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4日消息,據路透社報道,知情人士表示,由於蘋果今年5月向滴滴投資10億美元,加速了Uber出售中國業務的計劃。
“蘋果的投資是這項決策的影響因素之一。”知情人士說,“雙方都籌集了大量資金,他們可能認為這會升級成一場核戰,但這卻引發了一個問題:我們真的希望相互毀滅嗎?”
知情人士表示,滴滴和Uber至少就潛在的合並交易展開了5次談判,大約從3個月前開始積極謀劃此次交易。最終的交易幫助Uber融資10億美元,並保持了625億美元的估值。
知情人士稱,在今年5月,也就是Uber和滴滴開始正式談判期間,蘋果卻宣布對滴滴投資10億美元——使得Uber進一步確認該公司很難與對手展開競爭。
房價漲勢未已,房貸投放有增無減。疲弱的貸款需求,已經讓房貸成為銀行的“救命稻草”。
截至29日晚間,10家銀行發布了2016年半年報。2016年上半年,建行、農行、招行等10家上市銀行的房貸余額總額已經達到8萬億元,新增房貸達1.13萬億元,占同期新增貸款的42%左右,成為上半年銀行貸款增長的主要驅動因素。
“目前,外部環境、政策導向都沒有變化,下一階段,預計銀行房貸投放仍會比較積極。”有業內人士對《第一財經日報》記者分析,在此前提下,權衡風險收益比,房貸對銀行仍具有很大吸引力。
10家銀行房貸余額8萬億
作為體量最大的銀行群體,建行、農行、交行等三家國有大行的房貸規模在已披露半年報的銀行中,無疑占據了最多的份額。
截至6月末,建行、農行、交行三家國有大行的房貸余額分別高達3.21萬億元、2.24萬億元、6877億元,分別比去年底增加4077.8億元、3110.34億元、834億元。
根據央行統計數據,截至今年6月底,個人住房貸款余額16.55萬億元,同比增長30.9%。而按照上述數據計算,建行、農行、交行的房貸規模總計已達6.1377萬億元,占比約全國總量的37%。
在新增房貸方面,央行統計數據顯示,今年1~6月,全國房貸新增2.36萬億元,同比多增1.25萬億元。同期,上述三家國有大行的新增房貸亦達8023億元,占全國的34%以上。
而建行、農行、交行三家國有大行的情況,在整個銀行業中並非特殊。從各家銀行半年報數據來看,房貸已經成為各家銀行必爭之地。目前,除了寧波銀行、華夏銀行,招行、浦發銀行、中信銀行等股份制銀行投放的房貸規模遠超其他貸款。
股份制銀行中,上半年,招行新增房貸規模最大,截至6月底,該行房貸余額6069億元,比去年底增加1157億元。緊隨其後的是中信銀行,其個人貸款科目下的住房抵押貸款余額達到3367億元,比去年底的2580億元,增加了787億元。
此外,光大銀行、浦發銀行上半年的房貸規模同樣快速增長。截至6月底,浦發銀行個人住房按揭貸款余額3379億元,比去年底大幅增加773億元;光大銀行同期房貸余額為2318億元,比去年底增加518億元。
值得註意的是,連續多年壓縮房貸業務規模之後,平安銀行在今年重回房貸市場。截至6月底,平安銀行房貸余額為496億元,比2015年底增加了約40億元,增幅也達8%。
今年同期,房貸規模增長較為緩慢,或者出現下降的,目前已披露半年報中,僅有華夏銀行、寧波銀行兩家。數據顯示,截至6月底,華夏銀行個人貸款中的住房抵押貸款為1152億元,比去年底增加40億元,增長約3.6%。而寧波銀行同期房貸余額為13.7億元,甚至比去年底減少了1.3億元,降幅約8.6%。
按照上述數據計算,截至6月底,上述7家股份行、城商行的房貸余額共計1.68萬億元之巨,加上建行、農行、交行三家國有大行,這一數字已經高達8萬億元之巨,已經接近同期全國房貸規模的50%。
而在新增貸款余額中,占比則更高。《第一財經日報》記者粗略計算,上述7家股份行、城商行上半年新增房貸余額共計逾3300億元,加上3家國有大行8023億元,合計達到1.13萬億元以上,在全國新增房貸中占比已達48%。
房貸:銀行貸款增長驅動器
隨著規模的迅速攀升,房貸在各家銀行貸款中的占比也越來越高,不少銀行的零售貸款幾乎已經成為房貸的代名詞。
數據顯示,截至今年6月底,建行貸款總額為11.14萬億元,境內公司、零售貸款余額分別為5.84萬億元、3.89萬億元,而3.21萬億元的房貸余額,已經占其零售貸款的71.2%左右,在全部貸款中的占比,也已接近30%。
農行、交行同樣如此。今年上半年,農行貸款余額約9.4萬億元,公司、零售貸款分別為5.5萬億元、3.04萬億元,而2.24萬億元的房貸在零售及全部貸款中的占比,分別達到了73.5%、23.8%左右。
而交行半年末房貸余額亦已占其同期零售、全部貸款的63%、17%左右。
股份制銀行中房貸占比雖然略低於國有大行,但同樣居高不下。以招行為例,截至6月底,該行零售、貸款總額分別為1.35萬億元、3.02萬億元,據此計算,其房貸規模已占同期零售、貸款總額的44%、20%以上。
此外,房貸在光大銀行中的占比也較高。截至6月底,該行貸款余額1.7萬億元,零售貸款余額5902億元,而2318億元的房貸余額,占比分別達貸款總額、零售貸款的13.8%、37%以上。
不僅如此,今年上半年,在各家銀行的貸款中,房貸甚至開始充當“救贖者”的角色,成為貸款增長的主要動力。
除了華夏銀行、寧波銀行,從各家銀行披露的半年報數據來看,房貸增長遠超同期貸款增長。根據半年報披露信息,今年上半年,3家國有大行全部貸款增幅分別為6.23%、 5.5%、7.03%,但同期房貸增幅卻達到了14.7%、16.1%、13.79%。
股份制銀行則更為突出。今年上半年,中信銀行與去年底2580億元的房貸余額相比,上半年新增房貸787億元,增幅約30%,而在同期貸款總額增長僅8.72%;除此,浦發銀行、光大銀行、招商銀行的房貸增幅分別達到約29.7%。、29%、23.55%,但貸款總額卻只增長了9.05%、12.34%、7.16%。
除了增幅,新增貸款規模也是如此。上半年,建行、農行、交行新增貸款分別為6527億元、4859億元、2617億元,而4077.8億元、3110.34億元、834億元的新增房貸已經占到了同期新增貸款的62%、64%、32%左右。
招行、浦發銀行、中信銀行等股份制銀行也是如此。上半年,招行貸款增長約2010億元,而1157億元的新增房貸占其同期新增貸款約57%;浦發銀行2032億元的新增貸款中,房貸貢獻了其中的36%。此外,中信銀行、光大銀行的新增房貸在其新增貸款中的占比,也超過了35%。
根據公開數據測算,今年上半年,上述10家銀行新增貸款共計2.43億元,1.13億元的新增房貸占比高達約42%。
下半年或仍加碼房貸投放
一、二線城市房價漲勢未已,房貸對各家銀行貸款的拉動作用愈發明顯。多位銀行業內人士認為,從7月份情況來看,銀行貸款主要投向房貸的局面仍將在下半年得以持續。
央行統計數據顯示,剛剛過去的7月份,人民幣貸款增加4636億元,其中住戶部門貸款4575億元,占比幾乎達到100%。與此同時,來自融360的數據顯示,全國首套房貸平均利率已將至4.44%。
天量信貸投放,直接推動了房價上漲。根據國家統計8月18日發布的數據,7月份全國70個大中城市中,房價環比上漲的城市有51個,其中廈門新房價格環比漲幅4.6%,合肥二手房價格環比上漲3.2%,為全國最高漲幅。
“現在企業端需求很弱,就算有需求,銀行也不願意放,權衡房價風險收益比,加上政策引導去庫存的方向沒有變化,房貸就變得更有吸引力。”北京某券商研究部門負責人向《第一財經日報》記者分析,一、二線城市樓市走勢強勁,房貸早已經成為優質資產。
“今年貸款投放普遍不足,做大房貸可以維持貸款增長。”華南某股份制銀行中層人士亦稱,銀行加大房貸投放,可以滿足銀行避險、利潤增長等多重需求。從目前來看,房貸的不良率在各類貸款中仍然最低。
農行半年報顯示,截至6月底,其房貸不良余額為88.7億元,不良率為0.4%,在各類貸款中最低,而同期其短期公司類貸款不良率已達6.49%,個人經營貸款、消費貸款不良率已分別是4.37%、1.83%。
“下一階段,銀行房貸投放仍然會比較積極。”上述北京某券商研究部門負責人認為,從目前來看,政策引導去庫存、房貸資本占用等政策紅利,以及企業端需求較弱等因素並未出現變化,因此下半年銀行房貸投放可能還會加碼。
實際上,近期各家銀行高層的表態中,已經體現了這一點。平安銀行行長邵平在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就表示,過去該行負債成本過高,而按揭利息太低,如今隨著負債成本改善,下一步將加強按揭業務,給予最低的資金成本,去占領房貸按揭市場。
8月26日,農行董事長周慕冰在半年報業績發布會上也表示,將以個人房貸為支撐和抓手,不斷添加其他金融產品,增加產品覆蓋率以及產品交叉銷售,增強銀行與客戶之間聯動。交行此前亦稱,下半年將保持房貸勢頭。
不過,隨著一、二線城市房價持續上漲,其中隱藏的風險也引發了越來越多的關註。銀行在此方面可能已經有所行動。一位股份制銀行深圳分行人士向《第一財經日報》記者稱,其所在銀行只做一手房按揭,並且嚴格限定為首套房。據其所知,通過限定房貸區域、人群,來控制風險,是目前業內同行的普遍做法。
對於輝山乳業(06863.HK)而言,上周六恐怕是難熬的一天,24日的暴跌余威未平,各種各樣的消息已經在朋友圈里肆虐了30多個小時。但輝山乳業方面還沒有進一步的信息公布,這也讓市場上充滿了猜測。事實上,猜測最多的莫過於高管失聯和資金鏈問題。
高管失聯
此前,香港市場傳言,輝山乳業管理層公司執行董事、高級副總裁葛坤疑似失聯,債權人召開大會準“逼宮”,後又有傳言稱,葛坤為輝山乳業董事長楊凱的夫人,而加劇了市場的遐想。
輝山乳業內部高管向第一財經記者證實,葛坤並非楊凱的夫人,而僅僅是一致行動人,楊凱的夫人的年紀與葛坤相仿,因此外界有所誤解,但對於其近況並沒有做更多的解釋,表示很快就會有公告,目前這個情況下公司只能以公告為準。
據公開資料,葛坤女士,於2011年6月28日獲委任為中國輝山乳業控股有限公司董事,並於2013年9月5日調任為執行董事。葛女士於2011年2月出任副總裁職務,於2012年12月晉升為高級副總裁,主要負責本集團的銷售及品牌建立、人力資源及政府事務。
一位接近輝山乳業的人士向第一財經記者透露,未經證實的說法稱,葛坤或被控制而非跑路。據介紹,輝山乳業上市、財務等方面都由葛坤負責打理,其是一個雷厲風行、做事內斂又細心的人,也是楊凱的左膀右臂。
但記者了解到,目前輝山乳業包括了皇家菲仕蘭和輝山乳業的合資公司均運轉正常,員工也正常上班。
2014年,荷蘭皇家菲仕蘭公司斥資7億元和輝山乳業成立合資公司,在中國本土生產、推廣和銷售嬰幼兒配方奶粉,雙方將各自持有該合資公司50%的股份。去年雙方的第一個合資品牌產品子母奶粉已經上市。
菲仕蘭大中華區高級副總裁楊國超告訴第一財經記者,目前合資企業運轉正常,還沒有聽到更多關於輝山的傳言,下一步公司也在密切關註情況,根據情況的發展采取相應的行動,一切還正常,包括輝山的原奶供應也一切正常。目前合資公司由菲仕蘭方面負責生產、管理、銷售。
資金鏈斷裂
目前市場上關註最多的還是輝山的資金鏈問題。
此前媒體曝出在23日遼寧省金融辦牽頭輝山乳業與債權銀行召開債權工作會議的具體內容,稱楊凱在會上承認資金鏈斷裂,並宣稱公司將出讓部分股權引入戰略投資者,通過重組在一個月之內籌資150億元,解決資金問題。記者了解到,一般召開省金融辦牽頭的債權工作會議,大多是希望由政府出面換取銀行支持而“網開一面”。
香頌資本董事沈萌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輝山的業務是周期性很強的,比如飼料采購、牛奶銷售,所以短期借款規模大,這是其業務模式決定的,對於資金鏈和周轉率要求高。而長期借款主要是用於基建和奶牛購買等。而當其資金周轉出現困難、且問題越來越大看不到解決預期的時候,銀行從自身貸款安全性考慮,召開債權人會議,也無可厚非。
事實上,輝山乳業的業績在國內乳企中並不算差,根據近幾年的公開信息,輝山乳業一直保持營利,2016年輝山乳業收入為45億元,凈利潤6.6億元;2015年收入39億元,凈利潤8.7億元;2014年收入20億元,凈利潤7.9億元。
2016年輝山乳業的收入增長利潤下滑也在意料之內,2015-2016年,由於經濟環境下行消費端疲軟,以及奶剩周期的影響下,行業深度調整,原料奶銷售價格回落,以及進口乳制品對國內市場的沖擊,國內乳制品企業增速普遍放緩。
高級乳業分析師宋亮表示,輝山本身是一個好的企業,但作為全產業鏈企業要承擔的資金壓力很大。近年來,輝山乳業在下遊大量投資,雖然有效果,但收效並沒有那麽快。本身乳業上遊的投資回報小而慢,是一個長期的過程,需要多年才能回本,而下遊建工廠和投資市場都需要大量資金投入,用上遊養下遊難度很大。
記者看到,截至2016年9月30日,輝山乳業的應付賬款非常集中,1個月內到期3.4億元人民幣,而1~3個月則為14億元,3~6個月為12億元。而在貸款方面,輝山乳業1年內要償還的貸款高達108億元。輝山乳業截至9月30日的半年收入為25億元,就算全年可以達到50億元,和要償還的債務相比,也實在相差太大。
而另一方面,銀行對於輝山乳業似乎支持也越來越有限,資料顯示1~2年內到期的貸款為18億元,2~5年為21億元,而5年後的只有6億元。
增持疑雲
值得註意的是,記者整理發現,輝山乳業大股東楊凱的持股比例一直在上升。2015年3月31日,由楊凱和葛坤共持有的冠豐100%的股份,而冠豐持有輝山乳業51.8%的股份,此後冠豐的持股比例不斷上升,截至2017年3月17日,持股比例已經達到72.62%。
不過與此同時,包括周大福、挪威中央銀行、花旗銀行等機構投資者卻在減持輝山乳業,當然這和乳業周期下滑或許有關系。
東方證券首席分析師沈陽告訴第一財經記者:企業大股東在短期內大幅度增持,比較可能有幾方面因素,包括提振股價、市值維護,或者是後續有更大的計劃,增加股權、避免利益流失,以及私有化的想法。但從輝山乳業的大盤面來看,大股東增持目的是提振股價的可能性比較大。一般大股東增持的資金來源,主要是有限合夥人(LP)機構或者是其他資產的轉移。
香頌資本董事沈萌對第一財經記者稱,部分機構投資者都是IPO時拉來站腳助威的,所以鎖定期滿就會陸續清倉,由於香港市場對輝山的認知度低,所以為保持股價、大股東就需要不斷增持。而輝山的錢不排除部分用於幫助大股東接盤。
就在2016年的12月15日和18日,渾水做空輝山乳業報告發布之後,輝山乳業大股東進行了兩次增持,以表示對公司的信心,但交易僅提及由市場上購入,並未提及資金來源。
第一財經記者整理發現,輝山乳業的總股本高達135億股,這兩年來大股東在市場上從50%增持到70%。其中,輝山乳業回購股份用掉20.7億元,大股東冠豐公司接盤和市場上購股增持以市場最低交易價格計算,使用資金近50億元。
對此,沈萌表示,保持股價在高位對輝山本身好處不大,因為其雖然香港上市但公眾持股比例和交易量低,難以通過市場再融資,但是大股東可以做質押融資。
編者按
有關高利貸的話題成為時下熱門。多年來,金融監管及司法機關一直持續打擊地下錢莊及帶有黑社會性質的高利貸組織和行為。但高利貸行為卻屢禁不止。
第一財經1℃記者多路展開采訪,通過對企業界人士、高利貸放貸者、金融界人士的采訪發現,帶有黑社會和暴力催收性質的高利貸行為,成為壓垮很多中小微企業的“最後一根稻草”;同時高利轉貸行為的普遍存在極大威脅著金融安全,也成為高利貸資金的重要基礎來源;很多小貸公司魚龍混雜,與高利貸行為的錯綜交織,伴生了不少暴力催收案例。借此專題,希望政府有關部門及司法機關進一步細化對高利貸行為的整頓方案,也希望立法機關能夠就高利貸的民事概念和刑事定罪量刑問題予以厘定,更希望金融監管部門加大對中小微企業在融資渠道上的開放和規制力度。
正在熱播的電視劇《人民的名義》中,大風廠老板蔡成功自求囚禁於看守所,他的一個重要目的是為了躲債,準確地說,是為了躲避高利貸。他不怕銀行追償貸款,也不怕一般民間借貸敗訴後被司法機關列入“老賴”名單,他害怕的是:高利貸背後的暴力威脅。
企業經營中出現資金緊張和經營困難,屬於經濟領域的常見情形。他們可以向正規金融機構貸款或者通過一般民間融資緩解困難,但是當自身信用陷入高度危機後,很多企業不得不選擇高利貸。
第一財經1℃記者調查發現,高利貸尤其帶有黑社會性質和背景的高利貸,成為壓垮很多中小微企業的“最後一根稻草”。
一家經營機械配件的企業負責人,向記者講述了他們的遭際。
2012年之前,這家企業按部就班地發展,年利潤曾有幾百萬。但是當年下半年,因為上遊行業主材料價格的巨幅下跌,以及該企業決策層對市場的誤判,他們逐漸陷入到“拆東墻補西墻”的困境。
銀行貸款是這家企業的首選融資方式。1℃記者獲得該企業的一份統計資料顯示,他們在2014年短期貸款數額超千萬,一度達到2000萬以上,其中包括在部分國有大型銀行和地方農商行的貸款。
該企業負責人回憶,很多情況下,他們不得不以貸款還貸款的方式進行運轉。但最終,他們仍有近千萬貸款無法償還,從而陷入信用危機,被司法機關列入“老賴”名單。銀行信貸逐漸對該公司關閉了大門。
實際上,銀行對該企業關閉信貸大門還另有隱情。
上述企業所在的工業園區內,不少公司的經營狀況與之類似。除了抵押和質押等獲得銀行貸款的主要方式外,這些急需資金的企業,在銀行等金融機構的默許下,以互相擔保的方式獲得貸款。這種方式往往是一榮不一定俱榮,但一損卻是俱損。上述企業便與當地至少四五家企業之間形成“互保”關系。
互保套貸,短期內確實可以從銀行獲得貸款,緩解企業的資金緊張問題。這一政策將各企業的資金、信用和責任相互捆綁,表面看來降低了企業風險,實則是一個巨大隱患。多名企業經營者表示,他們其實也都清楚互保套貸的危害。擔保考驗的是信用,互保圈中一旦一方或幾方跑路,無限連帶責任的條款下,沒有跑路的企業就要承擔所有債務。如此以來,即使在互保鏈條中經營不錯的企業也會被拖垮甚至倒閉。
前述企業經營者認為,互保圈里的企業,經營情況可能差不多,信用資質也就差異不大,“表面上是相互擔保,但其實等於沒有擔保”。互保套貸天生的弊端註定這僅僅是一個權宜之計。
正常融資和互保套貸都不能奏效時,有的企業想到了集資。
他們的辦法是,成立一家可控的融資服務公司,通過宣傳和推廣,許諾高息吸引普通民眾融資。有的企業直接將這些融來資金用於經營;有的公司通過中間一家資質比較好、規模都比較大的公司作為樣本,吸引民眾前來投資,再將資金轉用於自己的經營。
上述企業負責人介紹說,他認識的另外一家企業便以此種方式,許諾18%的年息,吸引了30余人近2000萬集資款。
然而,當這些集資款仍不能改變經營狀況後,一個可以想象的結果便是無法按時償還本息。最終極有可能陷入集資詐騙的犯罪深淵並引發社會穩定問題。
已經走投無路的企業,在選擇被揭發犯罪還是繼續掩蓋真相時,他們往往選擇後者。但在銀行貸款和民間集資都被關上大門後,他們只能選擇高利貸來填補資金漏洞。
接受1℃記者采訪的上述企業負責人表示,高利貸也分為一般民間借貸模式的高利貸和涉黑的高利貸等多種形式。對於涉黑性質的高利貸,他們不到萬不得已是不會選擇的。他周邊很多老板在選擇高利貸時,一般會選擇利息上可以接受的放貸者。他曾經向一位自然人借款100萬元,利息為月息3%,也就是年息36%。
月息3%的高利貸尚屬可以接受。但仍無法償還後,又會如何呢?如同銀行貸款一樣,放貸者與借款人之間一般是通過訴訟的方式予以解決,但是借款企業已經不具備可執行財產時,判決書如同一張“白條”。於是,一般民間借貸也對這些企業關上了大門。
那最後只有一條路可走了,即只能選擇利息高到無法承受程度並可能帶有暴力催收性質的高利貸。上述負責人身邊的多家企業就曾有此遭遇。有人借款約定月息高達10%。
年息高達120%的高利貸成為壓垮駱駝的最後一棵稻草。壓垮企業的原因不僅僅是利息太高,更主要的原因是這些高利貸背後的暴力因素。
第1℃記者檢索中國裁判文書網發現,2014年-2016年,該網收錄與高利貸相關的刑事判決共411例,所涉罪名涵蓋了非法拘禁罪、故意傷害罪等多個罪名。非法拘禁罪成為由高利貸引發的數量最大的罪名之一,合計108例。
因高利貸引發的更嚴重案件也有出現,中國裁判文書網收錄的判決書顯示,2014年-2016年,全國各地法院作出的高利貸引發的命案判決共4例,4起案件造成4人死亡。4起案件所涉罪名包括故意傷害罪、故意殺人罪、放火罪。
上述企業負責人告訴1℃記者,他聽說的多個企業老板,有的因此妻離子散,自己隱居躲債;有的被多次暴力拘禁;甚至有的人為此自殺。老板如此遭遇,他們的企業更是可想而知。
對於供應商和代理商來說,眼下的金立危如累卵。
作為一名金立的上遊供應商,王剛已經記不清這半年來,往金立跑了多少趟,上千萬元的物料費用一拖就是8個月,工作的日常也從“銷售”變成了“追債”。“對於資金規模稍大的企業來說這也許不算什麽,但是對於絕大多數中小供應商而言,這一數字足以讓生產線進入停滯狀態。”王剛對記者說。
根據王剛的描述,和他情況差不多的中小供應商目前已經超過了100家,主要集中在兩類,一類是圍繞整機的結構件,另一類是主板為主的電子部件。
“我們的資金損失屬於中等規模,還有不少供應商的資金損失規模在五六億,甚至是七八億。”在金立爆發出資金鏈的問題後,王剛和其他供應商一直保持著密切互動,一方面為了了解最新的消息;另一方面也在互相鼓勵,試圖尋找解決問題的辦法。
與此同時,金立的代理商們也在尋求“自救”的方法。
一名北方地區的金立經銷商李青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目前大家最為緊張的是貨供不上來,沒有東西可以賣,這個情況已經持續了一段時間,但不算太久。“有人專門在深圳談出貨的事情。”
“其實只要能出新品,還是能賣的,即便是做不到原來的高度,但作為經銷商,還是非常需要金立。”李青對記者表示,只要能做原來的產品也行,過渡兩個月,出來新品接上就能活,實在不行找別的代工廠貼牌做點也可以,活著才有機會。
說這話的時候,李青充滿了無奈,從無到有,金立的品牌做了十多年,硬撐著每個月虧損上百萬的盤子,堅持了下來。但現在對於他來說,除了等待消息,似乎也沒有別的辦法。“手機這個行業是剩者也為不了王,做手機太累了。”李青對記者說。
至此,距離金立資金鏈危機引爆已經過去7個月。
8月7日,關於重組的進展,金立方面發言人對記者表示,重組還在進行中。“目前律師團隊、會計師團隊在推進,說是還需要一些時間。”
而記者從多個知情人士處了解到的最新情況是,上周,自稱是利安達會計師事務所的金立方代表已經向大部分供應商完成了相關債務的盡職調查,並且承諾8月15日給出下一步消息。
不管是對於代理商還是供應商來說,這顯然是個好消息。盡管對“重組”的進度多有怨言,但盡職調查的啟動還是給了他們一絲希望。“算是正式啟動了,沒有人希望金立就這樣消失,我們願意等待,前提是給大家一次信任的機會。”王剛對記者說。
債務危機爆發始末
對於在手機行業“浸泡”了快20年的王剛來說,今年無疑是最艱難的一年。
“很多事情是想不到的,突然就來了,本來大家都還在你我競爭,但不知道什麽時候背後突然被放了一把火,全都傻眼了。”王剛對記者表示,和金立的合作持續了好幾年,一直很好,直到去年年底剛剛爆出劉老板賭博的時候,大家都沒有太多的警覺。
關於金立資金鏈緊張的傳聞從去年年中就逐漸在業內蔓延,但導致危機爆發的導火索卻在年底被點燃。
2017年12月14日,手機供應鏈龍頭廠商歐菲科技(002456.SZ)股價開盤後出現放量大跌,盤中接近跌停,收盤時仍下跌7.31%,市值一天縮水43億元。隨後作為該公司的下遊客戶,金立高管在澳門賭錢一夜輸了幾個億的消息在坊間流傳。有觀點認為,金立資金鏈緊張,而歐菲光是其上遊供應商,因此受到牽連,股價大跌。
對此,金立方面在第一時間做了嚴正聲明,表示信息不實,系為造謠,並曬出了劉立榮與歐菲光、天馬等供應商及銀行相關人士的合影,以證實消息為假。劉立榮在朋友圈轉發了與供應商的多張合影,而上一次他的朋友圈更新是在2014年。
積極的表態讓外界一度認為這一切只是一場“誤會”,但隨後的事態發展卻急轉直下。
就在劉立榮發布朋友圈的當天,在一場投資者電話會議中,歐菲科技就表示,金立手機的應收賬款約6億元,並申請了財產保全,抵押物包括兩處深圳物業和微眾銀行3%股權,總體估值超過20億元。但這一動作在當時並未引起外界的關註。
但天下沒有不透風的墻。隨著歐菲科技、深天馬A等公司相繼申請資產保全,部分銀行也向法院起訴凍結金立公司資產以及劉立榮個人資產。1月9日,因為中信銀行東莞分行向法院訴訟,承擔無限連帶責任的劉立榮所持有的金立通信的41.4%股份被東莞市第一人民法院凍結,限制時間為2018年1月10日到2020年1月9日。而在東莞法院之後,深圳法院也申請了輪候凍結,凍結時間為3年。
至此,金立的債務危機徹底被暴露於公眾面前。
1月30日,在接受《證券時報》采訪時,劉立榮表示:“整個資金鏈危機的過程中,只有歐菲科技一家重要供應商停止供貨,受其影響2017年12月和今年1月份貨款回籠下降較大,歐菲科技斷供45天影響了至少30億元貨款回籠,歐菲科技同時申請保全了我和我太太名下的個人資產。”雖然語氣中透露著不滿,但劉立榮當時表示,“目前公司在做出售資產的工作,一邊償債一邊生產。公司正在尋找出售資產來度過這次危機。”
這是王剛第一次聽到金立董事長對債務危機的回應,也是到目前為止的最後一次。
“從那時候開始,大家基本上就沒有見過劉總了,後面對接我們的是金立的財務總監。”王剛對記者表示,由於害怕事態繼續惡化,在1月底的時候他所在的公司就已經停止了對金立的供貨,而在接下來的7個月時間,也只是通過代采平臺提供了部分物料,但由於付款模式有延遲,即便已經緊急“剎車”,但此時王剛手頭上要處理的債務金額已經達到千萬級別。
根據王剛的介紹,金立此前對供應商采取的是“3+6”的付款模式,即3個月的月結時間加6個月後去銀行承兌的商業承兌時間。也就是說,供應商的貨款一般是在發貨9個月後才能取到。“這也是手機行業的通用做法,沒出事的時候沒有人懷疑過會有什麽問題,但現在很多公司的欠款已經持續在7個月以上。”
也就是從2月份開始,王剛和身邊的供應商開始接連“拜訪”金立,不安的情緒充斥在經銷商的圈子里。
200天的煎熬與等待
“你問我這段時間去了多少趟金立總部?我想可以用無數次形容。”王剛苦笑著對記者說。
7個月的時間,200天的等待,王剛對於每個月都會出現的“重組”消息表示已經開始麻木。“重組首先要進行盡調,必定會有三個方面的人:未來收購方、金立現有股東、會計師事務所等第三方機構。但是這半年,沒有人到我們公司做過任何盡調。”王剛對記者說,“等待了半年,有多少次希望,就有多少次失望。”
關於金立重組的消息最早是在1月份被傳出的。在1月底的采訪中,劉立榮說,金立將分三個步驟來解決資金鏈問題:“首先,引入合作夥伴,確保生產與銷售,市場在就有未來;第二,引入戰略投資者,補充資金,增加公信力;第三,出售資產償債,獲取債權人支持。”
劉立榮表示:“引入戰略投資者的工作已經有進展,目前整體方案在談判中,現在還不方便透露。”而在3月初,就有內部員工對媒體表示,金立新的融資已經結束了,之後召開了董事會,來決定金立未來方向。
“新的融資估計在兩周內會出來。”在3月中旬,金立方面對第一財經回應道。而在當時,包括海信、TCL、傳音甚至360在內的廠商都被傳與金立洽談過合作事宜。
海信在傳聞中成為最有可能接盤的對象,有消息指海信正在跟金立談渠道合作,有意將金立的各省代理商,也就是各省的分公司納入囊中,並且已經在進一步統計金立的渠道數量。相關數據顯示,金立在全國的公開渠道數量為7萬個,這也是被外界認為金立最有價值的部分之一。但隨後海信和金立都對此消息予以否認。
“我們不收購他們,嚴格說只是合作,只是委托他們在自己渠道里銷售,他們外債太多,不敢收。”海信的一名內部工作人員當時對第一財經記者如是說。
與此同時,時間軸的推進並沒有為金立帶來新的重組方案,相反,更多的壞消息開始出現。
4月2日晚間,金立官方微博正式發布一則《關於金立工業園目前的一些情況說明》,公開表示將對金立工業園的部分員工通過協商解除勞動合同,還將采取“N+1”的方式進行補償,分期支付,最長8個月內支付完畢。
據記者了解,金立在東莞建有占地面積300多畝、建築面積30多萬平方米的金立工業園,手機年產能1億部,是中國較大的手機生產制造基地。擁有54條全自動貼片加工線,110條成品組裝測試線,成品組裝、主板生產、主板測試、印刷、相關配套設備等。
“自發生危機以來,前期我們采取了引資保生產方案,現在將采用裁員降費用的方式。為保證生產線正常運轉,金立工業園不僅保留了約50%的員工繼續生產,同時還有ODM廠商協助生產金立手機,為金立在國內與海外的訂單供貨。”金立官方稱。
4月7日,金立副總裁俞雷在個人社交平臺上表示:“金立的資金鏈危機是突發性的,銀行再有錢,擠兌也會倒閉。金立在積極生產自救。”針對金立目前面臨的債務危機,他表示,無論對內對外,金立的立場都一樣,會歸還供應商的錢和媒體的錢。
雖然表態堅決,但這時候的王剛以及大多數中小供應商,已經逐漸和金立方面失去了“溝通”。“很多時候我們去金立總部都找不到人,一句負責人不在就打發了。”對於王剛來說,既要小心維護著與金立聯系人的正常溝通,也希望盡快把款項要到,要不到至少也要有一個說法。
終於,王剛們在5月中旬等來了說法。一張署名為東莞金卓通信科技有限公司的“往來款詢證函”被送到了公司,其中提到將聘請利安達會計師事務所(特殊普通合夥)對2017年的財務報表進行審計,這一度在供應商圈子中被認為是重組消息有進展的信號。
據記者了解,金卓通信科技是金立旗下的子公司,在金立整個架構中的職能主要是組裝工廠,是金立工廠的法人名稱。與金立的另一家子公司金銘電子同為歐菲光的欠款方。但部分警覺性極高的供應商按照詢證函上的名字查詢對接人員身份時,卻被告知“查無此人”。
也正是這一次的“詭異事件”,不少供應商開始對金立喪失信心,並直接向東莞相關法院提起法律訴訟,但截至目前,不少案件顯示仍然在審理中。
而從5月到現在的兩個多月時間里,依然是金立方面不斷傳出的重組消息。
“我們其實已經看得很淡了,就是希望不要斷貨,上遊供應商想著要債是沒用的,共同分擔才能渡過這個難關,要不然就沒機會了。”上述金立代理商李青對記者表示,現在實體行業確實遭遇到了一些困難,投入大、回報低、風險大。
“如果金立活著,我還做做,活不過來,我就做做輕資產的東西,找新的機會吧。”李青對記者感嘆道。
誰來拯救金立?
一年前,劉立榮在一場發布會上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兩三年內,包括金立在內的手機廠商,只有做到全球年銷量1億部的規模,市場份額在6%~8%之間,企業才會安全。他認為,未來年銷量1000萬部小而美的手機廠商,會活得很艱難。
作為擁有16年手機行業經驗的“老兵”,也許當時的他預見到了智能手機將會遭遇“洗牌式”的競爭,但遺憾的是,他絕對沒有預料到,積極推進改革的金立會是其中被重創最嚴重的一家。
來自調研機構GfK的數據顯示,2017年金立手機國內銷量排名第七,售出1494萬部手機,雖然這與2017年年初劉立榮定的國內目標銷量保底3000萬部,挑戰3800萬部相差甚遠,但基本穩住了大盤。
“但目前在第二季度,我們統計到金立在國內的出貨量只有30萬左右。”Canalys分析師賈沫對記者表示,金立的渠道正在被瓦解,等新的資金進來才有可能部分重新運作。
作為代理商,李青對此深有感觸。
“一個月賠個幾百萬很正常,以一個省代理為例,一般中等以上規模的省代理公司里面都有1000多號人,以一個人平均工資4000多元計算,這就需要大幾百萬,還有其他的費用,大一點的代理商承受的壓力就更大了。”在金立債務爆發初期,雖然李青表示壓力很大,但是同時也在強調,大部分代理商都跟著金立走了十幾年,與金立之間的關系非常的穩定,感情很深。“有一次開會的時候劉(立榮)掉眼淚了,也是在盡量補救,大家心里都很難受。”
但七個月過去了,面臨“斷糧”的李青也不得不減少了團隊的人數。他對記者表示,現在團隊沒有解散,只要有新品出,還是能活過來的,但如果再拖下去,估計就不敢說了。“我是拖不了多久了,留了點人在公司處理一些問題,做做售後。”
李青希望,供應商和金立方面甚至是重組方能夠坐下來好好談,“金立的火種還是在的,代理商都有信心,就算是做OEM貼牌也可以,讓別的工廠幫忙出點產品,貼牌做,能動起來,問題就能慢慢解決。”李青對記者說。
王剛雖然嘴上經常掛著“討債”,但從心里來說,還是希望金立能夠挺過來。“能不能有個債轉股的方案?或者說金立的初創團隊中能夠有人站出來,帶著大家一起幹。”王剛知道金立此時的處境,換位思考下也希望能夠幫自己以及更多的供應商找到替代方案,把物料交出去,讓金立重新運轉起來。
此時,劉立榮的態度就顯得非常重要。
劉立榮曾經表態,必要時將會放棄金立控制權,並且承諾“不會跑路,債務會一步步償還,金立對解決這次危機是有信心的,希望能有一個寬松的環境來解決問題。”他還表示,如果把持有的微眾銀行股份和金立大廈資產出售,預計可以回籠70億元資金,此外南粵銀行股權估值接近20億元,這些錢可以解決當前的資金缺口問題。
在7月11日的一場供應商溝通會上,金立副總裁徐黎也向王剛們表達了類似的觀點。
據王剛向記者透露,徐黎在現場做出了四點承諾:“一是在7月份牽頭成立債委會;二是金立財務包括致璞科技財務對債委會公開;三是金立重組信息對債委會透明;四是金立重組小組每兩周與債委會舉行一次例行會議。”同時出具了一份關於有形資產估值以及回收估算的表格:包括前海科技大廈估值為35億元(18億抵押),南粵銀行股權為10億,微眾銀行股權25億(5億抵押),東莞金立工業園為10億元,金立以及其他房產3億元,重慶工業園土地為10億元,總計93億元。
值得註意的是,表格最後一行提示:普通債權人權益(扣除抵押)為70億元,如果破產清算普通債權人可回收金額將小於45億元。
“沒有人知道接下來的確切走向,8月15日,希望一切都可以明朗化。”王剛對記者說。
(應受訪者要求,王剛、李青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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滴滴順風車引發的輿論風波讓這家公司站到了風口浪尖。同時,也將話題延伸到了共享經濟這個行業。
共享經濟是否為偽命題再次被擺上議程。
壟斷下的畸形
複星同浩資本創始合夥人劉琦開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首先要明確何為“共享經濟”。
他稱,對共享經濟有兩類定義——第一類是真正意義上的C2C模式,例如Airbnb、滴滴順風車等,用戶將自己的資產及工具與其他用戶分享,提高利用率;第二類是目前國內較火的B2C項目,如共享單車、共享醫院、滴滴快車與專車等。
“這兩類是完全不同的。”劉琦開稱,B2C模式資產集中,利於控制風險與糾紛,但可控成本也非常高;相比較而言,C2C獲取成本低,雖然更符合共享經濟模式,但較難控制。也正因此,C2C模式更看重平臺方到底願意投入多少成本,具體包括對平臺機制的設置、對風險的把控、對處理糾紛流程的設置,以及進入平臺資質的審核、服務過程的透明性、解決問題的時效性等。“如果不願為平臺規則的制定以及進入門檻的審核耗費成本,那這個項目未來肯定會出問題的。”總之,劉琦開稱,兩種模式雖然花費成本的落點不同,但並不存在哪個好與不好的區別。需要特別註意的是,不論B2C還是C2C模式,平臺的公平性、風險性與可控性都是需要重點解決的,與具體落地哪個垂直行業沒有太大關系。
滴滴如今的“壟斷”也被詬病。自從2016年8月滴滴與優步中國合並起,中國網約車市場一直呈現滴滴一家獨大的局面,雖然仍有神州、首汽、易到等其他參與者存在,但都無法改變局勢。商務部也曾對滴滴進行反壟斷調查,約談滴滴出行,但兩年時間過去,反壟斷調查一直未有結果。
劉琦開表示,本質上講,行業內同時存在幾家良心競品企業是較為平衡的狀態,若幹良心玩家可以促使行業更具公共屬性,進而完善公共規則,而非完全按照商業邏輯運作。其次,不論是網約車行業還是共享單車領域,都存在被資本催熟、惡性競爭與極大資源浪費等現象,由於企業在資本助力下過度發展,企業自身的技術實力與運營能力反而並未得到核心提高,資本冷卻後,行業進入穩定狀態,企業便開始衡量運營成本與收入之間的關系,逐漸回歸市場自我調配。
劉琦開認為,共享經濟並非偽概念,其需求是客觀存在的;限制共享經濟的最大問題在於法律法規沒辦法短時間內完全跟上;順風車社交場景的確存在,但並非第一需求,核心痛點在於平臺方如何規避可能存在的風險與安全隱患。
“共享”是偽概念嗎?
滴滴作為共享經濟出行領域最大的平臺方代表,如今問題頻發。此外,去年曾出現過短暫的共享雨傘與共享充電寶項目,經過一時輿論熱潮後逐漸冷卻,甚至退出歷史舞臺。
共享經濟本身是偽概念嗎?
多位接受第一財經記者采訪的投資人與企業界人士均表示,共享經濟本身是具備存在價值的,尤其在盤活閑置資源、提升利率效率等方面。
劉琦開表示,“共享”更多是一種“關系”——一方將手中富裕的生產力與資源分享出來,讓更多人使用,這種分享關系是肯定存在正向意義的。另一方面,順風車這類典型C2C共享經濟案例更多問題是出在執行層面。而諸如共享雨傘與充電寶項目之所以出現,是因為其本身在市場上是具備一定需求的,但究竟能生存到多大規模要具體看商品需求與商業化落地之間的匹配程度,共享雨傘落地失敗一方面是雨天場景本身較少,二是商業模式不夠大。另一方面,充電寶之所以還能存活是因為消費者對移動手機需求量大,但究竟是否也有足夠大的商業空間還有待檢驗。
中歐國際工商學院金融與會計學教授芮萌在接受第一財經頻道《財經頭條》欄目采訪時表示,共享經濟的初衷是所有權與使用權分離,激活閑置資源,使其得到充分利用。而共享單車被稱為偽共享經濟,是因為它並非閑置資源,而是重新生產投入,但它確實給人們帶來很多方便,以及綠色、環保的效益。
要“共享” 先“風控”
通過此次滴滴事件,共享經濟行業應該吸取什麽教訓?
滴滴官方宣布自8月27日零時起,在全國範圍內下線順風車業務,免去黃潔莉順風車事業部總經理職務,免去黃金紅客服副總裁職務。滴滴出行稱,順風車業務下線後,公司將內部重新評估業務模式及產品邏輯。
對此,劉琦開表示,共享經濟成熟過程中,規則與規則的保障機制需要進一步保障,不該唱衰共享經濟本身,更該譴責平臺在具體規則制定、風險控制等方面的缺失。
一位Uber中國員工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平臺應盡可能將可避免的風險排除掉,並在遇到緊急情況時及時妥善處理。Uber早期在安全處理方面也曾犯過類似錯誤,因流程與分級不合理等問題導致耽擱,之後便從技術方面開發更多安全功能,包括實時給親友分享行程狀態、一鍵SOS、隱藏司乘電話號碼等。
據該人士稱,如果Uber司機被乘客投訴性騷擾將被立刻下線與封號,客服接線時均可看到該司機此前的客訴記錄。另外最重要的是,司機車牌號並非被設置為查詢流程複雜的隱私。
不過,該人士補充稱,沒必要將滴滴與Uber再進行比較,雙方在技術、算法、產品設計、系統體制,甚至國情等各方面均有不同,但此次滴滴事件實在該引起互聯網行業反思在企業宣傳、文案設計、風險安全控制等方面的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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