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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行面對壞帳的承受能力—周玉龍 世路勞生

http://blog.sina.com.cn/s/blog_624077750101m6h3.html
銀行股低迷,一個重要原因就是人們擔心信貸資產的安全,換一句話說就是預期銀行的不良貸款未來將大幅產生,銀行虧損或者說淨資產損失。所以,銀行股哪怕是以淨資產為交易價格也覺得並不便宜。

  擔心銀行壞帳風險,導致銀行股特別低估的原因主要有三點,一是由於美國金融風暴太殘酷,造成預期太悲觀。二是很多人不知道美國金融風暴產生的基礎是由銀行的衍生品交易導致,而我國的銀行以傳統業務為主,兩者是完全不同的業務概念。三是大多數人並不瞭解不良貸款的發生與壞帳撥備之間的關係,認為只要出現不良貸款銀行就會虧損。導致出現了很多似是而非看空的理由,致使認為銀行股在淨資產附近交易還覺得不便宜。

  今天,作為投資銀行股已有8年之久,與銀行打了30年交道的老股民和大家說說銀行的不良貸款即壞帳風險問題。我們先瞭解一下什麼是銀行的不良貸款吧:1998年5月,中國人民銀行參照國際慣例,結合中國國情,制定了《貸款分類指導原則》,要求商業銀行依據借款人的實際還款能力進行貸款質量的五級分類,即按風險程度將貸款劃分為五類:正常、關注、次級、可疑、損失,後三種即為不良貸款或者說將產生壞帳風險的貸款。(具體分類指標見附件)

  一般來說,按實踐看,考慮到抵押物的客觀存在,銀行的不良貸款回收率在30%-40%左右,拖延時間越長回收越困難。所以,按國際慣例,在準確分類的情況下,銀行對於不良貸款的撥備覆蓋率達到75%就可以算足額撥備,就可以覆蓋不良貸款的或有損失。

  壞帳撥備計提或者說資產減值損失,就是銀行為了應對貸款未來或有損失而每年從營業收入中計提的壞帳撥備,屬於營業支出。理論上說,撥備覆蓋率75%以上的部分,屬於銀行的隱蔽資產。撥備覆蓋率是指撥備計提餘額相對於不良貸款餘額的一個指標,撥備覆蓋率計算公式=撥備計提餘額/不良貸款餘額*100%,目前的股份制銀行基本上在300%以上。

  說起銀行的不良貸款,就必須看未來不良貸款的趨勢變化,不良貸款的趨勢變化,取決於宏觀經濟的發展趨勢,所以說,銀行的不良貸款趨勢與宏觀經濟的發展趨勢有著高度相關性。比如說明年及未來的經濟繼續低迷,GDP增長持續下降,那麼銀行的不良貸款將持續提高。所以,與其說投資於銀行股,還不如說是投資於我國經濟的健康發展,否則,銀行股不值得投資。

  目前來看,按四季度的情況看,多個指標顯示出實體經濟的經營逐漸企穩好轉,企業去庫存逐漸完成,經濟增速下行的趨勢有逆轉跡象。我個人判斷,假如不出意外,明年一季度就可形成向上趨勢,進入健康發展軌道。

  一般情況下,銀行不良貸款的生成有著滯後於實體經濟的特性,同時,各銀行也受到信貸期限結構的不同而不同。一般來說,股份制銀行的信貸期限比較短,不良貸款的產生也比較快。國有銀行的信貸期限比較長,不良貸款的生成也慢一點。

  同樣的道理,按我個人判斷,股份制銀行今年四季度及明年一季度,不良貸款、不良率將繼續雙升,明年年中將形成不良率趨勢停止雙升的拐點,在不考慮核銷的情況下,不良貸款絕對值將繼續小幅增加。國有銀行不良率趨勢將有可能在明年三季度出現拐點。但是,在這裡有必要說一下的是,目前我國銀行的不良率太低,這不符常態,難以持續,未來的不良貸款有繼續增加的可能性。

  按我手頭的統計資料,按發達國家的銀行歷史來看,在正常情況下,銀行的不良貸款年生成率大概在千分之三至千分之五之間(民生銀行(7.30,-0.13,-1.75%)近十年的不良貸款生成率為千分之二),累積的不良貸款大概在1%-2%之間。在金融危機或者說經濟危機的環境下,銀行的不良貸款會快速增加,甚至一夜之間達到5%左右,快速到頂。所以說,我國的不良貸款生成屬於偏低。當然,這也與近十年我國的經濟發展吻合。

  為了從某種角度來說的以正視聽,我在這裡模擬兩種情景,第一種情景,未來我國經濟繼續低迷,連續三年增速下降一個百分點,DGP增長從今年的8%,至2015年的GDP增長為5%。銀行的不良貸款每年生成一個百分點,連續三年。第二種情景,我國在明年發生經濟危機,經濟增長停滯或負增長,銀行的不良貸款快速提高至5%。看看我們的銀行是否可以承受?

  我們就以民生銀行為例計算一下這兩種情景下的結果。在第一種情景下,假設民生的信貸規模年增長15%,其他條件不變,撥備前利潤同步增長15%,考慮到不良貸款的或有損失在65%左右,模擬信用成本即撥備計提為貸款餘額的0.75%,以覆蓋不良貸款的或有損失。通過建立計算模型顯示:

  信貸資產從2012年的14000億元,增長至2015年的21300億元,年均增長15%。

  不良貸款從2012年的110億元,增加至2015年的669億元,平均每年增加不良貸款186億元,年均增長83%。夠恐怖了吧?

  不良貸款率2012年的0.79%,提高至2015年的3.14%,提高2.35個百分點。

  每年撥備計提從2012年的85億元,提高至2015年的160億元,年均增長23%。

  壞帳撥備餘額從2012年的340億元,提高至2015年的759億元,年均增長31%。

  撥備覆蓋率從2012年的309%,下降至2015年的113%,撥備覆蓋率依然超過100%,保持全覆蓋狀態。

  撥備前利潤從2012年的600億元,增長至2015年的913億元,年均增長15%。

  淨利潤從2012年的385億元,增長至2015年的565億元,年均增長14%。

  如此,我們可以看見,就算是未來三年的GDP增速持續下降,民生銀行的不良貸款每年增加一個百分點,但民生銀行的實現淨利潤依然可以年均增長14%,2015年每股淨利潤依然可以達到2元左右。其中最重要的原因來自於目前民生超高的信用成本。

  在最為悲觀的第二種情景下,我國在明年發生經濟危機,經濟增長停滯或大幅負增長,民生銀行的不良貸款快速提高至5%或以上。計算結果如下:

  A,明年不良貸款5%,達到805億元,為了達到75%的撥備覆蓋率,需要壞帳撥備餘額604個億,今年壞帳撥備餘額為340億元,意味著明年的撥備計提需要264億元,考慮到明年的撥備前利潤將達到690億元,意味著仍然還有稅前利潤426億元,淨利潤320億元,每股淨利潤1.12元左右。

  B,就算是保持100%的撥備覆蓋率,考慮到340億元的壞帳撥備餘額,考慮到690億元的撥備前利潤,在滿足不虧損的情況下,可以滿足1030億元的不良貸款,即可以全面覆蓋6.40%的不良貸款率。

  C,假如按75%的撥備覆蓋率計算,在保證不虧損的前提下,可以滿足1370億元的不良貸款或8.50%的不良貸款率。如此,大家可以想一想,夠了沒?

  其實,假如真的出現此類情況,那麼我國經濟將一地雞毛,生靈塗炭,任何行業不能倖免,你手中的人民幣也將面臨大幅貶值,而不僅僅是銀行業。

  何況,我們需要明白的是,在一年以後的民生,依然可以實現1.50元以上的每股淨利潤。這就是銀行的特徵,在經濟危機打擊下不良貸款影響的經營業績往往是一次性的,只要不倒閉,只要不虧損導致資本金不足,未來依然可以正常賺錢。這就是銀行。

  好了,不多說了。總而言之,面對著未來淨資產收益率不低於20%,在淨資產附近交易的銀行股,是市場種種最壞最悲觀預期的結果,更多的是人云亦云,不知所云。而這最壞預期已經維持整整四年,至今仍沒出現預期或有可能兌現的跡象,反而是銀行利潤依然穩步增長。

  潛在的銀行股多頭們,現在你們需要考慮的是:這些悲觀預期真的會出現嗎?我國的銀行真的會崩潰嗎?先知先覺的人們已經用自己的人民幣做出回答:不!

  附件:現行貸款五級分類

  1998年5月,中國人民銀行參照國際慣例,結合中國國情,制定了《貸款分類指導原則》,要求商業銀行依據借款人的實際還款能力進行貸款質量的五級分類,即按風險程度將貸款劃分為五類:正常、關注、次級、可疑、損失,後三種為不良貸款。

  現行貸款五級分類

  正常類貸款,借款人能夠履行合同,一直能正常還本付息,不存在任何影響貸款本息及時全額償還的消極因素,銀行對借款人按時足額償還貸款本息有充分把握。貸款損失的概率為0。

  關注類貸款,儘管借款人目前有能力償還貸款本息,但存在一些可能對償還產生不利影響的因素,如這些因素繼續下去,借款人的償還能力受到影響,貸款損失的概率不會超過5%。

  次級類貸款,借款人的還款能力出現明顯問題,完全依靠其正常營業收入無法足額償還貸款本息,需要通過處分資產或對外融資乃至執行抵押擔保來還款付息。貸款損失的概率在30%-50%。

  可疑類貸款,借款人無法足額償還貸款本息,即使執行抵押或擔保,也肯定要造成一部分損失,只是因為存在借款人重組、兼併、合併、抵押物處理和未決訴訟等待定因素,損失金額的多少還不能確定,貸款損失的概率在50%-75%之間。

  損失類貸款,指借款人已無償還本息的可能,無論採取什麼措施和履行什麼程序,貸款都注定要損失了,或者雖然能收回極少部分,但其價值也是微乎其微,從銀行的角度看,也沒有意義和必要再將其作為銀行資產在賬目上保留下來,對於這類貸款在履行了必要的法律程序之後應立即予以註銷,其貸款損失的概率在75%-100%。
PermaLink: https://articles.zkiz.com/?id=41681

房地產市場會在兩三年內軟著陸—王石 世路勞生

http://blog.sina.com.cn/s/blog_624077750101nrmf.html
萬科董事長王石(微博)(右)在達沃斯接受騰訊財經獨家訪談

今年的達沃斯論壇,來自企業界的中國嘉賓明顯減少,而萬科董事長王石吸引了最多的中國媒體的目光。

當地時間1月23日上午,王石來到了騰訊財經的達沃斯演播間,這是他因私人問題而廣受關注以來,首次接受媒體專訪。

面對騰訊財經對此的詢問,他回應道,「這個沒有什麼尷尬的,隱私問題我從來不談,以前沒有談過,現在不談,將來也不談。」

王石主要談的是房地產市場問題。對於房價,他對以謝國忠為代表的唱空、泡沫破滅論進行了回應,認為某種程度上謝國忠的理論是有道理的,房價與居民平均收入確實悖離比較大,但好在並不是全中國都這樣,主要出現在一線城市,而且針對一線城市,國家已經出台調控政策。

王石稱,這些調控政策已經起到了效果,如果能持續這樣微調,堅持下去,再有兩三年房地產軟著陸是可能的。

他同時認為,從長遠來看,真正的房地產發展是在城市化過程中,現在中國城市化過程中才過50%,「我相信中國城市化在達到70%之前,(房地產市場發展)是不會停住的。」

對於萬科銷售額在2012年達到1400億,成為全球第一個銷售額超200億美元的房地產公司,是否會面臨發展的瓶頸的問題,王石回應稱,萬科還會繼續增長,真正持續的增長會從2016年才開始。

王石的理由是,2015年,萬科將全面推行住宅產業化,從2016年開始,萬科會進入一個發展的新階段。

住宅產業化是指用工業化生產的方式來建造住宅,是機械化程度不高和粗放式生產的生產方式升級換代的必然要求,以提高住宅生產的勞動生產率,提高住宅的整體質量,降低成本,降低物耗、能耗。

王石認為,住宅產業化是必然的趨勢,但目前因為成本過高,以及建築施工工藝水平仍很落後,這兩大因素,在中國還只是剛剛起步。他認為,說萬科在「押寶」住宅產業化也可以,因為大家都認為必須要做綠色建築,問題只不過是什麼時候做。「從某種角度上你得押寶,只不過是萬科先走一步。」

對於萬科剛剛公佈的B轉H股方案,王石回應說,最主要的原因是B股已經失去了融資功能,證券監管部門也正在鼓勵如何激活B股。

B轉H也被認為是萬科國際化的一個佈局。王石說,去年萬科已經併購香港的公司,預計今年會在北美就會有具體的動作,第一季度在美國會有投資項目,然後陸續會在其他國家投入。

就在萬科接受騰訊財經專訪的當天,萬科置業(香港)與香港新世界發展(00017.HK)聯合投得新界區港鐵西鐵在線蓋荃灣西站六區物業發展項目,作價34.34億港元。這是萬科第一次在香港投得地皮。

王石還談到了自己在哈佛遊學的收穫,說最主要的是文化層面的學習,因為在中國做企業就是學習西方企業制度,但只有在文化層面學習後,才能知其然並知其所以然。

他還透露,自己還要在哈佛學習一個學期,秋天后將去劍橋大學,然後是耶路撒冷。他說,自己未來的三分之一時間會作為一個大學的「教書匠」。

對於自己遊學期間如何管理萬科,王石說,萬科這麼多年形成了比較成熟的管理制度,並且一直根據情況變化在微調。他透露說,現在萬科CEO郁亮也在準備去登山,攀登珠穆朗瑪峰,他認為這不會影響到萬科的管理。(騰訊財經 張沉、劉中盛 發自瑞士達沃斯)

萬科押寶住宅產業化

主持人:這裡是瑞士達沃斯前方演播室,今天我們很高興請來了國內最著名的企業家萬科集團董事長王石先生,王總,您好。

王石:您好。

主持人:歡迎您又來到騰訊。剛才有個討論是閉門會議,我們沒有機會進去。我們看了之後感覺很熱烈。你們這次討論的是什麼話題?

王石:今天是達沃斯第一天的專場,談論的是中國的可持續發展。當然這個話題不僅僅是經濟,包括社會其他層面的內容。

主持人:您主要發表了哪些觀點?

王石:我談的還是以萬科作為一個案例來談一個企業如何面對面地考慮可持續發展是什麼。萬科這麼多年如何來做綠色經濟,做綠色環保,因為它本身不是每個人都發言,嘉賓討論,每個人給5分鐘的時間介紹你的看法。基本上講用了萬科的兩個案例。

主持人:哪兩個案例?

王石:一個是我們知道上個世紀1998年中央政府新的政策就是禁止砍伐森林,有一個統計數字,目前是60%的木材都是進口的。進口到中國的木材有將近一半,40%用到建築工地上和建築裝修材料上。比如說建築材料很主要的就是做木地板。建築工地主要用途是建築模板,比如說加強筋,模板之後混凝土,這個大量消耗木材。

中國現在是全世界最大的住宅市場,也在迅速地城市化,每年有1300萬人從農村移到城市,需要大量的建築,需要大量的住宅,需要大量的配套設施,這樣就消耗大量的木材。

當時我就意識到我們這樣大地消耗木材是不可持續的,就看綠色和平組織給我們什麼建議。綠色和平組織就安排了到亞馬遜的熱帶雨林去,在那裡待了一個禮拜。其中專門去了一個地方,拿過去的照片和現在衛星拍的照片對比,讓你非常非常吃驚。25年前還是完全綠色覆蓋的熱帶雨林,現在看上去像瘡疤似的。

當然同時令我驚訝的是,被砍伐的森林和中國經濟這樣的關係,也是和萬科的經濟模式有關係,顯然再這樣下去是不能持續的。所以萬科主動地採取減少能源,減少水,減少電,簡單來說就是住宅產業化。

這個在工業發達國家已經很成熟了。之所以在中國就是萬科率先啟動了,就是因為它需要的建築公司收費比較低,工人的技術熟練程度要求比較高,再一個是成本比較高。所以這幾個因素建築公司是不願意參與的,開發商又覺得成本高很多,所以實際上從2007年投放市場到現在,基本上去年工業住宅化的面積就是274萬平方米,相當相當大的一個數量。

當然這個作為萬科開發的數量,它也佔到25%。按照我的計劃,到2015年,原來是2014年,2015年全部複製。當然萬科不僅這樣做,在行業上來推動如何來減少木材使用。現在也和世界自然基金會簽訂了這樣的戰略合作,就是如何從減少木材到保護資源,對環境友好,減少能源消耗,可持續發展。

剛才是如何建,第二個案例是建什麼樣的建築。實際上真正的能源消耗在建築過程中,真正完成一個產品的消耗主要是在建築交付之後。我們無論是建築的住宅,還是寫字樓,還是商場,它在使用過程中就需要消耗電、暖、冷氣來支撐,實際上這個消耗的電要比建築過程消耗的電要大。而一般一個建築差不多50年到80年的時間。所以從社會每年的能源消耗來講,加上建設和使用過程中消耗的能源,住宅本身消耗的社會總能源差不多佔到25%到35%。建綠色建築住宅就更重要了。

中央政府住建部2007年公佈了綠色建築一星、二星、三星的標準,但是這個標準不是強迫的,有選擇性,也可以做,也可以不做。從標準到設計到完成至少兩年的時間,就是公佈之後到2009年全國只有一個項目達標。

主持人:是誰?

王石:當然是萬科。到了2010年差不多有24個單位,有一半是萬科的。2011年差不多上升到50多個,還是有一半是萬科的。去年的數字還沒出來,估計萬科會降到40%,因為更多的在申請,因為萬科市場佔有份額才2%。所以只要個別申請加起來就是很大的數字。

萬科市場才佔了2%。即使你百分之百都達標了,也就是這2%。就是說對整個節約能源,整個節省原材料是微不足道的,只有同行更多地接觸。

主持人:剛才您也提到了產業化,產業化您一直在推動。你覺得現在住宅產業化在中國還沒有很大的市場,在中國遇到了哪些瓶頸?

王石:瓶頸主要是兩個因素。一個就是成本。第二個是建築的施工工藝,需要重裝備中國這麼多年的住宅市場來講,更多的是亦工亦農,農忙的時候幹活,農閒的時候當工人。現在很多技術都是熟練工。第二個是重裝設備投入不多。這是第一個,設備的要求和對工人技術程度的要求。這是個瓶頸。

第二個是成本。因為你投入設備和新的工藝,成本就很高。

主持人:這樣的房子造價很高?

王石:房子造價比較高。但是應該說這兩年情況有所改善。第一,現在農民工的工資也上來了,第二個是短缺。所以你如果不用住宅產業化的方法,農民工你套不住。因為我們住宅產業化更多的是用設備。第二,現在政府也越來越重視環保,重視節約能源。在工業發達國家推廣住宅產業化政府給補貼的。華人居住的地方,香港、新加坡這些地區住宅產業化都給補貼。但是大陸這兩年像北京、上海、昆明、深圳一些城市也開始這樣做了,我估計下一步的力度會加大。所以應該說現在的市場不是很大,但是我預計在未來三年內,中國的住宅產業化、綠色建築會有一個非常新的局面。

主持人:這麼說也是萬科很重要的一步棋,就是把產業化押寶?

王石:也可以這樣說。可以說押寶。實際上面對未來大家都看到必須做綠色建築,只不過是什麼時候做。實際上從某種角度上你得押寶,只不過是萬科先走一步。

主持人:這有可能走對,有可能走錯,現在市場份額並不大,要是走錯了怎麼辦?

王石:錯是不會錯,可能是競爭力不是很明顯。一個是成本高,一個是消費者還不買賬。但是我相信中國城市環境的惡化,消費者也越來越注意了。本身消耗的產品技術成本高一點,當然對環境保護是非常重要的。比如說最近冬天中國北方的大城市,包括北京,連續長時間的霧霾,長時間的霧天氣,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空氣污染造成的。大家都知道一個是燃煤的污染,再一個是汽車尾氣,再一個是建築工地的揚塵。搞住宅產業化來講,在工地施工好了之後到現場基本都是封閉的,可以把對揚塵對空氣的污染降低一些。

主持人:剛才提到了住宅產業化,我們看到最近萬科從B股轉到H股,這是什麼動意呢?

王石:當然現在這個轉的過程還是走程序的過程,還不便多說什麼。但就B股轉H股或者B股回歸A股這是一個方向,因為我們知道這個品種已經不起融資作用了,恰好是這樣的時期,所以證券主管部門來鼓勵如何讓B股激活。

主持人:因為之前您好像在北大也做了報告在談住宅產業化這個話題,您覺得在國內像您這樣呼籲的企業家多不多?還不像新加坡、香港已經形成一種氣候了,大陸還不是很多,去年有四十幾家通過,但是還是比較少,為什麼呢?

王石:它是這樣的。像住宅產業化來講,提到這點應該是很可惜的。我們知道住宅是個工藝,但是它施工的方法,施工的工藝還有點粗糙,很多工人都是亦工亦農。我們知道住宅產業化來講,它就是講精度,講合理的系統的整合。實際上住宅工業和其他工業像電子工業、家電工業,可以說和它們相比相當相當落後,它們是早就完成了工業化的過程,在這個基礎上進步和競爭。

而住宅產業化還是在很初始的階段,正因為很初始,所以大家都無所謂。但是反過來真正重視起來,應該從初始到住宅產業化,這個並不是很多,畢竟它是很粗糙的。提高質量,並不是很容易的。再加上要達到日本住宅產業化,還有相當長的時間。但是像我們這樣要完成初級的過程並不是很難。所以我相信只要是國家重視,國家政策上進行這樣的限制,你必須做好。

第二個是給予鼓勵,你做了,我就給你鼓勵。你不做,我就不允許你進入。所以我相信在未來三五年,在中國房地產行業當中會有一個非常大的變化,不僅僅是住宅產品的質量會有很大的提高,再一個這個是和綠色建築、環保整個是齊頭並進的。
萬科真正持續的增長2016年才開始

主持人:萬科去年銷售額已經破了1400億,這已經是世界上第一個過200億美元的房地產公司。現在來說,像您提到住宅產業化,是您在給萬科找出路,還是您覺得這200億美元你們已經到頂了?

王石:在萬科成立20週年的時候2004年,我們當時預計十年之後到一千億,那個時候萬科的經營規模還不到一百億,實際上我們到了2010年達到了一千億,提前四年。一般來講過了一千億可能對這個企業就在玻璃天花板上了,再增長也會有限了。但是就我的觀點來講可能恰恰相反,因為萬科進行住宅產業化,進行綠色建築,到2016年的時候,我們剛才講2015年萬科整個住宅產業化系統完成,應該說萬科真正持續的增長是2016年才開始。

主持人:您那時候有估計它的規模有多大嗎?

王石:萬科是上市公司,你們記者怎麼推測是你們的事,你讓我來推測就非常不方便了。當然你可以推測一下明年萬科會有多少。我就說了,真正的增長,因為所謂的住宅產業化以合理的資源配置,合理的系統整合,真正的增長就是有質量,生產好的產品,均衡增長,因為本身這個市場是非常龐大的。我們知道中國雖然房地產是一個很傳統的行業,但是真正的房地產過程當中發展是在城市化過程中,現在中國城市化過程中才過50%。所以我相信中國城市化在70%之前是不會停住的。

主持人:您覺得房地產行業還有很大的發展空間?

王石:還有很大的發展空間。

主持人:但是我們覺得比較悲觀的情緒在瀰漫著這個房地產市場,包括以謝國忠為代表的,剛才您也提到說城市化有50%,將來可能達到70%,還有20%的空間。但是現在我們看到基本中國房地產業,像萬科、萬達,萬達當然是商業地產,這幾大巨頭的市場被大大地佔領,將來會不會出現所謂的中國的寡頭時代,會不會這樣?

王石:是這樣的,所謂對房地產市場悲觀,可能你剛才提到經濟學家謝國忠,他的悲觀並不是說小房產商沒有空間,他的悲觀是泡沫要破滅。

主持人:您覺得這是個泡沫嗎?

王石:這是另外一個話題了。你提了幾家,是不是把其他中小房地產都擠走了?根據美國和日本市場的經驗,房地產是非常特別的行業。比如說互聯網、IT,有個騰訊,有個新浪,再有個搜狐,其他的就很難再進入了。包括連鎖零售有三四家大的,其他家就沒有空間了。房地產是不同的。房地產商的地域性非常非常強。所以第一你看不到非常成熟的跨國的房地產公司,基本都侷限在國內。第二個你也很難看到在一個比較大的國家,一個房產商在任何城市都有它的影子。比如美國前五大房地產公司,它們的市場份額加起來也就是16%。日本前五大加起來只有20%。中國現在加起來前五大有8%。所以它還有很大的增長空間。即使它佔到20%,大頭80%還是中小房地產商的。

所以說很多民營的發展很悲觀,我覺得那是沒有必要的,因為這是行業所決定的。但是確實有這麼一個情況,你們發現在市場調整之後,市場不好的時候,大的發展商、專業的發展商就比較容易渡過難關。反而在這個時候它是在難關的時候擴充,它一定要搞專業化。房地產好做,我做房地產。股票好做,我炒股票。期貨好做,我做期貨。

主持人:剛才你提到一個專業化的問題,因為幾年前我訪問過您,萬科要做最後一個住宅開發商,萬科堅決抵製做商業地產,現在您還在堅持嗎?

王石:我從來沒說萬科不做商業地產,我只是說我們是不是要多元化。萬科主要是住宅為主。我說城市總有一天不需要住宅,那最後一套住宅是萬科做的。這是我說過的一句話。萬科從來沒有迴避過商業,但是我們不會把商業當作一個主流產品來做。這是非常非常明確的。

主持人:那就意味著萬科可能也從一部分商業的……

王石:一定會的,因為現在城市的綜合體,住宅只是其中一部分,你不做,就等於你從城市退出去了。

主持人:之前跟咱們萬科的高管聊,說你們將來可能要做一個類似專業的養老的社區,有這種想法嗎?

王石:專門的養老社區,當然是一種新品種,也屬於住宅的品種之一。當然萬科會涉及。就我個人感覺來講,中國如何養老的居住往往和西方相比,中國養老社區搞得如何好,如何提供各方面的保障,這種情況我相信在中國也會有。但是在中國的更多的情況還是混合在一起,養老住宅不會獨立存在,更多的是在原來的混合社區專門開一塊給老人提供無障礙的交通設施,再提供更多醫療方面的保障和緊急救護的系統。這樣一個特點。我相信這個還是和技術生活和文化有關係。因為在西方來講,18歲之後就要獨立於家庭出去了,一直到老年的時候還是獨立。所以你不可想像在中國這樣一個地方,始終都是兩代人在一起,小孩上大學,恨不得陪讀去,這在西方是不可想像的。小孩讀大學,家長要陪讀,這是不可想像的。

我覺得在中國更多的老年社區是屬於孤寡老人,他沒有下一代,所以是一個單獨的社區。在中國當然也會有小孩,有第二代、第三代單獨住,喜歡獨立,但是我相信這不是主流。所以應該說萬科的重點是在原來的混合住體中增加這樣的設施,增加這樣的品種,增加這樣的服務,應該是這些方面同時在進行。中國市場非常非常大,既使一個很小的單獨的老人社區也會有很大的市場。

房地產市場兩三年會軟著陸

主持人:我們每次接觸萬科就感覺你們會看到很多未來的東西,現在看來萬科已經過了1400億,但是萬科這些年走來一直很平穩,包括去年房地產行業相對來說是低迷的,你們保證了20%的增長,你們靠的是什麼管理架構或者是什麼管理方法保證每年20%的增長,因為1400億足夠大了?

王石:萬科很主要的一個策略是,它是搞主流消費者剛性需求的。我們知道宏觀調控中更多的調控是投機性的押注,或者即使不是投機性的,投資性的,它也來給你押注,更多的是高檔消費。而本身中國城市化過程中,年輕人需要結婚生小孩的剛性需求是剛性的需求,這是很大的市場。

第二個就是萬科更多的集中在東南沿海經濟發達地區發展。從地理分佈來講分四塊,華東、華南、環渤海、東西部。所以實際上各個不同的經濟圈經濟發展的情況也不一樣,所以萬科有四個經濟圈,有的可能是增長速度慢一些,有的增長速度快一些,至少每年都有平穩的增長。

第三個剛才專門提到了萬科堅持住宅產業化,堅持精裝修。

所以我們一方面看到這兩年宏觀調控對房地產市場有些影響,我們應該看到有什麼影響,對盲目開發的影響,對盲目投資的影響,但是對真正認真開發的,你瞄準這個市場的,應該是一個機會。這裡不妨回應一下你剛才提到的謝國忠對中國房地產前景的悲觀,從某種角度上他也是有道理的,因為現在這個價格和人均的城市收入是相悖的,甚至已經到了購買力的20年、30年的工資總額才能買到房子,甚至買不起房。但是好在第一不是全國都是這樣的,主要是在一線城市和部分二線城市,這就是為什麼中央堅持宏觀調控。這兩年我個人認為宏觀調控見效了。但是如果能持續這樣微調,再這樣堅持下去,再有兩三年房地產軟著陸是可能的。

主持人:你覺得兩到三年房地產會軟著陸?

王石:如果這個政策還有一個持續性。當然應該看到現在這麼多貨幣,所以當時要調控它確實非常非常困難。再加上地方要依靠土地財政。所以如何來繼續調整見效,應該是考智慧的。

主持人:我個人對萬科覺得很有意思,大家都知道您的個人愛好是登山,包括去航海,這麼大一個超大級航母,靠剛才說的三個東西來把控萬科往前發展,那麼日常管理是怎麼做到這麼細緻的?包括你要簽字。有的時候你在國外……

王石:要僅僅是簽字就比較簡單了,現在有DHL,要簽字是很快的。這個倒不是主要的。主要來講是團隊要制度,要系統,要監督。萬科這麼多年,相對來講比較成熟,當然我們也面對一個問題,萬科一直是這種組織結構,一直是在調整之後微調,但是我們又面臨著經濟到一定的規模之後,比如三千億、四千億之後,這個模式應該怎麼辦?剛調整完成過一千億,很快就會看到再有兩年就過兩千億。如果按照剛才講的2016年真正開始,那到這個規模來講三千億、三千五百億、四千億、四千五百億,它會是這樣的增長。所以我們現在這個架構,它一定不斷地進行調整。但是對萬科管理來講,順便可以告訴你,現在郁亮也準備去登珠峰去,不但是我在哈佛學習,他也準備登珠峰去。也就是說這個制度在這樣一個團隊這麼多年的培養下,應該是比較健康的。

談哈佛遊學感受:文化層面學習最重要

主持人:剛才您提到了哈佛,因為你是2011年到哈佛有一個演講和你人生的三個難度,第一個是創建了萬科,第二個是登珠峰,第三個是產業化。最近關於您個人的婚姻問題,社會上傳得很多,這個問題可能比較尷尬?

王石:這個沒有什麼尷尬的,隱私問題我從來不談,以前沒有談過,現在不談,將來也不談。

主持人:現在來說在哈佛演講之後,您用外語講了20分鐘,您現在為什麼不到哈佛讀這個……

王石:剛才那個論壇都是用英語的,你到哈佛來講,從個人來講,它是修為。從企業來講,還需要不斷地自我更新。因為你作為董事長,個人修為雖然是個人的事情,但是你對中層就是一種無形的動力,一種行為。這是萬科國際化的一個潛移默化的動力。實際上萬科的總部人員不是很多,三百多,但基本上30%都是海歸,而且預計在兩年之內總部的海歸人員上升到50%,這就是國際化的一個表現。你剛才提到的萬科低谷的轉型,包括去年萬科併購香港的公司,預計今年我們在北美就會有具體的動作,第一季度在美國就會有投資項目,陸續會在其他國家投入。這是國際化的一部分。

說到我個人,剛才說修為,50歲到60歲是登山,到60歲到70歲登山就告一段落,到大學去教書。實際上我從2009年就在香港科技大學簽了一年的合同,在那教書。2010年的時候又簽了兩年合同,2011年和2012年在香港科技大學駕過三年書。去年又簽了北大光華管理學院,這個科目簽了五年,簽得比較長。就是2012年到2016年,預計今年還要簽新加坡大學,差不多三分之一的精力是到大學當教書匠。

主持人:為什麼想到當教書匠了呢?

王石:因為民族的希望,一個國家的希望在下一代,在教育上。中國的改革開放走到這一步了,需要更多的人用新的觀念、新的方法來進行創業,進行工作。當然從某種角度來講,應該說是百戰歸來再讀書,可以說百戰歸來再教書,你僅僅是靠你的實踐經驗來教書,我相信必須要再梳理,再整個結合起來去教書,對後代更負責任,對自己有很好的一個經歷。

主持人:在哈佛這兩年學到了什麼?

王石:這個是三言兩語說不清楚的。

主持人:最大的感受?

王石:最大的感受是……

主持人:你可以用外語和外國人對話了?

王石:那個不是我最頭疼事。李嘉誠現在也不會外語,並不等於他不能和外國人對話,他的地位,他的影響力,他的條件,他可以用最好的翻譯。對話只是一個工具。最主要的還是你是在攀登一個知識的高峰,跟過去十年物理的登山完全不同。我曾經兩次登上珠峰,多人問我登珠峰難不難?我說當然很難,但是不像你想像得那麼難。但是我來哈佛之前,我會想像得非常難,但是實際上到了哈佛之後,比我想像得還難,但是非常非常值得。

我們改革開放到現在企業制度,到現在企業,基本來講是西方文化的一個產物,現代社會的一個產物,我們是在向他們學習。但是可能種種原因,我們更多的是向他們學習如何在技術層面、工具層面,如何去賺錢,如何去生產,如何達到精細的程度。實際上我到這裡來不是去學習這些,因為萬科有很多從國外留學回來的,很多即使沒出去的,在本地也接受了很好的教育,也知道如何。我想去哈佛學習,為什麼?為什麼他們這麼做?應該是文化層面更深了一些,這樣你才是知其然,知其所以然。所以我為什麼去哈佛學習,一待兩年就過去了,當然這兩年對我來說還是很不夠的。

主持人:還要在哈佛待多久?

王石:大概再待一學期。秋天準備去劍橋,劍橋之後是耶路撒冷。

主持人:我們可以這麼理解嗎?哈佛一年畢業之後……

王石:沒畢業,它就是一個訪問學生在這裡待兩年半。

主持人:哈佛的學業生涯結束之後,您大部分的時間是教書,還是學習?

王石:還是繼續學習。還是像在哈佛一樣,只不過地點換到劍橋,再換到耶路撒冷,伊斯坦布爾。

主持人:從之前登峰到學習上?

王石:對,現在登知識上的山峰,這個要難得多,但是非常非常值。再有一個體會是,我去學習之後,很多人都說哈佛有老年大學嗎?好像你這個年紀怎麼還到那學習?第二個來講,那也教中文嗎?第一,我說哈佛沒有老年大學,年齡上沒有什麼區別,有比我年齡還大的。第二,他們全是英文比較好的。正因為它不是作為一個老人的心態在學習,所以你突然獲得了新生,因為你腦袋過去相當一段時間不用,又嘰嘰嘎嘎開動起來了,才真的覺得意想不到的一種狀態。

主持人:感覺你很享受這種學習狀態?

王石:那當然,當然也很痛苦。

主持人:最後一個問題,萬科已經平穩發展了,但是萬科在你的生命中還是十分十分重要的,將來你希望萬科是個怎樣的企業?你個人跟萬科的這種關係感覺是很特別的一種關係,因為沒有一家企業的董事長像你這種管理是這麼松的,我們理解既鬆散又緊密,緊密是你定了方向,鬆散是感覺你在學習,登山,將來你和萬科的關係是什麼樣的?

王石:從目前來講還是這個狀態。

主持人:你希望萬科將來會是什麼樣?現在除了產業化之外,因為目前它已經做到世界第一了。

王石:簡單來說,萬科將來如何發展,實際上作為一個企業一定要到一定程度的時候,還不僅僅是產品的問題,是在推廣一種文化。這種文化不僅僅是這種產品讓消費者來享受,更多的是影響著整個社會的進步。像二戰之後,日本很多的企業,索尼、松下、豐田,像豐田的工作坊不僅僅是在汽車行業,在跨行業都有涉及。我想作為萬科來講,如果它能繼續發展,我希望它能成為這樣的企業,不僅僅在行業上是獨樹一幟,作為一個領跑人,作為一個標誌性的企業,在跨行業當中也能推動社會的進步。整個來講,萬科的產品真的是在建設社區,這是城市非常重要的組成部分。所以萬科有一句話是「讓建築讚美生命」,這就是我們希望的。

主持人:謝謝王總。

PermaLink: https://articles.zkiz.com/?id=43305

關於中國銀行業十二個結論—何自云 世路勞生

http://blog.sina.com.cn/s/blog_624077750101osal.html
兩會期間,關於中國銀行業的「暴利之爭」再度升級,在鼓噪的辯論聲中,學者何自云選擇中國工商銀行和美國富國銀行分別作為中、美兩國商業銀行的代表,展開對比研究。在冷靜、理性地分析了實際數據後,得出了關於中國銀行業利潤的「十二個結論」。

  何自云認為,從總體上看,中國商業銀行利潤持續增長的主要原因,是成本控制能力上升、貸款規模擴大、存款利息支出下降和非利息收入增長,而存款利率過低可能並不是主要原因;同時,與通常觀念相反,中國商業銀行的利差不是高於、而是低於美國商業銀行,從而不能將高利潤歸結於高利差。

  無論如何,中國商業銀行的高額利潤都是中國銀行業改革的成果體現,同時也為進一步深化改革創造了條件,比如,推進新的資本監管體制,加強銀行公司治理,提高管理水平,改進分配體制,建立強有力的銀行文化等。在對銀行業高利潤的質疑中,減少商業銀行利潤不宜成為宏觀或微觀銀行改革的目標。

  中國商業銀行是否存在暴利?在回答這個問題之前,首先需要指出的是,「暴利」一詞帶有極其強烈的感情色彩,吸引眼球、表示不滿的心情時可以使用,而且如果「需要」,答案一定會是「確實存在暴利」!但如果深究,支撐這一觀點的「事實」或「數據」都是值得商榷的。其次,我們需要看到的是,東南亞金融危機前後,國內外普遍擔憂利潤低下、不良貸款高企、整個行業已經「技術上破產」的中國銀行業的前景,想不到,僅僅過了10年多時間,我們居然會在「16家銀行成功改制上市,不良貸款率下降至1%左右,撥備覆蓋率超過200%,資本充足率超過監管要求」的背景下,開始擔心中國銀行業利潤過高了。這從一個側面反映出中國商業銀行的巨大進步。因此,如果從感情角度來看,或許我們首先應該感到「高興」和「慶幸」。但是,相比較來看,可能更有意義的討論,是理性分析中國商業銀行的利潤來源,並著眼於分析未來可以進行的改革。

  離開實際數據討論中國商業銀行的利潤高低及其來源,很難得出有意義的結論。在本文中,我們選擇中國工商銀行(以下簡稱「工行」)和美國富國銀行(WellsFargo,以下簡稱「富國」),分別作為中、美兩國商業銀行的代表,展開基於比較的討論。

  富國銀行在次貸危機前相當長的時期中,是美國約8000家銀行中唯一獲得AAA評級的銀行,次貸危機期間,因併購了原居美國第六位的美聯銀行(Wachovia),從而從原來美國第五大銀行升至第四位。我們之所以沒有選擇居於美國前三位的美國銀行、花旗銀行和摩根大通銀行,主要原因是這3家銀行的國際化程度非常高,而富國99%的業務是在美國國內,與工行的情形很相近。當然,如果選擇美國其他商業銀行,或者其他國家(地區)的商業銀行,或者運用不同國家(或地區)全部或部分銀行的平均值來進行比較分析,也會得出非常類似的結論(但可能需要討論更多的因素)。

  需要注意的是,為了減弱次貸危機對分析結論的影響,我們提供了次貸危機前2005年和2006年的數據,並具體與富國2006年的情形進行了比較。

  商業銀行利潤來源的分解

  商業銀行的利潤是其收入與支出之間的差額,收入包括利息收入和非利息收入,而利息收入包括貸款利息收入、債券及其他資產(如存放中央銀行款項等)利息收入;支出包括利息支出(含存款利息支出、發行債券及其他利息支出)、減值損失(含貸款減值損失和其他資產減值損失,但由於貸款減值損失佔比通常超過99%,因此下文忽略其他資產減值損失)、非利息支出(含職工工資獎金及其他業務及管理費)、稅收(含營業稅及附加、所得稅)以及營業外收支淨額。商業銀行的利潤變化,通常來源於這些項目中多個項目的同時變化,從而並沒有一個單一的解釋。

  工行2010年的利潤是1660億元,與2009年的1294億利潤相比,增長了28.4%,但其收入只增長了14.9%。因此,工行2010年的利潤增長主要源於遠低於收入增長率的支出增長率(9.8%),這是我們分析工行利潤來源的第一個結論(簡稱「結論1」,下同)。

  在工行全部收入中,利息收入是主體,2010年佔86.3%(2009年佔比為85.6%),而貸款利息收入雖然是其利息收入的主體,但2010年它佔全部收入的比例只有58.5%(2009年為58.9%),來自於債券和其他資產的利息收入佔全部收入的比例在2010年為27.1%(2009年為27.4%)。同時,從增長率看,全部利息收入的增長率(14.0%)、貸款利息收入的增長率(14.1%)都低於總收入的增長率(14.9%),顯示出非利息收入的增長(增長率為21.1%),對總收入增長的貢獻顯著提高。因此,工行的收入中,貸款利息收入雖然仍然佔據主體地位,但所佔比例已經不到60%。而且,由於其增長率遠低於利潤增長率,所以,貸款業務只是工行利潤高速增長的原因之一,甚至已經不是主要原因了(結論2);與此相關的是,非利息收入的增長對利潤增長的貢獻越來越大了(結論3)。

  貸款減值損失是一個比較特殊的項目,它是獨立於利息支出、業務及管理費用、稅收的一種支出,但實質上,它是從事貸款業務所固有的一種損失,在銀行能夠對貸款比較準確地按其風險進行定價時,這一損失已融入到利率中,進而也就包含在利息收入之中,因此,它屬於貸款利息收入的一種扣減(或直接成本),這樣,在分析銀行的利潤來源時,更好的處理方式是將其從貸款利息收入中扣除後再進行分析。

  工行2010年的貸款減值損失相對於上年增長了28.6%,考慮到工行不良貸款率從1.54%下降至1.08%、撥備覆蓋率從164.4%上升到228.2%的事實,貸款減值損失的這一增長顯示出工行極大地提高了未來風險的防範能力;如果將這一部分貸款減值損失從貸款利息收入中扣除,扣除後的貸款淨利息收入的增長率,就從扣除前的14.1%進一步下降到了12.8%,進一步強化了前述的結論2,即貸款對工行利潤的增長並非如想像中的那樣巨大。

  在2010年工行的支出中,貸款減值損失、利息支出、業務及管理費用(含職工工資獎金)、稅收(含營業稅和所得稅)佔總收入的比重分別為5.2%、34.0%、21.6%和13.1%,顯示出了四者的相對重要性(參見下文的詳細討論)。其中,貸款減值損失增長了28.6%、稅收增長了26.5%,遠高於收入增長率(14.9%),而業務及管理費增長率為14.6%,僅略低於收入增長率。因此,遠低於收入增長率的支出增長率(9.8%),主要來源於不僅沒有增長、還出現了下降的利息支出。這一點非常突出,即在全部利息收入增長14.0%、貸款利息收入增長14.1%的情況下,存款利息支出下降了3.3%,由於存款利息支出佔全部利息支出所佔比例高達88%,這樣,在非存款利息增長24.9%的情況下,全部利息支出下降了0.7%。因此,存款利息支出下降,是工行支出增長遠低於收入增長,進而導致利潤增長率遠高於收入增長率的主要原因(結論4)。

  商業銀行收入的使用結構

  把商業銀行的全部收入作為一個整體,把利潤作為其用途之一,進而分析商業銀行的全部收入到底用在了哪些方面、為哪些主體享有,特別是通過不同國家商業銀行間的比較,既有助於判斷各因素對商業銀行利潤貢獻的重要性,又有助於判斷收入使用的「正當性」或「合理性」,從而使我們更好地理解商業銀行的利潤來源。

  圖二顯示了工行和富國2010年(以及富國2006年)全部收入的使用結構。首先,工行2010年的收入利潤率達到30.7%,不僅遠高於富國2010年的13.6%,而且也大大高於2006年的17.8%。由於利潤是收入用於支付所有其他項目以後的餘額,因此,我們可以從圖二中其他項目中尋找到這些差異的原因。

  我們首先可以注意到的是其中兩個方面:

  第一,全部收入中,由職工以工資和獎金形式享有的部分,富國在2006年為20.8%,2010年達到24.2%;而工行在2010年僅為8.4%。同時,圖一顯示,這部分的增長率為16.9%,雖然高於收入增長率(14.9%),但遠低於利潤增長率(28.4%)。因此,中國商業銀行「暴利」必然導致銀行高工資、高獎金的觀點可能是值得商榷的。而且,考慮到工資獎金與利潤之間存在著此消彼長的關係,我們或許還可以得到「正是因為工資獎金支出比較低,所以商業銀行利潤比較高」的結論。當然,如果與中國其他行業工資水平相比較可能會發現,中國商業銀行的工資已經「過高」,鑑於篇幅所限,我們無法深入討論,但可以得出的初步結論是,相對於美國商業銀行而言,中國商業銀行利潤率較高的重要原因之一是職工工資獎金比較低(結論5)。

  第二,由於所有收入都需要納稅,而政府又是工行最大的股東(2010年底,中央匯金公司和財政部合計持有工行股份所佔比例為70.7%),在工行全部收入中,由政府以稅收和利潤份額兩部分享有的比例達到34.8%,超過了1/3;而相比較來看,富國的收入中,僅以所得稅的部分向政府貢獻了6.8%(2010年)和8.1%(2006年)。因此,很多商業銀行的高管人員,在回應社會上關於銀行「暴利」的質疑時指出,「銀行的利潤中,國家拿了大頭」,這是符合事實的(結論6)。

  銀行收入中由債務人享有的部分,即通過債務形式籌集資金而支付的利息所佔比例,工行2010年為29.4%,而富國在2010年僅為8.6%,這主要是受到當年美國貨幣政策極其寬鬆、聯邦基金利率接近於零(全年平均為0.18%)的影響。但是,在2006年聯邦基金利率處於高水平(全年平均為4.97%)的情況下,富國利息支出佔全部收入的比重也只有25.8%,仍然比工行2010年的水平低。尤其是從存款利息佔全部收入的比例來看,富國2010年和2006年分別為3.0%和15.1%,而工行2010年則高達26.0%,同時,考慮到美國商業銀行還有相當一部分存款不僅不支付利息,反而還要收取高額賬戶管理費的情況,工行的負債中成本相對較低的存款所佔比例,要遠高於富國(參見表一)。這樣,我們似乎可以得到這樣一個結論——從與美國商業銀行相比較來看,存款利率過低,並不是中國商業銀行利潤率過高的原因(結論7)。

  用於支付沒有明確享有主體的收入包括兩部分,第一部分是可視為貸款利息收入直接扣減項的貸款減值損失(當然也可以看做違約借款人所享有的部分),工行僅為5.2%,富國在2010年高達16.9%,這充分顯示了次貸危機的巨大影響(其中主要是併購美聯銀行的影響),而在比較正常的2006年則為4.6%,與工行在2010年的水平比較接近,這在一定程度上說明,工行資產質量改善對利潤有著顯著的正面影響。第二部分是除職工工資獎金以外的其他業務及管理費,工行僅為13.2%,而富國在2006年就高達22.8%,到2010年更是高達29.9%,再結合圖一所示,工行此部分2010年的增長率只有13.2%,低於收入的增長率14.9%,這顯示出工行在成本控制方面不僅做得很好、且還在不斷改善,這是工行利潤率要明顯高於富國的重要原因(結論8)。

  關於中國商業銀行利差的四個誤解

  在討論中國商業銀行的利潤時,有兩個雖然眾所周知,且本身並無疑問的事實卻引起了關於中國商業銀行利差的諸多誤解,並使得關於「暴利」的討論變得非常複雜。

  第一個事實是,中國商業銀行營業收入(等於淨利息收入加非利息收入)中利差收入(即淨利息收入)所佔比例,要遠高於其他國家商業銀行。圖三顯示,工行在2005~2010年的6年間,利差收入佔營業收入的比例平均要比富國高出30.6個百分點。當然,這一差異在逐年縮小,但2010年仍然高達27.2個百分點。

  第二個事實是,中國不僅仍然實行著嚴格的利率管制,而且這種管制是非對稱的——貸款利率可以無限上浮(例外情形是信用社上浮幅度為基準利率的2.3倍),但有最低限;存款利率可以下浮,但有最高限。這樣,政府就強制性地保障了銀行業利差的下限。

  這兩個事實導致的第一個誤解是,中國商業銀行的利差,就是中國人民銀行所規定基準利率中一年期存貸款利率之差(下文簡稱「基準利差」)。使用這一利差定義的缺陷是顯而易見的。首先,商業銀行存款和貸款的期限種類很多,不都是一年期的,而無論是存款還是貸款的利率都會隨著期限的不同有很大差異。其次,按照我國目前的「存款利率管上限、貸款利率管下限」的利率管制結構,商業銀行在基準利率基礎上可以在一定範圍內自主浮動,實際存貸利差與基準利差存在很大差異,如果僅以基準利差作為代表,必然存在較大的偏差。從2008年9月16日下調利率將基準利差縮小為3.06%以後,在此後的截止本文定稿的2012年3月24日的9次利率調整中,基準利差都沒有變動(即在本文討論的2009年和2010年始終為3.06%)。顯然,這一利差不僅掩蓋了中國不同商業銀行之間的差異,而且也掩蓋了不同時期之間的差異。從2005年左右開始,中國部分上市商業銀行已經開始在其年報中按照國際慣例披露實際利差(InterestSpread),其定義是生息資產收益率(即全部利息收入與能為銀行帶來利息收入的全部資產平均餘額之比)與計息負債付息率(即全部利息支出與銀行需要支付利息的全部負債平均餘額之比)之差。另外,通常譯為「息差」的「InterestMargin」的定義是淨利息收入與全部生息資產平均餘額之比。

  第二個誤解是,銀行利差就是指存貸款利差,即存款利率與貸款利率之間的差額。隨著商業銀行資產和負債形式的多樣化,僅考慮存貸利差,已不能全面反映銀行資金來源的利息成本和資金運用的利息收益。許多其他資產形式(如債券投資、拆出資金、買入返售款項等)與貸款一樣,也能夠為銀行帶來利息收入,而許多其他負債形式(如應付債券、拆入資金、賣出回購款項等)與存款一樣,也需要支付利息。因此,在計算銀行利差時,必須將這些資產和負債形式也考慮進去。同時,在西方文獻、國內外銀行經營者所說的利差,除非特別說明,通常都是指「綜合利差」,如果我們在討論時僅說明存貸利差,必然會導致混亂。

  第三個誤解是運用中國商業銀行利差收入在營業收入中所佔比例高,來說明中國商業銀行的利差高。很顯然,這是兩個完全不同的比例,兩者之間並沒有必然的聯繫。

  第四個誤解是中國商業銀行的利差要遠高於美國,但實際數據表明情況正好相反,中國商業銀行的利差要低於美國。這個誤解非常普遍,在關於中國商業銀行的「暴利」討論中,它所引起的問題也最為嚴重。

  從圖四我們可以看到如下三點基本結論,能夠在一定程度上說明前述四個誤解,同時,也有助於理解中國商業銀行的利潤來源。

  第一,富國的淨利差要高於工行,而不是相反。富國的利差在2006年、2009年和2010年均超過了4%,而工行的最高僅為2010年的2.35%,兩者差異如此巨大的主要原因在於,生息資產結構中,一方面,收益率較高的貸款所佔比重,富國要遠高於工行;另一方面,貸款以外的其他生息資產的收益率,富國也要遠高於工行(因為富國的債券投資中主要是資產支持證券,而工行的債券投資主要是國債);同時,工行的存貸款利差也要低於富國(其原因主要在於富國的貸款主要投向利率相對較高的中小企業和個人消費者,而工行的貸款對象主要是企業,尤其是談判能力很強的大型企業),因此,中國商業銀行的利差是低於而不是高於美國商業銀行。另外,無論是在中國還是美國,存貸款利差與淨利差都有很大差異,而在中國,兩者與基準利差也大不相同,從而不能將三者混淆起來討論。綜合起來看,我們不能認為利差高是中國商業銀行利潤高的主要原因(結論9)。

  第二,圖一顯示,工行2010年在收入大幅增長的情況下,存款利息支出下降了3.3%,表一顯示存款的平均利率下降了25個基點,但這一幅度僅比貸款利率的下降幅度高出3個基點,之所以會在存款平均餘額上升14.1%的情況下,利息支出出現下降,主要原因在於存款利率的水平本來就很低,更為重要的是,存款本身的規模非常巨大——存款是工行最主要的資金來源,為其生息資產提供了84%的融資。相比較來看,富國的這一比例不到60%。考慮到前述結論7中所討論的存款利率情形,我們也不能認為存款利率過低是中國商業銀行利潤高的原因(結論10)。

  第三,圖一所示,工行貸款利息在2010年相對於上年增長了14.1%,但貸款的平均利率下降了22個基點,因此,貸款利息增長的主要原因在於貸款規模的高速增長(增長率達到19.2%);同時,還應注意到,存款規模的增速(14.1%)和其他計息負債的增速(15.2%)都要低於貸款規模的增速。因此,貸款規模的高速增長主要是工行資產結構調整、即通過相對減少收益率較低(平均只有貸款的一半)的其他生息資產來實現的,實際上,工行其他生息資產的增長率只有10.0%。因此,銀行貸款規模的擴大是貸款利息增長、進而利潤增長的重要原因(結論11)。

  關於存貸款利率的進一步市場化

  2009年1月,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易綱以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教授的身份在《金融研究》上發表了《中國改革開放三十年的利率市場化進程》一文,在其結論中,易綱寫道,「筆者篤信市場經濟,堅信市場經濟能給中國人民帶來福祉,一直不遺餘力地推進利率市場化改革。近來,筆者變得有些保守,對於中國如何進一步推進利率市場化沒有想清楚,筆者的困惑主要如下:產權清晰、自由競爭和退出機制是進一步推進利率市場化的必要條件,這些條件在中國是否已經完全具備?當前推進利率市場化的焦點在於放開貸款利率下限和存款利率上限,由商業銀行自主定價。那麼,我們是否允許完全的自由競爭?而如果競爭失敗,退出機制的約束又是否存在呢?由於零售銀行的外部性很強,我想上述問題沒有簡單的答案。從這次美國金融危機的教訓看,他們也沒有很好地解決這些問題。這裡深層次的問題是,利率完全市場化和國家對大銀行控股、存款保險以及國家注資銀行等是有矛盾的。而對這一問題不進行梳理和總結,過度競爭和道德風險將難以避免」。

  對於易綱的上述觀點,筆者深表贊同。

  目前的利率管理體制中,「貸款利率管下限」的目的,是在避免貸款惡性競爭的情況下,通過允許銀行風險定價、逐步促進銀行貸款從大企業轉向中小企業。但實際上,貸款利率上浮的比例並不高,尤其是大中型商業銀行更是如此,向中小企業轉移的目標並沒有實現。「存款利率管上限」的目的,除了同樣避免存款惡性競爭以外,一方面要促進金融市場的發展、刺激消費;另一方面,促進銀行通過適時降低利率對負債進行主動管理。但實際上,不僅存款仍然持續調整增長,而且幾乎沒有銀行降低利率。在這種情況下,如果取消上下限,「過度競爭和道德風險」將幾乎是必然的。當然,如果提高存款利率上限無疑會進一步刺激存款的增長,這與刺激消費、促進金融市場的發展目標相悖,而如果降低貸款利率下限,又僅僅是相當於放鬆貨幣政策,其對於促進利率市場化的效果將十分有限。因此,從本文所討論的中國銀行業「暴利」問題這一角度來看,存貸款利率非對稱的管理體制,既不是銀行利潤高速增長的根本原因,也可能是在短期內無法改變的(結論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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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運業的週期性判斷-waterspinch 世路勞生

http://blog.sina.com.cn/s/blog_624077750101otl7.html
我前段時間的無聊預言迎來了不少拍磚,一直也沒有時間來回覆,貌似看上去前面說的武斷了點,也可能傷害了不少看好航運股的球友的情感,今天我就簡單說說自己的判斷依據吧:
1. 就整體來說,航運業的一大特點就在於提供的產品 -運輸服務基本沒有差別性,這個致命的缺點導致價格(或者成本控制)基本上是航運公司的唯一競爭武器;如果一個行業的基本的特徵是價格競爭,那麼基於供需關係基礎的價格彈性就會特別的大(可以解釋為什麼一條17萬噸的好望角型散貨船的租金可以在半年內從2008年6-7月份的超過20萬美元/天急速下降到2008年年底的5000-6000美元/天,這樣的價格變動是其他的行業你是看不見的);
2.雖然航運的運費價格彈性非常大(極少的需求減少+悲觀預期就會導致運價的雪崩式下跌),但悲催的是航運的需求相對於運輸價格的彈性就非常差,因為航運需求在更多程度上受到世界貿易量和貿易方式的影響,因此和一般行業所不同的是,運輸價格的下跌幾乎不能夠導致航運需求的上升;所以很多時候我們可以看到航運指數連續十幾二十天的連續下跌沒有任何反彈。(原因是運費的收入在貨物貿易金額的佔比僅僅在大約2-3%之間,因此運費的下跌不足以促使貿易商增加貿易量)
3.有的朋友會說,既然運費的價格彈性大的話,那麼當運力供不應求的時候,運費就應該會急劇的上升,航運公司就可以重新獲得超額利潤,就像06-07年一樣。理論上來說,這樣的說法不錯,也是很多雪球球友期待抄底航運股的主要邏輯,但事實上故事重演的幾率很低,因為:a)根據最新的統計,2012年船舶的利用率大約只有85%左右,考慮到現在絕大部分的船舶在走Super SlowSteaming,航速比正常的航速大約要低20-30%,扣除船舶在港的時間,我們粗略推算目前運力的供應過剩率大約在30-35%左右,而世界的貿易量的增加(可以粗略類似於運輸噸.海裡的需求)大約為5%左右,那麼即使我們假定在未來的數年內新增運力僅僅=拆船量,就會需要6年左右的時間來再平衡。而這個假設是幾乎很難實現的,我們在最近20年的歷史上從來沒有看見過拆船量大於或等於新船下水的年份,所以我個人預測運力的再平衡可能需要接近10年的時間;b)即使運力的需求出現了超出預料的上升,或者拆船量的激增加速了運力再平衡的進程,但是目前船舶的建造能力可以在短時間內出產大量的新船來滿足運力需求;前段時間參加一個造船方面的研討會,聽說目前僅僅中國各造船廠的產能就可以滿足全世界的運力需求,而事實是中國最高峰的年份僅僅建造了不到40%左右的當年新增運力,所以船舶建造業的產能過剩是航運業復甦的一個隱患。舉一個最簡單的例子,以前建造一條萬噸輪需要2年的時間,現在一條30萬噸的VLCC如果趕時間的話不到半年就可以下水了,基於此我個人判斷由於運力供應不足導致運費急升的機會大大變小了;c)金融資本對航運業的過度介入,其實本次運力供應過剩的一個主因,我們也可以想像,未來即使出現運力短缺的情況,這些金融資本憑藉的資本力量也可以快速創造出運力。。
4.再談一個航運業的基本特點,就是他的固定成本佔據總成本的比例很大:一艘集裝箱運輸一個航次運輸20%箱子所產生的費用和運輸100%箱子的費用基本相當,這就會導致很多時候集裝箱公司願意以低於成本價的價格來承運貨物,因為航次費用基本固定,哪怕箱子的運費再低,也可以部分的抵消船舶的航次運費。這種定價策略固然對於微觀的某一個公司的某一個航次是利益最大化的策略,但是對於全行業來說,如果大家都這麼幹,必然是災難。(好在集裝箱公司存在一定程度的壟斷,所以去年大家集體提價,但是我認為長期來說,大家只能共患難,一旦運價稍有復甦,大家又會重新開始爭奪市場份額,重啟價格戰)
5.繼續分析航運固定成本佔比大的問題,上面說的是集裝箱,這裡再談談不定期租船的干散貨船和油輪成本分析:一般來說不定期船的成本分為三塊:資金成本 + 運營費用 +航次費用;這三塊費用中前兩個費用是不論船舶是否載貨都會發生的,只有航次費用和船舶的具體貨運相連。簡單來說船東的利潤=運費-資金成本-運營費用-航次費用,那麼船公司會不會接利潤為負值的業務的呢?理論上不會,誰會做虧本的買賣呢?但是在實際的操作中我們稍加分析就可以發現,既然資金成本和運營費用是無論如何都會發生的,那麼只要運費大於航次費用,船舶選擇承載這票貨物就是比拋錨等待更好的選擇。所以即使利潤是負值的,船東為了部分的減少固定的開支,還是會選擇承運貨物,畢竟其運費超過了航次費用。在極端的情況下,為了把船舶Position到一個相對較好的地方,船東甚至會選擇承接運費小於航次費用的貨物。綜上4&5兩點的分析,我們就可以理解運費的低迷為什麼好像沒有盡頭。。
6.還要和朋友們說的是,貌似我的上一個帖子說的武斷,但是我也玩了一個小小的花招,就是航運公司真實的淨資產的變動是很大的。航運公司的主要資產是船舶,如果運費上漲,航運公司的盈利增加,那麼相應的船舶資產價格也會上升,高峰期一條二手的5年VLCC價格將近一億美金,現在只有5000W美金左右,所以我認為除了再次出現類似06-07年那樣的極端牛市(這種可能性已經在前面的分析中被排除),航運公司的股票價格在其淨資產附近是非常合理的事情,也是一種常態,絕對算不上特別悲觀的看法!其實在目前航運極端低迷的情況下,航運股大幅度破淨才是合理的,你想誰願意一筆投資下去直接虧錢啊,唯一合理的解釋是這筆投資有折價,就是格雷厄姆說的安全邊際。。
7.最後強調一點,以上的分析定量部分不多,且針對的是整個航運市場,我們不應該忽略航運各細分市場的不同特性,不同供需失衡情況以及不同市場的的需求增長狀況,可以斷言的是,不同業務類型的航運公司的股票表現從5-10年的維度來看,會有很大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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