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稱作“史上最難投資”的2016年，匯市和股市不斷在給投資者“下馬威”。過去一個多月里，人民幣兌美元匯率波動的影響蔓延到離岸市場，離岸人民幣和港匯也出現波動，而港股也在A股和美股的夾縫中跌跌不休。

身處這場風暴中心的港交所，一方面因為人民幣匯率波動加劇，令推出多年的人民幣貨幣期貨嘗到了甜頭，其合約成交量不斷創新高，2月11日的成交量達7711張，名義價值約為7.71億美元，是歷來第二高成交量，連續第四個交易日成交量超過6000張。而另一方面，港股下跌、投資氣氛轉淡則讓剛過了一歲生日的滬港通再次面對成交稀疏的質疑。

“人民幣國際化，前些年是個嬰兒，現在也還只是個少兒，經過這次匯率波動以後，境外離岸人民幣的流動性實際上也受到較大影響，(資金池規模)變得更小，但這都是發展中的必經之路。”面對市場最關心的人民幣國際化和股市問題，港交所行政總裁李小加在接受《第一財經日報》獨家專訪時表示，香港今年確實面臨很大挑戰，但香港有抗風險和抗壓的能力，這也是香港取得長期成功的原因，雖然面臨困境，但香港仍會發展。

人民幣國際化要有商品載體

2012年，當上任近3年的李小加在港交所網站上推出第一篇網誌時，談及的話題即人民幣國際化。這一年，作為離岸人民幣市場發展的重要部分，離岸人民幣債券(點心債)已經進入快速發展期，當年發行規模高達1858億元，創下全年100宗的交易數量紀錄。

“人民幣國際化之於中國，就好比是’養兒子’的過程：人民幣國際化就是讓人民幣這個’兒子’從體內出生、成長、慢慢走出去，在貿易結算、計價、投資、儲備等領域為國際所用。”李小加在這篇日誌中寫道。

在寫下這篇日誌前的一年半時間里，香港離岸人民幣正是在高速發展期，從2010年7月到2012年初，香港的人民幣存量從1000多億元增長至6200億元，人民幣貿易結算總額增長了近15倍。

“現在還只是個少兒。”對於人民幣國際化如今的進程，李小加表示，離岸人民幣的規模和母體的人民幣相比畢竟只是很小一塊，“貨幣與整體經濟、金融環境息息相關，匯率很多時候又不僅是宏觀經濟指標的體現，還有人的心理暗示，如何管理好預期，是人民幣國際化中很重要的一塊。”

去年8月11日，央行對人民幣兌美元匯率的中間價形成機制做出調整，人民幣匯率在兩天內大幅下跌，此後，人民幣只是單向升值的預期被徹底扭轉，然而雙向波動，在不同投資者眼中投射出的預期不盡相同，海外投資者對於新中間價形成機制的理解與央行期望的方向出現偏差，一次性貶值被理解為長期貶值通道的開啟。

“人民幣處在升值通道的時候國際化自然最容易推出去，但這不能長久，長久也沒有意義，升值後一定會有貶值和來回波動，經過過去一年，大家完全可以看到人民幣的匯率上下波動。這種時候就不能以簡單的形式持有人民幣了，升值時有人願意持有人民幣資產，貶值時有人願意持有人民幣負債，這樣不同需求的人都會持有人民幣。”李小加認為，無論升值、貶值都有人需要，這才意味著人民幣進入了一個更健康的循環中。

推動人民幣成為美元那樣的國際化貨幣，雙向波動還只是一小步，李小加認為，美元國際化其中一個很重要的載體就是美元石油，而參照美元，人民幣國際化也一定要有自己的載體，這個載體就是大宗商品。

“中國這麽大的(商品)需求國和生產國，對商品既然有很大影響力，就要考慮如何讓這個影響力永久化、貨幣化，如何滲透到整個交易體系中，人民幣的國際化和商品交易的國際化、期貨的國際化都是連在一起的。”在李小加看來，人民幣和商品交易的國際化，又正是“一帶一路”戰略的核心——把錢和商品有機結合走出去。

“當我們面臨宏觀經濟、金融穩定這些更重要的議題時，有時候需要調整國際化的步伐，在能走的時候大步走幾步，但在市場動蕩時，偶爾退一兩步沒有關系，只要大方向和趨勢都是向前走的，而且要和大宗商品緊密結合在一起，這樣就能走得更遠、走得更安全。”李小加說。

A股“鐵三角”難題

在投資圈中，港股常被戲稱為“小三命”——無論是A股還是美股下跌，港股都會隨之下跌，而當周邊股市上漲時，港股卻並不一定上漲。今年1月以來，A股走勢也再度成為影響港股的主要因素之一，而2014年11月推出的滬港通，也難免受到牽連，被認為是傳導A股下跌勢頭的通道之一。

“互聯互通的生命力，以及之所以安全、可靠，恰恰就是因為雙方在互聯互通中間是有一定屏蔽作用的，現貨市場可以互相投資，但賣空、衍生品方面並未放開，將來最終如果全部打開，可能互相會傳導影響，但現在相互的影響是很有限的。”李小加解釋指。

過去半年多里，A股市場政策的反複，遭到不少海外投資者的批評。但李小加認為，對市場的發展和監管提出批評自然容易，但A股的情況與海外市場有很大不同，A股的監管者面臨更棘手的“鐵三角關系”——一個角是80%的散戶，一個角是還在發展中的機構投資者，最後一個角是監管者。

“A股是全球少有的散戶直接下場投資的市場，海外市場大都是散戶把錢交給機構投資者管理，由機構投資者在市場上互相博弈。”李小加指出，國際市場因為沒有這樣的鐵三角關系，監管者自身在這樣的市場里是沒有訴求的，就更容易處理問題，只需要制定和完善規則。

然而相比之下，中國監管者面對的情況就更為複雜，一方面是機構投資者需要更複雜的衍生工具對沖風險，一方面在市場下跌時，因風險承受能力不足而無法參與衍生品交易的散戶卻可能蒙受更大損失。

“過去這幾年，(內地市場)機構化不斷做大，也增加了不少衍生工具，但突然遇到風暴，市場動蕩時就會變得有點混亂，散戶在市場下滑中必然是痛苦的，因為他們沒有避險工具，而有些機構就可以避免損失甚至可以賺錢，在成熟市場這是見怪不怪的，但在A股突然就有了種正義和非正義之爭。”李小加直言。

“(大量)散戶的現實和洋槍洋炮(衍生工具)未來發展的理想無法融合的矛盾出現時，只能先停下一個，而現在幾千萬散戶不可能都不能直接投資股市，只能先把股指期貨停下來。散戶、機構投資者和洋槍洋炮、監管者之間的三角關系很難融合在一起的時候，挑戰就很大。”李小加表示。

而對於香港這個以機構投資者為主、更加成熟的市場而言，2016年也同樣面臨挑戰和壓力。李小加認為，香港的挑戰在於為了貨幣政策穩定而推出的聯系匯率制度，“美聯儲的貨幣政策會對香港造成很大影響，因此周期一旦不合適，就會在資產價格、市場價格、匯率上產生壓力，同時我們的本土市場又在國內，國內發生的一切又對香港有很大影響，今年剛好是挑戰很大的時候，不過，香港有抗風險和抗壓能力，市場健康、一致性和穩定性這些正是我們能夠長期成功的原因，我們可能很困難，但總會有發展。”

據媒體報道，進入全面二孩時代後，兒科醫生的緊缺受到社會各界越來越多的關註。據悉國家衛計委已將此列為2016年的工作要點之一，這意味著，從1999年起停止招生的兒科學專業將有望時隔17年後恢複本科招生。

在此筆者想問的是：兒科醫生荒究竟是怎樣造成的?是因高校停招兒科本科專業，還是因兒科專業畢業生的就業很困難、結果導致醫科學生不願從事兒科?

如果原因不分析清楚就貿然針對當前兒科醫生匱乏，而要求高校招收兒科本科專業，那很可能出現的問題是：考生報考兒科專業並不踴躍，畢業後兒科專業學生大部分不在兒科就業而轉到其他專業。

另外，更為重要的問題是，高校開設什麽專業，究竟應由誰說了算?此前全國“一刀切”停招兒科專業，是行政指令的結果，可以說，兒科醫生荒很大程度上是行政手段造成的，那現在恢複招收兒科專業，如果仍舊用行政手段，不又陷入行政治理的悖論了嗎?

筆者認為，應對兒科醫生荒，應該擺脫行政治理思維。

按照我國《高等教育法》，高校本應有自主設置專業的權力，可是，在具體辦學中，高校卻沒有這一自主權，這也是為什麽我國高校會在1999年後全部停招兒科本科專業的原因。

1998年，教育部為拓寬專業面，在新的本科專業目錄中，不再設兒科本科專業，而各高校設置專業需要依據這一專業目錄，因此兒科本科專業也就從招生計劃中消失了。對此，教育部門可以解釋，這只是拓寬了專業面，要求高校用臨床醫學專業統一招生、培養，並不是說各高校就不再培養兒科人才。可是，這帶來的實際結果就是各高校不再培養兒科專業學生。

這足以說明按行政計劃設置專業的弊端，某些專業會一哄而上，某些專業則一夜間消失，而不是由各學校根據自身的定位、條件，來自主決定設置什麽專業。在此筆者認為，政府部門在高校設置專業時，可以提供社會需求信息服務(比如某一行業、專業需要多少人才)、政策引導(對培養社會緊缺人才的專業給予扶持)，由高校自主根據扶持政策、需求信息決定是否開設某一專業，卻不能代替學校做主、直接介入辦學。

可目前恢複高校兒科專業招生，走的還是行政路線，不是由各高校自主根據辦學條件、社會需求設置專業、招生。四川政協委員要求教育部恢複兒科專業，暴露的問題，就是高校想開設兒科專業，可如果本科專業目錄中沒有兒科專業，就比較困難，最多只能采取臨床醫學(兒科方向)這樣的做法。而就是這樣，也需要報教育部審批，因為這不在專業目錄之內。

用行政的方式，或許可解決快速在高校中恢複建設兒科專業的問題，卻不一定能保障培養質量和培養特色，而且，還存在嚴重的隱患。

高校的人才培養和社會需求，能真正接軌嗎?行政部門要求高校恢複兒科本科專業招生的理由是，我國兒科醫生缺口達20萬之多。單從數據看，培養兒科醫生極為緊迫，可是我國的醫院真需要那麽多兒科醫生嗎?現實情況是，我國不少綜合性醫院的兒科不斷萎縮。據上海媒體報道，上海的二三級醫院兒科萎縮現象嚴重，很多醫院5~10年沒招過一個新的兒科醫生。一些醫院關閉兒科，是因為實在開不下去了，兒科醫生都辭職了。從中可見，兒科醫生荒和現有的醫療資源配置有關，患者都要把孩子送到優質的專科兒科醫院看病，綜合性醫院不待見兒科，帶來兒科看病難，這和兒科人才培養關系並不是很大。假如不解決這一現實情況，光是加大兒科專業人才培養力度，那麽緩解不了兒科看病難，反而會出現另一難——兒科專業學生就業難。反之，如果兒科醫生很搶手，實際上兒科人才培養也不太可能萎縮，因為在臨床醫學這一專業基礎上，很多學生可以轉兒科。

當然，行政部門的設想是，一方面要求綜合性醫院開設兒科，另一方面要求高校招兒科本科專業，這就形成“對接”，可是，這仍屬於用計劃手段調節，市場買不買賬，還有待觀察。

計劃手段可以讓綜合性醫院開設兒科，也可讓高校開設兒科本科專業，可是，最終要辦好兒科門診、兒科專業，還需要醫院和高校充分結合自身條件和社會需要，而不只是從形式上去解決問題。要解決實質問題，需要針對綜合性醫院兒科不斷萎縮的現狀，采用市場機制配置醫學資源，同時，要把包括專業設置自主權在內的辦學自主權交給高校，這才能形成人才培養和社會需求的良性互動。

(作者系上海21世紀教育研究院副院長)

全國政協委員、全國工商聯原副主席、國務院參事謝伯陽在兩會前表示，在將要修改的《水汙染防治法》及正在制定《土壤汙染防治法》中，增加環境行政公益訴訟條款。

28日晚，謝伯陽通過中國生物多樣性保護與綠色發展基金會微信公號發布的提案稱，我國面臨的環境形勢非常嚴峻，大氣霧霾、水汙染及土壤汙染問題頻發。

根據《2014年中國環境狀況公告》，對全國202個地級及以上城市4896個地下水水質監測點統計，水質為優良級的僅有10.8%，良好級的為25.9%，較好級的為1.8%，較差級的為45.4%，極差級的為16.1%;主要超標指標為總硬度、溶解性總固體、鐵、錳、“三氮”(亞硝酸鹽氮、硝酸鹽氮和氨氮)、氟化物、硫酸鹽等，個別監測點有砷、鉛、六價鉻、鎘等重(類)金屬超標現象。

環境保護部和國土資源部此前聯合發布的全國土壤汙染狀況調查公報顯示，我國土壤環境狀況總體不容樂觀，部分地區土壤汙染較重，耕地土壤環境質量堪憂，工礦業廢棄地土壤環境問題突出。全國土壤總的點位超標率為16.1%，其中輕微、輕度、中度和重度汙染點位比例分別為11.2%、2.3%、1.5%和1.1%。從汙染類型看，以無機型為主，有機型次之，複合型汙染比重較小，無機汙染物超標點位數占全部超標點位的82.8%。從汙染物超標情況看，鎘、汞、砷、銅、鉛、鉻、鋅、鎳8種無機汙染物點位超標率分別為7.0%、1.6%、2.7%、2.1%、1.5%、1.1%、0.9%、4.8%;六六六、滴滴涕、多環芳烴3類有機汙染物點位超標率分別為0.5%、1.9%、1.4%。

“究其上述環境汙染問題的原因，一方面是企業非法排汙所致，從另一方面看，也是一些行政機關沒有依法履行職責或不當行政行為造成的。”謝伯陽說，部分地方政府在唯GDP政績觀的影響下，以破壞環境為代價發展經濟，對環境公共利益和公眾環境權益造成嚴重損害。

2015年修改實施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環境保護法》，明確規定了環境公益訴訟制度，對企業的環境違法行為起到了很好的遏制和震懾作用。

“但是因為最高人民法院沒有頒布環境行政公益訴訟司法解釋，只是頒布了環境民事公益訴訟司法解釋，這就使得環境行政公益訴訟在現實中舉步維艱。”謝伯陽說，而僅有環境民事公益訴訟根本無法改變我國現今所面對的諸多環境問題，因為僅靠對於違法排汙行為的事後懲罰是明顯不夠的，更重要的還要從其源頭抓起，即相關行政機關恪盡管理監督之職。

謝伯陽認為，為督促行政機關積極履行職責或監督、糾正其侵害環境的行政行為，建議在將要修改的《水汙染防治法》及正在制定《土壤汙染防治法》中，增加環境行政公益訴訟條款，明確合法存續的社會組織作為環境行政公益訴訟的原告主體地位，可以對行政機關不履行或不當履行行政行為提起公益訴訟。此條款應加在公共參與篇中。

“這將有利於更好地發揮公民和社會組織在保護環境公共利益中的積極作用，監督行政違法行為，促進行政機關依法行政，構建我國法治政府的良好形象。”謝伯陽說。

“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正確認識經濟形勢後選擇的經濟治理藥方，也是問題倒逼、必經關口，是解決中長期經濟問題的根本之道。”2月28日，國家行政學院經濟學部主任、發展中國論壇副主席張占斌對《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說。

張占斌等著《中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一書日前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他表示，當前，中國經濟發展面對的主要矛盾正在由需求側轉向供給側，經濟下行的主要原因不是周期性的，而是結構性的，面對的主要是供給側、結構性、體制性矛盾，因而不可能通過短期刺激政策實現經濟反彈，而必須通過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重塑經濟發展動力，為經濟持續健康發展創造條件。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重點是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用改革的辦法推進結構調整，減少無效和低端供給，擴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給，增強供給結構對需求變化的適應性和靈活性，提高全要素生產率。”張占斌說。

中國供給側改革與西方不同

第一財經日報：現在社會上也有不少聲音和觀點，認為“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就是要實行需求緊縮，就是要對需求側管理進行簡單的替代;也有人認為“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就是推行新的“計劃經濟”，如何看待這兩種觀點?

張占斌：推動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基本思路是：按照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發展理念，加大結構性改革力度，矯正要素配置扭曲，擴大有效供給，提高供給結構適應性和靈活性，提高全要素生產率。通過實施相互配合的五大政策支柱，即宏觀政策要穩、產業政策要準、微觀政策要活、改革政策要實、社會政策要托底，抓好“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桿、降成本、補短板”五大任務。

自中央提出積極推進供給側改革以來，社會各個方面都在認真研討中央精神，其中大部分是符合中央意圖與經濟學相關理論的。但是，也出現了一些誤讀與誤解，就像剛提出的兩種典型的誤解。

我認為，供給側管理不是對需求側管理的簡單代替，而是有所側重、相互促進。在我國，需求管理在相當長一個時期內，是宏觀管理或宏觀調控的主要方式。目前，我國的需求管理確實有需要改革的方面，如宏觀調控政策主要是圍繞著鼓勵投資，以增加投資需求為中心，這實際是強調增加供給的政策。供給和需求不是非此即彼的關系，兩者互為條件，相互轉化，兩手都得抓，但主次要分明。

供給側改革是要更好地發揮政府作用，而不是要搞新計劃經濟。有一種誤解是，認為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搞新的“計劃經濟”。恰恰相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就是要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通過進一步完善市場機制，矯正以前過多依靠行政配置資源帶來的要素配置扭曲。為此，要調整各類扭曲的政策和制度安排，進一步激發市場主體活力，更好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這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在新形勢下的完善和深化，決不是要回到計劃經濟的老路上。

日報：談到供給側改革，人們就會不由自主地聯想到西方經濟學中的供給學派以及美國的“里根經濟學”和英國的“撒切爾主義”，請問這次中央提出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與西方經濟學中所謂的“供給經濟學”有什麽本質上的不同?

張占斌：這次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提出的“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更多是基於我國經濟自己發展變化的需要，更多地源於中國經濟學群體獨立研究之成果，更多的是中國共產黨在探求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偉大實踐上的不斷創新。

供給經濟學的真正成名，始於上世紀70年代。其背景是：1929年至1933年美國爆發經濟危機進而引發全球經濟衰退，這就是廣為人知的“大蕭條”。為應對衰退，各國先後采用了英國經濟學家約翰•梅納德•凱恩斯的經濟理論與相關政策主張，掀起了一場聲勢浩大的“凱恩斯革命”。但是，隨著時間的流逝，凱恩斯主義的負面效果不斷積累。由於過度人為擴大需求、刺激增長，到20世紀70年代初，主要資本主義國家先後出現了嚴重問題，後世將之總結為“滯脹”，由此，凱恩斯經濟學的主流地位受到質疑和挑戰，供給學派和供給經濟學於是應運而生。

我們提出的“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與西方經濟學中的供給學派提出的觀點有本質的區別，我們的供給改革在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基礎上提出來的，契合了破解當前我國經濟發展的突出矛盾和難題，是具有中國特色的當中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集中體現。

五大關鍵要素都面臨改革

日報：究竟要從哪些方面和領域來準確把握供給側結構改革?

張占斌：從整體上看，供給側改革的主戰場是要素市場改革。長期而言，要素的數量和質量，從根本上決定著一國經濟增長的效率。目前，我國五大關鍵要素都面臨著制度陳舊、不適應市場經濟發展需要的情況，需要進行深入改革。

一是立即調整人口政策，從控制人口數量轉向實施人力資本戰略。人是經濟增長最根本的因素。隨著我國人口紅利的消失，老齡化社會的陰影正在逼進。必須盡快、果斷調整我國人口政策。

二是審慎推動土地制度改革，建立城鄉統一的土地流通制度。土地制度是國家的基礎性制度，是供給管理的極重要內容。在逐步建立城鄉統一的土地產權框架和流轉制度過程中形成兼顧國家、單位、個人的土地增值收益分配機制。土地征收中嚴格界定公共利益用地範圍，規範程序，公開信息;建立對被征地農民的合理、規範、多元的補償和生活保障、生產引導機制。

三是深化金融改革，全面解除“金融抑制”。金融是現代經濟的核心。目前，我國金融市場結構失衡、功能不全，“金融抑制”比較明顯，應全面推進金融改革。

四是全面實施創新驅動戰略，建設創新型國家。創新是五中全會提出的“五大理念”之首。對於今日之中國，其重要性無論怎麽強調都不過分。當務之急是科技創新和產業創新，努力實現科技與經濟的融合，在高端“買不來的技術”領域靠原始、自主創新艱難前行，在中高端依靠全面開放和“拿來主義”“引進、消化吸收再創新”與“集成創新”結合，最終建成“創新型國家”。

日報：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要完成好去產能、降成本、去庫存、補短板和去杠桿五大重點任務，要求在戰略上堅持穩中求進，在戰術上要抓住關鍵點，這五大重點任務的關鍵點在什麽地方?

張占斌：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戰略上要著眼於打好持久戰，堅持穩中求進，把握好節奏和力度;戰術上要抓住關鍵點，致力於打好殲滅戰。近期供給側改革在戰略上要堅持穩中求進、把握好節奏和力度，戰術上要抓住關鍵點，主要是抓好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桿、降成本、補短板五大任務。

第一，積極穩妥化解產能過剩。要按照企業主體、政府推動、市場引導、依法處置的辦法，研究制定全面配套的政策體系，因地制宜、分類有序處置，妥善處理保持社會穩定和推進結構性改革的關系。要依法為實施市場化破產程序創造條件，加快破產清算案件審理。要提出和落實財稅支持、不良資產處置、失業人員再就業和生活保障以及專項獎補等政策，資本市場要配合企業兼並重組。要盡可能多兼並重組、少破產清算，做好職工安置工作。要嚴格控制增量，防止新的產能過剩。

第二，幫助企業降低成本。要開展降低實體經濟企業成本行動，打出“組合拳”。要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轉變政府職能、簡政放權，進一步清理規範中介服務。要降低企業稅費負擔，進一步正稅清費，清理各種不合理收費，營造公平的稅負環境，研究降低制造業增值稅稅率。要降低社會保險費，研究精簡歸並“五險一金”。要降低企業財務成本，金融部門要創造利率正常化的政策環境，為實體經濟讓利。要降低電力價格，推進電價市場化改革，完善煤電價格聯動機制。要降低物流成本，推進流通體制改革。

第三，化解房地產庫存。要按照加快提高戶籍人口城鎮化率和深化住房制度改革的要求，通過加快農民工市民化，擴大有效需求，打通供需通道，消化庫存，穩定房地產市場。要落實戶籍制度改革方案，允許農業轉移人口等非戶籍人口在就業地落戶，使他們形成在就業地買房或長期租房的預期和需求。要明確深化住房制度改革方向，以滿足新市民住房需求為主要出發點，以建立購租並舉的住房制度為主要方向，把公租房擴大到非戶籍人口。要發展住房租賃市場，鼓勵自然人和各類機構投資者購買庫存商品房，成為租賃市場的房源提供者，鼓勵發展以住房租賃為主營業務的專業化企業。要鼓勵房地產開發企業順應市場規律調整營銷策略，適當降低商品住房價格，促進房地產業兼並重組，提高產業集中度。要取消過時的限制性措施。

第四，擴大有效供給。要打好脫貧攻堅戰，堅持精準扶貧、精準脫貧，瞄準建檔立卡貧困人口，加大資金、政策、工作等投入力度，真抓實幹，提高扶貧質量。要支持企業技術改造和設備更新，降低企業債務負擔，創新金融支持方式，提高企業技術改造投資能力。培育發展新產業，加快技術、產品、業態等創新。要補齊軟硬基礎設施短板，提高投資有效性和精準性，推動形成市場化、可持續的投入機制和運營機制。要加大投資於人的力度，使勞動者更好適應變化了的市場環境。要繼續抓好農業生產，保障農產品有效供給，保障口糧安全，保障農民收入穩定增長，加強農業現代化基礎建設，落實藏糧於地、藏糧於技戰略，把資金和政策重點用在保護和提高農業綜合生產能力以及農產品質量、效益上。

第五，防範化解金融風險。對信用違約要依法處置。要有效化解地方政府債務風險，做好地方政府存量債務置換工作，完善全口徑政府債務管理，改進地方政府債券發行辦法。要加強全方位監管，規範各類融資行為，抓緊開展金融風險專項整治，堅決遏制非法集資蔓延勢頭，加強風險監測預警，妥善處理風險案件，堅決守住不發生系統性和區域性風險的底線。

國企是產能過剩“重災區”

日報：從“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角度，如何理解“去產能”?

張占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主旨是釋放新需求，創造新供給。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明確，2016年的首要任務是積極穩妥化解過剩產能，其目的就是將寶貴的資源要素從那些產能嚴重過剩的、增長空間有限的產業和“僵屍企業”中釋放出來，通理順供給端，提高有效供給，創造新的生產力。

首先，應立足於經濟新常態的基本特征和社會發展實際，盡快修訂和完善《破產法》，使產能過剩的企業和僵屍企業可以依照法律程序申請破產，從法律層面解決長期積累的債權債務關系、不良資產處置、失業人員再就業和生活保障等各項遺留問題;同時也從法治層面修訂地方政府經濟績效考核體系，緩解GDP增長任務壓力。

加快完善化解過剩產能的政策法規體系。中央政府應抓緊建立完善化解產能過剩相關的立法工作，從產能利用效率、排放標準、土地、環保、節能等層面，從嚴制定、修改、完善相應的法律法規，實施逐步由行政幹預向依靠法治和經濟手段治理轉型，建立常態化的化解過剩產能的長效治理機制。在壓縮過剩產能的同時，使用負面清單管理制度，從法治層面確保產能過剩行業中不再有新的項目投入和新的產能擴建。

另一個重要的方面是從法治層面是遏制過剩行業的新增產能。加強化解過剩產能的系統性立法研究，確保化解過剩產能工作有法可依、有章可循，依法終止相關產業、區域和企業備案且核準的產能嚴重過剩行業的新增產能項目，要實施及時曝光，並嚴厲查處，及時追究相關責任主體的法律責任;強化立法標準的約束機制，加大淘汰落後產能力度，要強化用地標準、能耗標準、環保標準約束力，對不達標和違規建設項目，堅決依法取締。

此外，還要深化配套改革，釋放供給端活力。國有企業是國民經濟的命脈，但也是產能過剩的重災區。據有關數據顯示，僅A股市場就有266家企業依靠政府“輸血”為生。國有企業改革迫在眉睫，必須通過國有企業的混和所有制改革，以管資本為主加強國有資產監管，提高國有資本配置和運行效率，推進國有經濟布局戰略性調整，引領新常態下的創新驅動、技術進步、人力資本提升、知識增長等要素升級。對於產能嚴重過剩、發展潛力有限的傳統的國有企業堅決依法退出破產，優化供給端。

日報：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還提出了“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五大政策支柱，提出宏觀政策要穩、產業政策要準、微觀政策要活、改革政策要實、社會政策要托底，這些政策的要點在什麽地方?

張占斌：明年及今後一個時期，要在適度擴大總需求的同時，著力加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實施相互配合的五大政策支柱。

我的理解是，宏觀政策要穩，就是要為結構性改革營造穩定的宏觀經濟環境。積極的財政政策要加大力度，實行減稅政策，階段性提高財政赤字率，在適當增加必要的財政支出和政府投資的同時，主要用於彌補降稅帶來的財政減收，保障政府應該承擔的支出責任。穩健的貨幣政策要靈活適度，為結構性改革營造適宜的貨幣金融環境，降低融資成本，保持流動性合理充裕和社會融資總量適度增長，擴大直接融資比重，優化信貸結構，完善匯率形成機制。

產業政策要準就是要準確定位結構性改革方向。推進農業現代化、加快制造強國建設、加快服務業發展、提高基礎設施網絡化水平等，推動形成新的增長點。要堅持創新驅動，註重激活存量，著力補齊短板，加快綠色發展，發展實體經濟。

微觀政策要活就是要完善市場環境、激發企業活力和消費者潛力。做好為企業服務工作，在制度上、政策上營造寬松的市場經營和投資環境，鼓勵和支持各種所有制企業創新發展，保護各種所有制企業產權和合法利益，提高企業投資信心，改善企業市場預期。營造商品自由流動、平等交換的市場環境，破除市場壁壘和地方保護。提高有效供給能力，通過創造新供給、提高供給質量，擴大消費需求。

改革政策要實就是要加大力度推動改革落地。要完善落實機制，把握好改革試點，加強統籌協調，調動地方積極性，允許地方進行差別化探索，發揮基層首創精神。要敢於啃硬骨頭、敢於涉險灘，抓好改革舉措落地工作，使改革不斷見到實效，使群眾有更多獲得感。

最後是社會政策要托底，就是要守住民生底線。更好發揮社會保障的社會穩定器作用，把重點放在兜底上，保障群眾基本生活，保障基本公共服務。

國家行政學院經濟學部主任、發展中國論壇副主席張占斌。攝影/章軻

國家行政學院。攝影/章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