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份聲明中,前美聯儲主席伯南克聲稱,2008年金融危機實際上比1930年大危機更嚴重。(更多精彩財經資訊,點擊這里下載華爾街見聞App)
8月22日,作為2008年政府援救美國國際集團(AIG)訴訟的一部分,伯南克向美國聯邦索賠法院(U.S. Court of Federal Claims)提供聲明。伯南克稱,
2008年9月和10月是全球歷史上最嚴重的金融危機,包括大蕭條在內。在美國最重要的金融機構中,有12家面臨在1-2周內倒閉的風險。
前財政部長Timothy Geithner在一份聲明中做出了類似的、世界末日的評估。他說,9月6日到9月22日,經濟本質上處於“自由落體狀態”。
由AIG前主席Maurice Hank Greenberg運營的Starr International Co於2011年起訴美國政府,要求數十億美元的賠償。Starr表示,政府1820億美元的救助和AIG資產的出售是違憲的。
當被問及政府為什麽必須援助AIG時,伯南克表示,
AIG的死亡將是一場災難。這可能導致1930年代那樣的全球金融和經濟崩潰,給生產、收入和勞動力市場造成災難性影響。
伯南克還認為,AIG的整體業務是可行的,問題只要集中在金融產品部。伯南克稱,
我們評估認為,AIG有足夠的抵押品來償還貸款。
美聯儲於2012年8月出售了其持有的最後一部分AIG資產。
| ||||||
蘋果iPhone 6出鞘,誰將濺血?答案,將是手機龍頭三星電子。 今年六月以來,三星的股價像是被點名了冰桶挑戰一樣,一路冷到底。三個月內暴跌一九%,股價淨值比大幅縮水,三年來首度低於韓股大盤韓國綜合指數(KOSPI)平均值。 相較之下,蘋果的股價卻在同一時間大漲一三%,創下歷史新高,與三星之間的股價差距,拉開到二十年來最大。 警訊:手機變財報拖油瓶營收、獲利創連七季新低,市占率跌破三成 攤開三星的財務報表,手機王者已出現警訊。二○一四年第二季的營收、獲利,雙雙創下連續七季以來新低;與去年同期相比,淨利從七兆八千億韓元縮水到六兆三千億韓元,衰退將近二○%。全年營收預估將減少六%,是二○○九年以來首次衰減。 由於獲利衰減,三星甚至默默啟動了五年來第一次的裁員計畫。根據《韓聯社》報導,三星從今年初以來就厲行縮減開支,四月時更把手機部門的三班制縮減成兩班,到了八月,還是無法控制衰退,只好提撥最高二十五萬美元的遣散費,鼓勵員工自動離職,至今人數已達一千六百人。 這一切,都是iPhone 6惹的禍。 過去三星靠著大尺寸螢幕的優勢,在高階市場占有一席之地,Galaxy S系列與Note系列,成功開創了「平板手機」(Phablet)的新領域,讓三星在二○一三年獨占鼇頭,光是這兩個系列就賣出一億一千二百萬支手機,毛利率達一五%,是蘋果之外,唯一賺錢的智慧型手機廠商。 然而,這個優勢在iPhone 6問世前,就被徹底擊潰。 根據國際數據機構(IDC)的資料,過去穩居全球智慧型手機龍頭寶座的三星,今年第二季市占率,由去年同期的三二.二%大幅衰減至二四.九%,年增長率衰退達二一.九%,創五年來新低。 其中S5的衰退最為明顯。雖然開賣二十五天就賣破一千一百萬支,創下三星的銷售紀錄,但後續乏力,三星財務長李尚勳(Lee Sang Hoon)在主持第二季法說會的時候,迥異於以往的高調,對S5的最新銷售數字避而不談,甚至還表達要積極開拓新產品、新市場,擺脫對手機的過度依賴。 智慧型手機向來是三星電子的火車頭,營收占比達七六%,只要能維持高出貨量,就能帶動後面一長串的零組件供應鏈,確保整個集團持續成長,但如今卻面對連續三季下滑的窘境。 短短一年內,手機似乎從原來的金雞母變成拖油瓶,彭博(Bloomberg)更預言:「三星手機的黃金年代已經結束。」 挑戰一:難敵蘋果生態系酷炫功能一大堆,放在一起搞得複雜不實用 硬體差異化不再,是三星面臨的第一個挑戰。 儘管三星非常努力的想要在手機裡面加入各種酷炫功能,例如懸浮預覽、手勢翻頁、智慧螢幕、觸控筆等,想辦法要在iPhone之外獨樹一格,卻把整支手機搞得過度複雜且不實用,讓一般消費者根本無從下手,到最後還是只著眼在它的大螢幕上。 S5雖然返璞歸真,將功能重新聚焦在防水、防塵與相機身上,但對消費者來說卻毫無新鮮感可言,儘管砸重金在奧斯卡頒獎典禮上,費盡心思讓一竿子好萊塢明星玩自拍,最後消費者記得的,也還是一塊大螢幕而已。 大尺寸、高解析度的AMOLED面板,過去確實是三星最具競爭優勢的關鍵零組件之一,然而在蘋果推出超高畫質的視網膜技術(Retina),並成功應用在九.七吋的iPad上時,三星的領先優勢就消失了。 曲面螢幕,或許是三星現在唯一能抓住的浮木。九月三日的德國消費性電子展(IFA)上,三星展示了全球第一支搭載曲面螢幕的手機,對應許多柔性化的新功能。按照過去的經驗,應該要能引起討論話題,但在iPhone 6的強勢來襲下,顯然並未引起太多關注。 「iPhone 6只是壓垮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一位外資分析師說,用慣蘋果的「果粉」不會想要換到其他機種,但非蘋陣營裡有一群消費者是迫切的想要擁有生平第一支iPhone。 事實上,三星的功能與硬體規格向來都比蘋果高出甚多,iPhone 6即使做成大尺寸,許多技術層面不見得超過三星,但為何雙方的起落差距還是這麼明顯? 答案,在於生態系統。 由於缺乏自己的作業系統,只能依賴Google,三星所設計的功能,多半東一塊、西一塊,缺乏完整性。「個別來看都很華麗,但放在一起就看不出意義,」曾任聯發科、宏達電等科技大廠顧問,仕橙3G教室技術總監陳俊宏說。 以三星的智慧型手表Gear為例,雖然搶在蘋果一年前推出,但設計不到位,使用起來讓人處處覺得不順。 反觀蘋果,透過完整的生態系統,包括iTunes、App Store等,如今又整合指紋辨識與行動支付,所有產品串聯在一起,不管手機、平板或PC,都能環環相扣。這,就奠定了蘋果在高價智慧型手機市場不可撼動的地位。 挑戰二:中國低價手機夾殺小米成中國市場老大,華為物美價廉衝擊更大 三星的第二個挑戰,來自中國低價品牌的威脅。 根據IDC的統計資料,二○一四年第二季,全球智慧型手機市占率第三名到第八名,除了樂金(LG)之外,都是中國品牌的天下。根據市場調查研究機構Canalys的報告,小米甚至已經幹掉三星,成為中國市場的老大。在這之前,聯想也曾短暫超越三星。 單看中國市場或許不準,然而在全球,三星也出現了新的惡夢:華為。 這家做通訊設備起家的公司,憑藉在全球電信商通路的優勢,進軍智慧型手機市場不過短短三年,市占率就已經躍升至全球第三,今年的年出貨量,更預估將超過八千萬支。 華為消費電子事業部執行長余承東在受訪時表示:「排名第二的廠商(指蘋果)因為擁有特殊的生態體系,(輸贏)不好說,但排名第一的那一家(指三星),並沒有什麼華為不具備的優勢。」 尤其,當華為已經有能力做出厚度僅七釐米、六吋大螢幕的金屬機殼輕薄機身,售價壓在新台幣兩萬元以下,三星那一塊千年不變的塑膠機殼,對消費者而言就顯得廉價而毫不具吸引力。 這是因為,當軟體都同樣掌握在Google手裡,硬體上已經做不出差異化,又都無法建立起自己的生態體系,最後比拚的,就剩下成本控制能力。而這,絕對是中國廠商的強項。 新趨勢:手機市場M型化三星砸錢做行銷失靈,淪落競爭低毛利市場 「手機產業M型化的趨勢已經底定,三星面臨的是上下夾殺的局面,」IDC資深分析師嚴蘭欣觀察。 目前看來,高端市場用戶顯然會更靠向蘋果,以iPhone的毛利率高達三六%,新機一出,很可能會再次攀升,三星如果失去高端市場,等於失去了毛利率,只能與其他十幾家廠商競爭不到一○%毛利的市場。 最慘的是,即使轉往中低階,消費者也不見得埋單。「低價的選擇這麼多,消費者在乎的是高CP值而非品牌,以三星過去習慣砸大錢行銷換規模經濟的手法,可能無法複製在這個戰場,」一位外資分析師說。 在這場手機大戰當中最大的受惠者,是台灣廠商。 根據《華爾街日報》的報導,自二○○九年智慧型手機成為科技產業主流以來,台灣與韓國的工業產值就開始齊頭並進,升降幅度幾乎完全一致。 但隨著蘋果極力擺脫三星供應鏈,大量採用台灣的零組件,雙方的關聯度開始脫鉤。今年以來,台灣的工業產值指數成長了五.二%,韓國則減少了○.二%。 「蘋果試圖要把台灣供應鏈拉到一個獨立的軌道上,iPhone 6將拉開台灣與韓國的距離,成為兩地工業差距的分水嶺。」《華爾街日報》指出。 事實上,不只蘋果供應鏈,在中國品牌廠,台灣一樣有機會。越來越多廠商採用聯發科的晶片,大立光、玉晶光的鏡頭,可成、鴻準的金屬機殼,最後交給鴻海、英業達組裝。 當然這個過程中,中國也會扶植自己的零組件廠,降低對台灣的依賴,但不管怎麼說,三星都將面臨手機業務衰退後一連串的骨牌效應。這個冬天,恐怕將會非常寒冷。 【延伸閱讀】三星遭夾殺,市占率跌掉7.3個百分點——全球智慧型手機市占率變化 ■2013年Q2蘋果:13%三星:32.2%中國聯軍:20.1%其他:34.7% ■2014年Q2蘋果:11.7%三星:24.9%中國聯軍:24.2%(扣掉排名第5的樂金,第3至8名分別為陸廠華為、聯想、小米、酷派與中興)其他:39.2% 註:「其他」含市占率第5的韓國樂金,與諾基亞、索尼等他牌。資料來源:國際數據機構整理:林俊劭 |
過去十年,亞洲新興國家的外債由3000億美元猛增至2.5萬億美元。摩根士丹利警告,若美元突破支撐位大漲,這些國家會遭遇債務沖擊。
美元向四年新高水平邁進,有突破關機那技術支撐位的威脅,摩根士丹利的外匯研究團隊在報告中指出:
“美元債務高企對新興市場不利,除日本外亞洲地區的信貸與GDP之比已經超過了1997年(10%)的水平。”
西方央行的大寬松帶來了大量廉價貸款。中國政府推動信貸與GDP比例升至15%,凸顯了國內生產率增長停滯和出口導向型經濟模式失去活力的現狀。摩根士丹利警告,亞洲的貸款機構越來越依賴大額融資的資本市場,它們的貸款增長速度比存款增速快,如果流動性枯竭,就會身處險境。
摩根士丹利預計,除日本外亞洲地區可能面臨雙重打擊,一是美國利率上升導致全球借款成本增加,二是美元軋空頭引起亞洲地區貨幣下挫。這兩種打擊產生的影響會相互影響,讓問題更複雜。
摩根士丹利的分析師認為,由於美聯儲的立場向鷹派轉變,美元將扭轉30年的下行趨勢。若美元指數突破87的支撐位,到明年將升破92。這樣的大波動堪比二十年前全球受到的美元升值沖擊。
上周亞洲開發銀行(ADB)也發出警告,稱今年10月美聯儲結束本輪QE時,本地區流動性會更緊張,亞洲國家應該接受這一事實,可能“資本外流”。ADB認為:
“今年本地區的債券市場風平浪靜,但風險在增加。風險包括美聯儲加息的日期會比預期的早。”
ADB監控數據顯示,新興亞洲市場今年第二季度發行了1.1萬億美元的本幣債券,規模創季度記錄,使總規模增至7.9萬億美元。大部分這類債券期限都不到三年,產生了展期的風險。
這些外債中還未計入1.5萬億美元的跨境銀行貸款,以及逾1.2萬億美元的外幣債券。這些貸款和債券大多為美元債務,由亞洲的公司持有。
去年越南和中國香港發債規模分別增長了36%和32%。而發債占比極大還是中國大陸。中國國家電網新增發債4150億美元,中國鐵路總公司新發人民幣9750億元債券。
考慮超級貨幣寬松導致大量熱錢流入新興市場,當地企業選擇利用全球的低利率借貸,大量增加海外發債,國際清算銀行(BIS)近來警告,在匯率和/或利率沖擊時,企業這樣的貸款偏好將產生更劇烈的連鎖反應。
與上世紀90年代末不同,當時亞洲國家主要是本幣債務,外債極少,且大多擁有龐大的外儲。可如今,BIS擔心亞洲國家可能面臨多種渠道的沖擊,比如私人部門的美元債務,而且本地債務對利率升值極為敏感。
去年5-6月美聯儲第一次透露縮減QE的信號時,新興市場還有時間調整。但此後大多數新興市場仍在迅速累積債務,實際借款利率平均1%,創最低紀錄。BIS擔心,一旦這類利率突然反彈,就會出現險情。
本月美聯儲FOMC會議透露,明年基準利率的升幅將超出市場預期,全球市場將因此震蕩。現在的一大疑問是,利率風暴會不會像美聯儲去年的縮減QE那麽短暫。(更多精彩財經資訊,點擊這里下載華爾街見聞App)
| ||||||
奇點大學創辦人戴曼迪斯(Peter Diamandis)在《富足》(Abundance)一書中提到,每個創意背後的動機不外乎四種:好奇心、恐懼、貪婪和意義。 戴曼迪斯認為,好奇心是四種當中最弱的驅動力,因為好奇心不是容易被滿足,就是容易被打消;而容易被滿足的好奇心通常創意不足,容易被打消的好奇心,通常代表創意太天馬行空,難以執行。能夠以好奇心堅持把創意化成現實,沒有高人一等的瘋狂無法做到。 全球第一對用3D列印技術印出牛肉的加伯.佛格區(Gabor Forgacs)和安卓思.佛格區(Andras Forgacs)父子,驅動他們的力量便是好奇心。很難得兩代人都瘋狂追逐,這件人類史上沒有路徑可以依循的創舉;這對父子所創造的最大意義,是我們又多了一個值得努力的目標,幫人類開了天眼。 七年前,加伯在實驗室裡,重複已百萬次以上的分離牛肉細胞,等了好幾天終於分裂出上億個細胞,然後注入生物印表機中,針頭緩慢的一層細胞、一層親水性凝膠(hydrogel)移動著,每天,擔心著細胞是否成功融合。三、四天後,終於出現手指大小、薄薄的、近乎透明的牛肉片,父子兩人在實驗室裡高興的擁抱。 「生物製造最折磨的是,做對一件事情,結果未必會對,要同時做對很多事情才會有對的結果,」安卓思說,「每天都要面對很多莫名其妙的失敗,唯一能做的只有把失敗的經驗值極大化,從裡面學教訓。」 物理老爸變「生物列印之父」跨界學生物,四十歲還重新當學生 加伯雖然從小對生命科學感興趣,但是他在讀大學的時候選擇了理論物理,最後拿到理論物理的博士學位。完成學業後的加伯,並沒有一直待在匈牙利教書,他離開家鄉布達佩斯,先後到法國、美國的大學裡做學術研究。 有一回,一個研究生物細胞的朋友邀請他參觀實驗室,彼此都聽不懂對方的語言,他問自己:「難道這輩子只能講物理的語言,沒辦法跟生物學家溝通嗎?」一個小念頭,驅使他以四十歲高齡、頂著博士教授頭銜,重回學校念三年生物,從此轉入生物物理學領域;「真正吸引我的,是如何持續讓生物和物理產生對話,尋找交集,」加伯在接受奇點大學專訪時說。 要讓生物和物理產生對話,加伯的興趣集中在研究細胞形態如何轉變,越了解,越可能重新建立新的組織;二○○三年加伯在密蘇里大學的實驗室裡,發現利用親水性凝膠將細胞融合在一起的方法,也就是說,利用3D列印技術,在親水性凝膠的幫助下,可將不同細胞排列成特定形式,不同細胞互相接觸後再融合成組織。 生物學家的實驗室狂想,無非是從細胞出發,發展成組織,組織形成架構,最終可以複製出器官;加伯也不例外。當他發現自己的實驗室可以培養出細胞漿,他想:「能否用印表機印出生物結構呢?」 二○○八年,他的實驗團隊從雞分離並培養出心肌細胞,開始列印血管和心肺組織薄片,研究員焦慮的盯著印表機列印,只要有一個細胞稍稍偏離位置,馬上用牙籤撥回去。經過九十小時緊迫盯「胞」,心肌細胞成功的融入組織,開始和正常心臟組織一樣跳動著。看到組織跳動的那一刻,整個實驗室又哭又笑,陷入瘋狂。 這個結果發表在《組織工程》(Tissue Engineering)期刊上,出現了「器官列印」(organ printing)的新名詞,加伯因而被稱為「生物列印之父」。 原本只是實驗室的瘋狂點子,加伯並未想到生物列印的技術可以轉換到日常生活,但是,他的瘋狂兒子安卓思,想到了。 文科兒子當投資顧問負責創投,要讓瘋狂點子降落凡間 從小受父親影響,安卓思在到美國讀高中之前,已經待過匈牙利、法國、俄羅斯等國家,同時會說流利的英語、匈牙利語和法語;「跨國成長的經驗讓我學會用整合的角度看事情,容易理解不同角度、不同觀點,比較容易溝通,」安卓思說。 多元文化的延伸,安卓思對跨領域學科也充滿興趣。他在哈佛大學主修政治、經濟和哲學等人文領域,同時修醫科相關學分,原打算畢業後進入醫學研究所,最後卻到花旗銀行當投資銀行家;二○○五年轉入麥肯錫顧問公司,負責做新創公司的創投,專注在生物醫療領域。 長久以來,安卓思對父親在做的事情感興趣,當時剛好在麥肯錫負責「轉化醫學」(Translational Science),也就是把實驗室裡的科學,轉化成實際可用。兩相激盪之下,他發現父親在實驗室裡面做的事,適合轉化成解決病人的實際需求。 難道不覺得父親的研究是科幻情節嗎? 「絕對太瘋狂!」安卓思說,「想法太大而且風險高,但是背後的科學支持很充分,剩下的是要讓瘋狂點子降落凡間。」 安卓思找了父親和認識的專業夥伴,關在密蘇里的旅館裡討論兩天兩夜,決定公司的方向。一開始他們野心很大,想要列印肌肉、器官、組織、做器官移植,但難度太高,無法馬上實現,後來經過討論,把公司方向從器官移植,轉為創造生物組織,做藥物實驗。生物組織做為實驗的工具,可以規避藥物檢測的風險。二○○七年,他們成立全球第一家生物列印公司「新器官」(Organovo),是生物製造跨出實驗室的第一人。 「原本夢想是列印出人體所有的器官,進行器官移植,但現實會教你謙虛,公司要生存、薪水要發,所以從醫療轉換到藥物檢測。」加伯說,「假設你的肝有問題,要嘗試新藥物,我們便可從你的肝取出細胞做藥物測試。然後經過測試,找出最適合你的藥物和處方,這是我們將生物列印用在病人處方上的一例。」 公司成立不久,金融危機爆發,面對新領域的生物列印和3D列印,安卓思兩、三年內只募到一輪三百萬美元資金,被迫掛牌上市籌資,否則就要關門大吉。 「對新創公司最好的方式,是找好創投募資,而不是上市,否則你會無法專注於研究,所以這是失敗,」安卓思說,「真正重要的是看你回應失敗的方式。」 他們,不害怕瘋狂人造肉50人吃過,皮革找設計師合作 這對父子雖然充滿瘋狂,面對問題卻很務實。 二○一○年,他們列印出全球第一片牛肉和豬肉,加伯並在TED醫學論壇上當場烹調試吃,引起廣泛討論。一片讚嘆聲中他們發現,3D列印肉品速度過慢、無法量產,很快另闢皮革產品線,同時改用比3D列印更容易量產的生物製造法,製造食品和皮革;皮革樣本積極尋求紐約設計師合作,可以配合設計師,客製化各種厚薄、顏色、彈性、觸感和柔軟度的皮革。 牛肉真的能吃嗎?「他們(指試吃牛肉樣本的五十人)……都還活著,」安卓思開玩笑說,「而且比三年前我爸吃的那片白色的豬肉進步太多了。」 夢想、熱情和運氣,是加伯認為的成功三要素,缺一不可。 「我們已經活在一個不能說『不可能』的年代裡。你找到切入點,找到工具——至少具備使用工具的知識,你便可以成就生活裡的任何事,」他說,「這也是我對未來最感興奮之處。」 從瘋狂3D列印父子身上,我們學到,不要害怕瘋狂,但瘋狂不是空想,背後永遠要找出解決問題的方法,瘋狂才會成為驅策創新的動力,擴張未來種種可能。 |
俄羅斯經濟增長本已趨於停滯,今年地緣政治風險、西方嚴厲經濟制裁和國際油價暴跌又一再使俄羅斯經濟危機四伏。華爾街見聞今年10月的文章就曾提到,西方分析人士警告,俄羅斯可能重演1998年震驚世界的債務違約。一個多月過去,有關俄羅斯經濟的警報信號有增無減。本周一,俄羅斯10年期國債收益率升至12.67%,今年年初還不足8%。
俄羅斯經濟與金融的現狀讓2008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美國經濟學家保羅·克魯格曼(Paul Krugman)想起了1982-83年的拉美債務危機。在本周發表於《紐約時報》的專欄文章中,克魯格曼提到:
當時的委內瑞拉就像現在的俄羅斯。委內瑞拉是石油經濟大國,經常項目一直都是順差。可它也是脆弱的債務國,因為所有的經常項目順差和其他盈余實際上都流入了腐敗的精英階層荷包,成為他們的海外資產。
當然,委內瑞拉沒有核武器。
有人可能會問,俄羅斯經常項目順差規模很大,總體來說是債權國,不是債務國,為什麽說俄羅斯的經濟不堪一擊?克魯格曼認為,俄羅斯也有很多外債,這體現了私人部門借款的規模。俄羅斯的外儲之所以迅速減少,部分原因就是私人資本外逃。
(更多精彩財經資訊,點擊這里下載華爾街見聞App)
在調查的過程中,魏美蓉和很多企業主和高階主管有面對面的對談,發現即使調查結果出爐,很多企業主並沒有意識到應快速拉高高階主管薪資,藉以留才,一方面似乎透露著在部分行業人才「供過於求」的現象,「對老闆來說,本地員工真的很好用,你不加他薪,他也不太會走。」調查過程,她也看到,人才流動性不足的問題,「現在台灣的職場,就像一鍋溫水煮青蛙。」過去是六十度,現在已經熱到八十度,再不重視就會出大問題。 三變數讓薪資原地踏步!員工、老闆、政府須改變的關鍵思考 人力專家一再強調,人才流動性不足,是造成高階主管薪資競爭力滑落的關鍵因素之一。它反映了人才的自我突破碰到了瓶頸;企業主對於好的人才,仍停留在「製造業思維」,便宜、好用就好;台灣的產業政策沒有升級版的規畫,人才找不到更大的舞台。在這三個變數互相牽引下,使得台灣高階經理人的薪資原地踏步。 常有的現象是,人才沒有移動的意願,企業需要有跨國規畫的時候,就碰到找不到高階主管派出去的困局。福特六和營銷處副總經理劉繼升即表示,以他帶領的團隊,有三分之一表明「沒有接受外派的生涯規畫」,但像福特這樣的跨國公司,很多高階位子,是要歷練兩個以上國家、甚至兩個區域市場的經驗,才能接任的。 他指出,其中,以三十五歲到四十歲的占最多數,多半是基於家庭或另一半職涯發展考量,就算提供住房與子女教育津貼,也因得帶著全家人離開原本的舒適圈,因而打退堂鼓;至於,其他三分之二「願意接受外派」的,職場資歷等條件卻又不一定符合。 很多留在台灣的高階主管或許心想,台灣這塊江山是他打下來的,現在正是坐收成果的好時機,誰願意去外面打天下?李瑞華分享他過去在朗訊科技的外商經驗,一般外商最不喜歡高階主管停留在舒適圈,如果你不願意移動,他就會找外面的人來取代你。 現實的例子正是如此。用池塘來比喻,台灣只是一方小池塘,人才流動性不足,沒有活水,池子裡的小魚最多只能長成中魚,但中國、東南亞國協卻是大池塘,待過大池塘的大魚,難保不會有朝一日闖進小池塘,除非小池塘不歡迎任何外來的大魚。 事實上,當小池塘人才不足,大池塘的大魚游進小池塘,是必然發生的事,最先看到的,是像麥當勞、福特六和這類跨國外商。 以麥當勞為例,過去三年,便已先後派駐兩位新加坡籍的專業經理人,接任台灣麥當勞總經理。美商福特六和不但也早已調派有中國市場經驗的高階主管,出任台灣市場總裁與財務長,今年七月,就連向來以本地人才優先考量的公共事務處處長,也派來中國籍的賈群出任。 「剛來的時候,我真的很不習慣(小市場),每個月底看新車銷售統計表,總以為自己少看了一個、還是兩個零。」賈群描述她從總部在上海的中國福特,轉換到台灣的工作適應過程。 獵人頭業者指出,這兩個例子都說明,外商正開始用不同思維看待台灣的人力市場。所以不要以為留在台灣,就可以閃開跨國的殘酷競爭。 從台灣整體的產業政策、國家思維來看,也沒有看到在為未來人才鋪路的積極作為。 中華經濟研究院院長吳中書認為,低薪成因複雜,產業結構是必須考慮的關鍵因素,台灣企業九成以上是中小企業,對老闆來說,經營規模有限,卻得面對高風險,所以一旦自己可以主導,就不需要高階人才,獲利時則傾向保留盈餘做為應變。 更糟糕的是,台灣社會居然長期瀰漫著一股環繞著「低薪卻滿足」的幸福感。雖然台灣職場長期低薪,薪資成長動力亦低,但除房價以外,整體物價水準尚稱平穩,根據主計總處統計,過去十年台灣消費者物價指數僅微漲一.四一%,低於韓國的二.九%,低薪、低物價,造就近十年的「痛苦指數」亦低,最不痛苦的排名在亞太區僅次於新加坡,反而是高薪的香港、韓國,痛苦指數都超過台灣。 對此,吳中書認為,這絕不能以「小確幸」視之,而是國家競爭力衰退的重大警訊!它反映了產業創新能力不足。如果因此「自我感覺良好」,自然不會在未來人才的準備上,看出我們有太驚豔的努力。 育才請拋開製造業腦袋!只會想著「怎麼省錢」,最終留不住人 根據韜睿惠悅和英國牛津研究機構提出的《全球人才二○二一(Global Talent 2021)調查研究》,七年後,台灣將是全球人才供需落差最嚴重的國家。此份報告主要調查對象為高階主管、專業人才與研發人才三種,調查結果顯示,無論台灣的企業主在人才培育及台灣產業政策、人才教育,整體分數透露出台灣在人才準備上「嚴重不合格」。「若再不正視人才政策,二○二一年,台灣不如希臘、波蘭,成為人才供需落差全球最嚴重的國家!」魏美蓉指出。 最重要的環節,發薪水的企業主怎麼想?李瑞華認為,這問題分三個層面:企業主有沒有能力為你加薪?企業主有沒有意願為你加薪?你自己本身的本事值不值得企業主為你加薪? 魏美蓉比較兩岸企業主的心態,中國企業的人資主管經常問她,「你們說的人才,我們要怎麼留下來?」反觀台灣企業人資主管則問:「怎麼省錢,才能把人才留下來?」 老闆們的內心,究竟是怎麼想的? 曾任台灣惠普總裁、富智康前行政總裁程天縱說,在互聯網的思維下,很多傳統觀念都不對了,比方說過去人資界強調選育用留,循序漸進培養人才,但現在人才不必留,「留什麼留呢?志不同、道不合的,巴不得他早點走!」 他認為,企業要靠人才成長沒有錯,但薪水高低完全由市場供需決定的,薪水只能給這樣,就只有這樣的人,製造是台灣最大的思維,製造利薄,雖然工藝有很多技術,但是我們只會殺價競爭,追求大而不追求利潤,所以自傷,殺到「保五保六」,一路到「毛三到四」照殺,殊不知這樣的製造思維,對台灣危害有多深? 隨時要想多久會被取代!別想等伯樂上門,先拿出你的態度來 比較過台灣、上海和東南亞職場,畢嘉瑋則是認為,台灣人素質還是相對不錯,但「只有螞蟻的努力,卻沒有老鷹的高度。」在新興市場,企業老闆對於高階主管要求的是有戰略能力的老鷹,而不只是靠下苦功的螞蟻,緊盯團隊工作完成度的執行力,就能獲得資方認同。 他說,台灣人很多人會擔心,一旦從台灣跨出去,去上海工作個兩、三年,老闆把當地人培養起來之後,就會被幹掉,到那時候想要再回到台灣的職場,也卡不到位子了,「但美國、香港來的總經理從不這麼想,就算是廚師,他們想的,是因有這一段資歷,爭取下一個工作更有籌碼。」他認為,做為待價而沽的專業經理人,必須要能體認,從上任第一天開始,老闆在想的,就是「多快要把你取代掉」;同樣的,你也要讓自己具備,「多快能找到下一個買主」的本事。 在EMBA(企管碩士在職專班)課堂上,李瑞華總是提醒台下的大老闆們,人才不應被視為是企業的「資源」,而是要當能創造價值的「資本」,甚至是會增值的「資產」。不管是奇異前總裁威爾許(Jack Welch)說過,或從頂尖業務團隊薪酬的實證研究都發現,一家公司內,領最多錢的員工,他單位成本的貢獻度最高,也就是「性價比」最優的員工;反之,看起來工資最便宜的員工,若就其創造的平均產值而言,其實最差,也是最貴的人力成本。 至於職場上班族,李瑞華的建議則是,如果不願被老闆認為,你在職場只值這幾個錢,那就必須面對自己,認真思考,選擇要「戰」還是要「留」。一位在中國打拚多年的總經理說得很露骨,你的薪水被低估,一定有值得被低估的理由,網站隨時都在招兵買馬,如果你是千里馬,不要等伯樂上門,自己去找伯樂。留在台灣,走出台灣,都可以拿出你的態度來。 【延伸閱讀】台灣再不準備,7年後人才缺口全球最大──2021年亞太區人才缺口落差指數 ■前段班:人才供給充裕 ●印度人才落差缺口指數:2.1(全球人才需求最多,供給也最多) ●印尼人才落差缺口指數:1.5 ●菲律賓人才落差缺口指數:0.2 ■中段班:人才供需平衡 ●馬來西亞人才落差缺口指數:0.1 ●中國人才落差缺口指數:0.0 ■後段班:人才出現短缺 ●澳洲人才落差缺口指數:-0.5 ●新加坡人才落差缺口指數:-0.6 ●泰國人才落差缺口指數:-0.6 ●韓國人才落差缺口指數:-0.9 ●日本人才落差缺口指數:-1.4 ●台灣人才落差缺口指數:-1.5 【延伸閱讀】觀光服務業最缺人,加薪最有希望──台灣2021年18種行業預估人才缺口 ■飯店餐飲(缺最大!)高階主管:-27.5專業人才:-27.9研發人才:-1.0人才總合缺口(EPT)(註1):-12.2 ■建築工程高階主管:-9.6專業人才:-9.8研發人才:-1.3人才總合缺口(EPT):-3.7 ■外包(註2)高階主管:-10.2專業人才:-10.4研發人才:-1.3人才總合缺口(EPT):-3.5 ■訊息服務高階主管:-10.1專業人才:-10.3研發人才:0.4人才總合缺口(EPT):-3.2 ■專業諮詢(註2)高階主管:-3.7專業人才:-3.9研發人才:-1.5人才總合缺口(EPT):-2.2 ■不動產高階主管:-6.5專業人才:N/A研發人才:-1.8人才總合缺口(EPT):-2.1 ■醫療照護高階主管:-2.0專業人才:-2.1研發人才:-0.6人才總合缺口(EPT):-1.7 ■水利(註2)高階主管:-6.2專業人才:-6.4研發人才:0.1人才總合缺口(EPT):-1.7 ■貿易零售高階主管:-7.9專業人才:-8.1研發人才:0.5人才總合缺口(EPT):-1.5 ■公共行政(註2)高階主管:-5.7專業人才:-5.8研發人才:-0.3人才總合缺口(EPT):-1.3 ■製造高階主管:-3.9專業人才:-4.0研發人才:0.5人才總合缺口(EPT):-1.2 ■教育高階主管:-1.3專業人才:-1.4研發人才:-0.2人才總合缺口(EPT):-1.0 ■金融高階主管:-4.4專業人才:-4.5研發人才:-0.5人才總合缺口(EPT):-1.0 ■娛樂藝文 高階主管:-3.0專業人才:-3.2研發人才:0.4人才總合缺口(EPT):-1.0 ■物流高階主管:-4.6專業人才:-4.7研發人才:0.9人才總合缺口(EPT):-0.4 ■礦業高階主管:-1.7專業人才:-1.9研發人才:1.3人才總合缺口(EPT):-0.3 ■資訊通訊(註2)高階主管:-0.7專業人才:-0.8研發人才:0.6人才總合缺口(EPT):-0.2 ■能源(註2)(最充裕!)高階主管:-1.1專業人才:-1.3研發人才:1.0人才總合缺口(EPT):0.2 註1:EPT/說明:人才總合缺口負數越大,表示越缺人才 註2:外包如軟體或服務委外,專業諮詢如企業諮詢或教育訓練,公共行政如政府機關等,資訊通訊包括科技和電信等水利如水再生利用等,能源如風力、電力發電等 資料來源:韜睿惠悅和英國牛津研究機構《全球人才2021(Global Talent 2021)調查研究》 整理:黃亞琪 |
陳可辛最初拍《中國合夥人》,並不是想拍一個企業或者兄弟情,而是覺得這個題材剛好可以承載這30年的變化。 (蔣彬/圖)
電影導演陳可辛說他不久前做了一個夢,夢里回到1980年代,見到那時候的同學朋友。他逐個給他們講什麽是手機、智能手機,什麽是電腦和互聯網。有一些朋友讓他在夢里不知怎樣開口,因為從“未來”回去的陳可辛知道,這個朋友已經去世,那對甜蜜的小戀人結了婚生了孩子又離了婚。
“很多事情你永遠想不到,但是到最後這些線索永遠會走在一起,這就是一種命運。”陳可辛在南方周末“中國夢”演講臺上說。
陳可辛差一點就來不了“中國夢”了,他一直在發燒,後來他的決定是:只要出入境檢疫能通過,就一定來。
因為這是南方周末創刊30年的“中國夢”特別版,也是他進入電影圈30年。
“北上”的最初,他就想拍1980年代,拍改革開放後的故事。直覺告訴他,社會大變革的時期肯定最有故事。籌備《中國合夥人》時,他向多名內地民營企業家了解當年往事,包括王石。聊出很多有意思的內容,“在《中國合夥人》那個電影里確實是放不下,”陳可辛告訴南方周末記者,“我希望有一天能有機會真正拍到1980年代,我覺得會比1990年代更有趣。”
南方周末:1980年代是個很吸引人的題材,你有多具體的想法?
陳可辛:其實十幾年來一直都想拍,有點像《公民凱恩》,就是更宏大的那種。但是我覺得審批會很難過,因為那里面的很多東西,很多問題都很難講的。就算過審,可能也過得不好看。後來就想到可能拍IT行業,也許沒有那麽多禁忌,也沒有那麽多陰暗面。但是找不到好的題材,才碰上新東方。
南方周末:你對內地1980年代的興趣是怎麽來的呢?
陳可辛:一個社會突然的改變,肯定是最多故事的。每個社會突然的改變,都是有最多可拍性的。
南方周末:1983年你從美國回到香港,那時候香港對內地的看法是什麽樣?
陳可辛:以前我們是不需要帶身份證出門的。1980年開始,警察隨時在街上看你的身份證。其實從1949年之後,香港的人口暴增,基本上都是內地來的。我媽媽也是華僑,也是北京的,1950年代來香港。“文化大革命”的時候,很多人遊泳過來。所以香港本來沒分什麽是內地人,什麽是香港人。
1980年代的時候,確實太多人了,然後開始管理,要拿身份證。那個時候電視劇里有些形象叫“阿燦”,“燦”是在廣東用得很多的名字,其實以前我們叫“阿燦”,指的是南方來的內地人。到1980年代中後期開始,就有北方人了,有些是官二代,也開始有了“表叔”這個詞。都是內地來的,但已經是兩個完全不同的群體,文化、階層,什麽都不一樣。到現在,就是“自由行”。
南方周末:你什麽時候第一次來到內地?
陳可辛:1993年,我其實已經來得很晚了,以前連深圳、廣州都沒去過。曾誌偉當時常常來,他說來看看吧,這里變化很大。我剛剛做導演,拍完第二部戲《風塵三俠》。我想看看我喜歡的故事類型,有沒有機會在內地發生。
我先飛到了哈爾濱。然後跟曾誌偉去了北京、上海。三個地方待了十來天。當時還找岸西寫了一個劇本,寫得非常好。當然現在來看,已經完全過時了。是說一個香港人去內地,要找一個老婆結婚。他是一個中產階級,就覺得愛情是浪漫的,婚姻應該是實實在在的,婚姻是應該看基因的。所以去北方,去找最好的基因,要結婚。結果就是有一段愛情故事。還有一段是老年人,美國華僑,回去碰到年輕時候的故事。就是這兩對,結果沒拍成。
南方周末:你拍《甜蜜蜜》,是講兩個內地人到香港去打工,他們的相遇。為什麽在那個時候寫了這兩個人物?
陳可辛:之前寫那個既然拍不成,我想就算我拍個香港片,有沒有可能跟內地拉上一點關系。因為我一向都知道最終的事業目的地,肯定是內地,華語電影肯定是內地的。我以前跟很多朋友都講過。我後來去美國,或者做泛亞洲電影,都是為了避免在不對的時候回來拍戲。
因為當時聽了很多很亂的(香港與內地的)合作方式,也聽了很多不能理解的審批的問題。也有以訛傳訛的,傳出來覺得非常荒謬。所以就覺得不想拿著那個熱情,一進來就給打垮了。應該保留熱情,在對的時間才回來。我也不拍古裝片。當時回來最早的一批,像徐克他們,拍古裝片都需要地方,需要景,需要人。這些都是我的電影不需要的,所以我沒有他們那麽急迫。
南方周末:你說為了拍《中國合夥人》,還跟王石聊了很多次,都聊什麽呢?
陳可辛:給他看劇本,看他覺得有沒有不靠譜的地方。其實最後得到的並沒有直接用在那部電影。更重要的是跟他聊一些1980年代的事情。我還是不甘心,還是想早晚要拍1980年代。
我聽很多他創業時候的事,包括萬科的開始,包括很多資本市場的概念。一個兩袖清風的CEO,公司股份他都不要,哪有那麽清高的?那麽他講,在1980年代國營企業私有化的時候,給管理階層股份,大家不敢要的,怕擔責任。要是能有一天把這些東西拉出來一個故事拍,就非常有趣。
南方周末:你在內地拍成的第一部戲是《如果·愛》,之前有過別的嘗試嗎?
陳可辛:其實更早有一部戲,審批過不了,到今天都過不了,一直等待。哈金的《等待》。劇本是蘆葦寫第一稿,張艾嘉寫第二稿。我在2000年已經做過很多的資料,還花了不少錢建了組,結果審批不過,所以沒拍。
我看了很多書,還去東北到處看,因為故事發生在東北。《等待》是從1960年代講到1980年代初。男主角的身份是軍人。
南方周末:這麽多年來,電影作為一種言論、表達,你覺得它的影響力,它的開放度,有沒有什麽變化?
陳可辛:我一向都是這樣說,你拍商業電影,其實第一個審查的就是投資方。內地有特殊的制度跟情況,我們也不能一下子把這個制度改變,我還是願意把審查機構看成一個顧問,而不是一個對手。老實講投資方也是一樣,到最後其實說了算的還是票房。投資方也是看票房,他就覺得好萊塢電影難道不也是非黑即白嗎,其實這跟主旋律是很像的。
小心還是得小心,但到現在為止,我不覺得它太過妨礙我的創作。我的電影政治的基因不多。當然除了《等待》,我還買了《大江大海1949》,卻根本連劇本都沒寫。《等待》是我完全不知道原來那個叫麻煩,到《大江大海1949》時,我是任性地買了,因為我喜歡書,也跟龍應臺聊得很好。但我沒啟動,我知道啟動也沒用。我還是跟我的同行說,別選一些你明知道不行的題材,在里面去剪,那出來不如不拍。我不拍《大江大海》,我還可以拍其他的。
當前,全球非美經濟體面臨通縮風險,年初至今的短短2個月間便有13個國家奔赴了“降息潮”。歷史一次又一次地證明了,通過貨幣貶值轉嫁國內經濟困局對各國而言就好比巧克力之於孩童,這種吸引力往往難以抵擋。
現實將人帶回了上世紀30年代發生的那場貨幣戰,當時正值金本位和大蕭條時期,由於英國在1931年9月20日宣布放棄金本位,英鎊急劇貶值,隨後又先後有25個國家跟風脫離金本位。
盡管眼下的全球“寬松潮”同當年的事發背景不同,但以史為鑒總是不變的智慧。
現實:全球寬松潮仍在繼續
當下,全球經濟好不容易走出了金融危機,通縮預期在擡頭,於是又一波“寬松潮”拉開帷幕。今年1月15日,瑞士央行除了意外取消1歐元兌1.20瑞士法郎的匯率下限,同時也進行降息,將活期存款利率降至-0.75%。同日,印度央行宣布降息25個基點,秘魯央行宣布降息25個基點,埃及央行用時也宣布降息50個基點。
此後,丹麥央行於1月19日降息,將存款利率從-0.05%降至-0.2%,將貸款利率從0.2%降至0.05%,並在此後的十天內又兩度降息;1月20日,G20成員國之一的土耳其也宣布降息;1月22日,歐洲央行宣布萬億QE;1月28日,新加坡央行也意外宣布降低新加坡元匯率政策斜坡。瑞典央行(Riksbank)更一鳴驚人,於2月12日率先將主要政策利率設為負值,並開啟QE,表示將購買100億瑞典克朗(約合12億美元)的政府債券。
不過,這場“寬松潮”到這里應該只是中場休息而已。值得思索的是,在當下美元獨強的局勢下,美聯儲能在多大程度上容忍潛在出口競爭力的下降和輸入性通縮風險,這同美聯儲今年會否推遲加息息息相關。
問題來了,1930年代的貨幣戰真的可能重演嗎?全球主要國家的財長們對此並不認同。二十國集團(G20)財長及央行行長在伊斯坦布爾會晤期間,美國和歐洲的官員們表示,近來匯率的動蕩折射出了不同經濟體的走勢,而非赤裸裸地為了拉高增長保住自身競爭力。
意大利財長Pier Carlo Padoan接受采訪時說:“主要貨幣的調整更好地反映了基本面。”美國財長雅各布·盧對媒體表示,最近的匯率走勢顯示出美國經濟“比我們競爭對手的強勁程度”。
G20公報草案顯示,G20的財長和央行行長同意在經濟增長展望改善前,需維持寬松貨幣政策。這佐證了當前的“寬松潮”仍將持續。
“貨幣政策的制定各國有別,金融市場波動攀升;在這種情況下,貨幣政策的制定需小心行事,溝通清楚,將負面外溢效應降到最低程度。”公報指出。
對於1930年代貨幣戰是否正在上演,摩根士丹利認為,現在大多數主要貨幣匯率較之當時更為靈活,所以大幅貨幣波動的可能性應該更低,但共同點在於各國貶值的意圖都緣於國內問題,而且都產生了以鄰為壑(beggar-thy-neighbour)的影響。
摩根士丹利預計,如果貨幣戰真的開演,它或將會以下面的順序呈現:
首先,日本決策者以日元疲弱作為增強出口業的重要支柱,遵循複興日本經濟的協調行動計劃。
隨後,這或引發全球主要央行進一步寬松,歐洲央行、美聯儲因金融環境惡化進一步寬松。新興經濟體為了遏制資本流入增加、日元繼續走低,一些除日本外亞洲經濟體和拉美經濟體決定實行資本管制。
對此,日本為了保證出口競爭力,決策者或將推動日元加速貶值。
盡管上述情節只是假設,但歷史告訴人們,貨幣戰的影響不容小覷。更為關鍵的是,在基本面不允許人民幣大幅貶值的同時,中國需要在這場匯率戰中權衡利弊。
歷史:通縮是貨幣戰重要誘因
當年的那場貨幣戰從1926年一直延續到了二戰前夕,通縮仍是當時的主要威脅,全球脫離金本位制度後走出通縮、邁向複蘇,之後又是高通脹。
反觀歷史,法郎是當時觸發貨幣貶值潮的“始作俑者”。一戰後,法國采取紙幣通貨膨脹的政策,法郎發生貶值,到1922年時,其購買力已跌至1915年的43%,同英鎊的比價從1914年的25.22:1跌到1926年的240.2:1。因此,法國不得不放棄金本位。
1929年大蕭條開始後,英美經濟步入窘境,而匯價低估的法國經濟則在同期保持相對穩定。當時德國失業人口450萬,英國失業人口200萬,而法國只有19萬。可見,法國當時充分享受了貨幣低估帶來的福利,但這卻造成英美等國貨幣相對升值,從而為其帶來了輸入性通縮。
1931年9月20日,全球貨幣戰升級,英國當時宣布脫離金本位,英鎊對黃金貶值,對仍然與黃金掛鉤的貨幣也都隨之貶值。這次事件的影響波及全球,挪威和瑞典於9月29日脫離了金本位,丹麥在一天後也做出同樣的決定。1931年間,17個國家放棄了金本位。
其實,在英國采取行動前,由於美國一直緊盯金本位,導致了美元匯率的升值。為了應對這種情況,美國最終於1930年6月開始執行斯姆特-霍利關稅法,這宣布了美元也加入到貶值大軍之中,但此時美國還未放棄金本位。1933年4月至1934年1月,美元貶值幅度達到59%,但貨幣戰遠未結束。
由於美國出口競爭力不斷受到打擊,1934年1月,美國國會終於通過“黃金儲備法”,讓銀行持有的黃金國有化和貨幣化,給予銀行黃金證券,並使美元對黃金下跌。
此後,如法國、德國等其他黃金掛鉤貨幣國家由於喪失競爭力,出口與工業生產增長表現不佳,它們到1936年前後也告別了金本位。這還不夠,1936年法國再一次貶值法郎,意大利、荷蘭和瑞士也在同年紛紛加入貶值大軍。最終,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爆發結束了這一輪貨幣貶值競賽。
這種一點引爆、前赴後繼的情景同當前的“全球寬松潮”不乏共同點。從2008年美聯儲宣布實行量化寬松(QE)之時,這場匯率之戰已經打響,此後英國、日本等主要經濟體利率已經降至百年來的最低水平,甚至到了接近零利率的水平。
【相關閱讀】
美聯儲的一舉一動都在牽動全球市場神經。去年,市場擔憂的是提前加息會否擾亂新興市場;今年,新的不確定性又浮出水面——非美經濟體經濟疲軟,紛紛躍入“寬松潮”,這會否推遲美聯儲加息的步伐?
2015年全球範圍內除了美國強勢複蘇而可能提前進入加息周期外,幾乎所有主要經濟體都正在“搶步”進入寬松周期。在這種背景下,全球資產配置應該如何順勢而為?
在外管局國際收支司司長管濤看來,資本外流屬於“意料之中”,並表示今後一段時期,我國將繼續呈現“經常項目收支基本平衡、跨境資本流動雙向波動”的國際收支格局。
本文作者為中信證券全球研究部主管及全球首席經濟學家彭文生,授權華爾街見聞發表。
近期經濟增長的下行壓力加大,物價上漲率趨近於零。市場普遍預期央行將進一步降低基準利率和存款準備金率, 經濟新常態下這些傳統政策工具的傳導機制有沒有變化?我們應該如何思考貨幣政策操作未來的演變及其效率? 當前經濟運行中的一個突出問題是融資難、融資貴。過去一年名義利率雖然有所下降,但因為通脹率回落,實際利率沒有明顯變化。
另一方面,M2 的規模從 2000 年的 13.8 萬億元擴張到 2014 年的 122.8 萬億元,為此前的8.9 倍,對 GDP 的比例從業 139% 上升到 193%。如何解釋“錢多但錢貴”這個看似矛盾的現象,是我們分析未來經濟和政策走勢的關鍵。
一個流行的觀點是,資金從金融到實體經濟的鏈條變長了,中間環節多了,增加了實體經濟的融資成本。還有觀點認為,盤活存量,比如資產證券化,有利於在控制貨幣總量的前提下支持經濟活動。但資金鏈條拉長是金融深化的必然產物,資產證券化本身就是拉長資金鏈條的一個方式,難以解釋“錢多但錢貴”的現象。
近幾年,“錢多但錢貴”的根本原因在於貨幣投放的方式發生了巨大變化,從央行的本位幣投放,變為主要通過銀行信貸(廣義概念,包括銀行購買債券等方式)投放。銀行貸款創造存款,存款是家庭和企業部門的流動性資產,是 M2 的一部分,而貸款是家庭和企業部門的負債。也就是說,M2 的擴張對應家庭和企業部門負債的增加,而債務是要償還的。除非貸款永遠高速增長,借新債還舊債,還本付息的要求必然使得在某一個時間點,雖然 M2存量很大,但非金融部門感覺錢少、錢貴。
在 2008 年之前的幾年,M2 增量有一半來自外匯占款,央行購買外匯、投放人民幣。在此模式下,央行對外凈資產增加,家庭和企業部門對內凈資產增加,銀行存款對應的不是貸款,而是銀行在央行的資產(準備金存款和持有的央行票據)。M2 的增加,有相當一部分對應的是家庭和企業部門通過銀行體系持有的對外資產,反映的是貿易順差,也就是實體經濟通過提供商品和服務獲得的凈資產。對家庭和企業部門來講,那個時候的 M2 代表的才是真正的財富的增加,M2 量大就意味著錢多。
由於內外部環境的變化,我們不能再通過外匯占款來投放貨幣,如何解決融資難、融資貴的問題呢?一個方式是繼續擴大銀行貸款,比如降低存款準備金率或央行公開市場操作投放流動性,增加銀行貸款的供給能力,或者降低基準利率,增加企業和家庭部門的貸款需求。這些都有利於降低當前的融資成本,提高融資的可得性,但銀行貸款對應的是實體部門負債的增加,短期融資條件的改善是以惡化中長期融資條件為代價的,最終不可持續。
另一個投放貨幣的渠道是財政赤字,政府購買企業和家庭部門提供的商品和服務,投放貨幣,既支持總需求,又增加實體部門的流動性資產,改善融資條件。為了避免國債發行緊縮市場流動性,央行可以在二級市場購買國債,結果是 M2 對應家庭和企業部門凈資產的增加。如果短期內財政赤字的規模受到限制,可以通過央行對政策性金融機構的貸款,支持基建投資來投放貨幣,結果同樣是實體經濟部門凈資產增加。這樣的宏觀政策環境可以總結為“緊信用、松貨幣、寬財政”。
本文以一張圖結束,自 2009 年以來,國內銀行信用大幅超過外匯占款成為 M2 增長的主要來源,這是導致目前 M2 規模大,但實體經濟融資困難的根本原因。
(更多精彩財經資訊,點擊這里下載華爾街見聞App)
本文作者為中信證券全球研究部主管及全球首席經濟學家彭文生,授權華爾街見聞發表。
近期經濟增長的下行壓力加大,物價上漲率趨近於零。市場普遍預期央行將進一步降低基準利率和存款準備金率, 經濟新常態下這些傳統政策工具的傳導機制有沒有變化?我們應該如何思考貨幣政策操作未來的演變及其效率? 當前經濟運行中的一個突出問題是融資難、融資貴。過去一年名義利率雖然有所下降,但因為通脹率回落,實際利率沒有明顯變化。
另一方面,M2 的規模從 2000 年的 13.8 萬億元擴張到 2014 年的 122.8 萬億元,為此前的8.9 倍,對 GDP 的比例從業 139% 上升到 193%。如何解釋“錢多但錢貴”這個看似矛盾的現象,是我們分析未來經濟和政策走勢的關鍵。
一個流行的觀點是,資金從金融到實體經濟的鏈條變長了,中間環節多了,增加了實體經濟的融資成本。還有觀點認為,盤活存量,比如資產證券化,有利於在控制貨幣總量的前提下支持經濟活動。但資金鏈條拉長是金融深化的必然產物,資產證券化本身就是拉長資金鏈條的一個方式,難以解釋“錢多但錢貴”的現象。
近幾年,“錢多但錢貴”的根本原因在於貨幣投放的方式發生了巨大變化,從央行的本位幣投放,變為主要通過銀行信貸(廣義概念,包括銀行購買債券等方式)投放。銀行貸款創造存款,存款是家庭和企業部門的流動性資產,是 M2 的一部分,而貸款是家庭和企業部門的負債。也就是說,M2 的擴張對應家庭和企業部門負債的增加,而債務是要償還的。除非貸款永遠高速增長,借新債還舊債,還本付息的要求必然使得在某一個時間點,雖然 M2存量很大,但非金融部門感覺錢少、錢貴。
在 2008 年之前的幾年,M2 增量有一半來自外匯占款,央行購買外匯、投放人民幣。在此模式下,央行對外凈資產增加,家庭和企業部門對內凈資產增加,銀行存款對應的不是貸款,而是銀行在央行的資產(準備金存款和持有的央行票據)。M2 的增加,有相當一部分對應的是家庭和企業部門通過銀行體系持有的對外資產,反映的是貿易順差,也就是實體經濟通過提供商品和服務獲得的凈資產。對家庭和企業部門來講,那個時候的 M2 代表的才是真正的財富的增加,M2 量大就意味著錢多。
由於內外部環境的變化,我們不能再通過外匯占款來投放貨幣,如何解決融資難、融資貴的問題呢?一個方式是繼續擴大銀行貸款,比如降低存款準備金率或央行公開市場操作投放流動性,增加銀行貸款的供給能力,或者降低基準利率,增加企業和家庭部門的貸款需求。這些都有利於降低當前的融資成本,提高融資的可得性,但銀行貸款對應的是實體部門負債的增加,短期融資條件的改善是以惡化中長期融資條件為代價的,最終不可持續。
另一個投放貨幣的渠道是財政赤字,政府購買企業和家庭部門提供的商品和服務,投放貨幣,既支持總需求,又增加實體部門的流動性資產,改善融資條件。為了避免國債發行緊縮市場流動性,央行可以在二級市場購買國債,結果是 M2 對應家庭和企業部門凈資產的增加。如果短期內財政赤字的規模受到限制,可以通過央行對政策性金融機構的貸款,支持基建投資來投放貨幣,結果同樣是實體經濟部門凈資產增加。這樣的宏觀政策環境可以總結為“緊信用、松貨幣、寬財政”。
本文以一張圖結束,自 2009 年以來,國內銀行信用大幅超過外匯占款成為 M2 增長的主要來源,這是導致目前 M2 規模大,但實體經濟融資困難的根本原因。
(更多精彩財經資訊,點擊這里下載華爾街見聞Ap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