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晚間，一則重磅消息引發了輿論的關註。中國證監會主席助理張育軍涉嫌嚴重違紀，目前正接受組織調查。

而8月初，媒體才剛剛報道過張育軍或將赴央行擔任副行長一職。媒體報道稱，據兩位接近監管層的人士透露，張育軍赴央行就任副行長一事在央行內部多有傳聞。不過其中一人還表示，張育軍在赴任之前，尚需在證監會系統內部走完諸如民主測評等流程，最終是否赴任，取決相關流程，尚存變數。

張育軍

從“雙料”博士到“雙料”總經理

現年52歲的張育軍，現任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主席助理、黨委委員。縱覽其職業生涯，均在證監會系統內度過。其在證監會主席助理任上，曾督促券商關註創新業務，多次召集券商高管學習互聯網企業，被外界稱為創新型官員。在其引導下，互聯網證券專業委員會在2015年3月成立。

張育軍履新證監會主席助理一職是在2012年。彼時，時年49歲的的張育軍由上海證券交易所總經理升任證監會主席助理。

擔任主席助理後，張育軍分管包括機構部、基金部在內的“大機構”。這一升遷，一度讓市場人士頗為意外。因為機構部是證監會的核心職能部門。

在擔任證監會主席助理之前，張育軍曾先後在滬深兩大交易所擔任總經理一職，是迄今國內唯一執掌過兩大交易所帥印的人。

張育軍碩士畢業於俗稱“五道口”的人總行研究生院，其後又取得北大經濟學博士、人大法學博士兩個學位。媒體曾報道稱，張育軍的同事有提到，張育軍身上的學者氣似乎大過“官氣”。熟悉他的人，大多以簡短的話概括其特點：用一個字是“鉆”，兩個字是“好學”。

1993年，30歲的張育軍自人民銀行金融管理司入職國務院證券委時，著有《美國證券立法與管理》，其後又出版了《中國證券市場發展的制度分析》。2007年，他的《投資者保護法研究》面世;2014年，《金融危機與改革》一書出版。

2000年，在深交所任職期間，張育軍經歷了深交所暫停發新股、創業板擱置事件。2008年轉戰上證所後，張育軍的任務變為發展藍籌市場。

2012年履新證監會助理後，張育軍大力發展機構投資者;其曾提出了“資管業務八條底線”。

在本輪A股暴跌中，張育軍曾主導救市工作，多次召集券商、基金等業內高管研究救市策略。有媒體報道，一位券商高管曾透露，上海某家大型券商由於救市不力，在一次會上被張育軍當眾點名批評。

最後公開講話：把穩定市場人心作為首要工作

今年8月7日，張育軍在證券公司及基金管理公司座談會上肯定了證券公司、基金管理公司前期在維護市場穩定方面所做的工作，強調要牢固樹立大局意識，專業理性分析當前市場形勢，繼續把穩定市場、穩定人心作為當前首要工作。

他強調，一是要進一步加強融資融券業務管理，防範融資融券業務風險。審慎控制融資融券業務規模，使之與自身資本實力、流動性狀況和風險管理能力相匹配。二是要加快推進信息系統外部接入管理，切實遏制非法證券活動。嚴格按照證監會有關要求，認真做好自查和清理規範工作，一旦發現違法違規行為應立即終止與其合作並向監管部門報告。三是要加強結構化偏股型資管產品的管理，降低杠桿風險。不得為場外配資和傘形信托提供資金和便利，不得開展資金池業務，切實防範流動性風險。四是要加強程序化交易和客戶管理，嚴禁利用程序化交易惡意做空。

張育軍指出，一是要積極配合監管機構做好維護市場穩定的具體工作;二是繼續認真做好贖回應對和流動性風險防範工作;三是抓好專戶業務杠桿和配資風險的防控;四是抓好分級基金和創業板投資的風險防控工作。

每經網報道稱，張育軍在8月份的一次券商內部的講話中表示，最近已經開始整頓第三方接入，9月份必須完成清理，尤其是前十家的證券公司，行業要在9月15日之前清理完，下一步不排除對重大違法違規的證券公司立案。

在內部講話上，張育軍還總結反思了程序化交易，他表示，程序化交易問題的核心是只做短期趨勢交易，盲目交易，大量撤單。對於清理兩融業務，張育軍要求各大券商認真琢磨兩融業務的完善機制。同時，張育軍還要求各大券商加強隊伍管理。

最後，在會議上，張育軍表示，中介機構管好了，這個市場就安全很多，自己要帶頭進行行業深刻總結，深入反思。整改工作9月底以前必須到位，要一家一家驗收。

張育軍簡歷

張育軍，1963年5月出生，漢族，四川什邡人，經濟學博士、法學博士。

現任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主席助理、黨委委員。

張育軍1995年5月任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辦公室副主任。1995年10月任深圳證券交易所副總經理。1997年11月任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副秘書長，1998年6月兼任外事部主任，1998年10月任政策研究室副主任（主持工作）。1999年6月任深圳證券監管辦公室黨委書記、主任（正廳局級），2000年8月兼任深圳證券交易所總經理。2000年10月任深圳證券交易所黨委書記、總經理。2001年9月任深圳證券交易所黨委副書記、總經理。2008年2月任上海證券交易所黨委副書記、總經理。2012年8月任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黨委委員。2012年9月任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主席助理。（簡歷摘自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官網）

(綜合騰訊財經、觀察者網、中國證券網、澎湃新聞、每日經濟新聞、中央紀委監察部網站等報道)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訪美，無疑推動了中美追逃追贓領域的合作提速。

中美明確，將采取切實措施推進雙方共同確定的重大腐敗案件的辦理；雙方同意加強在預防腐敗、查找腐敗犯罪資產、交換證據、打擊跨國賄賂、遣返逃犯和非法移民、禁毒和反恐等領域的務實合作。雙方歡迎最近通過包機遣返中國逃犯和非法移民，並將繼續開展這方面的合作。

在更讓人頭疼的境外追贓領域，中美達成協議：將通過商談，互認和執行沒收判決。

長期關註反腐敗國際合作的研究者向《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表示，對這一成果保持了審慎的樂觀態度。若雙方能在反腐追贓問題上達成合作共識，同時美國政府給予實質性的支持和配合，能夠為中國在全球範圍內的追逃追贓工作能夠起到推動和示範作用，消除目前我國在海外追逃追贓遇到的癥結。

相互承認和執行沒收令制度有待建立

引渡、移民法遣返、異地追訴和勸返是目前中國境外追逃有四大途徑。

但是對於追贓，過去的慣常做法是借助財產所在國的法律，對贓款進行凍結、扣押、沒收，然後再移交回國內。但是由於各國之間司法制度銜接、追贓分享、罪名互認等問題，導致通過這一程序來完成追贓的時間較長、難度較大、司法成本巨大。

“通過互認、執行沒收判決，使得中美合作海外追贓增加了一種法律手段，海外追贓得以提速。”北京師範大學教授黃風向《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表示。

在過去，海外追贓需要借助財產所在國的法律，這要求中國的執法機關和司法機關熟悉對應國家的相關法律，向其提供有力證據材料，推動對贓款進行凍結、扣押、沒收;而在中美這一共識下，我國可以在國內啟動違法所得沒收程序，請求美方互認並執行沒收判決。

北京大學廉政建設研究中心副主任莊德水則向《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表示，在這一共識下，在美國的追贓工作時效性將更強、強制力更大。但是，未來中美雙方仍需要就執行的細節問題進一步商討，建立正式的合作機制，明確執行的流程等。

在莊德水看來，在追贓的問題上，錢可能會隱匿、變相或者轉移，如何對外逃贓款進行剝離、認定、評估是現實問題，這也成為阻撓追繳腐敗所得的障礙之一。因而，在追繳境外腐敗資產的問題上，中方應該倡導建立更加靈活的機制，比如雙方“各退一步”，在雙方合作的整體框架下，建立追繳海外腐敗資產的利益分享機制。

“在啟動腐敗所得資產沒收程序後，下一步就面臨腐敗所得的分享和返還機制，追繳腐敗所得資產的分享機制是國際通行做法，這也是《聯合國反腐敗公約》所倡導的原則。不僅在追逃追贓領域適用，在其他領域比如經濟犯罪同樣適用。至於分享的比例則是由雙方各自商定，從而調動資產藏匿地(國)配合國際追贓的積極性。”莊德水表示。

在國際上，已有關於追逃追贓的成熟制度，即“相互承認和執行沒收令制度”。這是《聯合國反腐敗公約》明確規定各成員國需要建立的一項國際追贓法律制度。

建立這一制度的作用在於，只要能夠證明相關資產是非法所得，一國司法機關就可以簽發沒收令，並請求其他國家協助執行。

《聯合國反腐敗公約》明確規定，在適當的情況下，除非締約國另有決定，被請求締約國可以在依照本條規定返還或者處分沒收的財產之前，扣除為此進行偵查、起訴或者審判程序而發生的合理費用;締約國還可以特別考慮就所沒收財產的最後處分逐案訂立協定或者可以共同接受的安排。

但遺憾的是，我國至今仍未建立起“相互承認和執行沒收令制度”。黃風告訴《第一財經日報》記者，目前，我國司法部正在牽頭制定《刑事司法協助法》，其中就包括“相互承認和執行沒收令“制度。

國際司法合作通常遵循對等原則，由於我國目前並未建立“相互承認和執行沒收令制度”。若中方不能協助外國凍結、扣押被轉移到中國境內的財產並執行外國的沒收令，相關國家可能也不願意協助中方追逃追贓。

中美反腐小組成果：至少9人被捕、遣返或提起訴訟

在中國境外追逃的四大路徑中，引渡是國際刑事司法合作的重要形式。目前，中國已經與38個國家締結了雙邊引渡條約，並且加入了《聯合國打擊跨國有組織犯罪公約》、《聯合國反腐敗公約》等含有具體引渡條款的多邊公約。

但遺憾的是，目前中美之間尚未簽署雙邊引渡條約。因而，異地追訴成為追逃在美貪官的主要途徑之一。

異地追訴，是指由中國主管機關向逃犯躲藏地國家的司法機關提供該逃犯觸犯該外國法律的犯罪證據，由該外國司法機關依據本國法律對其實行緝捕和追訴。

莊德水表示，目前看，針對海外追逃追贓案件，通常是由出逃人員所在的省一級相關單位組織專案組，逐案分析、有針對性的提出追逃追贓的對策;在中央層面，中央反腐敗協調小組主要負責統一協調、處理外交事務等工作。

目前，中美之間反腐合作的重要溝通機制之一就是中美JLG反腐工作組。

根據中紀委官網介紹，這一組織的中方工作組由中紀委牽頭，最高檢、外交部、公安部、司法部、人民銀行等單位共同參與，中紀委監察部國際合作局副局長擔任工作組中方主席;同時也是中美JLG中方三團長之一;而美方工作組由國務院和司法部共同牽頭，國土安全部、聯邦調查局、財政部、商務部、證券交易委員會、政府道德署等部門共同參與。

這一工作組的主要議題包括追贓個案合作、反腐敗經驗交流、多邊框架下的反腐敗合作等。今年10月下旬將在華舉辦第10次會議。

根據公開資料顯示，2014年以來，這一工作組的成果有，至少有包括浙江省建設廳原副廳長楊秀珠在內的9人被捕、遣返或提起訴訟。

這一名單包括，2014年6月，浙江省建設廳原副廳長楊秀珠在美國紐約被捕;2014年7月，美方對中央儲備糧管理總公司河南分公司周口直屬庫原主任喬建軍及其前妻趙世蘭提起刑事訴訟;2014年12月，遼寧省鳳城市委原書記王國強，從美國洛杉磯回國投案自首;2015年1月，中國銀行開平案主犯許超凡和許國俊被美國法院分別判處25年和22年監禁，許超凡之妻鄺婉芳、許國俊之妻余英怡分別被判處8年監禁;2015年3月，喬建軍前妻趙世蘭被捕;2015年9月18日，貪汙賄賂犯罪嫌疑人楊進軍和鄺婉芳在潛逃美國14年後被強制遣返回國，這是美國首次向中國遣返公開曝光的百名“紅色通緝令”人員；2015年9月24日，貪汙賄賂犯罪嫌疑人鄺婉芳被強制遣返回國。

中紀委在今年4月公布了 “天網”行動全球通緝的100名外逃人員，又稱“紅色通緝令名單”，這100位涉嫌犯罪、證據確鑿的外逃國家工作人員和重要腐敗案件涉案人中，約有40人現居住在美國(因有的外逃人員輾轉多地等原因，這一數字仍有變動)。

國內自貿園區建設，未來會形成“1+3+N”的格局，會有更多的自貿園區會形成網絡。“自由貿易協定的大網絡+自由貿易園區的網絡”，推進未來“一帶一路”建設走向繁榮。

10月15日，國家發改委對外經濟研究所研究員張建平在國新辦舉行的政策吹風會上做出上述表示。

張建平談到，“作為學者，我個人認為，國內符合條件可以進一步推進改革開放的自貿園區候選城市並不少：比如沿海部分國際性的大港，位列全球前10、前20集裝箱吞吐量的港口城市;沿長江經濟帶的具有國際影響力和輻射力的區域性的中心城市，比如武漢、重慶等;沿邊省份的一些大城市可以做陸上空港，進行自由貿易，比如烏魯木齊等。未來更多城市建設自由貿易園區，會成為中國新一輪吸引外資進入到中國服務業、高端制造業的高地和平臺，形成新的產業集聚，當然也會成為中國企業‘走出去’到其他國家去投資、貿易的新平臺。”

在張建平看來，“一帶一路”是全新的國際區域合作的平臺。在這一平臺上，並不強求機制性的安排，可以為不同的經濟體提供不同模式的選擇，根據各自的條件、能力去和中國走向區域經濟一體化。

張建平打了一個比方：“一帶一路”平臺像一副中藥方，中藥方的特點是成份比較複雜，相互之間是平衡的，而且可以互相促進。自由貿易協定更像是一副西藥方，因為成份清晰，一旦用藥見效會很快，會有貿易創造、投資創造，缺點是如果不用藥就見不到效果，而且還必須經過談判。“一帶一路”建設並不排斥西藥，可以把中西醫結合起來，這樣療效更好。

這一“中藥方”如何對區域經濟發揮效用，這一效用的發揮又有多慢呢?

對此，張建平表示，在基建、能源和商業環境改善等領域，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時間來積累。從中藥的理念來講，任何矛盾都要有綜合的、平衡的對待和處理。從這個意義上講，平衡的發展模式更加適合“一帶一路”經濟體的發展需求。

“一帶一路”倡議提出至今，已經取得了哪些成績?

“據我所知，現在有的國家，例如土耳其已經專門設立了‘一帶一路’大使這樣的職務;一些‘一帶一路’國家設立專門部門來支持這一建設。有數據顯示，中國已經在17個‘一帶一路’國家開啟大規模的產能合作，如中國和哈薩克斯坦之間率先推進了國際產能合作;很多項目現已進入大規模建設階段;此外，中國在全球已經建立了將近70個境外工業園區(或產業園區)。園區可以通過集約式發展，規避市場風險，提高投資效率，而絕大部分的產業園區分布在“一帶一路”平臺上。”張建平表示。

全面二孩政策放開是一項得民心的改革，但是政府仍需努力營造良好氛圍，讓更多有生育意願的人真的“敢生”。否則，放開全面二孩的效應將大打折扣。多位人口學者在接受《第一財經日報》采訪時表達了上述觀點。

今天閉幕的五中全會決定：堅持計劃生育的基本國策，完善人口發展戰略，全面實施一對夫婦可生育兩個孩子政策，積極開展應對人口老齡化行動。

北京大學人口學者李建新表示，由於生育的主體80後、90後的生育觀念與上幾代人完全不同，而且婚育的機會成本和生養的撫養成本都很高，因此，政府和社會應當采取積極措施鼓勵生育，修訂現行的一切不利於生育水平回升的法律法規。

實行了三四十年的獨生子女政策已經深深改變了中國人的生育觀。根據1980年以來的兩百多次生育意願調查，中國人整體的生育意願已經非常低下，目前生育意願大致在1.6~1.8之間。而由於生育意願和生育行為之間存在落差，實際的總和生育率更低。根據第六次人口普查，中國2010年的總和生育率僅在1.2左右。

另據本報記者上周在個人公眾號“人口內參”上針對全面放開二孩所做的民意調研，不願意再生二孩的原因，36%是花錢太多，養不起;39%是養孩子太耗精力，累不起。8%是怕耽誤工作。4%的人認為一個孩子足夠了，無需再要。

中國人民大學人口學者顧寶昌認為，單獨二孩政策遇冷已經敲響了一記警鐘。從2014年初開始到2015年中，一年多的時間，符合單獨二孩政策的夫妻中僅有13%左右申請了再生育。

“這說明現在年輕人的生育意願已經低到非常低的地步，下一步政府有必要采取鼓勵生育的政策，鼓勵更多願意生育的人能真的生育。”顧寶昌說。

福建省統計局普查中心副主任姚美雄表示，全面二孩政策放開是中國人口發展的一個重要節點。但如果只有允許生的政策，沒有任何扶持的政策，可能並不會達到預期的效果。

姚美雄建議，政府需要做好醫療、教育等方面的服務，營造一個願意生二孩的社會氛圍。比如，可以把幼兒園納入公立教育，把產假延長到6個月等。

針對當地時間13日晚發生在法國巴黎的恐怖襲擊事件，《第一財經日報》記者采訪了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法國問題專家宋卿。

早在今年年初，法國巴黎就遭遇《查理周刊》的恐怖襲擊，當時12人死亡。因此，此次巴黎再遭遇恐怖襲擊事件，在令人震驚的同時也不免令人疑惑：為什麽受傷的又是巴黎？

宋卿告訴本報記者，法國社會本就是移民社會，但目前法國社會的移民政策並不是特別特比成功，導致法國主流社會與一些群體間的矛盾激化。這些群體一般受教育程度低、犯罪率高、就業率也低，很容易成為極端組織或者恐怖組織洗腦的對象。再加上當前難民潮的疊加效應，結合目前法國國內失業率高達10%的現狀，極端組織很容易與法國境內這些對政府不滿的群體里應外合。

考慮到11月底巴黎氣候大會峰會召開在即，宋卿認為，目前的恐怖襲擊事件也為巴黎氣候峰會的召開蒙上陰影。“屆時很多國際政要到訪巴黎，這對法國政府的安保措施也是個極大的挑戰。”宋卿說道。

當然，宋卿指出，要阻止恐怖襲擊，只有通過截獲情報的方式進行預防，法國的情報機構在國際上還是首屈一指。此次恐怖襲擊事件發生，首先說明，極端組織的勢力超過目前各方的想象，當前的國際反恐形式也非常嚴峻；第二，必須將看似孤立的事件聯系起來，比如近來俄羅斯在埃及的墜機事件、黎巴嫩首都遭到血腥襲擊的事件，極端組織在國際合力反恐形勢下感受到了非常大的壓力，因此要轉移壓力，在敘利亞以外的地方“增強影響”。

宋卿認為，法國的移民政策一直在微調中，但並不是特別成功。目前，法國國內的右翼勢力“國民陣線”非常猖獗，支持率非常高，法國國內保守主義思潮有回潮的趨勢。

至於歐洲目前對來自中東、北非難民大開邊界的政策是否會因此事件有所調整，宋卿認為，法國不可能一家說了算。“在商榷難民政策時，歐洲是以一個整體進行。因此，作為歐洲大國也是歐洲領軍的法國一定會與德國、東歐小國在這一政策上進行遊說。歐洲難民政策的未來走向，必須拭目以待。”宋卿說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