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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自云認為，從總體上看，中國商業銀行利潤持續增長的主要原因，是成本控制能力上升、貸款規模擴大、存款利息支出下降和非利息收入增長，而存款利率過低可能並不是主要原因；同時，與通常觀念相反，中國商業銀行的利差不是高於、而是低於美國商業銀行，從而不能將高利潤歸結於高利差。

　　無論如何，中國商業銀行的高額利潤都是中國銀行業改革的成果體現，同時也為進一步深化改革創造了條件，比如，推進新的資本監管體制，加強銀行公司治理，提高管理水平，改進分配體制，建立強有力的銀行文化等。在對銀行業高利潤的質疑中，減少商業銀行利潤不宜成為宏觀或微觀銀行改革的目標。

　　中國商業銀行是否存在暴利？在回答這個問題之前，首先需要指出的是，「暴利」一詞帶有極其強烈的感情色彩，吸引眼球、表示不滿的心情時可以使用，而且如果「需要」，答案一定會是「確實存在暴利」！但如果深究，支撐這一觀點的「事實」或「數據」都是值得商榷的。其次，我們需要看到的是，東南亞金融危機前後，國內外普遍擔憂利潤低下、不良貸款高企、整個行業已經「技術上破產」的中國銀行業的前景，想不到，僅僅過了10年多時間，我們居然會在「16家銀行成功改制上市，不良貸款率下降至1%左右，撥備覆蓋率超過200%，資本充足率超過監管要求」的背景下，開始擔心中國銀行業利潤過高了。這從一個側面反映出中國商業銀行的巨大進步。因此，如果從感情角度來看，或許我們首先應該感到「高興」和「慶幸」。但是，相比較來看，可能更有意義的討論，是理性分析中國商業銀行的利潤來源，並著眼於分析未來可以進行的改革。

　　離開實際數據討論中國商業銀行的利潤高低及其來源，很難得出有意義的結論。在本文中，我們選擇中國工商銀行（以下簡稱「工行」）和美國富國銀行（WellsFargo，以下簡稱「富國」），分別作為中、美兩國商業銀行的代表，展開基於比較的討論。

　　富國銀行在次貸危機前相當長的時期中，是美國約8000家銀行中唯一獲得AAA評級的銀行，次貸危機期間，因併購了原居美國第六位的美聯銀行（Wachovia），從而從原來美國第五大銀行升至第四位。我們之所以沒有選擇居於美國前三位的美國銀行、花旗銀行和摩根大通銀行，主要原因是這3家銀行的國際化程度非常高，而富國99%的業務是在美國國內，與工行的情形很相近。當然，如果選擇美國其他商業銀行，或者其他國家（地區）的商業銀行，或者運用不同國家（或地區）全部或部分銀行的平均值來進行比較分析，也會得出非常類似的結論（但可能需要討論更多的因素）。

　　需要注意的是，為了減弱次貸危機對分析結論的影響，我們提供了次貸危機前2005年和2006年的數據，並具體與富國2006年的情形進行了比較。

　　商業銀行利潤來源的分解

　　商業銀行的利潤是其收入與支出之間的差額，收入包括利息收入和非利息收入，而利息收入包括貸款利息收入、債券及其他資產（如存放中央銀行款項等）利息收入；支出包括利息支出（含存款利息支出、發行債券及其他利息支出）、減值損失（含貸款減值損失和其他資產減值損失，但由於貸款減值損失佔比通常超過99%，因此下文忽略其他資產減值損失）、非利息支出（含職工工資獎金及其他業務及管理費）、稅收（含營業稅及附加、所得稅）以及營業外收支淨額。商業銀行的利潤變化，通常來源於這些項目中多個項目的同時變化，從而並沒有一個單一的解釋。

　　工行2010年的利潤是1660億元，與2009年的1294億利潤相比，增長了28.4%，但其收入只增長了14.9%。因此，工行2010年的利潤增長主要源於遠低於收入增長率的支出增長率（9.8%），這是我們分析工行利潤來源的第一個結論（簡稱「結論1」，下同）。

　　在工行全部收入中，利息收入是主體，2010年佔86.3%（2009年佔比為85.6%），而貸款利息收入雖然是其利息收入的主體，但2010年它佔全部收入的比例只有58.5%（2009年為58.9%），來自於債券和其他資產的利息收入佔全部收入的比例在2010年為27.1%（2009年為27.4%）。同時，從增長率看，全部利息收入的增長率（14.0%）、貸款利息收入的增長率（14.1%）都低於總收入的增長率（14.9%），顯示出非利息收入的增長（增長率為21.1%），對總收入增長的貢獻顯著提高。因此，工行的收入中，貸款利息收入雖然仍然佔據主體地位，但所佔比例已經不到60%。而且，由於其增長率遠低於利潤增長率，所以，貸款業務只是工行利潤高速增長的原因之一，甚至已經不是主要原因了（結論2）；與此相關的是，非利息收入的增長對利潤增長的貢獻越來越大了（結論3）。

　　貸款減值損失是一個比較特殊的項目，它是獨立於利息支出、業務及管理費用、稅收的一種支出，但實質上，它是從事貸款業務所固有的一種損失，在銀行能夠對貸款比較準確地按其風險進行定價時，這一損失已融入到利率中，進而也就包含在利息收入之中，因此，它屬於貸款利息收入的一種扣減（或直接成本），這樣，在分析銀行的利潤來源時，更好的處理方式是將其從貸款利息收入中扣除後再進行分析。

　　工行2010年的貸款減值損失相對於上年增長了28.6%，考慮到工行不良貸款率從1.54%下降至1.08%、撥備覆蓋率從164.4%上升到228.2%的事實，貸款減值損失的這一增長顯示出工行極大地提高了未來風險的防範能力；如果將這一部分貸款減值損失從貸款利息收入中扣除，扣除後的貸款淨利息收入的增長率，就從扣除前的14.1%進一步下降到了12.8%，進一步強化了前述的結論2，即貸款對工行利潤的增長並非如想像中的那樣巨大。

　　在2010年工行的支出中，貸款減值損失、利息支出、業務及管理費用（含職工工資獎金）、稅收（含營業稅和所得稅）佔總收入的比重分別為5.2%、34.0%、21.6%和13.1%，顯示出了四者的相對重要性（參見下文的詳細討論）。其中，貸款減值損失增長了28.6%、稅收增長了26.5%，遠高於收入增長率（14.9%），而業務及管理費增長率為14.6%，僅略低於收入增長率。因此，遠低於收入增長率的支出增長率（9.8%），主要來源於不僅沒有增長、還出現了下降的利息支出。這一點非常突出，即在全部利息收入增長14.0%、貸款利息收入增長14.1%的情況下，存款利息支出下降了3.3%，由於存款利息支出佔全部利息支出所佔比例高達88%，這樣，在非存款利息增長24.9%的情況下，全部利息支出下降了0.7%。因此，存款利息支出下降，是工行支出增長遠低於收入增長，進而導致利潤增長率遠高於收入增長率的主要原因（結論4）。

　　商業銀行收入的使用結構

　　把商業銀行的全部收入作為一個整體，把利潤作為其用途之一，進而分析商業銀行的全部收入到底用在了哪些方面、為哪些主體享有，特別是通過不同國家商業銀行間的比較，既有助於判斷各因素對商業銀行利潤貢獻的重要性，又有助於判斷收入使用的「正當性」或「合理性」，從而使我們更好地理解商業銀行的利潤來源。

　　圖二顯示了工行和富國2010年（以及富國2006年）全部收入的使用結構。首先，工行2010年的收入利潤率達到30.7%，不僅遠高於富國2010年的13.6%，而且也大大高於2006年的17.8%。由於利潤是收入用於支付所有其他項目以後的餘額，因此，我們可以從圖二中其他項目中尋找到這些差異的原因。

　　我們首先可以注意到的是其中兩個方面：

　　第一，全部收入中，由職工以工資和獎金形式享有的部分，富國在2006年為20.8%，2010年達到24.2%；而工行在2010年僅為8.4%。同時，圖一顯示，這部分的增長率為16.9%，雖然高於收入增長率（14.9%），但遠低於利潤增長率（28.4%）。因此，中國商業銀行「暴利」必然導致銀行高工資、高獎金的觀點可能是值得商榷的。而且，考慮到工資獎金與利潤之間存在著此消彼長的關係，我們或許還可以得到「正是因為工資獎金支出比較低，所以商業銀行利潤比較高」的結論。當然，如果與中國其他行業工資水平相比較可能會發現，中國商業銀行的工資已經「過高」，鑑於篇幅所限，我們無法深入討論，但可以得出的初步結論是，相對於美國商業銀行而言，中國商業銀行利潤率較高的重要原因之一是職工工資獎金比較低（結論5）。

　　第二，由於所有收入都需要納稅，而政府又是工行最大的股東（2010年底，中央匯金公司和財政部合計持有工行股份所佔比例為70.7%），在工行全部收入中，由政府以稅收和利潤份額兩部分享有的比例達到34.8%，超過了1/3；而相比較來看，富國的收入中，僅以所得稅的部分向政府貢獻了6.8%（2010年）和8.1%（2006年）。因此，很多商業銀行的高管人員，在回應社會上關於銀行「暴利」的質疑時指出，「銀行的利潤中，國家拿了大頭」，這是符合事實的（結論6）。

　　銀行收入中由債務人享有的部分，即通過債務形式籌集資金而支付的利息所佔比例，工行2010年為29.4%，而富國在2010年僅為8.6%，這主要是受到當年美國貨幣政策極其寬鬆、聯邦基金利率接近於零（全年平均為0.18%）的影響。但是，在2006年聯邦基金利率處於高水平（全年平均為4.97%）的情況下，富國利息支出佔全部收入的比重也只有25.8%，仍然比工行2010年的水平低。尤其是從存款利息佔全部收入的比例來看，富國2010年和2006年分別為3.0%和15.1%，而工行2010年則高達26.0%，同時，考慮到美國商業銀行還有相當一部分存款不僅不支付利息，反而還要收取高額賬戶管理費的情況，工行的負債中成本相對較低的存款所佔比例，要遠高於富國（參見表一）。這樣，我們似乎可以得到這樣一個結論——從與美國商業銀行相比較來看，存款利率過低，並不是中國商業銀行利潤率過高的原因（結論7）。

　　用於支付沒有明確享有主體的收入包括兩部分，第一部分是可視為貸款利息收入直接扣減項的貸款減值損失（當然也可以看做違約借款人所享有的部分），工行僅為5.2%，富國在2010年高達16.9%，這充分顯示了次貸危機的巨大影響（其中主要是併購美聯銀行的影響），而在比較正常的2006年則為4.6%，與工行在2010年的水平比較接近，這在一定程度上說明，工行資產質量改善對利潤有著顯著的正面影響。第二部分是除職工工資獎金以外的其他業務及管理費，工行僅為13.2%，而富國在2006年就高達22.8%，到2010年更是高達29.9%，再結合圖一所示，工行此部分2010年的增長率只有13.2%，低於收入的增長率14.9%，這顯示出工行在成本控制方面不僅做得很好、且還在不斷改善，這是工行利潤率要明顯高於富國的重要原因（結論8）。

　　關於中國商業銀行利差的四個誤解

　　在討論中國商業銀行的利潤時，有兩個雖然眾所周知，且本身並無疑問的事實卻引起了關於中國商業銀行利差的諸多誤解，並使得關於「暴利」的討論變得非常複雜。

　　第一個事實是，中國商業銀行營業收入（等於淨利息收入加非利息收入）中利差收入（即淨利息收入）所佔比例，要遠高於其他國家商業銀行。圖三顯示，工行在2005～2010年的6年間，利差收入佔營業收入的比例平均要比富國高出30.6個百分點。當然，這一差異在逐年縮小，但2010年仍然高達27.2個百分點。

　　第二個事實是，中國不僅仍然實行著嚴格的利率管制，而且這種管制是非對稱的——貸款利率可以無限上浮（例外情形是信用社上浮幅度為基準利率的2.3倍），但有最低限；存款利率可以下浮，但有最高限。這樣，政府就強制性地保障了銀行業利差的下限。

　　這兩個事實導致的第一個誤解是，中國商業銀行的利差，就是中國人民銀行所規定基準利率中一年期存貸款利率之差（下文簡稱「基準利差」）。使用這一利差定義的缺陷是顯而易見的。首先，商業銀行存款和貸款的期限種類很多，不都是一年期的，而無論是存款還是貸款的利率都會隨著期限的不同有很大差異。其次，按照我國目前的「存款利率管上限、貸款利率管下限」的利率管制結構，商業銀行在基準利率基礎上可以在一定範圍內自主浮動，實際存貸利差與基準利差存在很大差異，如果僅以基準利差作為代表，必然存在較大的偏差。從2008年9月16日下調利率將基準利差縮小為3.06%以後，在此後的截止本文定稿的2012年3月24日的9次利率調整中，基準利差都沒有變動（即在本文討論的2009年和2010年始終為3.06%）。顯然，這一利差不僅掩蓋了中國不同商業銀行之間的差異，而且也掩蓋了不同時期之間的差異。從2005年左右開始，中國部分上市商業銀行已經開始在其年報中按照國際慣例披露實際利差（InterestSpread），其定義是生息資產收益率（即全部利息收入與能為銀行帶來利息收入的全部資產平均餘額之比）與計息負債付息率（即全部利息支出與銀行需要支付利息的全部負債平均餘額之比）之差。另外，通常譯為「息差」的「InterestMargin」的定義是淨利息收入與全部生息資產平均餘額之比。

　　第二個誤解是，銀行利差就是指存貸款利差，即存款利率與貸款利率之間的差額。隨著商業銀行資產和負債形式的多樣化，僅考慮存貸利差，已不能全面反映銀行資金來源的利息成本和資金運用的利息收益。許多其他資產形式（如債券投資、拆出資金、買入返售款項等）與貸款一樣，也能夠為銀行帶來利息收入，而許多其他負債形式（如應付債券、拆入資金、賣出回購款項等）與存款一樣，也需要支付利息。因此，在計算銀行利差時，必須將這些資產和負債形式也考慮進去。同時，在西方文獻、國內外銀行經營者所說的利差，除非特別說明，通常都是指「綜合利差」，如果我們在討論時僅說明存貸利差，必然會導致混亂。

　　第三個誤解是運用中國商業銀行利差收入在營業收入中所佔比例高，來說明中國商業銀行的利差高。很顯然，這是兩個完全不同的比例，兩者之間並沒有必然的聯繫。

　　第四個誤解是中國商業銀行的利差要遠高於美國，但實際數據表明情況正好相反，中國商業銀行的利差要低於美國。這個誤解非常普遍，在關於中國商業銀行的「暴利」討論中，它所引起的問題也最為嚴重。

　　從圖四我們可以看到如下三點基本結論，能夠在一定程度上說明前述四個誤解，同時，也有助於理解中國商業銀行的利潤來源。

　　第一，富國的淨利差要高於工行，而不是相反。富國的利差在2006年、2009年和2010年均超過了4%，而工行的最高僅為2010年的2.35%，兩者差異如此巨大的主要原因在於，生息資產結構中，一方面，收益率較高的貸款所佔比重，富國要遠高於工行；另一方面，貸款以外的其他生息資產的收益率，富國也要遠高於工行（因為富國的債券投資中主要是資產支持證券，而工行的債券投資主要是國債）；同時，工行的存貸款利差也要低於富國（其原因主要在於富國的貸款主要投向利率相對較高的中小企業和個人消費者，而工行的貸款對象主要是企業，尤其是談判能力很強的大型企業），因此，中國商業銀行的利差是低於而不是高於美國商業銀行。另外，無論是在中國還是美國，存貸款利差與淨利差都有很大差異，而在中國，兩者與基準利差也大不相同，從而不能將三者混淆起來討論。綜合起來看，我們不能認為利差高是中國商業銀行利潤高的主要原因（結論9）。

　　第二，圖一顯示，工行2010年在收入大幅增長的情況下，存款利息支出下降了3.3%，表一顯示存款的平均利率下降了25個基點，但這一幅度僅比貸款利率的下降幅度高出3個基點，之所以會在存款平均餘額上升14.1%的情況下，利息支出出現下降，主要原因在於存款利率的水平本來就很低，更為重要的是，存款本身的規模非常巨大——存款是工行最主要的資金來源，為其生息資產提供了84%的融資。相比較來看，富國的這一比例不到60%。考慮到前述結論7中所討論的存款利率情形，我們也不能認為存款利率過低是中國商業銀行利潤高的原因（結論10）。

　　第三，圖一所示，工行貸款利息在2010年相對於上年增長了14.1%，但貸款的平均利率下降了22個基點，因此，貸款利息增長的主要原因在於貸款規模的高速增長（增長率達到19.2%）；同時，還應注意到，存款規模的增速（14.1%）和其他計息負債的增速（15.2%）都要低於貸款規模的增速。因此，貸款規模的高速增長主要是工行資產結構調整、即通過相對減少收益率較低（平均只有貸款的一半）的其他生息資產來實現的，實際上，工行其他生息資產的增長率只有10.0%。因此，銀行貸款規模的擴大是貸款利息增長、進而利潤增長的重要原因（結論11）。

　　關於存貸款利率的進一步市場化

　　2009年1月，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易綱以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教授的身份在《金融研究》上發表了《中國改革開放三十年的利率市場化進程》一文，在其結論中，易綱寫道，「筆者篤信市場經濟，堅信市場經濟能給中國人民帶來福祉，一直不遺餘力地推進利率市場化改革。近來，筆者變得有些保守，對於中國如何進一步推進利率市場化沒有想清楚，筆者的困惑主要如下：產權清晰、自由競爭和退出機制是進一步推進利率市場化的必要條件，這些條件在中國是否已經完全具備？當前推進利率市場化的焦點在於放開貸款利率下限和存款利率上限，由商業銀行自主定價。那麼，我們是否允許完全的自由競爭？而如果競爭失敗，退出機制的約束又是否存在呢？由於零售銀行的外部性很強，我想上述問題沒有簡單的答案。從這次美國金融危機的教訓看，他們也沒有很好地解決這些問題。這裡深層次的問題是，利率完全市場化和國家對大銀行控股、存款保險以及國家注資銀行等是有矛盾的。而對這一問題不進行梳理和總結，過度競爭和道德風險將難以避免」。

　　對於易綱的上述觀點，筆者深表贊同。

　　目前的利率管理體制中，「貸款利率管下限」的目的，是在避免貸款惡性競爭的情況下，通過允許銀行風險定價、逐步促進銀行貸款從大企業轉向中小企業。但實際上，貸款利率上浮的比例並不高，尤其是大中型商業銀行更是如此，向中小企業轉移的目標並沒有實現。「存款利率管上限」的目的，除了同樣避免存款惡性競爭以外，一方面要促進金融市場的發展、刺激消費；另一方面，促進銀行通過適時降低利率對負債進行主動管理。但實際上，不僅存款仍然持續調整增長，而且幾乎沒有銀行降低利率。在這種情況下，如果取消上下限，「過度競爭和道德風險」將幾乎是必然的。當然，如果提高存款利率上限無疑會進一步刺激存款的增長，這與刺激消費、促進金融市場的發展目標相悖，而如果降低貸款利率下限，又僅僅是相當於放鬆貨幣政策，其對於促進利率市場化的效果將十分有限。因此，從本文所討論的中國銀行業「暴利」問題這一角度來看，存貸款利率非對稱的管理體制，既不是銀行利潤高速增長的根本原因，也可能是在短期內無法改變的（結論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