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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軍還養豬種菜嗎？菜兵”、“豬倌”特殊兵消失了

艱苦樸素？還是形式主義？2015年10月，武警湖北省總隊襄陽市支隊六中隊黨支部的一個決定在官兵中引發熱議：辛辛苦苦經營數年的兩畝菜地要全部毀掉。

負責夥食供應的司務長向軍惋惜地說，靠著這塊地，中隊幾年沒買過菜。這麽好一塊地，為何要改建成為訓練場？

“抓好菜園子才能豐富菜盤子”？

中國軍隊養豬種菜的歷史可以追溯到紅軍時期。抗戰時期，軍隊要從事農副業生產寫入官方文件。

1938年7月，陜甘寧邊區留守兵團召開第二兵團軍政首長會議，中心議題是決定在部分軍隊開展以種糧、種菜、餵豬等為內容的生產運動。次年2月，中共中央專門在延安召開生產動員大會，毛澤東在會上發表講話， “餓死呢？解散呢？還是自己動手呢？餓死是沒有一個人贊成的，解散也是沒有一個人贊成的，還是自己動手吧！”

“抓好菜園子才能豐富菜盤子”，養豬種菜一直是軍營生活的一部分，不少基層部隊的營區內迄今保留著此類宣傳口號。

隨著中國的改革開放逐漸探入深水區，任何想把軍隊後勤保障建成“萬事不求人”的“軍隊小社會”，都是對現實的脫離。中國軍隊開始探索市場化的後勤保障之路，這幾乎成為軍隊的共識：軍隊後勤保障必須向社會和市場開放，軍隊的現代化程度越高越要開放。

2001年，稱為“軍委16號文件”的《總後勤部關於深化軍隊物資、工程、服務采購改革總體方案》出臺，軍隊物資采購改革在全軍啟動。

正是在這一背景下，養豬種菜等農業生產基本告別軍營。然而，南方周末記者深入至少17處軍營發現，依舊存在農業生產的現象，大多分布在沙漠陸上邊疆或偏僻的海島上。

“一個土房一只狗，七八士兵沙漠走”，經過十多年的改造，武警寧夏總隊將昔日的不毛之地，建成占地近2000畝的現代化農業科技示範園區。沙漠已是初冬，武警寧夏總隊後勤基地1700平米的溫室內，生長著30多種來自全國各地的蔬菜瓜果，立柱上依靠著紅葉甜菜，螺旋盤水培的紅芹菜，基質栽培的奧運五色西紅柿等蔬菜也郁郁蔥蔥。

種菜養豬的新聞也不斷見諸報端。僅2015年10月，解放軍報就有兩篇新聞稿件，關註基層部隊養豬種菜。

“養豬種菜頭頭是道，組織訓練無從下手”

“部隊是用來打仗的，一切工作都要為戰鬥力建設服務。” 武警湖北省總隊襄陽市支隊六中隊認為，農副業生產搞得再好，也要為訓練場建設讓路。

年初以來，該總隊共挖掉菜地、草坪90多畝，拆掉豬圈32座，填平魚塘2個，新建射擊、搏擊、攀登、投彈等訓練場地200多個。

“菜兵”、“豬倌”等一些特殊的士兵建制也悄然消失。2015年6月，記者赴駐守滇南的某邊防團采訪。上世紀80年代，中越邊境的硝煙剛彌散，駐地經濟條件落後，道路崎嶇，蔬菜肉類保障比較困難。該部決定，在管理3公里外的空閑營房和土地開墾荒地，輪派一個班負責生產。

隨著駐地經濟快速發展，市場供應的蔬菜肉類日益充足，後勤供給對“生產班”的依賴逐年降低。直到近年，該部決定撤銷存在30年的“生產班”，官兵完成“歸建”，6名戰士扛著鋤頭回到連隊。

這也意味著，數千年以來“屯兵制”的終結。艱苦樸素不要了？還是搞形式主義？一時，爭議又起。對此，解放軍報曾刊文批評，某團後勤系統走出“養豬種菜頭頭是道，組織訓練無從下手”。

從軍數十載，國防大學科技教研室張召忠將軍深有感觸，“軍隊過去‘大根據地’的形式已不再適合部隊的發展，過去的炊事班、炊事員，現在只需承包一個餐飲公司就能解決，諸如此類還有汽車修理兵、衛生兵等等，完全可以依托社會力量。而大聯勤的成功，必須要達到思想認識、物質基礎和機制約束三者相互協調。”

中國軍隊正將“大聯勤改革”推入深處，養豬種菜在軍隊改革中徹底消失。

“中央電視臺軍事頻道曾花很大篇幅宣傳某部隊養豬種菜的事跡，地方上有人不禁問：難道國家大把的軍費是用來培養飼養員的嗎？”國防大學政委劉亞洲撰文認為，觀念的改變才是最根本的改變。

解放軍首度允許智能手機進軍營

“一部處於關閉狀態的手機，沒有響鈴，屏幕上也沒有任何開機顯示，話筒竟然被悄悄啟動，潛伏在隔壁房間內聽得清清楚楚。”2014年9月底的一次安全學習會上，專業技術人員的一番“竊聽”演示，讓講臺下副師級以上幹部們驚詫不已。

“手機就是潛伏在我們身邊的間諜。”國防大學戰略教研部教授韓旭東對南方周末記者表示，手機具有強大的傳遞情報的功能。

正是出於保密的考量，軍營內禁止使用智能機，而是統一采購配制國產的“黑白屏”非智能機。智能手機能否走進軍營？2015年10月，一份來自解放軍某部的調查報告顯示，85%的官兵認為智能手機能拓展知識視野。

​解放軍某師正在試驗允許軍人有條件的使用智能手機，手機必須為經過檢測的國產手機、只允許安裝部隊自行研發的軟件，或者經過部隊監測的客戶端軟件。

這些智能機的適用範圍，也僅限於思想政治領域的學習，並不涉及軍事訓練、軍事任務等內容。這也囿於客觀條件，當前，“軍”字頭的手機應用程序鳳毛麟角，微信公眾號有數百個之多，但背景複雜，水平也參差不齊，軍方開發的手機遊戲更少。

“智能手機體積小、重量輕、可隨身攜帶，用好了是官兵身邊的良師益友，用不好就是帶在身上的‘定時炸彈’。”在該師領導看來，智能手機進軍營挑戰與機遇並存，每天向官兵群發“安全保密小提醒”和“正能量段子”等予以提醒。

手機進入軍營，所觸發的爭議已持續近20年。

“手機開始大規模進入軍營是在2000年左右，真正帶來沖擊的則是在2010年左右智能手機的出現。”北京某軍事訓練大隊教導員張浦松介紹說，智能機和3G等通訊技術紛紛投入市場，手機與互聯網並軌，給軍營帶來泄密與思想方面的沖擊。

自2001年以來，解放軍報等多次發表警示性文章，《戒除新兵手機依賴癥防範泄密》。《小心你的手機》、《無形的黑手》等內部宣傳警示教育片也在軍營內輪番播出。

2014年10月7日，中央軍委印發《關於進一步加強軍隊信息安全工作的意見》，再次要求“全面推開信息安全等級保護和風險評估”。

可見，《意見》並未對智能機的使用下達明確的“禁令”。

然而，各基層部隊大多“禁止”使用智能機，每月數次的安全檢查中，違規使用手機都被列為重點檢查內容。

解放軍首次允許軍營內使用智能機尚處試驗階段。這也意味著，

中國軍隊也開始思考如何將手機轉化為戰鬥力。當前，

英國、俄羅斯、韓國等多國都對軍人使用手機做出嚴格的限制，而美國、以色列等國軍隊則推動一場手機革命，意圖將手機融入現代信息作戰系統。

【兩會特別報道】“少談點成績，多談些問題” 解放軍在兩會上關註哪些話題

2016年3月4日，北京，兩名解放軍代表在人民大會堂外交流。當日，2016年全國兩會在北京舉行，十二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於上午11時在人民大會堂新聞發布廳舉行新聞發布會。（東方IC/圖）

一身戎裝的軍隊人大代表，也有著廣闊的社會視野，不僅局限於傳統的軍事安全。許多老提案、老議案頻現兩會，見證著相關領域改革的重要性與艱難。

今年兩會，軍隊改革是解放軍代表團的共同話題，“組織讓你去哪就去哪”幾乎是每位與會者的共識，盡管“這種調整帶來的沖擊並不小”。

2016年3月5日下午，北京西四環附近的鴻府大廈會議室內，幾十位來自軍隊的特邀組政協委員召開了小組會議。“少談點成績，多談些問題。”一改以往冗長的開場白，發言直奔主題。

政治話語的背後，蘊含著更為樸素、實質的內容。在國防科技大學原政委徐一天委員眼中，“政協委員的發言是要存入檔案的，政協委員的聲音要經得起歷史檢驗，必須嚴肅認真對待國家和人民給予的話語權。”

2015年，僅軍隊政協委員的提案就高達260余件，不少提案還得到相關部門肯定。南方周末記者初步統計，提案內容涉及軍事、政工和技術三大領域，這也與代表委員們自身的職業分工吻合。而在今年兩會上，軍隊改革是解放軍代表團共同關註的話題。

“組織讓去哪就去哪”

來京參會前，火箭軍某旅技術營班長王忠心還在參加實戰演練，同戰友一道鉆深山、進陣地。

“今年是我當兵的第30個年頭。按照士兵服役相關政策制度，我已經達到士兵服役的最高年限。這是火箭軍更名成立的元年，但對我而言，這或許就是軍旅生涯的最後一年。”佩戴著嶄新的“火箭軍”臂章，王忠心覺得很榮幸，能夠親歷這場“大變革、大發展”。

這名一級軍士長手把手帶出的戰士都已“出徒”。甚至，王忠心所在旅的不少領導也是他的“徒弟”。

2016年2月28日下午，從雲南省某營區出發前，王忠心認真記下戰友們的意見建議，“一定帶到北京去。”當選全國人大代表以來，“兵王”的關註點也都與基層官兵的利益息息相關：2013年以前，工資待遇吸引力不足，多數士官還面臨著婚戀、看病、住房等現實困難，王忠心提出《關於保留士官人才方面的建議》，不遺余力地推進士官職業化；2014年，王忠心關註的依舊是軍人醫療保障問題。

軍人薪酬待遇近兩年已大幅提高，無需再為“五鬥米折腰”。2015年兩會開始，王忠心的眼光轉向《推動強軍目標向基層拓展延伸》，包括修訂與基層建設有關法規、推行軍人職業教育、加強基層幹部骨幹帶兵建連能力的培訓、建議領導和機關幹部下連當兵住班常態化。“兵王”的關註點與當前的軍隊改革步調一致。

個人的命運前途也在改革中流轉。來自空軍某試驗訓練基地的張葦代表介紹，該部地處西北大漠深處，許多官兵都是從內地轉來邊疆，輾轉多個單位最終來到大西北，大家都把適應新崗位放在第一位。

軍隊改革不可避免地觸動一些人的利益。今年的兩會上，軍隊代表委員集體表態支持當前正在進行的改革。

“命令一旦下達，每個人都是組織讓去哪就去哪。”北部戰區副政委兼北部戰區空軍政委白文奇代表說。改革調整中，原濟空部隊轉隸3個戰區，機關幹部也調整到3個戰區近10家單位，近千人遠離駐守多年的營區，奔赴新的崗位，“這種調整帶來的沖擊並不小。這些幹部當中，有的才分了房子，有的家屬隨軍沒多久。”白文奇代表的職務也在快速地調整之列。去年7月，他從海軍北海艦隊政委調任原濟空政委。半年後，又被調到北部戰區空軍任職。

重塑解放軍的領導指揮體制、重新劃分戰區只是邁出了形成聯合作戰能力的第一步。中部戰區副司令員兼參謀長李鳳彪代表認為，未來還有大量的挑戰性工作：制定聯合訓練規則、理順聯合指揮關系、創新聯合訓練內容方法、構建聯合訓練環境條件、培養選拔聯合作戰指揮人才等。

“越是這樣，就越要有鐵一般的擔當，決不能等靠觀望。”李鳳彪代表說。

新老提案、議案同臺

近年來，非傳統安全的重要性日漸明朗，解放軍更加頻繁地走向海外執行任務，這也成為軍隊涉外工作人員以及高層將領的關註重點。

“目前，我軍參加聯合國維和行動以外的海外軍事行動時，部隊的遠程輸送、武器裝備的運輸過境等事宜，一般只能通過外交渠道一事一商。”駐埃及大使館原武官戴紹安代表建議，通過加入或簽署公約、條約、備忘錄、協定等雙邊、多邊法律文件，為推進軍隊海外軍事行動的常態化發展提供法律保障。

今年，海軍潛艇學院核潛艇電工教研室主任李丹妮代表帶來三份建議，包括《關於加強海外軍事行動法規建設的建議》。為此，她還提前一天來到北京，希望和其他代表多交流，不斷完善建議的內容。

兩會上，多位高層將領高度關註對外非軍事行動領域的立法。圍繞中國參與國際事務、維護國家戰略利益，國防大學校長張仕波代表提出多項意見建議；西部戰區副政委兼西部戰區空軍政委舒清友代表則系統地闡述了空軍如何服務“一帶一路”。

“‘軍人優先’為啥多次成為微信朋友圈熱議的焦點？說明我們在落實上還有不少問題。”南部戰區陸軍某銷毀站工程師陳雪禮代表認為，軍人軍屬權益保障滯後的問題持續多年。

經過兩年多的調研，湖北省軍區原司令員汪金玉代表撰寫出《中華人民共和國軍人軍屬權益保障法》，共8章59條，幾乎涵蓋從退役安置、隨軍家屬就業安置、撫恤優待、涉軍案件糾紛處理等軍人職業的方方面面。

汪金玉代表還建議，國家專門制定因公犧牲（包括因公致殘喪失勞動能力者）獨生子女軍人父母的贍養辦法，解決獨生子女及其父母的後顧之憂。2015年的兩會上，原總參某部政委李愛平和軍隊人大代表、火箭軍某部政委梁曉婧等136人也曾分別提出議案，建議制定軍人權益保障法。

南方周末記者查閱現有公開資料發現，有關軍人權益保障法的建議至少可以追溯到2003年。老提案、老議案頻現兩會，見證著相關領域改革的重要性與艱難。多年來，軍民融合議題也頻頻出現在每年的兩會上。

“（軍民）融合的決心很大，問題把得準、措施很實在。”北部戰區陸軍副司令員胡修斌代表曾有裝備戰線工作經歷。他對今年的軍民融合議題很樂觀，“引導優勢民營企業進入軍品科研生產和維修領域，這些舉措都有助於打破利益的藩籬”。

一身戎裝的軍隊人大代表，也有著廣闊的社會視野，不僅局限於傳統的軍事安全。南疆軍區副司令員哈里木拉提代表提出各種舉措，以促進南疆貧困地區社會穩定和經濟發展；海南省軍區政委劉新代表則一直在呼籲，“大力推進海上民兵建設”。

“改革不是改向，變革不是變色”

今年兩會上，“四鐵”是軍隊代表委員的高頻詞匯，而關註者大多來自政治工作領域。3月7日，解放軍代表團在京西賓館召開第一次全體會議時，代表們就重溫著“四鐵”：鐵一般信仰、鐵一般信念、鐵一般紀律、鐵一般擔當的過硬部隊。

鍛造鐵一般的信仰，被認為是“四鐵”之首。軍事科學院軍事戰略研究部研究員陳舟代表認為，“我軍就是靠信仰起家，靠信仰成長壯大的”，二萬五千里長征是“信仰之旅”，打倒國民黨反動派建立新中國是“信仰之勝”，堅守上甘嶺是“信仰之戰”。

“改革不是改向，變革不是變色。深化國防和軍隊改革，必將進一步鑄牢堅決聽黨指揮這個強軍之魂。”海軍潛艇學院核潛艇電工教研室主任李丹妮代表說，“在這個根本政治原則問題上，不能有絲毫的差池。”

腐敗，則被認為是威脅“四鐵”的最為可怕的因素。京西賓館的討論發言中，多名代表都痛心疾首地談到，要全面徹底肅清郭伯雄、徐才厚案件流毒影響。原總參陸航部政委陳向東代表說，“為什麽管靈魂的出賣靈魂，管反腐的帶頭腐敗，管幹部的帶頭賣官鬻爵，講艱苦奮鬥的帶頭貪圖享樂？”“這原因那原因，歸根結底還是信仰出了問題，信仰之鐵變成了易碎的玻璃瓶。”

意識形態領域的分歧也被視作一場戰爭。火箭軍某部政委梁曉婧代表描繪說，別看意識形態領域鬥爭沒有硝煙，但殺傷力有時比真刀真槍還大，因為它試圖將我們的信仰連根拔起。“對軍隊來說，這比一場戰爭失利更可怕。”

軍事科學院原院長劉成軍代表認為，關鍵是把好政治信念“總開關”。“紅色資源”“互聯網+”都被認為是打贏這場意識形態之戰的槍支彈藥。陸軍第13集團軍某師偵察連指導員顏建剛代表提出，“要用好紅色資源，開展‘紅色基因代代傳’工程。”陸軍第40集團軍工兵團某營教導員謝正誼代表也認為，“要保留好我軍光榮傳統的紅色種子”。當前，部隊調整改革之時，也應註意保留“老虎團”“鐵拳營”“尖刀連”等紅色種子部隊，即使合編部隊時也要融“百家之長”為“一家之長”，推動老傳統孕育新精神。

全球軍事技術領域，“互聯網+”“班長的戰爭”早已打響。與會代表委員們認為，這一模式也可移植到政治工作中。早在2014年的兩會上，空軍指揮學院政治工作系教授苗潤奇代表就提出《關於切實做好信息網絡大背景下的政治工作》，較為系統地提出“互聯網+”的政治工作模式。而在今年兩會上，原總參某研究所高級工程師王輝代表也認為，要把軍隊政治工作緊緊地與信息網絡聯系在一起，打造“互聯網+”政治工作新模式，用“數據鏈”加固“生命線”。

兩會也見證技術幹部的成長

兩會間歇，南部戰區陸軍某銷毀站工程師陳雪禮時常拿起電話，詢問部隊彈藥銷毀作業的進展，細細地叮囑安全註意事項。

他累計參與銷毀彈藥上千噸，不止一次地與死神擦肩而過。作為軍隊技術幹部中的骨幹，2013年以來，陳雪禮每年的提案都離不開他的本行：要麽建議高度重視基層人才的培養工作，避免出現“裝備等人才”現象；或者敦促提高機械化操作水平，讓官兵的生命安全更有保障。

每年的兩會，也見證著大批技術幹部的轉型與成長。

2014年兩會上，“特等狙擊手”賀源代表回到房間後心里還咚咚跳，他對與會的總部首長提了一些意見：官兵的作戰靴每兩年才配發一雙，隨著實戰化訓練力度增大，官兵一年要穿壞兩雙作戰靴。戰士自掏腰包買鞋，一雙作戰靴卻要270多元。能否給基層部隊官兵多配發一雙，或者采取以舊換新的辦法解決？南方叢林野外訓練中，著現配發的夏季迷彩服，與環境條件有一定的反差……

去年3月，賀源由連長升任旅教導隊隊長。賀源代表今年系統化地提出《增強基層部隊實戰化訓練質效》：信息基礎條件、演訓評估標準、自主創新機制的滯後等問題影響部隊實戰化訓練質效；全軍的通信指揮裝備多種多樣，應用中難以融合互通。對此，賀源代表還給出了解決方案，把現有北鬥系統、電臺等通用裝備以及防空雷達等裝備之間信息鏈路打通，讓不同裝備、不同軍兵種在聯合行動時順暢通聯。

來自技術領域的軍隊代表委員的關註點更為專業、具體。今年，原濟南軍區青島第一療養院院長單守勤代表提出，建立“艦載機飛行員特勤療養基地”等多項建議。

“我軍特勤人員的健康維護面臨一系列新問題。”她認為，世界新軍事革命的深化，軍隊編制體制改革正在調整之中，新型和特種作戰力量在未來戰爭中的作用更加重要。

（當前軍改正在進行，文中部分總部、軍區、軍兵種或單位等名稱沿用舊稱謂，部分內容據解放軍報、新華社報道。）

新醫改第七年：從下沈門診到解放醫生

“今後5年可能是中國民營醫療飛速發展的一個階段，還會有新的模式不斷誕生，首先是越來越多的關註，不僅是從政策的層面，也會有很多的資本進入，進入是多樣化的，投資、改制、以及一些其他新興的模式。”GE醫療大中華區藍海醫療事業部總經理兼首席執行官於婧對《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表示。

在一線城市的三甲醫院，因醫療資源緊缺，門診的平均就診時間通常在5分鐘以內，這樣才能保證一位醫生平均每天早晨可以看60~70位的患者。

將門診服務下沈，是投資人和管理者關註重點，基層的門診服務是整個醫療體系中最大的市場，常被看作是公立醫院最應該也最難改革的一塊。

從現狀到機遇

如果從2009年算起，新一輪醫改已到第七年。公立醫院怎麽改才好?

“對大型公立醫院的改革，最重要是八個字：強化主業、弱化副業。主業是教學、研究、醫療，副業就是大醫院敞開大門看門診，包括各種普通門診和專家門診。我認為副業要減少，向基層導向的社會化去轉型發展。” 北大國家發展研究院經濟學長江學者、特聘教授劉國恩對記者表示。

自從上世紀50年代以來，私人診所就幾乎已經在中國消失。以公立醫院為核心的資源配置體系將大量的資金、人才以及技術聚集在大型公立醫院。與此同時，部分資源、機構和人才分布在二級、一級醫療機構，其醫療質量和水平伴隨淘汰機制而逐漸成為整個醫療體系中較低層次。

醫療資源在三級、二級、一級醫療機構的不均衡分配導致門診難以下沈。患者一旦生病，社區醫院很難保障能提供三級大醫院給到的門診服務。

“對公立醫院來說供給側改革遇到最大的障礙可能包括人事制度，因為人事制度里對中國公立醫院的大夫定位是事業單位的人，大夫(醫生)基本上不是屬於自己的大夫，是屬於醫院、機構的財產。”劉國恩說。

讓醫生下沈到門診並非易事。目前國內270萬註冊醫生中受過系統訓練合格的全科醫生少之又少。劉國恩透露，國內真正需要的專科醫生數量不超過90萬，因為大量的病人是非專科平臺的門診服務，這意味著有2/3的醫生必須通過這場改革進行職業轉型。

除了數量龐大外，另一個制約因素是多數醫生不願意下沈到基層平臺。

“只有把醫生變成投資人和政府的合作者，而不是打工者，醫生才可能走得出來。”劉國恩認為，讓社會力量解決臨床以外的問題，讓政府解決用地和政策落實的問題，這是社會辦醫可以發揮的關鍵作用。

資本的選擇

劉國恩所述的新模式在近幾年的醫療投資市場已經蠢蠢欲動，這種新模式叫“醫生集團”。醫生集團的核心價值在於醫生，由於脫離了傳統的公立醫院體系，現階段民營的醫院和門診成為它們選擇合作的主要標的。

近日，香港最大的私人門診聯合醫務(00722.HK)宣布投資2億元進入內地開設綜合性門診。其主席兼行政總裁孫耀江對《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表示，主要提供運營和管理服務，搭建門診的“外殼”，而醫生資源希望通過與醫生集團合作來獲得。

璞邁醫生集團是聯合醫務合作的第一個對象。

作為璞邁醫生集團的創始人，孫寅光曾在瑞金醫院(公立醫院))以及百匯醫療集團(外資醫院)心臟領域的工作，是最早一批從公立體制中跳出來的醫生。

以合夥人的方式加入聯合醫務在國內的布局，這改變了孫寅光過往打工者身份。

“作為一個醫生集團，現狀是融資不難，但是開業很難。”孫寅光對《第一財經日報》記者透露，成立醫生集團後很快便獲得了第一筆百萬級的融資。

“我也想過有一個屬於自己的診所計劃，但是現實卻遇到了重重阻礙。你會發現你融到的錢根本不夠花。”孫寅光以此前看中的一個上海中心區診所為例，初次收購對方開價1200萬元，猶豫之際，對方再次提價。

有了聯合醫務的“資本托底”，孫寅光的醫生集團運轉中可以省去了很多來自資金和管理上的麻煩，這讓他可以更好的聚焦在醫生集團的業務領域。

對於聯合醫務而言，為何要選擇這樣一種合作的方式呢?

“如果從香港帶醫生過來或者是在國內招聘醫生會分散我們大量的精力，我們更擅長硬件配備和資本運營，軟件的部分由更擅長的醫生集團來解決。”孫耀江說。

聯合醫務去年11月在香港上市，目前在香港擁有超過600個診所服務點，包括全科及專科中心、化驗和影像中心。

“如果不是有進軍內地的打算，去年我們就不會上市。”孫耀江在接受《第一財經日報》采訪時表示，“但既然上市了就從資本的角度去考慮布局，開單個診所的盈利空間有限，但形成規模後資本概念就會不同。根據我們的測算，在國內開一家診所平均投資在1000萬以內，這次我們投資兩個億規模就可以開設20家，20家診所放到市值里的概念是遠遠超過兩個億開一家醫院的概念的。”

除了民營的醫療診所，民營醫院是近幾年資本關註的另一個大方向，但相比較診所，醫院的投資、運營以及管理難度要高得多。

“民營醫院的管理者在今天希望非常大，經營非常難。”西安長安醫院總裁黃寧對《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表示，他所經營的這家民營醫院已經有了超過1000張床位、占地120畝，並且開業超過了14年。“在日常經營中，我發現民營醫院的經營很大的問題是不能夠按照真正的醫療的常規和規律發展醫學、醫療行業的常態，我們要做很多醫學之外的事情支撐這個醫院的發展。”

首當其沖的就是投資人的持續投資問題。

“在中國的民營醫院投資者基本上是比較典型的幾類人，其中一些是在其他行業成功賺錢投了醫療。其他行業賺錢成功的會投很大的醫院，但是難度是投資者財力和觀念準備不足：醫院要持續不斷地去投入、去成長，投資者的能力往往是不夠的。從人才、硬件一下子跟不上的時候，沒有力量去補充它。”黃寧說， “我曾經在上海碰到一個國有醫院的院長，他說現在各方面的資源、政策、人才都是為我負責，現在雖然不允許國有醫院擴大，但是我們這一類醫院都在擴張，這個事情(對於)你們民營醫院太難了。”

在業內人士看來，無論是民營醫院、私立診所還是醫生集團都是由醫改需求出發而誕生的新模式，下沈門診、解放醫生只是整個體制改革的第一步。

百度李彥宏：人工智能將解放人類而不是毀滅人類

伴隨著人口紅利的消失，“互聯網的下一幕是什麽?”這是一年前，百度董事長李彥宏在百度聯盟峰會上提出的問題。

一年後的百度聯盟峰會上，李彥宏以“下一幕”為主題提出預判：互聯網即將迎來發展的第三幕，核心動力就是人工智能。

在李彥宏看來，互聯網的第一幕、第二幕分別是PC互聯網時代和移動互聯網時代。其中PC互聯網用了18年時間的增長周期，移動互聯網只用了大概4年就走到了現在，這主要得益於人口紅利釋放，但他同時認為，移動互聯網本身的增長已經看見瓶頸了——近兩年用戶規模增速在明顯下降，每個人都感受到其中巨大的壓力。

“互聯網的滲透率已經達到50%,如果把小孩和老人去掉，可以上網的都已經上網了，人口的紅利沒有了。”

李彥宏認為，推動互聯網第三幕發展的核心動力，不是大數據，也不是雲計算，而是人工智能。人工智能的持續發展未來將取代簡單的腦力勞動，會重構傳統產業。

李彥宏對包括第一財經在內的在場媒體回憶了人工智能半個多世紀的發展歷史，“科學家首次提出‘人工智能’，當時大家聚在一起，以為用一個夏天的時間，就可以解決人工智能的問題。沒想到，不是一個夏天，之後的半個世紀都沒能解決。直到2006年，一個叫“深度學習”的模式，首次證明它與過去所有的圖像識別，都更加有效”。

為什麽直到2006年才出現拐點？李彥宏表示，這是源於隨著計算能力的提升、成本的下降，人工智能技術也因此終於有了實用價值。

據悉，現在百度人工智能技術已經使語音識別準確率也已經能達到97%。目前百度每天的語音識別請求的PV超過1億。

在演講中，李彥宏演示了百度圖像理解和問答系統，當用手機隨便拍一張普通的自然圖片，不僅能夠回答圖片中有什麽顏色，還能實現更多輪交互，像人一樣基於之前的語境接受追問。

講到人工智能最新進展時，李彥宏說，深度學習在語音上的應有已經非常精準了，現在的百度語音識別準確率也已經達到了97%。

在現場，他分別播放“熊出沒”、“東坡肉怎麽做”、“花非花霧非霧第五集”三個或是難懂方言、或是口齒不清的語音樣本，現場的觀眾幾乎沒有人能說出準確的答案，直到百度語音識別系統很快識別並給出了正確答案，這時觀眾們才恍然大悟。這也在一定程度上意味著機器語音識別的能力優於人類。

圖像合成技術在未來也將大有可為。李彥宏展示百度合成的“麥兜”語音。他預計，未來機器可以不僅能合成人們的聲音、還能合成人們的動作——也許以後大腕演員不用實際去演，機器就可以根據他過往拍攝的劇集直接合成，一個大腕現在只拍2、3部，有了合成技術之後可能一年就能拍兩三千部戲。

而百度語音識別、圖像識別、語音合成等一系列“視聽說”技術能力以及百度人工智能的集大成者，就是百度的無人駕駛技術。

李彥宏表示，百度無人駕駛汽車其實一臺帶輪子的電腦。他在聯盟峰會現場演示了百度無人車路測的實況錄像，並指出，目前百度的無人車已經可以像正常車輛一樣加速、並線、超車。“三五年之內，無人駕駛一定可以成為現實。”

不只是無人駕駛技術，李彥宏認為，“人工智能+傳統產業”未來有兩種可能，一種可能是人工智能將取代很多簡單的腦力勞動；第二種是人工智能與各行各業深度融合，對傳統產業實現重構，讓移動互聯網實現從“提升效率”向“重構產業”的質變。

他以人工智能在金融征信上的應用，說明了其顛覆式影響，“比如對於征信，百度教育貸款基本是以秒的時間決定是不是給一個人貸款，過去恐怕是以天為單位”。

在演講的最後，對於人工智能到底是解放人類還是毀滅人類這一爭議，李彥宏坦言，自己是個樂觀派。“至少在我有生之年，人工智能不會毀滅人類。”

他認為，其實能毀滅人類的東西早就出現了，比如原子彈，但是人類擁有最終的控制權。“人工智能可以解放人類的繁瑣工作，激發無限的可能性。”

專訪美國太空與火箭中心執行長談太空熱 解放下一代跨界力：太空教育

二房東迎來翻身解放，租房市場“大B化”勢不可擋

李星 2016-06-15 11:37

文 | 李星

據住建部房地產市場監管司介紹，當前我國租賃市場涉及人口在1億以上，年租金已突破1萬億。與旺盛的租房剛需相比，房源存量嚴重不足，增量遠落後於城市新增人口速度。因而，住房居住市場是典型的“賣方市場”，租客的話語權比較微弱。

長租市場的房源主要包括：（1）把自有房屋出租的個人房東，被稱之為“C端房源”；（2）為租客提供住房租賃服務的職業二房東，被稱之為“小B”；（3）集中出租整棟標準化房源的公寓管理公司，被稱之為“大B”。小B和大B屬於廣義的“二房東”範疇。

所謂“得房源者得天下”，過去二十多年，中介不斷囤積C端房源而獨大；如今，移動互聯網的蓬勃發展及人們消費主權的複蘇，房源開始向B端集中，在多重合力助推下，一場“去中介化”大幕正悄然拉來……

中介在市場博弈中占盡上風

租客要租到滿意的房子，要麽找房東直租，要麽通過中介或者二房東轉租。然而多年以來，中介 、房東、二房東、租客之間相互博弈，使得中國式租房陷入剪不斷、理還亂的重重困局之中。

傳統中介擁有星羅密布的實體門店，以及以門店為據點穿梭在大街小巷的房產經紀人，他們遊走於房源和客源兩端，本應是租房市場的服務者。在PC時代，中介在58同城、搜房網等媒體平臺批量發布C端房源信息，形成了一套組織多人帶看，催促租客簽定租賃合同的打法，其成交速度比房東招租更快，因而所囤積的C端房源越來越大，競爭優勢也淩駕於租客與房東之上。

一些個人房東傾向於把住房租賃業務交給信得過的二房東全權打理，而不是任由中介公司處置。二房東是住房租賃業務的經營者，是 “代理房東”，被平臺視為自帶貨源的“商戶”（B端）。二房東同樣需要囤積C端房源，是制衡中介滲透和擴張的主要力量，以昌平區天通苑為例,大約500個二房東控制了當地80%的可出租房源，該地區的房屋租金要比中介壟斷房源的其他地區低廉很多，因而成為北漂的重要聚集區之一。

近些年， 58同城收購安居客，搜房轉型房天下，鏈家、我愛我家等中介公司自建房產O2O，愛屋及屋等互聯網中介異軍突起，租客通向房源的流量入口被中介壟斷，房東和二房東不得不依賴中介平臺發布出租信息，並向中介繳納大筆傭金；這種畸形的市場局面也助長了虛假房源泛濫、黑中介坑蒙拐騙等亂象的囂張氣焰。

眾望所歸，二房東漸成“去中介化“主力

國務院在2016年6月初印發的《關於加快培育和發展住房租賃市場的若幹意見》罕見地把“住房租賃企業”作為首要的市場主體，其次才是“房產開發商”、“中介機構”及“個人房東”，並強調要“通過租賃、購買等方式多渠道籌集房源，提高住房租賃企業規模化、集約化、專業化水平，形成大、中、小租賃企業協調發展的格局”。

對政府而言，在房價高開高走的形勢下，鼓勵民眾租房而非買房無疑是務實之舉。政府希望看到，租房市場逐漸從C端房源過渡到B端房源占主導，以便進行有效的監管，並可以向住房租賃企業征收稅費。

對於租客來說，二房東比中介更有誠信、更加穩妥。二房東為租客提供的是持續的全天候、多維度的租賃服務，而中介經紀人的頻繁流動也不能保證租客在住期間的服務，更像是一錘子買賣。這也是由各自經營性質所決定，二房東的收入主要來源自房屋租賃（含居住）服務，而中介則主要以交易傭金謀利。

小B化的職業二房東、大B化公寓管理公司正迅速成為突圍中介把持的租房市場的希望，而長期以來被中介邊緣化的二房東終於迎來“翻身”機遇。

那麽，二房東如何另辟蹊徑獲取新的免費流量入口呢？移動互聯網不斷進步也為B端房源線上化積蓄了足夠的勢能。以去中介化的房屋租賃B2C+C2C全價值鏈管理技術平臺房總管在企業端的運營為例，小B化的職業二房東或大B化的公寓管理公司貨源多，把B端房源成批量的上線，平臺的貨源問題迎刃而解；即便在單次成交後，二房東的使用仍然非常高頻。在其用戶版則按“滴滴模式”搭建租客與房東純直租平臺，由於單個房東的房源有限，產品的使用黏性、用戶忠誠度比企業版稍弱一些。

政府的大力支持、百姓的呼喚、再加上移動互聯網提供的技術和流量保障，讓二房東盼來崛起的大風口。

二房東在“大B化”中的困難

據統計，一些發達國家的長租公寓產業占據約占整個租房市場份額的50%，而我國公寓占有率不足10%，發展潛力巨大。國內房產開發商開拓住房租賃業務直奔“大B”租房，一些中介公司也在加緊布局B端房源，成立公寓管理公司變身“二房東”。

鏈家的自如友家、我愛我家投資的相寓都推出了小戶型、標準化的精裝公寓；青年YOU+、寓見等長租品牌公寓贏得資本垂青。這些新興公寓多地處繁華地段、上班便利，有專門“公寓管家”提供長租服務以滿足新中產年輕人對居住品質的追求。由於定位於都市白領單身公寓，原則上要求每戶入住不超過2人，無形中把帶小孩、老人的家庭用戶擋在門外。

要想真正充分滿足大眾的長租剛需，還得寄希望於“小B”逐漸成長為“大B”。一些有商業頭腦的職業二房東正朝公司化、品牌化方向運作，以服務口碑穩住客源，強化對“一房東”的議價權和續租能力，兼並一些經營不善的二房東，成為初具規模的住房租賃企業。

租房市場的競爭越充分，資源越向優勢方聚集，最終形成新的B端房源壟斷新局面，而在房源“大B化”進程中，肯定會有一批二房東跟不上形勢被迫淘汰，具體存在以下三大困難：

（1）落後的管理手段：不少二房東仍然事無巨細進行手工記賬，既不便查詢，也容易遺忘出錯，一旦進入高速擴展階段，房源量和租客量劇增將帶來繁重的工作量，主觀經驗管理已經落伍；

（2）高額的推廣費用：無論是整租房，還是合租房，房源的閑置都意味著可變現資金的流失，二房東往往要不斷付費置頂導入客流，據了解，僅上海市場職業二房東在58同城及其他中介平臺的年推廣費用就高達5億元；

（3）單一的資金來源：房東的資金來源於租客傭金，然而需要提前大筆墊付給房東，資金周轉成為職業二房東的“命門”；在二房東之間兼並之戰中，誰出的租金高、墊付金額大，誰就在整合房源中更有優勢，不少二房東因資金鏈跟不上而出局。

SaaS平臺和消費金融是二房東的兩大推手

想要攻克上述的難關，職業二房東既要強化租賃管理“內功”，又要大膽引入金融“外援”。

目前房產開發商和中介公司旗下公寓管理公司都有ERP系統，職業二房東要想實現“彎道超車”，必須把將SaaS（軟件即服務）嵌入到租房業務方方面面之中，實現租房業務的數字化、智能化管理躍變。

SaaS平臺要想做到簡便實用，就得把租房業務場景與移動互聯網技術友好結合，譬如在SaaS工作平臺即時提醒二房東將閑置房源出租並予以發布；通過移動端可以與租客在線溝通；所有“帶看”記錄可在移動端查詢；與租客在線簽訂電子版合同，並支持移動支付轉賬；催繳租金以短信通知租客；退租的押金自動返回等功能一鍵完成。據國內首個純移動端房屋租賃管理SaaS系統房總管創始人、CEO林當清（超大型ERP系統“新中大”軟件聯合創始人）介紹，SaaS為商戶的房源管理、發布房源、租客管理、合同管理、財務管理提供了一個閉環平臺，此外，平臺基於租房的交易大數據還可以衍生買房、裝修、家政等業態服務。

如果把SaaS平臺比作二房東的“武器”，那麽消費金融則是租賃市場的“糧草”。針對剛走向社會租不起房的年輕人，平臺可以接入“螞蟻金服”的征信系統為租客提供的“分期貸”服務。房產是居民最大的固定資產、金融屬性極強，尤其在北上廣深等一線城市的房屋租賃業務的回報相當穩健；目前“魔方金服”就把公寓的“經營性預期收益”打包成理財產品放在平臺購買，贏得投資人的追捧；而將小B房源的“預期收益再證券化”成為緩解職業二房東資金周轉難題的可行出路。

而讓職業二房東習慣基於SaaS平臺開展業務，鼓勵二房東利用金融杠桿盤下更多的房源，需要一批專業的服務人員和線下地推團隊深耕長租市場。

鑒於過去租房市場糟糕的服務體驗，本文認為理想的住房租賃商業模式需回歸用戶本位，在C2B端（租客to二房東）利用SaaS閉環平臺提升租賃管理效率，以消費金融激活租賃市場市場潛能；在C2C端（租客to房東）釋放移動互聯網“連接”優勢，讓租客與個體房東借助免費平臺自主直租，形成C2C+C2B良性循環。

租房是人們生活常態，也是關乎民生的大事，長租市場創業者要想突破中國式租房困局，唯有借力打力、順應房源大B化趨勢，以移動互聯網的普惠助推二房東們走向歷史前臺，才有望重塑人們的租房體驗，改寫萬億級住房租賃市場的競爭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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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指示人民解放軍和武警部隊大力支持地方做好防汛救災工作

新華社北京7月6日電 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近日對人民解放軍和武警部隊支持地方防汛救災作出重要指示。

習近平指出，近期，全國多地汛情嚴峻，防汛救災任務艱巨，人民解放軍和武警部隊已經發揮了重要作用。中央軍委要貫徹黨中央決策部署，根據新的汛情和救災需要，指揮人民解放軍和武警相關部隊迅即奔赴防汛救災第一線，發揚我軍能打硬仗的光榮傳統，發揮突擊隊作用，大力支持地方做好防汛救災工作，為保障人民生命財產安全、恢複正常生產生活秩序作出貢獻。

中央軍委就貫徹落實習近平重要指示，對軍隊進一步做好支持地方防汛救災工作作出了部署。目前，人民解放軍和武警相關部隊正奮戰在防汛救災第一線。有關部隊正積極準備，確保黨中央和中央軍委一聲令下，迅即行動。

千禧一代考慮吃合成肉 食品公司“解放”蛋雞

千禧一代（Millennials），這個詞在美國用得比較多，中國說得比較多的“80後”、“90後”都可以歸入千禧一代，這些人現在是中國和美國食品消費的主力。

世界最大的跨國糧商也是食品巨頭，總部位於美國的嘉吉公司，最近披露了該公司的一些觀點，千禧一代的食品消費有三個明顯的趨勢。

第一個是便捷性。在直銷領域，食品零售正在經歷有史以來最快速的增長。送貨上門，變成了食品雜貨店一項時髦的新業務。以肉、蛋、奶來說，消費者現在需要拿來就能吃的成品。

第二個趨勢是多樣性。在實驗室里以合成的形式生產出肉類，讓昆蟲為人類提供蛋白質，已經不是科幻小說，正在變成現實。工業制造的食品正在與基於種植和養殖生產的食品競爭，科技創新讓食品的來源日益多樣化。

第三個趨勢是透明度。消費者消費食物時考慮的因素更多，怎麽消費更能保護地球，怎麽消費能讓動物得到更多的福利待遇。消費者想知道食物的源頭是否讓人放心，是否有營養，食物中到底有什麽有害成分，是否會給環境帶來負面影響。

研究機構Pew Research Center認為，千禧一代與父輩相比，受教育程度更高。以2008年為例，美國近四成的千禧一代，年紀18~24歲，在大學接受教育，是美國歷史上最高的水平。千禧一代對未來更樂觀，哪怕是經濟低迷的時候，10個人里有9個認為自己不缺錢，或者將來會很有錢。

與父輩相比，千禧一代更樂於迎接改變，也願意去推動各種社會運動。在宗教信仰方面，千禧一代的興趣比不上父輩。研究顯示，4個人里就有1個，沒有任何宗教信仰。

在迎合新的消費人群方面，嘉吉宣布減少火雞與牲畜的抗生素用量，火雞養殖中完全不使用促生長的抗生素，120萬頭存欄的肉牛養殖減少20%的人畜共用抗生素。嘉吉還成立了雞蛋可持續生產聯盟，為蛋雞提供動物福利，比如放養，為消費者提供走地雞生的雞蛋。

把動物福利當成大事的不只是美國公司。在世界十大乳業公司荷蘭菲仕蘭的合作牧場，每公頃土地只能容納2頭泌乳牛，這樣做的原因，一個為了保證動物福利，要求每年必須保證奶牛有一定時間在戶外活動；另外養牛會產生不少糞便，非政府組織對此意見很大，要解決這些問題，每公頃土地可以容納的奶牛的數量很有限。

新的消費趨勢產生了新的商業機會，不少大公司在調轉船頭抓住商機。雖然轉基因食品的安全性在科學上還沒有找到對人體有害的確鑿證據，非轉基因食品被越來越多的消費者熱捧。

今年7月，跨國糧商邦吉宣布向市場推出非轉基因認證的玉米加工原料和食用油。邦吉總部也位於美國，在美國90%以上的大豆和80%以上的玉米是轉基因。加工後的玉米原料包括玉米面、玉米粕，能夠用來生產糕點、開胃小吃等。

不久，嘉吉宣布旗下三種產品獲得了非轉基因認證。

嘉吉獲得非轉基因認證的三種產品分別是高油酸葵花籽油、甘蔗和赤藻糖醇(erythritol )。赤藻糖醇(erythritol)是一種甜味劑，以玉米澱粉為原料，加工轉化成葡萄糖，無致齲性，對糖尿病人安全等特點，可廣泛用於各種食品中。

在此之前，無論是邦吉還是嘉吉，糧食加工的原料主要是轉基因作物。但是市場的變化，讓任何一家跨國公司對非轉基因食品都無法掉以輕心。

2010年，非轉基因認證產品的銷售額是3.5億美元左右，截至2016年3月，銷售額已經達到190億美元。市場對非轉基因產品的需求增長每年將達到12%的幅度，一直持續到2018年。

目前已經有約2800個品牌表示遵守非轉基因產品認證標準。目前食品和飲料產業對非轉基因產品的需求十分旺盛，呈現出供不應求的狀態。

私有財產保護與思想解放

（商秋磊/圖）

2016年11月27日，新華社受權發布《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完善產權保護制度依法保護產權的意見》。該意見開門見山地提出：“產權制度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基石，保護產權是堅持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必然要求。有恒產者有恒心，經濟主體財產權的有效保障和實現是經濟社會持續健康發展的基礎。”

隨即又點出當前產權保護的一些薄弱環節：“國有產權由於所有者和代理人關系不夠清晰，存在內部人控制、關聯交易等導致國有資產流失的問題；利用公權力侵害私有產權、違法查封扣押凍結民營企業財產等現象時有發生；知識產權保護不力，侵權易發多發。”

2016年11月15日，中國社科院榮譽學部委員、美國研究所原所長資中筠先生在“法人財產權研討會”上恰巧就類似主題做了一個發言。恰如該《意見》中所提，“必須加快完善產權保護制度”、“增強人民群眾財產財富安全感，增強社會信心，形成良好預期”。我們刊登此文，供讀者參考。

我對企業問題是外行，不過講到保護私有財產的問題，有些想法，但沒有什麽準備，想到哪講到哪。

稅收的來源

大家讓渡出一部分自由權和裁決的權力，交給一些管理人員。這些負責管理的人要花很多時間替大家做事情，自己就沒時間去生產了。於是，大家協議送給他們一點財物作補貼，這就是稅收的來源。

約翰·洛克說過：“財產是可以繼承的，權力是不能繼承的”。這里“權力”當然是指政府的權力。那就先從我理解的洛克《政府論》有關私有財產的問題講起。

政府是怎麽來的？原始人是沒有政府的，怎麽會出來政府呢？政府最基本的職責是什麽？就是保護私有財產。

原始時代，大家都在森林里或原野里，誰能夠抓到魚或是打到兔子，自己就享用了。自然界的植物或動物是無主的，誰都可以拿，不存在“是誰的財產”問題。一旦你付出了勞力，打到了這個兔子，是憑本事把它打到的，這個兔子就不能被別人搶走，應該是你的。但是在沒有政府的情況之下，別人可以搶走。比如有人特別懶，不願意去打獵，或者沒有狩獵的技能，但他有力氣，就把人家打來的東西搶走。在這種情況下，大家就需要立一點規矩：兔子是誰打的，就得誰來享用，別人不能隨便拿走！

誰來行使這個規矩呢？於是在一群人里，某些比較有本事，比較聰明，或者比較有威望，比較公正的人，被大家推舉出來，成為樹立和監督規矩的人。用洛克的話來講，就是大家讓渡出一部分自由權和裁決的權力，交給一些管理人員。這些負責管理的人要花很多時間替大家做事情，自己就沒時間去生產了。於是，大家協議送給他們一點財物作補貼，這就是稅收的來源。

共產黨在解放區的時候，有“脫產幹部”之說。因為當時原則上所有的人都應該生產，“不勞動者，不得食”，每一個人都要親自紡棉花、種地。但大家需要有人去做全日制的行政工作，所以就有了一批脫離生產的專做管理的人。“脫產幹部”這一說法的前提是人本來應該都去生產，但由於沒時間，所以只能脫產，全職做管理。記得土改之後不久的農村，想讓一個農民，而且是比較會幹活的農民當幹部，他是很不情願的，家里人也不高興，需要動員，因為他得到的津貼少於他生產所得，覺得是吃了虧的。那叫做為革命工作而犧牲個人利益。

中國還能出現百年老店嗎

政府跟私有財產是不可分的，其使命就是保護私有財產。

這就說明政府跟私有財產是不可分的，其使命就是保護私有財產。所謂私有財產是什麽東西？最開始就是個人的勞動成果。勞動包括體力和腦力。所以後來有“知識產權”。但是在上世紀50年代，知識分子思想改造的時候，把腦力勞動撇在勞動之外，只有純體力勞動才算勞動。於是所有從事腦力勞動的人，都成為“不勞而獲”的人了。在這個前提下，對知識分子進行思想改造，“向勞動人民看齊”。再後來，到“文革”時期，連八級工資制都算“資產階級特權”應予取締。就是說工人的技術熟練都不算了，技術高超的老工人比剛從學徒轉正的工人多拿一點工資也不行了。這是向絕對平均主義倒退。起初好多事都想不通。後來有人跟我說，這就是“消滅三大差別”，我恍然大悟，認為說得對，可不是嘛，“腦力勞動向體力勞動看齊”，“城市向農村看齊”，“工業向農業看齊”，最後大家都去當農民，三大差別就消滅了！其實這完全是社會大倒退。

鄧小平推行改革開放，就是要扭轉倒退，轉向前進。他反對知識青年下鄉，讓知識青年都回來。他說是城市改造農村還是農村改造城市？因為當時讓知識青年全回來，有很大阻力。有人認為知識青年就應該向勞動人民學習，鍛煉鍛煉。鄧小平說，應該是沒有文化的人向有文化的人學習，不能讓沒有文化的同化有文化的人。此事我印象很深，從而想起來，民國時期許多有識之士下鄉，是帶知識去普及文化，教育農民。而“文革”時知識青年下鄉，則是向貧下中農學習，讓文盲或半文盲管理學校，把知識全丟掉了。

改革開放到今天，物質上和精神上都積累了很多資源。物質上的資源，我們國家經濟上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富裕過；精神上呢，經過上世紀70年代末真理標準的大辯論以後，思想也從最嚴格的禁錮中解放出來了。現在我們能夠在這開會，在這里暢所欲言，這是開放思想的結果。在開放之前，我們都不能這麽說話，各抒己見。所以改革開放在精神上也是有一定的成績的。

與此同時，也出現了很多弊病。比如說，腐敗問題，貧富懸殊，還有拜金主義盛行，道德滑坡。

問題出在什麽地方？現在有一幫人，思想倒退，認為應該回到改革開放之前，認為窮人和富人差別那麽大是改革開放造成的，還不如過去大家都一樣窮的好。實際上現在這個年齡段的人，比如說三四十歲的人，根本就沒經歷過那個時代，也沒挨過餓。在他們想象中，那個時代是一片田園風光，大家過的儉樸一點也挺好的，而且大家是平等的。其實他們根本就不了解那時的特權、勞動大眾生活的困苦和種種違反公平正義之事。

對居於領導地位的人來說，現在做事，總會聽到各種各樣的聲音，而且現在有互聯網，不同意見更多。那種一呼百諾的情況是倒退，適足以造成耳目閉塞，多犯錯誤，以至於達到“文革”那樣的全民的災難，這個教訓還不夠嗎？

我們現在的問題是經濟發展了，GDP大大增加了，但因為改革不徹底，所以社會出現了一些問題。為什麽說改革不徹底？從馬克思的理論來講，上層建築已經束縛經濟的發展了，那上層建築非改不可。社會有這麽多問題，不能用上層建築倒退的辦法來解決。民營經濟感到很大壓力，沒有安全感，這對經濟發展很不利。國有企業本身的改革也得適合市場，該賣什麽，該生產什麽，應該順應市場。如果國企不是由客觀的市場需要來決定，而是由主觀的政治觀念來決定，也難以發展。

關於私企的困境，還有一個接班人的問題。有的民企已經遇到交班的問題，我碰到好幾個民營企業家，就是沒有辦法交接班，只好賣掉。

大午集團這樣優秀的企業是非常特殊的，全國也沒有幾個孫大午。這里已經形成一種企業文化，形成所有員工的共識。坦率地說，我覺得這個模式未必能在全國推廣。其他的私有經濟，民營企業在交班的時候，第一代企業家要退休的時候，怎麽處理呢？會不會都給賣掉了？中國還能出現百年老店嗎？

學術更應保護個體探索精神

有的課題先有了結論，大家再去查材料，證明這個結論是正確的。這根本連學術的規律都倒過來了。

學術界在某種意義上也有這個情況。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的時候，還算基本符合學術規律，根據每個人的選擇來研究課題。後來就逐漸提出“課題制”，演變成所謂的“大兵團作戰”，“聯合攻關”。上面下令，要搞一個什麽“工程”，制作一批精品，大家一起來攻一個課題。

有的課題先有了結論，大家再去查材料，證明這個結論是正確的。這根本連學術的規律都倒過來了。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當然，個人可以選擇不參加，但是這里牽涉到很大的利益問題。搞學術的人，常規工資很低，一個博士畢業以後到研究單位工作，要是不做課題的話，起步工資可能還不如一個家政工人。但是有課題的話，參加課題的人，實際收入就可以多很多，這讓大家不得不做課題。課題制本身是束縛思想，因為課題題目本身就不是你自己選的，你對這件事一點興趣都沒有，卻非研究不可。現在主持課題的人被稱為老板，因為他掌握這些錢，他可以找一批學生或年輕的研究員來完成課題，也可以決定把課題分給誰，學術研究變成了計件工資制，看數量不看質量。出版的問題。出版本來是要看市場的，讀者多，銷量才大，出版社可以根據書的質量來選書，或根據對讀者面的估計決定印刷多少本書。現在因為有課題補貼給出版社，出版社根本不用考慮什麽市場問題，你給錢，我就出，所以很多書剛剛印出來就送倉庫了，或者銷毀了，造成了人力物力極大的浪費。本來完全應該是最個體的東西，也這樣去“集體制”，而且是走向計劃經濟。

我們看到，美國、歐洲也出了很多問題，這些問題基本源於從工業化進入後工業化時代的轉型。一是全球化，二是數字經濟。在全球化時代，一個國家想關起門來搞經濟，搞研究，已經很難了。即便主觀上想關門，也關不上。就是美國，新當選的總統特朗普想回到孤立主義，也是不可能的。在工業化的時代，經濟就已經國際化，何況互聯網時代。現在的歐美發達國家也在思索應該怎樣來適應這個時代。這個時代到來了，你不適應或者沒有找到合適的上層建築，比如民主制度的改進，也會出問題，所以歐美也在探索。

現代資本主義之所以能夠避免暴力革命，因為國家機制能夠調節勞資的關系，經常用和平的手段來改革。而當前的發達國家，也面臨著很多問題。比如全球化促進了全世界生產力的發展，但得利的還是少部分人。所以現在美國的工人成了全球化的受害者，因為全球化削弱了美國工人的談判力量。以前每隔一定的時間，工會就可以提出加工資的要求，然後和資本家談判。現在資本家可以不加工資，而是到海外投資。

不過歐美國家遇到的問題同我們不在一個層次上。不能因為他們出了問題，我們就向後看，或者夜郎自大起來。

企業家比知識分子還重要

我寫的東西不是給領導看的，是給願意看的廣大讀者看的。我覺得更重要的還是普通公眾的想法。普通人的選擇還是非常重要的。

今天另一個討論題目是思想解放。現在進入了數字經濟時代，我們該怎麽應對？如何進一步思想解放？應該怎樣避免別人已經發生過的弊病？最可怕的是，整個世界已經完全進入了一個新時代，但我們還想從工業化時代退回到用農業經濟時代，甚至是小農經濟時代的慣性思維來考慮問題。

我們還應該從一個習慣中解放出來，就是眼睛永遠向上。我有時候寫一些東西，有的讀者覺得不錯，於是就跟我說，你真應該讓某某領導好好看一看你的東西。我說我寫的東西不是給領導看的，是給願意看的廣大讀者看的。但從另外一方面講，我覺得更重要的還是普通公眾的想法。現在教育普及了，相當多的人都受過高等教育，可是這一批人在各個工作崗位，不管是體制內還是體制外，他們的思想怎樣呢？我感覺最悲哀的、最要命的，就是相當多的人比他的領導還保守，領導往這邊偏一點，底下趕快就跟上去，變本加厲地往錯誤方向推。普通人的選擇還是非常重要的。

經濟發展繁榮需要有一大批新興的企業，有一批很有思想的企業家，原指望可以成為推動社會改革的力量。但很多人都想依賴政府，或者當紅頂商人。可市場是硬碰硬的，不遵循經濟規律，馬上就會受到懲罰，企業這樣搞下去，能興旺發達嗎？當時鄧小平之所以要發表南方談話，就是因為發現經濟出現了問題，所以要他挽回這個局面。

經濟的事情，畢竟是企業家在掌控，除了公權力之外，企業是社會最大的力量。我覺得比起知識分子，企業家還是更重要的。沒錢是辦不了事兒的。如果企業大批關門，勞動者大批失業，會給決策者造成很大的壓力，或者這也可以成為推進思想解放的動力？

（本文經作者修訂，刊發時略有刪節，標題為編者所擬，原題為“在大午集團座談會上的講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