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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訪鄭永年：西方主導的全球化倒退呼喚新的國際秩序

從金融危機到希臘債務危機，從歐洲難民潮到恐怖主義肆虐，從英國脫歐公投到特朗普的驚人之語，越來越多的人感知到，世界秩序和全球經濟一樣，正在經歷一輪新的調整和自我修複。與此同時，二戰後不斷加速的全球化通過各種政治、經濟和文化的制度安排使全球主要經濟體變得愈發密不可分。因此，幾乎沒有哪個國家能夠斷言將避開新一輪國際秩序調整的裹挾。相反，一些有能力影響國際秩序的國家，紛紛努力讓國際秩序的變化朝著有利於自己的方向發展。

在包括難民潮和脫歐等多種新問題出現的過程中，以往的一些秩序遭到了重大挑戰。例如：通過觀察可以發現，英國在宣布將舉行脫歐公投和公投結果出爐之後，很多聲音對歐盟、甚至歐洲文明的存續提出質疑，為脫歐歡呼的英國獨立黨正在獲得民意支持，歐洲的左翼政黨同樣歡欣鼓舞，這些以往很容易被忽略的聲音漸漸清晰了起來。

再比如，美國總統奧巴馬在過去的7年執政期間里，推行亞太再平衡戰略，推進北約東擴，在中東實行戰略收縮，一舉一動都牽動著國際秩序的變化。而多年來美國產業轉移的結果導致了制造業的流失，產業失衡的危機已然顯現，這就對其主動參與秩序調整提出了現實需求。這也就不難理解為什麽特朗普重拾貿易保護主義。

《第一財經日報》就近來一些國際秩序的變化和輿論對全球化倒退的擔憂采訪了國際關系專家、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華南理工大學公共政策研究院學術委員會主席鄭永年。

鄭永年       圖/華南理工大學公共政策研究院（IPP）

國際秩序永遠在變化

“國際秩序並沒有所謂的歷史的終結，它永遠會有變化，從歷史上看，這樣的變化是必然的。”鄭永年告訴《第一財經日報》記者，早期一些地方性的政體演變成帝國，帝國解體後又變成民族國家，美國逐漸在民族國家的基礎上以國際組織的形式包裝出了國際秩序。

日裔美國學者弗朗西斯·福山在上世紀90年代提出歷史終結論，認為西方民主是人類所能擁有的最完美的政治制度，即西方自由民主是“歷史的終結”。

“現在國際上面臨著很多的情況，一方面全球化造就了國際秩序，但也因此出現了很多新的因素。以前會有人說只有商業流動、物的流動，而思想不流動，現在思想在流動，甚至連恐怖主義等各個方面都在流動。”鄭永年告訴《第一財經日報》記者：“所以只能說，以前以西方為主體建立起來的國際秩序現在無法對付這些由秩序本身產生的問題。所以我們現在又處於秩序變動之中，那麽不光是恐怖主義的問題，越是地緣政治的變化就越重要。”

鄭永年認為，建立秩序要有能力，不是想書寫規則就能建立秩序，書寫規則容易，但是當各方規則不一時就要求國家要有力量去執行。“現在美國硬要書寫規則，但已經沒有這樣的力量去執行這個規則，甚至沒有力量去維持它以前建立的秩序。”

TPP擱淺不代表全球化終結

在自由貿易問題上，奧巴馬政府對推動《跨太平洋夥伴關系協定》（TPP）仍抱希望，但目前多數聲音認為該協定在國會獲批的希望渺茫。民主和共和兩黨總統候選人均明確表示不支持TPP，被高度政治化的TPP更加堪憂。民意方面，皮尤研究中心最新的調查顯示47%的民眾不支持自由貿易，超過支持者（45%）。共和黨人對自由貿易尤其不感興趣。

“像世界貿易組織（WTO）這樣的國際組織中，美國和歐洲發揮了很大的作用，但是中國出於與國際接軌的政策加入這個體系以後，在體系中慢慢往上走，美國開始覺得這個體系給了中國很多好處，無法用這個體系制衡中國了，所以美國試圖脫離這些體系去書寫其他的規則，要建立另外的體系，TPP、TTIP（《跨大西洋貿易和投資夥伴關系協定》）就是這樣。”鄭永年稱，無論是特朗普還是希拉里都反對TPP，但TPP夭折並不見得全球化會終結。

“美國和歐洲的內部秩序出了問題，最後導致國際秩序出問題。比如2008年以後世界經濟失衡。所以，並不存在一個抽象的世界經濟，世界經濟失衡主要是每個國家經濟失衡的疊加，現在的國際秩序問題也是由每個國家內部秩序的問題疊加起來的，包括一戰、二戰都是這樣，所以說外交就是內政的延續。”鄭永年告訴《第一財經日報》記者。

1989年的華盛頓共識為新自由主義鋪設了路徑，從此，一套倡導貿易自由，釋放市場力量，放松政府管制，打破國家邊界，商品、技術、人員自由流動的社會思潮主導著西方主要經濟體。但是，在移民潮湧現、經濟複蘇乏力等背景下，人們對開放邊界和自由貿易的擔憂開始增加。諾貝爾獎得主、曾擔任克林頓政府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的約瑟夫·斯蒂格里茨（Joseph Stiglitz）近日也發聲，直言對新自由主義的共識已至終結。普林斯頓大學經濟學教授保羅·克魯格曼在其《紐約時報》專欄中也寫道，不標準的自由貿易協定將會陷入一種暫停和調整當中，他也同意，在過去幾十年里，全球化給美國的工人帶來不小壓力，但全球化給美國帶來的壞處很多是政治選擇，而非必然結果。

中國可以重建規則

“美國主導的全球化可能出現崩塌，但是會出現新的全球化，像中國所倡導的‘一帶一路’，可以讓其他很多國家因此成長起來。近代的全球化是英法德在推動，後來是美國。”鄭永年表示，“全球化本身不會消失，另外一種類型全球化的出現要求規則重建，以前的全球化是美國為主導的西方資本推動的一套秩序，以後也許會有不同的規則會出現，現在的問題是，這個新的規則是完全兩套不同的系統，還是說中國來接手過去的那一套系統？”

鄭永年認為，以美國和歐洲為代表的西方秩序的主體正在出現問題，西方輸出的秩序更是在解體，對中國來說是一個機會。“以前的管家不行了就換一個管家”，從自由貿易的角度出發，中國完全是可以接手，但針對新情況，在老規則基礎上加一部分新規則，“一種新的秩序形成並不是幾年的事情，包括西方的法治（Rule of Law），都是幾百年的事情，以世紀來算，50年太短。”

鄭永年也同意，西方主導的秩序沒落也為東亞秩序和上世紀80年代由新加坡前總理李光耀和其他亞洲政治家提出的“亞洲價值觀”提供了更多發展空間。

“東亞的秩序確實跟西方不一樣。像新加坡，中國也是這樣，他們不完全排斥西方的秩序，把西方的有些東西合理地吸收消化進來，但主體就是賢能政治和民主政治相結合，會有很大的機會。西方的近代崛起也是吸收了很多亞洲價值觀，所以亞洲經過這樣一波全球化，又把西方的東西學來了，把自己的東西整合進去，我覺得越來越多國家開始重視亞洲價值觀。”

貝因美：假冒奶粉及行業秩序混亂導致中期虧損2.14億元

貝因美發布2016年半年度報告稱，公司2016年上半年營業收入13.61億元，同比減少23.23%歸屬於上市公司股東的凈利潤虧損2.14億元，上年同期為虧損1.03億元。

貝因美表示，公司收入及利潤下滑的主要原因是受市場假冒奶粉事件及奶粉新政配方註冊過渡期行業秩序混亂影響，導致主營業務收入少於原預計。公司預計2016年1-9月歸屬於上市公司股東的凈利潤虧損3.2億元至虧損2.9億元。

此前，在4月6日，國家食藥監總局官網披露了“1.7萬罐假奶粉流入市場”一案的新進展。通報顯示，除此前披露的雅培奶粉之外，本土品牌“貝因美”也被波及。據食藥監新聞發言人表示，該案是違法犯罪分子通過收購廉價乳粉、包裝變形的乳粉加工罐裝冒牌乳粉的案件。 

視點丨基辛格：國際秩序正在分裂 中國提出新秩序構想

1月20日，在達沃斯舉行的世界經濟論壇上，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通過視頻連線接受主持人的采訪。在采訪中，基辛格高度贊揚習近平主席，認為他關於全球化的講話至關重要。同時，他還稱“我們所熟悉的國際秩序在某些方面正在分崩離析”，而習近平主席在經濟領域提出的概念將成為新秩序的基石。

基辛格建議美國新任總統特朗普幫助建立國際新秩序，並重新定義美國在全球事務上的角色。

此外，對於英國“脫歐”，基辛格認為美國應該把握好機會，重構大西洋夥伴關系中的歐美聯系。

而對於外界持續關註的美俄關系，基辛格同意特朗普緩解緊張局勢的做法，認為這是明智之舉。

讀書札記170210不統治世界(三) 陷身全球美元秩序的中國

讀書札記170210
中國為何不會統治世界(三) 陷身全球美元秩序的中國
掌門執筆

前文論述了「中國崛起」的內部條件, 然而 “地利” “人和” 又豈及 “天時” 更具先決性, 這時勢就是「全球新自由主義秩序」(又名「全球美元秩序」), 是為中國崛起的外部條件. “中國製造” 之所以橫行天下, 先決條件是國際貿易暢通無阻,支付工具充盈不缺.*** 設想遍地貿易壁壘,又或舉世貨幣短缺, 那麼沒有擂臺的 曹星如,又怎能達成二十連勝的霸業呢?

〈全球美元秩序〉
當今天下大勢,一字記之曰「全球化」. 全球化築基於「布列頓森林體制」(由IMF, 世銀,WTO, 聯合國等系列機關所組成.), 在這個動態機制之下,貿易壁壘拆除,國際美元泛濫, 全球的公共和私人機構均壓倒地依賴「美元」作為跨國經濟活動的媒介和記賬單位.**** 美元是國際上使用得最廣泛的交易貨幣和儲備貨幣, 其主導地位被戲稱為「美元本位」.

美元在全球被廣泛接納此一事態, 使美國獲得了無與倫比,也是史未曾有的金融權力. 美國可以在全球範圍以低利率進行鉅額國際借貸(ie此即響噹噹的「美國國庫債券」.),到萬不得已之時可以印發鈔票清償.***** (印鈔是 “內政”,誰叫你信我? 又,這是否一種“特別提款權” 呢?) 美國可以透過調節國庫劵流量, 管控美元滙價,經常賬戶結餘,甚至環球利率, 達成種種宏觀政策目標.****

美國因此成為操作意義上的「單極霸權」, 這霸權不再以經濟生產力為後盾(如二戰後的美國.); 亦非純然以軍事打擊力為前提(如一戰前的大英帝國.), 而是以金融操作力為根基,再以軍力背書之.*** 美國的「經濟霸權」早於60年代已呈式微, 但其「金融–軍事霸權」卻在80年代更上層樓,迄今仍如日中天. 這是因為自從戰後,「布列頓匯率體制」和「冷戰結構」就使西方集團盟國在金融和安全事務上極端依賴美國, 就算黃金柱早已傾頹和蘇聯最終解體,這種狀態仍一直順延下去.

「全球美元秩序」背後的條件設定是極大量的「國際流通美元」(現時是境內流通量的兩倍,主要存放在紐約華爾街和倫敦的大型銀行集團,即所謂 「美元池」.), 與及無可匹敵的軍事威懾力. 這力量的名字叫「保護傘」(「北約NATO」是其最佳化身.), 傘下諸盟國索性弱化其軍事,專註於經濟. 而美國則把相當比例的國力投註於軍力建設, 扮演「國際警察」的角色.(確切地說,是西方集團國的職業打手.) 交換條件是諸盟國在國際政治上必須承認, 更且不得挑戰,美國的霸主地位; 而在國際經貿上必須使用美元作為中介體.*****
最突出的事例是70年代石油危機時, 沙地阿拉伯與美國達成秘密協議,日後售賣石油必以美元計價(ie「石油美元」); 且其龐大盈餘必須存放於紐約和倫敦兩地(這是「美元池」的由來.), 以換取美國的軍事保護. 錢雖是沙地的, 卻為美國所用,以構築其金融–軍事霸業.

因此,美國軍力保護的不是有形的國土,而是無形的美元威權,*** 骨子裡則是西方集團國的跨國經濟利益, 包括跨域投資,市場穿透和資源汲取. 美元與美軍緊密關聯,美元靠美軍撐腰;美軍靠美元維持. 而諸盟國都是美元秩序的受益人, 因此都要分擔保護傘的運營成本.(包括海外基地和征戰開支.) 極具諷刺意味的是,美國基本上透過舉債來維持龐大軍費開支, 但其債權人名單中卻包括了許多威懾對象國.***(自然也包括中國在內.) 你借錢給我買刀子架在你頸項上面…..

然而中國卻遠非「美元秩序」的受害人( “受害人”是眾多 落後及發展中國家, 不過,只要環球經濟處於上升態勢,即便她們亦有所 “得益”. 當然,若然態勢倒逆嘛….. ), 反而是除美國外最大的受益者.***
〈陷身全球美元秩序的中國〉
前文提過：中國成為「世界工廠」,全球無數消費品訂單都下到這裡, 於是出口了極多工業製品,狂賺了極多美元. 然而中國實施滙率管制,廠商所賺外幣全都要按官訂滙價向中央銀行「人行」兌換成人民幣, 以支應開銷、分派股息和進行再投資. 換句話說,中國廠商每賺一塊美元,人行都要發行等值人幣兌為己有.*** 如是者歷年下來,人行積存了極多美元,而發行了極多人幣. 其結果是a中國成為全球擁有最多美元儲備的國家*** (雖經最近一年 “錢向外跑” 風潮,最新結餘仍有3 tril US$之多.); 與及b國內人幣浮濫, 經濟過熱,資產泡沫化…..

中國持有的天文數字美元在國內無法生息, 只能投放美元池,用以購買債券. 然而世上流動性最高的債劵,自然只能是世上孳息率最低的「美國國庫債券」！如此這般,中國歷年辛苦所賺的 “血汗錢”, 全都 “入局成殺”,借了給美國, 成為美國的最大債權國. *** (中國與日本合共持有總量的四成,兩國持有量約莫相等.)
而美國大體上用這筆借來的 “天文數字美元”做兩件事：a維持龐大的軍力; 與及b借給國民以維持龐大的消費.**** 又是 “如此這般”, 中國的工廠才有足夠的訂單,中國才能繼續經營其「出口導向型」生計.*****

陳陳相因,中國循環地借出美元予美國,使她有錢購買 “中國製造”; 並持續地賺取由美國軍力擔保的美元, 而該支軍力則是用問中國借來的美元運轉的. 一切都是「美元」！ 賬面顯示中國擁有愈來愈多的美元; 而事實表明美國擁有愈來愈強的軍隊, 其國民在產業不振的情況下仍可維持著(比中國人民更為)愜意的生活水準. Paul Krugman特地創造了「美元上癮」一詞, 來挖苦中國當前的窘境.

那麼美國不是太 “著數”(廣東話 “劃算”) 了嗎?
〈勢成騎虎的中美兩國〉
其實美國也是大有難處. 美國國債總額高達17.8 tril,相當於一年GDP,且勢頭仍在增長. 以美國的經濟力量,不單只無法在短期內削減其欠債總額(更莫說清償了.), 還得 “以債養債”,如雪球般愈滾愈大！這導致美國可見的危機必然是「金融危機」, 而後果則必為擴及全球的經濟大蕭條,其勢必將遠超1929年的慘烈程度.
美國的菁英階層並非昧於大勢,而是故作不見, 原因有二：首先,在現時的結構下此題為無解. 其次,進行「體制改革」必將造成社會動蕩,民生劇苦; 並且導致頂層階級(ie坐擁全國一半財富的top 1%階層.)利益受損.*** 如此勢難通過國會,亦必招權勢者的反彈. 反之,坐視不理的好處是：危機爆發之時,{其中一種最可能形式是美國濫發美元償付國債, 因此與中國(+日本?)進行 “貿易戰爭”.} 相對地受損最輕的國家卻是美國; 而美國國內受損最輕的則是頂層階級.***

中國的難處更大,根本原因恰好是死穴正在其最成功的「出口導向型」經濟上面.你不繼續借錢給你的大主僱,他會破產, 那麼你也會餓死！幸而中國的難題並非無解,且解救之道有二端.
a將經濟改由「內部需求拉動」. 刺激內需先要提高普羅階層的實質工資收入(連福利在內.), 其弊端又有二：已然過熱的經濟會爆破; 更為結構性的是工資上漲會削弱 “中國製造” 的競爭力！後者嚴重損害中國菁英階層的利益.
另一解為b分散市場. 可行辦法是將手上美元花掉,用來開拓新型投資活動和市場, 這就是設想中的「一路一帶」計劃.*** 但人民幣尚未自由兌換和國際化,此事沒有人知道應該怎樣進行才對. 唯一可以確定的是國際政治和滙率方面的風險極大.

當下中美雙方均勢成騎虎, 問題是 “誰才是老虎?” 你說呢?

〈中國為何不會統治世界?〉
針對目前甚囂塵上的「中國威脅論」,作者的結論是：
a中國從根本上不想改變「全球美元秩序」, 因為她是遊戲的得益人. 當然,由中國徹底取代美國地位又作別論,但現時是毫無頭緒.
b中國沒有能力以美國方式,或以任何其他方式統治世界, 因為綜合國力遠未足夠. 但最重要的是
c中國在內外經濟層面上均有著重重困難, 自顧尚且未暇,又何來餘力 “統治世界” 呢?

《中國為何不會統治世界The China Boom：Why China Will Not Rule the World》(2015) 孔浩烽Ho-fung Hung

中科雲網回複問詢函：目前公司已恢複正常經營秩序

中科雲網2月22日晚間披露對深交所問詢函的回複，公司表示，孟凱涉及其標的股東的個人債務未清償完畢，董事會對孟凱是否有權提請召開臨時股東大會及臨時董事會存在疑問。相關媒體關於“董事陳繼參與重組中科雲網”報道是失實的，公司未收到董事陳繼有關籌劃涉及公司重大資產重組或其他重大事項的書面文件。對於被不明身份人員控制事項，目前公司已恢複正常經營秩序。

中科雲網回複問詢函稱，董事會2017年1月18日收到以孟凱先生名義發來的郵件資料，因發件 郵箱不是孟凱先生在公司備案的常用郵箱，加之，僅通過掃描文件無法確認文件的真實性。因此，僅憑郵件不足以證明孟凱先生以股東的身份向董事會提出召開臨時股東大會及臨時董事會。在此情況下，董事會於2017年1月20日召開臨時工作會議合議相關事項，多數董事認為在不能認定該郵件通知的真實性、合法性的情況下，不能視為孟凱先生以股東的身份向董事會提出召開臨時股東大會，合議結果為不提請召開相關會議。

相關媒體關於“董事陳繼參與重組中科雲網”的報道，公司根據向董事陳繼先生發出了《詢證函》函證有關問題，陳繼先生關於本次關註函的回複如下： “本人於2017年1月23日接受過北京青年報及京華時報采訪。兩次采訪， 本人向記者闡述的內容，均系本人已向上市公司披露過的信息，不存在應披露未披露的信息。另外，鑒於公司目前的情況，切實履行董事應遵守、履行的信息披露規則、義務，本人已拒絕接受任何記者采訪”。 根據陳繼先生上述回複內容，經認真核實，公司認為，陳繼先生接受上述采訪的時間未早於相關公告披露時間，不存在向特定對象披露、透露、泄露應披露信息。

公告另稱，2017年1月24日至2月6日，公司總部辦公區域被不明身份人員控制，公司無法正常運營。目前公司的主營業務為團膳，項目點分散在北京市部分區/縣、鄭州市等地， 公司總部辦公區此次被不明身份人員控制，暫不構成對團膳項目點正常生產經營 的影響。同時目前公司已恢複正常經營秩序。

新華社：目前是整頓金融秩序、推進改革較好時間窗口

對金融業來說，本周有些不同尋常。中央把金融安全的重要性提高到治國理政的新高度，意義重大，影響深遠。

中共中央政治局25日就維護國家金融安全進行第四十次集體學習。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必須充分認識金融在經濟發展和社會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切實把維護金融安全作為治國理政的一件大事，紮紮實實把金融工作做好。

中央對金融安全的高度重視，足見當前防範金融風險的重要性和緊迫性。其實在此之前，金融監管力度已經在持續加碼。今年尤其是3月下旬以來，“一行三會”先後密集出臺多項政策，針對行業亂象、違法行為進行整治和打擊，彌補監管漏洞。人民銀行推出MPA考核、銀監會10天7個文件密集落地、證監會嚴懲數家公司、保監會發布39條措施明確保險業風險防控的九大重點領域……

力度空前的金融整肅行動並非空穴來風，當前我國金融風險總體可控，但也面臨不少挑戰。從國際看，一些國家的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調整形成的風險外溢效應，有可能對我國金融安全形成外部沖擊。

從國內看，不良貸款增速有所放緩但仍難言見底、影子銀行規模過大、監管套利增多等。不管是國海證券的“蘿蔔章”事件，還是民生銀行的“假理財”案件，都是各種金融亂象的局部反應，到了必須出重拳治理的時候。

當前，經濟穩中向好的態勢也為加強監管提供了較大政策空間，目前是整頓秩序、推進改革的較好時間窗口，需要及時抓住。

監管重拳出擊必然會伴隨著壓力和陣痛，這在近期的金融市場上已經有所體現。這要求我們一方面要把握好力度和節奏，防控好調控過程中可能出現的各種風險，引導市場心態向良性面發展;另一方面要保持定力，面對壓力挑戰，要有一如既往的決心和魄力。

中央就維護國家金融安全提出6項任務，這為未來一段時間我國的金融工作提供了行動指南，接下來就要看金融監管部門和市場主體的具體行動了。期待這一場自上而下的維護國家金融安全的行動，能夠為金融領域清淤除詬，凈化金融生態，樹立行業新風，讓金融回歸本源、回歸初心，為中國經濟和金融業的發展創造更好的未來。

新華社：加強金融監管是為了維護金融市場秩序

中共中央政治局近日就維護國家金融安全進行第四十次集體學習。習近平總書記就維護金融安全提出6項任務，任務之一便是加強金融監管。

當前，我國已成為金融大國，相比於改革開放初期比較單一、狹窄的金融機構、金融業務，如今的銀行業務範圍不斷擴大及非銀行金融機構等不斷增多，特別是互聯網金融創新叠出，使我國面臨的金融監管挑戰越來越大。

加強金融監管是為了維護百姓權益。隨著居民“資產配置”意識的不斷增強，理財產品被越來越多普通百姓接受，但百姓金融風險防範意識尚有不足，一些金融機構鋌而走險、打監管擦邊球，甚至直接破壞法律法規的意圖，損害百姓合法權益。加強監管就是要讓百姓的“錢袋子”更安全。

加強金融監管是為了維護金融市場秩序。近些年來，我國金融市場快速發展，也出現了一些破壞金融市場秩序的偽創新和規則破壞者，如若不加以嚴厲監管，勢必會使市場中的“好人”受傷，影響整個金融市場穩定健康發展，金融市場的功能難以發揮。只有金融市場秩序得到維護，金融才能更好地服務國民經濟。

加強金融監管更是為了維護國家金融安全。我國金融市場發展到今天，經濟社會的許多方面已經離不開金融市場的支持，一旦金融領域發生風險事件，就會牽動實體經濟。加強金融的全局性監管，可以把風險事件發生的可能性降到最低，有利於國家金融安全。

習近平總書記在提出任務時還強調，統籌監管系統重要性金融機構，統籌監管金融控股公司和重要金融基礎設施，統籌負責金融業綜合統計，確保金融系統良性運轉，確保管理部門把住重點環節，確保風險防控耳聰目明，形成金融發展和監管強大合力，補齊監管短板，避免監管空白。

對系統重要性金融機構的監管是防範“大而不倒”機構風險事件於未然;對金融控股公司和重要金融基礎設施的監管是為了織好金融安全網;統籌負責金融業綜合統計則是為了準確掌握整個金融系統的信息和數據，做到對全局、對風險心中有數，為防控風險提供一幅全景地圖。

三個統籌是我國金融業混業經營新趨勢下的迫切要求。在機構層面，我國已有不少企業持有多種金融牌照，金融機構間相互投資現象普遍存在;在產品層面，相互嵌套的理財產品、影子銀行等，同時包含銀行、證券、保險、信托等多個要素，監管層理應彼此協調，多方面統籌，嚴控各環節風險。

種種跡象顯示，金融業的監管正在加強。近期，銀監會、證監會、保監會等監管部門相關負責人在多個場合向違法違規主體頻頻喊話，多個部門不斷發文加強對金融重點領域、金融市場亂象的監管，監管部門間的合作明顯增強。

已經有部分不守規矩的市場主體受到相關處罰。證監會給資本市場“大鱷”鮮言開出高達34.7億元的“史上最大罰單”，並終身禁入證券市場;前海人壽時任董事長姚振華被禁止進入10年等個案已有不少。從罰款金額上看，僅今年一季度，我國金融監管部門對違規機構的處罰金額已達數十億元。

作為規範、管理、監督金融機構、金融業務、金融市場的必要手段，金融監管在金融活動產生後不久便應運而生。隨著我國居民財富的增加，金融活動在國計民生中的影響越來越大，我們要著力升級監管能力和水平，更好維護國家金融安全、促進經濟發展、維護百姓合法權益。

新華社：構築“老鼠倉”防火墻 守住市場秩序底線

“老鼠倉”被證監會視為嚴重違法行為，在持續查處下，陸續現出原形。

縱觀被查處案件，由於涉案從業人員具備較高專業素質和信息優勢，往往呈現隱蔽性強、危害性大等特點，損害了金融資管行業的立業根本。證監會不僅予以“重拳”打擊，同時不斷完善相應制度和技術，構築“老鼠倉”防火墻，從源頭震懾“老鼠倉”。

“老鼠倉”陸續浮出水面

近年來，隨著法律法規不斷完善、監控系統全面升級、執法力度不斷加大，曾長期處於隱蔽狀態的“老鼠倉”浮出水面，相關從業人員受到法律嚴懲。

證監會統計數據顯示，2014年以來，證監會共啟動98起“老鼠倉”違法線索核查，向公安機關移送涉嫌犯罪案件83起，涉案交易金額約800億元。到今年5月底，司法機關已對25名金融從業人員作出有罪刑事判決，證監會已經對15名證券從業人員采取證券市場禁入措施。

具體來看，平安資產管理有限責任公司股票投資部原副總經理張治民、中郵創業基金原基金經理厲建等從業人員，是通過操控多個證券賬戶，利用職務便利獲取未公開信息，謀取非法利益。此類違法案件造成的影響：嚴重擾亂了金融管理秩序，破壞資本市場的誠信基礎。

面對這類嚴重違規案件，證監會在查處過程中，不僅從經濟上予以重罰，沒收其違法所得，還與審計、公安司法機關密切配合，將一批違法者移送公安機關追究刑事責任，對規範金融機構合規內控、規範從業人員誠實守信，起到了威懾和警示作用。

多維度全面封堵“老鼠倉”

“老鼠倉”危害性大，歷來是證監會稽查執法的重點領域。為全面對其進行封堵，證監會從制度上約束，先後出臺針對性辦法，並利用大數據監控技術，完善查尋違法線索手段。

繼2009年2月28日刑法修正案（七）將“老鼠倉”規定為刑事犯罪後，證監會陸續出臺明令禁止基金托管部門從業人員、基金從業人員、私募基金從業人員的“老鼠倉”行為，推動法律制度的完善，從監管制度層面進行限制。

針對經營機構資管業務，證監會加強合規層面檢查。近年，證監會組織開展基金從業人員“老鼠倉”專項整治活動，對重點機構專項檢查；對相關機構在信息管控、人員選聘、通信管理等方面存在的內控缺失采取行政監管措施，督促基金公司全面提高合規風控水平，最大程度擠壓違法犯罪行為滋生蔓延空間。

在捕捉違法線索上，證監會依托大數據監控技術對市場全覆蓋掃描，讓“老鼠倉”無所遁形。對歷史交易數據跟蹤擬合、回溯重演，市場監察部門精準鎖定可疑賬戶跟隨資管產品先買先賣、同進同出的異常交易線索，為更細致甄別違法行為，提供了充足、有效的證據。

對於資本市場嚴重違法行為，證監會與多部委多點協作、“重拳”整治也收到成效。在多次聯合公安機關開展打擊和防範“老鼠倉”交易專項活動中，通過從快、從嚴、公開查處典型案件，遏制了“老鼠倉”多發蔓延態勢。

嚴打“老鼠倉”在路上

眾所周知，金融資產管理是居民財富保值增值的重要途徑，而“老鼠倉”交易卻肆意踐踏這個重要渠道。盡管制度完善，技術提升，“老鼠倉”交易已被有效遏制，但在金錢誘惑下，仍有鋌而走險者，企圖利用職務便利，鉆制度空子，謀取不當利益。

從時有發生的“老鼠倉”違法犯罪來看，違法時間跨度長，交易和獲利金額大，嚴重損害委托人利益。個別經營機構還存在“窩案”頻發，多名從業人員同時涉案，同一崗位前後任投研人員先後涉案的情況。案發領域也有從基金行業向保險資管、托管銀行蔓延的趨勢。

進一步細看，案發崗位除了投資經理、研究人員，還涉及交易員、銷售人員、部門總監甚至機構高管，反映出相關人員保密意識淡薄。信息傳遞交易逐漸增多，同時出現從業人員相互交換信息或與利益關系人內外勾結、共謀作案的現象。

面對“老鼠倉”出現的新形式、新情況，證監會不斷探索健全綜合防控的長效機制，加大違法成本的方式，圍堵切斷利益輸送的暗道。同時，證監會充分發揮行業自律組織的培訓宣傳功能，讓從業人員牢記“受人之托、忠人之事”的初心，恪守“誠實信用、謹慎勤勉”的操守。

（來源：新華社 記者：王都鵬、劉慧 原標題：構築“老鼠倉”防火墻 守住市場秩序底線）

“支付革命”的中國路徑：逆襲、失控與新秩序

上海首家無人超市“繽果盒子”。（視覺中國/圖）

（本文首發於2017年8月24日《南方周末》,原標題為《逆襲、失控與新秩序 “支付革命”的中國路徑》）

編者按：正按新發展理念奮力轉型的中國，恰逢全球技術革命的浪潮，一個個由技術與資本共同支撐的中國夢，便有了落地的時代機遇，並且深刻改變著中國經濟社會的現實。

移動支付，是其中一個典型的後發制人的中國故事。幾個世紀前最早使用紙幣的中國人，現在又在全世界率先習慣刷手機付錢。而當第三方支付摧枯拉朽改寫行業格局，卻又脫離監管狂奔之時，大國力量果斷出手，將其重新拖進監管框架。這場革命並未結束，在新秩序下，市場新力量們正在對數據展開爭奪，並因此向傳統金融發起了更深層的挑戰。

人工智能，則隨著AlphaGo戰勝世界排名第一的職業選手柯潔，而在中國完成了一場全民科普。事實上，這已是一個技術競賽的重要領域。中國已經制定了要成為全球人工智能領域的領導者的計劃，並希望借此帶來實體經濟的整體升級。

傳統的中國制造業，也在這波技術革命中向價值鏈的高端艱難攀升。隨著流水線上的痛點被越來越多的發掘與解決，隨著機器與人工的成本不斷得到再平衡，制造業正在朝著“智”造蛻變。

連金融這樣一個過去極為封閉的領域，也不可避免的被新技術攪動著。智能投資顧問與人們日益親密起來、保險精算師們在擔心會被機器幹掉、麥肯錫更是預計未來2-3年里就會有30%的銀行員工被取代……整個市場面臨著前所未有的一場大變。

本期專題，特此聚焦於中國的這場互聯網+浪潮。

第三方支付機構從通道變成入口，在二維碼的助攻之下，從水滴石穿演變成摧枯拉朽之勢，震驚了整個行業。

傳統支付遵循的是“四方模式”，支付寶和微信後來開創的直接連通銀行和商戶的“三方模式”，繞過了銀聯，也繞過了監管。網聯的成立，使新支付再度回到“四方模式”。至此，中國支付業寫下了一個從逆襲到建立新秩序的中國故事。

“這是中國最近出現的無人超市，店內沒有工作人員，您想買什麽就通過手機掃碼開門、支付。”2017年8月15日下午，兩位來自歐洲的遊客路過位於廣州塔附近的“F5未來商店”時，隨行的翻譯向他們介紹說。由於手機未開通通道，他們無法進入超市，只好在門口觀察。

“難以置信。”他們驚訝地對翻譯說。

2017年下半年，已有多家類似的無人超市在杭州、上海、廣州等大城市悄然開業。消費者只需一部裝有支付寶或微信且開通銀行卡支付通道的智能手機，即可全程自行購物。南方周末記者在“F5未來商店”觀察到，在下午六點前後的十分鐘內，共有44人進入店內，10人完成購物，多為中青年人。

無人超市，是中國移動支付的一個標誌性符號。而移動支付，則是罕見的中國領先全球把歐美國家也甩在身後的領域。

其發展之快，已經引得多家外媒的關註：《紐約時報》在2017年7月17日發表的報道《在中國城市，現金正在迅速過時》中稱，“中國的主要城市幾乎所有人都在使用智能手機支付一切費用，中國已跨入了‘無現金時代’的行列”。而在三年前，中國人都還主要以現金支付完成交易。

中國人上一次在這個領域領先全球，則是數個世紀前率先使用紙幣。

隨著世界最早由政府發行的紙幣“交子”在四川的出現，這種更為便利的支付方式日漸流行。到了13世紀的元朝，紙幣首次替代硬幣在全國範圍內流通，這種由桑樹制成的紙鈔帶有官方的標誌和印章，是由執政當局印發的銀票，可以直接兌換成銀子。

馬可·波羅親眼目睹這套貨幣體系的運行後，他驚呆了，“皇帝的造幣廠已經掌握了完美的煉金秘訣。”

現在，越來越多的中國人又率先把紙鈔這個名詞扔進了故紙堆，他們迅速習慣了刷一刷手機花錢。

這也與正在宣稱要進入“無現金社會”的瑞典等北歐國家情況不同——北歐人依靠的主要是銀行卡，但中國人卻“跳過了”信用卡，直接從現金轉向了手機支付：上述《紐約時報》報道的數據顯示，2016年中國手機支付總額達到5.5萬億美元，是美國1120億手機支付市場的50倍。

為什麽短短幾年，中國就發生了如此大規模的“支付的革命”？

移動支付的中國基石

移動支付的出現，使得中國一步跨越了西方長時間的支票、信用卡支付階段。

這是一個典型的後發制人的中國故事。

據《無現金時代的經濟學》一書作者戴維·沃爾曼觀察，目前發展中國家正在發生的移動支付革命是一種“跨越式現象”。因為在發展中國家，大多數人沒什麽金融服務的經驗，這意味著人們沒有任何根深蒂固的支付習慣。

在歐美發達國家，信用卡支付距今已大半個世紀，支票的歷史則長達幾百年。世界上最早的信用卡並非由銀行發行，而是起源於美國的一些百貨商店、飲食店等——為招徠顧客推銷商品，它們發給顧客一種類似金屬徽章的信用籌碼，允許顧客購貨賒銷。1952年，美國加州富蘭克林國民銀行發行了首張銀行信用卡。而最早的支票，則早在1659年就開始在北美使用。直至今天，信用卡和支票，仍然是歐美支付的主要形式。

由數位中國人民銀行官員參與合著的《支付革命：互聯網時代的第三方支付》一書認為，移動支付革命能在中國發生的原因有兩點：

首先，相對於歐美國家，中國人更愛用現金。2006年，中國流通中的現金占GDP比例約為13%，而美國為6.4%，英國3.5%。歐美銀行發展了幾百年，票據支付已成為國民難以逆轉的支付習慣。而在中國，1985年中國銀行珠海支行才發行了第一張信用卡。

其次，由於信用體系不健全，依托於信用的支付難以在中國快速發展。近期高盛發布的一份報告顯示，中國人平均有3.6張借記卡，但只有1/3的人擁有信用卡。

這種失衡的局面為移動支付的成長創造了土壤，因為消費者沒有固化的信用卡、支票支付習慣，使得中國人能更快適應移動支付。

移動支付的出現，使得中國一步跨越了西方幾十年。

《支付革命》一書寫道，“在銀行卡領域，中國落後歐美20年；在芯片卡時代，中國落後5年；而在互聯網支付領域，中國的差距僅有一年甚至更短”。這本書出版於2014年，實際上業界公認目前中國的移動發展水平已經在浪潮之巔。

在移動支付時代，信用體系正在快速建立起來，資金流動都會留下可追蹤的痕跡。如今騰訊與阿里巴巴都已建立起企業的個人信用體系，並基於大數據推出相應的信用貸款服務。

除了用戶習慣，技術手段的進步則是移動支付在中國起飛的另一時代機遇。

從技術的角度，中國的第三方支付可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以POS機物理網絡為依托，其網絡樞紐是銀聯這一清算平臺；第二階段是以電腦的物理網絡為依托，以支付寶等網上支付工具為代表；第三階段是以智能手機終端和3G/4G高速移動通信網絡為依托的移動支付，以支付寶、微信支付為代表。

中國的數字化支付的起點，要追溯到二十多年前的“金卡工程”和15年前中國銀聯的成立。改革開放之初，四大國有銀行相繼恢複或成立，但發展到2000年，分散在全國18個城市的銀行卡中心各自獨立運作、互不連通，銀行卡的全國受理網絡難以形成。而早在20世紀七八十年代，歐美發達國家就已經實現了信用卡的跨國使用。

1993年，國務院啟動以發展電子貨幣為目的的金卡工程。2002年3月，中國銀聯成立，意在實現銀行卡全國範圍內聯網通用，也使得異地跨行的網上支付成為可能，中國真正的清算體系建立起來。銀聯立項僅兩年，跨行交易成功率由成立前的不到50%提到90%以上。

彼時，在多銀行接口難以互聯外，另一個難題是金融網絡與互聯網的接口承接，因為系統繁瑣、成本高，銀行沒有動力去做。這時，市場上湧現了第一批第三方支付機構。它們往往曾是IT企業，因為給銀行開發信息系統，發現了電子商務這一支付痛點。

它們提供的是網關模式，即以中介形式連接商家和銀行，幫助商家和消費者在網絡交易支付過程中跳轉到各家銀行的網銀接口。

這一時期，第三方支付只是商戶到銀行的通道，是銀行的附屬角色。

但很快，隨著互聯網特別是智能手機的流行，支付的逆襲之火悄悄燎原。

第三方支付逆襲

在看似壁壘森嚴的銀行業面前，第三方支付從夾縫中生長出來，先以水滴石穿、後以摧枯拉朽的態勢，震撼了整個行業。

中國第三方支付真正實現飛躍，是從網關模式，升級為賬戶模式。

所謂賬戶模式，是指大量互聯網支付通過商戶和消費者註冊的第三方支付平臺的個人賬戶來完成。

在這種模式下，第三方支付機構真正作為一個平臺，處於交易流程中資金和信息的重要停留節點，基於這些資金流和信息流，它們可以做更多的增值服務，包括今天中國消費者所享受的繳費、轉賬、還款、授信、保理、理財、咨詢等。

從此，第三方支付機構從一個通道，變成了一個入口。而互聯網時代的秘訣就是“入口為王”，鎖定了客戶，就鎖定了生產、流通和消費。

賬戶模式的始作俑者，就是如今的行業巨頭支付寶。

為了解決網購交易中的誠信問題，給買賣雙方提供擔保交易服務，淘寶網於2003年10月推出了支付寶。接著，支付寶創造性地在網購流程中引入了虛擬賬戶，在這個賬戶里，你可以資金擔保，也可以收付款、充值、轉賬。

支付寶的虛擬賬戶實現了與大多數銀行渠道的互通，比如2010年12月，支付寶和中國銀行聯合推出信用卡快捷支付，支付寶賬號綁定銀行卡後，可以支付和還款，無需再通過網銀。這樣，支付過程就繞過了銀聯這一清算平臺。

支付寶不斷擴展虛擬賬戶的功能，2013年6月，它推出余額寶，將貨幣基金內置在其中，成為了中國互聯網理財的啟蒙產品。直到現在，這個虛擬賬戶依然還在不斷開發出新功能。

正是在這家互聯網金融新貴崛起的過程中，中國數字貨幣的發展趟出了第二條路：交易商的電子化，在電子商務中派生出的數碼記賬系統，比如預付卡、儲值卡和互聯網中的虛擬賬戶等。

在此之前的長久時間里，數字貨幣的主要路徑是銀行的電子化，即把紙面票據轉化為數碼記賬，比如磁條卡、IC卡和網上銀行。

在第一條路中，銀行是唯一的主角；第二條路則是第三方支付的逆襲，它使得銀行從前臺退到後臺，成為可缺席的支付媒介。

第二條路徑也正是當下正在中國發生的“支付革命”。

2008年－2010年，中國第三方支付異軍突起，交易額連續3年增長率超過100%。互聯網支付業務從2006年的485億元增加到2012年的6.89萬億元，增加了22倍。

在看似壁壘森嚴的銀行業面前，第三方支付從夾縫中生長出來，先以水滴石穿、後以摧枯拉朽的態勢，震撼了整個行業。

起初，商業銀行並沒有把支付業務看在眼里。商業銀行的營利以存貸業務為主，支付業務的利潤可以忽略不計，2012年全國14家商業銀行的支付服務收入僅占總收入的5%。

然而第三方支付就從這一金融的基礎服務做起，建立賬戶模式後開始向上層服務蔓延，使商業銀行處於被逆襲的局面。而阿里巴巴董事長馬雲的一句話也已經成為現實，“銀行不改變，我們就來改變銀行”。

不過，第三方支付狂飆突進的背後，也出現了部分第三方支付企業挪用備付金，不法分子通過第三方支付通道進行洗錢、套現等現象。

2009年4月，監管開始介入，對從事支付清算業務的非金融機構進行登記。2010年下半年，中國人民銀行頒布了《非金融機構支付服務管理辦法》及其細則。接著，發放第三方支付的牌照，2011年5月26日，支付寶獲得了國內第一張支付牌照。

《支付革命》一書中說，互聯網市場創新永遠走在監管前面，監管機構經常面臨“不知道什麽時候又冒出來了新東西”的情況。

技術功臣二維碼

隨著智能手機和4G、Wi-Fi網絡的發展，移動支付又成為了第三方支付行業新的顛覆者。

2012年以後，隨著智能手機和4G、Wi-Fi網絡的發展，移動支付又成為了第三方支付行業新的顛覆者。

快捷支付有兩個必要條件——標準的信息終端和輸入輸出設備。而支付更便捷，就需要輸入輸出設備可隨身攜帶，手機天然具備這一特點，黏在了消費者手上。

一般來說，第三方支付機構進軍移動支付的方式，是身份綁定與App開發，但是微信的出現，打破了這個剛建立不久的路徑，建立了微信通道。

2011年1月21日微信上線，2013年8月，在擁有4億用戶的基礎上，微信支付上線。次年春節，微信紅包面世。2015年，微信開始布局線下支付，迅速與支付寶齊頭並進，成為移動支付市場的雙寡頭。

最新的數據顯示，支付寶和財付通（包括微信支付和QQ錢包）在國內第三方移動支付的市場份額分別為53.7%和39.51%，合計占93%的市場。

《紐約時報》的報道認為，騰訊和螞蟻金服（支付寶運營方）已經坐在了“金礦的頂端”：這兩家企業可以通過微信支付和支付寶轉賬獲利，也可以向使用這一平臺的企業收錢，同時也獲取了大量的支付數據。最新的數據顯示，2018年螞蟻金服和騰訊在每日全球交易量上，將超越Visa等信用卡企業。

除了黏住消費者的手機，微信和支付寶如此迅速地攻城略地，背後的另一個關鍵的技術功臣是二維碼——掃一掃這個小方塊，線上世界與眼前的商家瞬間連接，買賣雙方才能真正牽扯進一樁交易之中。

二維條形碼最早發明於日本，它在代碼編制上巧妙地利用構成電腦內部邏輯基礎的“0”、“1”比特流的概念，使用若幹個與二進制相對應的幾何形體來表示文字數值信息。通過圖像輸入，“掃一掃”，即可實現信息的自動處理。

二維碼在移動商務方面的應用起步於2005年初的日韓市場，但因為手機智能化程度不高、推進力度有限、用戶接受度低等原因，幾年後歸於沈寂。而在歐美，二維碼支付從未落地。

相較於傳統的第三方支付終端POS機，二維碼技術的最大優勢是成本極低——商家只需要把一張打印有二維碼的白紙貼在墻上，即可收付款。而一臺POS機設備的售價則高達1000元左右。

2011年7月，支付寶在國內首推二維碼支付。從前的線下支付以銀行卡為主的格局被改變，二維碼迅速占領市場。2014年，因為對安全性的顧慮，央行下發緊急文件叫停。

但支付巨頭們沒有放棄這一技術，不斷對二維碼的技術模式和安全性進行改進。當年12月12日，支付寶高調宣布全國近100個品牌、2萬家門店推廣掃碼優惠，二維碼卷土重來。微信也緊隨其後，推出二維碼支付。

2016年8月，支付清算協會下發了《條碼支付業務規範》(征求意見稿)，至此，央行終於認可了二維碼支付。當年12月，此前觀望而未涉足二維碼支付的中國銀聯，也正式發布了銀聯二維碼支付標準。

重回“四方模式”

網聯來了，它相當於第三方支付領域的“銀聯”，意味著以後支付機構不能再單獨接入銀行。

傳統的第三方支付遵循的是“四方模式”，即發卡機構（如銀行）、收單機構、商戶和卡組織（如銀聯）四方參與，顧客通過手機支付時，仍然刷的是銀行卡，背後的清算方式與銀行卡交易相同，也要通過銀聯這樣的清算平臺。

但支付寶和微信後來開創的直接連通銀行和商戶的“三方模式”，繞過了銀聯，顛覆了“四方模式”。比如用戶通過支付寶賬戶向他人的支付寶賬戶轉賬，支付寶只需通過它自己在不同銀行的賬戶之間劃轉資金，即可完成這個過程。

這樣一來，交易信息無法通過跨行資金清算平臺被監管方直接采集，監管機構也難以在第一時間發現洗錢、套現等非法行為。

關於“三方模式”是怎麽形成的，一位淘寶前員工曾感慨說出現之初他們很不為金融機構“待見”，被迫想出了這樣的辦法。而一位曾在銀聯體系工作的員工向南方周末記者透露，微信支付和支付寶從前不願接入銀聯受制於人。因為它們吸納的資金體量大，商業銀行都會希望它們前去開設賬戶，為此不惜給出許多優惠條件，其中就包括對支付的限制少。

蘇寧金融研究院互聯網金融中心主任薛洪言也對南方周末記者分析，最早，第三方支付機構跟銀聯有過合作和溝通，“但這會讓銀聯切走一塊利潤分成”。後來在市場競爭中，有的第三方支付企業就做了一些“模式創新”，之後整個行業效仿，“三方模式”逐漸成為標配。“這一過程中可能是銀聯阻止不力，沒有及時叫停，但也可能是它沒有力量去叫停，形成這樣一個現狀。”薛洪言說。

中國政法大學金融創新與互聯網金融法治研究中心副秘書長趙鷂對南方周末記者說，三方直連模式這種做法只有中國才有，在國外是非法的，因為第三方支付機構並沒有支付清算的許可，卻在從事跨行清算的業務。它們能夠鉆空子，是因為我國沒有關於電子支付或清算支付的法律，“只有部門規章，沒法用法律去追究。”

“原來我們國家有259家第三方支付機構，網絡支付有一百多家，這一百多家都在跟銀行搞直連，就相當於一百多個小的清算機構，而且都脫離於監管，這在發達國家是不可思議的。”他說。

2017年8月4日，央行下發文件，要求各銀行和支付機構應於2017年10月15日前完成接入網聯平臺和業務遷移的相關準備工作。

網聯相當於第三方支付領域的“銀聯”，意味著以後支付機構不能再單獨接入銀行，一律先接入網聯，再由網聯接入銀行，從市場自發的“三方模式”再度回到“四方模式”。支付寶人士告訴南方周末記者，目前支付寶已接入網聯運營的非銀行支付機構網絡支付清算平臺。對用戶使用支付寶，包括支付和提現等功能暫時沒有影響，也沒有費用調整計劃。

多位采訪對象告訴南方周末記者，實際上央行成立網聯這件事已經籌劃了好幾年。

趙鷂說，2011年支付清算協會就說要搞一個網聯，但是由於當時的市場環境、技術條件等還不夠成熟和完善，所以處於研究的狀態。“這是包括支付機構、人民銀行、商業銀行等集體智慧的產物，也是我們國家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優勢，這個系統如果國外去做，無論是人力、物力、財力都是不可能的事，中國在這件事上其實已經跑在了前面。”他說。

“支付革命”的中國路徑：逆襲、失控與新秩序

上海首家無人超市“繽果盒子”。（視覺中國/圖）

（本文首發於2017年8月24日《南方周末》,原標題為《逆襲、失控與新秩序 “支付革命”的中國路徑》）

編者按：正按新發展理念奮力轉型的中國，恰逢全球技術革命的浪潮，一個個由技術與資本共同支撐的中國夢，便有了落地的時代機遇，並且深刻改變著中國經濟社會的現實。

移動支付，是其中一個典型的後發制人的中國故事。幾個世紀前最早使用紙幣的中國人，現在又在全世界率先習慣刷手機付錢。而當第三方支付摧枯拉朽改寫行業格局，卻又脫離監管狂奔之時，大國力量果斷出手，將其重新拖進監管框架。這場革命並未結束，在新秩序下，市場新力量們正在對數據展開爭奪，並因此向傳統金融發起了更深層的挑戰。

人工智能，則隨著AlphaGo戰勝世界排名第一的職業選手柯潔，而在中國完成了一場全民科普。事實上，這已是一個技術競賽的重要領域。中國已經制定了要成為全球人工智能領域的領導者的計劃，並希望借此帶來實體經濟的整體升級。

傳統的中國制造業，也在這波技術革命中向價值鏈的高端艱難攀升。隨著流水線上的痛點被越來越多的發掘與解決，隨著機器與人工的成本不斷得到再平衡，制造業正在朝著“智”造蛻變。

連金融這樣一個過去極為封閉的領域，也不可避免的被新技術攪動著。智能投資顧問與人們日益親密起來、保險精算師們在擔心會被機器幹掉、麥肯錫更是預計未來2-3年里就會有30%的銀行員工被取代……整個市場面臨著前所未有的一場大變。

本期專題，特此聚焦於中國的這場互聯網+浪潮。

第三方支付機構從通道變成入口，在二維碼的助攻之下，從水滴石穿演變成摧枯拉朽之勢，震驚了整個行業。

傳統支付遵循的是“四方模式”，支付寶和微信後來開創的直接連通銀行和商戶的“三方模式”，繞過了銀聯，也繞過了監管。網聯的成立，使新支付再度回到“四方模式”。至此，中國支付業寫下了一個從逆襲到建立新秩序的中國故事。

“這是中國最近出現的無人超市，店內沒有工作人員，您想買什麽就通過手機掃碼開門、支付。”2017年8月15日下午，兩位來自歐洲的遊客路過位於廣州塔附近的“F5未來商店”時，隨行的翻譯向他們介紹說。由於手機未開通通道，他們無法進入超市，只好在門口觀察。

“難以置信。”他們驚訝地對翻譯說。

2017年下半年，已有多家類似的無人超市在杭州、上海、廣州等大城市悄然開業。消費者只需一部裝有支付寶或微信且開通銀行卡支付通道的智能手機，即可全程自行購物。南方周末記者在“F5未來商店”觀察到，在下午六點前後的十分鐘內，共有44人進入店內，10人完成購物，多為中青年人。

無人超市，是中國移動支付的一個標誌性符號。而移動支付，則是罕見的中國領先全球把歐美國家也甩在身後的領域。

其發展之快，已經引得多家外媒的關註：《紐約時報》在2017年7月17日發表的報道《在中國城市，現金正在迅速過時》中稱，“中國的主要城市幾乎所有人都在使用智能手機支付一切費用，中國已跨入了‘無現金時代’的行列”。而在三年前，中國人都還主要以現金支付完成交易。

中國人上一次在這個領域領先全球，則是數個世紀前率先使用紙幣。

隨著世界最早由政府發行的紙幣“交子”在四川的出現，這種更為便利的支付方式日漸流行。到了13世紀的元朝，紙幣首次替代硬幣在全國範圍內流通，這種由桑樹制成的紙鈔帶有官方的標誌和印章，是由執政當局印發的銀票，可以直接兌換成銀子。

馬可·波羅親眼目睹這套貨幣體系的運行後，他驚呆了，“皇帝的造幣廠已經掌握了完美的煉金秘訣。”

現在，越來越多的中國人又率先把紙鈔這個名詞扔進了故紙堆，他們迅速習慣了刷一刷手機花錢。

這也與正在宣稱要進入“無現金社會”的瑞典等北歐國家情況不同——北歐人依靠的主要是銀行卡，但中國人卻“跳過了”信用卡，直接從現金轉向了手機支付：上述《紐約時報》報道的數據顯示，2016年中國手機支付總額達到5.5萬億美元，是美國1120億手機支付市場的50倍。

為什麽短短幾年，中國就發生了如此大規模的“支付的革命”？

移動支付的中國基石

移動支付的出現，使得中國一步跨越了西方長時間的支票、信用卡支付階段。

這是一個典型的後發制人的中國故事。

據《無現金時代的經濟學》一書作者戴維·沃爾曼觀察，目前發展中國家正在發生的移動支付革命是一種“跨越式現象”。因為在發展中國家，大多數人沒什麽金融服務的經驗，這意味著人們沒有任何根深蒂固的支付習慣。

在歐美發達國家，信用卡支付距今已大半個世紀，支票的歷史則長達幾百年。世界上最早的信用卡並非由銀行發行，而是起源於美國的一些百貨商店、飲食店等——為招徠顧客推銷商品，它們發給顧客一種類似金屬徽章的信用籌碼，允許顧客購貨賒銷。1952年，美國加州富蘭克林國民銀行發行了首張銀行信用卡。而最早的支票，則早在1659年就開始在北美使用。直至今天，信用卡和支票，仍然是歐美支付的主要形式。

由數位中國人民銀行官員參與合著的《支付革命：互聯網時代的第三方支付》一書認為，移動支付革命能在中國發生的原因有兩點：

首先，相對於歐美國家，中國人更愛用現金。2006年，中國流通中的現金占GDP比例約為13%，而美國為6.4%，英國3.5%。歐美銀行發展了幾百年，票據支付已成為國民難以逆轉的支付習慣。而在中國，1985年中國銀行珠海支行才發行了第一張信用卡。

其次，由於信用體系不健全，依托於信用的支付難以在中國快速發展。近期高盛發布的一份報告顯示，中國人平均有3.6張借記卡，但只有1/3的人擁有信用卡。

這種失衡的局面為移動支付的成長創造了土壤，因為消費者沒有固化的信用卡、支票支付習慣，使得中國人能更快適應移動支付。

移動支付的出現，使得中國一步跨越了西方幾十年。

《支付革命》一書寫道，“在銀行卡領域，中國落後歐美20年；在芯片卡時代，中國落後5年；而在互聯網支付領域，中國的差距僅有一年甚至更短”。這本書出版於2014年，實際上業界公認目前中國的移動發展水平已經在浪潮之巔。

在移動支付時代，信用體系正在快速建立起來，資金流動都會留下可追蹤的痕跡。如今騰訊與阿里巴巴都已建立起企業的個人信用體系，並基於大數據推出相應的信用貸款服務。

除了用戶習慣，技術手段的進步則是移動支付在中國起飛的另一時代機遇。

從技術的角度，中國的第三方支付可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以POS機物理網絡為依托，其網絡樞紐是銀聯這一清算平臺；第二階段是以電腦的物理網絡為依托，以支付寶等網上支付工具為代表；第三階段是以智能手機終端和3G/4G高速移動通信網絡為依托的移動支付，以支付寶、微信支付為代表。

中國的數字化支付的起點，要追溯到二十多年前的“金卡工程”和15年前中國銀聯的成立。改革開放之初，四大國有銀行相繼恢複或成立，但發展到2000年，分散在全國18個城市的銀行卡中心各自獨立運作、互不連通，銀行卡的全國受理網絡難以形成。而早在20世紀七八十年代，歐美發達國家就已經實現了信用卡的跨國使用。

1993年，國務院啟動以發展電子貨幣為目的的金卡工程。2002年3月，中國銀聯成立，意在實現銀行卡全國範圍內聯網通用，也使得異地跨行的網上支付成為可能，中國真正的清算體系建立起來。銀聯立項僅兩年，跨行交易成功率由成立前的不到50%提到90%以上。

彼時，在多銀行接口難以互聯外，另一個難題是金融網絡與互聯網的接口承接，因為系統繁瑣、成本高，銀行沒有動力去做。這時，市場上湧現了第一批第三方支付機構。它們往往曾是IT企業，因為給銀行開發信息系統，發現了電子商務這一支付痛點。

它們提供的是網關模式，即以中介形式連接商家和銀行，幫助商家和消費者在網絡交易支付過程中跳轉到各家銀行的網銀接口。

這一時期，第三方支付只是商戶到銀行的通道，是銀行的附屬角色。

但很快，隨著互聯網特別是智能手機的流行，支付的逆襲之火悄悄燎原。

第三方支付逆襲

在看似壁壘森嚴的銀行業面前，第三方支付從夾縫中生長出來，先以水滴石穿、後以摧枯拉朽的態勢，震撼了整個行業。

中國第三方支付真正實現飛躍，是從網關模式，升級為賬戶模式。

所謂賬戶模式，是指大量互聯網支付通過商戶和消費者註冊的第三方支付平臺的個人賬戶來完成。

在這種模式下，第三方支付機構真正作為一個平臺，處於交易流程中資金和信息的重要停留節點，基於這些資金流和信息流，它們可以做更多的增值服務，包括今天中國消費者所享受的繳費、轉賬、還款、授信、保理、理財、咨詢等。

從此，第三方支付機構從一個通道，變成了一個入口。而互聯網時代的秘訣就是“入口為王”，鎖定了客戶，就鎖定了生產、流通和消費。

賬戶模式的始作俑者，就是如今的行業巨頭支付寶。

為了解決網購交易中的誠信問題，給買賣雙方提供擔保交易服務，淘寶網於2003年10月推出了支付寶。接著，支付寶創造性地在網購流程中引入了虛擬賬戶，在這個賬戶里，你可以資金擔保，也可以收付款、充值、轉賬。

支付寶的虛擬賬戶實現了與大多數銀行渠道的互通，比如2010年12月，支付寶和中國銀行聯合推出信用卡快捷支付，支付寶賬號綁定銀行卡後，可以支付和還款，無需再通過網銀。這樣，支付過程就繞過了銀聯這一清算平臺。

支付寶不斷擴展虛擬賬戶的功能，2013年6月，它推出余額寶，將貨幣基金內置在其中，成為了中國互聯網理財的啟蒙產品。直到現在，這個虛擬賬戶依然還在不斷開發出新功能。

正是在這家互聯網金融新貴崛起的過程中，中國數字貨幣的發展趟出了第二條路：交易商的電子化，在電子商務中派生出的數碼記賬系統，比如預付卡、儲值卡和互聯網中的虛擬賬戶等。

在此之前的長久時間里，數字貨幣的主要路徑是銀行的電子化，即把紙面票據轉化為數碼記賬，比如磁條卡、IC卡和網上銀行。

在第一條路中，銀行是唯一的主角；第二條路則是第三方支付的逆襲，它使得銀行從前臺退到後臺，成為可缺席的支付媒介。

第二條路徑也正是當下正在中國發生的“支付革命”。

2008年－2010年，中國第三方支付異軍突起，交易額連續3年增長率超過100%。互聯網支付業務從2006年的485億元增加到2012年的6.89萬億元，增加了22倍。

在看似壁壘森嚴的銀行業面前，第三方支付從夾縫中生長出來，先以水滴石穿、後以摧枯拉朽的態勢，震撼了整個行業。

起初，商業銀行並沒有把支付業務看在眼里。商業銀行的營利以存貸業務為主，支付業務的利潤可以忽略不計，2012年全國14家商業銀行的支付服務收入僅占總收入的5%。

然而第三方支付就從這一金融的基礎服務做起，建立賬戶模式後開始向上層服務蔓延，使商業銀行處於被逆襲的局面。而阿里巴巴董事長馬雲的一句話也已經成為現實，“銀行不改變，我們就來改變銀行”。

不過，第三方支付狂飆突進的背後，也出現了部分第三方支付企業挪用備付金，不法分子通過第三方支付通道進行洗錢、套現等現象。

2009年4月，監管開始介入，對從事支付清算業務的非金融機構進行登記。2010年下半年，中國人民銀行頒布了《非金融機構支付服務管理辦法》及其細則。接著，發放第三方支付的牌照，2011年5月26日，支付寶獲得了國內第一張支付牌照。

《支付革命》一書中說，互聯網市場創新永遠走在監管前面，監管機構經常面臨“不知道什麽時候又冒出來了新東西”的情況。

技術功臣二維碼

隨著智能手機和4G、Wi-Fi網絡的發展，移動支付又成為了第三方支付行業新的顛覆者。

2012年以後，隨著智能手機和4G、Wi-Fi網絡的發展，移動支付又成為了第三方支付行業新的顛覆者。

快捷支付有兩個必要條件——標準的信息終端和輸入輸出設備。而支付更便捷，就需要輸入輸出設備可隨身攜帶，手機天然具備這一特點，黏在了消費者手上。

一般來說，第三方支付機構進軍移動支付的方式，是身份綁定與App開發，但是微信的出現，打破了這個剛建立不久的路徑，建立了微信通道。

2011年1月21日微信上線，2013年8月，在擁有4億用戶的基礎上，微信支付上線。次年春節，微信紅包面世。2015年，微信開始布局線下支付，迅速與支付寶齊頭並進，成為移動支付市場的雙寡頭。

最新的數據顯示，支付寶和財付通（包括微信支付和QQ錢包）在國內第三方移動支付的市場份額分別為53.7%和39.51%，合計占93%的市場。

《紐約時報》的報道認為，騰訊和螞蟻金服（支付寶運營方）已經坐在了“金礦的頂端”：這兩家企業可以通過微信支付和支付寶轉賬獲利，也可以向使用這一平臺的企業收錢，同時也獲取了大量的支付數據。最新的數據顯示，2018年螞蟻金服和騰訊在每日全球交易量上，將超越Visa等信用卡企業。

除了黏住消費者的手機，微信和支付寶如此迅速地攻城略地，背後的另一個關鍵的技術功臣是二維碼——掃一掃這個小方塊，線上世界與眼前的商家瞬間連接，買賣雙方才能真正牽扯進一樁交易之中。

二維條形碼最早發明於日本，它在代碼編制上巧妙地利用構成電腦內部邏輯基礎的“0”、“1”比特流的概念，使用若幹個與二進制相對應的幾何形體來表示文字數值信息。通過圖像輸入，“掃一掃”，即可實現信息的自動處理。

二維碼在移動商務方面的應用起步於2005年初的日韓市場，但因為手機智能化程度不高、推進力度有限、用戶接受度低等原因，幾年後歸於沈寂。而在歐美，二維碼支付從未落地。

相較於傳統的第三方支付終端POS機，二維碼技術的最大優勢是成本極低——商家只需要把一張打印有二維碼的白紙貼在墻上，即可收付款。而一臺POS機設備的售價則高達1000元左右。

2011年7月，支付寶在國內首推二維碼支付。從前的線下支付以銀行卡為主的格局被改變，二維碼迅速占領市場。2014年，因為對安全性的顧慮，央行下發緊急文件叫停。

但支付巨頭們沒有放棄這一技術，不斷對二維碼的技術模式和安全性進行改進。當年12月12日，支付寶高調宣布全國近100個品牌、2萬家門店推廣掃碼優惠，二維碼卷土重來。微信也緊隨其後，推出二維碼支付。

2016年8月，支付清算協會下發了《條碼支付業務規範》(征求意見稿)，至此，央行終於認可了二維碼支付。當年12月，此前觀望而未涉足二維碼支付的中國銀聯，也正式發布了銀聯二維碼支付標準。

重回“四方模式”

網聯來了，它相當於第三方支付領域的“銀聯”，意味著以後支付機構不能再單獨接入銀行。

傳統的第三方支付遵循的是“四方模式”，即發卡機構（如銀行）、收單機構、商戶和卡組織（如銀聯）四方參與，顧客通過手機支付時，仍然刷的是銀行卡，背後的清算方式與銀行卡交易相同，也要通過銀聯這樣的清算平臺。

但支付寶和微信後來開創的直接連通銀行和商戶的“三方模式”，繞過了銀聯，顛覆了“四方模式”。比如用戶通過支付寶賬戶向他人的支付寶賬戶轉賬，支付寶只需通過它自己在不同銀行的賬戶之間劃轉資金，即可完成這個過程。

這樣一來，交易信息無法通過跨行資金清算平臺被監管方直接采集，監管機構也難以在第一時間發現洗錢、套現等非法行為。

關於“三方模式”是怎麽形成的，一位淘寶前員工曾感慨說出現之初他們很不為金融機構“待見”，被迫想出了這樣的辦法。而一位曾在銀聯體系工作的員工向南方周末記者透露，微信支付和支付寶從前不願接入銀聯受制於人。因為它們吸納的資金體量大，商業銀行都會希望它們前去開設賬戶，為此不惜給出許多優惠條件，其中就包括對支付的限制少。

蘇寧金融研究院互聯網金融中心主任薛洪言也對南方周末記者分析，最早，第三方支付機構跟銀聯有過合作和溝通，“但這會讓銀聯切走一塊利潤分成”。後來在市場競爭中，有的第三方支付企業就做了一些“模式創新”，之後整個行業效仿，“三方模式”逐漸成為標配。“這一過程中可能是銀聯阻止不力，沒有及時叫停，但也可能是它沒有力量去叫停，形成這樣一個現狀。”薛洪言說。

中國政法大學金融創新與互聯網金融法治研究中心副秘書長趙鷂對南方周末記者說，三方直連模式這種做法只有中國才有，在國外是非法的，因為第三方支付機構並沒有支付清算的許可，卻在從事跨行清算的業務。它們能夠鉆空子，是因為我國沒有關於電子支付或清算支付的法律，“只有部門規章，沒法用法律去追究。”

“原來我們國家有259家第三方支付機構，網絡支付有一百多家，這一百多家都在跟銀行搞直連，就相當於一百多個小的清算機構，而且都脫離於監管，這在發達國家是不可思議的。”他說。

2017年8月4日，央行下發文件，要求各銀行和支付機構應於2017年10月15日前完成接入網聯平臺和業務遷移的相關準備工作。

網聯相當於第三方支付領域的“銀聯”，意味著以後支付機構不能再單獨接入銀行，一律先接入網聯，再由網聯接入銀行，從市場自發的“三方模式”再度回到“四方模式”。支付寶人士告訴南方周末記者，目前支付寶已接入網聯運營的非銀行支付機構網絡支付清算平臺。對用戶使用支付寶，包括支付和提現等功能暫時沒有影響，也沒有費用調整計劃。

多位采訪對象告訴南方周末記者，實際上央行成立網聯這件事已經籌劃了好幾年。

趙鷂說，2011年支付清算協會就說要搞一個網聯，但是由於當時的市場環境、技術條件等還不夠成熟和完善，所以處於研究的狀態。“這是包括支付機構、人民銀行、商業銀行等集體智慧的產物，也是我們國家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優勢，這個系統如果國外去做，無論是人力、物力、財力都是不可能的事，中國在這件事上其實已經跑在了前面。”他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