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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鰲|註冊制呼聲再起：信披是核心，求穩拖延加劇時間成本

早在2015年，各界就預計註冊制或將在2016年初正式推行。然而，2015年下半年的股市巨震推遲了股票發行制度的改革，IPO由核準制到註冊制的過渡至今鮮被提起。

在2017年博鰲亞洲論壇期間，眾多業界大佬在題為“糾偏：讓資本市場回歸根本”的分論壇上一致認為，推行註冊制是中國資本市場未來最重要的改革之一。

“我記得2015年7月有個論壇，當時我認為註冊制的真正推出要到2020年，但大家說，不是說明年要推出了嗎?但根據我的經驗，很多改革方面都會延後，這種情況我們要怎麽解決?還是要有魄力，”齊魯證券首席經濟學家李迅雷表示，“時間也是一個成本，大家經常會看到改革的成本，認為一改肯定要亂、投資者要承擔損失、市場要大跌，所以要穩中求進。“但當你穩定了之後，改革就會延後，但時間成本卻很少有人計算。”

李迅雷

在李迅雷看來，“重點還是要去推行IPO改革，現在的新三板其實就是註冊制，沒有出現太大的問題。”同時他也認為，需要進一步開放市場，引入外資競爭，倒逼改革。

說到資本市場改革，吳曉求可謂是元老級人物，他是中國人民大學金融和證券研究所所長、證監會發審委委員。當年的股權分置改革是中國資本市場最重要的一次改革，他也從頭到尾參與其中。吳曉求在論壇期間表示，股權分置改革是最難啃的一根硬骨頭，因此IPO改革一定可以推行，而核心則在於信息披露。

吳曉求也具體解釋了註冊制和當前核準制的差別。“核準制下，如果總共是10分的責任，那麽上市公司5分，中間機構3分，發行批準機構（證監會發審委）2分，加起來是10分；變成註冊制之後，證監會的責任就是0了，中間機構可能要承擔45%的責任，發行者則要承擔55%的責任。”

吳曉求

他稱，從這里可以看得到，對於發行者和中間機構來說，他們的責任更大了。實際上就建立了一個市場的權責匹配機制。“因為核準制下，權責是不匹配的。比如對於IPO，發行審核委員會有七個人投票，如果七個人投了贊成票，公司就可以上市，但那個票是永遠封存的，如果事後發現存在虛假上市的現象則無從追責，因此我們一定要交給市場。”

在註冊制下，吳曉求稱：“上市企業虛假上市，發行者和中間機構就要承擔無限責任，這是有益的。我們本來以為註冊制下，發行責任變得輕松了，其實是發行責任更大了，這樣才能營造一個自律的市場，這是一種進步。”

眼下，股民對於註冊制可謂“又愛又怕”，“愛”是因為註冊制將解決IPO“堰塞湖”現象，但也始終有人擔心，這可能使得魚龍混雜的企業紛紛上市，同時可能會沖擊市場流動性。

對此，中國證券市場設計研究中心總幹事、《財經》社長王波明堅定地表示反對。“推行註冊制後，從市場選擇來講，很多公司在核準制下能發行的，其實到市場選擇的時候根本發不出去。例如，投行去路演，投資方可能對這個公司根本沒興趣。但是在現在的核準制下，排隊可能就要兩年，只要一批準，市場覺得有了證監會發審委的背書，所以100%可以成功發行。所以註冊制的意義非常之大。”

王波明也不認為註冊制就必定會對股市造成壓力或沖擊，“這都是對於註冊制的誤解，投資者根本沒有搞清楚。”

王波明

當然，給予監管層“牙齒”始終是關鍵的一環。摩根士丹利亞太區聯席CEO、原港交所助理董事孫瑋表示，“希望中國最終市場能變得非常公開、透明、有序。要達到這一點，投資者要受到相應的保護，需要法庭制度，我並不是說中國要照搬美國現有的制度，但是最起碼如果給了監管者牙齒，即讓違法行為承擔後果，給受傷害的投資者投訴機會，而且還要拿到補償，這就需要法庭。”

孫瑋

在香港證監會任職期間，孫瑋當時協助制定了一系列法律法規，在1993年迎接首批中國大陸企業到港上市方面起到積極作用，她早年也是紐約州執業律師。她建議：“以後是不是投資者可以到法庭上來起訴那些用招募書撒謊的公司，並在最後拿到補償，我覺得這對於市場發展會有根本性的促進作用。”

無獨有偶，原中國基金業協會會長、曾任職於證監會國際部的孫傑也表示，“資本市場，或者是資產管理行業出了這麽多問題，歸根結底是法律問題。”

孫傑

“我看了很多境外的經驗，我們也想市場化、國際化、法制化，不要幹預，不要扭曲市場，但是事實上，這在具體工作當中不現實。歐美國家花了200年，經歷了大量血的教訓才達到高度法制化的水平，而中國才20幾年。”孫傑分析稱。

博鰲 | 周小川：全球寬松貨幣政策周期接近尾聲

本文系周小川在3月26日博鰲亞洲論壇“貨幣政策的‘度’”分論壇上的文字實錄。

主持人：隨著美聯儲開始加息，是否意味著過去長達十年的超常規貨幣政策周期已經結束?

周小川：這個問題很有挑戰性。在實施多年量化寬松貨幣政策之後，本輪政策周期已經接近尾聲，即貨幣政策不再像過去那樣寬松。但危機後各國複蘇步伐並不相同，經濟發展情況存在差異，因此，各國的貨幣政策並不同步。為應對金融危機，中國自2008年9月起實施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2010年下半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召開，宣布回到穩健的貨幣政策。但考慮到全球經濟仍複蘇乏力，歐洲又發生了主權債危機，其他國家也面臨著挑戰，因此，我們采取了漸進的方式向穩健的貨幣政策回歸。現階段，包括日本在內的各國央行依然面臨著許多挑戰。但大方向上，大家都意識到了貨幣政策所面臨的局限，是時候考慮如何以及何時退出量化寬松的問題了。

第二點是關於再通脹，一些國家確實已經出現了再通脹，大宗商品價格也出現了上漲，但現在說全球範圍內存在再通脹為時尚早。當然，我們還是要對通脹保持警惕，因為貨幣政策制定與通脹水平密切相關。

第三點，在實施多年的量化寬松之後，許多國家都存在流動性過剩，雖然貨幣當局已開始收緊流動性，但這也將是個漸進的過程。現階段，我們應重點強調結構性改革和長期的戰略調整，不能過度依賴貨幣政策，這個信號至關重要。

主持人：請周行長介紹一下中國在改革領域的進展情況。

周小川：改革這個問題太大。我主要講講結構性改革，包括長期目標和中短期側重點。

關於長期目標，首先，多年前我們就強調內需的作用。過去中國經濟依賴出口，現在正進行結構性調整，提振國內需求。第二，近年來，尤其是在金融危機早期，中國大幅增加了基礎設施投資。第三，中國被稱為“世界工廠”，這表明過去過度依賴制造業，而服務業較弱。因此，中國政府大力呼籲發展服務業，並推動服務業多元化。昨天，張高麗副總理在博鰲論壇開幕致辭中提到，近年來，中國服務業占GDP比重從43%提高至50%多，變化很大。

關於中短期結構改革的側重點，中國去年開始實施“三去一降一補”，即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桿，降成本，補短板。

各國之所以現在強調將政策重點從貨幣政策轉向財政政策和結構性改革，其中一個原因在於，在危機初期，很多發達經濟體公共債務占GDP比重太高，歐盟的標準是不得超過60%，而當時很多國家已經非常接近或超過這一標準了。隨後，2010年歐洲出現主權債問題，二十國集團(G20)峰會呼籲進行財政整頓，當時很多國家的政策制定者表示缺乏財政政策空間。事實上，財政政策對於結構性改革很重要，沒有財政政策，很難進行結構性改革。即便財政狀況不佳，也仍有必要應用財政政策。未來，會有更多國家轉向財政政策和結構性改革。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鼓勵財政政策的使用，但由於不同國家政策空間存在差異，應根據自身國情決定政策選擇。比如，日本債務占GDP比重已經很高，而中國中央政府債務占GDP比重不大。但中國是個大國，有30多個省，須理順中央和地方政府的關系。一方面，要允許地方政府擴大債務規模，推進結構性改革，開展基礎設施投資，促進服務業發展;同時，我們也要加強地方政府的責任約束，控制其債務上限。近期，有研究發現，地方政府的財政狀況也各不相同。一些舉債過多，一些仍有空間，具體情況還有待進一步研究。

但另一方面，貨幣政策在結構性改革方面也並非完全沒有作用。一般而言，貨幣政策應該用於總量調節，不是用來解決結構性問題的。但也可以采用一些創新的政策工具，引導資金註入有利於結構性改革的特定的部門。比如，英國采取了“融資換貸款計劃”，中國也實施了類似政策，鼓勵向“三農”領域和小微企業提供資金支持，當然，最終的政策效果還有待評估。

討論中，有人提到寬松貨幣政策的負面影響和非預期後果。對此，周行長進行了如下回應。

周小川：關於貨幣政策的負面影響，我在國際清算銀行會議、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會議等場合參加了許多討論。討論的主要結論是不能認為寬松貨幣政策造成的通脹或資產泡沫是非預期後果。從過去的經驗來看，寬松貨幣政策可能造成高通脹，或導致金融市場、房地產市場和其他領域的資產泡沫。但這是政策權衡的結果，因為目前的政策重點是使經濟從全球金融危機中複蘇，所以即使貨幣政策會造成這樣的後果，也不得不這麽做。

三年前，在澳大利亞布里斯班舉行的G20峰會上，領導人制定了經濟額外增長2%的目標。這是一種政策權衡，而不是非預期的。當然，這確實會使政治家和政策制定者過度依賴貨幣政策。因此，近年來，各國央行都在強調貨幣政策不是萬靈藥，不能期待貨幣政策解決所有問題。實際上，政策制定者的政策選擇順序也在發生變化，先是依賴貨幣政策，後來發現貨幣政策不是萬靈藥，可能會造成負面影響。我們認為，每種政策都會有其相應的作用，因此應優化政策工具的選擇。從理性角度來講，現階段更應該把政策組合調整為財政政策、結構性改革等其他政策。

公眾的觀點也類似。最近幾年，很多公眾作為投資者投資金融市場、房地產市場，或購買金融產品，因而會過分關註貨幣政策。結果放大了市場對貨幣政策的反應。這在一定程度上是非預期後果。但我認為，經過這個階段，政策制定者和公眾都會有更加理性的認識。

觀眾提問：美國擬推出的邊境調節稅可能會對中國匯率產生一些影響。有人建議應該進一步開放國內市場，允許更多外商直接投資進入中國。中國是否考慮采取一些措施開放更多的國內市場，以應對其匯率可能受到的負面影響?

周小川：近期，全球熱議美國邊境調節稅的話題，有觀點認為邊境調節稅將使美元升值20%至25%。美元升值不只會對人民幣匯率產生影響，而是對全球所有貨幣匯率產生影響。

但這只是一個分析，是否能成為現實，我們還在看。同時我們也在觀察美國政府是否會真的推出邊境調節稅。但假如美元真的因此快速升值的話，全球都將需要應對這個問題。當然，這也是令美國新政府頭疼的問題。

近年來，中國在對外開放政策上做了一些儲備，但這些政策並不是針對匯率的。實踐表明，開放政策在中國和其他國家都是有益的。中國央行參與了國內關於開放政策的討論，包括金融部門是否能更加開放等問題。三年前，我們啟動了上海自貿區試點，隨後擴大至11個地區，不僅包括東部沿海，也有內陸地區。這些試點地區出臺了一系列政策促進貿易和投資，包括外商直接投資。這些政策有兩個明顯特征：一個是改善市場準入，過去實行正面清單，就是明確哪些行業外資能夠進入，現在調整為負面清單，並將大幅壓縮負面清單;另一個是國民待遇，我們將給予外國投資者、私人部門和公共部門、國有企業和私人企業同等的市場準入待遇。既包括準入後，也包括準入前的國民待遇。

中國正與美國開展BIT談判，與歐洲的談判也在進行，還在亞洲地區開展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系協定(RCEP)談判。中國將進一步擴大金融部門開放，包括銀行、保險、投資銀行、證券公司和支付系統等領域。但在談判過程中，中國在擴大金融部門開放的同時，也關心中國投資者，特別是私人部門投資者能否在海外獲得公平待遇，能否進口一些非軍用的高科技產品。這取決於談判情況，各方需要妥協，推進全球化，使各方受益。但遺憾的是，有些談判出現了暫停，我們正在等待美國新政府就如何推進談判進程作出決定，但我們與歐洲、日本和東盟的對話仍在繼續，希望能夠取得積極成果。

主持人：請周行長從央行角度談一談“直升機撒錢”。

周小川：我們最好不要陷入依賴“直升機撒錢”的困境。全球金融危機之後，許多國家還處於複蘇階段，要運用財政政策和盡力推行結構性改革，以修複資產負債表，改善財政狀況。如果這些政策能奏效，我們就不會陷入財政政策和結構性改革空間不足的困境，最後不得不過度依賴貨幣政策，甚至采用“直升機撒錢”。

采用“直升機撒錢”的政策往往是在嚴重通縮情況下實施的，在這種情況下，也可以采用負利率的方法來應對。歷史上，負利率的效果可能並不好，因為人們可以選擇持有現金，這也是所謂的利率零下界問題，會導致負利率政策失效。

現在隨著貨幣支付的數字化，現鈔使用大幅下降。貨幣儲存在電子賬戶中，或者以數字貨幣形式流通，我們就可以真正實現負利率。只有這樣，在嚴重通縮和經濟衰退的極端情形下，負利率才是可行的，也優於“直升機撒錢”的政策選擇。

博鰲|美國邊境稅引匯市巨變？貨幣寬松終結？聽周小川怎麽說

眼下，以美聯儲為主的全球央行已經開始逐步退出貨幣寬松周期，全球通縮風險漸退;但在經濟風險下降的同時，政策風險此起彼伏，特朗普政府的邊境調節稅(BAT)可謂是最令人擔憂的政策之一。

針對貨幣政策、邊境調節稅、金融開放、結構性改革等問題，3月26日，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在2017年博鰲亞洲論壇期間闡釋了其看法。

BAT或引發美元暴漲

周小川提及，最近全球熱議的話題就是邊境調節稅，“有一種分析是這麽認為的，即邊境調節稅可能會導致全球匯率的改變，也許美元會上升20%到25%。但這影響的不僅是人民幣的匯率，也是全球的匯率。”

在當前的邊境調整稅設想下，企業需要為進口商品額外支付20%的企業稅率，而出口產品將有12%的稅收減免。直觀地說，邊境調節稅大約等同於美元一次性貶值15%，美國進口品價格將上升20%，因為企業需要為進口品價值額外支付20%的企業稅率，而出口品則會便宜12%，因為每100美元出口品所賺取的33美元收入(使用的是標普企業33%的利潤率數據)，將有12%的稅收成本被免。考慮到出口和進口價格所受的平均影響，這就等同於美元貶值15%。

而周小川所提及的美元升值則是指，如果其他保持不變，美國貿易赤字將下滑2%，相當於4000億美元，也即美國貿易赤字將被完全消除。如果特朗普的邊境調節稅方案獲得通過，不僅會大幅推升美國通脹，消除美國貿易赤字，美元實際價值則將因此被推升。德銀認為，在極端的情況下，要完全抵消這一稅收政策所帶來的價格變動，美元的升值幅度可達15%。

“假設美國美元升值很快，這是全球都要去應對的問題，也可能是很大的頭疼的問題，(強美元)對於美國政府也是一個頭疼的事情。”周小川稱。

當被問及中國將采取何種方式應對美國政策對人民幣匯率造成的負面影響、是否應該趁此機會推動匯率自由化時，周小川表示，“對中國來說，在最近一些年，我們也在為貨幣政策做準備，但是這與匯率自由化並沒有直接關系，未來匯率自由化對中國和其他國家來說都是積極的。”

周小川在昨天的博鰲亞洲論壇全體大會期間也提及，邊境調節稅是個很技術的問題，但其不認為這等同於增值稅(VAT)。

“如果美國考慮采用增值稅，我們歡迎。但不能因為沒有增值稅就考慮征收邊境調節稅。因為美國有銷售稅，出口產品不納銷售稅，但進口產品在最終銷售時會征收銷售稅。邊境調節稅是對公司稅的一種調整，而公司稅主要針對公司利潤征稅，不同於增值稅或銷售稅等間接稅。這種以直接稅的方式征收間接稅的提法是很有爭議的。”他分析稱。

針對美國的這種貿易保護主義政策，周小川表示，“中國做好準備把金融行業更大幅度地敞開，包括銀行業、保險業、證券業以及支付行業，但中國希望看到當我們把金融行業敞開之後也能獲得其他的東西，中國希望看到中國的投資者，尤其是私營部門投資者也在國外獲得公平對待，比如對一些高新技術的獲取。”周小川認為，只有雙方作出一些妥協，“這樣全球化才能往前推進，大家都能從中受益。”

不能太依賴貨幣政策

眼下，全球貨幣政策正在退居二線，而財政政策和結構性改革能否接棒和發力仍待觀察。

周小川更支持采取審慎的貨幣政策。他稱：“全球複蘇是經過了很多波折。我們看到主權債務危機在歐洲仍然沒有解決，還有其他的一些問題已經發生，所以這是一個漸進的過程，貨幣政策也需要重新進行改變，變成比較審慎的貨幣政策。我們知道這是一個很大的挑戰，但我認為一定要看到貨幣政策的限度，要認真地去考慮何時、如何離開這種貨幣寬松的周期。”

其實，經歷了多年的貨幣寬松，全球已經出現了“再通脹”(reflation)的跡象，“但是在全球來講做任何判斷還維持尚早。”周小川稱，“今年我們看到全球商品價格上揚，但我們要保持審慎的態度來對待再通脹現象，我覺得這和貨幣政策的制定是有直接關系的。”

針對當前美聯儲的加息進程以及各國退出貨幣寬松的趨勢，周小川認為：“緊縮的過程還是一個漸進的過程。在某些期間，我們會強調結構性改革以及其他長期發展戰略，我們不要太依賴於貨幣政策，發出這個信號是很重要的。”

就中國的長期改革而言，周小川認為這在多年前已經開始，“我們特別強調內需，中國過去太依賴於出口，於是我們改變了結構，現在開始強調消費者內需;此外，中國對基礎設施的投資加大了，尤其是在全球金融危機剛開始那個階段;第三，我們太依賴於制造業了，服務業相對薄弱，中國政府希望推動服務行業增長。”

他提及，“昨天張高麗副總理就說到了，服務業在GDP當中占的比例最近一些年增長超過10%，從33%上升到現在的近50%，這是很大的變化。”

就中短期的改革而言，“中國在去年實現三去一降一補政策，推動去庫存和降杠桿，減少企業的運營成本，這些需要解決的問題都是結構性的。”他稱。

在推進結構性改革的同時，周小川認為財政政策必須發揮支持性作用。盡管歐洲各國和日本等經濟體由於政府負債較高、財政空間有限，而就中國而言，“中央政府債務占GDP比例不是很高，但中國是一個很大的國家，所以我們要思考一下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間的關系。”他認為，中國需要就財政權去調整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間的關系，調整地方財政政策的限度。

博鰲論壇熱議PPP 將服務於“一帶一路”

今年全國“兩會”的政府工作報告中，連續第三年提及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PPP)，再次為“市場化力量”的壯大註入強勁力量。近日舉行的博鰲亞洲論壇2017年年會，PPP再次成為論壇的熱點之一。

財政部披露的數據顯示，2016年以來，我國有1400個項目通過PPP進行投資,總體規模達2.4萬億元,預計2017年PPP項目落地規模或達3.8萬億元,中國已成為世界上最大的PPP市場。

PPP激發社會資本活力

財政部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中心主任焦小平在一場分論壇上表示，全球化在中國經歷了30年的歷程,為中國帶來了巨大的財富和變化。但由於過去市場化程度不夠,導致公共產品供給不平衡和公共服務不足。要解決上述問題,PPP這種創新模式十分有效。

“通過三年來的努力,PPP已經形成了一個大的市場,目前PPP項目覆蓋19個領域,與中國城鎮化、綠色發展的趨勢非常吻合。”焦小平說。

華夏幸福基業股份有限公司執行總裁張書峰表示,中國的城市化進程正快速發展,恰逢國家又剛剛出臺了鼓勵民間資本投資國家基礎設施、城市公共設施的37條,而財政部和國家發改委也正在全國推行PPP模式,才使得社會資本投資活力得到不斷釋放,從而成為中國經濟新一輪發展的重要動力。

焦小平表示，推廣PPP模式需把握好三個核心要素。第一，政府和市場是平等合作，政府向社會購買服務，因為社會市場比我們做得更好、更專業、更富有創新能力。第二，必須通過公平競爭的方式，反對任何歧視，有能力的人就是最有可能勝出的人。第三，PPP不是免費的服務，必須要對價，要引進充分競爭、平等合作、全生命周期管理、事後付費這些核心的概念。

焦小平認為，在中國城鎮化過程中如何使公共產品增加供給、改善供給、多樣化供給，傳統的模式沒有出路，PPP則被提升為一種公共產品市場社會化的解決方案。

以PPP支持縣域經濟發展為例，PPP模式應用於生態主體功能區縣域經濟發展，能夠突破財政投入不足、縣域發展受困的格局，整合社會資源、拓寬融資渠道形成多元化、可持續的資金投入機制。

比如，河北省廊坊市固安縣政府與華夏幸福共同探索PPP模式。通過不斷創新升級，經過十幾年的努力，2016年，固安從2002年全年財政收入僅1.1億元升到了80.9億元。

今年3月，華夏幸福固安工業園區新型城鎮化PPP項目供熱收費收益權資產支持專項計劃取得上海證券交易所無異議函，成為全國首批獲準發行的四單PPP資產支持證券之一。

分析人士認為，供熱屬於剛性需求，項目盈利模式較為成熟，無論是計算收益還是在還款保障上，都有一套成熟可行的標準，持續穩定的現金流將令其本身對PPP項目資產證券化具有較強的示範意義。

PPP服務“一帶一路”

第一財經記者了解到，部分“一帶一路”建設項目體量大、投資回收期長，商業之外的不可控、不可知因素比較多，需要創新融資模式，建立長期、穩定、可持續的融資保障體系，而PPP模式則成為一種較好的選擇。

焦小平表示，在“一帶一路”過程中，PPP是公共服務一體化運管模式，希望更多地把中國的制度和其他國家進行交流，在“一帶一路”中輸出中國更多的資本，希望中國更多的產業，能從“一帶一路”走向全球化。

業內專家分析，由中國政府發起倡議的“一帶一路”建設的重大戰略是對全球化的有力支持。而在推進“一帶一路”建設的進程中充分發揮PPP模式的優勢，有助於“一帶一路”沿線各國在政治、經濟、金融、人才等諸多方面形成合力，達到更為顯著的效果。

張書峰告訴第一財經記者，華夏幸福將繼續積極落實國家“一帶一路”戰略，以東南亞、南亞為重點，兼顧非洲、中東歐等地區，拓展具有合作潛力的重點國家，實現國際化戰略的有序推進。

據了解，華夏幸福是中國企業中率先在海外大型園區建設項目上采用PPP模式的公司。運用PPP模式打造的印度哈里亞納邦產業新城和埃及新行政首都二期產業新城，就是2016年華夏幸福在印尼、印度、越南、埃及等四國簽訂的5個產業新城中的項目。

“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將於2017年5月14日至15日在北京舉行，這是我國首次以“一帶一路”建設為主題舉辦的最高規格的國際論壇，國內和國際社會對此十分關註，市場預期論壇將帶來大量海外訂單及加速海外項目推進。

此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預測，到2020年，“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和地區貨物貿易總額將達到19.6萬億美元，占全球貨物貿易總額的38.9%。

商務部部長鐘山在今年全國“兩會”期間介紹，去年我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進出口總額已達6.3萬億元人民幣，遠遠超過我國與其他國家的增速。同時，雙向投資也在不斷增長，沿線國家已經成為我國對外投資的主要目的地。中國企業已在沿線20多個國家建立了56個經貿合作區，累計投資超過185億美元，為東道國增加了近11億美元的稅收和18萬個就業崗位。

博鰲丨和睦家CEO：有一種醫保，人越健康醫院越賺錢

“醫療行業的核心問題是支付體系，有一點必須清楚，醫院是要讓大家健康，而不是生病了去醫院治病，如果不改變支付體系的話，任何問題都很難改變。”和睦家醫療首席執行官李碧菁（Roberta Lynn Lipson）在26日的博鰲亞洲論壇上接受第一財經記者專訪時表示。

從治療到預防

“醫療改革的目標是什麽，在任何一個國家，醫療改革都是旨在將資源通過保險項目交付到人們手中，也確保我們可以獲得可及的以及可購的醫療保險。但要做到這一點，我們需要進行防禦和治療。”北大國家發改研究院經濟學長江學者特聘教授、國務院醫改專家資訊委員會劉國恩在一場醫療改革討論上言簡意賅地指出了醫改的大方向。

在關於醫療行業的“十三五”計劃中，最重要的一個變化就是從治療轉移到預防，即從“以疾病治療為中心”的健康觀轉變為“以促進健康為重的”大健康、大衛生觀。

國務院醫改專家資訊委員會劉國恩

專家認為，這樣的醫療體制轉型一旦成功，對整個中國經濟社會都有巨大影響。具體來說，這樣的轉變不僅強調人們在醫院里如何獲得公平有效的服務，同時還要考慮如何讓人們保持健康狀態，晚生病、少生病。

日本武田藥品工業株式會社行政總裁平手晴彥表示，日本下一步的目標就是讓健康的人保持健康。

他以日本的醫療體系舉例，在日本把患者群體分為三類：健康的人群，早期發病人群和重病人群，日本的醫療體系覆蓋了這三個人群，每個人都有保險。但是醫院之外日本還有基本醫療診所，感冒發燒就到診所去，不需要去醫院。而對於已經勾勒出的醫療轉型目標，李碧菁看到的是醫療保險的癥結，他認為有關醫療的定價和支付體系是醫療保險中的萬惡之源，必須首先改變。

多方受惠的保險制度

在同樣以追求健康為目標的邏輯之下，李碧菁給出的解決方案是一套在已經在美國和一些歐洲國家采用的保險支付體系，並且她已經把這套體系嵌入進和睦家（United Family Healthcare）的運行之中。

和睦家醫療首席執行官李碧菁（Roberta Lynn Lipson）

“我們現在有一套醫療保險模式，和中國的保險公司合作，這套保險100%覆蓋患者在和睦家的一切預防保健和醫療，保險的價格也不比我們給員工上的保費高。”李碧菁告訴記者，和睦家的醫保模式實際上借鑒了加利福尼亞州一家叫Kaiser Permanente的私立醫院所采用的模式，明確了醫院、醫生、患者和保險公司的利益，這套體系的一個核心好處在於，醫院樂於看到患者健康。

簡單來說，這套支付系統的運行邏輯就是，保險公司先給醫院一筆錢，醫院用這筆錢做保健預防，但如果患者生病，醫院就要負責病人的治療，費用由保險公司承擔。最好的情況是，如果預防保健做得好，用於治療的保費就有余額，那麽保險公司會和醫院一起分，這樣一來，患者、醫院、保險公司都能得到滿足。

劉國恩同樣認為，經濟學的一個重要核心原理是，只有各個群體受益，才能整合力量得到好結果，這個原理對醫療體系設計的指導意義就在於找出這樣一套讓醫院、醫生、醫保和病人都受益的支付機制。

此外，作為私營醫療機構，李碧菁稱，可以通過對醫生給予應有的報酬來避免醫生濫用藥物和過度醫療。

“我們可以給醫生一個匹配自己教育水平的報酬，而不是說醫生需要多開藥才能有高收入，我也不需要他多開藥才能賺錢，所以我們現在也在創造很多新的制度，就是我們讓病人保持最健康狀態的話，我們才賺錢，而且我的患者對我的醫生的滿意度越高，我給醫生的工資也越高。”李碧菁對於醫療體系中有關支付的一些見解，似乎能夠給予目前的醫療改革一些新思路。

美國的醫改是政治議題

就在中國討論醫療改革的同時，美國實際上也正在面臨醫保制度變革的風險，但醫療業專家認為，現在美國一些關於醫療改革的辯論，背後更多是政治驅動力。

“特朗普政府的醫療改革完全是在騙老百姓，如果真的推翻了奧巴馬醫保，那受害最多的人就是給他投票的那些人。”李碧菁還告訴第一財經記者，美國的公眾“被愚弄了”。

美國醫療科技公司美敦力的董事長奧馬爾·伊什拉克認為，奧巴馬醫保是為了提供更高的醫保覆蓋率，但是現在這種討論被卷入政治糾紛中，各方需要從這個糾紛當中解脫出來，繼續支持奧巴馬醫療。

劉國恩則認為，美國政治基於醫療改革的兩黨鬥爭實際上是價值取向的沖突，民主黨強調每個人都能夠獲得醫療保險覆蓋；而共和黨長期倡導要給每個公民自由的醫療保險選項，看似是兩黨的鬥爭，實際很大程度上反映了這個國家的價值取向。

2014年1月，奧巴馬花大力氣推動的《患者保護與平價醫療法案》(Patient Protection and Affordable Care Act)生效，這份法案的核心在於把全民納入醫保。作為一項普惠制的措施，該法案已經覆蓋了2200萬美國人口。

最新的進站時，由於未獲得國會共和黨人足夠支持，美國總統特朗普被迫撤回共和黨版醫改法案的投票表決程序，被外界認為是其就任以來遭受的最大打擊。

博鰲丨脫歐後各銀行總部欲離開倫敦，但搬哪還不知道

隨著英國脫歐進程的推進，一旦倫敦作為傳統歐洲金融中心的地位出現變化，倫敦之外將有哪個城市會取而代之成為歐洲金融中心？對此，歐洲清算銀行董事長韓福德（Federic Hannequart）在25日的博鰲亞洲論壇上向第一財經記者謹慎表示“未來不可預測”。

有媒體報道，把總部設在英國的一些大型銀行正醞釀將部分業務從英國搬到歐元區其他金融中心。

“我覺得這需要取決於英國和歐盟就金融業的談判結果，這是談判的一個部分，這可能會對倫敦作為金融中心的地位造成影響。如果談判順利，可能會導致歐盟和英國之間產生一些金融服務業在歐盟內部的流動性，但較少會產生國際範圍的流動性，但雖然有這樣的一些影響，仍然在可控範圍內。”韓福德告訴第一財經記者。

歐洲清算銀行董事長韓福德（Federic Hannequart）（左一）

歐洲央行執行委員勞滕施萊格日前也表示，無論這些銀行搬到歐元區哪里，確保銀行業安全穩健運行是關鍵。從這個表態可以看出，歐央行並未否定銀行從英國搬出的趨勢。

“有一種可能性關乎到歐洲大陸的金融服務，這會把需要在歐洲大陸接受金融服務的人從倫敦轉移到歐洲大陸，這可能導致不同國家需要設立一些額外的資本目標。”韓福德向第一財經記者分析。

3月20日，英國首相特蕾莎·梅宣布將於3月29日正式啟動脫歐程序，即觸發《里斯本條約》第50條。

而就在25日，意大利首都羅馬，歐盟舉行特別峰會紀念歐洲一體化的標誌——《羅馬條約》簽署60周年。

但是，這場活動只有27個歐盟成員國領導人和歐盟機構領導人出席，英國缺席。

最新的英歐博弈是，歐盟方面向英國政府開出600億歐元的脫歐費用，包括歐盟官員的養老金等，容克的態度是，絕對不會“打折”。

ING銀行首席亞洲經濟學家提姆·康頓（Tim Condon）上周在接受第一財經記者訪問時表示並沒有感受到歐洲放松金融監管。

“歐洲銀行從美國放松金融監管的動機中感到了壓力，但現在要下結論還為時過早，至少在歐洲我還沒有感到任何這種松綁現有金融監管體系的跡象。”

2017博鰲論壇強調出境遊潛力 孫茂華稱攜程加速全球化布局

2017年博鰲亞洲論壇正式開幕，此次論壇以“直面全球化與自由貿易的未來”為主題，國務院副總理張高麗發表了主旨演講，在演講中，著重強調了旅遊經濟未來巨大的市場空間，並表示：“預計未來5年，中國出境旅遊將達到7億人次。今年春節期間，中國公民出境旅遊總量達615萬人次，足跡遍布全球85個國家和地區、1254個城市，出境消費高達1000億元人民幣”。

與此同時，張高麗表示今年是中國實施“十三五”規劃的重要一年，是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深化之年，要把握好新一輪科技和產業革命帶來的機遇，利用新技術，發展新經濟，打造新動能，培育新產業、新模式、新業態，激發社會創造力和市場活力。

事實上，旅遊消費已經成為近年來整個社會最重要的“消費側”。根據國家旅遊局發布的數據顯示，2016年，全國共有45.6億人次旅遊，旅遊消費達4.66萬億元;中國國內旅遊、出境旅遊人次和國內旅遊消費、境外旅遊消費均列世界第一。大眾旅遊時代所形成的巨大消費市場，必將拉動巨大的生產與供給，旅遊業將成為助推經濟增長的新引擎。

攜程COO孫茂華受邀出席開幕式，其表示，2016年中國出境遊遊客超過1.2億人次，從酒店、旅遊到購物、餐飲，中國遊客在海外花費共計超過1100億美元，如何讓用戶在境外同樣享受到高品質的服務，成為攜程面臨的新課題。

為此，攜程從2016年伊始大力全球化布局，收購天巡、戰略投資美國海鷗旅遊和縱橫集團兩大地接社，以及投資印度最大的在線旅遊公司MakeMyTrip等，就是為了讓攜程的2.5億用戶在全球都能享受到優質的旅遊服務。

除了滿足旅客出境遊的國際化布局，攜程在用戶體驗上同樣不斷加碼，推出了多項創新服務。早在2015年，攜程便聯合10000多家旅行社和在線同行，首家推出業內領先的“6重旅遊保障”和“先行賠付”承諾。

2017年初，攜程啟動了“全球旅行SOS”服務。中國遊客如遇到意外風險，可以隨時通過攜程的7X24小時應急支援服務人員，處理各種突發狀況。

值得關註的是，攜程表示，力爭在2018年GMV達到萬億水平，並希望到2021年實現2萬億的GMV目標。

政商學界博鰲熱議：貿易戰沒有贏家

不斷蓄勢升溫的中美貿易戰，無疑是博鰲亞洲論壇2018年年會上各界最熱的話題之一。

法國前總理、外交部中國特使讓-皮埃爾·拉法蘭（Jean-Pierre Raffarin) 9日在博鰲論壇現場接受第一財經專訪時表示，美國總統特朗普從來沒有在美國經歷過戰爭，而我們知道戰爭是什麽，對人民百姓意味著什麽，我們要的不是戰爭，是和平。“所以我並不欣賞特朗普在談到朝鮮、中國、墨西哥等話題的多個演講中總是很強硬，總是提到戰爭。這並不是促進全球合作的好方式。”

第一財經記者在博鰲論壇現場采訪了多位政商學界人士，他們的共識是，貿易戰對中美兩個大國沒有好處，對世界也沒有好處，貿易戰沒有贏家。

專家們還表示，貿易戰不會阻止中國的發展和進一步開放的步伐。

貿易戰沒有贏家

“中國的發展讓美國感受到了壓力，美國會采取一系列措施，包括貿易戰在內，以後可能還會涉及投資、知識產權等方面。”國民經濟研究所所長樊綱8日在接受第一財經記者專訪時說。

樊綱

樊綱稱，中國過去40年的發展十分不易，從最早的沒錢沒技術沒知識，到中等收入階段依然差距大，美國從我們的不斷追趕中感受到了中國的崛起，從而開始焦慮，進而采取一些抑制、阻擋中國發展的措施。目前中美之間不斷升級的貿易摩擦說明了發展的長期性，對中國而言，最大的利益就是持續發展。

中國人民大學副校長、金融研究所所長吳曉求表示，中美貿易爭端是當前全球關心的重大問題，背後的道理顯而易見；中美兩個國家是世界上兩個最大的經濟體，如果貿易戰開戰，對全球經濟將帶來非常重大的影響。在他看來，中國崛起正在逐步改變二戰以來全球形成的經濟秩序，對原有的邏輯和秩序帶來新的挑戰。包括美國在內的各國應充分認識到中國崛起的必然性，以及對全球重構新的經濟秩序所帶來的戰略價值。

在“海外投資：回歸審慎和理性”的博鰲亞洲分論壇上，泰豐資本CEO諸葛熹（Andrew Geczy）直言，對美國打算采取的貿易制裁措施和當前表態感到失望，“這是不幸的”。

國家金融與發展實驗室理事長李揚在9日的“新興經濟體：資本外流和債務風險”論壇上表示，兩個大國發生貿易戰對兩個國家都沒有好處，對世界也沒有好處，這點大家都能看到。

新興經濟體：資本外流與債務風險分論壇現場

中國社科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所長張宇燕觀點相似，他說：“無論是決策層還是學術界都清楚，中美兩國如果打貿易戰沒有勝利者，一定會兩敗俱傷，特別是美國，應該回到理性的立場上坐下來討論這個問題。我想雙方還是能夠通過協商，在兩個月的時間內找到一個好的解決辦法。”

“令人遺憾的是，我們總是很容易忘記過去，從美國方面來講的話，過去幾百年里我們經歷過貿易戰，對誰都沒有好處。”歐洲工商管理學院（INSEAD ）副院長兼創新院長彼得·澤姆斯基（Peter Zemsky）教授對第一財經記者說。

在通信領域，全球供應鏈緊密相連。而這一點在博鰲亞洲論壇“未來的通信”分論壇上恰巧有所體現，這場嘉賓既有從事半導體行業的威盛電子董事長兼首席執行官陳文琦，也有消費電子產品生產商代表vivo創始人、總裁兼首席執行官沈煒和蘋果全球副總裁葛越，以及致力於5G基礎設施建設的愛立信董事長雷夫·約翰遜（Leif Johansson），他們一致認為，貿易戰沒有贏家。

“我們願意做一架橋梁去溝通中美之間的對話，我覺得對話越充分，可能前景更光明。” 葛越在回答第一財經記者提問時表示。從蘋果的財報中可以看到，大中華區是蘋果重要的收入來源。未經審計的2018年第一季財報顯示，大中華區的營收貢獻達到179.56億美元，占總營收的20.34%，環比增長了83.21%，成為僅次於歐洲的重要海外市場。更何況其產品的組裝大多在中國的富士康工廠中完成。

陳文琦則略帶幽默地表示：“我個人認為貿易戰對誰都不好。我們只有一個地球，我們會共存，所以我想大家還是不要去打貿易戰，慢慢說、好好說，好好做生意比較靠譜。”

“貿易戰還是要站在大的趨勢上來看，我覺得從長遠的趨勢上來看，全球化是一定的，每個企業最終把業務布向全球也是一定的。”沈煒告訴第一財經記者。

中國人民銀行前行長戴相龍則認為，中國並不需要那麽大的貿易順差，2017年，出口對中國經濟拉動作用僅有9%，而消費和投資的拉動率是59%和32%，貿易順差減少一點不一定對中國經濟造成很大影響。

戴相龍

李揚認為，中國的資本過去是通過長期的貿易積累而不是負債形成的，貿易戰的損失對中國經濟的負面沖擊就沒有那麽大。中美貿易爭端肯定是大家都不願意看到的，一下子使得這個世界充滿了不確定性。“如果匯率波動的話，世界就會混亂，我相信不會發展到從貿易戰打到匯率戰，還不會到這個程度。國際上的政治家們應當有這個理智。”

約翰遜則為貿易戰的平息提供了一種解決方案，那就是等半年再來做決定，因為這個決定將涵蓋很多行業、產業，包括醫療、電子產業、信息產業。“我覺得我們現在不要過早定論所謂的貿易戰，也不需要去隔離世界的任何一方。目前的情況，確實看到了貿易沖突的升級。所以，關鍵是怎麽樣降級，我也希望大家花一些時間來等等看，差不多半年的時間，讓雙邊的貿易沖突冷卻下來，花半年的時間來看一看中美的貿易是緊密相連的。”

加強多邊合作

李揚稱，當今中國和美國發展過程中的互相關系層次多、合作程度太深，貿易制裁措施的影響較為複雜。在此次爭端後，中美雙方需要理性磋商和談判，更需要推進各自的改革。“現在這種價值鏈的情況下，一雙耐克鞋一百多個工序，進進出出，到底哪個環節在中國、哪個是美國的都說不清楚了。貿易制裁措施到底損害了誰，這個賬其實不容易算得清楚。”

對於加強多邊合作，拉法蘭向第一財經記者強調，“面對當今如此艱難的世界，如果只進行雙邊討論與談判，我們無法找到解決辦法和出路。如同法國總統馬克龍最近同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通電話時所說的那樣，我們需要進行世界範圍內多邊的討論與對話，比如和美國、俄羅斯等多個國家一起，尋找全球的解決方案。因為當兩個國家激烈競爭時，對兩國無益，對其他國家也無益。這也是為什麽我們（法國）贊同習近平，要支持多邊主義。而特朗普不喜歡多邊主義，他單獨和歐洲某國打交道，而不同整個歐洲或歐盟打交道。他希望美國退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他不願意推動WTO取得進展，推動國家合作。我認為G20(20國集團)是尋求全球解決方案的有效機制。”

在諸葛熹看來，中國經濟增長已經深深融入世界經濟之中，全球貿易當前需要的是各國共同的合作和推進。

 與其觀點相一致的是，多位國外嘉賓均強調，中國經濟增長對全球經濟穩定的影響巨大，貿易爭端應以更理性的方式進行。澳大利亞福蒂斯丘金屬集團（FMG）副董事長馬克·巴拿巴（Mark Barnaba）稱，歷史經驗表明，通過設置關稅、保護主義等人為壁壘，會減緩經濟的增長，不能帶來雙贏的局面；只有更加開放，才能快速發展。從當前全球發展情況來看，自由貿易協定會帶來投資的增加、資本回報的提升，這已得到驗證。

“有很多人說美國是從更長遠角度來遏制中國。但我認為，中國的發展是遏制不住的，通過貿易戰更遏制不了中國的發展。恐嚇與嚇唬不是解決問題的辦法，協商和談判是解決貿易問題最重要的辦法，基於WTO的規則進行談判和協商。”吳曉求表示。

吳曉求

中國會按既定步伐推進開放

談到中國的對外開放與全球平衡貿易時，拉法蘭對第一財經說，我們需要討論開放，看看中國過去的歷程，中國通過開放，重新回到了全球最重要國家的行列。我們需要通過開放來實現更多的增長。保護主義對所有人都無益。保護主義中沒有贏家。在各個國家之間加設厚重的藩籬和障礙是非常錯誤的做法。我們需要有進出口，需要平衡的貿易，這些都是增長的來源。

樊綱認為，繼續擴大開放是因為中國自己要往前走。他說，過去40年，中國從改革開放中獲益良多，自然願意繼續開放，同時，中國要“走出去”，就需要其他國家保持開放，那麽自身就要進一步開放。另一方面，中國由於各方面的改革，處理危機和承擔風險的能力增強，也可以更加開放了。

張宇燕同樣認為，中國改革開放是按照自己的節奏來進行的。“我們對外開放關註兩個效應：一是能夠對周邊國家有溢出效應，對亞洲、世界的發展都帶來好的效果。反過來，不僅對外有溢出效應，我們開放了以後其他國家也能得到好處，它們的經濟發展了反過來對中國也有正向的促進作用。”

張宇燕

而在多場針對金融改革和開放的媒體采訪中，貿易戰將如何影響中國金融對外開放也備受關註。

“中美貿易糾紛是突然而來的變量，可能會在某些層面影響到中國金融體系開放，但開放大趨勢是必然的，不會停。”吳曉求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說，貿易戰對中國金融開放和資本市場的沖擊有限。中國金融體系開放包括人民幣自由交易、金融市場開放兩個方向；兩方面的開放都不會停，還是會按照既定的步伐向前推進。

“中國會按照自己的步調穩定開放。”李揚在媒體見面會上也表示，美國在此次貿易爭端中提出的理由並不成立；美國出現長期而持續的貿易逆差，更應該審視其國內發展現狀。

博鰲熱議貿易爭端：貿易戰無用，中國此時更應加快開放

4月9日，第一財經研究院在博鰲論壇期間召開發布會，推出了《中國與全球制造業競爭力》報告。會議由《第一財經日報》副總編輯、第一財經研究院院長楊燕青主持。

一段時間以來，中美貿易爭端不斷發酵，導致全球市場出現一定波動，對於剛剛呈現複蘇態勢的全球經濟影響廣受關註。

4月6日，中國商務部新聞發言人表示：“我們註意到美方有關聲明。在中美經貿問題上，中方立場已經講得很清楚。我們不想打，但不怕打貿易戰。這次中美經貿沖突，是美方一手挑起，本質上是美單邊主義對全球多邊主義，美保護主義對全球自由貿易的挑釁。中方將繼續擴大改革開放，維護多邊貿易體制，推動全球貿易投資自由化和便利化。

在報告發布會上，中美貿易爭端這一熱點話題也引起清華大學國家金融研究院院長、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原副總裁朱民，華夏新供給經濟學研究院首席經濟學家賈康，羅蘭貝格高級合夥人、大中華區執行合夥人戴璞，微軟亞洲研究院院長洪小文，以及第一財經研究院高級學術顧問、日本一橋大學經濟學伍曉鷹教授的熱議。

朱民表示，全球來看，中美會避免打貿易戰，因為對中美經濟不利，對全球產業鏈和全球經濟都不利。其次，美中貿易互補性很強，中國長於制造業，美國長於農業和服務業，如此大的互補性中找到一個妥協的空間是完全可行的，中美應該避免也可以避免貿易戰。

朱民同時提到：“一財研究院的報告很清楚地顯示出，美國制造業競爭優勢在下降，全球權重也在下降，從這個意義上，通過貿易的辦法奪回制造力的競爭能力是本末倒置的戰術，這個策略上面不對，也不會起到美國想要達到的結果。”

“所以，貿易戰不會對美國有利，更不用講破壞國際貿易法則等等，從這個意義上，（中美貿易爭端）還是可以找到妥協的解決辦法的。”朱民總結道。

賈康也認為：“貿易摩擦明顯在升級，但如果雙方的理性足夠，可以避免貿易戰。”

“中美之間總體來說就是互補的格局，但到了一定階段，比較優勢解釋不了。當碰到天花板時，美國不肯將高端的產品賣給中國，同時指責與中國的貿易造成了美國巨大的逆差，這個要靠時間解決。”他稱。

戴璞堅稱：“我們需要避免貿易戰，因為貿易戰完全是無用的。”他進一步解釋道，如果發生貿易戰，會帶來通貨膨脹，會導致大量失業的出現，而不會帶來任何好處。

“現在中美兩國都需要推行改革，希望明天能有更多信息。”他稱。

洪小文亦坦言：“我非常反對貿易戰。”並稱，“我們非常堅信中國要繼續開放而且更加開放，這個時候，中國如果更有決心能夠加快開放的速度，會更堅定中國在國際社會的影響以及全球化的堅定步伐。”

在發布會上，第一財經研究院副院長林純潔也對中美貿易爭端的影響做了推演。

他介紹稱，在中美均加征收25%關稅的情況下，中國對美國出口的機械、電器、電子通訊、汽車、交通設備等行業的競爭力將受到影響；美國對中國出口的食品飲料加工、汽車、化工等行業競爭力也會受到相關影響。

“假設中國對於美國的出口減少10%，對於其他供應鏈國家的GDP影響中，對中國臺灣地區影響最大，接下來是馬來西亞，然後新加坡，這些國家是依附於當前以中國作為核心的一條供應鏈上面的，如果中美貿易爭端演化到一個非常嚴重的程度，影響不僅僅一個國家，可能導致全球整個供應鏈的重構。”他稱。

博鰲亞洲論壇迎新一屆理事會，周小川當選副理事長

剛剛卸任人民銀行行長的周小川有了新的任命——博鰲亞洲論壇副理事長。

4月9日上午，根據會員大會選舉結果，博鰲亞洲論壇產生新一屆理事會。在隨後召開的新一屆理事會會議上，第8任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當選理事長，中國外交部副部長李保東被任命為秘書長。中國人民銀行前行長周小川出任博鰲亞洲論壇中方首席代表。根據章程規定，中方首席代表為理事會當然理事，並擔任副理事長。

周小川任副理事長

現年70歲的周小川執掌中國央行15年，在剛剛結束的全國“兩會”後正式卸任。日前，他還以中國代表團團長的身份出席了在阿根廷布宜諾斯艾利斯舉行的二十國集團（G20）財政部長和央行行長會議。

周小川1982年進入清華大學成為系統工程系首批招收的博士生。1986年12月被任命為對外經濟貿易部部長助理，開始從政之路。此後，他歷任中國銀行常務董事、副行長；國家外匯管理局局長；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貨幣政策委員會第一屆委員。1998年2月，周小川出任中國建設銀行行長；2000年2月，轉任中國證監會主席；2002年12月，接替戴相龍出任中國人民銀行行長。2013年3月當選全國政協副主席。

周小川推動了中國金融的改革和開放。執掌證監會期間，他鏟除資本市場腐敗；他還是國有銀行改革的操刀人；在近16年的央行行長生涯中，他因人民幣國際化戰略的推動，被譽為“人民幣先生”；同時，他還要兼顧將通脹保持在較低水平，將增長維持在合理區間，幫助日益強大的中國經濟體抵禦各類風險。

2011年9月，《歐洲貨幣》雜誌評選周小川為“年度全球最佳央行行長”。2016年10月中旬《環球市場》（Globalmarket）雜誌將其評選為2016年度東亞地區的“年度央行行長”。

博鰲亞洲論壇迎新一屆理事會

據了解，新一屆理事會由19人組成，潘基文、周小川、李保東等12人為新當選理事。沙特基礎工業公司副董事長、CEO阿爾拜延、巴基斯坦前總理阿齊茲、海南省常務副省長毛超峰、新西蘭前總理希普利、印尼前總統蘇希洛、泰國前副總理素拉傑、塔塔集團名譽董事長塔塔等7位理事連選連任。

新當選理事由亞洲和世界各國的政商領袖組成，包括菲律賓前總統阿羅約、美國前商務部長古鐵雷斯、日本郵船會長工藤泰三、三星電子會長權五鉉、香港貿易發展局主席羅康瑞、日立集團董事長中西宏明、歐盟委員會前主席、意大利前總理普羅迪、新加坡前副總理黃根成、俄羅斯前總理、俄羅斯天然氣工業股份公司董事長祖布科夫等。

根據新一屆理事會決議，論壇原理事長福田康夫、原副理事長曾培炎、原秘書長周文重、馬來西亞前總理巴達維、馮氏集團主席馮國經、新加坡榮譽國務資政吳作棟、瑞典愛立信公司董事長、英國阿斯利康公司董事長約翰森、俄羅斯工商會主席卡特林、美國前財政部長保爾森、法國前總理拉法蘭、三菱商事高級顧問佐佐木幹夫等11位離任理事將進入論壇咨詢委員會。同時進入咨詢委員會的，還有世界衛生組織榮譽總幹事陳馮富珍、SK集團董事長崔泰源、地中海俱樂部總裁小德斯坦等知名人士。

包括FMG董事長弗雷斯特、上海交通大學黨委書記姜斯憲、中國遠洋海運（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許立榮等3位留任咨委在內，新一屆咨詢委會員共由17人組成。在隨後召開的新一屆咨詢委員會會議上，福田康夫當選咨詢委員會主席，曾培炎當選副主席。

原咨詢委員會主席拉莫斯、霍英東基金有限公司執行總裁霍震寰、澳大利亞前總理霍克、博鰲樂城開發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長兼總裁蔣曉松、原外經貿部副部長龍永圖、哈薩克斯坦前總理捷列先科、日本郵船集團前會長、董事顧問宮原耕治、瓦倫堡家族基金會投資委員會主席泰斯庫等8位咨委，為創建和發展論壇作出了重要和實質性貢獻。根據會員大會決議，授予其榮譽會員稱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