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認為,寨卡病毒主要通過蚊蟲叮咬傳播,也有少數人經性行為傳播。但美國研究人員提出,美國報告的一例“獨特”寨卡病例很可能是接觸了眼淚或者汗液而感染的。
據新華社報道,今年7月中旬,美國猶他州報告一例感染途徑未知的“獨特”寨卡病例,經過兩個多月的調查,美國研究人員提出,這名患者可能是在照顧感染寨卡病毒的父親時,因接觸到父親的眼淚或汗液而感染。
報道稱,該名患者既沒有去過寨卡流行地區,也沒有與寨卡病毒感染者發生過性行為,唯一問題就在於他曾照顧患有前列腺癌、後感染寨卡病毒的父親。而他父親是美國大陸死於寨卡病毒的第一人。
美國疾病控制和預防中心此前公布的調查顯示,該患者探望父親時,曾在未戴手套的情況下為父親擦拭眼淚,並協助護士幫助父親在病床上翻動身體,但沒有接觸過父親的血液或其他體液。
此前曾有動物實驗顯示,寨卡病毒能在成年實驗鼠眼睛里存活,並有可能通過眼淚傳播,但尚未確定人類也會經過這種途徑感染寨卡病毒。
據悉,這名73歲老人體內的病毒比一般患者高出10萬多倍,猶他大學的研究人員猜測,可能與他患癌體質虛弱有關。而眼淚或汗液之所以能傳染寨卡病毒,也是因為里面的病毒數量極高。與普通的寨卡患者握手,是沒有感染風險的。
研究人員指出,寨卡病毒致死的情況極其少見,死亡病例主要是由寨卡病毒可能導致的格林-巴利綜合征導致,而全球迄今總共報告9例與這種神經系統疾病無關的寨卡死亡病例。
當狂犬病與肺結核從國家法定傳染病死亡第一順位上陸續撤退後,艾滋病被推上了法定傳染病死亡人數的第一順位。
“從2007年開始,艾滋病已經成為中國法定傳染病死亡人數的第一順位。”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梁曉峰副主任在10月27日召開的“首屆中國—東盟衛生合作論壇”上表示。
據中國疾控中心公布的數據,截至2015年底,發現現存活感染者57.7萬例,死亡18.3萬,估計全國人群總感染率約為0.06%,仍有約32.1%感染者未被發現。
圖為2004-2014年法定傳染病報告死亡趨勢
死亡第一順位
“10年前的艾滋病是由於吸毒、血源性進行傳播,5年後降到了不到50%,現在是90%都是性傳播了。而過去主要是貧困地區、少數民族、邊境等文化相對落後的地方,現在已經從農村包圍了城市。我們必須走符合中國國情的防控艾滋病戰略,把預防關口前前移”,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艾滋病首席專家邵一鳴研究員在接受第一財經采訪時表示。
圖為2004-2015年全國法定傳染病死亡順位
狂犬病和肺結核被控制源於疫苗的廣泛實施,但是艾滋病目前還沒有這個武器。
中國啟動實施免疫規劃的30多年來,已經基本消滅了天花、新生兒破傷風的傳染病,實現了無脊柱灰質炎的目標。同時,結核病控防方面提前實現了全年發展的目標;5歲以下兒童乙肝病毒攜帶率由10%下降到1%以下,提前實現了乙肝控制目標。這些都跟中國疫苗的擴大免疫有著直接的關系。
國際共識認為, 疫苗仍然是人類最終控制艾滋病的最有力武器。世界範圍三十年努力己出現第一個低保護性(31%)和疫苗。科學測算顯示, 30%-50%-70%有效的疫苗,至2030年可以分別使550萬,1700萬和2800萬人免於和感染。
但是,艾滋病疫苗的進展一直不是很順利。
“艾滋病的第一代疫苗失敗,第二代疫苗失敗且有害。2013年4月,美國第二代疫苗在中期數據分析後,發現疫苗沒有效果,就終止了實驗。雖然艾滋病一、二代疫苗聯合是有首次獲成功的案例,但是保護率太低,無法大規模運用。”邵一明介紹稱。
據邵一明介紹,截止到2016年1月,我國複制性載體艾滋病疫苗已經率先完成II期臨床試驗。目前有3-4個疫苗剛開始或即將要開展大規IIb期臨床試驗。其中有一組中國產的疫苗,在複制型載體艾滋病疫苗臨床研究領域位於競爭的前列。
邵一明表示,在藥物預防性治療方面,盡管隨機對照臨床試驗獲得了良好的效果,但在人群使用和現場推廣方面,預防性治療仍面臨科學和行為學的挑戰。提高服藥依從性有利於提高預防效果,同時也有利於改善抗病毒藥物的耐藥情況。但研究發現,長期服藥的依從性僅有50%左右,這正是容易產生耐藥的區間。最近法國ANRS12449研究在南非開展的大規模臨床試驗中,未觀察到早期治療組與對照組有顯著差別,再次出現了這種問題。
農村包圍城市
直至今日,艾滋病屬於全球主要公共衛生問題之一。為了防控艾滋病,中國一直在努力。中國政府對艾滋病實施“四免疫關懷”,同時擴大檢測、擴大治療。
據梁曉峰介紹,2008-2015年間,HIV檢測量快速上升,2015年底,中國有9,320 門診在提供服務,2015年一年檢測人次數超過1.43億人次。
但是這些工作仍然遏制不住艾滋病人數的上升。
“艾滋病已經由經血傳播為主轉變為經性傳播為主,所占比例已經達到90%以上,由農村迅速擴展到城市。每年報告病例數持續增長,由2005年的4萬人增長到2015年的11萬人,在原本罕見的學生群體和老年人中快速增長,現在年齡最高的是92歲的艾滋病患者,年齡最小的是小學生。”邵一明表示。
圖為1985-2015年艾滋病傳染途徑構成比(%)
2005年,中國政府計劃和全球抗擊艾滋病、結核病和瘧疾基金相結合積極開展並大力推進三病防治工作。其中,瘧疾、結核病防治取得了顯著成效,但艾滋病防治取得部分成績,卻面臨嚴峻挑戰。
“肺結核病年報告發病數降低了31.4%,年報告發病率降低了34.7%,瘧疾年報告發病數降低了92.1%,年報告發病率降低了92.5%。但是艾滋病年報告發病數增長了347.3%,年報告發病率增長了325.5%,艾滋病病毒報告感染數增長了146.4%,年報告感染率增長了134.3%。”邵一明表示。
經血傳播、註射毒品傳播、母嬰傳播方式的數字降低,來源於中國近年來對血液制品的管理加強、成功打擊毒品、以及醫療條件的改善。但是性傳播已經成為不可擋的趨勢。
“我們無法改變的就是性傳播方式,異性傳播患者的數字所占人數較多,但是同性患者占同性人群人數的比例卻是最大的,所以同性之間的性行為仍是艾滋病高危行為。10年前,因為很多同性戀著礙於社會、文化因素等,沒有表達自己同性的意願。隨著社會對同性戀的包容和接納,同性戀的表達人數上升,所以,艾滋病感染著也隨著增加”,一位研究艾滋病的學者表示。
防控措施需變
“其實建國之初的中國,曾經消滅過性病,也是人類首次消滅性病的歷史。50年代早期,中國性病感染估計數超過1000萬。當時中國采取了綜合措施,最後性病患者不到1萬人。但中國目前沒有走原來防控性病的路子。”邵一明表示。
據其介紹,當時的公安部門關閉所有妓院,對妓女進行教育。衛生部門對所有病人治療,性病預防項目推廣。民政部門對妓女進行職業教育,進行關愛,消除歧視,通過各種途徑幫助前妓女找到工作,或讓他們返鄉從事農業勞動,或介紹到公營服務行業工作,在中國西部新疆、甘肅、陜西、青海,讓她們在國營農場和建築公司工作,另外給剩余人員建立了工廠。
“根據北京1950年的數據,在北京介紹參加工作的1316人,在京外工作的7020人,建立紡織廠安排209人就業。通過這種綜合治理,性病被控制了。”邵一明表示。
而通過中國歷史上消滅性病的措施看,邵一明認為,中國應該走符合中國國情的防控艾滋病的路子,而不是全部按照國際來走。
“目前中國采取的是‘三個90’的國際策略,90%的查出,90%的治療,90%的病毒抑制。但是這個國際策略主要針對占全球艾滋病70%以上的非洲人,他們平均人口感染率5%,個別國家10-30%,以治療為主是正確的。但是中國國情不同,中國有99.9%的人口未被感染,國民人口巨大,流行隱患四伏,決不能滿足於當前的低流行控制水平,要知道我們國家提高一個百分點就是136萬的人,所以必須防治結合,以防為主。”邵一明表示。
但是現在“三個90”策略,讓80%的經費用在了治療上,廣大國民的防控費用卻是少數,必須要把關口前移,在預防上下功夫。
邵一鳴強調,艾滋病不僅是醫學問題,也是全社會的問題,我們應通過各部門的合作,將關口前移,關註預防。必須平行推進以預防為中心保護健康人群的宣教幹預策略和以治療為主心的感染人群防治策略。
11日據國家衛計委網站消息,國家衛計委公布了2016年12月全國法定傳染病疫情概況。數據顯示,12月全國人感染H7N9禽流感達106例,死亡20人。從2016年11月數據來看,全國人感染H7N9禽流感6例,無人死亡,12月感染人數比11月增加了100例。
近日,江西、湖南、山東等省份相繼報告發現H7N9禽流感病例。據央視財經報道,國家衛計委9日表示,目前,我國已進入H7N9疫情高發季節。
國家衛計委已對我國H7N9疫情防控進行了部署安排,並會同農業等部門,派出工作督導組,對重點防控省份進行督查。目前,各地正積極組織開展疫情防控。疫情發生省份已對轄區內H7N9疫情防控工作進行進一步強化部署。疫情發生省份加大疫情防控一線督查力度,督查疫情發生地活禽經營市場關閉、休市、消殺等源頭控制措施落實情況,並進一步抓好早診早治和重癥救治工作,加強病例診療工作的指導,努力減少重癥和死亡病例發生。尚未發生疫情的省份,加強疫情監測和風險評估,做好疫情防範準備。
冬春季也是呼吸道傳染病高發的季節,隨著春節的來臨,人流、物流的集散,將增加呼吸道疾病傳播感染的機會。專家建議,公眾在日常生活中應避免接觸病死禽類,盡量避免直接接觸活禽類、鳥類或其糞便,若接觸,須盡快洗手;應購買有檢疫證明的鮮、活、凍禽畜及其產品,如“冰鮮、凍鮮”禽肉產品等;生禽、畜肉和雞蛋等一定要燒熟煮透,加工處理生禽肉和蛋類後要徹底洗手。
在英國的6560萬人口中,有超過900萬人表示他們經常感到孤獨,約20萬名老年人一個月都不能與朋友交談一次。
英國紅十字會稱,孤獨就如同“隱形流行病”...
孤獨,如同“夢魘”,它侵蝕著人類的健康,比疾病更可怕!有研究人員稱,孤獨對健康的危害猶如每天吸15支煙。孤獨寂寞的人,早死的概率比其他人高1/3,患老年癡呆的風險也更高。
孤獨對所有年齡段的人都有破壞性甚至危及性命的影響。
在英國的6560萬人口中,有超過900萬人表示他們經常感到孤獨,約20萬名老年人一個月都不能與朋友交談一次。已經有研究人員認為,孤獨應該被視為公共健康問題。英國紅十字會稱,孤獨就如同“隱形流行病”,在人生的不同時刻,影響著各個年齡層的人。還有分析人士認為,在社交網絡發達的今天,每個人的註意力都在手機上,這使得人們在公共場所變得更加孤立。
根據孤獨委員會發布的最新報告,6600萬英國人中有900萬人常常感到孤獨,並且有20多萬名老人每個月最多與1位親朋好友交談1次。
而據倫敦經濟學院發起的“終結孤獨運動”估計,每10位英國老人當中會有1位老人處於長期孤獨的狀態。
另一項統計也顯示,75歲以上的英國老人當中,超過一半人(200萬人)獨自生活,他們中的多數人甚至好幾天或好幾周都不參與任何社交活動。
除了老人,英國兒童的孤獨問題也很突出,孤獨問題呈現低齡化趨勢。據英國兒童慈善組織全國防止虐待兒童協會的統計,2016年全年有4063起兒童求助熱線涉及孤獨問題,平均每天有11名英國兒童因為孤獨問題撥打求助熱線,有的求助者年齡只有6歲。同樣的問題也出現在新晉媽媽們的身上。研究顯示,三分之一的新生兒母親會感到孤獨。
在英國,孤獨似乎是一道“禁忌”,很多人不好意思承認自己感到孤獨而逐漸放棄與之抗爭,最後讓自己被困於孤島。
76歲的英國老人瓊表示,孤獨感是難以說出口的,尤其是在家人和鄰居面前。她可以用ipad和人群保持聯系,可以通過教堂的誌願活動享受給予感,但卻缺少一個讓自己感到有所陪伴的地方。
據孤獨委員會統計,在英國,四分之三的孤獨者常常不知道該去哪里尋求支持。隨著地理距離的擴大、婚姻關系的不穩定、工作時間的增加等,英國的家庭模式也發生了變化,孤獨問題變得更加棘手。據英國國家統計辦公室(ONS)統計,在英格蘭和威爾士獨居的成人比例在1973年至2011年間幾乎翻了一番,從9%上升到16%。在這16%的人口中,28%的人年齡在35-54歲之間。而一項研究表明,跟與家人一起生活的人相比,在外工作的獨居者患抑郁癥的風險高達80%。
有研究人員稱,孤獨對健康的危害,猶如每天吸15支煙。孤獨寂寞的人,早死的概率比其他人高1/3,患老年癡呆的風險也更高。英國國家醫療服務體系(NHS)首席護理官簡·卡明斯表示,孤獨對所有年齡段的人都有破壞性甚至危及性命的影響。但對於弱勢群體來說,社會隔離和寒冷天氣是致命的。
作為群居動物的人類,在任何場合都想要尋找一種陪伴,希望有人陪著一起吃飯,一起打遊戲,一起上班,一起過馬路,一起看電視劇,一起聽演唱會,一起天南地北地說些不著調的廢話,哪怕只是在網線的另一端。
這大概是為什麽在彈幕網站的視頻里,經常出現的彈幕語是——有人在嗎?活在網絡的熱鬧里,孤獨就真地消失了嗎?到頭來,你和孤獨之間,還不就只差了這一根網線的距離。
但是你知道嗎,互聯網造就的更特別的孤獨——這種孤獨恰恰屬於站在網絡熱鬧正中央的那個人。互聯網未見得是孤獨的解藥,也許本身就創造了更大的孤獨。熱鬧和孤獨共生在同一個地盤上,在極致喧嘩的舞臺中央,站立著一個極致孤獨的個體,為屏幕另一端的一個孤獨個體唱歌。
互聯網時代帶來了一切社交紅利,所有那些看上去熱鬧的日子,無非都是科技帶來的通貨膨脹,而孤獨的絕對價值,其實從來沒有改變過。
在快速到來的老齡化社會中,不僅老人的生活、醫療需要保障,他們的精神狀態同樣需要受到重視。一項針對近1.4萬名城市老人的調查發現,他們中四成人都有孤獨、壓抑、心事無處訴說之感。盡管“常回家看看”作為精神慰藉條款,已經被寫進《老年人權益保障法(修訂草案)》,然而,“別讓父母感到孤獨”,需要來自社會與子女更多的親情與關愛。
伴隨著社會的激烈競爭,中國越來越多的子女不得不離開父母,遠赴他鄉工作定居,無形中造就了一個龐大的留守空巢老人群體。“孤獨寂寞,恰如一把利劍直插老人的胸口。長期如此,太多負面情緒的積累,會造成他們的抑郁傾向,嚴重時就選擇了結束生命。”中國科學院心理研究所老年心理研究中心主任李娟對此十分痛心。她告訴記者,人的社會關系有“三圈”,最外圈是日常生活中碰到的人,對個人情感起不到太多作用;中間圈是工作的同事,最內圈則是直系家屬。
老人退休後最主要失去中間圈,這時需要家人圈來彌補,但如果是空巢老人,面臨的就是“三圈”的全部缺失。在中國老年學學會老年心理專業委員會秘書長楊萍看來,隨著年齡增長,人的安全感都會缺失,造成負面情緒增加,而空巢恰恰促進了這種情緒的增長。
“缺少精神慰藉成為困擾我國空巢老人的主要問題之一。”全國老齡工作委員會辦公室副主任吳玉韶說,其中既有想念子女的孤獨感,也有精神生活得不到滿足的空虛感。
西北大學中國老齡事業發展研究院韓養民教授認為,對子女的無私疼愛讓獨守空房的老人很難承受他們離開後的巨大心理落差。生病或出意外時,得不到照顧的空巢老人常產生被遺棄的感覺以及自悲自憐的情緒。
此外,長期的孤單寂寞還會讓老人的免疫功能下降、慢性病增多,同時社會功能更加缺失,造成自閉,最終形成惡性循環。
所以,世界再大也要回家。孤獨,比任何都可怕,別讓它傷害我們的爸媽!現在,就回家給他們一個擁抱,或者拿起手機打個電話吧!
來源:央視財經(ID:cctvyscj)綜合中國青年報、新京報。
4月17日,據中國新聞網消息,近日,某知名安全機構監測到安卓手機“寄生推”病毒爆發了,該病毒可通過預留的“後門”雲控開啟惡意功能,進行惡意廣告彈出和應用推廣,以實現牟取灰色收益。
目前已有300多款知名應用受“寄生推”SDK感染,其中不乏知名應用,數十萬用戶設備ROM內被植入相關的惡意子包,潛在影響用戶超2000萬。受影響的機型主要包括OPPO、華為、vivo 、小米等。專家建議,應及時對手機進行安全檢測,移除存在安全風險的應用。
什麽是“寄生推”?
騰訊安全聯合實驗室反詐騙實驗室技術工程師雷經緯介紹,該信息推送SDK的惡意傳播過程非常隱蔽,從雲端控制SDK中實際執行的代碼,具有很強的隱蔽性和對抗殺毒軟件的能力,與“寄生蟲”非常類似,故將其命名為“寄生推”。
具體表現為,首先,其開發者通過使用代碼分離和動態代碼加載技術,完全掌握了下發代碼包的控制權;隨後,通過雲端配置任意下發包含不同功能的代碼包,實現惡意代碼包和非惡意代碼包之間的隨時切換;最後在軟件後臺自動開啟惡意功能,包括植入惡意應用到用戶設備系統目錄,進行惡意廣告行為和應用推廣等,最終實現牟取灰色收益。
如何遠離“寄生推”?
為了幫助用戶避免“寄生推”推送SDK的危害,騰訊手機管家安全專家楊啟波提出以下兩點建議:其一,SDK開發者應盡可能的避免使用雲控、熱補丁等動態代碼加載技術,要謹慎接入具有動態更新能力的SDK,防止惡意SDK影響自身應用的口碑;其二,用戶在下載手機軟件時,應通過應用寶等正規應用市場進行,避免直接在網頁上點擊安裝不明軟件。
大幅擡升的債券違約風險,可能正在成為銀行資產質量新的威脅。
5月10日早間,江南化工(002226.SZ)公告稱,杭州銀行此前從公司募集資金專戶中扣劃2.11億元事項已妥善解決,專戶余額恢複至原有金額。此前,5月3日,公司收到杭州銀行合肥分行告知《函》,其於5月3日晚間自公司募集資金三方監管賬戶中扣款2.11億元。
不同於江南化工的股東出現流動性危機但未形成實質性違約,2018年以來,已有19只債券實質違約。這些涉及企業除了債券違約,還面臨巨額貸款償還壓力。部分企業債券違約的同時,貸款也同時違約或逾期。此外,在一些企業違約中,銀行既提供了貸款,還是債券承銷方。
“債券違約是銀行不良貸款的另外一種表現形式,多少都會對貸款產生影響。”業內人士對第一財經記者稱,估計今年違約還會在高杠桿、高負債的企業局部爆發,進一步擡升風險,影響銀行表內貸款、自營資金配置的債券,但對於高風險的債券,銀行其實早有預料,已提足撥備,貸款逾期總量相對有限,同時由於是局部風險,也不會造成銀行壞賬大幅上升的局面。
債券違約沖擊貸款
“債券是銀行表外業務,違約的處理方式和貸款不同,也不會影響表內資產質量。”平安證券首席策略分析師魏偉對第一財經記者稱,由於不用計入表內、計提壞賬,債券違約不會導致銀行不良貸款大幅上升。
雖然債券違約不會直接形成表內不良貸款,但債券違約的企業,資金往往極其緊張,融資能力下降,一旦債券違約,風險必然向貸款傳導。銀行對企業風險發生後的態度,也能看出債券違約對貸款安全的威脅程度。
江南化工募集資金被劃扣,由其股東盾安集團引發。5月2日,盾安集團被曝發生流動性危機,對外債務總額達450億元。不過,發酵數天之後,局勢已出現暫時緩和跡象,5月9日,盾安集團10億元超短融債券“17盾安SCP008”完成兌付。
與盾安集團只是出現流動性危機,並未實質違約不同,2018年至今,已有凱迪生態、四川煤炭、神霧環保等19只債券出現實質性違約,合計金額超過130億元。而不少公司在債券違約的同時,還有大量銀行表內貸款逾期。
“債券違約是銀行不良貸款的另外一種表現形式,企業資金出了問題,肯定會影響償還能力,多多少少都會對貸款產生影響。”華南某股份制銀行人士說,債券違約會與貸款互相加強,如果沒有新的資金進入,存在形成連環違約的可能。
這種風險在部分債券違約的企業身上已有所反應。5月7日,凱迪生態的中票“11凱迪MTN1”發生實質性違約,違約金額本息合計6.98億元。
5月10日晚間,凱迪生態公告稱,去年5月10日,公司董事會審議通過使用部分閑置募集資金暫時補充流動資金的議案,使用11.31億補充流動資金,使用期限為12個月。截止5月9日,上述資金未歸還至募資專戶。
公告同時稱,另經保薦機構核查,公司及下屬子公司等10個募資專戶於今年初向非募集資金監管賬戶轉出約4億,截止昨日未歸還至募集資金專戶。目前公司流動資金緊張,將加快推進資產重組、項目融資等方式籌措資金,盡快歸還應歸還至專戶的募集資金。
根據凱迪生態三季報披露,截至2017年9月底,該公司短期、長期貸款余額分別達37.7億元、64.5億元;一年內到期的非流動負債34.7億元;應付賬款、其他應付款分別為11.7億元、6.9億元。
債券違約之前,凱迪生態資金就已極度緊張,確是毋庸置疑的事實。截至去年9月底,凱迪生態賬面貨幣資金只有29.4億元,而上述主要債務金額總計超過155億元,達到當期貨幣資金的5倍以上,而且其中合計72.4億元的短期借款、非流動負債,將在接下來的3個多月時間里全部到期,違約風險不容小覷。
更嚴重的是,一些企業債券違約、貸款逾期已經同時出現。就在5月7日,*ST中安也發生債券違約,違約本金9135萬元,利息306萬元,合計9441萬元。此前,其貸款就已出現逾期。根據4月25日披露,最近12個月內,該公司累計訴訟金額已達7.5億元,其中包括兩家銀行,涉及金額共計約2.11億元。
相較於違約的債券,*ST中安的銀行貸款規模更大。數據顯示,截至4月30日,該公司有息負債28.85億元,其中債券11.91億元,銀行貸款16.94億元,在有息負債中占比接近60%,但銀行授信額度卻只剩8800萬元。
交叉傳導
債券作為表外業務,不用計入表內、計提風險準備,但並不意味著卷入違約的銀行,資產質量不受沖擊。
“表內信貸與表外的非標、債券的區別,就是業務在表內貸款受限,必須要走表外。也就是說,企業不可能只在銀行表外融資,而不做表內。”某股份制銀行深圳分行人士說,一般情況下,銀行提供了債券、非標等融資的企業,往往還有表內貸款。
上述華南股份制銀行人士亦稱,過往一段時間,一些企業過度依賴杠桿,通過貸款、債券、非標等各種方式融資。一些企業熱衷發債,主要是融資成本低,而銀行為了監管要求,將部分業務轉移到表外。在此情況下,如果債券違約,貸款也會受到牽連。
債券屢次違約的大連機床便是如此。2月7日,大連機床公告稱,由於公司被大連中院依法裁定進入重整程序,目前重整工作仍在進行中,應於2月5日付息兌付的 “15機床PPN001”,不能按期足額兌付本金及利息。
根據Wind咨詢統計數據,自2016年11月21日“15機床CP003”違約以來,“16大機床SCP001”、“15機床CP004”、“16大機床MTN001”、“15機床PPN001”等債券先後違約。截至目前,大連機床違約債券合計金額超過40億元。
債券違約的同時,大連機床還有大量貸款逾期。2017年8月披露的征信情況顯示,截至去年8月31日,大連機床累計欠息1.8億元,子公司大連數控股份、華根機械分別累計欠息1.88億元、1.38億元;兩家子公司累計由銀行墊付承兌匯票20.3億元;大連機床及子公司累計借款逾期39.6億元。
披露信息顯示,大連機床及其子公司的逾期貸款,共涉及中國銀行、建設銀行、興業銀行三家銀行,其中在興業信托逾期3筆,總額10億元,在興業銀行逾期3筆,合計金額2.99億元,借款人為大連機床及其子公司華根機械。
除了直接貸款外,興業銀行還是大連機床債券的主承銷商。5月4日公告顯示,興業銀行承銷了5只大連機床債券,分別為“16大機床SCP001”、“16大機床SCP002”、“16大機床SCP003”、 “16大機床MTN001”、“15機床MTN001”,金額合計為28億元。
上述華南股份制銀行人士說,債券的買方主要來自銀行、央行、基金三部分,而銀行的資金又包括自營資金和客戶理財資金,而且銀行自營資金還是債市重要資金來源之一,與理財資金占比基本相當。
興業銀行是否認購了上述債券目前不得而知,2月7日至8日,在大連中院主持下,召開了大連機床、母公司大連高金科技發展有限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第一次債權人會議,內容之一是債權人核查債權。但在公告中,大連機床沒有披露詳細的申報債權情況。在大連機床進入破產重整的情況下,興業銀行的貸款可能將會受到影響。
不會大幅推升銀行不良
“現在的違約、流動性危機,僅僅是一個開始。”魏偉說,過往一段時間里,一些企業通過非標、發債做大規模,將告一段落。
對於顯著上升的債券違約,市場判斷,由於去杠桿持續推進、資管新規落地,違約風險可能會呈局部高發的態勢。過於依賴發債和杠桿,拼命通過發債、非標融資擴張規模,但又經營不佳的民營企業,將是違約高發區。
這種潛在風險以及已經暴露的違約,會否使銀行壞賬大幅上升?今年3月初,原銀監會審慎規制局局長肖遠企就曾表示,當前銀行不良貸款反彈壓力仍然較大,結構、周期、體制等因素造成的不良資產風險,仍然會持續暴露一段時間。
“最近債券違約風險受到高度關註,主要是發生風險的企業規模大,而且牽扯到上市公司。”上述華南股份制銀行人士說,風險高的債券違約,本來就在預料之中,雖然今年局部違約風險可能大幅上升,但不至於形成大規模、系統性的風險,也不會導致銀行不良資產大幅上升。
魏偉亦稱,信用風險的產生與宏觀經濟狀況有關。目前來看,今年經濟狀況不錯,出現壞賬大幅上升並且外溢、傳導的可能性不大。因此,債券違約對銀行資產會有一定影響,但影響程度有限。
除了可能發生的潛在風險,已經發生的違約又會對銀行資產質量產生什麽樣的影響?公開數據顯示,2018年至今,已經違約的19只債券,合計金額就超過130億元,而這還不包括可能發生風險的貸款。根據第一財經記者此前報道,僅凱迪生態一家公司目前就面臨高達230億元的代償債務,其中銀行貸款占32%。按這一比例估算,凱迪生態待償還銀行貸款逾70億元。
上述華南股份制銀行人士說,已發生的風險對銀行資產質量構成影響,主要體現在:一是表內貸款,二是自營資金配置的債券。資管新規落地後,禁止期限錯配,由於不準剛兌,虧損不會對表內資產質量、撥備產生明顯影響。
“債券違約處置方式與貸款不同,可以直接在二級市場賣掉,實在不行,還可以剝離給資產管理公司。”上述股份行深圳分行人士說,債券本身流動性較好,處置相對容易。所產生的影響,主要是自營資金配置部分需要計提撥備。
但上述華南股份制銀行人士認為,已經降級的債券,銀行一般有所預料,用表內資金配置的,基本上都會一次提足撥備,即便產生虧損、無法回收,最後還可以剝離,因此不會導致銀行不良率大幅上升;而表內貸款部分,即便發生風險,局部風險也不會使銀行資產質量大幅下滑。
在贊比亞首都盧薩卡(Lusaka)的醫院里,一間10平方米大小的手術室,只容得下一張手術床、長臂燈(非無影燈)、一個櫃子,燈的長臂上還掛著醫生的外套。
即使這間房間狹小簡陋,祖魯(Zulu)——贊比亞最好的泌尿外科醫生,卻正在房間里為一名10歲的當地男孩進行包皮環切術,房間內另有他的兩名助手,他們也是來學包皮環切術的醫護人員,都沒有戴口罩。
而即便是這樣簡陋的條件,贊比亞也有許多醫療機構還無法具備,更不具備的是可以做手術的醫生。贊比亞的醫療技術、醫療人才和藥品都處於緊缺狀態。
7月11日,第一財經跟隨蓋茨基金會支持的北京大學“全球健康與發展創新報道項目”來到了贊比亞大學教學醫院,觀摩了祖魯的這場包皮環切術。
包皮環切術是防控艾滋病毒(HIV)的“外科疫苗”。對於艾滋病病毒,科學家們奮鬥了30多年,目前尚未發現可用疫苗,亦沒有針對艾滋病毒感染的治愈方法,只能用藥物治療延長感染者的壽命。
當醫學尚無法防控艾滋病毒時,這個可以降低艾滋病毒感染率60%的手術——男性包皮環切術,受到了領域內的推崇,並被稱為“外科疫苗”。面對聯合國“終結艾滋病流行”的目標,該預防方式令占全球艾滋病感染人數70%的非洲尤為激動,包括贊比亞。
“2009年,贊比亞以總統的名義啟動了VMMC(自願包皮環切)計劃,即在2012~2015年間,為15~45歲的男性做包皮環切術,計劃人數有190萬人,但實際只做了120萬人。做了包皮環切術後,每年新發病人由13%降到了11%,減少了約1萬~2萬的新發艾滋病患者。”贊比亞衛生部臨床護理與診斷服務部門副主任丹尼爾·馬卡瓦(Dr.Daniel Makawa)對第一財經表示。
在缺醫少藥的非洲,做一個簡單的包皮環切術,也往往因為衛生環境、醫療條件等因素而難以實現。
那麽,非洲人民又是如何在“終結艾滋病流行”的路上戰鬥的呢?
贊比亞當地醫院外觀。馬曉華/攝
降低六成HIV感染率
“當今有3700萬人感染艾滋病毒,其中180萬人為新發艾滋病毒感染。艾滋病疫情並沒有結束,我們將致力於終結艾滋病流行。”今年6月26日至28日,在瑞士日內瓦舉行的聯合國艾滋病規劃署方案協調委員會第42次會議上,聯合國艾滋病規劃署執行主任米歇爾·西迪貝如是表示。
早在2013年,聯合國艾滋病規劃署制定了“90-90-90”項目要求,即90%的艾滋病毒感染者都要知道自己的艾滋病病毒感染狀況,90%確診為艾滋病病毒感染的人要接受抗逆轉錄病毒療法(ART),且90%接受抗逆轉錄病毒治療的感染者,要在2020年實現病毒持久抑制。
這一項目已取得了一定的成功。抗逆轉錄病毒藥物治療的開展,已挽救了約1140萬人的生命,在2000年~2017年間,艾滋病毒新發感染下降了36%,艾滋病毒相關死亡減少了38%。據世界衛生組織(WHO)公布的數據,截至2017年,全球有2170萬的艾滋病毒感染者獲得抗逆轉錄病毒藥物治療。
不過,目前僅有75%的艾滋病毒感染者知曉自身的感染狀況。在藥物控制既有患者的同時,減少新發艾滋病病例,無疑是“終結艾滋病流行”的重要手段。
為什麽包皮環切術能夠預防艾滋病毒?
首先,包皮比較嬌嫩,容易在性交時撕裂,艾滋病毒可以通過撕裂處的血管輕松潛入人體,更為重要的是,“男性包皮上有許多朗格漢斯細胞,且這種特殊的細胞極易與HIV抗原結合。當健康男性與攜帶HIV病毒的女性性交時,如果包皮撕裂,男性體內的這種血細胞就極有可能接觸HIV病毒並與之結合。朗格漢斯細胞本應該觸發人體免疫系統的抗體反應防止病毒感染,但一旦HIV病毒進入人體,免疫系統就可能無法進行有效抵抗。而割除包皮不僅能降低血管破裂的風險,還可以減少HIV受體的數量。”美國康奈爾大學威爾康奈爾醫學院泌尿外科教授李石華對第一財經表示。
2005年,科學家們在南非奧蘭治農場(Orange Farm)小鎮的初步研究表明,割除包皮的異性戀男性感染HIV病毒的幾率,要比未割除包皮的異性戀男性低了63%。與艾滋病疫苗研究人員將因性交感染HIV病毒的幾率降低30%的目標相比,這項研究得出的數據相當驚人。
2007年,世界衛生組織(WHO)宣布了一項臨床研究結果,即切除包皮可以預防艾滋病,將通過異性性行為傳播的艾滋病毒感染風險降低60%,被世界衛生組織和聯合國艾滋病規劃署推薦作為HIV預防策略中的一個重要幹預措施。
WHO建議,在艾滋病發病最嚴重及那些艾滋病病毒主要通過異性之間性行為傳播的地區,男性應主動進行包皮環切術。在艾滋病普遍流行的地區,提高男性包皮環切率,是使用安全套和及時檢測咨詢外的另一項主要幹預措施。
贊比亞醫療資源匱乏
在這塊非洲大陸上生存的人民,極為好客。第一財經記者走在贊比亞首都的街道上,即使是隔了100多米遠,對面的人群也會大聲地向你打招呼,認出你是中國人,他們用中文“你好”問好,這似乎是一個常態,即便是經過一個正在舉行聚會的場所,隔了條街道,門口的人亦會隔空向你招手邀請你加入。不過,這樣一個國家,卻備受貧窮和疾病的折磨。
“在沒有藥物之前,艾滋病給贊比亞帶來了很大的傷害。因為艾滋病,大量的人死亡,直接影響到了大量的家庭和國家勞動力,還嚴重影響到了贊比亞的經濟。”馬卡瓦表示。
馬卡瓦說,“現在除了需要藥物控制艾滋病毒,還需要推進預防措施。在預防層面,贊比亞從宣傳教育、衛生系統等方面都在推動。當WHO推薦包皮環切術可以達到60%的預防作用時,我們立即啟動了這個項目。”
然而,由於傳統包皮環切手術疼痛難忍,且面向手術醫生的培訓較為有限,加之社會、宗教及行為方面的複雜因素,非洲男性包皮環切的比例非常低。
贊比亞當地醫院手術室。馬曉華/攝
事實上,贊比亞制訂的第一個計劃,就是在2012年~2015年完成190萬例包皮環切術,遺憾的是,贊比亞並沒有完成這個任務,“之所以沒有完成,是因為這個手術規範要按照WHO的要求進行,對醫療器械、技術等要求都很高,贊比亞很難達到,同時也缺少醫生來進行。” 馬卡瓦表示,“此外也有文化因素。許多人以為割了包皮後就無法生孩子了,年齡大的人也不願意做。總之,我們在總結時發現190萬人的目標太大、太難了,我們盡了最大努力完成了120萬。”
肯尼亞護士亞伊勒斯(Jairus),是非洲第一批掌握包皮環切術的人才之一,他在接受采訪時表示:“2007年,包皮環切術可以預防艾滋病的研究結果出來時,有許多男性都想做。可惜我們條件有限,一天做20臺手術已是醫生的極限。”
事實上,贊比亞制定了190萬例目標卻只完成了63.2%,這與其醫療資源匱乏有著直接關聯。
這在肯尼亞衛生系統工作人員麗貝卡(Rebecc)看來,當地傳統的成人禮在公眾心中帶來了很多恐慌,“成人禮一般是由家族長輩用金屬類工具直接割掉,又不進行護理,很多人因此被感染而產生並發癥,甚至導致其無法生育。”
而且,到醫療機構做包皮環切,對於非洲許多國家的民眾來說,確實奢侈,也確實為難,“做起來也有難度。贊比亞醫療條件不足,最小的衛生社區中心只有4個醫護人員,卻要服務3.4萬人,僅有一個醫生能做包皮環切術。醫生做一個手術需要40分鐘且需要很多耗材,增加許多成本。”馬卡瓦表示。
但這個已經被醫學證明是預防艾滋病行之有效的方式,贊比亞不想放棄。“如果有新的技術、新的器械,能夠讓這個手術更安全、更快,對我們來說非常重要。”馬卡瓦表示。
2016年4月,贊比亞衛生部在其首都盧薩卡舉行的特別研討會上提出並批準的贊比亞自願醫療男性包皮環切術的項目進行效果不錯,但迫切需要對該區的設備和技術進行改善。
而在重構艾滋病防治的路上,非洲包括贊比亞在內的國家,需要使用新的預防手段來減少新發病例,以完成聯合國的“2030終結艾滋病流行”目標。
記者走訪贊比亞當地醫院門診。馬曉華/攝
10年尋找一個安全有效的方式
“為非洲尋找安全的手術器械”,這似乎成為了李石華過去十年來最為重要的一件事。
“從美國到中國再到非洲,這十年我一直在路上,只為了證明一種手術方式的安全性,能讓它把非洲的包皮環切術變得更容易、更快、更安全。要知道,非洲的醫生資源非常稀缺,整個烏幹達只有13名泌尿科醫生,要如何縮短手術時間、減少並發癥,同時又要縮短傷口愈合時間且要更加安全?事實上,我們最終找到了最理想的包皮環切術方式,而且安全便捷易學。”李石華對第一財經表示。
在李石華接受采訪的過程中,他一直在強調一句話,“所有外科手術訓練和臨床研究的最終目標,就是尋求最安全、最可靠的治療方法。”
10年來,他求證到一件事,即中國生產的商環最適合非洲。
商環(Shang Ring)是一種新式的男性包皮環切手術器械,由中國人商建忠先生創新發明。
商環的獨特之處是,受術者需在局部麻醉的情況下,由經過培訓的醫護人員放置商環,內外環的高度吻合阻斷了包皮遠端的血液供應,被卡在內外環之間的多余包皮殘端會在5~7天後自然脫落。
商環的設計,免除了傳統包皮切割手術大量出血的危險及術後傷口縫合帶來的痛苦,實現了“安全、微創、簡便、美觀”的效果。2006年,商環獲得安徽省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頒發的國家二類醫療器械生產許可證和產品註冊證書,正式走入國內市場。
“當我遇到商環時,就覺得遇對了。就是它,可以用在醫療資源匱乏的非洲,它可以用更安全的方式來替代非洲包皮環切傳統的手術方式。”李石華興奮了。
同樣興奮的還有蓋茨基金會,當獲悉這個可以降低60%的艾滋病毒感染率時,蓋茨基金會也開始了行動。不過,彼時的商環僅獲得了中國醫療器械生產許可證,想把它拿到非洲使用,還必須展開多國實驗。
“聯合國制定的三個90%艾滋病防控策略,更多的是針對已經感染了艾滋病患者,而不是為了預防。我們考慮到,除了幫助已有患者更好地治療外,是否還可以推廣不同的幹預措施,以降低艾滋病毒感染的人數。我們在艾滋病疫苗上投入了大量資金,但這項任務因難度較大還處於研發中。我們進行了許多調查,去推廣保險套、安全的性行為等。”蓋茨基金會北京代表處副主任吳文達接受采訪時表示,“到2007年,我們突然得知,包皮環切術可以把通過異性性行為感染艾滋病毒的幾率降低60%,為了再確定其有效性和安全性,我們在當地做了許多臨床實驗。”
從2009年至今,蓋茨基金會拿出1400萬美元用於投入商環相關項目的推動,從商環在非洲的臨床試驗,到通過WHO的預認證,再到非洲各國醫護人員的商環手術培訓等。
在經過將近三年的考察和檢測後,WHO於2015年6月宣布“商環”成功通過預認證,進入了WHO預認證的男性包皮環切器清單,這也就意味著世界衛生組織各成員國可以采購該醫療器械,在全球艾滋病傳播率居高不下的地區進行廣泛使用,特別是非洲。
“這是一個非常好的手術方式。當時國家在推VMMC計劃,可是對於基層醫療機構來講非常困難,他們不具備手術能力,也沒有能做傳統手術的醫生。商環的出現,對於非洲而言,意義非凡。”祖魯表示。
亞伊勒斯則表示:“原來我做一個包皮環切術需要25分鐘,而且還需要很多的手術輔助器械,現在使用商環,4分鐘就可以完成一個,也省去許多手術輔助器械。而且,這個技術極為容易掌握。兩天的理論學習,三天就能上臨床做手術了。這對非洲的醫療條件來說,極為有利。”
面向青少年推廣艾滋預防。視覺中國圖
手術推廣的星火計劃
“我的夢想就是建一個培訓機構,讓不會做包皮環切術的醫護人員都來這里學習。”這是亞伊勒斯一個淳樸的夢想。
自從知道了包皮環切術具有預防艾滋病的作用,而且使用商環做手術可以減少痛苦、避免並發癥,而且切口極為漂亮,這讓很多非洲男人動了心。
“很多人都報名登記準備做這個手術,可是我們的醫護人員不夠。”祖魯表示。
7月10日,在贊比亞疾控中心的會議室里,回字形會議桌旁坐滿了24個醫護人員,其中大多數是護士。“在使用商環後,包皮環切術就變得極為簡單,只要經過培訓,護士也可以做。”亞伊勒斯表示。
開自己的培訓機構還只是一個夢想時,亞伊勒斯就已經開始對贊比亞周邊各國的醫護人員進行包皮環切術的培訓。
“我們這次培訓了24個人,這24個人再去培訓更多的2500人,那麽贊比亞所有的醫療機構都可以做包皮環切術了。即便是偏遠的地方,我們可以派一個小分隊先去登記、提前預約,然後再定時間集中做手術。”祖魯表示。
在蓋茨基金會的支持和WHO的技術指導下,由Akeso機構牽頭執行,中國商環手術培訓和推廣工作,正在非洲有條不紊地按計劃進行。
今年3月以來,蓋茨基金會推動該項目在非洲肯尼亞、烏幹達、馬拉維和坦桑尼亞等國家舉辦商環手術培訓。
“這個項目推動起來其實還是挺難的。為幫助當地國家應用好商環,去年12月以來,我們對非洲10多個國家進行走訪、組織培訓,與每個國家的衛生部門、疾控部門以及當地項目執行的人見面。幸運的是,進展很大,艾滋病傳播降低了。”Akeso創始人、美國cdc艾滋項目前副主任伯茨(Carmine Bozzi)在接受采訪時表示。
中國預防措施待出
與非洲相比,艾滋病在中國的流行率較低,但對於人口基數較大的中國來說,上升0.1個百分點便是一個龐大的數量。
“中國有99.9%的人口未被感染,國民人口巨大,流行隱患四伏,決不能滿足於當前的低流行控制水平,要知道我們國家提高0.1個百分點就是136萬人,所以必須防治結合,以防為主。”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艾滋病專家邵一鳴曾對第一財經表示。
根據中國疾控中心的數據,2017年1~9月,我國新報告艾滋病病例10.5萬例。截至2017年9月底,我國報告存活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病人74.7萬例。從傳播途徑來看,性傳播是當前主要傳播途徑。
“艾滋病已經由經血傳播為主轉變為經性傳播為主,所占比例已經達到90%以上,由農村迅速擴展到城市。每年報告病例數持續增長,由2005年的4萬人增長到2015年的11萬人,在原本罕見的學生群體和老年人中快速增長。”邵一鳴表示。
事實上,目前的數據僅是已經被發現的一部分艾滋病現狀,還有一部分沒有被發現。與聯合國艾滋病規劃署制定的三個“90”相比,中國還有差距。
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性病艾滋病預防控制中心專家吳尊友曾對媒體表示:“對於聯合國艾滋病規劃署提出到2020年力爭實現‘三個90%’的防治目標,就中國目前情況來看,要達到有一定難度。”
“針對第一個90%:全球的艾滋病發現率平均在30%~50%之間,美國是艾滋病發現率最高的國家,已達到75%,中國目前是68%。對於第二個90%:在中國57萬存活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病人中,有67%的人接受了抗病毒治療。而在發達國家,治療率也只能達到80%。對於第三個90%:在過去三年,中國有80%到86%的接受抗病毒治療的感染者病毒得到抑制。”吳尊友說。
32%沒有被發現的艾滋病感染者,33%感染者沒有治療的艾滋病人群,在預防艾滋病傳播的路上都是潛在的威脅。
而作為可以預防艾滋病傳播的包皮環切術,在中國尚未納入防艾措施。
“包皮環切術已做過研究,在艾滋病高流行地區,有50%~60%的預防效果,且很容易觀察到效果。而在中國低流行地區就很難觀察到效果,因此國家還沒有發布關於包皮環切術預防艾滋病的政策。”邵一鳴對第一財經表示。
中國也存在包皮環切術,不過不是以防艾措施身份出現。
“中國來做包皮環切術的人,多數是因為反複炎癥以及陰部天氣熱出汗不適,陰莖局部粘在陰囊部,總用手去拉,還有就是包皮口小,排尿不暢,出現逆行感染等癥狀來就醫,要求手術。”昆明市兒童醫院泌尿外科副主任醫師遊海對第一財經表示。
遊海一天能做200個手術,用的就是商環這個工具,“傳統手術需要20多分鐘,使用商環操作,如果熟練的話,1分鐘以內就搞定,而且不會出血,也不會出現不良反應。”遊海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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