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麥二○一二年中實施負利率。從這負利率施行最久的國家中，可以觀察出幾個重點： 貸款沒有明顯飆升，銀行沒有墜落谷底，但一般民眾想要借錢，卻更難了。

「這種作法，根本無助於刺激經濟！」烏爾里克（Ulrik Norgaard）這麼說。他曾擔任丹麥金融監管局局長，現職則是丹麥銀行協會執行長；在這個形同「銀行同業公會」的組織裡服務，烏爾里克深切了解丹麥銀行業的營運狀況，以及銀行對當地景氣的貢獻。

而他口中的「作法」，就是現在被許多國家視為刺激經濟強心針的「負利率」政策。

一月底，日本央行無預警宣布實施負利率，加上已實施負利率的歐元區、丹麥、瑞典、瑞士等國，以及傳言中可能陸續跟進的加拿大、挪威、以色列等，屬於「非常規」貨幣政策的負利率，眼見就要成為一種「新常態」；它對經濟刺激的效果、對銀行業的傷害、對個人理財行為的影響，瞬間成為全球熱門議題。

其中，丹麥是實施負利率最久的國家。二○一二年七月，丹麥央行為了保護匯率，宣布將利率調至負值，除了一四年四月到九月期間，曾短暫將利率由負轉正之外，其餘時間利率皆在零以下徘徊。

研究負利率，丹麥是一本活生生的教科書。為了解負利率環境的實際影響，本刊特別採訪丹麥當地多位金融從業人員及一般民眾。而要勾勒出四年負利率所打造的千奇百怪金融大觀園，首先，得從銀行業的困境開始說起。

現象一：

不敢讓客戶分攤成本

龍頭銀行一年損失百億元

按照丹麥銀行業國會遊說團體的說法，一五年，負利率已經造成丹麥銀行超過十億克朗（約五十億元新台幣）的損失；但當記者聯絡丹麥最大的銀行丹斯克銀行（Danske Bank），公關主管雷斯（Kenni Leth）給的數字，卻比銀行業遊說團體要誇張許多。

「因為負利率，過去一年，我們的存放款利差損失約達二十億克朗(約一百億元新台幣)。」雷斯舉例，目前的房貸產品中，若採用固定利率，三十年期以下的房貸利率接近零，若採用浮動利率，則客戶每月的房貸支出已是「本金攤還部分『減掉』利息」。也就是，銀行從貸款客戶拿回的錢，會比借出去的錢還少。

「放款要貼錢，但存在我們銀行裡的錢，即使『負利率』，我們還是不敢跟存款戶收取費用。」雷斯無奈地說。烏爾里克則表示，「對丹麥的金融業來說，關鍵的決定就是到底要不要讓客戶來承擔負利率的成本。」他指出，負利率雖上路近四年，但目前丹麥銀行多半尚未對個人存戶收費，「即使是利率最低的活期存款，現在銀行大多還是將利率訂在零的水準。」這些說法，凸顯了兩個事實：首先，負利率的確會對銀行業帶來極大的經營壓力；其次，部分論點擔心負利率會造成一般民眾的定存賠錢，但從丹麥經驗來看，這種情況尚未普遍。

現象二：

民間理財需求暴增

銀行資產管理部門比重增

有趣的是，雖然承擔了可觀的利差損失，但平心而論，銀行業似乎也混得不差，至少丹斯克銀行就適應得很好。

在負利率上路之前的一一年，它的全年淨利是十七億克朗；但到了一五年，獲利卻高達一三一億克朗，翻了七倍不止。這也反映在股價上，一二年年中，丹斯克銀行的股價大約九十克朗，現在可是翻了一倍，在一八○克朗左右徘徊，公司市值甚至比德國最大的德意志銀行還高出一些。

丹斯克銀行雖在存放款利差的損失頗重，短期間內也沒有打算向存款戶收費，那麼，它如何消化負利率的副作用？

「我們有效擴張了資產管理部門的營收比重，也降低了對利息收入的依賴。」這是該行總裁勃根（Thomas Borgen）的公開說法。由此，不難理解負利率環境底下對一般民眾理財行為的影響──在定存利率偏低的情況下，民間理財需求攀升。

從事行銷工作的二十多歲丹麥年輕人侯山提（Santi Roc Castells）就對本刊記者表示，「存款沒有利息沒差，比起來，我更擔心低利率環境造成的房價上漲。」追求更高報酬空間的理財行為，成了負利率環境所引導的行為轉變之一。

除了資產管理部門營收擴大之外，丹斯克銀行在負利率期間獲利飆高的另一原因，是「我們同時提高了資本市場操作、加重證券投資業務。」勃根的說法，透露出丹麥銀行業者在負利率罩頂之下，營運方向的調整是增加資本市場的活躍度，藉此取代傳統穩定的借放款業務；然而，這也象徵銀行業的營運風險正在上升。

於是，負利率政策對經濟刺激效果的大哉問，在此有了一個具體明確的實證解答。

現象三：

降低放款風險

銀行挑優質客戶借錢

理論上，由於中央銀行開始對銀行的超額準備金（編按：銀行存放在央行帳戶內，超過法定準備金的部分）收取費用，因此會提高銀行將手中資金貸放至民間的意願，從而刺激景氣；但丹麥實施負利率近四年的結果卻顯示，當銀行被迫將獲利來源轉向高風險的資本市場投資操作之後，為了降低放款風險，反倒會減少銀行對一般民眾與中小型企業的借貸意願。

「負利率的確改變了丹麥銀行業的放貸行為，」烏爾里克說，「但，這種改變絕對不是更寬鬆，而是業者更傾向借錢給優質客戶。」他表示，根據一五年歐盟對歐洲各國銀行的一項整體調查發現，長期困在負利率環境中的丹麥銀行，對優質顧客的貸款意願明顯高出其他地區。

「依據我的觀察，丹麥銀行業在優質客戶的競爭確實比過去來得大，他們能夠得到的融資選項，也比以往還要誘人。」烏爾里克指出，負利率帶來的寬鬆效果，範圍僅限於「原本就不太需要資金」的優質企業或民眾，「相對的，當銀行更加挑三揀四，那些原本就不容易貸款的客戶，也就成為負利率的受害者。」

現象四：

年輕人借錢更難了

整體借貸並未顯著提升

侯山提對這個說法感同身受：「若你現在已靠房貸買了房子，那很好；但對我這個年輕人來說，現在要申請房貸越來越難，你必須很努力向銀行證明自己有穩健的經濟能力。」但在另一方面，銀行業者最愛的優質客戶，一路以來卻也沒有太強烈的資金需求。烏爾里克解釋，就算利率很低，但由於整體經濟前景並不看好，無論企業或家戶對於增加借貸仍然有遲疑。

「整體來說，四年負利率下來，丹麥的民間借貸情況並沒有顯著攀升。」烏爾里克歸納結論，需要錢的人，難以從銀行手中取得資金；銀行樂於借錢的人，卻又沒有資金需求，這是他認定負利率政策無助於刺激景氣的根本原因。

撰文 / 蔡曜蓮

人生，終有一死，但我們一輩子在逃避這個結局。 在科技發達下，越來越多人在醫療現場被延命加工，一息尚存，卻毫無尊嚴。 年初，亞洲第一部善終法案《病人自主權利法》立法通過，開啟「自己善終，自己來」的新紀元。 死亡，不再是禁忌與懼怕，而是生命的凝視與整理。 清楚交代，告別摯愛。人生最後一哩，預約自己的美好告別。

「七十六歲的老人獨自在森林散步，被響尾蛇毒蛇咬了。

臥倒的身旁，留著一塊磚與一條蛇。

女婿發現後，機警地將老人與蛇送往醫院。

『是劇毒的響尾蛇，得注射血清。』醫師告訴家屬，若沒有注射，老人可能四小時就會走了。

家人召開家庭會議後，『決定不注射了。』因為老人是罹患阿茲海默症患者，生前曾表達，他痛恨這個病，希望未來能有自然死亡的機會。

家人認為，這條蛇，是上帝派來給老人家的禮物……」陽明大學醫管所副教授楊秀儀，在台北市仁愛醫院演講時，分享了這個美國例子。

「如果你是這位醫師？會不會幫病患注射？」在場醫師舉起手。

「如果你是這位病患？會不會希望醫師幫你注射？」現場一片靜默。

「壽終正寢，是每個人的期待，如果不出意外，大部分的人都可以活到『壽』的階段，問題是我們的『終』呢？」楊秀儀說，醫療科技介入老人的臨終，使得台灣面臨三種困境：「生命雖然延長了，健康卻惡化了；病痛延長了，死亡緩慢了；壽命延長了，癡呆嚴重了。」那條響尾蛇，猶如上帝派來的使者，提醒著即將邁入高齡化社會的台灣，病人、家屬、醫師三方都得共同面對的生命課題。那就是，活著的時候，考慮怎麼面對死亡，邁向善終。

在醫療發達的前提下，越來越多人擔心，自己將陷入一個「不得好死」的年代。本身是醫師的前立委沈富雄，日前在臉書上發表「準遺言」，第一條就是：「不插管、不氣切、不電擊、不可成為植物人」。前衛生署長葉金川給兒子的遺囑更簡明：「如果我沒醒來，不要串通醫生來凌遲我。」同樣是拒絕無效醫療的執行。

為什麼這些最清楚醫療行為的專家，卻擔心自己在醫療現場被「凌遲」，無法善終？

還要一直救下去嗎？

見死不救迷思 醫糾死結難解「根據《醫療法》第六十條與《醫師法》第二十一條規定，『醫師對病人採取必要措施，不得無故拖延。』」前立委楊玉欣說，醫師在醫療現場若不作為，事後遭家屬控告，恐會觸犯《刑法》的殺人罪。導致許多醫師明知病患狀況已經不可逆，卻一直救、一直救，「壓斷肋骨、電擊插管……。」不敢放棄治療。

「我們必須透過立法，先幫醫師解開這個法律死結，破除見死不救的迷思。」楊玉欣說，去年底立法院三讀通過《病人自主權利法》，即將在三年後（二○一九年一月六日）實施，首度將「拒絕醫療權」還給病人本身，這也將是改變台灣生死觀念的關鍵法案。

未來民眾可以「預立醫療決定」，發生永久植物人、極重度失智等五種狀況的患者，經醫療評估確認病情無法恢復，醫師可依病人預立意願，終止、撤除、不進行維持生命的治療或灌食。

《病人自主權利法》誕生！

亞洲第一部 保障每個人的「善終權」衛福部表示，這是亞洲第一部病人自主權利專法，也是台灣自一九九六年實施《安寧緩和醫療條例》二十年後，再度強化民眾的安寧觀念。

台北市立聯合醫院總院長黃勝堅說：「《病人自主權利法》是《安寧緩和醫療條例》的進階版，也就是說，只要你曾預立醫囑，當遇到突發狀況或疾病導致昏迷，無法表達清楚意願時，所有維生器材等重裝備，都不准掛上你的身體，進行加工延命。」「有一位九十歲的阿公，雖已經表態不插管急救，但因呼吸衰竭被送到新店某醫院時，醫師評估後仍決定插管，家屬後來將阿公遠送來宜蘭，要我拔管。」陽明大學附設醫院急診部醫師陳秀丹說，在醫師的倫理教育中，存活率仍是重要指標，在醫療現場，「拚拚看」、「救救看」就成為醫師與家屬普遍的對話，醫療介入造成死亡延後，「痛苦地活著」才是病人最大的悲哀。

「在集體社會氣氛中，我們同意讓一個人死去，好像是殺了他！」本身罹患罕見疾病的楊玉欣說，自己也是預見死亡的人，她認為《病人自主權利法》中，倡議「拒絕醫療」的精神，絕不等於「自殺」。「拒絕醫療」只是讓生命歷程回歸自然，排除過度維生治療的介入，保障每個人與生俱來的人格尊嚴。

這項攸關你我「善終權」的《病人自主權利法》於一六年一月初公布，《今周刊》與台灣指標民調公司，在四月中旬進行「病人自主權利法大調查」的民調中，卻僅有四五％民眾知道法案，仍有五五％民眾不知道，顯示宣導與教育資訊嚴重不足。

雖然「知名度不高」，但經提醒後，有高達八三．五％的民眾認同，此法案是保障民眾的醫療自主權，維護善終權益和生命尊嚴。

「台灣民眾對善終權高達八成的自主意識，跟我的認知是一模一樣。」沈富雄說，他自己對人生最後一程的主張，已經很多年了，包括交代助理與友人成立四人「善後小組」，他不斷囑咐：「我走後，你們不可以這樣，不可以那樣……。」但四月中旬，他突然覺得：「這些人可能聽聽就算了，萬一我兩腳一伸……，善後小組會當真嗎？」沈富雄花了幾分鐘，在臉書寫下包括「斷氣後，即移冷藏庫，不淨身、不換衣、不化妝，擦臉梳頭兩下即可」、「不發訃聞、沒有告別式；大哭而來，靜靜地走」等八項準遺言，引來十幾萬人按讚，近二千人分享。

「也有許多人問我，你寫遺書，是不是身體不行了？」「還是精神受到什麼刺激？」沈富雄說：「就是要身體好，精神爽的時候來立遺囑，才能清楚表達，」他認為，預立醫囑是對生命負責的態度，「如果整個社會對死亡少點禁忌，多點討論，台灣必能成為一個體質健康的國家。」

白紙黑字寫清楚

預立醫療決定 交代人生最後一哩雖然《病人自主權利法》三年後才能實施，目前台北市聯合醫院已經開始實驗「預立醫療決定」的諮商會議，共有十餘位民眾，透過醫療人員的諮商照護會議，將自己「想要與不想要的各項醫療服務與臨終安排」一一列出，在醫師、社工師、護理師的見證下，白紙黑字完成了「預立醫療決定」。導演柯一正在四月下旬，參與這項「預立醫囑」計畫，他的感覺是：「清楚交代人生最後一哩路的心情，只有舒坦兩字。」「父親糖尿病多年，七十三歲中風，失明、插上鼻胃管……，有一天深夜，他憤怒地拔掉鼻胃管，大家趕緊找救護車送醫，在急診處，我用力按住父親的手，讓醫師把鼻胃管接回去……。」雖然父親過世多年，前台大農經系教授陸雲講到這段折騰，仍眼眶泛紅。「父親是注重榮耀的軍人，當下看到他憤怒的眼神，我就後悔了……。」「我們家住九樓，父母感情極好，有一天父親痛苦極至地對母親說：『要不，我們牽手一起跳下去……。』」陸雲退休後，擔任消基會董事長，致力推動《病人自主權利法》，他認為台灣社會最大的盲點，就是「臨終教育」不足，許多人的病榻時間超過十年，家屬要病人「積極治療」卻忽略了治療過程中，病人有多痛苦，送到醫院去「加工治療」，很多根本是「無效醫療」。

新光吳火獅紀念醫院精神科專科醫師張尚文表示，根據健保署資料，臨終病人過世前一個月，在加護病房有五二．九％屬於無效治療，而無效治療的費用占加護病房總費用八○％。

中產階級的兩難

給父母住頂級安養院 還是給小孩念音樂學院？

「台灣的加護病房密度全球第一。」陳秀丹說，曾收過一位四十幾歲患腦瘤的女老師，開刀前寫信給先生：「若我沒醒來，請不要救我，我不想變植物人。」結果手術失敗，先生卻不願意醫師拔管，選擇將太太送進去呼吸照料中心。「因為太太的保險金，可以支付每個月二萬五千元的看護費」、「薪水持續支付小孩念私校。」家人繼續盤算，「再撐幾年，就屆滿領退休金。」陳秀丹說，「你想死，家屬不肯，醫師不准，說穿了，自己活得辛苦，難道只為了讓別人活得爽嗎？」「如果整個社會不能誠實面對死亡問題，不但是病人、家屬、家庭受苦，整個社會也會跟著被拖累。」健保署資料顯示，接受安寧照護與不接受安寧照護的病人，每人醫療費用相差十三．一萬元，一年國家可省下健保費用逾六十一億元。

在《今周刊》民調中，也有七五．七％的民眾，認為《病人自主權利法》過關後，可以讓醫療資源更有效地利用。

「死亡的議題，在高齡社會中，有公領域也有私領域，你不得不面對，沒有人可以逃脫。」楊秀儀說，有一回和哈佛公共衛生學院院長聊天時，對方提及自己的父母九十四歲，他和擔任鋼琴家的妹妹，供養父母住高級的老人中心，這對兄妹都是中產階級，但他們也得面對是否要繼續出錢讓父母住在老人中心？還是讓自己的孩子念茱莉亞音樂學院？因為兩者都很貴，所以兄妹兩人都不敢退休，因為所有的健康照護也會跟著結束。

「這件事震撼到我，中產階級得面對兩代扶養的愧疚，因為你越有錢，你父母活得越老。」楊秀儀說，台灣社會需要凝聚新的死亡觀，生命的初期，死亡和生命可能是對立的；到了生命晚期，好死就意味著好生，和平死亡就是好死。楊秀儀說，高齡社會的國民，一定要集體思考死亡問題，把問題交給子女或醫師等個體做決定，太難也太殘酷，所以法律一定要走在前面，幫忙做出決定。

醫病關係重組的時代

醫師主動告知病情 病人不會錯估形勢「老實說，立法過程中，反彈聲浪最大的是來自醫界。」楊玉欣說，傳統醫師的養成教育就是「一路救到底」，要把醫療權交還給病人自行決定，對醫師是很大的衝擊。「除了如柯文哲、黃勝堅等第一線加護病房、安寧醫師支持外，許多科別的醫師對這個法案心生質疑。」這也是該法案通過後，有長達三年的磨合、摸索期。

「這是一個醫病關係重組的時代。」黃勝堅說，台灣過去四十多年，一直都是「父權式的醫療」，一切的醫療行為，醫師說了算，相較美國在一九九○年通過《病人自決法》，確認了預立醫囑的法律地位，這次台版的《病人自主權利法》是融入歐美個人主義的生命觀，病人的醫療主張與臨終交代，濃縮在白紙黑字的「預立醫囑」中，他人無法更改。

但台灣民情終究是重家庭的共融觀念，一下子走入要個人自主的時代，病人也許會徬徨地問：「我什麼都不知道，要怎麼自決？要怎麼問醫師？才能獲得應有的訊息？」「如果是判定生命週期僅剩半年的末期病人，醫師要做的，不再是積極的醫療，而是如何讓病人舒適有尊嚴的治療。」在台大醫院金山分院期間，執行社區安寧照顧的黃勝堅說：「這時候，醫師的溝通訓練，就非常重要。」「醫師，請不要把癌症的壞消息告訴我媽媽，我怕老人家會受不了……。」馬偕醫院安寧中心醫師黃銘源說，台灣連續劇常常出現這種對白，在醫療現場也常發生。

在《安寧緩和醫療條例》中，醫師對末期病人的病情告知，是病人「或」家屬即可。在黃銘源的臨床經驗中，有七成左右的家屬得知後，會希望醫師不要讓病患知情。「但隱瞞只會造成更大的遺憾。」黃銘源說，家屬承載壓力過大，病患也會錯估形勢，來不及執行臨終遺願。

但在《病人自主權利法》實施後，規定醫師「應」主動告知病人病情。台北馬偕醫院安寧療護教育示範中心主任方俊凱承認：「這對醫師的溝通能力，是一大挑戰，台灣的醫師對病患的癌症病情告知時間，通常只有一到三分鐘，和歐美國家的一個小時，相差太遠。」「短短的六十秒到一八○秒鐘，怎麼跟病患講得清楚，尤其是這輩子面臨的最糟狀況即將發生……。」方俊凱說，重視安寧照護的日本，也是到○七年才開始發展出一套妥當的病情告知系統，台灣是在一一年才引進，目前仍在邊修邊學的階段。

方俊凱指出，因為宣布的是壞消息，所以在病情告知前，醫師得先具備四大要素。

一、「支持性的環境」。若是門診期間，就選在單獨診間；若已住院，在隱私的考量下，不宜在病房內做病情告知（除非是單人房），否則應改到諮商室單獨告知。

二、「告知技巧、字眼明確、態度委婉」。方俊凱說，用詞一定要誠實，明確地說是「惡性腫瘤」，不可模糊地以「腫瘤」帶過，因為病人與家屬會疑惑或猜忌是良性還是惡性。

若病人當下沉默時，醫師也必須給予五到十秒時間，待病人整理情緒後，再繼續說明。

三、「足夠的附加資訊」。這個病會對你的人生、家裡與工作的影響？要用什麼樣的治療方式？有沒有副作用等等。

四、「情緒支持」。方俊凱說，這一點是最重要的，要讓病人知道，「醫師保證會好好陪在身邊治療你，而不是保證醫治好你。」黃勝堅說，未來三年的宣導期，就是很重要的關鍵，整個社會，從病人、家屬、到醫師，都得學習這堂死亡課題。台灣醫療改革基金會（醫改會）也推出「怎麼問對問題，可以確保自己的善終權」的冊子，教導民眾與醫師對話。

安寧照護的挑戰

民眾的安寧觀念先進 政府配套卻牛步雖然台灣的安寧觀念起步較歐美晚，但民眾對安寧的需求與響應是越來越前進。《經濟學人》一五年調查，台灣的安寧療護品質整體排名亞洲第一、世界第六，包括《安寧緩和醫療條例》實施後，簽署「臨終不急救意願書」（DNR）的人數，每年也都以倍數增加。

然而，「面對高齡化社會的善終權，民眾的心理已經做好準備，但公部門卻顯得落後許多。」醫改會研究員辜智芬說，很多縣市的安寧病床不足，是否能照顧到，越來越多民眾選擇安寧照護，這是法律啟動後，政府必須一起跟上的配套措施。

《最後十四堂星期二的課》書中，罹患漸凍症的老教授莫瑞史瓦滋被學生問起：「你怎麼可能隨時做好死亡的準備？」莫瑞說：「每個人都知道自己會死，但沒人當真……，所以，每天渾渾噩噩過日子。」「但是，有個比較好的辦法。當你知道自己會死，並隨時做好準備，就可以真正地比較投入生活。」英國文豪莎士比亞曾說：「懦夫在未死以前，就已經死了好多次；勇士一生只死一次，在一切怪事中，人類的貪生怕死是最奇怪的事情。」在萬物循環中，花開花謝，枯萎凋零，被視為自然，唯在人類社會中，死亡被視為恐懼與禁忌，不願被提及。如今，台灣在高齡化的社會中，大家得學習，凝視生命的終點往前看……，猶如莫瑞最後的授課內容：「唯有學會死亡，才能學會活著。」撰文 / 陳玉華 研究員•楊明方

華航空服員罷工事件暫時落幕，但民眾觀感卻從原本的同情轉為疑慮，蔡英文政府的危機處理能力，甚至遭到質疑，為什麼？

儘管空服員首度上街頭罷工，第一時間贏得許多同情，但華航新任董事長何煖軒上任後，經營團隊先後對桃園市空服員職業工會與華航企業工會訴求照單全收，引發極大爭議，民意開始轉向；台灣智庫七月三日公布民調即顯示，高達五一．九％民眾不滿意交通部的處理作法，蔡英文政府能不警惕嗎？

「小英政府沒有抗壓性，一下子全部屈服，尤其何煖軒第一時間全答應，慷納稅人之慨，連民營企業勞工都看不下去。抗壓性這麼低，未來如何改革？」前立委、文化大學碩士在職專班國際企業管理學系副教授郭正亮說。

若從二○一五年幾項財務數字來看，股東權益報酬率（ROE）部分，華航、長榮分別為一○．六％與一四．五％；再進一步比較每人稅後純益，華航約四十六萬元、長榮則為七十二萬元。平平是國內本土航空公司，華航與長榮經營績效差很大。郭正亮質疑：「憑什麼華航員工可以享有比長榮航空員工更好的待遇？而且有一半是納稅人的錢。」回溯事件處理過程，可看出小英政府犯了幾項錯誤，不但引發華航子公司骨牌效應，攸關民生的國營事業工會也群起效尤，紛紛拿罷工來要脅資方，某個角度看也是要脅民眾，政府恐將付出高額代價，倒楣的又是納稅人。

失誤一：錯失仲裁先機

首先，是官方表態的時間點待商榷。早在六月二十一日空服員工會投票贊成罷工，桃園市長鄭文燦即表示支持罷工投票合法性，並表明本案不會交付仲裁；二十三日空服員工會無預警宣布隔天開始罷工，人在荷蘭的鄭文燦受訪強調「我比較挺華航空服員工會，有打電話給何煖軒希望照顧員工優先。」而二十四日上午出訪的蔡英文一席「不會讓你們感到孤單」的談話，更被視為政府態度的定調。儘管據總統府人士透露，蔡英文發表談話前並未與鄭文燦討論，也未指示行政部門如何處理；但二十三日才上任的何煖軒，幾乎可謂是領著令牌上陣。

「華航勞資雙方曾表達希望仲裁，空服員工會五月三十一日遊行，已構成勞資仲裁要件，但桃園市政府不願意，交通部與行政院長林全未要求桃市府走勞資仲裁程序，均有責任，」郭正亮說。若交付仲裁就必須停止罷工，交由公正第三方判斷，華航新經營團隊就能取得協調空間。

失誤二：未爭取談判空間

勞資爭議談判是門藝術，透過協調折衝，獲致雙方「雖不滿意但還可接受」的結果。近年歐洲發生過多起航空業罷工事件，無論法國航空罷工、德國機場聯合罷工、德國漢莎航空罷工，勞方訴求並非全部達陣，但這次華航資方卻全繳械。淡江大學運輸管理系主任陶治中即評論，資方照單全收的作法，堪稱「國際罕見」。

空服員罷工的七項訴求，資方妥協之後，企業工會跟進提出八項訴求，否則七月一日將依法休假，而資方竟也全部讓步，引起輿論譁然，其中光是「全體員工交通時間，併入工作時間計算」的訴求，就令外界傻眼。儘管主談的新任總經理謝世謙強調「並不是八點全部接受，而是共識」，但《今周刊》詢問華航發言體系，卻也表示，資方「原則上全都接受，僅細節須再討論。」「何煖軒等於刀子架在脖子上，他很急，談判時，急一定吃虧。外部職業工會很聰明，選在蔡英文出訪與華航新舊團隊交接期間罷工，何煖軒沒時間，這位新領導人進到舊團隊，看起來得不到有價值的訊息。」中華大學運輸科技與物流管理學系副教授林祥生說。

林祥生認為，若上任一段時間，掌握勞資爭議重點後，何煖軒處理上應不會如此草率；可惜，他當時並未以「新手上任、須先做通盤了解」為由，要求工會給予時間評估。

失誤三：犧牲投資人權益

從公司治理角度來看，上市公司重大決策要經過董事會通過，何煖軒草率同意勞方要求，有違公司治理原則，交通部顯然也未授權照單全收。

尤其，華航再答應企業工會發放交通津貼、調高地勤津貼等訴求，增加二•一七億元支出；加上先前調升空服員外站津貼等，將讓華航下半年增加近五億元支出，這筆額外的帳，何煖軒可沒經董事會同意。

「華航民股占五一％，對股東怎交代？」郭正亮說，航空業高度競爭，華航去年因油價下跌與兩岸航班賺了五十七億元，今年油價較高，兩岸航班又少很多，這次罷工訴求資方又照單全收，今年還會有盈餘？他很懷疑。華航罷工事件嚴重影響商譽，「找不到永續經營模式，績效又比不上長榮，因為有政府預算補貼，才會有這麼不合理決策，工會部分訴求有理，但怎可全盤接受？」「何煖軒當時應對員工說，若大家共同努力創造更多價值，未來可給更多，『公司有條件給，員工若做得好，也有資格要』，才能永續經營。」林祥生說。

財政部前次長楊子江更建議，要解決績效問題，華航應朝「公有民營」方向發展。

華航這波勞資爭議，最倒楣的是消費者，不少旅客淚灑機場的場景令人印象深刻。國外交通事業罷工大多有預告機制，經過這次教訓，政府應考慮修改《勞資爭議處理法》，要求與民眾權益相關的企業罷工應有預告機制。

當然，這件台灣航空史上首例罷工事件，若能喚起國人重視勞工過勞問題，也是一大進展。面對華信航空等華航子公司有意跟進抗爭，政府應及早因應，避免重蹈覆轍。

骨牌效應！

雙方談定，子公司也要求跟進——華航空服員罷工大事紀5/5•華航發送簡訊要求空服員簽署《勞動基準法》第84-1條的「勞雇雙方另行約定工時」約定書5/13•桃園市空服員職業工會發動空服員於勞動部抗議，質疑華航片面變更勞動條件5/31•桃園市空服員職業工會、桃園市機師職業工會、中華航空修護工廠工會成員遊行至華航台北分公司抗議6/21•桃園市空服員職業工會罷工投票開票，超過99.5%贊成•桃園市長鄭文燦表示「支持罷工投票合法性，協助勞資對等協商」，並表明本案不會交付仲裁6/23•行政院核定何煖軒接任華航董事長，鄭文燦強調「有打電話給何煖軒，希望照顧員工優先。」•桃園市空服員職業工會宣布，華航空服員自6/24零時開始罷工6/24•00：00 罷工開始•08：50 蔡英文搭華航專機出訪，表示「在這條路上，我們會與各位一起度過，不會讓你們感到孤單」•行政院撤換華航總經理張有恆，由謝世謙接任•何煖軒就任華航董事長，並於14：00到空服員罷工抗爭現場•16：00 勞資雙方在勞動部協商•21：00 勞動部對外說明，勞資已達初步共識•22：45 工會宣布撤罷工結束6/25•華航企業工會要求全體員工福利比照職業工會會員，否則不排除罷工6/27•華航企業工會與資方經三輪協商，談判破裂，通知會員7/1依法請假•華信航空工會要求與華航員工同工同酬，並限期7/7要求華航出面協商，否則不排除發動罷工6/28•華航企業工會與資方達成協議，取消7/1集體請假

整理：楊明方

撰文 / 郭淑媛、鄧 寧

一場反高壓電纜行動，讓離鄉背井四十年的陳文雄，進行了一場意想不到的尋根之旅。雖然抗爭失敗，但他藉著出書提醒民眾留意電磁波的潛在風險，讓行動堅定地持續。

迎面緩步走來的男子，臉孔因正午的強烈光線，一時難以辨識。直到進入店門前的陰影下，才看見他隨歲月撤退的銀白髮線，與靦腆微笑同時浮現的深邃法令紋。

眼前的陳文雄，說話速度緩慢，聲線頻率也有如穩定的心電圖般少有起伏。若不是看過他參與「反南投─彰林超高壓輸電線路」運動，拿著擴音器在示威最前線強力批判台電公司的身影，實在很難從這位慈眉善目的長者身上，嗅到一絲「抗爭人士」的激進氣息。

強烈的反差，或許來自陳文雄已經好多年不再抗爭了。

南投─彰林超高壓輸電線路，一條專門供應中科四期與國光石化用電的配電設施，被沿線居民質疑將帶來超量電磁波，自二○○八年起組自救會抗爭；留美博士陳文雄則被鄉親推舉出任副會長，負責蒐集科學證據，闡述自救會主張。

但政府認定台電興建的輸配電設施不至於危害人體健康，這條總長二十四公里的電路於一三年全面商轉。也就是說，陳文雄與自救會長達五年的努力，並未改變什麼。

「這場抗爭以結果來說，當然讓人遺憾，但也不令人意外，畢竟我們發起得太晚。」陳文雄冷靜地分析這場在三年前告一段落的抗爭行動。

「不過，我不認為這場運動什麼都沒有留下。至少，自救會讓很多人知道，電磁波對人體健康存在的風險；光是增進民眾知的權利，就是一件很有意義的事情，也讓我和出生土地的連結更加深刻。」他接著補充，語氣微微上揚。

啟蒙，留美時期的見證

相信公民力量能改變社會

加深與故鄉的連結，是七十五歲的陳文雄，願窮盡餘生追尋的目標。因為，這是深藏在他心底超過四十年的缺憾。

出生在彰化縣田尾鄉的陳文雄，是十個兄弟姊妹裡的老么，自小備受寵愛，而他也很爭氣，學業總是名列前茅。一九六四年從中興大學農業經濟系畢業後，在家人鼓勵下赴美留學；七五年取得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農業經濟學博士。

陳文雄在美國求學期間，恰好見證了美國社會運動的風起雲湧。無論是反越戰或性別與種族平權運動，當年的柏克萊學生與周邊的舊金山灣區居民，總樂於扮演挑戰體制的那群人；年輕的陳文雄，也深受公民社會的強大力量所震撼。

看著身邊的美國公民，為建立更理想的國度而投注大量心力，身在異鄉的陳文雄，內心不自覺湧上強烈的鄉愁。他迫不及待想和遠在太平洋彼岸的親友，分享他在美國的經歷，更打定主意一拿到博士學位，就要立刻回到故鄉，為孕育自己的土地打拚。

「那時電話不普及，我經常買一捲空白錄音帶，打開錄音機自言自語四十多分鐘，再把錄音帶寄回彰化給爸爸媽媽聽。」兩鬢霜白的陳文雄說起這段往事，像是想家的孩子。

攻讀博士期間，為紓解經濟壓力，陳文雄取得佛羅里達大學助理教授，以及田納西州國家級實驗室研究員身分。完成學業後，因為父母與妻子一再勸他不要放棄在美國的穩定收入與研究成果，原本計畫返台的陳文雄才在美國落腳，一待就是四十年。

然而，對陳文雄來說，在美國四十多年的生活只是「落地」，內心卻從未感覺「生根」。隨著年歲漸長，他返回故鄉終老的念頭益發強烈，終於在二○○七年從任教的俄亥俄州立大學退休，與妻子搬回彰化田尾出生地定居。

回國後，陳文雄被中正大學經濟學系延攬為特聘教授。

除了教職，他把所有時間拿來感受台灣生活，「只要有空，就到處找老朋友聊天、參加以前來不及體驗的民俗活動，像台南鹽水蜂炮、苗栗賽夏族矮靈祭，對我都很新鮮。」挺身，走上最前線

以電磁波研究證據當後盾

原本只想用餘生補回四十年的空白，但○八年一個尋常的日子，國小同學陳朝吉上門求助，讓陳文雄的人生走上一條預料之外的岔路。

「博士啊，台電要在這裡牽一條很長的高壓電線，電線會經過住家屋頂，電塔也建在農地上，這樣房屋怎麼住人？田地怎麼耕作？這邊你書讀最多，快幫忙想想辦法。」當年的陳朝吉氣急敗壞地說著。

那一晚，陳文雄輾轉難眠。身為凡事講求證據的經濟學者，他知道高壓電線確實對人體健康存在風險，但該怎麼證明電磁波對人體有害？面對這個完全陌生的領域，自己又能幫上什麼忙？他毫無頭緒。

年輕時在美國的經歷，這時突然在陳文雄的腦海中浮現，他相信公民必須透過集體力量，為自己的家園與權益發聲。在關鍵時刻，他沒有說不的理由，只能挺身而出。

經初步研究，確信電磁波對人體健康存在風險後，陳文雄決定組成自救會，接著採取田野調查方式，挨家挨戶拜訪輸電線周邊住戶，說明輸電線商轉後的風險，並邀請鄉親加入自救會，共同與台電交涉。

每次自救會與台電協調談判，最了解相關知識的陳文雄，理所當然地成為領袖；自救會包車北上到立法院、環保署陳情時，陳文雄也是主要溝通代表，「很多鄉親聽到立法院、法院就害怕，但在美國的經驗告訴我，政府機關是為人民服務，我們理性表達訴求，根本不用擔心。」他說。

但是，當幾次談判淪為無效溝通，自救會面對始終不願退讓的台電，也逐漸失去耐性，於是展開更激進的抗議。

自救會會長張豐進回憶，「我們曾為了擋台電工程人員牽電線，專程去買特大號的沖天炮，在沖天炮尾端綁線再點燃，衝過電線，把電線一條一條扯下。」自救會成員陳建樹也說，「我們純粹是對政府的作法看袂落去，才一起站出來。社會需要我們這種『憨人』，才會安定。」動力，遲來的歸屬感

從過程中吸收台灣文化

儘管主要負責「文攻」任務，陳文雄對激烈的「武場」也毫不閃避。他給自己設下的防線是「只要不讓任何人受傷就好。」這場歷時五年的抗爭行動，就像是陳文雄個人的「文化補習班」，讓他在短期間吸收各方面的台灣知識，「我從頭了解地方政治勢力、農業組織；接觸了環保團體、政府官員，讓我對台灣的認識一下子多了好幾倍。」陳文雄笑得像是考了滿分的學生。

從旅美歸國學者，到「帶頭作亂」的運動人士，不免讓親友替他捏一把冷汗，曾經有鄰居憂心地提醒，「你跟人家搞這些抗爭，晚上出門要小心一點，可能有人對你不利。」但陳文雄不在意，因為他一路接收到的正面激勵，遠比勸阻聲響亮。例如他怕替學校惹麻煩，主動向時任中正大學校長吳志揚報告，校長只微笑說：「我們早就知道啦。為家鄉做點事很好啊！」讓他倍感溫馨。

儘管抗爭以失敗告終，但陳文雄不認輸。在輸電線商轉後，他花更多時間蒐集國內外有關電磁波對人體健康影響的研究文獻，並將研究所得寫成《來自空中的殺手——別讓電磁波謀殺你的健康》，這本提醒民眾留意電磁波潛在風險的專書，在七月出版上市，「從這一點來說，我們的行動還一直在延續。」他說。

「我過去做的經濟學研究，都只是興趣，但這一次研究的，是和自己，甚至所有台灣人切身相關的問題。我和台灣這片土地，從來沒有像現在這麼親近。」陳文雄重申，抗爭過程遠比結果重要，而目前為止，他仍未打算停下腳步。

採訪結束，陳文雄踩著緩慢卻穩健的步伐重新走進陽光下。其實，他所做的一切，從來不是為了對抗，他只是想找到支點，在故鄉的土地上，用力種下遲來的歸屬感。

陳文雄

出生：1941年

經歷：中正大學經濟學系特聘教授

美國俄亥俄州立大學教授

學歷：美國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農業經濟學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