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建興:我們當今生活的世界也許正處在一個重大的歷史轉折時期。雖然我們生活在不同的大洲、不同的文化圈里，但我們能共同體會到的一點就是一種蔓延全世界的焦慮感和未知感，世界各地都在擔憂著全球化的全景如何、世界在向何方向發展和演進，一切都處在重新的演化組合中。

劉濤:您的觀察很精準，至少在歐洲和美國這兩大世界傳統權力中心，全球化都出現了階段性逆向發展的趨勢，而中國國內也出現了針對全球化的不同聲音。事實上，源自歐美的全球化，雖然源於西方利益的全球擴張所產生的“世界市場”邏輯，但全球化早已超越於世界經濟系統和世界市場這一單一領域，實現了全世界共有的一種世界性觀察維度和想象空間。

郁建興:您提到的全球化的這一特性我們可以稱其為一種世界範圍內的“普遍性擴張邏輯”，即世界各國實現了一種按照相同準則和相同制度原則進行交易、溝通和組織的能力。而與“普遍性”相對應的則是“特殊性”，也就是每個市場、每個國家和地區獨特的制度文化環境及特殊安排，也就是我們所說的一個國家所擁有的與眾不同、具有獨特文化和制度的“國家天然稟賦”的那一部分。

從哲學命題上來看，最具吊詭意義的是，全球化實際上體現了兩種看似相反原則的結合，也就是“特殊主義的普遍化”和“普遍主義的特殊化”這兩種相反原則同時存在的過程。西方文明實際上是居於世界一隅的一種特殊文明，但隨著西方在全球擴張的過程，西方文化及其一些核心元素逐步轉化成為一種世界性的文化，“全球化”從無到有及其空間擴散的過程實際體現的是一種“西方特殊主義普遍化”的過程，不過這種普遍主義在全球推廣和實踐的過程又必須與各國的地方文化和區域文化相互協調、相互調節、相互組合，必須吸納地方文化的合理成分和文化營養元素，這樣又形成了“普遍主義特殊化”的過程。

劉濤: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確是可以相互轉化的，而且的確在實現每時每刻的轉化。“普遍的特殊化”實際上就是德國學者羅蘭•羅伯森（Robertson）及其他西方學者共同提出的“全球在地化”觀點，或者也被人類文化學者詮釋為一種“全球的田野性”視野：一方面，我們越來越離不開一種全球主義思維和全球層面的普遍認知結構和認知範式，這使得人類共同的溝通有了相同的標準化語言和規範性標準；另一方面，全球主義一旦進入每一個民族國家的物理疆界里，各國各地又都會按照自己的方式去認識全球化、改造全球化，使得全球化與各個區域的文化實現了相互融入、對接和契合。

這樣，我們就同時觀察到出現了“全球化”和“在地化”並行的獨特現象。美國的麥當勞和星巴克擴展到了全球一百多個國家，但在這一百多個國家里又按照自己的方式開創了一百多種不同的、經過地方經營模式改造的麥當勞和星巴克文化。

再比方說，莎士比亞的戲劇和哈利•波特作為古典戲劇作品和現代魔幻小說，在全世界各地都耳熟能詳，但世界上有兩百個國家和地區，就有兩百種不同的對莎士比亞和哈利•波特的翻譯、理解和詮釋。從另外一個角度看，二戰以來美國文化逐步擴展到全球，轉化成為世界文化的一部分，實質上也是一種您剛剛提到的“特殊主義普遍化”的過程。美國由20世紀初居於世界一隅的“美國例外論”逐步轉化成為一種20世紀中的“美國世界主義論”，一種特殊文化由此具有了某種普遍意義。

郁建興:從世界範圍的經驗事實來看，中國未來的發展不能僅僅停留在“特殊主義”和“例外主義”的角度而在世界一隅“孤獨”地論述自己，一種走出國門的、處於全球化中心的中國經濟必然要求我們產生一種全球化的思維觀點和新興的中國式全球化文化。如果僅僅停留在“特殊論”的階段，我們就在思想文化領域大大約束了自己，也無形中約束了我們參與、改造和創新世界論述的能力。中國走出國門，她的發展壯大需要相應的“中國地方性全球主義”的哲學理論。

劉濤:哲學社會科學領域的蒼白的確會反向影響到我們經濟利益世界一體化的進程。事實上，我們自決定打開國門那一刻開始，就已註定了不能再只做“中國的中國”，而是要做“世界的中國”。“一帶一路”倡議的實施，實際上反映著中國版本的世界主義和全球主義思維，只是這樣的宏大敘事不能僅僅停留在經濟的單一視角，它更應該擴展到社會、文化、哲學和論述話語的範疇，形成“中國特殊主義普遍化”的過程。中國式的全球化經濟需要中國式的全球化論述。

郁建興:當前世界出現的一系列社會政治現象的確有理由讓人擔憂，歐美各國都出現了民粹主義上升、貿易保護主義擡頭、經濟及社會政治領域民族主義複蘇的跡象，特別是歐美主要國家都出現了右翼政黨和右翼政治勢力擡頭的政治現狀，社會政治領域日益保守和右傾化，這使得封閉邊界和保護國內市場等迎合社會底層大眾民意的觀點在政治市場不斷擴散，全球化出現了逆向發展的趨勢，我們可以將其稱為即將到來的一種“逆全球化”的發展。這一輪與全球化快車道相逆行的發展及其後果也難免會反映到我國的經濟政治領域內部。

劉濤:因此，在這一特殊歷史時期出現了我們自經濟貿易全球化以來從未見到的一幕，中國領導人、知識精英在歐美各國穿梭訪問的時候，都會勸導西方的政治家和知識精英，要對全球化這一歷史進程充滿信心。

事實上，在這一特殊時期，中國應該有一種逆轉“逆全球化”的勇氣，拿出一種新興大國的世界擔當和全球責任感，不僅在這一歷史逆向發展的關頭努力穩住歐美各國，更應當有更大的作為在全球進一步鞏固和推進全球化，在全球化進程中不斷註入中國元素和中國構想。中國應當扛起全球經濟自由化和貿易自由化這面大旗。

郁建興：中國的崛起與複興以及傳統世界強國和新興世界強國如何相互適應協調的問題，恐怕是一個權力格局急劇重組世界中的重大課題。如果說中國應當具有全球視野和全球擔當，那麽這當中必然也涉及傳統西方世界如何看待新興大國、是否能夠接受中國這樣的全球性擔當地位的問題。換句話說，即使中國準備好了成為全球擔當，西方世界是否準備好了，可能是另外一個層面的課題。

從整體上來看，無論是西方的政界、知識精英，還是西方民間社會，都還沒有做好中國功課，其心態依然難免具有“世界中心”的心態，對於新興世界強國的責任感不僅具有某種權力旁落的焦慮感和失落感，同時也有一種閉目塞聽的現象，不願意去聽取和了解中國積極正面的發展。這也構成了某種中西交流中信息凝固而成的某種信息障礙。如果雙方在交往中，總是出現信息渠道不通暢的情況，那麽誤判就難以避免。

劉濤:世界上有部分人不願意真正了解中國，源自西方近幾百年來領先世界所積累而來的“文明先發心理優勢”以及隨之而來的思維定勢，即領先世界之後出現的“文明優越感”。一種強勢文明或一個強勢社會集團內部的優越感當然有助於增強其內部的凝聚力和自信，但其帶來的負面效應則是對於群體外部的變化缺乏敏感度和靈敏度，天長日久就失去了認知社會新現象的能力。

今日全球化中的中西雙方，似乎奇妙地交換了相互的位置，西方對於世界劇烈變化近乎於閉目塞聽，對中國缺乏敏銳度和好奇心。21世紀初的西方雖然處於一個全球化的世界，卻出現了思維和心靈自我封鎖的狀況。相當數量的西方民意不能認識到中國的發展可能帶來的世界意義。

郁建興：一些世界新聞媒體的報道實質上是選擇性的。從孤立的角度來看，一家新聞媒體同時報道了10條關於中國的負面新聞，這些新聞可能都是真實的，或者部分是真實的，但如果放在一個整體主義的框架里，可能就滿不是那麽回事，因為還有更多積極正面的新聞和比較中性、不正不負的新聞都被技巧性“隱蔽”了。

劉濤:世界媒體通過媒體的權力能構成一種新的“知識權力鐵幕”，影響著西方民眾認識中國。雖然西方也有不少有識之士深入了解中國，具有豐富全面的中國知識和“中國觀”，全球化中貿易、留學、旅遊和學術交往也讓越來越多的民眾可以繞過“知識鐵幕”直接了解到中國；另外，互聯網絡也是新興知識和信息傳播的重要手段，讓民眾有更多元的渠道可以繞過大眾媒介來了解到部分真實情況，但大眾媒體仍然具有無可比擬的信息優勢，影響主流民意的塑造。

郁建興：傳統大眾媒體事實上掌握的是一種占據制高點的“信息解釋權”或是“解釋優先權”，這樣的權力通過大眾傳媒的全國性空間覆蓋，無形中形成了一種巨大的權力，這樣的信息權力和解釋世界的權力，既可以是監督政治權力和商業資本的利器，但本身也可能成為一種濫用權力的來源，這里濫用權力指的是濫用“信息權”“解釋權”，這在現代社會可能更加重要。但這種看似龐大的“信息利維坦”和“信息霸權組織”實際上也在不斷受到新興民間媒體的強烈挑戰。

劉濤:一個有趣的發展是世界一些主要現代化大國的新聞媒體越來越和民眾的真實想法脫節，無論是從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還是在德國發生的大規模難民性侵事件中，大眾媒體秉持的“政治正確”紅線等，越來越受到來自社會媒體和民間言論的強烈挑戰。德國的一些主流媒體新聞後面的評論中，如果細心去閱讀網民的留言，可以看到民間對於大眾媒體的報道質疑聲浪越來越高，民眾越來越不滿意被刻意地信息操縱、宰制和分割。

這一點在對俄羅斯和敘利亞的新聞報道中也能體現出來:主流媒體傾向於使用二分黑白法，但看看媒體後面的評論留言，相當數量的高水準評論則與新聞主流建制派的觀點完全相反，民眾在媒體真相的新聞大戰中越來越選擇站在大眾新聞報道的對立面，這顯示了媒體的“政治正確”出現了邊際效用遞減。

在一次關於中國的報道中，一名德國網友的留言讓人感到動容：“我們不需要你們預先精巧地誘導我們如何看待中國，也無需你們用預先潤色好的詞語來告訴我們什麽是你們期待我們看到的中國，我們會自己去認識什麽是中國”。

郁建興：這實際上體現的是一種草根的覺醒和草根對於信息權利的追求。事實上，人們追求的對社會、對別的文化和別國有一個比較真實、全面的認知，特別是對政治制度不同國家的一種比較理性客觀的了解，也應當是民眾天然權利的一部分。當大眾媒體按照已有的思維去影響民眾時，民意的反彈並要求追求真相就必然成為人民新興權利的一種。信息權和認知權當然也是普遍人權的一種。

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一些世界主流媒體在面對中國時強烈的傾向性，導致很多人對中國認識出現了很大的偏差。對這一點，不僅是新聞媒體，也包括一些國家的知識界都需要認真地反思，如果僅僅停留在過去的範式、語言、概念和論述中，無法認識到一個大國如何在自身獨特的環境中崛起。用一種僵化過時的概念來描述中國，是不行的。

劉濤:的確，僵化的概念不具有生命力。對中國的新蒙昧主義實際導致了一些國家自身的信息屏蔽，造成了信息自閉癥的狀態，使得在與中國的相互對比認識中出現了信息幾何差距和單向信息赤字的問題。中國對世界的了解大大超過一些發達國家對中國的了解。從長遠的角度來看，這不僅對於中西兩種文明交流是不利的，究其本身而言，也是損害西方本身利益的。設想一下，如果兩種文明圈，一種文明圈的人口是對方的四倍以上，但是以開放的心態全面學習對方和強大自己，而對方則閉目塞聽，不聞不問對方說什麽、對方想什麽，最終的結局可想而知。

郁建興：一個比較容易被忽視的現象就是，一個社會或是一種文明如何看待另外一個社會或是另外一種文明，實際上是和“認同感”聯系在一起的，我們選擇了什麽樣的“認同感”，往往就決定和影響了我們如何看待“別人”和如何看待“自己”。所謂的“認同”一詞翻譯並不準確，“認同”其實不是“認同”，而是“認異”。我們認的不僅是那個和我們“相同”的部分，我們更關註的是那些與我們“相異”的部分。對於那部分與我們文化和社會制度相接近的，我們選擇“認同”，那是我們天然願意去理解的那一部分；對於那部分與我們文化和社會制度相距較遠的，我們則傾向天然采取排斥甚至是敵視的態度。人為構建出來的“同”和“異”實際同時影響著“物理世界”和“心理世界”包含和排除的範圍。

劉濤:這的確是一種非常精彩的論述。認同感實質上就是一種心靈的邊界、認識的邊界、文明的邊界，邊界之外非我族類。所謂有“認同感”，就必然建立在“不同”和“相異”的基礎之上的。

現代意義上的民族國家誕生於西方，民族國家最基本的特質就是民族主義，民族國家的構建就是建立在“我們”與“他們”的概念基礎之上，“我們”就是邊界之內的，“他們”就是邊界之外的。只是在當代“我們”這個邊界概念有所擴大和延伸，例如歐盟的建立就將“認同邊界”從一個主權民族國家擴展到一種西方文明的歐洲分支中，確切地說應當是“西歐”分支中，而超國家體物理疆界外部則依然是一種“認異”，這個邊界其實就是一種心靈內部劃分出來的“我們”與“他們”的邊界。事實上，每次從歐盟之外的國家訪問回到德國，剛剛入關邊檢的時候，你馬上就會體驗到“認同”和“認異”的分別以及“我們”與“他們”的分野，邊檢時歐盟居民那一欄入關速度極快，而非歐盟排隊的那一欄過關的速度極為緩慢，即使擁有有效證件，依然可能會受到盤問有時甚至是刁難。

郁建興：我們的世界雖然出現了全球化的現象，但並沒有發展出廣泛的全球認同感，認同感或是“認異感”依然停留在民族國家的邊界，“後民族國家”時代依然沒有來臨。當然，區域的超國家聯盟的確延伸了“認同”的物理邊界和心理邊界，但是邊界之外依然是廣義上的“異質世界”。所謂“文明”和“異端”就這樣被分別出來了。

劉濤：談了這麽多西方世界對於中國的看法，我們回過頭來談談中國對西方的看法。

郁建興：您在國外生活已有近二十年時間，對當前的中國知識界在中西關系的認識及討論上有沒有來自國外角度的獨特觀察和看法？

劉濤：我有些擔憂的是，在中國看待西方的視野和觀察角度中，要避免出現一種兩極化的趨勢，也就是知識界和民間的言論有向兩個光譜的邊緣地帶擺動的趨勢，而偏向中間的言論市場卻在不斷萎縮。具體而言，就是我希望不要看到一種“思想光譜”的對決戰，一端是中國的自由主義群體，這種思潮將西方的敘事當作世界基礎秩序的“源敘事”，而且以複述“源敘事”來懷疑中國人在任何領域敘述自己的能力；而在另外一種思潮中，我又擔心自信心過度爆棚，將中國的“元敘事”看成高於一切的唯一理想標準，人為避開西方世界來談論中國，認為可以將西方完全拋在腦後來談中國發展，這兩種“敘事方式”其實都是有缺陷的。

郁建興：的確，文明在相互競爭、相互觀察和相互學習的過程中，才能積累勢能、不斷激發活力和積累動態能量。中國改革開放進程中最重要的一點就是開放和學習的精神讓我們變得更強大、更自信，中國的發展既離不開西方，也離不開整個世界，中西之間的相互取長補短直到今天仍然對於我們的現代化進程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但盲目崇洋的心態在今天中國民族複興的大時代的確顯得越來越不合時宜，那種仰望西方的心態需要矯正。

劉濤：我們既不要仰視西方，但未來也不要俯視西方，而是要真正做到平視西方。

郁教授：說得好！我們不要仰視、俯視西方，而要平視西方。相應的，中國的自信應該體現為中國的哲學社會科學家開始用自己的視角和理論來觀察中國社會和新全球化的世界。當然，這種自信也是建立在不同文化文明和制度的交融、學習過程之中的。

劉濤：19世紀以來，中國融入西方主導的世界體系的過程，實際上也是中國植入西方現代科學及其研究範式的過程。我們現代所看到的所有社會科學理論和方法都來自西方，國內所進行的學術爭議、思想爭議、意識形態爭議運用的基本概念和範式大多來自西方。一位生活在1840年前的中國學者，絕對想象不到今天的中國知識分子將運用民主、威權、市場、福利國家、市民社會、社會主義、資本主義、社會民主主義、社群主義、文化多元主義等概念而相互爭論不休，而這些元概念幾乎都來自西方。離開了西方的概念和範式定義方式，我們在社會科學里幾乎無法完成一場完整的對話。中國在社會科學領域里的“自主化”任務是艱巨的。

郁建興：當前，我國由模仿、學習、追趕西方模式正逐漸轉化成為一種自主、自覺發展模式的時期，中國的哲學社會科學界也應該逐步建立起自己的概念範式、定義框架和理論解釋模型，用中國自己的原生話語來解釋中國奇跡般的發展和社會問題，文明在融合與學習後的高級發展階段一定會走到自創、自我定義和自我認知的階段。我們現在常常提到兩個概念，即“產業升級”和“經濟發展模式升級”，其實我們在哲學社會科學領域也需要來一場“升級”運動。我們要逐漸從學習引進階段過渡到創新和自覺自為的新階段，這無疑是當代中國哲學社會科學家的重大議程和使命。

劉濤：實際上，中國從晚清以來的“救國”和“強國”思路隱含的社會語意結構，均為運用外來思想來拯救我們的民族、強大我們的國家，但在實踐中容易出現思想理念上的“路徑依賴”，也就是我們要靠“思想引進”才能找到中國的現代化之路，這也是某種形式的思想依賴，離開了西方我們解釋不了中國，也解決不了中國的問題。

而在中國複興的升級版階段，特別是當中國已經躍升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和全球主要大國的時代，中國社會科學家具有重要的歷史責任，發展出新概念、新範式和新哲學學派，帶動認知領域的自主發展。

如果說我們在改革開放初期還是“摸著石頭過河”，那麽經過近40年的飛躍發展，我們應該進入到規律性探索的階段了，我國在經濟學、政治學、社會學和哲學領域都應該產生出一批傑出的知識群體，開始探索中國的概念和定義範式，開始自創中國的理論解釋模型，來解釋中國生動活潑的現實。

郁建興：當前我們正處在一個發展轉型期，經過經濟長時期的高速發展，積累的社會發展勢能讓我們能夠到達一個更高的發展階段。當前中央強調的“頂層設計”實際上正好為中國發展模式創新做了最好的註腳。在改革開放初期，我們需要敢為天下先的勇氣，敢於試錯和糾錯，要鼓勵更多的地方性實驗和地方創新。在這個階段，什麽是社會規律，什麽是規律性、長遠性與合理性發展，可能都說不清。但是，在中國崛起和複興的大時代，我們需要告別那種依靠偶然機會碰撞而不斷試錯糾錯來“摸石頭過河”的年代，而要開始進入認識社會規律發展、前瞻性地設計社會發展的階段。為了適應這樣的轉型，我們就需要更多地把握自己的社會規律性發展，更多地在理論方面進行認知創新和範式創新，以適應社會結構宏大轉型的過程。時代的確在呼喚本土化的經濟理論、社會理論、政治理論和哲學理論。如果我們自己都說不清我們發展的模式以及如何發展到今天這一步的過程，那我們怎麽說服其他國家去相信中國模式？

劉濤：當然，本土化的理論構建並不排斥我們學習西方和人類文明的一切優秀成果，本土化的理論實際上還是建立在我們學習西方基礎之上的一種文化自覺。由於近200年來我們進入的是一個世界性體系，我們的本土文化再也離不開這個世界體系了。這也是我剛才提到的讓我比較擔憂的一點，中國的自覺自主並不意味著中國自外於世界，中國發展的獨特模式絕不意味著中國遺世孤立、自成一體，中國夢並不意味著中國例外。中國的，也應該是世界的；中國夢，也應當是全球夢。

郁建興：我已故的導師、複旦大學俞吾金教授曾經將“越是民族的，才越是世界的”口號，改寫為“越是世界的，才越是民族的”。我高度贊同他的觀點。

我曾經提到中國要排除兩個層面的誘惑，一個是“普遍主義的誘惑”，一個是“特殊主義的誘惑”：“普遍主義的誘惑”在於將自己的文化價值觀在忽視任何限定條件和各國政治經濟社會發展差異階段的不同情勢下，將自己的文化強行推廣到全球各地，甚至不惜采取國際暴力的方式，西方的文明強行輸出帶來的惡果在北非和中東都可以看到。而中國強大後我們也不能單純地將中國文明價值觀以強行的方式甚至以跨越邊界的暴力形式將其在世界推廣，這種無限放大的“普遍主義”實際上是一種變相的文化帝國主義和思想觀念上的帝國主義。以“中國中心主義”來取代“西方中心主義”是不合適的。

然而，中國特別應該防範的是“特殊主義的誘惑”，特別是將自身的文化看成是一種完全與眾不同的文化“特異體質”“特異稟賦”甚至是特殊文化基因，這實際上排除了我們與世界對話的可能性。如果世界各國都按照這樣的模式建構並無限放大“特殊主義”，認為本國發展模式是獨一無二的，與他國沒有任何共通之處和交集，那麽，任何人類社會共同的發展規律、任何人類社會之間的國際規則和慣例協議、任何跨越國家文明和不同社會制度之間的對話都將成為不可能，這種無限放大的“特殊主義”實際上誘發並將形成一種無限碎片化的局面，特殊之下還可能再有特殊，引發全球共同體發展的倒退。

劉濤：德國社會學界有一個比勒費爾德學派(Bielefeld)，建立了一個新興的“世界社會”體系，吸收了來自美國社會學新制度主義學派和德國系統理論學派中關於“世界社會”的觀念，實際上展示的就是人類新的發展前景。

雖然在16至19世紀的初始階段，西方依靠暴力形式將世界納入了一個世界市場體系，但是在二次世界大戰以後，一個共有的“世界社會”的制度化體系正在形成，在各個領域例如經濟發展、教育、衛生、環保、法律、政治等系統都形成了一種全球的觀察模式、全球數據結構和全球指標，這使得地球上每一個國家都可以按照相同的數據和指標來進行對比評價和觀察，以樹立科學發展的全球標桿模型以及建構全球善治經驗。

例如，在世界體育系統內部，世界的評價體系和指標體系讓世界體育盛會有了全球的指向標和全球評比的競技標準，沒有這樣的全球競技標準，無論是奧運會和世界杯都難以舉辦，這是一種無法逆轉的全球視野，但同時這也不抹殺各國在體育發展領域內的巨大差距和體育訓練的多元化模式，只是這種地方模式都鑲嵌進入了一種全球的規範標準之中，每個國家既是自主自律的，但又是全球體系不可分離的一部分。

郁建興：這實際上就是羅蘭•羅伯森提到的“普遍性與特殊性”雙向轉化的議題。普遍主義在具體化過程中，與在地化的思維習慣和理解方式相互碰撞和雙邊互動，從而進行不斷的調適和融合，而特殊主義所產生的獨特範式和精致方式，也不會僅僅停留在一個民族國家的邊界，而會跨越邊界形成某種世界意義。中國的發展模式和發展道路，以及中國夢的價值理念層面，由於產生在一個全球對比、全球融入和全球參照的世界中，中國的特殊主義就必然跨越中國邊界而成為具有某種世界意義的理念和制度安排，因此，中國的發展也必然是“全球地方化”和“地方全球化”的雙向結合和雙向推動。

劉濤：是的，當代世界體系盡管起初產生於一個不義的弱肉強食體系，但是這個以暴力為基本特征的初始世界體系也逐漸將整個人類世界帶入到一個相互連接、相互溝通、相互參照、相互整合的全球共同體中，人類世界社會的概念越來越清晰地形成，歐美短期內可能出現的逆全球化發展並不能阻斷全球人類社會命運共同體形成及鞏固加深的這一世界大趨勢。中國要做到的不是隨著歐美新孤立主義而鉆進“特殊主義”的外殼里，對於外部亂世采取光榮孤立態度而獨享中國的繁榮，相反，中國的經驗必將跨越國界，成為世界寶貴的制度財富和精神財富。

郁建興：世界走入中國，而中國又走進世界，這遠遠不限於經濟貿易投資方面。

劉濤：這就是工具理性和價值理性的結合，工具理性必須有價值理性的支撐，才具有長遠發展的堅實基礎。

郁建興：中國崛起之於世界的意義，在更高層面，應當是價值理性層面的貢獻，而不僅是貿易投資層面的工具理性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