重點是遠征海外市場,而在中國,是有些脫節,但整個公司的基本面還是非常好的。
過去聯想的強項是執行力和運營,但這幾年外面的很多新業態和新商業模式,主要是靠資本推動起來的。這點值得聯想思考。
這兩年,隨著PC行業的整體下滑,聯想的壓力不小。2017年4月份,元慶來找我,說要重振中國區業務,希望我回來。聯想是我唯一工作過的地方,我對公司有很深的感情。離開聯想後,我走到哪里,別人都會跟我聊聯想。所以元慶找我說,回來一起幹吧,我就回來了。
我和元慶一直有很深的信任,這幾年雖然我離開了聯想,但我們一直保持著良好溝通,聯想有什麽活動他都會叫上我。
現在外面對我們的誤讀甚至謠言很多。比如有人說,是柳總帶我去了一次峨眉山,請我回來。其實不是。我去過一次峨眉山,但不是跟柳總去的。
元慶跟我說,聯想中國區要變成聯想的“特區”。他授權我把各個鏈條都打通,算是給了我一把“尚方寶劍”,這樣我就有了一個更超脫的位置和更大自由度去推動聯想的變革。
我回聯想後的這一個多月,主要是在把脈,悶頭做功課。我是帶著創業心態回聯想的,我的使命是凝聚人心。再艱難,只要人心在,就一定能做好。
沒有人心很可怕。聯想的人心還在,但這幾年士氣比較低落。過去聯想是斯巴達方陣,面對一堵墻,過不去,打個洞過去。在這個方陣里,大家走了很長時間,有點疲倦。我的責任是,把大家的精神頭調動起來,激活大家的血性,然後變一變陣。
比如,在文化上對聯想做一些改變。過去聯想有些會議,一開一整天,現在我壓縮到兩小時,其實也能解決問題。我覺得我們應該把時間更多的花在客戶身上,而不是更多的時間花在內部。
首先,我們會在體制上重構聯想的大船結構,向艦隊模式轉型。
大船結構是用事業部制去做新業務,這樣容易把新業務給捆死。我們會借鑒合夥人制度,把新業務獨立出來甚至單獨成立新品牌來做。
過去聯想以管理著稱,但管理上扁平化不夠,這點會改變。此外,我們還要改善激勵機制,以留住和吸引人才。聯想過去二十年集中了最優秀的一批人才。我們需要激發大家,變一變陣,把大家的能力發揮出來。
聯想的營銷模式也會變。從過去的硬廣告模式,向立體化營銷轉變,嘗試諸如自媒體營銷等新玩法。
其次,對於不適合新業務、新文化和新陣法的人,我們持開放心態。確實不是所有人都適合新的東西,我們也確實沒有辦法保證所有人都能夠跟上大部隊,因為我們對自己還是有非常高的目標。如果有人覺得外面有大把機會,我們可以面臨員工和人才流失的問題。同時我們也會吸引很多新同事的加入。
我相信聯想人能適應這一變陣。現在聯想從上到下,都在以非常謙卑的心態做反思和自我批評。聯想從來不缺血性,我們有一幫打過很多勝仗的兄弟。過去幾年我們睡了一覺,現在醒了。
下一步我們會在內部鼓勵創業和創新。過去都說聯想是個沒有天花板的舞臺,現在我們還是這個理念。而且我們認為,大家在聯想的步子,可以邁得更大一點。
對於聯想的願景,過去我們的提法是三個聯想:高科技的聯想、服務的聯想和國際化的聯想。高科技和國際化已經是聯想重要的品牌標簽,我們真正需要提升和改善的是聯想的服務。
在中國市場,聯想已經五年沒有做暑促了。過去主要是把資源和補貼給到渠道,鼓勵渠道多進貨,多促銷。但如果不疏通出口,這些貨就會積壓。最後只能是降價賣,渠道相互混戰。
現在我們決定直接讓利消費者。如果競爭對手發動價格戰,我們會跟隨。但我們不會主動去打價格戰。
我們也會對智能互聯網、物聯網和人工智能領域進行投資,以建立聯想的生態鏈。這些投資也有利於我們專賣店的轉型升級。
聯想在全國有上萬家專賣店,主要是賣PC和手機產品,用戶的購買頻次很低。下一步我們會升級店鋪,讓店鋪智能起來,同時增加黑科技產品的體驗和銷售,讓用戶有興趣和動力經常來店里逛一逛。這些店的定位很可能介於小米之家和蘋果店之間,瞄準年輕人群和中產群體。
我們的專賣店要幫助用戶向智能互聯網時代遷徙。聯想要成為企業客戶的IT經理,成為消費者的IT管家。我們的線下店,以後不光賣電腦和手機,還會給用戶做電腦數據的遷移,幫用戶解決家庭網絡故障。
我們會把聯想的服務,做成一個入口。以後聯想的新產品和新服務,都可以通過線下店這個入口,提供給消費者。
我給內部定的一個原則是,只要對用戶好,舊的東西都可以打破。我跟他們說,聯想在中國最大的敵人不是別人,是我們自己。
改革開放四十周年之際,中國再一次向世界宣示對外開放的決心。
4月10日,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博鰲亞洲論壇發表主旨演講時指出:“中國開放的大門不會關閉,只會越開越大”。他還就下一步擴大開放的戰略公布系列重大新舉措,內容涉及大幅度放寬市場準入、創造更有吸引力的投資環境、加強知識產權保護、主動擴大進口等四個方面,且強調盡快使之落地,宜早不宜遲。
回顧過去40年中國經濟的飛速發展,對外開放功不可沒。同時,中國開放步伐一直沒有停滯,從40年前決定對外開放,到2001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積極履行各項承諾,對外開放步伐持續加快;再到近年來進一步自主擴大對外開放,積極進行貿易協定談判,不斷擴大高端制造業與服務業的對外開放。可以說,發展與開放相輔相成、互相促進,開放造就了發展,繼續發展需要擴大開放。
當下重申對外開放的重要性,並將擴大開放提升到新的高度,也是由現階段中國經濟發展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的基本特征所決定。過去很長一段時間,中國發展依賴較低的勞動力成本和以價格換取市場等因素,很明顯這類較為粗放的模式難以持續。未來,中國必須更加充分地進入全球市場,通過全球競爭來增強國內各產業的肌體。
備受關註的金融領域,國際上一直期待中國擴大開放,其中銀行、證券、保險行業存在對外資的持股比例限制,外資行與外資券商的持股比例限制為20%、49%,外資券商與壽險公司無法在國內設立獨資公司,合資券商牌照把控嚴格等問題也一度令海外金融機構在中國發展較慢。
可以說,此前中資金融機構在國內一直處於不完全市場化競爭的環境。一個國家的金融市場發展與金融開放互相作用,金融市場發展越好,開放的負面影響就越小,也會越開放。發展至今,中資金融機構需要擔憂的並不是外資進入,而是要修煉內功、提升能力。同時,開放反而會促進金融機構加強內功的緊迫感,雖然開放也可能帶來不容忽視的風險。去年11月取消外資投資部分金融機構的持股限制,正是金融開放的重要一步。
加強知識產權保護則是近年一直在推進的,習近平在發言中強調,今年將重新組建國家知識產權局,完善執法力量,加大執法力度,並鼓勵中外企開展正常技術交流合作,保護在華外企業合法知識產權,展示了中國的自信與保護知識產權的決心。
與此同時,中國需要充當全球化的積極推進者。近年來,世界經濟呈現分化格局,逆全球化愈演愈烈,一向倡導貿易自由主義的美國,一反常態地先後退出TPP、巴黎協定和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並以“美國優先”為借口,單方面破壞世界貿易規則。此時,世界需要中國這樣的大國順勢而為,推動全球化和維護自由貿易體系。
十九大報告指出,中國開放的大門不會關閉,只會越開越大;今年兩會期間,李克強總理所作的政府工作報告,強調要推動形成全面開放新格局。當然,正如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3月27日在例行記者會上所言,中國的開放是自主的開放,將繼續按照自己設定的目標、確定的路徑和規劃的節奏有序推進。
改革開放是中國經濟崛起的制勝法寶,理應一以貫之,當前中國需要以更大力度的開放,邁入高質量發展階段。
隨著航空業的快速發展,我國不少機場也在加速邁向國際航空樞紐。
今年4月底,廣州白雲國際機場T2航站樓正式投入使用,這是國內最大的單體航站樓。自此,廣州白雲機場二期擴建所涉及的二號航站樓、綜合交通中心、第三跑道、AOC信息大樓、110伏變電站、北站坪、地鐵及城軌等七大工程全部完工。
2017年白雲機場旅客吞吐量達6584萬人次,同比增長10.2%,增速在國內六大機場中排名第一,世界排名第13。貨郵吞吐量達到178萬噸,增長7.8%。
隨著2號航站樓的投入使用,白雲機場的綜合交通樞紐功能將初步形成,機場設施不足情況將很大程度得到緩解。2018年,擁有兩個航站樓的白雲機場年旅客吞吐量預計將達到7000萬人次,貨郵吞吐量將達到190萬噸,朝著世界級航空樞紐的目標邁進一大步。
“十三五”期內還要開始啟動白雲機場三期擴建工程,目前,包括建設第四、第五跑道和三號航站樓的白雲機場三期擴建工程已開展預可研工作。三期擴建的第四、第五跑道和第三航站樓建成投產後,隨著空域改革加快推進,白雲機場年旅客吞吐量有望突破1億人次,將成為全球重要的航空綜合樞紐之一。
除了白雲機場,其他大機場也在加速打造國際航空樞紐。以成都為例,根據國家級國際航空樞紐建設的戰略需求,按照“航班波”模式制定的未來5年(2016-2020年)成都國際定期直飛航線規劃,成都還將采用新的組合扶持政策,加大對新開國際定期直飛航線尤其是戰略性洲際航線的支持力度,構建形成以成都為中心的國際國內航線網絡。
成都天府國際機場將作為西部樞紐機場,在2019年基本建成,2020年投入運營。建成後將承攬絕大多數的國際國內客貨運航線,為成都構建起“一市兩場、國際多直達、國內強覆蓋”的航空運輸體系。
昆明長水國際機場則是輻射南亞、東南亞的國際航空樞紐機場。根據規劃,至2020年,機場年旅客吞吐量達到6700萬人次,貨郵吞吐量達到57萬噸,飛機起降48 萬架次。至2030年,機場年旅客吞吐量達到1.2億人次,貨郵吞吐量達到120萬噸,飛機起降82萬架次。
西安鹹陽機場也提出,未來十年,將堅持全力打造大型國際航空樞紐的目標不動搖,全面提升國際業務比重,有計劃、有步驟、高質量地全力推動陜西省國際航空業務持續快速發展,努力增加西安更多的國際航線。
數據顯示,2017年我國已有8座機場躋身全球機場吞吐量50強。其中,北京首都機場位居全球第2,上海浦東機場位居第9,廣州白雲機場位居第13,成都雙流機場位居第26,深圳機場位居第33,昆明機場位居第37,上海虹橋和西安機場位居第45、46位。未入榜機場中,重慶機場吞吐量3872萬人次位居第51位,按照目前的增速,未來也有希望躋身前50強。
民航資深專家李曉津教授此前對第一財經分析,盡管高鐵線路越來越多,但民航業增長仍然很快,無論運輸總量還是航班數量的快速增長都反映了人民對航空需求很旺盛。“十三五”期間,我國的民航基礎設施建設必須跟上老百姓的出行需求。
他認為,我國的民航發展有兩個重要方向,其中之一就是漂洋過海,也就是要開辟更多的國際航線,因為國際出行是高鐵所無法取代的。
國家審計迎來劃時代的一天。23日下午,習近平總書記主持召開中央審計委員會第一次會議並發表重要講話,圍繞更好發揮審計在黨和國家監督體系中的重要作用,作出重大部署、提出明確要求。
作為新成立的中央級專項委員會,中央審計委員會首次會議傳遞出哪些重要信號?記者專訪了權威專家加以解讀。
加強黨對審計工作的領導
習近平總書記親自擔任中央審計委員會主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書記趙樂際擔任副主任……中央審計委員會領導架構層級之高,凸顯黨中央對審計監督前所未有的重視。
“黨的十九屆三中全會明確提出設立中央審計委員會,委員會領導架構層級之高史無前例,重視力度之大可見一斑。”北京國家會計學院院長秦榮生告訴新華社記者。
黨中央為何如此高度重視審計工作?原因在於,審計機關成立30多年來,特別是黨的十八大以來,為促進黨中央令行禁止、維護國家經濟安全、推動全面深化改革、促進依法治國、推進廉政建設等作出了重要貢獻。進入新時代,審計在經濟社會發展中的重要作用越發凸顯。
會議審議通過了《中央審計委員會工作規則》《《中央審計委員會辦公室工作細則》《2017年度中央預算執行和其他財政支出情況審計報告》《2018年省部級黨政主要領導幹部和中央企業領導人員經濟責任審計及自然資源資產離任(任中)審計計劃》等文件。
“這說明,未來推出國家審計重要計劃以及出臺深化審計制度改革措施等,都要由中央審計委員會審議通過。”中國社科院財經戰略研究院財政審計研究室主任汪德華說,“中央審計委員會對國家審計工作的領導是全方位的。”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中央審計委員會要強化頂層設計和統籌協調,提高把方向、謀大局、定政策、促改革能力,為審計工作提供有力指導。
中央財經大學中國公共財政與政策研究院院長喬寶雲認為,審計是黨和國家監督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推進國家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利器。組建如此高級別的中央審計委員會,是加強以習近平同誌為核心的黨中央對審計工作領導的重大舉措,將為提升國家治理能力發揮獨特作用。
“三個加大”助審計靶向精準
進入新時代,國家審計搞得好不好,關鍵看能不能促進經濟高質量發展,促進全面深化改革,促進權力規範運行,促進反腐倡廉。
審計如何與時代同行、乃至引領時代前行?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要拓展審計監督廣度和深度,消除監督盲區,加大對黨中央重大政策措施貫徹落實情況跟蹤審計力度,加大對經濟社會運行中各類風險隱患揭示力度,加大對重點民生資金和項目審計力度。
“這里面至少有兩層含義,首先是國家審計要消除監督盲區,實現全覆蓋;其次是在全覆蓋的基礎上突出重點、靶向發力。”北京國家會計學院審計與風險管理研究所所長張慶龍說,“‘三個加大’與黨中央的工作重心、與三大攻堅戰是密切結合在一起的。”
如何讓審計監督更加有效?會議提出,加強全國審計工作統籌,優化審計資源配置,做到應審盡審、凡審必嚴、嚴肅問責。
專家學者普遍關註“嚴肅問責”這一表述。秦榮生認為,此前審計機關主要工作聚焦在發現問題、移交線索、提出整改建議等方面,但沒有真正的問責權,一定程度而言,這導致了部分地區和單位對審計結果“虛心接受、誠懇檢討、硬是不改”的現象。
“雖然問責不是目的,但如果沒有可行的問責機制,屢審屢犯的問題就難以避免。”他說,“由中央審計委員會統籌,將大大提高審計監督權威性和震懾力,不僅‘打得著’,還能‘打得好’。”
審計主體客體均要求嚴明
更好發揮審計在黨和國家監督體系中的重要作用,說到底還得靠一支信念堅定、業務精通、作風務實、清正廉潔的高素質專業化審計幹部隊伍。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要加強審計機關自身建設,以審計精神立身,以創新規範立業,以自身建設立信。他還強調,審計機關要嚴格遵守紀律,對違反紀律規定的要嚴肅查處。
“立身、立業、立信,這是從三個方面對新時代審計人提出了更高要求。”張慶龍說,“打鐵還需自身硬,三者相輔相成、不可偏廢。”
不光對審計機關,習近平總書記還對各地區各部門特別是各級領導幹部提出了明確要求。
——各地區各部門特別是各級領導幹部要及時、準確、完整地提供同本單位本系統履行職責相關的資料和電子數據,不得制定限制向審計機關提供資料和電子數據的規定,已經制定的要堅決廢止。
——對有意設置障礙、推諉拖延的,要進行批評和通報;造成惡劣影響的,要嚴肅追責問責。
“審計機關只有及時、準確、完整地獲取相關資料,才能得出有參考價值的評判。打通信息共享的‘中梗阻’,是審計監督更好地服務於國家治理的必由之路。”秦榮生說。
專家學者認為,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導,本次會議對構建集中統一、全面覆蓋、權威高效的審計監督體系作出歷史性安排,為審計事業發展註入了思想和行動力量,也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全局開創新篇章具有重大而深遠的意義。
在區域合作、協調發展大勢之下,長三角一體化近期再度成為熱點且動作頻繁:5月21日,江蘇蘇州市與上海嘉定區簽訂戰略框架協議,共同構建嘉昆太協同創新核心圈;23日,上海青浦區與浙江嘉興市簽訂戰略框架協議,全面推動“規劃契合,設施匯合,產業耦合,創新融合,功能聚合,治理融合,環保聯合”;6月1日將舉行的長三角三省一市主要領導座談會,又將為這一熱度加碼。
長三角是世界第六大城市群,目前常住人口2.2億,約占全國1/6;經濟總量19.5萬億元,占全國近1/4。隨著中國經濟發展和居民消費水平提升,長三角作為中國最發達的地區之一,未來很可能躋身全球前三甚至數一數二。而長三角經濟社會發展若要躍升,一體化勢在必行。因為從全球來看,區域合作是世界經濟發展的大勢所趨;從國內來看,城市群正在成為引領國家經濟轉型發展的主引擎,創新發展的主陣地。
對於區域一體化而言,打造產業集群無疑是最重要的,這也正是長三角方面應該努力的方向。近日,長三角區域合作辦對外透露,正在抓緊編制《長三角一體化發展三年行動計劃》,初步梳理出了一批專項行動、實施方案和重大項目,擬在汽車、集成電路、人工智能、智慧城市等重點領域形成若幹專項行動,著力打造一批世界級產業集群和全國首位的新技術應用示範引領區。
長三角是中國民族產業發展最重要的承載區之一,隨著中國經濟進入高質量發展階段,長三角在產業發展方向理應繼續發揮引領作用,特別是當前中國急需突破的高端制造業領域。因此,長三角區域應加強包括電子信息集群創新網絡建設,做大做強集成電路、新型顯示、智能傳感器、高端軟件、智能硬件等產業鏈,突破材料、裝備、工藝等短板領域;以及加強長三角區域產業協同,引導龍頭企業加強長三角產業鏈一體化布局,探索共建長三角產業鏈協同創新示範基地。
汲取以往經驗教訓,也是繞不過去的路。實際上,長三角一體化已走過三十多年的歷程,至今沒有足夠的實質性進展,很大原因在於中國制度環境的特殊性。
當前體制現實是,區域之間的分割、藩籬甚至掣肘多且難突破。地方政績考核主要側重GDP、財政收入等指標,使得地區或城市的財稅、基建往往各自為政。各個省市的指標導向勢必會限制不同省市之間的企業和生產要素流動,如A省的企業要遷到B省就很難,因為A省的地方政府會千方百計將企業留在當地。
毋庸置疑,實現包容性的區域協調制度是長三角一體化的必要條件。所謂包容性,即在需要一體化的區域,最高利益應該是區域利益乃至國家利益,而不是地方利益。換言之,長三角一體化的系統規劃,應從跨區聯動格局出發。短期要在生態、城鎮化、交通走廊、上中下遊產業布局、區域發展格局等方面進行全局考慮;長遠來看,區域內各類生產要素都應發揮市場機制的決定性作用,包括資金、人才和技術的流動按照市場規律進行。以教育資源為例,上海、江蘇十分豐富,浙江、安徽等在高等教育和國家科研院所方面相對薄弱,未來也需要有魄力打通。
可以說,長三角一體化既是內在的經濟趨勢,也是中國經濟進入高質量發展階段的需要。此時政府要做的,除了根據高質量發展的要求打造產業集群,還需清理阻礙區域內要素流動的機制體制。
7月1日起,我國的養老保險制度將正式進入“富省”幫助“窮省”的時代。養老保險基金中央調劑制度將合理均衡不同地區間養老保險基金的負擔,確保各地養老金按時足額發放。
6月13日,國務院向外公布了《國務院關於建立企業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基金中央調劑制度的通知》(下稱《通知》),決定從今年7月1日起實施基金中央調劑制度。《通知》明確,地方上解比例從3%起步,采取人均定額的方式進行撥付,離退休人員多的省份將獲得更多的調劑金。
人社部副部長遊鈞在當日國新辦舉行的新聞發布會上表示,目前我國還難以一步實現理想化的基金統收統支的全國統籌模式。從較低比例來起步,先建立基金中央調劑制度,作為全國統籌的第一步是較為穩妥的辦法。
武漢科技大學金融證券研究所所長董登新表示,中央已經提出要在2020年全面實現省級統籌,實現省級統籌之後距離全國統籌就只有一步之遙,這意味著中央調劑金這一制度的過渡期只有兩年左右的時間。
明確“富幫窮”規則
隨著人口老齡化的加快,就業形勢的多樣化,特別是流動性加強,勞動力由中西部向東部流動等因素的影響下,我國不同省份之間的撫養比呈現苦樂不均的狀態。
人社部的數據顯示,去年企業職工養老保險的參保人數3.53億人,其中在職參保人數2.59億人,領取待遇的退休人員9460萬人,總撫養比是2.73:1,也就是2.73個在職人員撫養一個退休人員。但不同省份之間的差異較大,撫養比最高的廣東超過了8:1;有的省份不到2:1,最低的黑龍江不到1.3:1。
遊鈞稱,雖然全國養老保險累計結余資金有4.14萬億元,但是近三分之二集中在東部地區少數幾個省份。廣東去年的結余超過1000億元,而遼寧、黑龍江等一些省份的基金運行面臨很大壓力,已經出現了當期的收不抵支,個別省份的累計結余也用完了。
中央調劑基金由各省份養老保險基金上解的資金構成。如何確定“調劑”的規則是養老保險基金中央調劑制度的關鍵問題。
養老保險基金在省與省之間進行調劑已經刻不容緩。遊鈞表示,中央調劑制度的主要目的是確保我國養老保險制度安全可持續發展,確保企業離退休人員的養老金按時足額發放。
《通知》規定,按照各省份職工平均工資的90%和在職應參保人數作為計算上解額的基數,上解比例從3%起步,逐步提高。各省份上解數額的多少主要取決於上解工資基數和在職應參保人數這兩項指標。
遊鈞表示,以各省份的平均工資作為基數,更能夠體現各地經濟發展的實際水平,工資水平高的地區,上解額也會相應高一些,這樣有利於實現基金調劑的“富幫窮”目標。
上海市社科院城市與人口發展研究所副所長周海旺表示,各省份經濟發展程度不同、平均工資高低不等、從業人員比例和老齡化水平差異大,這一制度將一定程度上均衡各地養老負擔,確保養老金足額發放。
在平均工資的口徑上,《通知》不僅考慮到非私營單位職工與私營單位職工薪酬水平的差距而采取加權平均來確定,還考慮到目前個體靈活就業參保人數占總參保人數的比重約1/4,這部分人員繳費基數相對偏低,按照職工平均工資的90%左右計算上解額,因而更符合各地實際情況。
中國宏觀經濟研究院副研究員關博表示,采取統計部門提供的城鎮非私營單位和私營單位就業人員加權平均工資為基數來上解中央調劑金,比按照基金收入的已定比例來收取,更具有公平性。同時,由於養老金的發放也是按照社平工資來計算的,撥付以社平工資為基數也體現了兩者的一致性。
按照應參保人數確定上解比例
董登新表示,按照應參保人數而不是實際繳費人數來確定上解比例是《通知》的一大亮點,這樣可以激發地方擴面征繳的積極性。
遊鈞表示,以各地的企業就業人數和企業參保人數的平均值來核定應參保人數,這樣能夠兼顧實際的參保情況,也解決了部分地方參保人數里虛高的成分。隨著下一步全民參保登記工作的推進,將逐步過渡到以覆蓋常住人口的全民參保計劃數據為基礎確定在職應參保人數。
中央調劑金基金撥付的重要原則是實行以收定支,文件規定,當年籌集的資金全部撥付地方。在具體的撥付方式上,中央調劑基金按照人均定額撥付,根據人社部、財政部核定的各省份離退休人數確定撥付資金數額。
計算公式為,某省份撥付額=核定的某省份離退休人數×全國人均撥付額。其中:全國人均撥付額=籌集的中央調劑基金/核定的全國離退休人數。
從撥付辦法可以看出,離退休人員多的省份將獲得更多的中央調劑金。關博表示,現在一些地區出現養老保險基金失衡狀態的重要原因是人口老齡化,撫養比的問題較為突出。按照人均定額撥付能在一定程度上平衡地區之間的養老金責任。
以黑龍江為例,這是我國首個養老金累計結余為負的省份。2016年,黑龍江省養老保險基金累計結余為-232億元。參保人員結構變化是黑龍江收不抵支的主要原因。第一財經查閱相關統計公報發現,在過去 5年間,黑龍江離退休人員增加了64萬人,在崗職工參保增加了16.5萬人,後者遠遠少於前者增加的數量。
按照《通知》規則,黑龍江省上解少而撥付多,將是中央調劑制度的受益省。對比上海,雖然上海的退休人員數量排在全國前列,但由於上海社平工資比較高,應參保人數也比較多,上海則是這一制度的貢獻省份。
周海旺對第一財經表示,這一政策對上海來說當前是上繳多、領取少,未來隨著老齡化水平的進一步提高,上海的全國統籌收支差距會進一步縮小。
防範地方道德風險
實施中央調劑制度之後,一個可能的道德風險是地方會想方設法“少交多得”。這將加大制度運行風險,因此,《通知》也明確了各級政府責任和具體的激勵約束措施。
首先是在制度內在設計上體現激勵約束。計算上解資金采用的上解工資基數和人數,不受各地實際征繳收入的影響,各地經過努力多征繳的基金,可以留在本省份使用,體現了對擴面征繳工作到位的地方的鼓勵。同時,通過對離退休人數的核定,對基金支出管理不到位的地方體現了約束。
《通知》也明確,省級政府承擔確保基本養老金按時足額發放和彌補基金缺口的主體責任。中央政府在下達中央財政補助資金和撥付中央調劑基金後,各省份養老保險基金缺口由地方政府承擔。
《通知》還提出,各地在實施養老保險基金中央調劑制度之前累計結余基金原則上留存地方,用於本省份範圍內養老保險基金余缺調劑。董登新表示,這意味著只是對增量進行按比例上解,地方政府在支配存量部分上存在道德風險。
“比如在全國統籌的預期之下,有地方政府怕到時結余基金要上交中央,因此會采取減少財政補貼、增加基金支出的方式來消耗基金的結余,政府需要在這方面加強監管。”董登新說。
加快推進全國統籌
基本養老金中央調劑制度是一種過渡性制度,它將為實現真正意義上的全國統籌鋪路。
董登新表示,《通知》中非常重要的一個內容是提出要國家統一制定職工基本養老保險政策,逐步統一繳費比例、繳費基數核定辦法、待遇計發和調整辦法等,最終實現養老保險各項政策全國統一。
中國勞動和社會保障科學研究院院長金維剛在6月9日舉行的首屆全國養老金高峰論壇上表示,我國的養老保險制度是從低統籌層次開始發展的,因此目前養老保險制度出現了地方政策標準不統一、基金管理不統一、信息系統沒聯通的問題,因此必須要加快推進全國統籌。
金維剛主張,實行全國統籌有利於在全國範圍內實現政策法規、管理體制、信息系統的統一,增強城鎮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基金的抗風險能力,解決或者緩解部分困難地區的矛盾,適當降低企業年金基本保險費率,為促進企業年金的發展創造條件。
《通知》也對人社部、財政部提出要求,抓緊制定養老保險全國統籌的時間表、路線圖。人社部已經提出完善省級統籌制度。各地要加快推進省級基本養老保險基金統收統支,2020年全面實現省級統籌,為養老保險全國統籌打好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