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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例省級交易平臺總經理犯案獲刑 誰在保護現貨欺詐?

日前，浙江省高級人民法院對一起現貨電子交易平臺特大詐騙案做出終審判決，南京亞太化工電子交易中心原總經理謝橋被判無期徒刑，這是全國首例有省級批文的地方交易場所高管團隊被判刑。

除謝橋以外，包括平臺高管、會員公司負責人、二級代理商、操盤手、喊單在內的40多名被告以詐騙罪被判處有期徒刑。有法律專家表示，本案用刑法處罰非法期貨交易，具有標桿意義，說明國內司法機關已經高度關註這類交易詐騙的本質。

不過，在遍布全國的大約1000多家現貨交易平臺中，被公安機關偵查的屈指可數，並且往往都需要跨省報案、異地偵查。民事訴訟也表現出明顯的轄區特點，案件如果在平臺的所在地審理，以平臺勝訴居多，在外地，則以投資者勝訴居多，但絕大部分投資者仍無法挽回損失。

首例省級批文平臺涉刑

中國裁判文書網近日披露，2012年7月至2013年11月，南京亞太化工電子交易中心(下稱“南京亞太”)總經理謝橋將南京亞太木糖醇、液堿等多個交易品種承包給做市商經營，並約定盈利分成，謝橋等四名平臺管理人員共獲取非法利益約7972萬元。

南京亞太是一家以化工產品為主的現貨交易平臺，采用標準化合約競價電子掇合、T+0、每日無負債、杠桿、保證金強制平倉等交易方式，盈利模式為收取交易手續費。2013年5月，南京亞太在江蘇省各類交易場所清理整頓中順利通過驗收，得以保留。

浙江高院認定，謝橋等人背著平臺董事會，實施了做市商制度，為指定的四家做市商提供被害投資者的持倉量、交易數據後臺信息、指導做市商操縱價格、為做市商提供虛擬資金用於與投資者進行對賭。

做市商，也稱會員公司，通過招募下級代理商在全國以“打電話”虛構事實、隱瞞真相等方式吸引投資者開戶，先提供正確行情以取得投資者信任，在誘導客戶加大投資後，再喊反單，利用南京亞太提供的後臺數據和虛擬資金操縱價格，致使客戶大幅度虧損，從而獲取非法利益。對客戶損失，南京亞太、做市商和代理商以大約15%、10%、75%的比例進行分成。

2013年12月，浙江紹興越城警方經過一年多的偵查後，將謝橋等人刑事拘留。來自全國幾百位被害人提供了陳述、書證、電子數據、QQ聊天記錄等大量證據。

浙江高院認為，南京亞太管理人員與做市商、代理商共同配合，主觀上均有非法占有被害人資金的故意，客觀上在各自層級均采取虛構事實、隱瞞真相的行為，均構成詐騙罪，因此維持原判判決。

謝橋被判處無期徒刑，並處沒收個人全部財產;南京亞太原副總經理鄭東昊被判處有期徒刑13年，並處罰金10萬元。其他包括平臺高管、會員公司負責人、二級代理商、操盤手、喊單在內的40名被告均以詐騙罪或窩藏罪被判處3年至15年的有期徒刑。

北京師範大學刑事法律科學研究院教授周振傑對《第一財經日報》表示，“刑法是最嚴厲的法律，只有當其它法律不足以有效規範某一個違法行為的時候才會啟動，從這個案例來說，顯然這種非法期貨交易活動的嚴重性引起了非常重大的關註，具有標桿性意義。”

他認為，雖然交易平臺是合法成立的，但是手段觸犯法律規定也會受到懲罰。平臺、會員公司和代理商的行為不是彼此孤立的，而是共同形成一個整體對被害人造成侵害，只要參與到這個行為鏈條的都應該承擔相應的刑事責任。

北京盈科(廣州)律師事務所律師潘衛平告訴《第一財經日報》，交易所給做市商提供虛擬資金，允許做市商以更高的杠桿倍數與客戶對賭，那麽這樣的交易制度肯定是不公平的。本案說明，國內司法機關已經開始動真格，不只是在民事上認定是否非法期貨交易，或者在刑事上涉嫌非法經營罪，更是針對某些平臺觸及其詐騙的本質即以詐騙罪論處。

記者了解到，南京亞太還在繼續營業中，並推出了新的現貨商品交收品種。南京亞太工作人員告訴記者，案件跟平臺本身沒有關系，公司運營沒有受到影響。

就南京亞太是否經過整改、如何整改、當前交易模式是否合規，記者多次致電江蘇省金融辦和南京市金融辦，但截至發稿，尚未得到回複。

地方交易平臺合法化之路

近年來，炒白銀、炒原油等違規變相期貨交易平臺在全國蔓延。據不完全統計，目前全國各地有貴金屬、大宗商品現貨電子交易市場共有1500多家，交易活躍的約有70多家，絕大部分都采用保證金、標準合約、強制平倉等類似期貨的交易模式，並且采取做市商對賭模式。

這種交易模式源自本世紀初從香港傳入境內的黃金電子盤對賭交易，2008年以來，一些地下黃金電子盤通過成立交易所尋求合法地位。

2011年12月，為了防範金融風險，人民銀行等五部委聯合下發通知，禁止在上海黃金交易所和上海期貨交易所以外，籌建黃金交易平臺。不過，國務院同時發布了關於清理整頓各類交易場所38號文，其中明確各省級政府是省內交易平臺的監管主體。這間接實現了地方交易平臺的合法化，自此，各地現貨交易平臺如雨後春筍般紛紛建立。

在黃金禁令下，地方現貨交易平臺開始轉向白銀，近年來，又以金融創新和支持實體經濟為幌子，紛紛上線原油、瀝青、重油等等名目繁多的品種，交易模式仍然與國務院相關規定的相違。

絕大部分平臺都沒有真實商品背景，僅僅複制境外價格，炒作虛擬標的，淪為合法的“公開賭場”。不僅如此，平臺代理商還通過誇大收益、隱瞞真相大量招攬投資者，並且操縱價格致使客戶虧損。

根據國發【2011】38號文、國辦發【2012】37號文和證監發【2013】74號文，除依法經國務院期貨監管機構批準認定從事期貨交易的場所外，任何單位一律不得以集中競價、電子撮合、匿名交易、做市商等集中交易方式進行標準化合約交易。

在中國期貨業協會期貨防非專題節目中，來自證監會打非局陳柏峰表示，“有一些平臺有地方政府批文或者備案。第一，不能說它是非法的，因為它有地方政府的文件;第二，他們所從事的事或者采取的模式也很難說是合法的，因為它采用了一種類期貨的交易模式。第三，這種平臺多數是采用一些我們看不見摸不著的手段進行操作。”

他指出，到2016年底，證監系統共摸牌涉非案件或線索共369件，向公安機關移送54件，公安機關到目前為止立案27件，抓捕犯罪嫌疑人將近200人，但法院判決的比例較少，這主要是因為各個地方法院對期貨本身不是特別了解。

法院管轄權成必爭之地

近日，天津市濱海新區法院在一份判決書中認定，由於投資者只能與會員單位(做市商)一對一進行交易，因此不滿足《期貨交易管理條例》規定的集中交易方式，此案被認定為不是非法期貨交易。

南京市六合區法院在多起投資者與地方現貨平臺糾紛的判決中認定，這類交易模式，雖然符合期貨交易的部分特征，但是不完全符合集中交易中任何一種交易方式特征。而會員公司與客戶之間的交易由於借助了平臺，因此也不符合做市商模式。

法院認為，既然各省級政府是依據38文對地方交易平臺進行清理整頓的，那麽投資者也沒有理由以38號文來認定平臺經整頓後，交易行為是否為期貨交易或變相期貨交易。

不過，在投資者起訴交易平臺的民事訴訟中，並非所有法院判決都有利於交易平臺，判決表現出明顯的地域特點。記者梳理公開資料發現，如果案件在交易平臺的所在地審理，以平臺勝訴居多，在外地，平臺往往敗訴。

以天津地區交易量最大的平臺天津貴金屬交易所(下稱“津貴所”)為例，據已披露的判決書，2014年以來，津貴所及其會員單位共涉及54起與投資者之間的民事訴訟，其中在天津審理的27起案件中全部以投資者敗訴收場。當同類案件在異地法院審理時，投資者勝訴或經協調主動撤訴的比例則超過80%。

在南京市，江蘇大圓銀泰商品合約交易市場(下稱“大圓銀泰”)一度是交易規模最大的貴金屬和原油現貨平臺。2015年以來，大圓銀泰及其會員單位共涉及41起與投資者間的民事訴訟，審理地點在南京市的25起民事案件中，有21起投資人訴訟請求被駁回，而在異地審理的所有同類案件中，投資者都同意協調並主動撤訴。

記者在查閱大量民事訴訟資料時發現，哪家法院擁有案件管轄權通常是投資者和交易平臺激烈爭奪的焦點。

2015年9月，家住江蘇啟東的周女士在大圓銀泰開戶，以50倍的杠桿交易白銀和瀝青品種。在喊單“VIP級”的指導下，周女士不斷投入，甚至借錢以圖挽回損失，但在不到兩個月的時間里，虧損金額已經接近3000萬元。感到深深不解的周女士向大圓銀泰提起申訴，但賬戶隨之被凍結。

去年6月，周女士將大圓銀泰、會員公司、代理商和結算公司通通告上啟東市人民法院。不過，由於雙方存在管轄權異議，原訴訟至今未正式開庭。被告江蘇交易場所登記結算有限公司上訴稱案件應該由被告所在地南京市的法院管轄。大圓銀泰也辯稱，該案不屬於法院管轄範圍，周女士虛設被告，爭奪管轄權。

上月，南通市中級法院裁定，啟東市人民法院作為合同履行地法院擁有本案管轄權。

中銀(上海)律師事務所上海所律師郝大海對《第一財經日報》表示，管轄權是投資者和交易平臺糾紛案件的必爭之處，交易平臺提出管轄權異議首先可以拖延時間，以維持經營狀態繼續賺錢並在這段時間里加強與審理人員的聯系。其次也是最核心的，平臺可以把案件置於自己認為能夠打贏官司的地方審理。

省級空間規劃試點正式全面開展：從嚴劃定城鎮開發邊界

9日據新華社消息，《省級空間規劃試點方案》(下稱《方案》)正式公布。根據方案，我國將在海南、寧夏試點基礎上，綜合考慮地方現有工作基礎和相關條件，將吉林、浙江、福建、江西、河南、廣西、貴州等7個省份納入省級空間規劃試點範圍。

《方案》明確，開展省級空間規劃試點，要推進“多規合一”的戰略部署，全面摸清並分析國土空間本底條件，劃定城鎮、農業、生態空間及生態保護紅線、永久基本農田和城鎮開發邊界，註重開發強度管控和主要控制線落地，統籌各類空間性規劃，編制統一的省級空間規劃，為實現“多規合一”、建立健全國土空間開發保護制度積累經驗、提供示範。

《方案》指出，2017年年底前，通過試點探索實現以下目標：

一是形成一套規劃成果。在統一不同坐標系的空間規劃數據前提下，有效解決各類規劃之間的矛盾沖突問題，編制形成省級空間規劃總圖和空間規劃文本。

二是研究一套技術規程。研究提出適用於全國的省級空間規劃編制辦法，資源環境承載能力和國土空間開發適宜性評價、開發強度測算、“三區三線”劃定等技術規程，以及空間規劃用地、用海、用島分類標準、綜合管控措施等基本規範。

三是設計一個信息平臺。研究提出基於2000國家大地坐標系的規劃基礎數據轉換辦法，以及有利於空間開發數字化管控和項目審批核準並聯運行的規劃信息管理平臺設計方案。

四是提出一套改革建議。研究提出規劃管理體制機制改革創新和相關法律法規立改廢釋的具體建議。

省級空間規劃試點主要任務包括六個方面：

一是明晰規劃思路。遵循國土開發與承載能力相匹配、集聚開發與均衡發展相協調、分類保護與綜合整治相促進、資源節約與環境友好相統一的理念和方法，健全國土空間用途管制制度，優化空間組織和結構布局，提高發展質量和資源利用效率，形成可持續發展的美麗國土空間。

二是統一規劃基礎。統一規劃期限，空間規劃期限設定為2030年。統一基礎數據，完成各類空間基礎數據坐標轉換，建立空間規劃基礎數據庫。統一用地分類，系統整合《土地利用現狀分類》、《城市用地分類與規劃建設用地標準》等，形成空間規劃用地分類標準。統一目標指標，綜合各類空間性規劃核心管控要求，科學設計空間規劃目標指標體系。統一管控分區，以“三區三線”為基礎，整合形成協調一致的空間管控分區。

三是開展基礎評價。開展陸海全覆蓋的資源環境承載能力基礎評價和針對不同主體功能定位的差異化專項評價，以及國土空間開發網格化適宜性評價。結合現狀地表分區、土地權屬，分析並找出需要生態保護、利於農業生產、適宜城鎮發展的單元地塊，劃分適宜等級並合理確定規模，為劃定“三區三線”奠定基礎。將環境影響評價作為優化空間布局的重要技術方法，增強空間規劃的環境合理性和協調性。

四是繪制規劃底圖。根據不同主體功能定位，綜合考慮經濟社會發展、產業布局、人口集聚趨勢，以及永久基本農田、各類自然保護地、重點生態功能區、生態環境敏感區和脆弱區保護等底線要求，科學測算城鎮、農業、生態三類空間比例和開發強度指標。采取自上而下(省級層面向市縣層面下達管控指標和要求)和自下而上(市縣層面分解落實指標要求並報省級層面統籌校驗匯總)相結合的方式，按照嚴格保護、寧多勿少原則科學劃定生態保護紅線，按照最大程度保護生態安全、構建生態屏障的要求劃定生態空間;劃定永久基本農田，統籌考慮農業生產和農村生活需要，劃定農業空間;按照基礎評價結果和開發強度控制要求，兼顧城鎮布局和功能優化的彈性需要，從嚴劃定城鎮開發邊界，有效管控城鎮空間。以“三區三線”為載體，合理整合協調各部門空間管控手段，繪制形成空間規劃底圖。

五是編制空間規劃。重點圍繞基礎設施互聯互通、生態環境共治共保、城鎮密集地區協同規劃建設、公共服務設施均衡配置等方面的發展要求，統籌協調平衡跨行政區域的空間布局安排，並在空間規劃底圖上進行有機疊加，形成空間布局總圖。在空間布局總圖基礎上，系統整合各類空間性規劃核心內容，編制省級空間規劃，主要內容包括：省級空間發展戰略定位、目標和格局，需要分解到市縣的三類空間比例、開發強度等控制指標，“三區三線”空間劃分和管控重點，基礎設施、城鎮體系、產業發展、公共服務、資源能源、生態環境保護等主要空間開發利用布局和重點任務，各類空間差異化管控措施，規劃實施保障措施等。涉及國家安全和軍事設施的空間規劃項目等，應征求有關部門和軍隊意見。

六是搭建信息平臺。整合各部門現有空間管控信息管理平臺，搭建基礎數據、目標指標、空間坐標、技術規範統一銜接共享的空間規劃信息管理平臺，為規劃編制提供輔助決策支持，對規劃實施進行數字化監測評估，實現各類投資項目和涉及軍事設施建設項目空間管控部門並聯審批核準，提高行政審批效率。

400億！ 廣西簽訂首個省級養老金委托投資合同

每經記者 李彪 每經編輯 姚茂敦

第一批養老金投資資金正在歸集。

2017年1月7日，記者從人社部官網獲悉，廣西壯族自治區與全國社會保障基金理事會正式簽訂《基本養老保險基金委托投資合同》（以下《投資合同》），成為國務院出臺實施《基本養老保險基金投資管理辦法》（以下簡稱《辦法》）後全國基本養老保險基金委托投資擬定第一個簽約的省份。簽約後，廣西將先後有400億資金委托投資。

《每日經濟新聞》記者還註意到，近日，陜西省省長胡和平主持召開省政府2017年第一次常務會議，研究推進普惠金融、基本養老保險基金運營等工作。

值得註意的是，隨著養老金托管、運營機構名單相繼敲定後，養老金投資正進入實質運營階段。

此前，《每日經濟新聞》記者從人社部知情人士獲悉，第一批委托養老金投資運營的省份有4家左右，首批投資規模將約為4000億元。

●首個省級養老金委托投資合同落地

2016年12月，廣西壯族自治區主席陳武在北京代表廣西壯族自治區人民政府正式簽訂與全國社會保障基金理事會的《基本養老保險基金委托投資合同》，成為國務院出臺實施《辦法》後全國基本養老保險基金委托投資擬定首批簽約省份中的第一家。

2016年10月，人社部新聞發言人李忠曾表示，將啟動養老保險基金投資運營，組織第一批委托省份與社保基金會簽訂合同，公告第一批養老基金管理機構。

隨後，全國社保基金理事會先後公布了基本養老保險基金托管機構名單和基本養老保險基金證券投資管理機構評審結果。

廣西壯族自治區簽訂《投資合同》，意味著我國基本養老保險金投資運營進入實際操作階段。

根據《辦法》規定，由省級政府將各地可投資的養老基金歸集到省級社會保障專戶，統一委托給國務院授權的養老基金管理機構進行投資運營。

據了解，廣西壯族自治區人民政府與全國社會保障基金理事會簽訂合同後，將在2016年年底前和2017年分別完成300億元和100億元的委托投資資金歸集和移交，由全國社會保障基金理事會實行集中運營、市場化投資運作。《辦法》也明確規定，“委托人、受托機構、托管機構、投資管理機構因養老基金資產的管理、運營或者其他情形取得的財產和收益歸入養老基金資產，權益歸養老基金所有。”

據悉，廣西壯族自治區人社廳、財政廳聯合對相關數據進行了動態測算。在摸清全區養老保險基金滾存結余的底數基礎上，統籌考慮廣西經濟發展、就業狀況、參保人數變化和繳費基數的變動、退休人員待遇調整、財政補助以及政策變更等具體因素，對有關數據、收入支出、風險防控等進行了反複演算，對各種不可預見的情形也進行了分析評估，最終提出養老保險基金委托投資運營的基金規模為400億元、采用保底收益方式投資運營5年的建議。

中國社科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執行研究員孫永勇告訴《每日經濟新聞》記者，早在2015年就印發了《辦法》，明確了基金投資的相關問題，2017年應該會正式啟動第一批社保基金投資運營。

●基金支付壓力大地區表現積極

廣西壯族自治區社保廳稱，該區的養老保險基金規模相對較小，根據規定以委托投資方式實現保值增值的需求比發達省份更為迫切。

2015年度廣西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事業發展統計公報顯示，全年城鎮企業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基金總收入478.96億元，比上年增長15.76%，其中征繳收入334.13億元，比上年增長10.97%。各級財政補貼基本養老保險基金115.95億元，其中中央轉移支付資金104.38億元，地方財政11.57億元。全年基金總支出470.72億元，比上年增長14.15%。年末基本養老保險基金累計結存456.28億元。

值得註意的是，與2014年的數據相比，廣西養老金累計結存從448.04億元增加到456.28億元，增加了8.24億元，但財政補貼規模卻由91.58億元增加到了115.95億元，增加了24.37億元。這意味著扣除財政補貼口，城鎮職工養老金當期收支缺口在增大。

同時，2017年1月3日，陜西省省長胡和平主持召開省政府2017年第一次常務會議，會議聽取關於委托全國社會保障基金理事會投資運營陜西省基本養老保險基金有關情況的匯報。會議強調，要加強養老保險基金省級統籌，健全完善個人賬戶制度，先行開展企業職工養老保險基金委托投資工作，積極穩妥實施養老基金的投資運營，實現陜西省養老保險基金保值增值，保障養老保險制度可持續發展。

人社部數據顯示，城鎮企業職工養老保險基金當期“入不敷出”的省份在增加，由2014年的3個擴大到了2015年的6個，陜西位列其中。

為何基本養老金支付壓力較大的地區在投資運營上更為積極呢？

孫永勇解釋，推動養老金投資運營最基本的考慮是想拓展收入渠道增加基金收入。目前來看，想在基金征繳上快速大規模增加基金收入很難，增加基金規模只能靠其他收入來源，比如靠財政補貼、提高投資收益等。

“越是這些（養老金支付壓力較大的）地方，對投資方面的收益欲望越強，壓力比較大的地區就想用什麽方法來多弄一點錢”，孫永勇說，從此前全國社保基金理事會的投資業績上看，年均收益率超過8%，算是比較成功。

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員唐鈞在接受《每日經濟新聞》記者采訪時稱，社保基金放在賬戶上面，地方還是想保值增值，廣西、陜西等地區都是西部地區，它們表現積極，可能也反映了當地在基金保值增值方面的渠道較少。

首個省級監察委員會主任亮相，山西省紀委書記兼任

據黃河新聞網報道，1月18日上午，山西省第十二屆人民代表大會第七次會議選舉任建華為首任山西省監察委員會主任。

去年11月，黨中央決定，在北京市、山西省、浙江省開展國家監察體制改革試點工作。由省(市)人民代表大會產生省(市)監察委員會，作為行使國家監察職能的專責機關。

任建華是全國首個正式履職的省級監察委員會主任。

資料顯示，任建華，1957年生，曾任中央紀委駐國家發改委紀檢組組長，2016年9月任山西省委常委、省紀委書記。

任建華簡歷

任建華，男，漢族，1957年7月生，河南輝縣人，1982年8月參加工作，1984年9月加入中國共產黨，大學學歷，法學學士學位。

1978.09 鄭州大學政治系政治專業學習

1982.08 河南省洛陽市人民警察學校教師

1984.12 河南省洛陽市人民警察學校政治理論教研室副主任

1985.07 河南省洛陽市委組織部青年幹部科副主任幹事（其間：1988.07-1990.03掛職任河南省洛陽市汽車修配總廠副廠長）

1990.03 河南省洛陽市委組織部青年幹部科科長、辦公室主任

1994.06 河南省洛陽市政府辦公室副主任、黨組成員

1996.05 河南省欒川縣委副書記、縣長

1999.04 河南省欒川縣委書記（其間：1999.09-1999.12河南省委黨校第25期中青年幹部培訓班學習）

2001.09 河南省新鄉市委常委、統戰部部長

2002.07 河南省紀委幹部管理室主任（副廳級）

2003.04 河南省紀委常委、幹部管理室主任

2006.04 中央紀委幹部室副主任

2008.05 中央紀委幹部室正局級紀律檢查員、監察專員、副主任

2011.06 中央紀委信訪室主任

2015.07 中央紀委駐國家發改委紀檢組組長，國家發改委黨組成員

2016.09 山西省委常委、省紀委書記

2017.01 當選山西省監察委員會主任

廣東首提財政減支目標：省級一般性支出至少壓減5%

盡管財政收入總量已經連續25年居全國第一，但廣東已經開始感到“焦慮”。

今年，廣東首次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明確提出了減少支出的目標——省級一般性支出按不低於5%的幅度壓減。

收支矛盾加劇

《廣東省2016年預算執行情況和2017年預算草案的報告》(下稱“預算報告”)顯示，2016年，廣東全省地方一般公共預算收入10390.33億元、增長10.3%;支出13447.42億元，增長5%。廣東成為全國首個地方一般公共預算收入跨上萬億元臺階的省份。

第一財經記者梳理每年廣東省財政廳公布的預算報告後發現，過去五年，廣東財政收入快速增長，同時財政“赤字”也從2012年的1039.5億元擴大到2016年的3057.09億元，占全省生產總值的比重從1.82%擴大至3.86%。

從支出結構上看，保障和改善民生的支出占據最主要的部分，從2012年4781.18億元逐年遞增至2015年8912.66億元，且增幅均在10%以上。相應的，民生支出占全省支出的比重也從65.79%增至69.60%。不過，2016年的民生支出增速驟降，僅同比增長1.67%，占全省支出的比重也降至67.40%。

對此，廣東省政協委員、暨南大學經濟學院財稅系副教授楊森平認為，目前廣東的財政支出結構還是比較合理的。他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作為財政收入大省，廣東財政收入占GDP比重較高，且公共預算收入在提升廣東整個經濟發展的質量效益方面作用突出，走在全國前列。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預算報告把“收支矛盾”擺在了預算執行問題的首位。廣東省財政廳廳長曾誌權表示，收入方面，2016年全面推開營改增試點、調整各級收入劃分體制以及免征34項涉企行政事業性收費等地方收入政策性減收因素增多。支出方面，省級促進區域協調發展的任務沈重，維持財政收支平衡的難度逐年增大;粵東西北地區財政自給能力進一步弱化。

以監督政府預算聞名的廣東省人大代表俞雪花對第一財經記者表達了同樣的觀點，“廣東壓力大除了營改增等稅制的改革因素，還有一些困難地區的稅收收入下降很嚴重。但是，民生支出是剛性的，不能降，政府必須現在就更加關註收支問題。”

而相對於其他省份來說，廣東面臨的挑戰或許更大。中山大學嶺南學院財政稅務系主任林江就對第一財經記者分析，“廣東實體經濟發達，企業數量眾多，這是把‘雙刃劍’。經濟形勢比較樂觀時候，他們可以成為納稅的主要力量，但是當經濟形勢不好企業經營困難的時候，不僅稅收會減少，企業還會進一步呼籲政府減稅降費，政府壓力就更大，收支矛盾就會進一步突出。”

從壓減行政經費入手

近期，國務院總理李克強主持召開座談會，聽取各界人士對2017年《政府工作報告(征求意見稿)》的意見建議。對於減稅降費的空間來自哪里，李克強很篤定地說，政府要真正與企業“同甘共苦”，真正過“緊日子”。他要求，要進一步壓縮一般性公共支出，進一步提高支出效率。

過去五年，廣東省每年的預算報告中均有收支矛盾的相關表述，只不過在政府工作報告中設定明確的目標尚屬首次。報告明確提出，廣東省面臨財政收入增長放緩與剛性支出需求矛盾加劇的情況，要求2017年省級一般性公共支出按不低於5%的幅度壓減。

那麽，這個5%從哪里壓?接受采訪的數位專家均表示，從行政經費入手，也就是一般公共服務支出。此項支出主要用於保障機關事業單位正常運轉，支持各機關單位履行職能，保障各機關部門的項目支出需要，以及支持地方落實自主擇業軍轉幹部退役金等。

“降稅費就是要管住支出，否則再多的財政也不夠用。空間可以從政府機構改革里面來，有些政府機構人員臃腫，要精簡。再明確各級政府的事權，和財權對等，不是由政府支出的部分就不要由財政來負擔。”楊森平說。

第一財經記者同樣梳理了過去五年廣東省一般公共服務支出的情況，盡管在數額上有所波動，但總體來說，占全省支出的比重呈下降態勢。2016年，廣東省一般公共服務支出1158.79億元，占比8.43%，比2012年減少了4.11個百分點。

林江表示，行政經費支出的減少並不意味著剩下的支出都是合理的，仍有壓減空間。同時，應該給公眾一個說法，為什麽這項支出是必要的。

除了壓減行政經費，林江建議，可以“避免重複投入”來緩解當前收支矛盾，即合並不同的政府部門相同的預算支出。

“比如校車安全，涉及質監、公安、教育、交通，不同部門都有類似的科目，合並後不需要每個部門都給錢，就減少了支出。再比如涉農資金，農業、林業、財政都有專項資金，這些都需要整合，該合並的合並，該撤銷的撤銷。”林江說。

此外，還可以把支出項目按迫切性排序，分輕重緩急，可上可不上的項目盡量砍掉。

績效預算是改革方向

今年的預算報告提出，要擴大績效管理覆蓋範圍，組織開展一般性轉移支付、創新驅動資金等22類資金重點評價，涉及資金約6000億元。

但在林江看來，公共財政很多項目要做績效評價本身就很難，也是國際難題。“因為涉及很多難以量化的社會效益，不是簡單的投入產出或者收支對比，政府很難拿出有絕對說服力的證據來告訴公眾為什麽要花這個錢。公眾會質疑，一旦減了是不是政府就不做事了?那麽該減的政府是不是應當堅決減下去?對於政府來講難度很大。”

2016年9月30日，《廣東省人大常委會開展預算資金支出績效第三方評價實施辦法》正式向社會公布，這是廣東開展財政預算資金支出績效監督的一次有益嘗試。

實施辦法明確了在全國範圍內，通過政府采購代理機構公開招投標的方式確定第三方評價機構;同時也明確了第三方評價機構的基本資格條件、回避原則以及第三方評價工作程序，在評價工作程序當中分別對書面數據、資料的審核以及對現場核查的比例、方式作出了規定。

但是，引入第三方評價也存在一些問題，比如第三方評價指標、評價方法和評價工作流程因機構而異，第三方評價結果的運用缺乏剛性約束有“問”而不“責”的現象，等等。

俞雪花認為，財政管理的水平多高，主要體現在預算管理和績效評價這一塊。她建議，進一步發揮在線監督功能，“廣東人大預算支出聯網監督系統縱向從省到市，橫向從人大到同級政府財政、審計、監察部門，實現了預算資金、預算單位全覆蓋，但是這個數據還不是我們代表想查就能查到。只有代表能夠隨時利用這個系統去了解各項事業的發展，能夠限制資金的安排情況，這樣才可以真正的監督到位”。

林江則建議，要對第三方評價做動態的完善。比如，不斷回顧在過去一年這個第三方評價做得怎麽樣，老百姓的評價是否也納入進行對比等。另外，評審費不能定得太低，因為合理的費用才能激勵其設計更好的評價體系，認真對待政府委托的項目評價。

“要體現第三方評價效果最主要的還不是財政部門，而是花錢的部門，如何加強評價結果的運用?沒有部門心甘情願減少自己的費用。這說到底是財政體制和預算體制的改革問題，不是簡單的績效評價問題。我們現在先是財政部門代編，再跟花錢的部門協商，也就是簡單的‘基數加增長’模式編制預算，而未來要做到‘績效預算’，這是我們改革的方向。”林江說。

廣東首發省級網貸監管細則 外省P2P不得在粵設總部

2月13日晚間，廣東省金融辦公開征求對《廣東省〈網絡借貸信息中介機構業務活動管理暫行辦法〉實施細則》(下稱《實施細則》)的意見，據了解，這也是全國範圍內首部浮出水面的省級網貸監管細則。

《實施細則》明確了省級各部門對於網絡借貸信息中介機構的監管責任，包括省金融辦具體承擔日常監督工作;國務院銀行業監督管理機構省一級派出機構制定監督管理制度;省通信管理局負責電信業務監管;省公安廳牽頭負責安全監管;省互聯網信息辦公室負責業務監管;省工商局負責註冊登記;各地級以上市人民政府是本轄區監管和風險處置的第一責任人等。

廣州互聯網金融協會會長、廣州e貸總裁方頌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廣東省無論從平臺數量，還是成交規模，在全國範圍內都是最大的。業務發展在全國走在前列，自律監管工作也是動作最快的，包括成立第一個省級的互聯網金融協會，發布首個省級監管辦法。這在全國具有重要的象征和引領作用。

每季度上報一次信披公告

總體而言，廣東版的實施細則基本遵循了銀監會此前發布的《網絡借貸信息中介機構業務活動管理暫行辦法》(下稱《暫行管理辦法》)的精神，但在具體條款設置上，同時也結合了本省的實際情況。

例如，相比銀監會發布的《暫行管理辦法》，廣東版的發文單位增加了省金融辦和工商管理部門，並明確了省人民政府金融工作辦公室、國務院銀行業監督管理機構省一級派出機構、省通信管理局、省公安廳、省互聯網信息辦公室、省工商局的監管職責，加之“分級管理”原則的監管框架，有助於促進各方依法履職、協同監管，形成監管合力，增強監管效力。

另外，在信息披露方面，相比銀監會出臺的《暫行管理辦法》更嚴格，並給予具體的披露時限。

根據廣東版的《實施細則》要求，網絡借貸信息中介機構應當在其官方網站上建立業務活動經營管理信息披露專欄，定期以公告形式向公眾披露年度報告、法律法規、網絡借貸有關監管規定，其中經審計的年度報告應當在本年度結束後4個月內進行披露。鼓勵網絡借貸信息中介機構主動、及時、準確披露主要股東與高級管理人員詳細信息等。

網絡借貸信息中介機構應當將定期信息披露公告文稿和相關備查文件每季度結束後1個月內報送工商登記註冊地所在地級以上市人民政府金融監管部門及國務院銀行業監督管理機構市一級派出機構，並置備於機構住所供社會公眾查閱。

而銀監會的《暫行管理辦法》並未對披露的時限做出具體要求。“這也更有助於監管部門實時了解平臺動態，也有利於投資者更好的甄別投資風險。”方頌說。

另外，方頌認為，在廣東版的《實施細則》中，沒有提及具體的日常行為監管，哪些行為是合規，哪些行為不合規，沒有提及資金存管、日常行為監管、信息安全審計報告、備案登記等，後續預估會有相應的細則出臺。

打擊異地非法經營

值得註意的是，廣東版《實施細則》再次重申了網絡借貸信息中介機構資本實力的重要性，鼓勵網絡借貸信息中介機構根據自身實際，引進戰略投資者，增加註冊資本與實收資本，增強機構實力。

網絡借貸信息中介機構在工商登記經營範圍中應明確註明“網絡借貸信息中介”等字樣。

另外，在合格出借人審查方面，網絡借貸信息中介機構應當開展合格出借人審查，對出借人的年齡、財務狀況、投資經驗、風險偏好、風險承受能力等進行盡職評估，不得向未進行風險評估和風險評估不合格的出借人提供交易服務。

在《實施細則》第三章第十二條中，征信管理部門應當將網絡借貸信息中介機構的有關信息納入征信管理系統，為網絡借貸信息中介機構查詢相關信息、加強借款人風險控制等提供方便。

“將網貸平臺納入征信體系對於網貸機構而言可謂重大利好，有助於降低借款人風險。現在類金融機構上不了央行的征信系統，查不了征信，多次小範圍征求意見的時候，不少網貸機構都提出這一條，希望相關主管部門的征信系統向網貸機構開放。”方頌說。

而值得註意的是，根據廣東版《實施細則》附則第二十六條：“註冊地在外省的網絡借貸信息中介機構，其公司總部辦公所在地不得在廣東省設立，法律法規另有規定的除外。其在本省設立的分支機構，遵守本實施細則。”

方頌認為，這一條對於打擊異地非法經營比較嚴格。“省級可能不是很突出，但是再進一步細化到地市，影響會比較大，如註冊地在深圳或是北京的平臺，然後在全國其他城市開展業務，這種情況比較多。對於這些機構來說，面臨比較大的調整。”他說。

廣州安易達互聯網小額貸款公司總經理徐北認為，這在某種程度上也是在遏制外地平臺在省內的線下門店。

“65後”譚作鈞任大連市委書記 半年9個副省級城市“換帥”

譚作鈞

據遼寧日報消息，2月20日，大連市召開領導幹部大會，宣布中共中央關於大連市委主要領導調整的決定。中央批準：省委常委譚作鈞同誌任大連市委書記，唐軍同誌不再擔任遼寧省委常委、委員、大連市委書記。

資料顯示，1968年10月出生的譚作鈞為湖南茶陵人，1990年從武漢大學法學院國際法系畢業後在江南造船廠鍛煉，後在中國船舶工業貿易公司工作。1998年後，譚作鈞先後擔任香港華聯船舶有限公司副總經理、總經理;中國船舶工業貿易公司副總經理;上海外高橋造船有限公司董事長、黨委書記;中國船舶工業集團公司(下稱“中船集團”)總經理助理，黨組成員、副總經理，總經理、黨組副書記;江南造船(集團)有限責任公司副董事長;中船江南重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等職務。

2008年7月，40歲的譚作鈞出任中船集團總經理，成為當時最年輕的央企總經理;2010年入選國際航運造船界頂級雜誌“TRADE WINDS”評選的“國際航運界最有影響力100人”。

4年後，譚作鈞“商而優則仕”，北上遼寧擔任副省長。2015年1月，譚作鈞升任遼寧省委常委，兼任省委秘書長，成為當時最年輕的省級常委。2016年1月後，譚作鈞轉任遼寧省常務副省長。此次出任大連市委書記，譚作鈞也成為目前全國15個副省級城市中最年輕的市委書記。

近幾年在東北整體經濟下行的情況下，大連這個北方沿海重要的中心城市和港口、旅遊城市，也同樣面臨著不小的經濟下行壓力。作為東北唯一的計劃單列市和四個副省級城市之一，大連在新一輪東北振興戰略中十分關鍵。

在20日召開的大會上，遼寧省委書記李希指出，大連作為遼寧對外開放的橋頭堡，在實現遼寧振興發展中承擔著更重的任務、擔負著更大的責任。要努力把大連建成東北亞國際航運中心、國際物流中心、國際貿易中心、區域性金融中心，建成產業結構優化的先導區、經濟社會發展的先行區，走出一條符合大連實際的振興發展之路，在遼寧新一輪振興發展中當好領頭羊。

在我國的城市序列中，15個副省級城市是行政地位上僅次於直轄市的重點城市。第一財經記者統計梳理發現，自去年7月以來，共有9個副省級城市的一把手進行了調整，包括成都、寧波、沈陽、廈門、南京、深圳、西安、武漢和大連。

副省級城市20多年沒新增，鄭州、蘭州、福州能晉級嗎

3月12日下午，十二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河南代表團舉行全體會議。全國人大代表、河南省高級人民法院院長張立勇發言時建議中央將鄭州升格為副省級城市。

在城市經濟發展中，行政資源配置至關重要，其體現形式包括了直轄市、副省級市、地級市等。其中，副省級市相當重要，是行政級別上僅次於直轄市的重點城市。

多年來，一直有不少城市努力爭取升格為副省級城市，除了鄭州，還有蘭州、福州等省會城市，也意欲“晉級”。

鄭州等三個城市欲升格

對於建議將鄭州升格為副省級城市，張立勇在發言時說，河南作為中部第一經濟大省，經濟總量排在全國第五位，卻沒有一個副省級城市。而經濟總量比河南略高的浙江有兩個副省級城市，經濟總量僅有河南一半的遼寧也有兩個副省級城市。

“河南作為一個人口大省、農業大省，每年為國家生產1200億斤糧食，去年GDP進入4萬億俱樂部。作為一個政治、經濟、文化、社會體量都很大的省份，河南在加速發展，為國家做出重大貢獻，卻沒有一個副省級城市。”張立勇說。

將鄭州升格為副省級城市，是近年來河南一個熱點話題。在今年全國“兩會”上，全國政協委員，鄭州市政協副主席、鄭州市檢察院副檢察長朱專興也在提案中建議將鄭州提升為副省級城市。其實早在2012年全國兩會期間，全國人大代表、三全集團董事長陳澤民就提出建議，希望把鄭州升格為副省級城市。

包括鄭州在內，近年來，部分城市尤其是省會城市希望升格為副省級城市。此前2月，甘肅省蘭州市城鄉規劃設計研究院編制完成的《中國·蘭州2030城市規劃願景》提出，“創造條件將蘭州升格為副省級城市”。

福州也在積極爭取，早在1994年中央確定廈門等 16 市為副省級城市後，福建省也曾向中央上報了《關於將福州市行政級別定為副省級市的申請報告》，但未獲批準。多年來，福州一直努力申請升格為副省級城市。

福州的一大尷尬在於，福州是我國華東沿海省會城市中唯一沒有被確定為副省級的城市，也是5個非省會計劃單列市所在省份中唯一沒有被確定為副省級的省會城市。因此福建是唯一一個省內有城市比省會城市行政級別更高的省份。

中國社科院城市發展與環境研究中心研究員牛鳳瑞對第一財經分析，城市的行政級別越高，社會地位和整體影響力也越高，不光是市委書記、市長的級別提高了，下面的局委辦的級別也相應提高。隨著權力地位上升，這個城市聚集各種資源要素的能力更強，配置資源的權力也會更大，從而也會極大促進城市經濟的發展。

全國人大代表、三全集團董事長陳澤民近日在接受河南當地媒體采訪時分析，升格為副省級，相關的政策配套會更加有利，對於人才、資金等的吸引力會大增，幹部的配備上也會更加有利於城市發展。陳澤民說，人往高處走，創新人才、高科技人才、科研院所、高校肯定更希望落戶到更有發展潛力的城市，而這些東西恰恰是現階段鄭州保持高速發展所急需的。

新增副省級城市有難度

副省級市是指城市的“行政級別”，不是指城市的“行政區劃級別”。所謂的行政級別，也就是說，副省級城市的市委書記、市人大常委會主任、市長、政協主席的行政級別為副省(部)級官員，他們的職務任免由省委報中共中央審批。但在行政區劃類別上，副省級市仍屬於省轄市，由所在的省級行政區管轄。

副省級城市的前身為“計劃單列市”。計劃單列市，全稱為“國家社會與經濟發展計劃單列市”，是中國省級單位對所轄大城市下放部分經濟管理權限的城市。至1993年時，中國有14個計劃單列市。

1993年7月，中央明確除深圳、重慶、大連、青島、寧波、廈門這6個非省會城市仍保留計劃單列市外，其余省會城市不再實行計劃單列。1994年，原14個計劃單列市和濟南、杭州共16個市的政府機關行政級別被定為副省級，但仍為省轄市。重慶則於1997年成為直轄市，副省級市減少為15個。

也就是說，目前現有的15個副省級城市，包括了深圳、廈門、寧波、青島、大連這5個計劃單列市，以及廣州、杭州、南京、濟南、沈陽、長春、哈爾濱、武漢、成都、西安10個省會城市。在10個副省級省會城市中，有6個城市為計劃經濟時代的大區中心，位列傳統的十大城市之中，分別是廣州、南京、沈陽、武漢、成都和西安。

5個計劃單列市全部位居東部沿海省份，其中深圳、寧波、青島和大連對應的省會城市廣州、杭州、濟南和沈陽都是副省級城市，唯有廈門對應的省會福州是地級市。

從區域分布上，15個副省級市大部分位居東部沿海地區，東北地區則有4個，分別是沈陽、長春和哈爾濱3個省會城市，以及大連這個計劃單列市；中西部地區則只有3個，即武漢、成都和西安這三個大區中心城市。

計劃單列市和副省級城市設立至今20多年來，確實很好地發揮了中心城市的引領帶動作用，引領了區域經濟發展。不過，發展至今，這15個副省級城市之外的部分省會城市、地級市經濟發展水平也不遜色於一些副省級城市。

比如鄭州和長沙這兩個中部省會，現在經濟總量已經遠遠超過了長春、哈爾濱、廈門等副省級城市。普通地級市蘇州，經濟總量在全國高居第七，僅排在四大直轄市和廣深兩個副省級城市之後，其轄下的縣級市昆山，其經濟總量就相當於副省級城市廈門的經濟總量。

廈門大學經濟學系副教授丁長發對第一財經分析，升格為副省級城市，首先是官員行政級別的提高，比如在同樣是一個局長，在福州是正處級，在廈門是副廳級。其次，在財權、人事權等方面的自主性也大大增強，這也有利於城市社會經濟的發展。

“不過，一個地方的經濟發展水平，並不是由行政級別高低決定的，有些副省級城市的發展也一般。”丁長發說，如今市場經濟發展不斷深化，一個城市經濟的發展，關鍵不在於行政級別，而在於自身的努力。比如蘇州、東莞、佛山的發展，就是通過自身加快市場化步伐實現快速發展，城市的福利待遇也隨著經濟發展得以提高。

丁長發說，從1994年設立副省級城市起，20多年來再也沒有新增過，這表明在市場化改革不斷加快的今天，新增副省級城市這個“口子”難以打開。

牛鳳瑞抱以相同觀點，雖然鄭州等省會城市升格成副省級城市，更有利於發揮引領作用帶動當地經濟發展，不過這容易引起示範效應，“如果一個省會城市升格為副省級，其他省會城市也很容易群起效仿，那麽是不是所有省會城市都要升格為副省級城市？對於那些經濟總量較小、無法達到副省級城市條件的省會城市而言，又將如何區分？所以這個口子不好開。”

杭州連續兩年GDP增速領跑副省級城市 信息經濟貢獻大

9日上午，杭州市第十三屆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開幕。會上，杭州市代市長徐立毅作政府工作報告時介紹，去年杭州全市生產總值達11050.49億元(人民幣，下同)，增長9.5%，增幅居全國副省級城市第一。

這也是連續兩年杭州經濟增速位居副省級城市第一位。2015年，杭州GDP增長10.2%，增速時隔三年重返兩位數，分別高於全國、全省3.3、2.2個百分點，增速位居副省級城市第一。

作為一個風景優美的旅遊城市，杭州再像一些中西部城市那樣拼大項目、大工業已不現實。事實上，目前杭州的工業增速已然放低很多。這幾年，杭州經濟增長主要得益於高速發展的現代服務業，尤其是以電子商務為代表的信息經濟的拉動。

杭州市統計局的數據顯示，其2016年的信息經濟實現增加值2688.00億元，增長22.8%，占GDP的24.3%，同比提高1.3個百分點，對GDP增長貢獻率超過50%。電子商務、移動互聯網、數字內容、軟件與信息服務、雲計算與大數據等五大產業增速超過平均水平，為45.2%、45.1%、35.0%、28.8%和28.2%，其中電子商務產業已連續6年保持30%以上的高增長，繼續位居中國“電商百佳城市”首位。

浙江大學公共服務與績效評估研究中心主任胡稅根教授對第一財經分析認為，杭州這幾年主要是抓住電商等新的經濟形態，主打智慧經濟、智慧產業，在經濟轉型升級方面走出了自己的特色。

據不完全統計，全國85%的網絡零售額、70%的跨境電商貿易額和60%的B2B交易額是在杭州的電子商務平臺上完成，全國三分之一的綜合性電子商務平臺和專業網站落戶杭州。杭州儼然已成為我國的“電商之都”。

2016年，全市規上第三方電子商務企業實現主營業務收入1574.33億元，增長44.4%；實現利潤總額767.70億元，大幅增長63.2%，比上年同期提高43.3個百分點；企業資產總計2841.77億元，增長37.9%，遠高於傳統產業的企業資產平均增速；大企業支撐突出，天貓、淘寶、網易、阿里巴巴、京東惠景、物產電子等前六大企業實現主營業務收入 1367.79億元，占規上電子商務企業的86.9%，增長貢獻率達88.7%。

在信息經濟的帶動之下，杭州的財政收入也快速增長。2015年杭州財政總收入、地方一般公共預算收入分別為2558.41億元、1402.38億元，增長14.0%和13.2%。其中地方一般公共預算收入首次超過了廣州，上升至全國第七。

隨著以電商為代表的信息經濟的崛起，近年來杭州經濟高速發展，在多個重要指標上趕上甚至超過了廣州，大有成為第五個一線城市的態勢。比如，在城市經濟競爭力的一個重要指標——上市公司數量方面，截止去年10月底，杭州的A股上市公司達到了95家，位居全國個各城市第四位，比廣州多了19家。

不過，不少學者也指出，與一線城市相比，杭州仍存在不小的差距，尤其是杭州尚不具備一線城市的門戶型功能，中心城區的規模偏小，城市的輻射力遠遠不夠，對高端人才的吸引力也存在較多不足等。

展望今年，報告顯示，杭州今年發展的主要預期目標。“地區生產總值增長8%左右，一般公共預算收入增長7.5%，城鎮和農村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別增長8%左右。”

獨家 | 首例最高法“打回重審”案：省級平臺陜金所被裁定非法期貨交易

近日，最高人民法院在5起再審案件中作出裁定，擁有省級批文的陜西有色金屬交易中心存在非法組織期貨交易活動，陜西省高院裁定不當，打回重審。

根據案情，2015年至2016年，區某等5位投資者在陜西有色金屬交易中心（以下簡稱“陜金所”）交易原油、白銀現貨，短時期內招致大額虧損，因此將陜金所及其會員公司告上法庭，但均被陜西高級人民法院終審判敗訴。

第一財經記者獨家了解到，去年底最高人民法院第六巡迴法庭再審這批案件，是該類案件中首例打回省高院重審。接近審理人員的人士告訴記者，此案不但關系到個案當事人是否能夠得到公正裁決，而且關系到全國法院同類案件如何處理。

近年來，炒白銀、炒原油等違規變相期貨交易活動在全國蔓延。據記者不完全統計，全國各地交易活躍的現貨交易場所約有1500多家。每家平臺有數十家到數百家會員單位，一家會員單位又能發展數以萬計的投資者。

首例最高院指令省高院重審

4月17日，裁判文書網公布了去年12月五起有關陜金所的再審裁定結果，最高院在5起案件中，全部認定陜金所未經批準開展了期貨交易活動，並指令陜西省高級人民法院重新審理。

記者了解到，最高院對該案極為重視，如果維持省高院的終審裁決，程序較為簡單，但要推翻省院裁決，必須經過承辦法官、合議庭及聯席會三個環節，聯席會十二名大法官中有七名法官支持，案件才可能發回再審。

這些案件都是關於投資者在陜金所交易原油或白銀現貨，結果導致巨額虧損的。

以投資者區某的案件為例，區某在2015年12月至2016年4月短短數月里就虧損了751萬元。隨後，區某以交易非法、可能存在欺詐，把陜金所及其會員公司陜西百業成有色金屬經營有限公司（以下稱“百業成”）告上法庭。

區某參與的原油現貨交易是2014年至2016年在全國蔓延的一種類似期貨交易的對賭電子盤，各地的大宗商品、貴金屬交易中心紛紛推出這一品種，並在全國範圍招攬投資者。

成立於2014年3月的陜金所是由陜西省金融辦批複設立的金屬類商品交易場所，主要有長安銀、長安油等現貨品種，其價格以美國原油期貨、倫敦白銀現貨價格為基礎。

具體交易時，由陜金所會員（做市商）報出買價和賣價，和投資者進行對賭交易，杠桿高達20倍。現貨交易的買多賣空、保證金、強制平倉等制度與我們熟悉的現貨批發、零售不同，但與期貨交易十分類似。

2017年3月，陜西省清理整頓各類交易場所聯席會議辦公室公布了37家涉嫌違規的交易場所和會員公司，其中就包括陜金所。記者撥通陜金所和百業成客服電話，均顯示號碼不存在。

根據監管公告，陜金所違反的是國務院【2011】38號文、國務院辦公室【2012】37號文。文件要求，除經國務院或證監會批準設立的期貨交易所外，任何單位一律不得以集中競價、電子撮合、匿名交易、做市商等集中交易方式進行標準化合約交易。

不過，西安市中級人民法院、陜西省高院均判區某敗訴。兩家法院均認為，陜金所的交易沒有約定實物交割的時間，因此不屬於期貨交易所中標準化合約。區某和會員單位一對一交易，也不屬於集中交易方式。

判決書指出，陜金所目前仍在正常經營，沒有收到關閉、停業、整頓的指令，也沒有法律法規禁止現貨延期交收這種交易模式。而投資者的開戶、買賣操作都是自己完成的，並且前述了入市協議，應當對自己的行為承擔責任。

尋真律師事務所律師王德怡對第一財經表示，“目前，很多城市的法院對此類交易的危害性認識錯誤，認定交易合法有效。一些一線城市的法院拖延案件審理進程，遲遲不判決，有的案件立案至今已經長達三年。地方保護仍然是投資者獲得司法正義的重大障礙。”

案例推動地方法院統一審理標準

近年來，炒白銀、炒原油等違規變相期貨交易活動在全國蔓延。據記者不完全統計，全國各地交易活躍的現貨交易場所約有1500多家。每家平臺有數十家到數百家會員單位，一家會員單位又能發展數以萬計的投資者。

（陜金所部分會員公司。來源：陜金所官方網站）

這些平臺絕大部分都采用類似期貨的交易模式，卻沒有真實商品背景，僅僅複制境外價格，炒作虛擬標的，淪為合法的公開賭場。不僅如此，平臺代理商還通過誇大收益、隱瞞真相大量招攬投資者，並且操縱價格致使客戶虧損。

雖然有38號文、37號文，以及證監會【2013】111號文等文件對非法期貨交易有明文規定，但是眾多受害投資者卻面臨法律維權舉步維艱。由於地方保護主義、期貨交易專業程度較高等原因，投資者起訴交易平臺往往輸多贏少。

2017年1月9日，證監會主席劉士余召集清理整頓各類交易場所部際聯席會議（下稱“聯席會議”），在全國掀起了一場針對各類交易場所違規活動的“回頭看”監管風暴。

今年3月20日，聯席會議在北京組織召開監管後續工作會議，會議傳達了國務院領導同誌所作的批示。會議指出，郵幣卡、原油、貴金屬等交易場所違法違規交易雖已關停，後續處置任務依然繁重，問題尚未徹底解決。

最高人民法院也是聯席會議成員單位之一，負責制訂交易場所糾紛案的司法解釋，推動地方法院案件審理的統一性。

在第六巡回法庭再審的五起案件中，最高院都采用了證監會111號文的認定標準，未將交割時間作為標準化合約的必要條件，認為陜金所及其會員施行的交易脫離現貨交易而存在，符合期貨交易活動的構成要件，且符合集中交易里的做市商交易特征。

根據裁定書，陜金所未經批準開展了期貨交易活動，屬於《期貨交易管理條例》規定的“非法組織期貨交易活動”的情形。原審認定案涉交易性質為現貨延期交收交易顯屬不當，應予糾正。

最高院指出，期貨交易具有特殊的金融屬性和風險屬性，直接關系到經濟金融安全和社會穩定，必須在經批準的特定交易場所進行。若認定期貨交易場所以外開展的期貨交易行為有效，極有可能擾亂期貨交易秩序，引發經濟金融風險並影響社會穩定。

自2017年6月最高院首例對省級交易平臺陜西西北黃金珠寶交易中心非法期貨交易作出裁定以來，各地法院判現貨交易場所敗訴的案例逐步增多。

值得關註的是，雖然根據相關法律規定，交易場所應保存投資者交易數據至少五年，但許多地方交易平臺已經刪除了交易規則和宣傳資料，關閉了交易數據，這給司法審判時證據收集帶來困難。

根據聯席會議文件，最高院將強化交易場所和會員單位舉證責任，切實保護投資者合法權益，采取侵權人負責舉證、過錯推定等原則。

在陜金所案例中，會員協議顯示，交易中心收取投資者手續費的30%，其余由會員自負盈虧。

業內人士指出，由於違規交易僅僅對賭境外期貨價格走勢，市場自身不產生價格，因此無法出清。多余的買單和賣單只能由交易場所自己來承接。這就意味著交易場所不光是收取手續費，而是投資者最終的交易對手。

不過，由於資金走向的證據需要公安部門配合，因此，目前還沒有證據顯示有任何一家交易場所參與了投資者虧損的分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