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博士班過度擴張,是台灣高等教育最離譜的假象,學生浪費時間,學校浪費社會資源,大家都在演一場熱中知識的假戲。從頂尖大學今年多個博士班錄取率百分之百的情況可見,戳破假面,面對供過於求的問題,刻不容緩。 撰文•賴若函 和碩董事長童子賢曾在中研院院士會議上指出,政府成立太多大學,讓太多年輕人投入時間在念書上,對日後就業一點幫助也沒有。「一大堆博士假裝在教書、一大堆人假裝在讀書,整個國家都在作假。」童子賢一番話,直接戳中台灣高等教育假象,令人心有戚戚焉。 三十年前,台灣的大學錄取率不到三○%,現在大學錄取率高達九五%。猜看看,台灣最知名的台、成、清、交、政等五所頂尖大學,現在考博士班的錄取率是多少? 答案出人意料之外。台大目前還未完全放榜,但可預計今年博士班錄取率達百分之百的系所高達三十九所,交大也有十九所錄取率破百、清大七所、成大三十二所, 除了清大占一成六,其餘都占三成左右,人文科系居多的政大,預計錄取率破百者有八所、占約二成。換言之,只要你願意,要進台灣頂尖大學讀博士班根本不是難 事。 荒謬! 博士班錄取率竟可達百分之百放眼台、政、清、交、成大的百分百錄取率系所,不乏熱門科系,例如台大化學所、會計所、資訊工程所、光電工程所;政大統計所、 資科所、教育所心輔組、東亞所;清大物理所、光電所、天文所;交大機械工程所、生物科技所;成大工設所、應數所、地科所、建築所、化學所、機械工程所 (丙、丁組)、土木工程所(甲、丁組)等,都已經出現報名人數和錄取人數相同的狀況。 甚至部分科系和組別的報考人數掛零,例如台大微生物所乙組、農經所;成大外文所文學組、電機所、地球科學所乙組、工程科學所、統計所;交大統計所、生物資訊及系統生物研究所;清大醫環所(乙、丙、丁組)、核工所(乙組︶、資工生物所、神經科學所;政大會計所等。 會出現這種現象,台大教務長莊榮輝分析,除了少子化,和大環境不好也有關,台灣教職難尋,業界對於博士的需求也不高,因此過去難考的熱門科系如機械系、電機系,如今考上不再是難事,學生的平均素質比起十年前,也下滑很多。 一所中部國立大學在今年招生中就傳出有科系討論,有考生沒有面試成績,能否直接用筆試成績錄取?原本該科系考生應該同時有筆試與口試成績,但因為報考人數太少,逼得該系只好討論是否要用這種幾乎「等同放水」的門檻來招生。 這反映出,為了衝學生人數,學校降格以求,可能找來本來不適合再深造的人來讀。學生浪費時間,學校浪費社會資源,為何台灣的高等教育淪落至此?大家都在演一場熱中知識的假戲? 一九九四年因應教改政策,高等教育開始擴張,技職院校紛紛升格大學,大學從五十幾所暴增至一百六十多所,對教授的需求孔急,造成近二十年來博士生人數成長了近五倍,從一九九六年招收兩千多人,到二○一四年招收六千多人。 擴張! 應減招的博士班 竟﹁盡量找人來讀﹂然而,這些擴張的碩博士名額即將面對台灣少子化的海嘯來襲,開始面臨招不到學生的窘境。根據教育部統計,一○五學年大學新生開始銳減, 到一一二學年,公私立大學包括學士、碩士、博士班招生總量,將從三十六萬多人,降到二十三萬多人,其中,博士班降幅約三成七四,由於台、政、清、交、成等 頂尖大學的博士班數量最多,占整體七成,所受衝擊也最大。 目前錄取率超過百分之百的情況只會越來越嚴重,而且勢必從博士班蔓延到碩士班。面對少子化衝擊,各大學碩博士班減招應該是正常調整的作法,但很多學校的因應作法不是減招,而是盡量找人來讀;曾有碩士畢業多年已在工作者,接到過去指導教授電話,鼓勵他返校投考博士班。 輔大社會系教授戴伯芬認為,因為在教育部給予大學補助的設計上,學術論文是重要指標,各大學都需要博士班學生來充當「廉價學術勞動力」。教育部為了拚進全 球百大大學,在○六年起實施頂尖大學計畫,並依此給予重點大學補助。各校為了爭取「五年五百億」大餅,需要更多學術發表論文累積積分,尤其在理工領域,老 師一個人寫論文的速度太慢,最好的方法,就是善用博士生。 政大一名社會所博士生坦言,除了自己份內的產出,他也在別的系所擔任老師國科會計畫底下的研究員,所寫出來的論文,大多由老師掛名,「學術生產線上,還有好幾位博士生也在做同樣的事情,因此才能造就一位教授三年期的國科會計畫案,產出五篇論文的驚人數字。」共犯! 為了薪水、順利畢業 大家都量產論文面對自己一字一句辛苦敲出來的論文,最後卻成為教授的作品,他當然不好受,「但是,為了薪水、為了順利畢業,大家都認了,摸摸鼻子,做一樣 的事情。」「這是一個很悲哀的共犯架構。」戴伯芬指出。「在績效主義的思惟下,學校開始透過教師評鑑,將研究綁升等,在短時間內衝論文發表數,成為教授最 大的壓力。」教授每個月要寫月報表,用研究和出版等產出換成點數,點數不足,就有可能升等失敗。於是,為了通過評鑑與升等,衍生出虛假的論文「帳面數 字」,許多老師互相掛名論文,常可見一篇論文作者欄落落長的寫了六、七人,離譜至極。 戴伯芬感嘆,曾有一所中部醫學大學,要求教授每年必須產出兩篇SCI的論文,才能通過教師評鑑,而整所大學有超過六十位教授無法達到要求,只好開始大量互相掛名、甚至將博士班學生的產出作為自己的論文。 教育部長吳思華曾公開表示,過去十年,各大學新進教師人數不超過一千五百人,但每年產出四千名博士畢業生,供過於求的落差,造成社會很難承擔,他強調,「不能再一年招收六千多名博士生了。」需要在源頭的人才培育部分,減少數量、改善生師比、增加博士生品質。 至於迫在眉睫的碩博士生過量問題,教育部近兩年已經進行總額控管,將每年開放招生名額最多七千名,降到一四年的六千多名。師大教務長陳昭珍說,在教育部幾次和大專院校的開會下,目前暫定每所學校在一一二學年度時,也就是八年後,平均要砍三成的博士招生名額。 減招三成,真的有用嗎?根據教育部統計處資料,少子化第一波浪潮在明年、也就是一六年就會出現,大學新生數將驟減兩萬人,跌幅達一成,四年後這些人大學畢 業,二○二○年將開始影響到碩博士生的數量,而二二年時,大學新生數將低於二十萬人、二八年時,更是達到十五.六萬人的新低點,對於碩博士班的影響更巨。 減招三成,只是應付當下招不到博士的問題,但教育部卻安排在八年後達標,到時少子化大海嘯已經來襲,三成一定不夠,顯然教育部減招的速度緩不濟急。 面對招生不佳的系所,積極進行整併,是教育部當務之急,若不加快速度大刀闊斧改變,台灣的高等教育,將持續讓資源錯置與浪費,無論是數量上持續供過於求,還是在品質上學生素質的下滑,這都令人為台灣未來人才養成感到擔憂,這樣的高等教育,還有希望嗎? 台灣高教2大假象有待改革 假象 1博士生過多 博士班過度擴張,頂尖大學台、政、清、交、成2014年博士預計錄取率大幅提高,錄取率高達100%者,光是台大就有39所。 假象 2博士生淪為學術生產線工人為了達到評鑑及升等要求,許多教授需要大量博士生協助產出論文,甚至直接將學生作品掛名。 這些系所,今年博士班無人報考? 學校 無人報考系所/總系所 系所台 大 4所/123所 微生物學研究所乙組(主修寄生蟲學)、農藝學系作物科學乙組(主修遺傳、分子育種)、農業經濟學系、生物科技研究所丙組(主修微生物生物技術)政 大 1所/42所 會計學系一般生清 大 7所/42所 生科醫師、神經科學、醫環系(乙組、丙組、丁組)、核工所(乙組)、資工生物交 大 7所/53所 土木工程學系己組、應用數學系(乙組、丙組)、統計學研究所、生物資訊及系統生物研究所、教育研究所丙組、影像與生醫光電博士學位學程成 大 20所/53所 國際經營管理研究所、太空與電漿科學研究所、外國語文學系外國文學組、地球科學系乙組、生物科技研究所乙組、機械工程學系戊組、電機工程學系(丙組、丁 組)、電腦與通信工程研究所甲組、土木工程學系(乙組、丙組、戊組)、建築學系(甲組、乙組、丙組)、工程科學系(丙組、丁組、己組)、資訊工程學系乙 組、統計學系?但這些系所今年博士班預估錄取率,竟達100%! 學校 錄取100%系所/總系所 系所台 大 39所/123所近三分之一 戲劇學系、化學系(化學組、化學生物學組)、地理環境資源學系、大氣科學系、海洋研究所、政治學系甲組、經濟學系、國家發展研究所甲組(主修當代台灣)、 臨床牙醫學研究所、藥學系(藥物科技組、分子醫藥組)、物理治療學系(臨床組)、解剖學暨細胞生物學研究所、免疫學研究所、基因體暨蛋白體醫學研究所、轉 譯醫學博士學位學程、口腔生物科學研究所、工程科學及海洋工程學系、應用力學研究所、農藝學系(作物科學甲組、農藝學系生物統計學組)、生物環境系統工程 學系、農業化學系、森林環境暨資源學系、獸醫學系、昆蟲學系、植物病理與微生物學系、食品科技研究所、會計學系、流行病學與預防醫學研究所、資訊工程學 系、光電工程學研究所、電信工程學研究所、資訊網路與多媒體研究所、生命科學系、植物科學研究所、生態學與演化生物學研究所、生物產業機電工程學系 政 大 8所/42所 近兩成 教育學系教育心理與輔導組、民族學系、東亞研究所、統計學系、應用數學系、資訊科學系、社會學系、資管系資管組 清 大 7所/42所 近六分之一 統計所、物理系、天文所、生科結構、化工系、光電所、資應所 交 大 19所/53所 超過三分之一 電信工程研究所、機械工程學系(乙組、丙組、丁組)、土木工程學系(甲組、乙組、戊組、庚組)、物理研究所、應用數學系甲組、應用化學系分子科學博士班、 生醫科學與工程博士學位學程乙組、生物科技學系甲組、科技法律研究所博士班、應用藝術研究所乙組、加速器光源科技與應用博士學位學程、照明與能源光電博士 學位學程、光電系統博士學位學程、應用化學所成 大 32所/106所超過三分之一 多媒體系統與智慧型運算工程博士學位學程、生物資訊與訊息傳遞研究所、創意產業設計研究所甲組、基礎醫學研究所(乙組、丁組)、臨床藥學與藥物科技研究所 (甲組、乙組)、健康照護科學研究所(丙組、丁組)、數學系應用數學、化學系、地球科學系甲組、機械工程學系(丙組、丁組)、電機工程學系甲組、材料科學 及工程學系奈微科技博士班、土木工程學系(甲組、丁組)、建築學系丁組、水利及海洋工程學系乙組、工程科學系乙組、都市計畫學系、工業設計學系(甲組、乙 組、丙組、丁組)、航太太空工程學系、環境工程學系(甲組、乙組)、資訊工程學系甲組、企業管理學系丙組、環境醫學研究所甲組、政治經濟學研究所 整理:陳前康、賴若函 備註:資料整理截至5月26日止,有螢光註記者,為台大、政大部分未公布最終錄取名單的系所,因此根據其網站上公告資訊,以招生人數除以報考人數,得出「預計錄取率」。清大、交大、成大則為最終錄取率,上述統計資料不含在職班,僅計算一般生。 |
如何發揮女性特有的職場、創業競爭力,這個問題,成了救世界、救台灣的關鍵;但撇開世界經濟與國家未來不談,姊姊妹妹們即使只為自己掙得職場一片天地,又該如何找出女性特有的競爭優勢? 每一張臉,都是二○一六年左右世界政經局勢的關鍵面孔,但排在前三位的,有著一項共同特點:都是女性。 這是英國《經濟學人》雜誌年刊「 The World in 2016」 的封面,內容是拆解一六年的世界變化;封面圖像中,最醒目的分別是德國總理梅克爾、美國總統候選人希拉蕊,以及美國聯準會主席葉倫等三位女士,而台灣的民 進黨主席及一六年總統參選人蔡英文亦被列入。文中,《經濟學人》強調,明年這個世界的關鍵字之一,就是「女性」。 女力崛起,這不僅是全球政經版圖的變動趨勢,也是推動世界經濟繼續向上的必要元素。在美國,十五歲至六十四歲的女性勞動力人口中,有超過四分之一目前處在 「沒工作也不想工作」的狀態中,這個現象,日前被英國《金融時報》專欄作家馬丁沃夫評為「大問題」。在日本,強化女性投入職場,也早已被列為「安倍經濟 學」的振興日本國力重要一環。 根據一份麥肯錫在今年發表的報告指出,如果女性在勞動市場中的參與程度(包括職場地位)和男性一樣,那麼,在二○二五年,全球經濟規模將會比目前增加二十 八兆美元,相當於地球表面又多了一個美國再加上一個中國。據此,美國銀行首席策略師約瑟夫.昆蘭(Joseph Quinlan)日前形容:「女性,是當今世上最未被充分運用,但又能扮演重要角色的關鍵資源。」在台灣,提升女性投入職場的議題,則是藍綠兩大陣營的罕 見共識之一。十月底,行政院院長毛治國要求勞動部研議調整工時和勞動相關法令,目的就是要讓女性有更適當的職場空間;而蔡英文也在十月下旬,參加﹁台南市 小英姊妹會﹂成立大會時表示,提高女性勞動參與率,是當選後的施政重點之一。 如何發揮女性特有的職場、創業競爭力,這個問題,簡直成了救世界、救台灣的關鍵;但撇開世界經濟與國家未來不談,姊姊妹妹們即使只為自己掙得職場一片天地,又該如何找出女性特有的競爭優勢呢? 為了找答案,我們走進美國最具創業精神的矽谷;十月下旬,這裡舉辦一場頗為特別的論壇,名稱是「 Women in Tech」 ,主講者清一色是女性。這是一場關於女性科技創業的論壇,講者的分享內容,也凸顯了女性特有的職場競爭力。 她,矽谷著名投資家執行力強,當媽效率更高「相較於男性的直白,女性較為沉默,」說話的是楊佩珊(Edith Yeung),來自香港,國際知名創投基金「 500 Mobile Collective Fund」 的合夥人之一;她表示,女性的低調身段,往往使得職場中的能見度降低許多,但若論工作成效,結果反而經常與能見度相反,「女性的作法,往往是看見問題後直 接試著解決。」重視執行,是她認為女性別於男性的普遍特質。這個說法,獲得論壇中另一位矽谷著名投資者蒂娜(Tina Sharkey)的呼應。 「尤其是在成為母親之後,我變成更棒的管理者與執行者!」她說,男性主管對女性總有「會被家庭影響工作效率」的刻板印象,但她以自身經驗反駁,「有了家庭 之後,我更是毫無時間可以浪費,因此工作時完全地、熱情地投入,我每天一進辦公室,只想著工作、工作、再工作。」「只做不說」,是女性的特有競爭力,但不 可否認,也是女性受到忽視的原因。因此楊佩珊建議,在保有高度執行力優勢的前提下,「我鼓勵女性朋友應該有話直說,對任何問題都要勇敢說出自己的見解。」 她,線上課程創辦人善於溝通,讓團隊氣氛快樂除了執行力之外,在矽谷創辦靈修課程線上市集Aware的葛琳(Anastasia Green),則點出了她眼中的女性另一職場優勢:組織力。 「我必須坦言,平均來說,男性對於產業知識的掌握的確比較豐富,他們提供的產業建議,相對之下仍然較為準確、實用。」但她也補充,企業經營不能只有「方向」,還要有完美的組織運作,在這方面,女性似乎拿手得多。 「尤其針對人事問題,像是如何聘雇人才、開除員工、管理團隊氣氛,這些人與人相處的細節,有賴溝通者對於情緒的掌握,這方面,女性顯然更能得心應手。」葛琳表示,女性天生就有關心他人的特質,這種特質,不僅能讓女性成為溝通高手,更有助於組織分工。 她表示,「創業的重點,其實在於組建快樂的團隊,快樂的前提是每個人都熱愛自己的工作,那麼,你就必須知道讓她快樂的工作內容會是什麼。」而這正是女性特有的、一種延伸於細膩關懷之下的能力。 她,手機資訊平台創辦人懂調度,讓同事們熱愛工作在論壇來賓中,時尚折價資訊手機平台「 SPYCOB」 的創辦人娜塔雅(Natalya Matyushenko)也表示,自己創業成功的關鍵因素之一,就是能「主動依照夥伴的專長分配工作內容」。她強調,雖然有很多同事是帶著工程技術的背景 前來,原本打算從事軟體工程工作,但事後發現,他們其中某些人的熱情,其實是在設計或行銷。從結果看,這種特殊的「組織力」的確發揮了功能,「當人們變得 熱愛自己的工作,自然將提高產能。」她說。 一場矽谷舉辦的女性論壇,足以代表女性在職場上的真實特質嗎?或許你會對於這些討論打上問號,但事實上,美國《哈佛商業評論》雜誌在一一年就曾做過研究調 查,結論之一是,「在任何階層中,女性的領導能力都高出男性一二%至一六%」,而另一個結論,則是「女性對於解決問題較為主動,且較成果導向」。 兩個發現,完全契合矽谷女性論壇的討論軸心,無論是從事第一線的執行面工作,或者維繫組織運作的管理職,女性的能耐,似乎都比男性有過之而無不及。姊姊妹妹們,為個人或為世界,是該捲起袖子、走出家門,在職場上奮力一拚了。 矽谷知名投資者楊佩珊鼓勵女性朋友,在職場上要更勇於表達意見。 兩大女力 正被世界高度重視麥肯錫報告指出,當女性對職場的投入程度與男性相當,那麼這個世界的經濟規模在10年後,將比現在增加28兆美元。女力能夠救世界,原因在於女性與生俱來的兩大特質。
組織運作比男性更順暢 善於溝通、發覺他人熱情所在,讓女性主管更能組織「快樂團隊」;根據調查,女性的領導能力比男性高出12%至16%。
執行工作比男性更可靠 遇到問題不囉嗦,直接動手解決;《哈佛商業評論》調查,女性對於解決問題較為主動,且較成果導向。 女性天生就有關心他人的特質,不僅能成為溝通高手,更有助組織分工。 談及創業成功,葛琳認為關鍵在於「組織快樂團隊」。 折價資訊手機平台SPYCOB創辦人娜塔雅(中)表示,女性主管往往更能發現同事的熱情所在。 撰文 / 撰文•吳強頭、黃洪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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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24日,全國統計工作會議在北京召開。
會議透露,明年將切實改進四項調查。包括改進就業失業統計,正式實施全國月度勞動力調查;改進住戶調查,建設全國住戶調查網上記賬系統;改進人口變動調查,努力反映新型城鎮化進程;完善能源統計制度和能源核算方法,研究建立生態文明綜合評價指標體系,研究編制綠色發展指數。
對於全國月度勞動力調查,市場已經期待已久。
據了解,勞動力調查是國家統計局統一組織的反映就業情況的專項調查。此前,為更全面反映全國整體就業情況變化,國家統計局全力推進就業統計的改革完善工作,包括將調查範圍由大城市擴大到全國所有地級城市,每月調查樣本約為12萬戶;增加反映就業質量方面的內容;采用現代信息技術手段,強化對調查過程的質量控制,進一步提高調查數據質量。
國家統計局黨組書記、局長王保安此前透露,今年前三季度新增就業1066萬人,提前一個季度實現全年目標,調查失業率穩定在5.1%左右
六大系統建立現代統計體系
王保安指出,2015年統計系統認真貫徹落實中央領導同誌重要指示批示要求,積極適應經濟發展新常態,緊緊圍繞中央重大決策部署,改革創新、砥礪前行,努力為經濟社會持續健康發展提供準確可靠的量化依據和信息服務。
今年以來,國家統計局制定《編制自然資源資產負債表試點方案》,擬定《地區生產總值統一核算改革方案》,開展國家資產負債表編制試點。積極研究構建“三新”統計調查體系,努力實現對新興產業、新型業態和新的商業模式統計全覆蓋。
同時,國家統計局出臺了《生產性服務業統計分類》等多項重要統計分類標準;改進投資統計,開展以財務支出法為主要內容的投資統計改革試點;改進服務業統計,編制月度服務業生產指數,建立規模以上服務業企業月度調查制度等;完善能源統計調查制度,測算並發布國家循環經濟發展指數;建立全國月度勞動力調查制度,完成住戶調查一體化改革,建立農民工監測體系;完善並實施民生發展監測和京津冀協同發展監測。
國家統計局還繼續健全統計分析研究機制。加強調查研究,認真開展經濟形勢分析研判預判,加強熱點難點問題專題分析。
王保安指出,我國正處於貫徹落實“四個全面”戰略布局,深入推進中國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發展的關鍵時期,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改革開放進入攻堅期、深水區,現代信息技術深刻改變人們的生產生活方式。這些都對統計的全面性、時效性、準確性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客觀上需要加快建立覆蓋全面、調查準確、核算科學、運作高效的現代統計體系。
王保安要求,建立現代統計體系必須加快構建“六大系統”,即領域完整、指標健全、方法科學、標準完善的統計調查系統,符合國情、接軌國際、健全規範、科學統一的國家經濟核算系統,獲取直接、手段先進、操作便捷、運行安全的統計數據采集與處理系統,法律完備、普法深入、執法嚴格、懲戒有力的統計法治系統,領導有力、機構健全、分工合理、機制完善的統計組織系統和內容完整、真實可靠、方式多樣、獲取友好的統計服務系統。
明年抓好農業普查、就業統計和地區統一核算等工作
王保安在會上對明年的統計工作布置了六項任務。
一是抓好第三次全國農業普查,認真開展綜合試點,科學制定普查方案,組建普查機構,確保普查經費、普查員津貼補貼和普查設備軟件落實到位,高質量完成人員選聘、培訓和宣傳等任務。
二是突出做好兩項重點工作,加強新常態下經濟運行發展態勢和結構變化統計分析研究、預測預判,為中央科學決策和創新宏觀調控提供優質高效統計服務。高質量編制好《“十三五”時期統計改革發展規劃綱要》。
三是健全三大體系,建立完善“三新”統計調查制度,加強“三新”重點領域統計監測;健全反映五大發展理念的統計指標體系,加強對新常態下經濟社會發展和生態文明建設的研究;健全適應新常態的統計分類標準體系,修訂相關統計分類標準。
四是切實改進四項調查,改進就業失業統計,正式實施全國月度勞動力調查;改進住戶調查,建設全國住戶調查網上記賬系統;改進人口變動調查,努力反映新型城鎮化進程;完善能源統計制度和能源核算方法,研究建立生態文明綜合評價指標體系,研究編制綠色發展指數。
五是推進五大改革,推進地區生產總值統一核算,制定統一核算實施方案;開展編制自然資源資產負債表試點,加快試編主要自然資源實物量賬戶;組織試編全國資產負債表;推進服務業全行業統計改革,建立生產性服務業、科技服務業統計制度;推進投資統計改革。
六是加強部門統計,進一步規範部門統計調查制度,加大信息共享力度,強化部門統計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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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國經濟步入新常態的情況下,經濟學者謝國忠認為,中國經濟應該搞平衡發展,將勞動者轉化為消費者。
謝國忠在接受《第一財經日報》專訪時發表了這樣的觀點。
在他看來,最直接的方法就是將五險一金減半。此外,增值稅應該降低到13%至14%的水平,把這筆錢直接放進勞動者的口袋,就可以轉化為消費。
第一財經日報:在中國經濟步入新常態的情況下,2016年經濟增長的新動力在哪里呢?
謝國忠:目前政府的願望是發掘新的投資熱點帶動經濟,但這不容易實現。第一,中國的經濟投資盤子特別大,接近一半的GDP。即使發現一個亮點,規模也比較小。第二,中國的產能過剩已經普遍化了,投資熱點就更不容易看到了。現在看到的,比如互聯網。互聯網最近幾年炒得很熱,投資很多,但從經濟宏觀數據看不出互聯網對經濟有正面影響,這是值得大家深思的一件事情。
所以,中國經濟的出路是平衡發展。目前,中國的勞動者並沒有變成消費者。需要刺激消費,說了十幾年——一會兒說中國人愛存錢,一會兒說中國人因為社保體制沒建好而沒有安全感。其實,從數據看,這些都不是實際情況。
中國消費問題的核心是收入問題,中國可支配收入比較低,只有GDP的四成,這個比例在世界大的經濟體里比較低。
其實,中國居民的儲蓄率跟日本以及其他東亞國家都沒什麽區別,大概是30%,中國大部分儲蓄不是家庭,而是政府。政府通過收入的重新分配,讓政府的收入占GDP比重為36%。在大部分國家,政府的收入一般還會再重新分配。
日報:經濟的“三駕馬車”中,消費可以拉起來嗎?能用什麽政策推動消費嗎?
謝國忠:很困難。現在很多公司都在抱怨,中國的勞動力成本太高了。但其實不然,中國勞動力成本大概就是3000元,去除五險一金,可能到勞動者手里也就2000元出頭,相當於發達國家的八分之一。如果按照跨國企業自己的調查,中國勞動者的生產力跟歐洲、美國是差不多的,其實這是沒有科學依據的。
只有收入重新分配才能解決中國的消費問題,比如五險一金可以減一半。美國在金融危機的時候,社保減了三分之一,這個錢直接進入勞動者的口袋,就會轉變成消費。在中國,五險一金最終是去投資的,因為它是儲蓄的一部分,在產能過剩的情況下,五險一金沒有必要收那麽多,因為我們不需要加大投資,這是一個核心理念。
我們的退休機制同時要做根本性改革,長遠的福利基金改革都可以重新一起做。但短期來說,五險一金可以減半,增值稅也可以相應減一些,現在17%屬於高水平了。
另外,中國各種費的水平也較高。例如,中國的物流成本占GDP的18%,比世界平均水平高一倍,主要原因是公路、碼頭都在收錢。我們的碼頭、公路都是過剩的。但如果投資更多的碼頭、公路,然後通過收費還債,物流成本就會越來越高,最終轉嫁到消費者身上,對刺激消費不利。
再比如,日本的人均產值有4萬美元,70%是個人可支配收入,那就是3萬美元。
日報:2016年會出現哪些大的政策改革,來推動經濟發展嗎?
謝國忠:暫時還看不到。大部分人對減稅的是反對的,因為很多地方政府都說,錢都不夠花了,為什麽還要減稅?其實有些錢是不該花的,比如有些政府機構在十年里擴大了十倍。
第二,城市化的有關投資遍地開花,其實有資源的浪費。城市化應該集中力量做大做強,可以集中20個、30個城市發展,讓大量的人口轉移到這些大城市。這樣效益高,對自然環境保護也起到很好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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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攬才政策試圖仿效日、韓、星國,開放外籍白領、僑外生和資深外勞來台工作限制,卻卡在最後一關。但停得了法規修正,卻停不了台灣人才流失和勞動力不足的問題。 國家發展委員會曾推估,二○一六年起,台灣十五至六十四歲的工作年齡人口,平均每年減少十八萬人;此外,近十年平均每年流出約兩萬名白領技術人才;而在現行法規下,每年外籍白領人才在台人數則不到三萬人,僑外生在台念完書通過申請留下來工作的人,也僅七百人。 有鑑於此,勞動部擬放寬條件,參考新加坡、日本、韓國作法,改採評點制,延攬外籍人才來台工作,不料行政命令在最後一關,遭勞動部法規委員會以各界仍有歧異為由保留,等新國會凝聚共識再審。 勞動部新方案分別針對從事專門性、技術性工作的「外籍白領」、「僑外生」和「藍領外勞」做調整。過去,外籍白領來台薪資須至少有四七九七一元和兩年工作經驗,現將這兩項納入評點項目,和外語能力、學歷、專業能力等並列,六十分合格。僑外生則放寬既有評點制,合格分數從七十分下降到六十分。藍領外勞新增滿九年後,通過難度較高的評點制度,可申請長期留台。 這項一五年十二月經行政院會通過的攬才政策,會在最後一刻止步的原因,與部分民進黨和時代力量立委以及勞工團體反對有關,反對者擔心排擠掉本國人的機會,就業困難與起薪低的問題更嚴重。 「從歐美等先進國家經驗來看,既有工作不會被偷走,而是增加國家競爭力,整體工作機會是增加的。」「向前台灣」活動發起人朱平,長期倡議改革移民政策及法規,以外籍人才目前在台比率僅約千分之一左右來看,他不認為台灣年輕人的競爭力會因此下滑,建議勞動部可以每年視放寬標準後、對就業率的影響做調整。 「經過我們評點合格的人,會具有一定的水準,不會如外界想像的使整體勞動市場更低薪。」勞動部發展署跨國勞動力管理組副組長薛鑑忠說,光是外籍白領來台工作申請,合格為六十分,但申請者要具備華語以外的兩種語言能力,才能拿到十五分,門檻很高。 MGR經緯智庫總經理許書揚曾為文指出,新加坡政府主動向各國畢業生、職場精英獵才,並發放個人化就業准許證,讓外籍人士最長可停留半年,以便尋找當地就業機會。 當台灣年輕人到國外就業,並沒有遭到重重設限,我們又何必低估自我的競爭力,製造出高難度門檻?這將讓九年後邁入超高齡化社會的台灣,推入更深的缺工困局。 國外人才來台工作門檻很高—外籍人才來台工作辦法新舊制比較 舊制 新制 外籍白領 雇主須達一定資本額、營業額 刪除 須有兩年工作經驗、 薪資至少達47971元 改採評點制,把薪資、學歷、外語能力、專業能力等都納入,60分合格僑外生 雇主須達一定資本額、營業額 刪除評點配額制,一年最多2500人 取消配額薪資納入評點項目,70分合格 薪資改列加分項目,60分合格藍領外勞 產業外勞工作滿12年要離境;看護工滿14年要離境 年資滿9年,可透過嚴格評點制申請長期留台;留台5年,可申請永久居留或歸化 資料來源:勞動部 撰文 / 賴若函 |
2016年正月初九下午,在位於廣州市的中國南方人才市場大門前,十多名身著應聘裝的年輕人正在看著招聘公示。在南方人才市場六樓,工作人員正在緊張地準備著各家企業年後的招聘事宜。
“我們從明天開始正式招聘工作。”南方人才市場六樓的一位工作人員對《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說。
即便招聘工作還沒有正式開始,個別公司負責招聘的工作人員,已經開始在南方人才市場附近散發招聘廣告。“相對來說,年後招聘比較困難。”一家健身遊泳公司的招聘工作人員向本報記者表示,現在應聘的人大部分都能成功。
專業為工商管理的張曉麗是一名2015年剛剛畢業的大學生,她對本報記者說,她今天到南方人才市場來的原因是,想尋找華為的招聘信息。“我的工作的機會很多,但是我想進華為,這種企業待遇好,而且有上升空間。”
張曉麗能夠獲得很多工作機會的原因與目前廣東企業用工缺口有關。以廣州為例,《南方都市報》在今年2月初引述廣州市人社局局長楊秦的話說,廣州對人才的吸引力越來越大,廣州還會出臺一些政策吸引創新人才。他在談及廣州“用工荒”問題時說,預計年後用工缺口10多萬人。
廣州一家不願意透露姓名的家具企業的老板對本報記者說,從去年八月份以來,公司一直在尋找兩名營銷人員,但至今尚未招到。其中的一個主要原因是,這位老板介紹,“我們給的基本工資是一個月3200元,但是來應聘的都說太低。但前年這個職位我們給的工資是2400元。”
本報記者在南方人才市場的招聘廣告中看到,類似上述家具企業的營銷職位,其底薪+提成+獎金的月薪在一萬元以上。而為了順利招聘到員工,一些企業特意在招聘廣告中寫明“公司每年組織全員旅遊活動”、“提供帶薪病假”、“免費為員工提供住宿”等優惠條件。
對於廣州“用工荒”的問題,楊秦表示,廣州有一個就業景氣指數分析,從去年底到今年的缺口來看,用工缺口還是有一些,但每年廣州的用工缺口都不是很大,去年是十多萬,今年預計跟去年差不多。他說,用工缺口關鍵是結構性的問題,有些畢業生學非所用,而企業都想找熟練工。“所以咱們技校的學生就業非常好,很多民營企業恨不得你一來就是熟練工,馬上來就能幹活產生效益的。”他表示春節後會有一段時間有用工缺口,但因為來廣州的務工人員較多,所以每年基本在春節後的兩三個月就滿足用工需求了。
楊秦曾在2014年接受《羊城晚報》采訪時分析,目前招工難的特點主要體現在三個行業,建築類、餐飲類、制造業,都是勞動密集型缺人,而且多是勞動密集型的中小企業。根本原因是珠三角尤其是廣州的優勢已經不是那麽凸顯了。第一,工資不是很高,第二,住房很貴,第三,家屬子女,子女入不了學,第四,生活成本高;過去找工作很容易,現在很多單位很挑剔,轉型升級後不需要那麽多人了,外來工就回家鄉去,看到家鄉發展也很快,人家寧願要家鄉的一千塊也不願要廣州的兩千塊。
用工難在廣東個別行業已成了一個普遍現象。在今年1月25日的廣東省政協十一屆第四次會議的分組討論會上,廣東省政協委員許建華表示,廣東服務型企業現在都出現用工難,特別是勞動密集型的服務企業。他說,員工的社保、工資占總收入的60%,加上稅收,企業利潤越來越低,而員工的最低工資標準增加了50%,社保也隨之增加。他為此建議,對勞動密集型企業給予稅費優惠,讓這些企業有持續發展的空間。
在討論會中,廣東省政協委員鄭旭飛也表達了同樣的觀點。他說,民營經濟面臨的各種壓力也是最重的。企業負擔重,工人工資每年上漲10%左右,社保費用占工資66%,水、電、氣、物流、稅費和土地等生產成本要素也在不斷增加。
鄭旭飛表示,一方面,面對轉型升級舉步維艱,大部分民營企業既沒有政府政策的支持,也沒有銀行的資金支持,更談不上創新轉型;另一方面,融資難、融資貴,銀行鑒於風險不斷縮減對民營企業的貸款規模和數量,很多民營企業不得不向小額貸款公司和擔保公司借錢,大幅度提高了融資成本。他建議,應切實降低實體經濟特別是民營企業的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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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年後,日本勞動人口缺11%譯。缺工得靠移民?他們聘機器人人力越來越少,恐拖累日本經濟成長,有人提議放寬移民規定,但治安隱憂難解,最可能解方是,用機器人填補勞力缺口。 二〇一五年底跨年夜,當德國科隆的市民聚集在中央車站和大教堂歡慶新年,卻遭到暴徒襲擊,多數嫌犯是來自中東或非洲的難民。光是去年,德國就接納了百萬名以上的難民,但這次暴動徹底改變了輿論風向,總理梅克爾的支持率更跌至谷底。 一九六〇年代以來,已開發國家把接受移民政策,定位成人口衰退問題的解方,專家指出,移民的確有效解決勞力不足,並擴大內需市場。但看看最早導入移民政策的歐洲現況,可發現政策並未經過充分討論,也並未凝聚社會共識。目前日本尚未有明確的移民政策,但在人口加速減少的壓力下,檢討移民政策勢在必行。到底要承受治安惡化和社會成本增加的風險,接納移民以維持經濟,還是放棄移民政策,成為「夕陽國家」?日本機器人專家提出了第三條路。 國立社會保障人口問題研究所的調查顯示,到了二〇四〇年,日本總人口將從現在的約一億二千六百萬人,減少至一億零七百萬人;勞動力人口也將從七千六百八十萬人,減少至五千七百八十萬人,到時候如果要維持目前的生產力,必要就業人口會短缺約11%。但熟悉機器人產業的T0hmatSu創投公司顧問服務事業部主管瀨川友史卻指出:「11%左右的缺口,能靠機器人填補。」 無人駕駛的曳引機和插秧 機,由操控系統連結多台一起作業;多軸飛行器上的相機從空中確認土壤狀態,決定肥料的成分和使用量,農田中看不到人影......,這可能是二〇四〇年理所當然的田園景象。 農夫不下田,可望全自動化 現階段一級產業的人力已經不足,以農業來說,預估二〇四〇年勞動力將缺少二十萬人。 二〇一五年日本農業人口平均年齡為六十六.三歲,今後高齡化問題會越來越嚴重,就算導入機械化耕作,人類仰賴機器人的作業範圍將逐年擴大。 農機製造商久保田公司的研究開發本部長飯田聰說:「這不是問題。」他表示,到了二〇四〇年,農機會完全自動化,農民主要工作變成擬定銷售策略和分析資訊。果真如此的話,就能解決人手不足和高齡化的問題。 二〇一四年該公司即活用資通訊技術服務(ICT),開發出農業支援系統KUBOTA Smart Agri System,奠定農業全面自動化的基礎。 這並不表示人類完全不用接觸土壤,為了研究新栽培方法或改良品種,還是會保留部分的人工栽培。北海道大學農學部教授野口伸就說:「短短二十四年後,還不能期待農機可以自行發掘並修正農作問題。」即使如此,相關人士仍表示,大規模自動化可確實減少農業所需勞動力。飯田聰說:「法規制度才是問題。不過還有二十四年時間,將來的環境應該會允許農機讓農村自律運作。」只要農業順利自動化,就不須借助大量移民的力量。 工廠作業員,跟機器人共事 二級產業的作業比一級產業複雜,以製造業來說,日本企業的工廠大都已經自動化,接下來只能期待具備人類思考力和行動力的人型機器人問世。 「二一十四年內能否進化到這種程度還是未知數,我想二級產業的自動化方向,與其說取代人類,更可能是導入能和人類一起作業的『協力合作機器人』。」位於東京的機器人新創公司Life Robotics執行長尹祐根說。假設一條生產線需要兩名作業員,分別負責檢查和包裝,如果把包裝交給機器人負責,生產效率自然可以倍增。 但要達到這境界,必須先克服安全問題,預防人類因為和機器人接觸而受傷,該公司開發出揀選機器手臂「Co-RObot CoRo」,即使距離作業員只有六十公分,也無安全顧慮。尹祐根表示,該公司在機器手臂的「手肘」結構下工夫,縮小手臂的工作範圍,同時又經由獨家程武,實現不背叛人類直覺、不出意料之外的動作,讓在一旁的作業員可輕易預測危險性。 而將更複雜的製程如組裝等交給機器人的技術,也如火如茶開發中,機器人新創公司Squse正是領先者,該公司正在開發機器人用的「手指」。 Squse社長清水三希夫表示:「要讓機器人能和人類以同步調做組裝或包裝作業,就必須有可以拿各種工具的手指。」以便當工廠為例,盛飯、放菜等工作必須靠人工,目前大多雇用外籍勞工執行,清水三希夫認為,只要機器人的手指再進化,就能分辨不同軟硬度、不同大小的食材,在不破壞食材的狀態下盛進飯盒。 製造業勞動力到了二〇四〇年,預估將短缺九十七萬人,缺口遠超過農業。不過製造業用機器人的新創公司業者們認為,只要每位作業員都配有「協力合作機器人」屬下,就可以讓產業衝擊降王最低。 餐廳上菜,將不用請工讀生 三級產業的機械化,必須有社會共識才能推動。歐姆龍集團的智庫、Human Renaissance 研究所董事中間真一指出:「當年ATM和自動剪票機問世時,也被社會大眾批評『沒禮貌』。」未來能否出現機器人上菜餐廳、自動駕駛公車、機器人看護的照護設施,讓社會接受生活空間內的全新機械,必須花相當長時間。 正因如此,野口伸預測:「服務業的機器人,應該會從顧客看不到的地方開始普及。」位於奈良的機器人新創公司Activelink社長藤本弘道說:「如果高齡者和女性都擁有和二十多歲男性相同的『肌力』,就能解決服務現場人力不足的問題。」因此,該公司推出商用動力骨骼系統,只要穿戴在腰部,就能輕鬆搬運重物;現在還研發可單手搬運五十至七十公斤重物的動力骨骼系統,預計二〇二〇年代實用化。 醫療、福利事業的被照護者移動輔助,也遲早是機器人的天下.開發機器人及醫療用機器控制系統的Muscle公司,做出了照護機器人「Sasuke」,可協助被照護者從床上移動到輪椅上,看護只要幫忙蓋毯子即可。Muscle社長玉井博文表示,今後還將致力於開發處理臥床患者排泄物的機器人。 支援型機器人還有其他用 途,新創公司UniT'a社長土岐泰之說:「二一〇四〇年的托兒所,將出現機器人助理老師。 未來幼童到校時量體溫、記錄睡眠時間和用餐內容等工作,將由機器人代勞。」二一〇一五年該公司的托兒所用照顧機器人「Meebo」已正式亮相。 如果日本選擇機器人而非移民,來因應人口減少問題,未來,可能出現全新社會形態。 李貞慧 審稿.張務華博士 (Nikkei BusineSS(c)2016 Nikkei Business Publications,Inc.) |
今年日本首度人口負成長,優化勞工生產力迫在眉睫,麥肯錫分析,有四帖藥,可帶領這個全球第三大經濟體復甦。 日前,日本總務省(相當於內政部)首度證實,全國總人口數開始下彎,這是自一九二○年啟動總人口調查以來,首次減少!日本出生率其實已下滑多年,但在長壽人口增多及外國移民小幅微增下,今年之前,人口總數勉強維持正數,這道防線,終於被打破。明、後年起,勞動短缺衝擊將持續擴大,將使國內生產毛額(GDP)減損二%,約當八百六十億美元(約合新台幣二兆八千億元)。 這道逆風,去年麥肯錫全球研究所(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發布《日本的未來:重拾生產力與成長》時便已示警,在日益加劇的國際競爭中,人口是日本經濟發展的最大挑戰。它預估,日本總勞動人口,將從二○一二年的七千九百萬急降至二○二五年的七千一百萬,銳減逾一成。 「勞力急凍之際,生產力能否提升,是現在到二〇二五年,經濟展望的關鍵!」麥肯錫強調:「只要生產力可以成長兩個百分點,從二%升至四%,GDP成長率就可達三%,跳升不只一倍,人均所得也激漲五成,達四萬八千美元(見左頁圖)。 跳過政府,麥肯錫直接向日本民間企業喊話:「是發射第四支箭的時候了!」呼籲他們破除傳統做生意的模式,鼓勵新創,喚醒新一波的生產力。麥肯錫觀察,日本投入製造研發的經費向來高過全球任一國家,只要聚焦在四大高效益領域,日本將重現領導之姿。這四大領域分別是:高階製造(主要是自動化、工業機械與電子)、零售、金融服務與健康醫療產業。 製造業〉跟上「人機智能」趨勢 高階製造,是日本最容易槓桿出成果的領域,因為它的「三高一低」特徵:高研發含量、高附加價值、高出口比重、低勞力與能源需求,正是日本製造業最擅長。 不過,麥肯錫舉日本汽車業為例,車款設計能兼顧已開發國家與新興國家顧客需求,但隨身裝置整合、車間通訊、操控的智慧化進程相對落後。「在一個『人機智能』崛起的時代,硬體、網路、軟體與能源等產業邊界日益模糊,日本必須重新對焦這道正在快速發展的趨勢。」 零售業〉用物流強項拓展電商 其次,雇員數占全日本九%的零售業,更是生產力低落的代表,最主要原因是,四七%營收源自單點經營的店家,像是7-Eleven等連鎖便利商店也僅貢獻一〇%營收;況且,日本零售業太注重客戶服務體驗,長年來成本居高、效率居下。 麥肯錫比較日本與美國零售業生產力,落差高達三五%,彌補之道之一是仿效國際對手,導入大數據的統計、分析技術,從客戶體驗、預測需求與庫存管理下手;之二是善用領先世界的物流體系,拓展電子商務市場。若能雙管齊下,「到了二〇二五年,零售業的GDP貢獻額,將從一千零五十億美元,翻漲至一千五百六十億美元,成長約五成。」 金融業〉當新興國家的金主 再來,日本金融業也有進步空間。目前,金融業貢獻日本GDP達五.三%,高於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的平均值三.九%,它的規模在幾年前還是全球第三大,但零利率與殺價競爭的環境,嚴重傷害生產力,平均產值比美國低二二%。 對於金融業的出路,麥肯錫建議,個人金融業務方面,向年輕族群推廣數位金融,除了全面數位化,更要行動化、自動化;向資產都存在現金帳戶的老人族群推廣銀髮金融,包括遺囑信託、年金理財顧問服務等。 此外,麥肯錫更呼籲,現金滿手的金融業,必須擔綱新興國家基礎建設金主,特別是當這些新興國家開始積極進行都市化,這塊肥美的大餅,日本金融業若能掌握,就能提高資產報酬率。 醫療業〉當3D列印、機器人領跑者 最後是健康醫療。日本總人口萎縮,老齡化快速,未來十年,政府在健康醫療的支出,將以每年三.七%的增速成長,到了二〇二五年,占GDP的比重就會從八.一%激增至一〇.七%,排擠消費與投資相關預算。 麥肯錫主張,第一步是落實醫療機構之間的電子病歷,既可避免重複診斷、過度醫療等弊病,提升低落的醫療保健品質及效率,也減除醫護人員的負擔;但更要緊的是,槓桿高階製造的能耐,引領日本成為新興領域領跑者,諸如3D列印用以生產人造器官、機器人與膠囊內視鏡適合輔助複雜手術,精密的居家護理與照護設備更是業界之最。 撰文者邱碧玲 | ||||
從未有過哪部法律引發過諸多的爭議。從《勞動合同法》立法之前,到正式頒布和施行,雖然歷經多次修改調整,但“修法聲”仍不絕於耳。
5月24日,《第一財經日報》刊發了《<勞動合同法>與“道德風險”》的深度報道,記者走訪基層企業和勞動仲裁機構,發現該法某些條款在實施中的尷尬。除了被詬病引發勞動者的“道德風險”,部分學者還指責該法“過度限制了勞動關系的靈活性”。它和“增加企業用工成本”一道構成了主張“修法”學者的兩個主要觀點。
由於我國正開展供給側改革,企業在著力降成本、過剩行業著力去產能,該法及其配套的程序法《勞動爭議調解仲裁法》是否能適應這種改革的需要,再次引發了社會熱議。
於是,部分學者甚至將這種“限制”與兩項後果建立起邏輯聯系,即“企業競爭能力的降低”和“能否適應目前供給側改革的需要”。
日前所公布的全國人大常委會《2016年立法工作計劃》中,並未列入該法的修改計劃。
爭議由來已久
10多年前,早在《勞動合同法》處於“草案”階段,英國華威大學法學院教授聶耳倫(Alan C.Neal)就註意到“發生一場激烈爭議”。
該法在立法前就形成了兩大陣營,即“叫好派”和“批評派”,日後一度成為“護法派”和“修法派”。
4月16日夜間,正在中國考察的聶耳倫告訴記者,十多年前,作為僅有的兩名外國專家,他和美國專家一起參與了該法草擬時的咨詢工作。
聶耳倫還擔任著英國勞動法庭法官。他說,該法立法之初試圖去解決“用工過時和加班工資”,以及“工人基本權利保障”和規範勞動關系等問題。但在起草時並沒有想到會用立法來解決勞動者的民事訴訟問題。雖然該法對工人的基本權利作出了較為完整的保護,中國企業要想解聘一個人往往要進行仲裁或訴訟,由此造成了巨大的資源浪費。
這種法律審視視角更深入到了“用人單位和勞動者的關系”,也就是兩者應該是各自依據市場規則靈活機動,還是追求相互間的長期穩定?
在倡導“修法”的法律界人士看來,後者等同於“僵化”,長此以往必會導致企業競爭能力的下降。
致企業競爭能力下降?
學者們從該法多處條款找到這些依據,如勞動關系的強制認定,以及對於工時確定的僵化。其中的重要一項是該法對勞動關系的“全面書面化”。
華東師範大學法學院教授董保華就對此提出過質疑,“如果只根據書面化的規章制度進行管理,員工一旦對工作崗位、工作內容、地點和薪資的調整不接受,企業一點辦法也沒有。”
上海一中院高級法官郭文龍擁有豐富的審判經驗。他認為,事實上,如果企業不是惡意變動,企業面對外部競爭關系對員工作出工作崗位的變動相當正常,這有利於企業不斷優化自身的結構,迎接市場競爭所作出的調整。這種情況要是發生在目無法律的企業,其往往選擇“強制變動”,而守法企業反而顯得縮手縮腳。
在這些專家看來,企業要保持一定的市場競爭能力,必須在用人上保持一定的“流動性”,即淘汰不適於該企業發展的員工,而員工的素質也只有在競爭中有所體現。
郭文龍因此建議,需要進一步完善該法律,並對競爭中的失敗者作出區分,如“先天不足者”和“懶人”,前者可以通過社會保險制度加以公平對待,後者則是因為沒有進取和責任心,必然要承擔競爭失敗的後果。
他認為,如果強制推行失去競爭動力的勞動關系,則不容易培育優秀的人才和企業,因此立法的邏輯從片面保護勞動者,應該面向更有利於勞動者和企業之間形成良性競爭。
用人單位或無法開除“過錯員工”
除了“不利於競爭”,專家還認為該法“限制著人才流動”。
郭文龍說,雖然大家對該法的“解雇保護”形成了立法價值的共識,但保護的“度”上存有分歧。
目前,用人單位只有6種情形才能即時解雇,此外不得解雇。因此,解雇不僅需要法定理由,還需要滿足解雇程序、經濟補償金等規定,因此給用人單位設置了較高的解雇水平。
另外形成“流動限制”的是該法第39條的相關規定。郭文龍說,它將《勞動法》第25條中的規定,即“嚴重違反勞動紀律”或“用人單位規章制度”的兩個理由,合並成“嚴重違反用人單位的規章制度”。
這意味著企業沒有書面的規章制度或者規章制度中缺失規定,無論勞動者有多大過錯,均可能導致用人單位無法解除合同,而目前我國多地發生的相關案例已經證明了這一點。
然而,該法施行了8年,最飽受非議的仍是“無固定期限勞動合同”。
按照該法第14條相關規定,勞動者與用人單位第二次訂立的固定期限勞動合同期滿時,用人單位沒有合同終止的選擇權,而且必須與勞動者簽訂無固定期限勞動合同。
“即便用人單位發現有更好能適應崗位的能手,但必須與之前的勞動者合作,這客觀上限制人才流動,降低了企業競爭能力”。郭文龍說。
出於保護勞動者的角度,中國人民大學勞動關系研究所所長常凱等學者並不這樣認為。“常識告訴我們固定期限合同取消是不可能的,但原本的兩次就簽,可以技術性地調整成3次。”常凱說。
力主“保護勞動者”
他的觀點是,該法本身就是一部保護勞動者的法律,但並沒有限制企業用工的靈活性,因為它多次賦予了企業充分的解除合同的權利,如非過失性辭退的情況的一種就是不勝任工作就可以辭退,而在涉及企業裁員問題上,該法也有一條“企業調整經營方針”就可以實施裁員。
至於企業對於該法所表示的擔憂,常凱曾將其解釋為制衡關系,企業有《公司法》保護,而行政法就是限制政府權力的,某種意義上,《勞動合同法》就是限制企業權利的。
他說,“因為勞資力量不平衡,必須通過公權力的介入使勞工力量得到相應保障和提升,同時對雇主的權利予以限制,否則容易失衡。”
常凱對此認為,《勞動合同法》立法之前,勞動合同制度有名無實,非公企業簽訂率不足20%,但在立法後,該法提升了工人的權利意識,讓工人知道自己的權利,並能為此積極去爭取。
“該法對勞資平衡保護的基點是準確的。”常凱說。
至於企業抱怨,勞動者的辭職權幾乎可以實現“用腳投票”——比如勞動者只需履行提前30天的預告程序,即可單方解除勞動合同,不必受違約金約束。 他表示,可以適當嚴格勞動者的辭職程序,並在無固定期限合同“兩次就簽”、試用期規定和中國勞動標準上“予以討論並實施修改”。
但對於勞動者,常凱強調“依法保護”。他最新的觀點之一是,經濟下行時更要保護勞動者的利益。“不論是就業還是收入,勞動者都或是最大的受損者。”他說。
由於聶耳倫教授對中國勞動法及勞動問題作長期觀察,他註意到了當初“立法”和呼籲“修法”時所面臨的不同經濟形勢和環境。
“公開數據顯示,中國勞動力成本增加了6%以上,但現在官方公布的GDP增速最近幾年卻在下降。”聶耳倫提醒記者,在此消彼長的新形態下,重建勞資雙方的政策和制度或有必要。
今年春天以來,業界就《勞動合同法》能否適應供給側改革的要求而致使爭議不斷“升級”。
最主要的是用工成本
“我國經濟發展過程中在歷史上曾多次‘去產能’。”馬建軍說,它是一個社會自我循環、凈化的過程。
馬建軍現任中華全國律師協會勞動法研究會副主任委員,出於職業需要,他正密切接觸國內知名鋼材、水泥、煤炭等“去產能大戶”企業。
他直言,與過去歷次“去產能”情況不同,眼下《勞動合同法》中關於“經濟性裁員”的條件過於苛刻,如企業違法解除勞動合同的賠償金、違約金等等,這將給“去產能”制造潛在的麻煩,其中最主要的還是用工成本。
“產能過剩背後是企業出現大面積虧損,債務不斷攀升,但除了銷庫存外,還要進一步降低產能、減員增效,這勢必會導致部門及大量崗位的裁撤。”他說。
“用工成本是企業較為重要的成本,如何在現有法律體系內降低這方面的成本,以修改符合供給側改革的方向,成為一個重要的課題,也是產能過高的企業心態。”馬建軍稱,因此不少企業對於該法最為“重視”。
馬建軍指出,既然有企業視角,也不能忽視員工觀點,後者在法律意識上的增強,他們是否會在“去產能”過程中拿起法律武器來維護自身利益?
在這方面,董保華更為“直接”。他在最近多個公開場合表示,能否“修法”的關鍵要看此次供給側改革的路徑和法律是否能相互適應,而員工的利益必將構成“去產能”時的代價。
一些學者試圖將我國財政部長樓繼偉在多個場合公開表示的“擔心”,與現狀建立起“邏輯關聯”。
根據樓繼偉的觀點,該法本意是保護勞動者,但可能導致了薪酬的過快上漲,且速度高於勞動生產率;同時我國最低工資標準的提高,“剛性工資”將持續侵蝕勞動密集型產業的利潤,長期如此不可持續。
旗下擁有2000多名員工的新澳股份的董事長沈建華則認為,眼下的趨勢對某些企業或許意味著機會,關鍵是如何將這些成本轉換成人力資源上的優勢,進而發揮企業的自主創造能力。
外資撤離與裁員
從2014年下半年開始,董保華在自身業務範圍內的親身體驗是:外資撤離速度正在加快,而相應的裁員規模也有所擴大。
“這些數字非常驚人,而且裁員數量多達五位數,根據業界交流等經驗推算,企業員工流失率則為38%。”但董保華拒絕透露更多的細節,“企業的態度很鮮明,不能讓外界知道過多,否則企業應對員工的訴訟成本會大幅增加。”
接觸到類似情況的還有上海里格律師事務所主任律師安翊青。身為滬上多家知名日企的法律顧問,據她了解,今年有300余名原本在上海就讀的日本孩子退學返日,而相當部分的孩子家長為日企在華高管,這也就間接印證了日資撤離的實際情況。就此,安翊青也呼籲應當針對勞動合同法中不合理的部分進行修法。
馬建軍根據自身掌握的行業數據表示:“歷史上有兩次主要的並購重組的高峰期,特別是2007、2008年時,外資在國內進行強勢擴張時,律所所接收的相關業務量也達到峰值,但現在很多趨勢在表明,外資企業在撤離國內市場”。馬建軍說,外資企業以低價轉手給國內的一些公司,這可以解釋為何國內最近的並購交易量在持續走高。
馬建軍仍將這一現象的部分原因歸結於“國內勞動力成本的提高”和“企業應對員工訴訟風險過大”。
企業的員工流失率越高,意味著所支付的經濟補償金越多。
對於董保華所提供的38%流失率,常凱認為“過高”,正常的企業員工流失率應該是10%左右。
“即便如此,按照董保華數據來計算,如自身辭職的占企業員工的20%多,在剩下的80%中又產生3種情況,即勞動合同終止、過失性辭退和非過失性辭退。按照1/3來計算合同終止補償,這個補償數額恐怕對企業成本影響非常有限。”常凱說,迄今未發現《勞動合同法》搞垮企業的確鑿證據。
中國勞動關系學院副教授、法學系副主任沈建峰就認為,“不能只是覺得企業發展壓力大,就認為是該法帶來了過高的用工成本”。
但常凱最近多次表示“要修法”。
修法主張接軌現實
常凱說,雖然和董保華意見相左,但完全同意修法,而且早在立法時就提出“把企業高管從勞動者中劃分出來”,在該法適用的類型和層次方面,完全可以討論。
在這些問題上,涉及此番爭議的多方幾乎形成了一致,即:該法由於未能嚴格區分不同勞動者形態、企業形態和用工形態,已不符合我國經濟發展的需要。
如對法律意義上的“勞動者”予以分層,專家建議,建立法定代表人、高級管理人員的排除制度,特別是“上市公司保薦人”。他們不但“議價能力強”,而且可以反過來控制用人單位,總體上不應適用“傾斜保護”的原則,否則會產生過度保護的問題。
這種沖突在“上海家化解除原高管職務”一案中集中表現為“兩部法打架”的現象。董事會、股東會根據《公司法》的規定,以高票解聘某位高管,但經勞動仲裁、一審和二審,又根據《勞動合同法》對於無固定期限合同的相關約束,為該高管恢複了勞動關系。
而在國家鼓勵推進“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的背景下,專家呼籲該法對“企業分層”,更具深層次的考量。
郭文龍說,這個問題好比要求一個早餐鋪老板對員工的保護水平做到與大型外企一模一樣,以及讓它們給員工安排“帶薪年假”,這即便在歐美也無法做到。
郭文龍認為,對有創新需求並處於草創階段的小微企業來說,其在產業鏈中較為艱難,因此勞動者保護的成本過高反而是種傷害,長期來看並不利於“創新”。
他舉例稱,法國在2005年通過了相應的勞動關系條例,雇傭人數不滿20人的企業,雇主解雇員工不需要任何理由,而中國的現狀卻相反。
“一家面包房老板在發現雇員工作態度不好時沒法解雇,直至停業倒閉,大家散夥才能最終收場。”
因此,專家建議建立起小微企業的勞動法豁免制度,其實質在於該法對於一些特殊企業應不予以適用。
此外,一些新類型的勞動關系正在不斷出現,如越來越多的“專車司機”,以及“二孩政策”全面放開後所涉及的女工請假問題,都未能及時被納入該法的保護和約束範圍。
過於超前?
然而,董保華認為自己的“修法”主張不是“局部細節調整”,而是必須重新審視該法可能存在的“系統性風險”。
該法自從頒布實施後,董保華就開始梳理各類勞動爭議案件,在數本親手撰寫、字數超過數百萬字的書籍中,他將自己的最新觀點總結為勞資關系的“十大失衡”。
“要平衡勞動者和用人單位的關系,這放在哪個國家都異常棘手。”聶耳倫打了個比方,“這好比一枚硬幣倒向任何一面都不足取,但要把硬幣豎起來卻是非常困難的。”
但多名學者直言,由於該法過多強調了對於勞動者的權益保護,並不適合目前國內發展的現狀,反而加劇了勞資雙方的對立。因此,這部分學者將該法評價為“過於超前”,因此屬於一部脫離現實的“欣賞法”。
目前,位列國務院2016年立法工作計劃第一位的是由稅務總局和財政部負責修訂的《稅收征收管理法》,《勞動合同法》及其相關實施條例未在修法計劃之列。
“事實上,我並不看好此次呼籲修法的前景。”董保華說,只不過經濟在下行期凸顯出該法所隱藏的風險,如果我們順利渡過了此次難關,那有關該法的修改和爭議是不是又要拖到下一次呢?
延伸閱讀
專家呼籲修改的主要法律情形
是否取消經濟補償金,降低補償計算標準?
學者建議至少以下三種情形不應支付經濟補償金,如《勞動合同法》第46條第3項規定,用人單位無過錯解除勞動合同;以及該法第46條第5項和《勞動合同法實施條例》第22條規定,用人單位因固定期限勞動合同終止和以完成工作任務為期限的勞動合同終止;用人單位被依法宣告破產。專家認為,應由失業保險制度代替失業勞動者的生活保障問題。同時,在經濟補償計算標準上,缺少應有的勞動者“分層”而設計不同的傾斜保護制度,同時對勞動者享有經濟補償的最低工作年限資格期和不予以支付補償的情形應予以確定。
是否降低罰則標準,避免“道德危機”?
勞動合同法創設了未簽勞動合同雙倍工資、用人單位違法解除勞動合同經濟補償的賠償金等多種罰則。律師認為,能否將雙倍工資的計算基數限制在當地最低工資標準之內,以免誘惑勞動者故意以各種理由不簽合同,引發“碰瓷”。
無固定期限勞動合同可否從“強制締結”變更為“雙方協商”?
該法規定了3種強制締結無固定期限勞動合同的情形,特別是第2項規定的內容爭議尤為突出。該項規定要求用人單位和勞動者連續訂立2次固定期限勞動合同的,應當訂立無固定期限勞動合同。
律師安翊青認為,因為解雇限制,無固定期限勞動合同實際上是使得企業用工倒退回計劃經濟時代的“鐵飯碗”,今後修法應該予以松綁。
能否適度放寬用人單位的“解雇限制”,限制勞動者的解除權?
《勞動合同法》對用人單位解雇員工的具體情形進行了明確規定,只有符合相應情形的,才可以解雇員工。而且一旦進入仲裁或訴訟,這些情形是否適用,還會面臨司法部門合理性等方面的嚴格審查。但對勞動者而言,只要提前3天或30天就可以無理由解除勞動合同。對於那些隨意離職的勞動者而言,用人單位幾乎沒有約束的辦法。這方面的修法呼聲也很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