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蛇年(癸巳年)中國投資市場大預言 朱泙漫屠龍記

http://johnchrysostom.blogspot.hk/2013/02/blog-post_9.html
貧道夜觀天象,昨夜極星異動,乃沐浴更衣,設壇祭神向黃大仙求籤問卜。就蛇年癸巳年中國投資市場運勢,求得黃大仙靈籤第九十二簽《孔子聞韶樂求籤吉凶》,中吉。籤詩曰:至聖周遊列國行,在齊得聽奏樂聲;三月不知嘉肉味,善哉大道可功成。

昔孔子周遊列國,在齊國聞人作詔樂,令他心神陶醉,因之學作詔樂,有三個月之久,每餐飯中,竟不知肉是什麼味道,其專心為此,必得成功矣,專心致志去研究韶樂的製作,所謂廢寢忘餐,終於大功告成。

仙機:
婚可合。病可醫。
財亦有。行漸至。
畜與蠶。皆有利。
問六甲。亦無驚。
問家宅。亦安寧。
謀望事。有功程。
問風水:可以發丁財。
問遺失:尋之亦可得。
問自身:調養要得宜。
問天時:風雨合人意。
問出行:去之亦大利。

自繼承大統後,習總書記外向倭人示武,內以國務院副總理王岐山肅貪,大有把紅色王朝推向下一個高峰之勢。惟上半年歐美仍受債務危機影響,倭人亦諸多挑釁,習總書記必須領導正直、偉大、無私的黨,以孔聖學作詔樂的精神,在內政、經濟和科技攻關,那中國大治可期,上證50在其任內見100,000點非難事矣!

俺代表黨中央、國務院,謹祝各位今年金、股、匯、樓樣樣皆愈炒愈旺,賺過盆滿砵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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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碎片中國·癸巳】認不出來的老樣子 ——一個國家級貧困縣的新顏舊貌

http://www.infzm.com/content/88268

編者按:在中國人最重要的節日,南方週末記者們也紛紛回到家鄉,回到那些陌生又熟悉的地方。

這群身份獨特的觀察者,敏銳地觸摸少年生活的土地上細微的變化,並記錄著中國這個龐大軀體上一根根毛細血管的微小脈動。

在浙江湖州,投資無門的新痛苦折磨著漸漸富裕起來的人們。在財富渴望與通脹壓力煎熬中的他們,尋找與試探著包括民間借貸、高息集資在內的各種路徑。

而江西高安建安鎮黨委書記卻在四處找錢,他想修路,想讓小鎮找到新的財政支柱從而擺脫對煤的依賴。

在四川打工大縣,農民蜂擁入城,打工給一代農民帶來物質與精神的雙重改變,也帶來被「拔」出土地時的糾結與撕裂。而最茫然的,莫過於四十多歲的第一代民工——城市工廠只歡迎年輕人,而他們卻已無法回到農村。

在河南農村,拿著iPhone的年輕媽媽購買的奶粉卻是早就因含致癌物質而被註銷生產許可證的「毒奶粉」;更多地方,煙花爆竹的銷量正在下降,微信正在成為內地人的時興,一個個家族群橫空出世,而一些上小學的孩子也能熟練地使用iPad刷微博。

幾乎在每個地方,汽車的增長速度都令人吃驚,連大別山深處的小鄉村,也在這個春節堵起了車。

這是我們血脈相連的家鄉,我們清晰地感知到,經濟增長與文明變遷在每一個地方帶來的改變,如此隱秘,如此糾結,卻又如此決絕。

年復一年,南方週末經濟板塊連續在春節之後推出回鄉專題。在無數碎片裡,看見一個龐大、複雜、有溫度的中國。

父母親兄妹十多人,大多數是農民,在1996年前幾乎都散居在農村。但如今,竟只剩下一家人留守農村,其餘全部遷往了縣城、省城甚至外省。

變與不變

五六年沒回老家過年了,蛇年春節回去探望生病的奶奶,驚異於家鄉變得快讓我認不出來了,但又覺得骨子裡它似乎還是老樣子。

我的家鄉是位於四川東北嘉陵江畔的一個縣級市,直到十年前,縣城還以人均2400元的GDP排名全國城市(包括縣級市)倒數第十位。小時候它被評為「國家級貧困縣」的消息是作為喜訊傳達的,因為這意味著更多的財政救助和政策傾斜。

對於西部農村有多窮,老家曾給了我太多深刻的記憶和體驗。但最近五六年,縣裡經濟突飛猛進,GDP年均增速15%,地方財政收入年均增長26.5%。如今,沃爾瑪開到了縣城,中石油、中石化也來此投資開採油氣能源。縣城的房價已與四川第二大城市綿陽比肩,生活成本和物價水平甚至更高。

推動縣城發展的主力是旅遊業。縣城在古代曾為巴國國都,憑藉歷史典故和保存尚好的古建築,獲評「全國歷史文化名城」。

春節期間,中央台播出了一部由「東方美女許晴與華語影帝方中信」聯袂出演的、在縣城實景拍攝的古城形象宣傳片。但當地年輕人似乎並不興奮,「那麼老的明星,哪個認得到哦!」在他們心裡,老明星的影響力還不如當地一位上《非誠勿擾》的副鄉長——這位穿著雞心領背心的單身基層幹部在節目上說,「對於自己的婚姻家人非常著急,組織也是很關心,我想盡快把這件事情落實了,讓組織放心。」然後,24位女嘉賓全部滅燈。出名後,副鄉長說他除了真實徵婚,還想借此宣傳縣城,助力其爭創全國5A級景區。

不管怎樣,家鄉的旅遊經濟是發展起來了,這使得每逢節假日,來自全省全國的自駕游和旅行團遊客扎進這個小小的半島,整個縣城儼然成了一座巨大的停車場。大年初三,我從位於新區的長途汽車站試圖打車去老城,的士司機頭搖得跟撥浪鼓似的,「多少錢也不去,堵車!」果然,公交車在路上堵了大半個小時才得以進城。

縣城堵車和旅遊業繁榮其實也是路網交通發達的結果。

上大學之前,從我家居住的小鎮坐車去一趟縣城,需要在蜿蜒的山路上顛簸兩個半小時。但現在,雙車道柏油馬路將車程縮短至不到1小時,鎮上與各鄉之間也通了水泥公路。

這要歸功於政府大舉投資基建,「十一五」期間,縣裡抓住汶川地震災後重建的契機,全社會固定資產年均增速30.4%,投資總規模達270億元,是「十五」時期的3.1倍。

基建潮中砸的錢當然也有的打了水漂。我們縣曾投資建機場,但外來投資者騙了縣政府2000萬元財政撥款,轟轟烈烈地折騰半天后消失了。

而幾年前在新區蓋的古代官帽形超豪華市政府新辦公大樓,據說花了2億元,樓前廣場氣派得可與天安門廣場相比。後來有媒體披露,「國家級貧困縣圈地4000平方米修別墅式辦公樓未報批,且在被叫停兩年後復建」。

不過,經濟的發展似乎並未改變這裡的鄉土文化。比如人情社會,縣城裡的十幾萬人大都沾親帶故盤根錯節,又極重禮數週到迎來送往,哪家有個紅白事宴賓客,往往傾城出動,攜紅包禮金赴宴。

今年也不例外,春節期間全城人主要干兩件事,一是喝酒吃飯,酒桌文化在此長盛不衰,過年家家戶戶排隊輪流請客,餐館一律客滿;二是串門打麻將,順帶打發小孩們一沓沓壓歲錢。

老何所依

我的父母都排行老大,共有十多位弟妹,他們中的大多數是農民,在我1996年上大學之前,他們幾乎都散居生活在農村。但如今,竟只剩下一家人留守農村,其餘全部遷往了縣城、省城甚至外省。他們在城市裡做生意,或打工,大多數均已在當地置業定居,有的還小有家產。

兒女們離土離鄉,老人也隨之進城。但2012年86歲的奶奶生病臥床後,我們家遇到了一件棘手事。奶奶是農村人的老觀念,對城裡的火葬有著深深的恐懼,病後她執意要回老家,以求過世後與丈夫和祖輩土葬在一起,並表示從此不再回城市。但她天各一方的五個兒女都在外打工或定居城市,兩三年無人居住的農村泥瓦老房已成危房。

平時聚少離多的一大家族因為老太太,重又嘯聚於老屋,並齊心協力修整了房屋,通水通電,囤積了糧食和柴火。但三週之後,該上班的要上班,做生意的要找錢,退了休的要照顧孫子,老人的兒女們紛紛灑淚下山離去,只留下從外省趕回來的大女兒照顧了老人三個月的起居。

但身為農民的大女兒既沒有退休工資也沒有養老和醫療保險,全靠這幾年還能幹活時打工掙點錢養老。

大女兒——也就是我大姑——需要做出巨大犧牲:雖然大家可以補償她的打工收入,但卻補償不了她和丈夫、同事長期分離居於苦僻山林的孤獨,和對外部精彩世界的依依不捨。

老屋位於一片大山上,小時候我曾在這裡住過兩年。記憶中它是光禿禿的,因為大躍進年代大煉鋼鐵,把山上的樹木砍光了,而在那之前聽說山林茂盛得藏有老虎。這次回鄉,見這片山從黃色又變回綠色,山上灌木生機勃勃野蠻生長,霧氣繚繞時仿似仙境。

「打工」著的人

以前的大姑對外界有些膽怯,不敢隨大姑父外出打工,但近幾年她不願再待在農村,更願意跟隨鄉親們一起去北方幹活。她眼裡的北方「不潮濕、人爽直、麵食好吃」。

打工對大姑最大的改變,在於眼界和見識。

請工人來山上伐木劈柴之前,大姑發現自家山林的樹上有一個馬蜂窩。有鄰居讓她別告訴伐木公司,以免對方據此加價,但大姑在電話裡特意告知對方此事。事後她解釋說,「現在凡事都講個『知情權』,萬一工人被馬蜂蜇出事了,向我索賠怎麼辦?」

這個「知情權」意識,就源於外出打工時,大姑見到老闆會將工作的危險性事先明確告知工人。

大姑的兒子也在大城市打工,他輾轉過幾個城市,開過挖掘機、當過房地產中介,後來進入了蒙牛公司做銷售,蒙牛被中糧收購後他又成了國企的合同工。他告訴我,今年他和女友準備報考公務員,因為之前有親戚的兒子考上了,「公務員穩定,退休後有保障」。

過年他和女友不遠千里帶回家一隻穿著花衣服的寵物狗「豆豆」,表弟和女友外出時,大姑和大姑父會充當豆豆的臨時監護人,履行包括早中晚各三次遛狗,給它喂極好的食,整理狗窩等職責。奶奶很驚詫,「現在的狗這麼金貴」,但她的女兒女婿顯然已接受了年輕人的生活理念,盡心稱職地完成狗主人的囑託。

每天都有街坊、親戚上山來探視奶奶,他們自己或親人的打工見聞,是聊天中的熱門話題。比如一位街坊大姐告訴眾人,她的丈夫在巴布亞新幾內亞(這個名字還是我幫她補充完整的)打工,一個月掙8000元左右。這幾年,他還在戰火紛飛的利比亞和中東國家打過工,都是修路、蓋房子、搞裝修這類項目,「『洋工』打慣了,他不愛在國內待著」。

她還饒有興致地聊起她丈夫在異國他鄉的辛酸和血淚,彷彿在聊別人的故事。比如工人們被監獄式管理,不得外出與當地人接觸;偷吃一點豬肉被當地人暴打差點致死;非洲國家內戰的槍聲中,子彈飛過工人們的頭頂也不得停止勞動;從事非人的重體力勞動後,還被黑心老闆坑了工錢……

家鄉是勞務輸出的大縣,在縣城長途汽車站,除夕一過便人潮湧動。客車司機說,那幾天有2萬人自此出發,重新踏上生活在別處的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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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碎片中國·癸巳】妹妹的婚禮

http://www.infzm.com/content/88271

編者按:在中國人最重要的節日,南方週末記者們也紛紛回到家鄉,回到那些陌生又熟悉的地方。

這群身份獨特的觀察者,敏銳地觸摸少年生活的土地上細微的變化,並記錄著中國這個龐大軀體上一根根毛細血管的微小脈動。

在浙江湖州,投資無門的新痛苦折磨著漸漸富裕起來的人們。在財富渴望與通脹壓力煎熬中的他們,尋找與試探著包括民間借貸、高息集資在內的各種路徑。

而江西高安建安鎮黨委書記卻在四處找錢,他想修路,想讓小鎮找到新的財政支柱從而擺脫對煤的依賴。

在四川打工大縣,農民蜂擁入城,打工給一代農民帶來物質與精神的雙重改變,也帶來被「拔」出土地時的糾結與撕裂。而最茫然的,莫過於四十多歲的第一代民工——城市工廠只歡迎年輕人,而他們卻已無法回到農村。

在河南農村,拿著iPhone的年輕媽媽購買的奶粉卻是早就因含致癌物質而被註銷生產許可證的「毒奶粉」;更多地方,煙花爆竹的銷量正在下降,微信正在成為內地人的時興,一個個家族群橫空出世,而一些上小學的孩子也能熟練地使用iPad刷微博。

幾乎在每個地方,汽車的增長速度都令人吃驚,連大別山深處的小鄉村,也在這個春節堵起了車。

這是我們血脈相連的家鄉,我們清晰地感知到,經濟增長與文明變遷在每一個地方帶來的改變,如此隱秘,如此糾結,卻又如此決絕。

年復一年,南方週末經濟板塊連續在春節之後推出回鄉專題。在無數碎片裡,看見一個龐大、複雜、有溫度的中國。

在北京習慣了「首堵」的妹夫,帶著車隊來迎親,卻沒想到大別山深處的小鄉村裡也四處堵車。妹妹這場婚禮,每個細節都映照著市場經濟給農村帶來的變化。

臘月二十六,妹妹出嫁。妹夫的車隊,一早就出了門。

若按照傳統風俗,他當帶一群轎伕,如電影《紅高粱》裡演的那般,敲著鑼鼓,前來迎親。那場景,我小學時還見過。但等我小學畢業時,轎子便消失了,因為村裡通了公路,一些有錢人家,開始雇大卡車——這些車,本是用來裝村民們從山上砍下來的竹子和杉樹,拉到城裡去賣的。一輛卡車,嫁妝和新郎新娘便全部被拉走了。

那個時候,嫁妝也開始不一樣,多了電視、洗衣機和冰箱,洋氣一些的,還會陪嫁部摩托車。

因為通了路,村裡掀起了外出打工潮。大概在五年前,磚瓦砌成的土房被水泥鋼筋架起的小洋樓替代。到了近兩年,又興起了進城買房熱,原本都是實物的嫁妝變成了錢。女兒出嫁,帶的不再是桌椅板凳,而是存摺或卡。

接親的卡車自然也不見了,換成了四門六座的小面包車或是轎車。

和城裡一樣,男方的實力怎樣,體現在車上,一是車的檔次,二是車的多少。最差的,是五菱之光或是東方小康這樣的小面包車組成的車隊。這些車也是進城務工者最喜歡的,改成婚車時,車前玻璃上貼著紅色的喜字,後窗的玻璃還打著「專業裝修,電話:××××××」等字樣。

妹妹結婚這天,這個大別山深處的村裡,有三戶人家嫁女。妹夫說,不能委屈了妹妹,一定要比別人更風光。他找來十輛車組成車隊,打頭的是保時捷,接著便是寶馬、別克、帕薩特等。每輛車都和城裡一樣,用鮮花和綵帶裝飾,婚車尤其漂亮。

妹夫還請了個專門攝像的,全程記錄。這也是個新鮮事物,引來鄉親們的嘖嘖讚歎。

為了搶個頭彩,老媽提早一天便交待妹夫來早一些。不想,妹夫卻來得最晚。原因竟然是堵車。

聽妹夫說,他一路上,至少遇到二十多個接親的車隊。鄉村的路,最寬處也只能容兩輛車通過,窄處只過得了一輛,於是,每一次會車,都變成一次「災難」,這十輛車需找個寬闊處停下來讓車。最後他們忍無可忍,掉頭從另一條車少但遠一倍的道走,結果還是一樣:一路繼續堵。

在北京做大理石生意的妹夫,早已習慣了「首堵」的厲害,現在農村開始堵車,還真有點不習慣。進門的第一件事,便是不斷解釋。

一開始,因為他們的晚到,爸媽頗不開心,不過,當他的車隊排成一長溜停在我家門前時,爸媽還是很開心地笑了。

為了這個「面子」,妹夫亦付出了「代價」:朋友開來的那輛保時捷,讓車時擦掉了一塊漆,維修花了一萬多。

因為是在家辦酒席,所以,每一道菜,從採購原料到最終出爐,都是由老媽一手操辦。婚禮的前兩天,我陪老媽進了趟城,只花了不到三個小時,便全部買齊了整整20道菜。

早些年,一到辦酒席,老媽提前一個月就開始著急。因為菜都得自己備——真正的從原料開始備:麻花是自家炸的;豆腐是自家先種黃豆,再一塊塊打成的;連吃的肉,都是提前一年就開始養的豬。

最近幾年,這些繁瑣而傳統的菜開始慢慢消失了。聽老媽說,現在農村的酒席規格都很高,雞、鴨、魚、肉是必備的。以前很少吃的北京烤鴨、羊肉、牛肉等,也全端上了桌。

而喝的酒,以前都是家釀的,現在則是一箱箱的「雪花」。為了照顧不喝酒的人,還增添了雪碧、可樂或是果粒橙這樣的飲料。

小時候,誰家有酒席,老爸老媽總要相互推讓,因為這是改善伙食的好時候。去一個大人,還要帶兩小孩,大人坐桌上,小孩就端個碗站在席下,小孩一碗,大人一口。主家通常都要備雙份的量。

現在情形則完全不同,許多人送了禮,卻不吃飯;去吃飯的,也鮮見帶小孩。聽老媽說,以前吃完菜,每人至少還要吃兩碗米飯,現在等菜上完,基本沒人再添飯。一來是因為現在的菜式多了;二來鄉親們肚裡的油水也確實多了,吃不下了。

老家的規矩,來送禮的人,主家都要現場回禮,土話叫「回籃」。回禮的東西,以前是幾粒喜糖,後來變成了整包的,前幾年,又增添了盒裝牛奶,有蒙牛的,也有伊利的。近幾年,毒牛奶被曝光,大家又換成了廣告勢頭最猛的「王老吉」。

有意思的是,2012年王老吉和加多寶發生品牌之爭,加多寶推出和王老吉差不多包裝的紅罐涼茶,這在老家頗受歡迎,一些人家將回禮的「王老吉」換成了「加多寶」。聽說,原因居然是,「加多寶」諧音「家多寶」,吉利。

和城裡人一樣,妹妹這天穿著雪白的婚紗,化著精緻的妝容。當她站在我面前時,美得都快不敢認了。

妹妹中學畢業後就沒再上學,她和妹夫相識也是經媒人介紹,不過,此後小兩口也談了一年多的自由戀愛,雙方都感覺不錯,才決定結婚。

以前村裡人結婚,新娘買套紅色的呢子大衣便足夠時尚了。這兩年突然開始流行婚紗。妹妹也不甘人後,為了買婚紗,她專程去了趟武漢,從早到晚,逛了一整天,不但買了婚紗,還買了敬酒時穿的紅大衣和套裙。鞋、襪、手提包,都是新的。

婚紗買好了,難題又來了,在這窮鄉僻壤,到哪去化新娘妝呢?最終的解決辦法是:妹妹頭天住城裡,凌晨四點去專門化妝的地方化妝,五點半,弟弟再開車將她接回村裡,趕在賓客到來之前先回到家中。

後來聽說,因為農村年底結婚的人比較多,縣城裡興起了兩門新生意:一是婚紗出租;另一個便是專門為新娘化妝。

因為外出務工和上學,人們結親的地域大大擴大,這幾年,村裡多了四五個外省媳婦,她們說普通話,走在村裡,常引來村婦的圍觀。

我和在大學裡相識的老婆便是其中的一對。不過,我們的婚禮只是草草的一個儀式。

見證了妹妹結婚每個細節的媳婦過年時突然和我說:妹妹的婚禮那麼隆重,多有感覺。你看我們,結個婚跟沒結一樣。

不想,「抱怨」的不止媳婦。老爸說,前兩天老媽也和他說:你看女兒的婚禮多好,我嫁給你時,還不如嫁個豬狗呢。

聽老媽說,她和老爸結婚時,聘禮是現在的人想都無法想的:20塊人民幣。

那是1979年,中國,才剛剛實行改革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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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碎片中國·癸巳】「錢」路何在

http://www.infzm.com/content/88267

編者按:在中國人最重要的節日,南方週末記者們也紛紛回到家鄉,回到那些陌生又熟悉的地方。

這群身份獨特的觀察者,敏銳地觸摸少年生活的土地上細微的變化,並記錄著中國這個龐大軀體上一根根毛細血管的微小脈動。

在浙江湖州,投資無門的新痛苦折磨著漸漸富裕起來的人們。在財富渴望與通脹壓力煎熬中的他們,尋找與試探著包括民間借貸、高息集資在內的各種路徑。

而江西高安建安鎮黨委書記卻在四處找錢,他想修路,想讓小鎮找到新的財政支柱從而擺脫對煤的依賴。

在四川打工大縣,農民蜂擁入城,打工給一代農民帶來物質與精神的雙重改變,也帶來被「拔」出土地時的糾結與撕裂。而最茫然的,莫過於四十多歲的第一代民工——城市工廠只歡迎年輕人,而他們卻已無法回到農村。

在河南農村,拿著iPhone的年輕媽媽購買的奶粉卻是早就因含致癌物質而被註銷生產許可證的「毒奶粉」;更多地方,煙花爆竹的銷量正在下降,微信正在成為內地人的時興,一個個家族群橫空出世,而一些上小學的孩子也能熟練地使用iPad刷微博。

幾乎在每個地方,汽車的增長速度都令人吃驚,連大別山深處的小鄉村,也在這個春節堵起了車。

這是我們血脈相連的家鄉,我們清晰地感知到,經濟增長與文明變遷在每一個地方帶來的改變,如此隱秘,如此糾結,卻又如此決絕。

年復一年,南方週末經濟板塊連續在春節之後推出回鄉專題。在無數碎片裡,看見一個龐大、複雜、有溫度的中國。


在三四線城市,這種針對5萬-50萬元資金量的高收益理財產品,彷彿就是飢民的面包。經濟增長多年帶來的一種新痛苦就是:手有餘錢,無處可投。

集資被退

事情的起因是,2013年初,親戚放在學校的集資款被退回了。

親戚在縣裡一所學校當老師。在浙江這個富庶之地,許多人都有些閒錢。大約四五年前,學校開始向員工和家屬集資,收益率10%,每年按時打回利息,「很可靠」。因為這層關係,兩次共投了15萬。

這可以算得上過去幾年裡「最成功」的一筆投資:股市一直坐著刺激的過山車,60萬起始資金,2007年牛市最高飆到過130萬,不到兩年又迅速跌落至40萬,至今行情溫吞,不知何時得以翻身;從銀行購買的幾隻基金,更是縮水40%;牛市時趕風潮兌美元投資的B股,也損失了近一半。

集資這項穩當又滋潤的投資受阻,讓人鬱悶。其實,叫停早有徵兆。2009年財政部就發過一次文,要求制止「向行政事業單位職工等社會公眾集資,用於開發區、工業園等的拆遷及基礎設施建設的現象」。只不過文件下發,一部分集資款暫停,剩下照舊。

這次似乎動了真格,因為「上面又下了通知」,所有資金徹底清退。

就在2012年末,財政部等四部委發文,再度要求「不得直接或間接吸收公眾資金進行公益性項目建設」。

親戚只知道這筆錢經過學校又交到了縣教育局,沒人說得清最後被用到哪裡。當然,大家也並不怎麼關心。

親戚所在的縣地處長三角,2012年百強縣排名擠進了前50。過去幾年,跟全國其他很多地方一樣,這個小縣城升騰著大干快上的建設激情。大馬路、工業園……發展之猛,讓人感嘆甚至超越所屬地市。

退還的15萬元,一時找不到出路。

這個略顯保守、安逸的小城市,對於那些年收入幾十萬的工薪家庭來說,房子、車子,大多置辦停當;股市,是傷心地;民間借貸一度流行,但幾起上億的跑路潮平息還不到一年,心有餘悸。

小城裡,除了「工農中建交」和本地的城商行,只有中信、興業和招商銀行最近幾年陸續開張。

銀行裡清一色收益率3%-4%的理財產品,偶爾有客戶經理開始推銷「紙黃金」(投資者按銀行報價在賬面上買賣「虛擬」黃金,通過把握國際金價走勢,賺取黃金價格的波動差價)。也陸續有人開始問起「信託和私募基金」,他們聽說在大城市裡正賣得火爆。不過,抱歉,這裡沒得賣。

小城來客

投資的衝動卻像泉水,一直汩汩地冒著泡。

2012年6月,城裡突然闖入了一家名叫宜信的財富管理公司。很多人是從超市門口散發的傳單上知道它們的。

此前,另一家針對高淨值人群的財富管理公司諾亞財富就已來浙江拓展市場。三線城市裡,他們選址了紹興、義烏等地,這座小城卻未入法眼。

親戚對宜信的理財發生了興趣。

收益率之高,甚至超過信託產品。更有吸引力的是:與信託動輒100萬、私募基金三五十萬的投資門檻相比,這些理財產品只需要10萬。

其中一款固定期限為一個月的產品「月滿盈」,跟銀行理財產品一樣,5萬起投,收益率卻達到5.6%,高過同類銀行理財產品1-2個點。

在三四線城市,這種針對5萬-50萬元資金量的高收益理財產品,似乎正在填補一個巨大的市場空白。

宜信,這家宣稱總部位於北京、創立於2006年的財富管理公司,正在迅速鋪展其在江浙一帶的擴張計劃。在其遍佈全國的52個營業部中,江浙兩省佔了三分之一。

分公司開在小城中心一幢寫字樓內。牆板隔開的幾間小屋,作為客戶洽談室。牆上張貼的是公司CEO唐寧與政商名流——比如在三四線城市知名度更高的新東方老闆俞敏洪——的合影。

CEO唐寧的名字會出現在每一個理財產品的對賬單上——這些高收益理財產品的運營模式是,先由唐寧出資貸款給各種急需資金的個人或小微企業,每筆從一兩萬至幾十萬不等,唐隨後再將這些期限數年不等的「債權」,拆分成不同期限、不同金額的理財計劃,轉讓給像親戚這樣的投資客戶。

有客戶經理自己購買了宜信理財產品。她掏出的「對賬單」,其實更像是一份轉讓協議——唐寧將9個自然人共10萬塊錢的債權打包轉讓。協議上有9個自然人的姓名、身份證號、債權金額、職業、資金用途等等。

身份證號信息顯示,這些借錢的人來自全國各地,北至黑龍江雙城,南至福建三明縣城。最年輕的26歲,最年長的49歲,大多集中在三十多歲的年齡段:其中7人為「工薪」,2人為「經營人群」;只有2人借錢為了「經營」,其餘7個人皆為「消費」之用——事實上,年化收益5.6%的理財產品「月滿盈」,就是專門針對汽車貸款設計的。

「利息肯定比銀行貴,貴得多。我們這全是信用貸款,不需要抵押、擔保。」客戶經理說。

儘管聲稱是P2P貸款(個人對個人),但投資客戶其實無法選擇自己的貸款對象,也無法知曉這些客戶究竟用這筆錢做什麼。這時,客戶經理會告訴你,這不用你操心,宜信「有一套遠比銀行系統更嚴格的審核標準」。

「銀行能通過行長關係打個招呼就放出錢來,在宜信,所有貸款必須經過總部審核。」有客戶經理原來是銀行員工,如此解釋。

公司所稱能提供的另一道防線是:如果借款人出現逾期,公司會用風險準備金先行墊付。

客戶經理顯然受過統一的培訓,他們也常常現身說法,博取信任。親戚的客戶經理稱,自己一筆三月期的投資中,有兩筆數額幾百元的違約,「公司直接就墊付了」。

親戚是工程師,沒太多金融知識。跟大多數投資客一樣,他們更關心投資門檻、收益率、期限。

剩下的,就是投資「可靠性」問題。在三四線城市的中小投資者的頭腦裡,這個問題籠統而簡單——他們難以搞清各種融資模式裡的「灰色地帶」,所有的考量化作一個問號:這家公司,「到底可以相信嗎?」

這時候,客戶經理就會拉來聲名顯赫的「全球大公司」——宜信的投資方有IDG資本、摩根士丹利和凱鵬華盈,連幾年前曾為宜信做過審計的德勤會計師事務所,也會時常「出場」。

其實投資客大多時候聽得云裡霧裡,不過「既然網上都能查到,應該也錯不了吧」。

幾次考察之後,親戚就掏錢了。

他根本不知道,就在此時,宜信正在風口浪尖,因為全國人大財經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前央行副行長吳曉靈公開說這種給人貸款再將貸款賣給自然人的模式「恰恰是最高法院對於非法集資的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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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碎片中國·癸巳】村裡來了「新年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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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在中國人最重要的節日,南方週末記者們也紛紛回到家鄉,回到那些陌生又熟悉的地方。

這群身份獨特的觀察者,敏銳地觸摸少年生活的土地上細微的變化,並記錄著中國這個龐大軀體上一根根毛細血管的微小脈動。

在浙江湖州,投資無門的新痛苦折磨著漸漸富裕起來的人們。在財富渴望與通脹壓力煎熬中的他們,尋找與試探著包括民間借貸、高息集資在內的各種路徑。

而江西高安建安鎮黨委書記卻在四處找錢,他想修路,想讓小鎮找到新的財政支柱從而擺脫對煤的依賴。

在四川打工大縣,農民蜂擁入城,打工給一代農民帶來物質與精神的雙重改變,也帶來被「拔」出土地時的糾結與撕裂。而最茫然的,莫過於四十多歲的第一代民工——城市工廠只歡迎年輕人,而他們卻已無法回到農村。

在河南農村,拿著iPhone的年輕媽媽購買的奶粉卻是早就因含致癌物質而被註銷生產許可證的「毒奶粉」;更多地方,煙花爆竹的銷量正在下降,微信正在成為內地人的時興,一個個家族群橫空出世,而一些上小學的孩子也能熟練地使用iPad刷微博。

幾乎在每個地方,汽車的增長速度都令人吃驚,連大別山深處的小鄉村,也在這個春節堵起了車。

這是我們血脈相連的家鄉,我們清晰地感知到,經濟增長與文明變遷在每一個地方帶來的改變,如此隱秘,如此糾結,卻又如此決絕。

年復一年,南方週末經濟板塊連續在春節之後推出回鄉專題。在無數碎片裡,看見一個龐大、複雜、有溫度的中國。

拿著iPhone的年輕媽媽,正在鎮上商店裡購買早已因含致癌物質而被註銷生產許可證的奶粉。他們帶來了外面世界裡的新鮮事,也教會了父輩們如何爭取自己的權益。

「要不換這種試一下?」順著話音,我打量了一下旁邊這對年輕夫妻,他們應該都是「85後」,正盯著看南山嬰幼兒奶粉。沒錯,就是2012年10月因致癌事件而被註銷生產許可證的南山奶粉。

當年三聚氰胺事件幾個月後,我就曾發現鎮上商店裡仍有三鹿奶粉在售。幾年過去了,問題奶粉從沒間斷過,農村的貨架,似乎是他們懶著最不想也最難下架的「溫柔鄉」,也是農村孩子們的噩夢。

兩人在討論過程中,姑娘拿出手機看了一眼。我注意到她用的是iPhone——非山寨。如果這不是大年初五,而是一週前,我八成會驚訝,或武斷地給人家貼上「富二代」一類的標籤。

原因是,除夕和春節,家族拜年時,我發現有兩個在外打工的堂哥堂弟,都是蘋果用戶。

我打聽了下,十年前,若跟著一個包工頭到建築工地干,一天一百塊,還得往死裡干;現在村裡外出的建築工人,做包工一天能掙到二三百,如果是打零工,則一天150元。

聽起來待遇翻了倍,但我的堂哥堂弟卻高興不起來,「這樣的機會總不常有,而且一年總共最多干到九個月。再說現在東西越來越貴,家裡開支也比以前多了許多。」

一天,另一個在外打工的堂哥來我家找我,吞吞吐吐欲言又止。後來才知道他想讓我在南方幫他找點活幹。「工地干不下去了,身體不行了。」他說。前些年他為了多掙點錢,在三班倒的工地干兩班——沒日沒夜地一天工作16個小時。不久前他給上小學六年級的兒子說,如果你期終考試能進全班前15名,我就給你買台電腦,沒想到我這侄子考了個第14名。

不管是犒勞自己iPhone,還是獎勵孩子電腦,80後90後,甚至75後的這幾撥農村出身的年輕人,觀念已然大不同。他們開始注重精神層面的追求,並捨得個人與家庭投資。而放在父輩一代,就算收入有增,也會精挑細選,或者乾脆用紅布包起來,塞進家裡哪個隱蔽的洞裡藏起來。

與賣命打工的堂哥形成對比的是,這幾年每次回老家,都會聽到幾個不想出去打工的年輕人的故事。其中一位90後:第一次被老爸逼出門,他在工地待了一個月就跑回來了,說太累;第二次只待了半個月;第三次兩人大鬧一場,差點要斷絕父子關係。

這也難怪,這一代年輕人與黃土地的感情已沒那麼深,仍然忙時種地、閒時外出打工的年輕人已是極少數。當年我們這個「百萬大軍出太行」的務工大縣,已經名不副實。

除非迫不得已,沒有人願意再待在這裡了,哪怕讀個專科,或是初中畢業後上個職高也行。而當出去過的年輕人從四面八方回來,他們的思想和行為方式,一次次感染並滌盪著這個村莊裡的一草一木——一個細微但更重要的變化是,他們更懂得當個人權利受到侵害時如何呼籲與爭取。於是,一些中老年村民,也學會了逛淘寶,更會為諸如醫保報銷比例不明晰而緊追不捨。

正月初六,幾個鄉親在一起打牌,有老有少,不知怎地大家的話題變成了食品安全,大傢伙兒一聽毒奶粉就義憤填膺,「我想在村裡掛個橫幅,寫上『××奶粉有毒』。」其中一位年輕人說。而一位步入耳順之年的伯伯突然問我一句:「龔愛愛那41套房產到底是怎麼回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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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碎片中國·癸巳】鎮書記的新年願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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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群身份獨特的觀察者,敏銳地觸摸少年生活的土地上細微的變化,並記錄著中國這個龐大軀體上一根根毛細血管的微小脈動。

在浙江湖州,投資無門的新痛苦折磨著漸漸富裕起來的人們。在財富渴望與通脹壓力煎熬中的他們,尋找與試探著包括民間借貸、高息集資在內的各種路徑。

而江西高安建安鎮黨委書記卻在四處找錢,他想修路,想讓小鎮找到新的財政支柱從而擺脫對煤的依賴。

在四川打工大縣,農民蜂擁入城,打工給一代農民帶來物質與精神的雙重改變,也帶來被「拔」出土地時的糾結與撕裂。而最茫然的,莫過於四十多歲的第一代民工——城市工廠只歡迎年輕人,而他們卻已無法回到農村。

在河南農村,拿著iPhone的年輕媽媽購買的奶粉卻是早就因含致癌物質而被註銷生產許可證的「毒奶粉」;更多地方,煙花爆竹的銷量正在下降,微信正在成為內地人的時興,一個個家族群橫空出世,而一些上小學的孩子也能熟練地使用iPad刷微博。

幾乎在每個地方,汽車的增長速度都令人吃驚,連大別山深處的小鄉村,也在這個春節堵起了車。

這是我們血脈相連的家鄉,我們清晰地感知到,經濟增長與文明變遷在每一個地方帶來的改變,如此隱秘,如此糾結,卻又如此決絕。

年復一年,南方週末經濟板塊連續在春節之後推出回鄉專題。在無數碎片裡,看見一個龐大、複雜、有溫度的中國。

一個嚴重依賴於煤炭的小鎮,如何轉型,如何升級?建山鎮的掙扎與夢想,是中國諸多地方的縮影。

「每晚12點前不敢睡覺」

蛇年正月初一,見到鎮黨委書記簡愷,問他的新年願望,他脫口而出:「如果能把鎮上的小煤窯都合併到英崗嶺煤礦,我們就沒有後顧之憂了。」

這是一個煤和瓦斯含量在全球排名都靠前的典型煤炭小鎮。它叫建山鎮,年僅27歲,位於江西省高安市(縣級市)西南部五十多公里。從地圖上看,它像一塊向南側置的金元寶。全鎮人口三萬多,人均壽命72.1歲。

小鎮的最大標籤是有一個國有大型煤礦——英崗嶺礦務局,以及7個私人開採的小煤窯。2012年,鎮裡六千多萬元的財政收入中,煤炭貢獻了三分之一。其中1800萬元來自國有的礦務局,180萬元左右來自小煤窯。

2007年簡愷到建山任職時,還體會不到小煤窯潛在的安全風險。直到2010年,發生了一起煤與瓦斯突出事故,死了很多人,他才真正感到切膚之痛。

建山鎮成立之初,工業結構單一,只有三個集體煤礦。1992年,鄧小平南方講話後,私營小煤窯開始出現。

煤炭逐漸成為建山經濟的支柱產業。鼎盛時期,全鎮三分之二的人是礦工。礦工子弟經常到鄉村學生為主的鎮中追求女學生。

但是,由於安全隱患多,開採成本大,鎮上的小煤窯開始逐步關閉,截至目前,只剩下7個礦井,大部分是外地人開設的。國有煤礦有專業的抽瓦斯的設備,要幾百萬元,但小煤窯大多買不起或者不願買。

鎮裡曾提出由鎮上的國有煤礦兼併,但國有煤礦不同意,認為買小煤窯還不如到貴州和內蒙古的露天煤礦去開採更划算。而且,多年來小煤窯和國有煤礦經常因為越界開採鬧矛盾,重組一直搞不成。

現行煤炭管理政策規定,這些小煤窯的開採和關閉權力歸省煤炭行業管理部門,但出了安全事故,一般按屬地管理原則來倒查責任,鄉鎮政府是首當其衝的擔責者。

「小煤窯存在一天,危險便時刻相伴。人命關天啊!我每天晚上12點前不敢睡覺。我們要背負巨大的思想包袱,要為隨時有可能出現的安全事故承擔無法預測的責任,更影響鎮裡的經濟轉型。」簡愷說。

煤鎮的烏鎮夢

靠煤炭過日子,不僅危險,而且不能長久。即使是尚有儲量的現在,價格受經濟波動影響也很大,2012年鎮上的煤每噸就跌了200元左右。

為了擺脫對煤炭的依賴,2007年小鎮開始了第一次的轉型。那時候正好趕上廣東省「騰籠換鳥」的產業轉移,廣東陶瓷業開始進入江西眾多鄉鎮。

引入陶瓷業之後,鎮財政連年增長。從2008年至今,每年增加千萬元,到2011年是五千四百多萬元,2012年是六千多萬元。

這些財力不少用在了修路上。目前進出建山的道路主要有兩條,一條2012年剛剛修好,另外一條只有6.5米寬,很容易出事故,現在正在籌錢打算拓寬。

但陶瓷也是個高污染產業,從2012年開始,小鎮不得不開始努力擺脫對陶瓷產業的依賴,重點引入電子電器和太陽能兩個產業。

但由於地理位置不佔優勢,兩個上億元的項目選址都在高安市新世紀工業園區,只是稅收全部歸建山鎮。

當地的硒資源(硒被認為具有抗癌功效),也被當成希望之一。建山鎮先後在淘寶和阿里巴巴上開了網店,銷售富硒農產品,同時成立合作社,鼓勵農民把富硒大米等農產品賣給合作社。稻穀也通常讓農戶自願跟合作社簽訂合同由後者代銷,合作社想辦法以高於市場價20-25元的價格賣出去,多賣的錢一般合作社收10元,其他歸農戶。

鎮上還試圖發展旅遊業,想重建一個古戰場遺址——有個叫做英崗嶺的地方,曾國藩和石達開的部隊在這裡打了半年仗,死了幾萬人,也因此得名英崗嶺。

「未來的轉型方向是打造旅遊休閒生態鎮,類似於烏鎮。」簡愷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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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碎片中國·癸巳】回鄉雜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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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在中國人最重要的節日,南方週末記者們也紛紛回到家鄉,回到那些陌生又熟悉的地方。

這群身份獨特的觀察者,敏銳地觸摸少年生活的土地上細微的變化,並記錄著中國這個龐大軀體上一根根毛細血管的微小脈動。

在浙江湖州,投資無門的新痛苦折磨著漸漸富裕起來的人們。在財富渴望與通脹壓力煎熬中的他們,尋找與試探著包括民間借貸、高息集資在內的各種路徑。

而江西高安建安鎮黨委書記卻在四處找錢,他想修路,想讓小鎮找到新的財政支柱從而擺脫對煤的依賴。

在四川打工大縣,農民蜂擁入城,打工給一代農民帶來物質與精神的雙重改變,也帶來被「拔」出土地時的糾結與撕裂。而最茫然的,莫過於四十多歲的第一代民工——城市工廠只歡迎年輕人,而他們卻已無法回到農村。

在河南農村,拿著iPhone的年輕媽媽購買的奶粉卻是早就因含致癌物質而被註銷生產許可證的「毒奶粉」;更多地方,煙花爆竹的銷量正在下降,微信正在成為內地人的時興,一個個家族群橫空出世,而一些上小學的孩子也能熟練地使用iPad刷微博。

幾乎在每個地方,汽車的增長速度都令人吃驚,連大別山深處的小鄉村,也在這個春節堵起了車。

這是我們血脈相連的家鄉,我們清晰地感知到,經濟增長與文明變遷在每一個地方帶來的改變,如此隱秘,如此糾結,卻又如此決絕。

年復一年,南方週末經濟板塊連續在春節之後推出回鄉專題。在無數碎片裡,看見一個龐大、複雜、有溫度的中國。

小城裡,7歲的小外甥熟練地發著微博,而四十多歲的舅舅則在為工作發愁——城市工廠歡迎的只是手眼靈敏的年輕人,而土地是打工十多年的他們這代民工再也回不去的地方。

(一)

下了雨的南方陰晦潮濕,薄霧下整個城市像蒙了一層灰,但過年依舊是這座南方小城娛樂場所的高潮。大年初三和同學吃完飯,想找個地方坐坐,不管是咖啡館、茶樓、麻將館,還是KTV,全部爆滿。

在這個我們生活了十幾年的四線小城,如今不僅有沃爾瑪、如家和七天酒店,還有中國式的堵車。走出市區,同學開著車帶著去了郊區一個隱秘茶樓。

外觀看上去不怎麼起眼的一個小樓,裡面裝修卻非常雅緻。一進門同學就說聲音小點,這裡大都是市裡公務員過來喝茶。

(二)

開車的同學之前在北方讀一所普通專科大學,畢業後為了女朋友想去北京,歷經蹉跎,幾個月後愛情在和現實的衝撞中夭折,他悻悻回到萍鄉,通過老爸關係進了市供電公司。

6年後的同學聚會,他談到北京往事喉頭依然發啞,依然稱羨慕我們這些躋身大都會的同學,不過飯後就開著一輛君越帶我們周遊全城,茶後邀請到他家,竟是在全城最好的地段的複式樓——在大都會為基本生存掙扎的遊子們的神經一下子被刺激到了。

(三)

和親戚們聚會,飯桌上的話題總有房子。小城市的房價已經躥過4000了,大樓越長越高,各種樓盤戶外廣告成了街頭最有表情的風景,然而二手房的交易量幾乎為零,二姨家在火車站幸福小區一套二手房低價掛出去了兩年,都沒人買。

(四)

連7歲的外甥都開始玩微博了,粉絲竟然過百了。一過年,我的iPad和iPhone就完全被他霸佔了。看他熟練地用微博自拍發照片,我一下子覺得老了很多。

(五)

在深圳打工的舅舅今年捲起鋪蓋,頭也不回地奔回家了。在南方打工十多年,貢獻完自己的青春和汗水之後,除了背著背包回農村,他似乎沒有其他選擇。

舅舅在廣州、深圳等許多城市打過工,幹過建築,去過工廠,手裡還有電工證,在家電、機械維修方面算是個熟練工。他還努力地通過自學,掌握了電腦系統重裝、硬件維修等技術——到了他這個年紀,很多同齡同鄉其實是電腦盲。

同村像他這個年齡的,除了還有幾個在海南建築隊幹活,其他的全都回家了。「人一過了40歲,再出去找工作就很難了。」舅舅感嘆,一去人才招聘市場,所有工廠都只招40歲以下的。

然而回到缺乏生氣沒有變化的農村,他比十幾年前出去時還要迷茫,不知道希望在哪裡。老家工廠極少,去年找工作時已經蒐羅過一輪,無奈還是南飛了,今年情況比去年好不了多少,想自己開個店面又沒本錢,如果不打工,兩個讀高中的孩子學費怎麼辦?

舅舅和他的同鄉們,所面臨的是一個典型的中年農民工困局——在老家,他們被歸為剩餘勞動力。很多人開始繳納社保,為自己養老籌劃了。而在珠三角區域,他們找不到合適的工作,城市和工廠歡迎的只是年輕力壯、手眼靈敏的年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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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碎片中國·癸巳】煙花如何再絢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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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在中國人最重要的節日,南方週末記者們也紛紛回到家鄉,回到那些陌生又熟悉的地方。

這群身份獨特的觀察者,敏銳地觸摸少年生活的土地上細微的變化,並記錄著中國這個龐大軀體上一根根毛細血管的微小脈動。

在浙江湖州,投資無門的新痛苦折磨著漸漸富裕起來的人們。在財富渴望與通脹壓力煎熬中的他們,尋找與試探著包括民間借貸、高息集資在內的各種路徑。

而江西高安建安鎮黨委書記卻在四處找錢,他想修路,想讓小鎮找到新的財政支柱從而擺脫對煤的依賴。

在四川打工大縣,農民蜂擁入城,打工給一代農民帶來物質與精神的雙重改變,也帶來被「拔」出土地時的糾結與撕裂。而最茫然的,莫過於四十多歲的第一代民工——城市工廠只歡迎年輕人,而他們卻已無法回到農村。

在河南農村,拿著iPhone的年輕媽媽購買的奶粉卻是早就因含致癌物質而被註銷生產許可證的「毒奶粉」;更多地方,煙花爆竹的銷量正在下降,微信正在成為內地人的時興,一個個家族群橫空出世,而一些上小學的孩子也能熟練地使用iPad刷微博。

幾乎在每個地方,汽車的增長速度都令人吃驚,連大別山深處的小鄉村,也在這個春節堵起了車。

這是我們血脈相連的家鄉,我們清晰地感知到,經濟增長與文明變遷在每一個地方帶來的改變,如此隱秘,如此糾結,卻又如此決絕。

年復一年,南方週末經濟板塊連續在春節之後推出回鄉專題。在無數碎片裡,看見一個龐大、複雜、有溫度的中國。

一門原本是增添快樂與喜慶的生意,卻越來越讓人發愁。安全與環保的雙重壓力,讓瀏陽花炮的前景難再絢爛。這個年關,老闆和官員們都在愁,在想,在做,在期待。

這個年,瀏陽的花炮老闆們過得並不容易。

自從央視「大褲衩」配樓被違規燃放的煙花燒掉後,這個行業逐漸陷入輿論的圍剿。加上2013年初,許多地方出現灰霾,煙花也被當做罪魁之一,不少人在網絡上發起過年不放爆竹煙花運動,連一些地方政府例行的焰火晚會也減少了燃放。

更糟糕的是,春節前夕,河南義昌大橋坍塌,原因被歸咎於一輛裝載煙花爆竹的貨車爆炸。這更是在煙花銷售的最旺季,硬生生地把許多貨憋在了倉庫裡不敢運上路。

自古以來,花炮產業是瀏陽最重要的經濟支柱,支撐著其長時間佔據湖南經濟發達縣級市頭名,並且位列全國百強縣。這些花炮產業大多還停留在分散的小作坊階段,比如在大瑤鎮,有個名頭就叫「十家九炮」——常住人口五萬多,就有大約四萬人從事著花炮及其相關產業,共有七十多家花炮廠以及不知道多少家火藥廠、引線廠和造紙廠。

而現在,煙花的前景前所未有地渺茫起來。

就在這樣的渺茫中,恰逢花炮產業集體更換安全生產許可證的時機,政府於是開始了一場花炮產業的大整合,希望更安全,也希望通過整合做大做強。

於是,這個年,幾家歡喜幾家愁。

換證與開工

元宵節前,陳明家必須做出決定。要麼保住飯碗,要麼轉行。

陳明與兩位親戚一起開花炮廠。三家共用一個安全生產許可證,稅負平分,但各自獨立生產和銷售。「其實是三個廠子共用一張證。」他說。

但是,2013年,市政府鐵心整合花炮廠,這種共用一個證的情況屬于禁止之列。

陳明所在的太平橋鎮有七十多家花炮廠。「今年摸底,有三十多家是共用許可證的情況。」他說。

此前,這種情況其實也不允許。瀏陽市鞭炮煙花管理局局長湯顯華說,儘管政府三令五申,但是查處難度大,取證困難。

整頓的時機出現在2012年,瀏陽花炮廠都在這一年換證。要換新的安全生產證,必須按照最新的安全標準整改。例如廠區內水泥路硬化、火藥房離生產區域距離擴大到一百多米等。

此時,由於土地和資金的問題,很多廠已經無法擴展和改建。

一家年產值近千萬的花炮廠,改造費用要一百多萬。投入改造後,工廠必須擴大產量,才能贏回來。但這時又面臨勞動力不足和市場不好等問題。更為棘手的是,有的廠子沒有土地,無法達到安全生產距離。

如果拿到生產證,還要申請開工許可證。此時,合作生產的廠子有兩個選擇。要麼其他合作者退出,由一個人來做;要麼成立股份制工廠。他們得拿著退出證明或者股份制合同到管理部門,以此證明其「清白」才能拿到開工許可。

陳明家族間出現了分歧,一個親戚要自己做,另外兩家又不願退出。開工在即,三家人陷入尷尬。陳明說,「類似的廠子多數都在觀望,希望政府能像以前一樣網開一面。但這次遇上換證,且新的領導班子好像下了決心。」

直到春節過後,家族的僵持才出現轉機,執意要獨自辦廠的那個親戚決定拿錢退出。「剩下兩個股東是股份制還是繼續有人退出?誰知道呢,元宵之後再看吧。」陳明說。

跑馬圈地者

近幾年,瀏陽市政府一直在推動花炮行業改革,希望通過市場手段減少工廠數量,提升規模和質量。

對於一些人來說,這意味著機會來臨。調整伊始,王宏便馬不停蹄地談了十幾家花炮廠。

王宏經營著一家年產值五千多萬的花炮廠。全市除了幾家產值上億的廠子,他屬於規模較大的。王宏穿梭於太平橋、大瑤、文家市等煙花重鎮,推杯換盞間跑馬圈地。

只要得到有工廠經營不善或換證不利的消息,他便會前去「搭訕」。

不過,目前為止,他只談成一宗買賣。一個年產值3000萬的廠子,2012年只做了1500萬,經營出現問題。賣家找到他,出售一半的產能。他出650萬,擁有了該廠51%的股份。買下後,王野心勃勃地希望將產能擴建至5000萬。他說,「買廠子、改造後,必須擴建才可能將錢賺回來。」

更多的時候,王宏無法說服對方。他看中的一個廠子因為無法擴建,辦不下證,幾乎廢了。王宏希望以60萬的價格買入,改成一條生產線。但廠主不賣,還在努力辦證。

更讓王宏遺憾的是,一個廠子的大股東十年前投資60萬建廠,至今沒有回報,於是找到王宏低價轉讓其40%股份。但另兩名股東各佔30%股份,卻不願意賣。因為無法控股,王不得不放棄收購計劃。

「因為退出機制不完備,導致進來容易,出去難。」王宏說。畢竟廠子是一家人的飯碗,沒人願意輕易扔掉。

政府其實也在努力給予幫助。比如2012年工信委對花炮企業轉行給予補助,按工廠跟工人簽訂勞動合同數量,給予每個合同幾千元補助。

「十二五」期間,瀏陽的花炮廠由九百多家,減少到六百家左右。管理部門認為整合資源、產業升級是花炮行業發展的必經之路。

整合還在繼續著。2010年11月份,103家禮花彈廠已率先整合,但國家安監部門只給瀏陽下發49張安全許可證。這意味著,103家企業必須合併成49家。

王宏還在跟蹤等待著,等那些老闆們絕望時再下手。

交給市場這隻手

發愁的不只是花炮廠的老闆們,管理部門也是一樣。

過去多年,與花炮相關的安全事故,在瀏陽不斷發生,多有死傷。管理部門曾經想過各種辦法,甚至一度打算搞個花炮工業園,結果卻發現:僅僅只是集中生產並不能降低事故,反而容易造成一出事就是大事——可以想像,小作坊即使出事,死傷有限。

他們的新辦法是,通過行業整合,淘汰產能、技術落後的企業,朝生產機械化發展,以此解決勞動力短缺和生產安全的問題。

不過,這個進程緩慢。

例如投入的問題。一個禮花彈生產線,全機械化開發成本最少要2000萬。而且,有些關鍵工序,始終要人工來做。

另外,花炮是傳統手工製造業,行業內的技術開發,多從技術工人中出現,缺乏專業研發團隊和資金的支持,導致整個行業創新力不夠,科技含量不高。市鞭炮煙花管理局曾四處尋找專業人員,但所得不多。

這些問題,管理部門寄望於整合能夠解決。鞭炮煙花管理局局長湯顯華介紹,朝集團化發展,大廠向小廠提供資金和設備支持,利於小廠子朝專業化發展,小廠也節約市場成本,製造的產品直接由大廠銷售。

另一方法是區域性整合,例如一個鄉鎮擅長做鞭炮,則成立一個鞭炮企業聯盟,統一採購和銷售,避免惡性競爭,保證地方品牌。

為了繼續生存下去,各種新的嘗試也在出現,比如使用可降解的環保材料、控制火藥用量、轉型做小孩子玩的禮品煙花等。

早在2000年,瀏陽市政府曾強力推行過一次花炮企業改造,嚴打違法生產。湯顯華當時在鄉鎮工作,他記得每月開會,每天抓人。違法生產者,被掛上牌子,公開示眾,判刑。

「現在的情況,要交給市場這隻手來調整。」湯顯華說。

應受訪者要求,文中花炮廠老闆均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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