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的想法,就是把本來2020年布置在西太平洋的軍艦從90艘提高到120艘,但是有效果嗎?錢從何來?日本的羊毛還能剪多少把?美國自己老百姓能勒緊多少褲腰帶?
反正直接熱戰的機會沒有,中國軍力不斷提升,武器越做體積越小、速度越快、射程越遠、損害越狠,性價比也就越對美國不利——這點美國的明白人看得很清楚的。
不過美國增加的國防支出和軍備計劃,都是美國軍工企業,趁機找機會撈錢而已。主要是無論美國研發啥武器,都沒法對中國形成威脅,這個就比較麻煩了。
美國當初可以打垮蘇聯和日本,是因為人口基數占優勢。而中國是相反,人口基數更大。所以中國發展到經濟總量超過美國之後,還有繼續上升的潛力。這種經濟規模的效應,越大越明顯。中國還有20-30年可以折騰的,呵呵。
之前因為英國的首相卡梅隆,想玩達賴牌,被懲罰得很厲害。現在是比較老實了。美國對此很惱火,但是沒有對策。美國人說,你如此討好中國,對你自己和大家(現存國際秩序)沒啥好處。
英國人回答說,根據歷史經驗,我們討好新起來的強權(上一次討好的就是美國你自己呀,呵呵),結果對我們和對國際秩序都不錯哈。
不過這個歷史經驗,在華盛頓銷售的效果,可想而知。
英國的經濟學人雜誌,把英國的行動給其他人造成的傻樣,稱為flummox。就是不知如何是好的意思吧。
2015年標誌著中新建交25周年,乘著這股微甜的東風,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下稱“亞投行”)創始會員國本周三(5月20日)於新加坡舉行為期三天的會議,至本周五(5月22日)結束。會議將由中國財政部副部長史耀斌與新加坡財政部官員Yee Ping Yi共同主持,探討亞投行運營政策以及協議章程草案,定於6月底前簽署章程。
眼下,各國對於亞投行都表現出積極態度,包括歐洲成員國。意大利駐滬總領事裴思泛(Stefano Beltrame)對《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表示:“意大利此前和世界銀行、亞洲開發銀行(下稱“亞開行”)都有很多基建合作經驗,是出資方。就亞投行和‘一帶一路’而言,有一些離中國較遠的國家,由意大利來提供資金、技術支持可能比中國更為方便。”
至今為止,各國出資比例、投票權、治理結構、行長和副行長設置等問題仍未最終公布。此前,記者致信盧森堡駐華領事館咨詢相關談判事宜,其表示在籌備會議結束之前仍需對討論內容保密。
究竟此次各國在新加坡會討論些什麽?
各國出資比例:中國出資占比引關註
“亞投行仍未正式運行,因此關鍵的問題就在於出資,以及各國的出資比例。”新加坡星展銀行(DBS)經濟學家馬鐵鷹(Tieying Ma)表示。
據外媒報道,圍繞在中國主導下力爭2015年內成立的亞投行,57個意向創始成員國已展開最終協商,計劃將中國的出資比例定為30%左右,亞投行法定資本為1000億美元。報道稱,根據這個方案,中國的出資比例將達到30%左右,而印度和俄羅斯有望位居第二位和第三位,但印度預計將僅為10%左右。
5月初,根據印度報業托拉斯報道,由於亞投行投票權的分配可能50%基於國內生產總值(GDP)、50%基於購買力平價(PPP),因此印度可能獲得第二大股東地位、甚至有希望爭取副行長的職位。
當前,亞投行創始成員國為57個,橫跨亞洲、大洋洲、歐洲、拉美、非洲等五大洲。官方消息明確,亞投行的股權分配將以國內生產總值(GDP)為基礎,其中亞洲成員的股權占比可能在70%到75%之間,亞洲以外國家分配剩余的25%到30%股權。這意味著中國成為亞投行第一大股東基本已成定局。
韓國對外經濟政策研究院的此前的研究結果顯示,如果亞洲國家占75%股份,且股份分配按照60%GDP和40%PPP來計算權重,屆時亞投行最大股東應該是中國(30.85%),以下依次為印度(10.4%)、印尼(3.99%)、德國(3.96%)和韓國(3.93%)。
治理結構:或不設實地執行董事會?
本次在新加坡的籌備會議已經是第五次了,但由於創始成員國眾多,利益權衡的難度也隨之加大,因此治理、運營結構始終是歷次討論會的重點。
彭博援引知情人士表示,亞投行正考慮在貸款審批上給予高級員工更多的權力,以便加快決定過程,因此可能不設實地執行董事會(on-site executive board)。此前,各界都呼籲亞投行應該擯棄國際老牌多邊機構的拖沓和官僚作風。
近日,世界銀行前首席經濟學家林毅夫在新加坡接受采訪時表示,過去多邊機構受到很多抱怨,董事會大量插手運營,所以這方面將有改善的空間;但與此同時,他認為董事會進行某種程度的監督將是有益的。
也有媒體報道稱,亞投行將效仿亞開行,定為12人的理事會將由域外選出3人,目前正以這個方案為中心展開討論。
此外,知情人士透露,因為有57個意向成員國,所以中方提出設定“一個行長、十個副行長”的高管機制方案。目前初步考慮在亞洲和歐洲各設立一個區域中心即亞投行分行。因此,副行長如何分配也值得商榷。
根據官方消息,亞投行的治理結構主要包括三層:理事會、董事會和管理層。理事會為銀行的最高權力機構,並可根據亞投行章程授權董事會和管理層一定的權力。在運行初期,亞投行設非常駐董事會,每年定期召開會議就重大政策進行決策。
美國仍未加入亞投行
日美扮演何種角色?
目前,G7國家中只有兩國尚未加入亞投行——日本和美國。
也正是在籌備會召開的當口,日本媒體周二(5月19日)報道稱,日本政府計劃在未來五年內投資1000億美元來用於亞洲各國的基礎設施建設,規模等同於中國牽頭籌建的亞投行的法定資本。換言之,尚不決定加入亞投行的日本決定“自立門戶”。報道還稱,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將在5月21日公布詳情。日媒稱:“該設想旨在展示日本通過人力資源開發和技術轉移在亞洲建設高質量的基礎設施的立場,使日本依然維持其在亞洲金融界的領袖性質地位。”
至於日本是否具備這種大規模融資能力,日媒表示,日本將通過日本國際協力機構(JICA)和日本國際協力銀行(JBIC)來擴展日元貸款業務。此外,日本政府也在考慮通過亞開行來更廣泛的參與亞洲金融市場,日本是亞開行的主導者。
不過,亞開行行長中尾武彥之前也公開確認,願意在未來亞洲的事務中同亞投行展開合作,包括為基礎設施提供貸款以及分享相關信息。
就美國而言,美國仍然表示出願意合作的態度。據《華爾街日報》此前的報道,奧巴馬政府提議亞投行與美國主導的世界銀行等金融機構建立合作關系。
一直以來,中國也始終對日美的加入持開放態度,日美今後將對亞投行采取何種態度、提供何種技術支持,各界也都在且行且看。
在北京接受《第一財經日報》記者采訪時,奧尼爾表示很高興能代表英國在北京簽署條約,進入這一富有歷史意義的重要機構。
奧尼爾表示,通過一系列創始階段的參與,英國確保亞投行在問責制、公正透明和治理制度方面符合國際最高標準。
奧尼爾告訴記者,在行長任命方面,在亞投行成立後的會議上,各國就用了很多時間討論選舉第一任行長的步驟程序,比如是否會有透明的投票機制、是否第一任行長的任命需要三分之二的理事投票等。奧尼爾表示,實際上很多國際多邊機構都沒有能做到這一點,這體現了亞投行在推動治理方面的努力。
6月29日,50個國家在北京簽署了由北京發起的《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協定》。亞投行預計於2015年底全面運行,將為亞洲地區基礎設施項目提供融資,通過貸款、股權投資和擔保來刺激多個行業的投資,最初範圍包括交通、能源和水務。
“沒有討論一票否決權問題”
根據亞投行的股份及投票權分配情況,按現有各創始成員的認繳股本計算,中國投票權占總投票權的26.06%。
由於亞投行重大事件需獲得75%的投票才能通過,這意味著目前中國擁有一票否決權。
奧尼爾表示,在此次亞投行成立之後的會議中,並未涉及一票否決權內容的討論。
此前有消息稱,德國希望亞投行內的歐元區成員國“抱團取暖”,作為最大股東的德國打算領導該集團並以此獲得否決權。當《第一財經日報》記者向奧尼爾核實這一消息時,奧尼爾表示,他不太知道德方的想法,但是他認為,簽約亞投行的許多國家中,特別是發達國家,對於參與全球組織很有經驗,它們希望可以發出聲音,以確保高標準的建立。
此前,籌建亞投行首席談判代表會議主席、財政部副部長史耀斌曾表示,中國在亞投行成立初期占有的股份和獲得的投票權,是根據各方確定的規則得出的自然結果,並非中方刻意謀求一票否決。
史耀斌表示,今後,隨著新成員的加入,中方和其他創始成員的股份和投票權比例均可能被逐步稀釋。
隨著亞投行的成立,對於第一任亞投行行長的討論也愈加熱烈。按計劃,亞投行將設立1位行長,從域內成員產生,任期5年,可連選連任一次。行長最終人選由最高權力機構理事會投票產生,並由理事會任命。
其中,現任亞投行多邊臨時秘書處秘書長的金立群成為亞投行第一任行長的呼聲甚高。
奧尼爾表示,各國的確用了很多時間討論選舉第一任行長的步驟程序以及是否第一任行長的任命需要三分之二的理事投票等事宜。奧尼爾強調,要指出的是,很多國際多邊機構都沒能做到這一點,不過他也指出,現在預測行長職位人選還為時過早。
英國投票權低由GDP決定
據財中國政部網站公布的《亞投行協定》,亞投行的法定股本為1000億美元,域內成員出資比例為75:25。經理事會多數同意後,亞投行可增加法定股本及下調域內成員出資比例,但域內成員出資比例不得低於70%。
據各方媒體梳理,目前域內前五大出資國分別為:中國、印度、俄羅斯、韓國、澳大利亞;域外前五大出資國分別為:德國、法國、巴西、英國、意大利。
此次,英國將向亞投行提供20億英鎊(合31億美元)資金,其中20%為註入資本,將分五年期註入,每年平均註入8000萬英鎊。首批資金將於2015/16財年註入。余下的80%為擔保形式。英國政府將向議會提案,以獲取議會對亞投行協定與英國資金投入的通過。
值得註意的是,在今年3月,英國成為申請加入亞投行的首個西方主要國家以及首個七國集團成員國。但是,目前看來,其出資排名卻在德國與法國之後,且未能進入亞投行前五大股東。
亞投行前五大股東按資本金排序依次為:中國、印度、俄羅斯、德國、韓國、澳大利亞(韓國和澳大利亞並列第五)。據外媒報道,德國拿到了4.1%的股權。
對於英國僅被分配到的3%的投票權,奧尼爾表示,英國的份額較小,這基本上是按照各國GDP原則進行分配的,即便英國想要10%的投票權,也不符合分配規定。這從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亞投行前期工作的透明性和原則。
此外,史耀斌介紹,根據《亞投行協定》,亞投行總部設在中國北京,可在其他地方設立機構或辦公室。相關具體安排將根據未來亞投行業務發展需要由各方共同商定。
奧尼爾對此表示,他覺得倫敦也許是個不錯的區域辦公室選址。
由中國主導的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以下簡稱亞投行),六月二十九日在北京簽署協定,但在五十七個已表明加入的創始會員國中,卻有菲律賓等七國推遲簽署。這反映了亞投行未來的內憂外患。 中國高鐵外交被日本攔截 這七個推遲簽署的國家,有三個來自東南亞國協,它們近來和中國的關係微妙:泰國五月底宣布首條高鐵將採用日本新幹線系統,七月初曼谷近郊「紅線」城市鐵路系統,其價值新台幣三百億元的合約,也由三菱重工等三家日企得標,這對近來進軍東南亞的中國高鐵都是打擊。 馬來西亞五月底則宣布,與日本提升為戰略夥伴關係,日本首相安倍晉三也藉機爭取星馬高鐵(吉隆坡到新加坡)採用日本新幹線系統;同時間中、馬艦艇在南海的瓊台礁附近對峙,近來中國在南海的曾母暗沙附近宣示主權,都讓中、馬這兩個戰略夥伴間的關係緊張。 菲律賓更是和北京公開不和,菲國控訴中國的南海主權仲裁案,七月中將在荷蘭海牙國際法庭開庭,中國外交部指責這是「披著法律外衣的政治挑釁」。因此菲律賓這次推遲簽署亞投行協定,毫不令人意外。 事 實上泰、馬、菲的行為,反映的是美、日暗中阻撓。因為這兩國不加入亞投行,反而變最大「釘子戶」,近來紛紛透過旗下組織和亞投行打對台。由日本主導的亞洲 開發銀行,五月底安倍晉三宣布將對其增資一千一百億美元,以改善亞洲基礎建設。由美國主導的世界銀行也宣布,提供印尼一百一十億美元基礎建設貸款(編按: 印尼力主亞投行總部應設在雅加達),也都被視為挖亞投行牆腳。 自亞投行籌備以來,中國一直降低其政治色彩,把它當成生意來推廣,這正是亞投行成功的原因。只不過中國若和更多國家起爭議,這對亞投行未來是不利的。 【延伸閱讀】為何不簽署?各國推說沒時間 菲律賓:先觀察,等12月再決定馬來西亞:內部作業不及波蘭:協商時間太短,來不及審查條文丹麥:6月剛選舉完,須籌組新政府南非:國內有更迫切問題泰國、科威特:未通過國內審批* 註:未通過國內審批者,該國官方未說明原因,此引中國財政部6/29新聞稿說法資料來源:《華爾街日報》、中國財政部新聞稿 整理:楊少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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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立群被提名為亞投行候任行長中方候選人。圖為2014年10月24日,金立群在北京出席籌建亞投行備忘錄簽字儀式。 (CFP/圖)
3月5日,中方曾在北京發起了一次探討世界銀行等現有國際機構框架的會議,當天金立群“多次與歐洲各國的代表消失在會場的其他房間”。
6月,財政部經過一個多月的通宵加班,完成了亞投行有關章程的制定。“各個國家拍桌子的事情太多了,每一步都是吵架吵下來的”。
中國人在國際組織中任職的數量,還遠遠落後於發達國家。
2015年7月6日,中國政府正式提名金立群為亞投行候任行長中方候選人。
事實上,《籌建亞投行備忘錄》簽署前數月,金立群就已經與“亞投行”這個標簽形影不離。他先是被任命為財政部亞投行籌備組組長。亞投行籌建多邊臨時秘書處成立後,他又被任命為秘書長,親自搭建起亞投行框架。
亞投行,這個由中國發起創立的第一個多邊國際機構,總部設在北京,法定資本1000億美元,未來將重點支持亞洲基礎設施建設。2014年10月29日,亞投行第一次亮相時,僅有22個創始成員國,而截至2015年4月15日,它的創始成員國達到57個,包括亞洲大部分國家以及美日加之外的主要西方國家。
在亞投行版圖擴大的背後,有金立群穿梭遊說於各國的身影。
金立群是誰?此前他一直不為公眾熟知。財政部有關工作人員婉拒了南方周末記者約訪金立群的請求,“等8月底才能塵埃落定”。到時亞投行將舉行第六次首席談判代表會正式選舉候任行長。
財政部在一個簡短公告中,評價他“具有在政府部門、國際機構和私營部門豐富的領導和管理經驗”。他是外媒筆下“彬彬有禮且行事老練的前中國財政部副部長和前亞洲開發銀行官員”,是財政部工作人員眼中好讀文學書籍的領導,各國政要眼中“說話有技巧”的金融外交家。說一口流利的英語,法語也不錯。
在未來的亞投行議程中,金立群被寄予了平衡各國利益的期待。從林毅夫到朱民,再到金立群,盡管國際組織中的“中國面孔”越來越多,但中國人擔任國際公務員和國際機構領導層的人數,與中國的國際影響力仍然不成比例。
時間回到四個月前。2015年3月12日,英國財政部官網突然發布一則消息,財政大臣喬治·奧斯本(George Osborne)寫道:“我很高興在此宣布,英國今天決定成為加入亞投行創始成員國行列的首個主要西方國家。”
這對亞投行籌備組而言,無疑是一次戲劇性轉折。
就在2014年10月24日,《籌建亞投行備忘錄》在北京簽署時,意向創始成員國只有21個。之後的138天里,它的合作版圖僅擴大到了27國,除了新西蘭之外,其他全是亞洲國家,被西方國家調侃為“亞洲國家的自娛自樂”。
英國的決定打破了歐洲的沈默,18天內,17個歐洲國家宣布加入亞投行。亞投行籌備組在2015年4月15日公布,截至報名結束時,意向創始成員國猛增到57個。亞投行將成為真正意義上的新生國際多邊機構。
“他(金立群)在籌建崗位上做了很多鋪墊工作,面對大量國際合作方,以客觀合理的方式,使對方對我們的倡議和發展要領有了理解和認同。”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所長賈康告訴南方周末記者。
這138天的“窗口時間”里,財政部亞投行籌備組與世界各國經歷了怎樣的博弈?
“他(金立群)作為組長,那幾個月去見了很多國家的人,一直在不斷遊說,”財政部一位不願具名的官員告訴南方周末記者,“他很擅長協調各方利益,說話很有技巧。”
最初,美國曾希望歐洲各國抵制亞投行。中國社科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國際金融室主任劉東民分析,美國主導的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以及美、日主導的亞洲開發銀行(以下簡稱“亞行”)已存在多年,美國也因此一直占據國際金融秩序的頂點。但對歐洲國家而言,以重點支持亞洲國家基礎設施建設為目的的亞投行,機會顯而易見。
“亞投行對世界銀行、亞行是一個補充,而不是替代,是對現有國際金融秩序的完善和推進,而不是顛覆”,對外界的疑慮,金立群這樣回答。
《日本經濟新聞》披露,2015年3月5日,中方曾在北京發起了一次探討世界銀行等現有國際機構框架的會議,當天金立群“多次與歐洲各國的代表消失在會場的其他房間”。
英國最早按捺不住。“這里面肯定也是有英國保守黨自己的利益考量”,財政部上述官員說,他拒絕透露更多談判細節。英國媒體猜測,有可能是英國首相卡梅倫考慮到5月的大選,為了迎合英國經濟界而做出的決定。
金立群在各國穿梭遊走,促使他們早做決定。對各個國家來說,董事席位、行長和副行長人選、以及未來亞投行分行所在地,都會成為競爭的重點。“他(金立群)斡旋歐盟各成員國的功力已在北京傳為美談”,英國《金融時報》這樣評價。
例如,盧森堡2015年3月11日就悄悄遞交了申請,準備2周後對外公布。消息傳到英國政府的版本是:一個不知名的“歐洲小國”會比英國更早加入亞投行。焦慮的倫敦把本應在2015年3月17日公布的消息,提前了5天公布。
隨後,歐洲諸國唯恐落後,法國甚至直到與德國、意大利發表聯合聲明的2015年3月16日上午,才抵達北京討論加入亞投行的細節。俄羅斯加入亞投行的決定,則是在博鰲亞洲論壇上現場宣布的。
長於言辭、談吐有文學修養,是金立群的特點。“他能說很典雅的英文,熟知東西方文明”,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所長賈康說。另一位財政部工作人員則回憶,金立群在給部里開講座時,“常引用詩歌”。
在與澳大利亞全國基金協會主席Steve Howard交流時,金立群將對方比作該國小說《人類之樹》中的墾荒人,向其示好。英國記者吉密歐這樣描述金立群:“他與英國人交流時喜歡引用莎士比亞的話;他還向法國人講述自己多麽迷戀法國文化;並且跟德國人說,因為他們誠實,所以自己最喜歡他們”。
他在英文翻譯方面也有心得,曾為自己導師王佐良主編的《英國詩歌選集》擔綱過註釋和修訂,還主持翻譯過美國作家羅恩·徹諾的暢銷書《摩根全傳》。
2009年在美國的一次會議上,有人問經濟學家許小年,怎麽把中文的“不折騰”翻譯成英文,讓外國人能聽懂,同在會上的金立群被請來救場。他直率地說:“不要想找出一個詞,但要努力去理解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的歷史。例如,從‘大躍進’到‘文革’……我們國家曾經‘折騰’過多次。”
他先提出用莎翁的“much ado about nothing”(無事生非)來對應“折騰”,又覺得不夠好,“如果硬要翻譯,我覺得最接近的詞就是‘don't rock the boat’,或者‘no boat rocking’(不要晃船)”。
金立群出生於江蘇一個教師家庭,初中曾自學大學英語教材。他在寫給高中母校南菁高級中學130周年校慶的文章中,曾憶及自己因為太著迷於英語,甚至被英文老師“約法三章”,要求他“學英文不能影響其他學科”。
高一念完後,“文革”就來了,他在常熟農村插隊務農十年,高中英文老師廖慕禹給他寄的莎士比亞戲劇原版書,成了他“在鄉間長夜中自學時的良友”。
1978年,29歲的他考上北京外國語學院(現北京外國語大學)“文革”後的首屆英語研究生班,師從英文大師王佐良、許國璋。那一屆只錄了12名學生。之後,他以一篇語言學論文獲得了英語文學碩士學位。
而就在他臨近畢業的1980年,中國恢複了世界銀行的成員國地位,而英語人才是奇缺資源。有誌於學術道路的金立群,人生發生了改變。許國璋教授的昔日弟子請他從研究生中推薦一人調財政部後赴世界銀行工作,許老建議金立群考慮這一方向,因為“中國更需要經濟和金融人才”。他最終決定采納許老的建議。
“放眼看去,找不到比他(金立群)更合適的(亞投行行長候選人)人選,無論是知識結構、工作經驗還是國際舞臺上的人脈”,財政部一位不願具名的官員肯定地說。
金立群從1980年開始,一直在與金融和投資行業打交道,他亦是改革開放後,國內第一批接觸國際金融事務的政府工作人員。他在財政部工作23載,官至副部,其間四次赴海外工作。
1982年底,金立群奉調回國。那是中國開始接受世界銀行貸款的第2年。在財政部外事財務司任副處長的他,主管的領域正是世界銀行貸款。他先後負責了公路、鐵路、港口、發電和輸變電、農村水利等基礎設施的準備和談判工作。
“那時,中國的基礎設施是非常老舊的。……當時沒有高速公路,沒有高壓電路,也沒有集裝箱的港口。在黃浦江下並沒有隧道,郵局比電信的速度還快,沒有辦法打電話只能通過寄信方式交流”,這段經歷讓金立群看到,當國家外匯緊缺、基礎設施破舊時,來自多邊銀行和機構的借貸有著重大的意義。
1987年,金立群作為漢弗萊獎學金獲得者(Humphrey Fellow),被送到美國波士頓大學進修一年經濟。
在這個外國文學碩士的描述中,經濟學並不難學。“需要學高等數學課程,覺得自己也沒有費太大的力氣”,他說。他還在一次采訪中回憶道:“經濟學基本的東西我都讀了,但是我沒有一頭紮到學術深海里,沒有時間去搞過分理論性的東西……更重要的是政策水平,看問題的視角。”
其後,他先後擔任過世界銀行中國副執行董事、財政部世界銀行司司長、財政部副部長等職務。在就任財政部副部長期間,他曾參與中國金融行業的一系列重大改革,並在亞行、世界銀行集團和全球環境基金組織擔任副理事。
2003年,時年54歲的他成為亞行副行長,成為這家多邊合作銀行1965年成立以來的首位中國籍副行長。根據亞行傳統,4位副行長中,一位要來自列第一大股東的日本或美國,一位來自歐洲,亞洲地區共同競爭兩個副行長,此前二十余年,中國人未能成功當選。
據南方周末記者了解,在近日金立群與各國大使的一次聚會中,他曾談到,自己擔任亞行副行長時,遇到給柬埔寨的貸款出了問題,他曾經飛到金邊,與柬埔寨總理洪森面談。
此後六年,他又先後在中國投資責任有限公司和中國國際金融有限公司工作。2014年10月,在兼任了數月的亞投行籌備組組長後,金立群正式從中國國際金融有限公司離職,全職準備亞投行的相關事務。
“他有非常大的 可能性會當選”
按亞投行候任行長遴選程序,意向創始成員國須在2015年7月31日前提名候選人,之後將在8月下旬舉行的第六次首席談判代表會議上確定候任行長人選。
“北京提出的候選人實力很強,”7月6日中方提名公布時,德國駐華大使柯慕賢表態稱,“以往(多邊機構的)傳統是,如果最大的股東提出了一個令人信服的候選人,通常是這個候選人勝出。”
目前,中國以297.804億美元的認繳股本和26.06%的投票權,居現階段第一大股東和投票權占比最高的國家。
外交學院教授蘇浩對南方周末記者分析,亞投行行長應該具有發展中國家的成長背景、英語語言國家的文化背景、豐富的金融管理經驗,以及成員國的認可和接納。而在未來,亞投行涉及各個經濟體的利益分配,需要一個強有力的管理者。“這樣的人在亞投行成員國中並不多,”他說,“我們的人選是很有說服力的。”
截至2015年7月15日,印度、俄羅斯、韓國、澳大利亞等亞投行的主要股東,都還沒有公開提出自己的候任行長候選人。
比起無風無浪的行長位置,各個創始成員國更關註的是,本國能否在其他管理職位或董事會中謀取一席?遊戲規則又是怎樣的?
2015年6月,財政部經過一個多月的通宵加班,完成了亞投行有關章程的制定。“這里面各個國家拍桌子的事情太多了,每一步都是吵架吵下來的”,一位知情人士透露。財政部長樓繼偉宣布,“半年左右的時間里,各方已就亞投行的宗旨、成員資格、股本及投票權、業務運營、治理結構、決策機制等核心要素達成重要共識,形成了高質量的協定文本。”
當月29日,亞投行57個意向創始成員國代表聯合簽署了《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協定》(以下簡稱“亞投行協定”)。有媒體披露,亞投行將執行一套不同於世界銀行和亞行的管理方式——由一個無報酬的、非常駐董事會來進行領導,治理結構主要包括三層:理事會、董事會和管理層。
中國人民大學國際學院副院長金燦榮向南方周末記者介紹,亞投行的管理架構是1個行長、10個副行長。而根據《亞投行協定》,亞投行董事會設12名成員,域內(即亞洲國家)9名,域外(即非亞洲國家)3名。
“所有國家都是當然理事成員,再從中推舉出行長、副行長和執行董事,”金燦榮說,“副行長是各個國家都會爭取的。”據他介紹,董事會成員人選的博弈,取決於國家地位、出資額和地區代表性。
目前,各個域外國家已經摩拳擦掌,相繼對外表態,火藥味十足。
2015年5月21日,柯慕賢對外表示,德國將在亞投行的董事會中獲得一個席位。7月1日,澳洲財長霍基(Joe Hockey)也向外透露,他得到保證澳洲將會在亞投行董事會獲得一個席位。7月初,俄羅斯駐華大使傑尼索夫也對俄國媒體放出了風,稱俄羅斯不僅有一定比例的投票權,而且在銀行的管理層中也占有一定比例的崗位。
“這麽多不同文化背景、不同政治制度的國家參與進來,各自謀取話語權、謀劃未來利益,在未來的治理中,怎麽樣協調不同意見?”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國際金融室主任劉東民期待:“希望在投票和人員選拔環節做到公開公正,在尊重現代治理規則的背景下,把內部利益調節好。”
金立群著手籌辦亞投行後,他在世界銀行和亞洲開發銀行的工作經歷也被人們所津津樂道。近十幾年來,在重要國際組織中尋找中國面孔,比以往要容易得多。
“剛打開國門的時候,中國就是一抹黑,人才、經驗全沒有,經過三十多年發展,對國際規則熟悉了一些,人才培養也有了很大進步,”金燦榮說,“國力、政策和人才的共同推動,讓中國在國際組織中發言權越來越大。”
根據南方周末記者不完全統計,除世界銀行原常務副行長章晟曼於1995年開始擔任世界銀行副行長兼秘書長外,其他人都在2000年後才接任國際組織要職。
目前,在世界主要金融機構工作的中國籍高官中,廣為人知的有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副總裁朱民、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秘書長林建海、國際金融公司執行副總裁兼CEO蔡金勇、世界銀行原首席經濟學家兼高級副行長林毅夫,以及世界銀行原常務副行長章晟曼。
這5位中國高官都是“50後”男性,都有留學經歷,除章晟曼留學加拿大,其他四位都留學美國。其中,朱民和蔡金勇是1978年上的大學,與金立群同屬於“文革”後恢複高考的“新三屆”大學生。
如果把目光投向更多領域的國際組織,在擔任相關機構高管的中國人中,“50後”也占了多數,鮮有“60後”身影。值得註意的是,聯合國國際法院、外國郵政聯盟國際局、國際電信聯盟等專業性較強國際組織的高管,都來自相關專業領域,且多有英國或美國的留學經歷。而聯合國、國際展覽局等組織的高管主要是外交官。
據不完全統計,除了來自香港的世界衛生組織總幹事陳馮富珍、來自臺灣的林毅夫之外,高管們全部來自江浙滬三省,例如林建海、章晟曼、國際電信聯盟秘書長趙厚麟、聯合國國際法院成立以來首位中國籍院長史久鏞、國際展覽局前主席吳建民等等。
但是,中國人在國際組織中任職的數量,還遠遠落後於發達國家。以聯合國為例,截至2013年6月30日,供職聯合國秘書處非翻譯類職位的中國籍專業人員是74名,遠低於聯合國開列出的恰當幅度——116到157人。而在這其中擔任高級管理職務的中國籍職員是11人,低於美國48人,法國18人,日本14人,英國19人,德國17人。
為此,聯合國的微博連續兩年針對中國放出招聘啟事。由中國聯合國協會與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國際合作司合辦的國際公務員能力建設培訓班,在今年將舉行第五期。
蘇浩分析,盡管國際組織中的“中國面孔”越來越多,但是目前,中國人擔任國際公務員和國際機構領導層的人數,與中國的國際影響力不成比例。人才供給不足,是中國籍公務員人數偏低的原因。
“國際很多重要機構,我們雖是成員國,但並沒有作為國際公務員在里面獲得一些職位,我們融入國際社會還不夠,要讓更多中國人有機會去國際機構任職和發揮作用。”他說。
(南方周末記者劉斌對本文亦有貢獻)
中國財政部七月六日宣布,提名金立群為亞投行首任行長候選人。亞投行今天能吸引眾多西方國家加入,正是這位準行長之功。 和新中國同年誕生的金立群,曾當過中國財政部副部長、亞洲開發銀行第一副行長,目前是亞投行籌建多邊臨時秘書處秘書長。不過他並非財經出身。畢業於北京外 國語學院(現為北京外國語大學)的他,最高學位是碩士,而且是畢業多年後,他才寫一篇語言學論文拿到學位。這讓他相當自豪,自稱此學位貨真價實,「不是混 日子拿到的,那種混日子拿到的博士我不要。」後來他在美國波士頓大學念經濟,未讀完博士即回國,原因是他不想學太學術性的東西,「更重要的是政策水平,看 問題的視角。」 金立群愛好古典文學,自稱「紅樓夢所有的版本我都有。」學兼中西讓他在和西方國家交涉時如魚得水。《金融時報》就稱金立群「英語流利,法語也不錯」,和英 國人交涉時他引用莎士比亞,和法國人面談時他稱仰慕法國文化,他對德國人說因為他們誠實,所以他喜歡德國,其縱橫捭闔堪稱現代蘇秦、張儀。 金立群擅長利用時間,有次他在杭州搭飛機,飛機在跑道上耽誤六小時,其他人煩躁不安,金立群卻利用這段時間寫完一篇文章。「飛機上、火車 酒店 金立群認為中國企業走出去時,應要在商言商,對外國人說「我們出來就想賺點錢!」他被提名為亞投行行長,也是因為他的背景能拉近和西方國家的距離,將可吸收更多對中國有戒心的國家(如美、日)加入。這也將是金立群這位亞投行準行長未來最大使命。 |
在第三屆G20智庫論壇上,意大利國際政治研究所歐洲項目主管安東尼諾•維拉弗蘭卡在發言中指出:從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的發展潛力來看,其有可能成為新的金融機制的雛形。中國除應積極融入現行體系外,還應以實際行動表明其舉措有助於全球公共產品的供給。
安東尼諾·維拉弗蘭卡分析,“人民幣正在崛起,它早晚會加入SDRS的貨幣籃子,中國要加入SDRS必須要加入到國際支付系統中”。他認為,人民幣應該實現完全可兌換,在國際市場發揮更大的作用,推進國際市場的貨物與流通。“對於目前的貨幣金融機制來講,這不是一個大的風險,因為我們已經準備好了來接受人民幣,但是中國本身應該展示出意願和誠意。”安東尼諾·維拉弗蘭卡表示。
東尼諾·維拉弗蘭卡認為,IMF改革相當於一場革命。現在,共和黨在美國占主要席位,共和黨沒有通過這一協議意味著美國不采納這一改革,這對於全球治理整體來講是一件糟糕的事情。
他提出一個問題:亞投行可能是世界的改變者,不僅是在經濟方面,更是在政治方面的改變者。“我們有57個潛在成員國希望加入中國領導的亞投行,認為這是一個非常強烈的政治信號。現在,現在亞投行還不是一個革命,只有將‘一帶一路’相關利益者拉入,它才會成為真正的改變世界的力量。” 東尼諾·維拉弗蘭卡說。
中國在亞投行中發揮的作用如何呢?東尼諾·維拉弗蘭卡進一步分析,從新的協議所簽署的比例來看,中國投資26.1%,如果就此認為中國在這個銀行系統中起主導作用的話,是錯誤的,因為這複制了目前國際金融機構的一個固有做法,比如世界銀行和國際基金組織。
關於如何改變這種結構,東尼諾·維拉弗蘭卡提出了自己的建議,他說,“對於新的成員國來說,如果你有50%的投票權,這不是一件好事,如果日本加入了這個新的銀行系統,中國可能會失去一票否決權,這是一件好事,因為這就展示了你可以有一個新的、使中國可以領導的倡議,但是這不是複制已有的、失效的國際金融組織的做法。對於歐盟來說,它也獲得了一個前所未有的機會發揮自己的作用。但是,加入到一個新的銀行當中,他們可以控制一個最佳的實踐,以及實現新的國際的標準,這樣的話他們會獲得更多的尊重,同時改變那種傳統的做法。”
東尼諾·維拉弗蘭卡提出的另一個問題是,亞投行如何融入現行的國際體制並與現有的機構互動。以下兩個方面決定了亞投行在國際背景下的地位和影響。第一,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的治理機制和實施行為決定著它能否成功提供全球公共產品。第二,亞投行與其他多邊經濟機構的關系決定著該銀行能否在改善目前全球經濟治理困境方面產生更重要的影響。
目前,西方大國和新興國家都處於歷史的十字路口:一條道路是加強彼此合作,提高向全球提供公共產品的能力;另一條道路是走向對抗、摩擦並導致現有體系的衰亡。關於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對全球治理的影響,西方大國應意識到變化本身無所謂好壞,新興國家應意識到它們應與發達國家共同承擔重塑現行體系的責任,而不應蓄意破壞現行體系。如果協調得當,上述努力將促使國際社會走上實現“新自由秩序”的正確方向,改進各國際機構的職能,提高多邊合作以提供全球公共產品的能力。
8月24日,籌建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亞投行)第六次談判代表會議在格魯吉亞首都第比利斯舉行。會議以共識方式推選現任亞投行多邊臨時秘書處秘書長金立群為亞投行候任行長。 (新華社記者 李鑫/圖)
據財政部消息,8月24—25日,亞投行多邊臨時秘書處證實,籌建亞投行第六次談判代表會議在格魯吉亞首都第比利斯舉行。根據各方一致同意的遴選規則和程序,通過共識選舉中方提名人選、現任亞投行多邊臨時秘書處秘書長金立群先生為亞投行候任行長。
候任行長將在亞投行正式成立後的首次理事會上被任命為行長。
6月29日,亞投行候任行長遴選程序通過後,約一個星期,中國政府即提名金立群為亞投行候任行長中方候選人。
金立群被視為籌建亞投行的重要功臣。
公開資料顯示,金立群949年8月出生於江蘇常熟,1968年畢業於北京外國語學院,曾任財政部副部長、中投公司監事長、中金公司董事長等職務。
2014年10月,他正式從中金公司離職,全身心參與到籌備亞投行工作中。據《金融時報》早前報道,這位彬彬有禮且行事老練的前中國財政部副部長和前亞洲開發銀行(ADB)官員,能講一口流利的英語,法語也不錯。用數名與他打過交道的人士的話說,金立群是一位絕佳的“與蠻夷人打交道之人”。
這些人士說,金立群是一位親英派,與英國人交流時喜歡引用莎士比亞的話;他還向法國人講述自己多麽迷戀法國的文化;為了取悅德國人,他還跟德國人說因為他們誠實所以自己最喜歡他們。
曾參與世行、亞行項目的發改委對外經濟研究所主任張建平對《新京報》表示,在籌備過程中,金立群一直扮演主要角色,從中方角度來看,拿出如此巨額資金設立國際金融機構,中方需要有人能夠掌控這麽大的機構。
“這個人選需要有多年國際金融機構工作經驗,金立群曾在世行工作,並且曾擔任亞行副行長,善於與不同國家打交道,熟悉國際金融機構運作方式。擁有國際化背景的同時,金立群還熟悉中國金融機構和財政體制。”張建平認為,基於這樣的考慮,推舉金立群為候任行長會有利於亞投行經營運作。
金立群簡歷
金立群,男,1949年8月出生於江蘇常熟,1968年畢業於北京外國語學院,在經濟學和財政學方面著述甚多,已出版多本專著。曾任財政部副部長、中投公司監事長、中金公司董事長等職務,現任亞投行多邊臨時秘書處秘書長。
1968年10月參加工作。
1987年至1988年在美國波士頓大學經濟系研究生院進修。
1984年至1989年任財政部外事財務司副處長。
1989年至1994年任財政部世界銀行司副司長(其間,於1988年在世界銀行任中國副執行董事)。1994年至1995年任財政部世界銀行司司長。
1995年至1998任財政部部長助理。
1998年9月至2003年,任財政部副部長。主管教育、科技、文化和對外經濟交往領域的行政經費預算。在此期間他還是中國在亞行、世界銀行集團和全球環境基金組織的副理事。
2003年8月1日出任亞行副行長。在亞行,主管南亞地區和大湄公河次區域(包括這些業務局下屬的各海外代表處)以及和私營部門業務局有關的業務。
2008年9月至2013年5月,被任命為中投公司監事長,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博士生導師。
2013年5月至2014年10月,出任中金公司董事長。
2014年10月從中金公司正式離職,現任亞投行多邊臨時秘書處秘書長。
世界銀行集團行長金墉於當地時間10月22日在世界銀行集團總部與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候任行長金立群會面,討論兩家機構之間的合作問題。
金墉表示:“我熱烈歡迎金行長訪問世界銀行集團,並期待著進一步加強我們現有的緊密關系,確定未來合作的具體領域,也包括聯合融資的機會。”
世行一直在為亞投行提供廣泛支援,幫助亞投行為開業做好準備。亞投行與世行具有共同的目標:提供急需的基礎設施融資,幫助各國促進經濟發展,改善對人民的服務,創造就業,減少貧困。
此前,在華盛頓訪問的金立群21日在華盛頓表示,亞投行將建立符合21世紀要求的高標準治理體系。
據新華社消息,金立群21日在布魯金斯學會出席一場亞投行研討會時說,中國決心創辦亞投行,旨在同域內和域外國家一道為亞洲基礎設施提供新融資機制,這體現了中國政府負責任的態度。為實現這個目標,亞投行需要建立符合21世紀要求的高標準治理體系。
金立群指出,建立高標準治理體系是亞投行57個意向創始成員國的共同要求。亞投行的治理體系不僅要吸納現有多邊投資機構的優點,還要借鑒私營機構的成功做法。他透露,一些政策文件不久將公布。
金立群表示,亞投行將通過嚴格執行管理政策,如嚴控崗位設置,對腐敗“零容忍”等舉措確保亞投行兌現“精幹、廉潔、綠色”的核心理念。
截止到10月9日,亞投行57個意向創始成員國中已有53個國家簽署了《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協定》。亞投行預計將於今年年底開始運作。
金立群說,亞投行不單純是為中國“一帶一路”戰略涉及的國家服務,而是為亞洲所有國家服務。目前亞投行專家已經在準備投資項目,預計明年二季度能夠推出。
談到亞投行與世界銀行、亞洲開發銀行(亞行)等機構的關系,金立群說,它們之間不是相互競爭關系,“亞投行成立的重要原因是現有多邊發展機構無法滿足亞洲國家的基礎設施建設需求”。他表示,目前亞投行與世行、亞行等機構的合作“非常順暢”,希望亞投行能夠促進這些機構正在推進的自身改革。
金立群還說,雖然亞投行是一個新興金融機構,但它有三大優勢:一是亞投行實繳資本為認繳資本的20%,是現有多邊發展機構中比例最高的;二是亞投行比目前的多邊發展機構更加開放,亞投行將在全球招聘最優秀的管理人才,同時項目采購也面向全球所有國家;三是亞投行擁有中國和眾多成員國的大力支持。
11月9日、10日兩天,在倫敦舉行的博鰲亞洲論壇金融合作會議上,眾多與亞歐金融合作、“一帶一路”亞歐新合作契機、國際貨幣體系多元化、G20新議題等相關的熱門話題被各路專家熱烈討論。
會議第一天下午,一場在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候任行長金立群與英國《金融時報》副總編、首席評論員馬丁·沃爾夫(Martin Wolf)之間展開的對話吸引了不少與會者和媒體的眼球,席間時而針鋒相對,時而風趣幽默,場內不時響起掌聲,甚至大笑聲。
比如,金立群說,沃爾夫的專欄他一篇不落,而沃爾夫則打趣說,那我以後言辭需要更加謹慎。在現場的《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記下了不少精彩的對話片段。
西方準則不是國際最佳準則
沃爾夫:為什麽要成立這樣一個銀行?
金立群:我們相信,基礎設施投資對經濟建設起到巨大作用,而且可以幫助脫貧。1980年,當中國決定加入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時,中國人均國民生產總值只有270美元。對於一個有著5000年文明的國家,這是一個多麽令人感到尷尬的事實。
正是因為改革開放,我們向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學習經驗,我們決定通過借貸,大量借貸,我們沒有把錢投入到消費領域,而是投資到了基礎設施建設上。在大約15年的時間里我們建設了很多道路、港口、鐵路、能源工廠等。
從1995年起,中國經濟開始騰飛。由此經驗,我們得出這樣的結論:基礎設施建設是脫貧致富發展經濟的關鍵。這是我們為什麽要設立這樣一個銀行的原因。我們希望幫助發展中國家脫貧致富,保護環境,改善民眾生活,中國領導人希望建立這樣一個新的金融機構,建立一個盡可能代表高標準和準則的銀行。
但是要說明的是,所謂的最佳準則並非西方標準的準則,而是全球各個角落的國家共同創造的一個國際準則。這個國際準則,是由過去50年全球各種發展經驗而得出的,中國是其中之一。西方世界對全球經濟做出了貢獻,請註意,我們亞洲國家同樣為之付出很多。
沃爾夫:你所謂的“國際最佳準則”如何定義?
金立群:所謂的“國際最佳準則”,基本上是老生常談。很多人在說,但是並不知道自己到底在說什麽。在我看來,所謂的國際最佳標準,是集合了全球各國的發展經驗。硬指標包括:快速增長,成本控制,決策制定和實施發展過程的參與性,環境保護等。
沃爾夫:亞投行的工作語言是什麽?
金立群:很抱歉地說,英語是唯一工作語言。
沃爾夫:這對於一個設在總部設在北京的銀行有點尷尬嘛
金立群:不會啊。你知道現在在中國有多少人學英文嗎?有6億中國人在學習英文。我不得不遺憾地說,很快他們的英文比你都說得好。(與會者大笑) 我希望你不會感到受到了傷害。(與會者鼓掌)
如何對待腐敗問題?
沃爾夫:所有大的國際金融機構都面臨著腐敗問題,你會如何處理這類問題?
金立群:這個銀行的核心價值,可以以三個詞來概括:精幹、廉潔和綠色。精幹指的是,我們不會建立一個巨大的官僚體系,會是一個精幹的員工隊伍,對腐敗行為零容忍。我將是亞投行的行長,你對此有什麽疑問嗎?
沃爾夫:對你,我沒有疑問。
金立群:不是對我,是對這個銀行。
沃爾夫:那要走著瞧。
金立群:好吧。
沃爾夫:我曾經在投資銀行工作,我知道那里的事情是怎麽樣的。
金立群:我告訴你,我曾經就職世界銀行和亞洲開發銀行。我負責的部門從未出過一件腐敗案,因為我規定了紀律,設立了規章。在我到財政部當副部長的時候,有之前的部下來感謝我,說因為有我,他們中沒有人入獄坐監。因此,制度是關鍵。
在亞投行,會設立一個監管部門,負責監管部門的這個人在中國人當行長期間,不會是中國人。而且此人一旦上任,就不會被無辜卸職。再有就是亞投行要推廣綠色環保,基礎設施建設非常好,而其對經濟和社會貢獻的意義,只有在堅持環保的前提下才能實現。
亞投行如何做到綠色環保?
沃爾夫:能不能請你定義你所說的基礎設施主要包涵哪些內容?而你說到了綠色環保,事實上,動力改造和交通系統等,這些都是需要消耗大量能源的項目,你怎麽來保持綠色環保?
金立群:我希望能夠借此機會來向大家介紹我們所定義的基礎設施建設。在我們與參與國簽訂的協議中,明確指出,所謂的基礎設施建設是廣義的,除了基礎設施,還包括更廣泛的生產領域。
我們不希望把自己框在一個很狹隘的定義內。可以是能源,包括動力的生產、改造和傳輸。可以是交通,一般的城市道路、郊區道路、高速公路、鐵路、高速鐵路、海港、空港。城市生活方面,包括供水、廢物廢水處理、大型城市交通系統還有其他生產部門。有人問:那麽什麽是其他生產部門呢?我說其他生產部門就是其他生產部門。(與會者笑)
沃爾夫:那你是指整個經濟的概念?
金立群:你可以超越基礎設施實體本身來看這個問題,比如醫療、教育,甚至是規章制度和政策層面的改善。我們必須有足夠的雄心去做一些可能10年,20年以後才見效的事情。舉一個例子, 如果沒有海關等政策層面的和諧合作,在兩國之間建設道路或鐵路系統是行不通的。因此我們希望是政策的和諧連接。當然,在最初的幾年,我們會集中在實體的基礎設施建設上。
1000億初始資金怎麽投?
沃爾夫:作為一個向基礎設施建設發放貸款的銀行,亞投行僅僅是貸款給國家主權級項目,還是推廣到私人企業和個人?
金立群:我倒是想問問你的看法?是僅僅和主權項目打交道嗎?
沃爾夫:我的回答是不僅僅。
金立群:我同意你的觀點。我想我們可以和任何機構進行合作。
沃爾夫:你說亞投行有1000億美元的初始資金,你可以放多少款?如何運作?
金立群:我們嘗試一點創新,亞投行初始的資產負債比是1比1,也就是說1美元資產對應1美元負債,最高可以達到1000億美金。但這是非常小的數字,是杯水車薪。如果你去看一下基礎設施建設的巨大需求,在將來的10年里,就有8萬億美元的基礎設施投資缺口,因此這是遠遠不夠的。
因此亞投行希望通過杠桿撬動我們的資本金,為更多的私有企業提供更多的投資機會。而且,我們可以與世界銀行、歐洲複興銀行、亞洲開發銀行共同合作。
這個1比1的資產負債比只是初期,我們從歐洲投資銀行那里借鑒來經驗,隨著銀行日漸建立起較為紮實穩固的基礎,等到這個銀行具有非常健康的資本金率。當評級機構給於良好的評級結果,這個負債比可以達到1比2.5,也就是說,不需要追加資金,我們的放貸總額相當於可以達到2500億美元。到那個時候,可能就是另一個世界銀行的規模。
亞投行願意承受的風險有多大?
沃爾夫:AAA評級對你來說是不是很重要?
金立群:當然很重要。
沃爾夫:那你對貸款人設立了怎樣重要的標準?亞投行能承受的風險程度是多高?
金立群:我運作的是一家多邊發展機構,我的責任就是要設法得到AAA評級並維護這個評級。因此,相對來說,我會比較保守,如果我以私人企業的身份來運作這間銀行,那我不會做的。我不會介意是AA或者怎麽樣。如果你要保證獲得AAA評級,你不得不控制業務發展,但是從這些評級公司和這些政府股權人的心理上來看,還是必須謹慎行事的。
沃爾夫:請介紹一下你們的貸款,有什麽條款和條件限制。是優惠貸款還是完全市場化的條件下放貸?
金立群:如果我們能夠拿到AAA評級,我們的籌資成本和世界銀行等其他同類銀行差不多,貸款的條款和條件基本上也很相似。然而,必須註意的是,或許籌資成本差不多,但是運作成本會較低。我們覺得項目運作的效率更重要。
沃爾夫:亞投行的雇員規模會是多大?
金立群:我們銀行大樓有3萬平方米的面積,可以容納700人的專業團隊,這個容量可能對將來的4、5年來說還是不夠的。因此,感謝北京市政府對亞投行的支持,我們為亞投行設計了幾棟樓,總面積達23萬平方米,這個辦公規模亞投行發展100年也足夠了。我們不存在分散辦公。大概是5000人吧。但是我們必須擁有3000億美元的資本金。
沃爾夫:對於美國和日本沒有加入亞投行你怎麽看?你覺得他們很愚蠢嗎?
金立群:對不起,你要小心選擇你的用詞(全場大笑)。我從來沒有說過他們愚蠢。讓我告訴你,從一開始我們就邀請美國和日本加入亞投行。我很理解,對於中國來說,去發起這樣一個銀行,肯定會有一些反對聲和疑惑。對管理方式、政策制定、標準和準則等產生懷疑,我非常理解這樣的擔心。
我們沒有過激反應,我認為應該給出更多的時間來給他們自己進行判斷,我們從來不介意(美、日沒有加入)。現在已經有57個國家加入到亞投行,如果這些國家不認可這將是一個21世紀水準的銀行,它們怎麽可能加入?這是不可能的。
當然我也很理解,對於有些國家出於自身的考慮暫時不願意加入。我要說的是,加入亞投行的門依然敞開,只要接受由57個起始成員國制定的條件和規則,任何國家都可以隨時加入。我不想你認為我對人不夠善良,對於一個一次次主動邀請對方去參加舞會,但被一次次無情拒絕的人來說,這種情況是不公平的。
沃爾夫:如果有人問你,亞投行雖然是有很多成員國,但實際就是中國在運作,你會怎麽說?
金立群:25%的股權屬於非地區內國家,75%的股權屬於亞洲國家,包括澳大利亞和新西蘭。當你所在的歐洲,只有25%的股權,你覺得舒服嗎?因為中國是亞投行發起國,中國就應該擁有多數股權,如果你覺得不舒服,你認為你被“劫持“了,那你最好不要加入。當你看到所有的程序,了解了所有的政策條款,肯定會讓你增強信心。你如果不相信我說的,那就走著瞧。
沃爾夫:不管我信不信,我的工作就是要抱有懷疑的態度對待事物(與會者笑)。但是我覺得你說得都很重要也很有趣。
金立群:我非常喜歡你的懷疑論,你越懷疑,你就越感到失望,這就是為什麽我喜歡你的懷疑論的道理。(與會者大笑)
沃爾夫:我不會失望,而是會很高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