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好聲音》到《爸爸去哪兒》，電視新產業催生港台藝人內地淘金熱

http://newshtml.iheima.com/2014/0828/145216.html

全中國最著名的四把轉椅突然空出了一個位置。

節目開播前半個月，在已經簽完合同、參加完發佈會之後，羅大佑突然宣佈退出《中國好聲音》。變故令外界揣測紛紛，官方說明是因為檔期衝突，不得不捨棄;更多人猜想是因為導師內部不和。無論真相如何，所有人都對一件事心照不宣：空出來的這把轉椅，等的還是一位來自港台的音樂人。

7月18日，《中國好聲音》第三季開播，成名於1980年代的台灣歌手齊秦出現在轉椅上，成為這檔綜藝節目的四位導師之一。這是《中國好聲音》播出三季以來的潛規則——導師之中，必定有一位或者兩位是港台藝人。齊秦之前，活躍在節目裡的是庾澄慶、張惠妹。

《中國好聲音》只是個縮影，邀請港台藝人擔任導師或嘉賓，已經成為內地許多綜藝節目的標配。

香港音樂人、《我是歌手》音樂總監梁翹柏，已經選擇定居北京。《我是歌手》節目錄製期間，梁翹柏每週有三天時間會待在長沙馬欄山，那裡的湖南廣電中心已經是內地最有影響力的節目生產地。在湖南衛視1200平方米的攝影棚裡，梁翹柏合作的對象經常是來自香港樂壇的熟面孔，比如搖滾樂隊Beyond的主音吉他手黃貫中，這支樂隊從1980年代就開始走紅;或者是新生代歌手鄧紫棋，她最後成為這檔綜藝節目最大的受益者之一。

來自台灣的庾澄慶、王偉忠也都不同程度地參與到內地綜藝節目的製作中。庾澄慶在《中國好聲音》裡承擔導師和半個主持人的職責，被認為是這檔節目不可或缺的成功因素;王偉忠除了為東方衛視《中國夢之聲》擔任評委，還在上海運營著一家傳媒公司，試圖開始在內地製作節目。

一個事實是，這些還只是負責台前部分的港台明星。在觀眾看不到的幕後，還有更多來自港台的技術人員構成內地電視產業的齒輪。他們出身於港台業已成熟的電視工業體系，帶著以往的工作經驗和些微不適應感，一起推動著內地綜藝節目的大車，轟然駛向市場。

切中觀眾口味

梁翹柏幹著一份壓力頗大的工作。《我是歌手》每期都有7位明星登台，現場樂隊配樂加上節目前的編曲和現場調度，每錄一期都相當於做一場明星演唱會。

「嘩，就好像三個月裡做了13期王菲巡迴演唱會那麼多。」梁翹柏坐在位於北京的工作室裡，手裡擺弄著一把吉他，對《財經天下》週刊說道。

作為曾經操刀過陳奕迅、王菲等人演唱會的製作人，梁翹柏在音樂圈裡的聲望頗高，但此前他的名聲主要在港台音樂發燒友中流傳。拜《我是歌手》所賜，現在的他稱得上是位大眾明星。《我是歌手》第二季裡，當他在節目裡突然被主持人張宇點名唱歌，獲得的掌聲和歡呼聲已經不低於同期參加節目的明星選手。

參加這檔節目之前，梁翹柏與電視圈的淵源還沒有這麼深，而現在他已經是各大內地電視台爭相邀請的對象，很多製片人認為，請到了他，一檔音樂節目的品質就算有了保證。

梁翹柏最信賴的合作夥伴是《我是歌手》總導演洪濤。2012年9月，兩人第一次見面，洪濤興奮地在筆記本電腦上向梁翹柏展示《我是歌手》韓國原版片段，向他描繪了這檔節目的宏圖：燈光用韓國的成熟團隊，調音台和音響用英國和法國的頂尖設備，歌手請最有實力的，採用現場樂隊……

這一切的前提是，洪濤得找到一位能夠把控住整體品質的音樂總監。對比洪濤描述未來時的激動，梁翹柏顯得異常冷靜，他問了一個很務實的問題：

「你想要什麼樣的樂隊?」

「最好的。」

最好的樂隊需要一定數量的頂尖樂手才能做到。梁翹柏之前在TVB最紅的音樂節目《勁歌金曲》擔任音樂總監時，樂隊由五六人組成，而這已經是為數不多的幾檔採用現場樂隊的節目之一，更多電視台由於缺乏資金以及現場控制經驗，只好以錄製好的伴奏帶替代樂隊。

梁翹柏可以輕而易舉地邀請到30位高水平樂手，這得益於他從1984年入行至今積累下的業內資源。問題是，電視台真的願意為此買單嗎?

以2012年7月浙江衛視《中國好聲音》的出現為分水嶺，內地各大衛視的綜藝節目進入新一輪激烈競爭。這檔號稱製作成本8000萬元、平均收視率破4的節目將同年其他綜藝節目遠遠甩在身後，其他電視台一時失去還手之力。洪濤手裡的《我是歌手》項目被湖南衛視寄予反超的厚望：同樣是音樂類節目，引進自國外的版權，有所創新的比賽形式……同樣地，湖南衛視也在預算上給洪濤相當大的空間。

3個月後，《我是歌手》刷新了梁翹柏對電視音樂節目的認識。錄影棚裡，舞檯燈光暗處，二十多名樂手排列兩側，其中有「香港第一吉他手」黃仲賢，也有由內地小提琴演奏家靳海音率領的絃樂團。洪濤當初所描繪的那些高配置音響硬件，也已經安裝妥當。

第一次，梁翹柏在一家電視台的錄影棚裡，聽到了可以媲美體育館演唱會的音效。更令梁翹柏訝異的是湖南衛視邀請到的那些歌手，這檔節目裡，有6位出身港台娛樂業的參賽歌手，接近嘉賓總數的二分之一。

「在內地做節目，其實應該以內地的歌手為主。」《我是歌手》總導演洪濤說，「但現狀是，內地知名度、演唱水平能達到這檔節目門檻的歌手相對較少。如果都集中在選秀歌手上的話，又會造成資歷上的同質化。」節目組選擇歌手的標準是在華語歌壇具有符號性，同時在年齡分佈上還得有層次感。根據這兩條準則來篩選，最後邀請函很難不落到港台歌手頭上。

再以這兩條標準推而廣之，便可以解釋為什麼我們會在電視上看到那麼多港台藝人的面孔——從《爸爸去哪兒》到《中國好聲音》，從《年代秀》到《中國夢之聲》，以往港台藝人大多只是在電影或唱片宣傳期時上某個訪談節目走下過場，現在，他們也像梁翹柏一樣，把好幾個月時間都耗在錄影棚裡，跟隨內地綜藝節目一起沉浮。

洪濤欣賞梁翹柏的工作表現，除了他身上有香港職場奉行已久的敬業和專業態度，還因為他提供的東西切中大多數觀眾的口味。他的音樂風格介於古典和流行之間，「不是特別前衛，但聽的東西又在潮流當中」。洪濤說，這樣的評價也適用於同樣來自香港的鄧紫棋。香港的電視市場雖然不大，卻已經有三四十年的發展歷史，流程規範成熟，在切中觀眾喜好方面，他們顯然更有經驗。

電視產業新中心

洪濤原本是一名電台主持人，在1990年代末轉型到電視台擔任編導。站在電視的門檻上，他的目光很快被正值鼎盛期的港台節目所吸引。「我們什麼時候才能夠達到人家那個水平呢?」當時他不止一次這樣想。

二十年前，長沙馬欄山是一片塵土飛揚的工地。日後這片土地的每一個角落，都會被循著《快樂女聲》、《我是歌手》等節目而來的粉絲踏遍。但當時還沒什麼人能想像到它即將迎接的輝煌。1990年代，內地多數電視台尚未上星，影響力最多只能擴散在本省。居住在沿海一帶的福建和廣東觀眾，電視娛樂要更為豐富一些。借助地理之便，他們偶爾可以接收到港台五花八門的綜藝節目。

那一年，收看人數最多的是一檔名為《超級星期天》的節目，主持人之一是庾澄慶。他剛由歌手轉做主持人，對節目裡的遊戲環節駕馭得並不算好，不過觀眾並不在意，這檔節目仍然大受歡迎。到了十年前，台灣製作人王偉忠推出一檔風靡一時的談話節目《康熙來了》，主持人蔡康永和徐熙娣酷愛即興發揮和口無遮攔，與內地同時期的訪談節目《藝術人生》形成鮮明對比。

「我們很早就跟內地的電視人合作過，覺得當初他們在執行力還有燈光、錄音各方面的技術是很薄弱的。」頭髮花白的王偉忠回憶說。他被視為台灣「綜藝教父」，由他擔任製作的娛樂節目最早可以追溯到1986年，除了《康熙來了》，《超級星光大道》、《全民最大黨》等多檔節目也是經他之手推出。

恰與如今這波港台藝人駐紮內地節目的潮流相反，在1990年代，內地藝人更嚮往能夠進入港台的製作體系，瞭解港台節目成功的原因。但由於市場容量和體系封閉的原因，能夠實現這一願望的人只是少數。

主持過《歡樂總動員》的演員張延是少數幸運兒之一。1992年到1995年，她是TVB的簽約藝員。在她還處於跟粵語搏鬥的階段時——那時她剛去香港不到一年，每天給自己定下的功課是用粵語數數，從1數到1000，然後再念當天的報紙，TVB已經把她安置在開播於1967年的綜藝節目《歡樂今宵》擔任主持。

張延隨即發現香港節目製作跟內地的不同，它以完善的體系最大程度上保證每個人都能做到及格，哪怕是毫無經驗的新人。「它會在很短的時間裡告訴你它要的是什麼，希望你做成什麼樣子。」港台的電視人在成熟的工業體系裡浸淫多年，無論是在製作意識還是流程效率上，都超出內地一大截。

但是，內地的製作團隊以另外一種方式在幾年內迅速抹平了這種差距。

2000年之初，《同一首歌》在央視開播，台灣導播徐德立被節目製作人孟欣邀請參與這一節目的製作。徐德立說，《同一首歌》都是跟各地政府合作，這意味著他能拿到的報酬頗豐，超過了他當時在台灣TVBS電視台裡的本職工作所得。

第一次給《同一首歌》做節目，徐德立就發現內地在硬件設備上已經不輸台灣，內地的拍攝機位甚至是台灣同類節目的兩倍。但是，剛剛進入娛樂製作生態的內地團隊，顯然還不知道如何操縱、調度那些設備，使它們發揮最大的效用。

來自港台的技術人員在這方面有更多的經驗，這方面《最美和聲》的聯合總導演陳為邦與徐德立有著同樣的感受。在進入電視這行之前，他曾經擔任過1997年齊秦北京演唱會的現場導演。從演唱會切入到電視行業，是台灣許多技術人員共同的職業發展路徑，徐德立也是如此。

從流程上來講，演唱會跟大型活動有諸多相似之處;在舞美技術上，某些演唱會甚至比大型活動更加先進。當時，內地辦過的演唱會少之又少，當電視台和政府想舉辦大型活動時，這批有過豐富演唱會製作經驗的港台技術人員，便成為內地團隊的座上賓。

他們將過往的經驗挪到電視當中，結果頗受歡迎。一方面，帶有政府性質的大型活動構成的市場需求越來越大，電視台開始快速翻新硬件設備;另一方面，來自港台的製作人以及技術團隊不斷被邀請到內地，幫助節目提高製作水平。

這種變化在政府最重要的大型活動——2008年奧運會前後達到頂峰。

「如果說之前國內的電視台設備都是在追趕的話，在2008年之後，整個水平已經完全超越了。」天娛副總經理、節目製作人馬昊表示。1997年大學畢業後，馬昊進入湖南衛視工作，是湖南衛視培養出來的第一代娛樂節目製作人。身材瘦小的她曾經製作過《快樂男聲》、《嗨!2014》等節目。在她看來，現如今內地已經取代港台，成為電視產業的新中心，其製作水平不輸給亞洲任何一個地區。

王偉忠也承認內地電視產業變化十分迅猛。「這幾次水平跳得很快，現在內地節目的舞檯燈光打得很好，台灣比不上了，現場這麼多機器，20多人收音，讓你一下到達一個地步。」

除了台灣「綜藝教父」的稱號，王偉忠現在多了一個新標籤：東方衛視《中國夢之聲》導師。節目裡他的定位是寬厚長者，在兩位明星評委黃曉明和韓紅互相調笑、極力展現自身魅力的時候，不斷試圖將話題拉回到選手的專業性上。而在鏡頭之外，他關注的同樣也是節目製作上的專業問題。

資本在推波助瀾

儘管從《中國夢之聲》這檔節目中感受到兩岸在節目投資上的落差，王偉忠個人推崇的還是以小博大、以創意為先的製作理念，而內地的綜藝節目發展顯然已經跳過那個時期，直接進入比拚資本和規模的階段。

北京奧運會之後，由政府主導的大型活動聲勢漸弱，尤其是2013年，政府明令提倡節儉辦晚會。2013年8月，《同一首歌》被央視停播，這個電視台與地方政府結合的最典型也是最成功的代表，正式退出螢幕。

其實，在停播之前《同一首歌》就已經不是人們關注的重點。在《非誠勿擾》、《中國好聲音》、《爸爸去哪兒》等幾檔現象級節目之後，省級衛視的競爭趨於白熱化，收視率被看得前所未有地重要。與收視率排名息息相關的，是廣告效益。

數據顯示，2013年湖南衛視、江蘇衛視、浙江衛視廣告收入分別為60億元、45億元、34億元。廣告收入支撐內地綜藝節目完成新一輪蛻變，有資本撐腰，節目創意唾手可得。

「現在內地的製作已經基本上和國際接軌，如果國外有什麼好的節目模式的話，過半年就會在內地市場上看到。」洪濤說，自己和其他電視台製作人一樣，每個月都會接到各種節目模式公司的邀請，觀看他們從英國、荷蘭、韓國、以色列等國家找到的節目模式。

2013年，各大電視台共引進、播出近30檔國外版權的綜藝節目。除了眾所周知的歌唱類節目，還有一大批節目在收視率競爭中尷尬地沉浮著，從舞台選秀到戶外真人秀，從跳舞到益智，從減肥到做菜，每家衛視都有一兩檔引進版權的節目，就連央視播出的掛著公益、勵志等口號的《夢想合唱團》、《超級減肥王》等節目，模式也來自國外。

電視台製作團隊只需要挑選、購買版權，將節目裡的某些環節進行本土化就可以了。其中，最關鍵的一步是將節目寶典裡的每一條細則都呈現出來——具體說來就是版權擁有方研發的節目製作指南，細節到選手定位、節目流程、燈光道具、情節設計等。

單單是從錄影場地上，就可以看到如今內地和港台節目製作在投入上的區別。在台灣，800平方米已經算是少有的大型節目錄影棚;而在內地，800平方米的棚比比皆是，1200平方米、2000平方米的錄影棚還在不斷建設中。

至於製作費，台灣節目至多40萬元人民幣一期封頂，而內地節目要想被認定為有競爭力，動輒以一兩百萬人民幣起步。

庾澄慶以版權節目《中國好聲音》兩季導師的身份重新被內地觀眾認識，他在台灣也主持著一檔引進版權節目《王子的約會》，版權來自於英國節目《Take me out》，接近於湖南衛視的《我們約會吧》和《非誠勿擾》。不過，這檔節目在台灣算不上很成功，在內地的影響力接近於零。

除了《王子的約會》，台灣沒有在引進版權節目上做更多嘗試。對台灣電視台而言，且不說後續製作的細節，首先在版權費這一環，就意味著是一筆可能無法消化的負擔。

「有人肯買單，這點是特別重要的。在台灣，就是沒有人可以買單。」接受採訪時，庾澄慶正在《嗨!2014》的錄製後台。這是由他擔任主持、天娛傳媒製作、在央視一套播出的一檔音樂脫口秀節目。在風頭被地方衛視完全蓋過之後，一貫保守的央視也開始嘗試給自己加上更濃重的綜藝色彩。

庾澄慶穿著鮮豔的紅色褲子，看上去一點也不像是1960年代生人。儘管三十年前就已成名，但庾澄慶身上仍然沒有太多歷史古舊感。當他在《中國好聲音》的舞台上，因為挑到一位自己喜歡的選手而伸著舌頭比劃著搖滾的手勢從轉椅上跳起來，沒有人會覺得他不合時宜。

庾澄慶沒有過時，當初推著他成名的台灣電視產業卻已經趨於沒落。台灣明令禁止綜藝節目有冠名和植入廣告，沒有廣告，節目的製作成本自然無法提升。台灣電視台越來越安於小成本的脫口秀節目，這類節目只需要小規模團隊就可以製作和維持。這種情況下，越來越多的電視從業者被蓬勃發展的內地產業所吸引，來到海峽這岸開始「北漂」生活。

「北漂」之路

「到內地打拚有什麼要注意的?」陳正飛常被問到這個問題，他是較早進入內地的台灣主持人之一。在內地零散地主持過一些音樂盛典之後，2010年末，他從台灣移居到北京，為湖南衛視、東南衛視等頻道主持每週播出的情感類、益智類節目，從生活到工作都徹底融入到內地的電視工業中。

「我跟他們說一定要搬過來。如果你真的用心做的話，就應該根深蒂固地融入到這個市場裡，才知道這邊怎麼說話、怎麼做事。」這是陳正飛給那些台灣同行的忠告。

現在，陳正飛坦然地將自己定位為一名「北漂」，他已經完全適應北京的飲食習慣、生活節奏，因為主持湖南衛視和東南衛視的節目，他甚至已經適應了另外兩座南方城市：長沙和福州。

陳正飛還必須適應內地的一些特殊情況，比如廣電總局的審查和限制。「邀請港台主持人要提前報給廣電總局審批，一檔節目裡的港台常駐嘉賓也不能太多。」一位不願意透露姓名的內地製片人說，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港台藝人的數量。陳正飛就因為審批原因，錯失了湖南衛視和青海衛視的兩檔節目。

當然，限制並不能阻擋內地團隊以各種形式繞開政策、繼續邀請港台藝人。在《嗨!2014》錄影棚外豎起的海報上，印著庾澄慶大大的頭像，頭像下方寫著四個小字：「快樂大使」。

「其實他幹的就是主持人的活兒，怕上面盯得緊，所以叫『快樂大使』。」《嗨!2014》節目組對外一律稱庾澄慶為「快樂大使」，當記者在提問時稱呼庾澄慶為主持人時，他們還會刻意糾正。但私底下，大家都知道這不過是一種障眼法。

就連受審批之累的陳正飛也入鄉隨俗，懂得站在政策的角度考慮，認為對港台藝人有一定限制是合理的。他也已經習慣電視台對內容的一些限制，台灣脫口秀節目關於政治以及一些敏感話題的開放性探討，是絕不可能出現在內地電視上的。

比起這些麻煩，他更為遺憾的是自己沒有早幾年進入內地的市場。比他更早幾年進入市場的成功例子之一是《天天向上》裡的歐弟——失意於台灣演藝圈，卻在內地市場找到新高度的藝人。

不過，陳正飛是另外一個領域裡的先行者。2011年，他開始加盟愛奇藝自制節目《浪漫滿車》，屬於第一批在視頻網站主持節目的港台藝人。在視頻網站自制節目剛剛開始萌芽的時候，他就參與其中。視頻網站轉變成為內容製作平台是內地獨有的產業發展現象，在港台乃至全世界，都少有可以參照的坐標。

把陳正飛拉到視頻網站做節目的，是台灣製作人闕祥勳。

「台灣比較流行師傅帶徒弟的做法，從製作助理、執行製作再做到製作人，需要很長一段時間的積累。內地市場太大，視頻網站有空間，肯給機會，快的兩年就能成為製作人。」在愛奇藝，闕祥勳同時製作《愛夠了沒》、《浪漫滿車》、《愛奇藝愛電影》等多檔節目。他將陳漢典、陳正飛等台灣二三線藝人請來主持，這些節目投入不大，影響力尚不足以與電視台出品的綜藝節目相提並論。但依附於大公司的平台上，闕祥勳有大把機會可以實踐自己的想法。

他為此付出的一大代價是，自己被納入互聯網公司的管理體系，每天戴著工牌坐班，每週交考核績效，生活狀態與王偉忠那一代講求創意、天馬行空的電視製作人截然不同。在他面前，是一條沒有前輩走過，但是充滿無限可能的路。
 

本文是《財經天下》週刊授權i黑馬轉載，刊於《財經天下》64期。轉載請註明出處。

中國好聲音與加多寶的“共生”法則：兩大營銷戰略引領消費者

來源: http://news.iheima.com/html/2014/1009/146491.html

好聲音上市，你會買嗎？ 財說

來源: http://xueqiu.com/9041141730/32122110

隨著《中國好聲音》第三季落下帷幕，其背後制作公司星空華文欲於今年底或明年初赴港上市消息傳出，且期望市盈率為30倍以上。您會覺得好聲音是好生意嗎？是否值得去買？
$浙富控股(SZ002266)$ $光線傳媒(SZ300251)$ $華策影視(SZ300133)$ @今日話題


中國好聲音到底有多火？　
　　10月7日晚，浙江衛視第三季《中國好聲音》上演總決賽完美收官，當晚收視率為5.613，市場份額為16.63%，創下第三季《好聲音》收視率最高記錄。也許你只是癡迷於節目中美妙的聲音，卻對其火爆程度沒有直觀感受，不多說，直接上圖用前兩季數據說話，如下圖。至此，這兩年中國好聲音在國內的火熱程度不言而喻，遠超《快男》等選秀節目。當然，隨著收視率的節節攀升，該節目的吸金能力也是令人咂舌：僅加多寶的獨家冠名費就從第一季的6000萬元狂漲至第三季的2.5億元。

收視率變化圖



收視市場份額變化圖



中國好聲音背後公司的由來
　　說起中國好聲音背後的公司，我們不得不從20多年前的星空傳媒的歷史說起，星空傳媒於1990年由李嘉誠和記黃埔成立，中文原名為“衛星電視有限公司”，1991年開播。1993年默多克的新聞集團於以超五億美元巨資購入63.6%的股權，後又以3億美元左右在1995年7月購入34.6%的股權。至此星空傳媒成為新聞集團旗下的全資子公司。然而，由於星空衛視的落地始終受限，經營慘淡，星空傳媒成為是新聞集團的一個包袱。

　　不過一切的轉機出現在了2010年，華人文化產業基金收購星空傳媒53%的股份，並成立了合資公司星空華文傳媒。這個華人文化產業基金來頭可不小，成立於2009年，基金規模為50億人民幣。該基金掌舵人正是上海仍至國內傳媒界的風雲人物黎瑞剛，曾任SMG總裁、上海廣播電視臺總裁等職務。該基金的發起方實力也不容小覷：SMG控股的上海東方惠金、國開行下屬的國開金融等國有背景。


圖為星空華文CEO田明

　　華人文化入股後黎瑞剛請來了自己曾經SMG的老部下田明擔任星空華文傳媒CEO，在東方衛視時，田明團隊曾制作《中國達人秀》《加油好男兒》等在國內廣受好評的娛樂節目。

　　田明選擇從自己最擅長的節目制作開始，並成立了燦星制作。走出體制的田明團隊制造了比《中國達人秀》更大的輝煌。《中國好聲音》成為國內一檔“現象級”的娛樂節目，並開創與電視臺廣告分成的模式。通過與浙江衛視的收視率對賭，燦星制作拿走了《中國好聲音》大部分的廣告收入（業內傳言是70%）。燦星至此成為星空傳媒旗下最為賺錢的業務。



　　2014年年初，默多克、華人文化基金、星空傳媒團隊三方達成協議，默多克徹底退出中國，他手中的47%的股權將出售給星空華文傳媒的管理團隊，以及華人文化基金。

星空華文上市資產：



赴港上市資產：燦星制作、星空衛視普通話頻道、星空國際頻道、Channel【V】音樂頻道和華語電影片庫業務。其中燦星制作負責做節目，賺取廣告分成

內地借殼上市資產：夢響強音，負責藝人經紀、品牌管理和互聯網衍生業務。夢響強音2013年營業收入約為3.35億元，凈利潤5069萬元；今年第一季度營業收入超過9000萬元，凈利潤達到人民幣3180萬元。今年3月下旬及4月初時，A股上市公司$浙富控股(SZ002266)$ ，分兩次以8.4億元，收購夢響強音40%股份，以此推算，這間僅成立1年多的公司，受惠“中國好聲音”的效應，估值達到21億元，按去年凈利潤估值推算，市盈率高達41倍。

星空華文赴港上市投資亮點：

1.《中國好聲音》極具互聯網思維

用戶思維：兜售參與感和用戶體驗至上

只以聲音論成敗：簡單純粹，只選聲音，不選外表。

自然逼真：不炒作、不毒舌、不矯情、不虛假

徹底顛覆傳統選秀節目商業模式：制播分離之下的對賭分成是燦星在《好聲音》第一季和浙江衛視開創的一種新合作方式。電視臺和燦星合作，不出錢，包括導演、團隊、現場等具體的操作都由燦星承擔。對賭分成看重的是後端按收視比例的廣告分成,會簽一個收視率的標準,達標就是5:5分成,超過一定的比例,制作方可以拿更多。可以說，制播分離便於節目質量的最大化；導師作為股東享受分紅保證了導師選拔學員的標準性；廣告和音樂產業鏈深挖延長了好聲音選手的生命力，建立了好聲音的持續盈利能力。

社交網絡營銷：以中國好聲音微博為主導，騰訊視頻和娛樂大V，以及娛樂明星微博為輔助，在新浪微博展開了幾度轟轟烈烈的大營銷，僅在微博#中國好聲音#話題流量達到了33.5億，中國好聲音在騰訊視頻的社區評論達188.4萬條。

積極布局移動端：在節目開播前就開始布局移動APP項目，合作方騰訊視頻聯合微信團隊引入“微信搖一搖”電視互動模式，另一方面還共同推出《微視好聲音》，即用戶通過短視頻分享加上好聲音標簽來提交節目，以爭奪節目盲選資格。微視頻與手機、平板等移動終端緊密結合，同樣也符合移動互聯網潮流，令傳播更為快速和廣泛。

2. 媒體平臺方面。星空國際頻道、Channel【V】作為境外頻道落地雖受一定限制,但因為具有品牌和國際影響,每年仍有四、五千萬廣告回報。

3.在上海外高橋保稅區建立了全球最大的華語電影片庫，有757部電影，囊括了香港電影鼎盛時期的代表作。未來可能會與好萊塢最大的制片公司合作翻拍星空擁有版權的香港黃金年代的電影。

可以說相比於夢響強音，星空傳媒赴港上市的故事更值得期待。

風險提示：

1.夢響強音若希望借殼上市，還需要通過證監會的審批。然而，夢響強音與燦星制作之間的關聯交易，或暗藏風險。

2.單一形態面臨挑戰:《中國好聲音》之後燦星推出了陸續推出了《中國好舞蹈》、《中國好歌曲》、《出彩中國人》等節目，近期聯手央視打造的《灰姑娘》則是要從平民中選拔演員，選秀模式被燦星團隊推到了極致。但是和《中國好聲音》相比，尤其是在戶外真人秀的潮流影響下燦星旗下的其他節目影響力有限，吸金能力明顯偏弱。

3.《中國好聲音》雖收視率居高不下，但是後續發展卻較為乏力，《中國好聲音》前三季已經達到巔峰期，之後幾季在廣告收入等方面增速將趨緩。

4.電視節目市場正面臨著景氣下滑的局面：受到經濟環境、新媒體等因素沖擊，2013年國內電視廣告總收入約為1300億元，僅同比增長2.2%，增速比上一年下滑了11%。綜藝節目市場競爭更是非常激烈。更重要的是中國電視選秀產業已陷入整體迷茫：無論是土生土長的原創節目，還是重金購買海外版權的舶來品，都難以再獲十年前的榮光；再加上“限娛令”的手鏈腳銬，中國選秀正在迅速老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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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好聲音的生意經

【見聞獨家】來自塞拉利昂的真實聲音：埃博拉肆虐 物價飛漲 經濟重創

來源: http://wallstreetcn.com/node/210371

如果你生活在埃博拉肆虐的塞拉利昂，每天看到的將是怎樣的殘酷現實？

每天生活在恐懼之中，生活設施全面受到限制，道路封鎖措施限制了農民活動，推高了商品價格，城市里的進口商品價格也水漲船高，各行業都遭受重創……對人們來說，埃博拉不僅導致人們瘋狂逃離受災區，也讓鄰里回避那些感染者的家人以及在一線抗擊埃博拉的工作人員。

對生活在塞拉利昂以及幾內亞、利比里亞的人們來說，這已經早已超越了一場公共衛生危機，而是一場經濟、社會、人文的災難。

塞拉利昂人力資源管理辦公室科技官Matthew Marke為華爾街見聞獨家撰稿，講述了埃博拉對他的國家帶來的巨大影響。

 

（圖為本文作者，塞拉利昂人力資源管理辦公室科技官Matthew Marke，為華爾街見聞獨家撰稿。）

走出2002年內戰衰敗中的塞拉利昂再一次陷入危機，這一次是因為埃博拉（EVD）疫情的爆發。塞拉利昂與幾內亞和利比里亞交界，這兩個國家同塞拉利昂一樣，在過去幾年遭遇了政治上的動蕩。

正肆虐塞拉利昂的埃博拉病毒，首先在幾內亞被發現。2013年12月旱季開始時，病毒開始在幾內亞傳播，到2014年5月，病毒已經從凱拉洪（Kailahun）邊境地區傳播到塞拉利昂。包括世衛組織在內的衛生工作者，都認為疫病是致命的，並且在根據環境不斷發生基因變異，尚無法治愈。

自埃博拉爆發起，人們便開始對此次疫情感到不安和懷疑，再加上政府沒有及時對疾病的爆發采取行動，人們開始懷疑EVD疫情的真實情況，很多在爆發區的人們將疫情歸因於政府的政治陰謀。由於病毒持續快速的傳播，整個塞拉利昂地區現在都被埃博拉病毒影響，其西部地區(Freetown)首當其沖。

隨著疾病蔓延，塞拉利昂的公共衛生設施現已嚴重緊缺。在國際組織的幹預下，傳染病研究中心和收留中心正在加緊建設以便滿足政府應對埃博拉的需要。但這些仍然不夠。根據世界衛生組織的最新的數字，塞拉利昂近期已被確診的病人和疑似病例共有5338例，其中死亡1510例。

過去幾個月，政府為了控制疫情已經制定了一系列的限制政策，並將省內的高風險區域隔離開。疫情嚴重的遠東地區Kailahun已經開始實行傍晚7點後宵禁，來往國內的摩托車和出租車也只允許在白天的一定時間內運行。除教堂和清真寺以外，人群聚集的場所，如酒吧、電影院和學校，以及高風險地區的市場都已被關閉。

隔離區的出入受到了嚴格限制，但仍然有人設法逃避警察和軍官設置的路障來設法做生意。這一系列行動已經導致商品和服務的市場價格翻倍。

在農村地區，道路封鎖措施限制了農民和勞動者的活動，同時也限制了商品的供應。一方面，人們逃往沒有疾病的安全地區，災區的有些農場已經被拋棄。另一方面，留在災區的農場主或重病，或已經死去或被強制檢疫，災區的農作物還沒有收獲。

在城市，由於埃博拉疫情日益嚴重，進口商品的批發商和零售商擡高了他們的價格。各個行業稅收遭受重創，采礦業、建築業、旅遊業和運輸業等行業已經減少了運營。經濟受到的打擊不可避免地嚴重影響著人們的生活，造成某些商品滯銷、失業以及收入下降。

現在只有兩家航空公司（SM Brussels以及Air Morro）還在飛塞拉利昂，每周兩個航班。其他主要的航空公司如British Airways, Emirates, Kenya Airways ASKY等已經取消了它們的航班。受此影響，旅館和其他娛樂中心只能維持最低運營狀態而不得不裁員。

從人們的行為來看，埃博拉不僅導致人們逃離受災區，也讓鄰里回避那些感染者的家人以及在一線抗擊埃博拉的工作人員。

如果埃博拉疫情繼續惡化，那麽已經遭到嚴重毀壞、經濟岌岌可危、失業率逾80%的塞拉利昂經濟還將進一步惡化。

（實習編輯 戴博 翻譯）

英語原文如下：

Ebola's Economic Impacts on Sierra Leone

(Contributed by Matthew Marke, Technical Coordinator of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Office, Sierra Leone, for Wallstreetcn.com use only)

Sierra Leone emerging from the decay civil war since 2002 has again plunged into a severe outbreak of Ebola Virus Disease (EVD). The country which shares it borders with Guinea and Liberia have similarly suffered political instability in the past years.

The current Ebola virus outbreak in Sierra Leone started from Guinea in December 2013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dry season (winter) and by May 2014 it has been ongoing in Sierra Leone from the border district in Kailahun.  The disease is regarded as deadly and up to date according to health practitioners including WHO is without cure.    

Since the early emergency of Ebola, some people were less sure and skeptical about it especially when the government failed to act quickly on the outbreak. Thus, the reality of the EVD was questioned and many people mainly in the outbreak areas attributed it to political conspiracy by the government.  As the virus continues to spread faster the entire districts in Sierra Leone are now affected by Ebola with Western Area (Freetown) in the lead. 

The public health infrastructure in Sierra Leone is being severely strained as the outbreak grows. With the interven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Epicentres and holding centres are being constructed to complement government effort in the fight against Ebola even though they are not enough. According to WHO recent figures a total of 5,338 confirmed, probable and suspected cases of Ebola disease with 1,510 number of deaths.

The government in the past months has issued numerous restrictions and also isolated high risk areas in the provinces to try to tackle the country’s outbreak. District like Kailahun where the outbreak started in the far east of the country have curfew at 7pm, and across the nation motorbikes and taxis are allowed to run on a limited basis during daylight hours. Places of assembly, such as bars, cinemas and schools including markets for highly risk areas, are closed around the country with the exception of churches and mosques.

Also traveling in and out of the isolated communities in the country is severely restricted though some people meandered their routes to run businesses escaping the road blocks manned by police and military officers. This has resulted to market price of goods and services doubling up.

In rural areas, road blocks manned by police and military officers prevent the movement of farmers and labourers as well as the supply of goods. Besides some farms are being abandoned by people running away from the epicentres and going to areas that do not have the disease while crops in others remain unharvest due to the farm owners either being severely sick, dead or in enforced quarantine.  

In the city, importers including wholesalers and retailers have increased their prices as Ebola intensifies. Revenue collection is slow in all the sectors and industries such as mining, construction, tourism and transport sectors have slow down operations and the effects on economic activities is adversely affecting people leading to the decline in sales of certain good, loss of jobs and personal income.  

Currently, there are only two airlines (SM Brussels and Air Morroc) flying twice a week to Sierra Leone. Other major ones such as British Airways, Emirates, Kenya Airways ASKY etc) have cancelled their flights and this have resulted to hotels and other entertainment centres laying off workers due to the fact that the run minimal services. 

On the behavioral aspect, it has not only included people emigrating from infected communities but also neighbours are shunning the family of victims and those involved in the Ebola fight due to the fear of contagion. 

Should the Ebola outbreak continues on the already devastated and weak economy and where unemployment rates are looming over 80%, Sierra Leone economy will worsen fur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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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新華電視（8356）：中國的好聲音，中國未來的CNN

來源: http://www.gelonghui.com/portal.php?mod=view&aid=2771

叫賣聲與民謠匯串?「造音翻土」獲台新藝術獎 他們敲門借寶貝?拼出台灣聲音史

2015-06-22  TWM

第十三屆台新藝術獎日前揭曉，「造音翻土」不負眾望獲得年度藝術獎，由三位挽回台灣多年來的聲音作品研究者，耗費近兩千個日子的心血，撼動你想像中所認知的台灣。 撰文•黃玉景 台灣當代藝術大獎「台新藝術獎」，在六月十三日歡聲雷動的掌聲中，將年度大獎頒給鄭慧華、羅悅全和何東洪的「造音翻土」計畫。 台新藝術獎每年由九位評審就過去一年各領域藝術創作中，主動提名及評論，選出五件入選作品，再從中選出年度大獎，頒發獎金一百五十萬元，是全台獎額最高的藝術獎。 今年，經過連續三日與藝術家面談，最後一天更有長達十二小時的激烈辯論，主席邱坤良說明以「注目非主流、邊緣文化的價值，使聲音成為能夠反省主流文化、思 考現實的主體，進而追索其遞嬗過程。」為決選關鍵，讓「造」計畫脫穎而出。頒獎典禮上，計畫成員之一的何東洪，同時也是台灣音樂文化指標「地下社會」的創 辦人之一，捧著獎盃，壓抑的情感一湧而上，語帶哽咽說：「今天得這個獎最大的意義是，有很多很多話要說，希望未來能把聲音傳得更遠、更大聲。」簡短諸字， 卻是他多年來念茲在茲的唯一心願。 成就 ｜ 彙集千首曲目 勾勒出跨時代的庶民生活 另外兩位推動者鄭慧華與羅悅全，一位是獨立策展人與藝評家，另一位是資深的獨立音樂研究者，五年前在公館夜市的老屋二樓，創辦了「立方計畫空間」，作為非主流的音樂與聲音創作家的展演或聚會場所。 「造音翻土」實際執行耗資兩百多萬元，彙集台灣一千多首「最能代表台灣文化」的曲目。從一九三四年的台灣第一首禁歌｜｜日治時期泰平唱片所出版的︿街頭的 流浪﹀，到被迫關門的台灣音樂文化指標「地下社會」，橫跨逾一甲子的聲音歷史紀實，都以聲音、文字、影片與紀錄片呈現出最純粹、完整的台灣聲音文化史。 「造音翻土」正在北師美術館展演，戴上耳機，可聽到九○年代水晶唱片企畫的「來自台灣底層的聲音」，一首接一首的那卡西酒家歌、夜市叫賣、地下電台錄音等 俚俗的聲音，稱不上「好聽」，說它們是底層，可能也是我們心中最深層的呼喚，填補了台灣偏重學術、缺乏常民生活紀錄的遺憾。 其他像恆春民謠傳奇陳達的︿思想起﹀、批判性台語搖滾樂的先河︿抓狂歌﹀、惡搞社會框架的後工業藝術祭……等，無論時代與音樂面向，涵蓋的範圍很全面，何 東洪卻說：「其實我們還有三分之二的史料都沒有展出。」讓人不禁驚嘆台灣聲音文化的浩瀚，更讓人對他們的田野研究精神感到佩服。 使命 ｜ 貫串聲音拼圖 尋找﹁屬於我們的音樂﹂ 談到計畫動機，羅悅全幽幽地說：「台灣人習慣不重視文化面的東西，就任憑它被市場機制淘汰、讓它沉默地被國家發展機制消滅。久了，我們的耳朵被某種形態的 音樂綁架，我們的精神也就流於疲乏。」視線隨著口中吐出的菸霧裊裊飄回五年前，起心動念想做「造音翻土」計畫的時候。 「三十年前，水晶唱片推動台灣新音樂運動，成就了台灣本土音樂意識。一路上我們不斷在尋找屬於我們的音樂是什麼？」鄭慧華和羅悅全嚴肅指出文獻紀錄缺席的 問題：「究竟有沒有一個脈絡可以交織貫串台灣的聲音文化？有沒有一個紀錄能讓重要的歷史象徵不被遺忘呢？」為了找答案，羅悅全向親戚以非常低廉的租金創辦 了「立方計畫空間」，幾年下來集結了台灣各路的聲音創作者，從不斷和創作者的接觸和交流中，更加確立「造音翻土」的樣貌。 二○一三年，偕同何東洪，開啟密集行動的一年，進行展覽發想、田野調查。由於何東洪身兼輔大心理系主任，除了分享他擁有的資源外，龐大的行政、布展實務、經費籌措、畫冊編輯等工作，還得仰賴鄭慧華和羅悅全去張羅。 他們一路上不但拜訪文史工作者，像是香港《號外》雜誌主編張鐵志、台灣獨立製片導演黃明川、國家文藝獎得主攝影家張照堂等人，也尋覓台灣的聲音收藏家，請 託出借深具國寶價值的文獻和文物，過程中難免牽涉敏感的政治或主權議題，閉門羹也吃了不少，但也遇過許多熱心幫忙的朋友，將家中的聲音記憶盒傾囊分享。 鄭慧華輕描淡寫地說：「光是把這些文史工作者兜在一起，就是件巨大的工程。其實這些人都在我們身邊，如何把這些交織著歷史的情感，抓出來、願意談，都是不 容易的。」國立台北教育大學藝術與造形設計學系教授林曼麗指出，他們爬梳台灣聲響文化的發展脈絡，重新了解自己的近代史的可能。 獲得台新藝術獎的肯定，鄭慧華滿懷感恩地說出未來五年的計畫：「這筆獎金我們將運用建置未來台灣聲音檔案資料庫的基礎；讓珍貴的台灣聲音，不再失傳。」 羅悅全 學歷：台灣科技大學電機研究所經歷：著有《秘密基地－台北的音樂版圖》，共同創辦立方計畫空間 鄭慧華 學歷：師大美術系研究所西洋美術史組經歷：《典藏今藝術》特約主筆，獨立策展人，共同創辦立方計畫空間 何東洪 學歷：英國蘭卡斯特大學社會學博士經歷：現任輔大心理系副教授兼系主任，曾任水晶唱片製作企畫、地下社會創辦人之一

《中國好聲音4》首播是一部周傑倫“大片”？

來源: http://www.infzm.com/content/110730

第一集的主題只有一個：周傑倫、周傑倫、周傑倫，競唱選手的風頭完全被他壓了下去，似有喧賓奪主之嫌。隨著“好聲音”往後發展，能不能出現一個或幾個搶眼的歌手，回歸比賽本身，讓聲音依然成為“第一生產力”，還是一個問號。

“知道”（nz_zhidao）跟你談談《中國好聲音》第四季首播是不是一部周傑倫“大片”。

昨晚，第四季《中國好聲音》首播，燦星制作和“好聲音”的廣告商們包下了上海新天地UME影院的一間放映廳，邀請粉絲和媒體透過大熒幕看首映，營造一種大片即視感。

如果“好聲音”第一集是一部時長105分鐘的大片，那麽這部大片的主角就是新來的導師周傑倫，每一個細節都足見節目組對周傑倫的用心設計。

“我會陪伴你們一整個夏天！”片花一過，周傑倫就出現了，他對著熒幕笑笑，右手一指，現場就沸騰起來。

“周傑倫好帥啊！”“周傑倫就是有水準！”我身旁的兩位漂亮姑娘忍不住大聲喊叫起來——鏡頭一轉，給了周傑倫左手無名指上的鉆戒一個鏡頭，姑娘們的神情又黯淡下來。對於陪伴“80後”一起成長，承載集體青春回憶的流行偶像，周傑倫的影響力的確不容小覷。

導師那英率先出現在舞臺上，唱的是周傑倫的《青花瓷》，現場大合唱起來：“天青色等煙雨而我在等你……”這樣的場景在另外三位導師演唱時再沒出現過。

而輪到周傑倫上場演唱那英的歌曲《默》，身旁的粉絲們狂熱吶喊，作一臉癡漢流口水狀。

第一位女饒舌歌手上場，唱的是周傑倫的《雙截棍》；第二位流浪歌手上場，雖然沒有唱周傑倫的歌，但他喜歡了周傑倫12年，他講述的故事也為周傑倫點評埋下伏筆——流浪歌手的媽媽很支持兒子演唱，她也陪伴兒子來到“好聲音”現場。

眾所周知，周傑倫是出了名的孝子，他的歌雖然大多是嘻哈饒舌的曲風，但歌詞都是《聽媽媽的話》，他每次開演唱會，還會帶著他的媽媽葉惠美；一位聲音神似鄧麗君的16歲泰國女孩成為現場導師唯一沒有轉身的選手，這原本是“好聲音”的一個低潮，但女孩的話也不失時機地被引導到周傑倫身上——除了喜歡鄧麗君的歌，她還喜歡聽周傑倫的歌，《千里之外》對她影響至深。周傑倫興起，走到臺前，和女孩一起合唱了一曲《千里之外》，場上又掀起一輪高潮。

周傑倫不是一位靠說話贏取粉絲的偶像，更直白地說，他根本就不擅長說話，這在他在臺灣的幾次試驗就可考證，《MR.J頻道》，一檔周傑倫主持的脫口秀，在播出一季之後，就因收視率不理想而草草收場。這也是他一度拒絕擔任真人秀節目導師的顧慮。主持人林海曾在一檔電臺節目中透露，他曾為了東方衛視《中國夢之聲》專程飛到臺灣邀請周傑倫，但連周傑倫的面都沒見到，唱片公司阿爾發的老板楊峻榮把他攔在門外，告訴他，“周傑倫不是一個靠說話取勝的明星”。《中國好聲音》也三顧茅廬，每一季都邀請周傑倫，可直到第四季，周傑倫才終於答應出山。

“好聲音”讓周傑倫徹底顛覆了“不會說話”的形象，所有的“包袱”都給了他——他第一個點評學員，問的第一句話是：“你的夢想是什麽”，這個梗原本是汪峰的，汪峰在上一季的口頭禪就是這句，他負責“情懷”，而這句話周傑倫搶先說出，有了喜劇效果；“哈林”庾澄慶也非常默契地擔當了“捧哏”的角色，和周傑倫“掐架”、爭學員，也正是在哈林的激將之下，周傑倫說出了兩人的一段陳年舊事。

出道之前，周傑倫曾在一家酒吧當琴師，當時進來的一個戴著鴨舌帽，帽沿壓得很低的人，就是哈林。為了吸引哈林註意，琴師周傑倫特意演唱了一首哈林的歌，沒想到哈林從頭到尾都沒有擡起頭來，唯一的一次擡頭，就是吃意大利面。“借用現在網絡上的一句流行話，臨走時，他連一百塊也不肯給我。”周傑倫笑著一番講述，把現場氣氛完全調動起來，還同時為他塑造了幽默風趣、親和、勵誌的正面形象。

縱觀第四季《中國好聲音》第一集，在把周傑倫價值最大化的努力上，在刺激觀眾的興奮度上，節目無疑是成功的，這也為這檔連播了四季，稍顯疲態的真人秀節目註入了一劑強心針。

那麽問題也來了，第二集、第三集……周傑倫說話的藝術、表演的功力還可以怎麽發揮呢？細心的觀眾也註意到，第一集的主題只有一個：周傑倫、周傑倫、周傑倫，競唱選手的風頭完全被他壓了下去，似有喧賓奪主之嫌。

隨著“好聲音”往後發展，能不能出現一個或幾個搶眼的歌手，回歸比賽本身，讓聲音依然成為“第一生產力”，還是一個問號。

好聲音再爆黑幕？那英卷發直發秒換好神奇！

來源: http://www.yicai.com/news/2015/07/4661524.html

好聲音再爆黑幕？那英卷發直發秒換好神奇！

一財網 久久 2015-07-28 19:36:00

25日晚上，有網友曬出2張那英在好聲音錄制中的照片，稱該節目有晉級黑幕，被指導師點評移花接木想讓誰晉級誰就晉級。不久，有“娛樂圈紀檢委”頭銜的王思聰也轉發了該微博，稱“真人秀本來就是按照劇本演的啊”，引來一眾熱議。

“Siri好聲音”是怎樣誕生的？

來源: http://www.yicai.com/news/2015/09/4683497.html

“Siri好聲音”是怎樣誕生的？

一財網 言嘉寧 2015-09-10 07:43:00

Siri的聲音會不斷更新，終究有一天，當他們“調戲”Siri時會發現再也找不到那熟悉的聲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