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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朔公眾號上線 發刊詞為“用希望連接生命與生命”

來源: http://www.iheima.com/news/2015/1016/152384.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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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黑馬訊 10月16日消息,前《第一財經日報》總編輯秦朔正式開啟公眾號“秦朔朋友圈”,並發表發刊詞《用希望連接生命與生命》。

在發刊詞中他表示:“秦朔朋友圈Chin@ Moments是移動互聯網上的一個新媒體和服務品牌,‘用希望連接生命與生命’是我們的願景。”

秦朔已在媒體行業從業25年,他28歲就成為《南風窗》總編輯,並在2004年轉往上海,負責籌辦《第一財經日報》,之後陸續擔任過《第一財經日報》總編輯、第一財經傳媒有限公司總經理、上海東方傳媒集團副總裁、上海文廣集團副總編輯兼第一財經總編輯。

今年6月在阿里巴巴斥資12億元入股第一財經後,秦朔宣布辭職,進行創業。他曾向媒體表示,“秦朔朋友圈”將是一個定位於財經領域眾創性質的內容生產平臺,主要針對商業文明進行研究,載體包含公眾號、視頻和音頻節目。

秦朔新註冊公司名為上海那拉提網絡科技有限公司,其中"那提拉"來自成吉思汗西征時的一個故事,意為“陽光照耀的地方”。全國企業信用信息公示系統顯示,新公司註冊於2015年8月28日,註冊資本為600萬元,股東只有自然人股東秦朔。

以下為秦朔《用希望連接生命與生命》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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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7日,因為同學吳曉波的一篇文章,我的名字在朋友圈被刷屏了。前一天晚上熬夜,上午起的很晚,一開手機,里面有數十條提醒微信和短信,這才意識到,一個總在指揮報道別人的人也被別人瘋轉了一回。

事前沒有看過曉波的文章。他後來告訴我,那天上午他在講課,也沒想到這一篇會到處轉。

那時我已經決定告別傳統媒體生涯,但我沒有曉波早早下海、馳騁市場化道路所煉出的超然和灑脫。我怕爭議,怕成為口舌是非的來源。坦白說,“看門狗”也高擡了我,很多人比我更具看家護院、守衛正義的勇氣和堅韌。

6月7日,一位朋友給我發短信,“對於害怕飛翔的,籠子是歸宿;對於渴望飛翔的,藍天才是故鄉。”其實,雖然起跳了,也有很多平臺希望我跳過去,但究竟到哪里,並沒有真想清楚。我也怯懦過,也想有個安穩的鳥巢,遠沒有達到自由飛翔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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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拉提草原日出

想創業不難,說出來也不難,但真伏下身從頭做,還是有很多不適應。有沖動少行動,有方向缺計劃。過去老說不喜歡天天開會,但真的天天坐在家中,事事從零做起,屋里只有夫人可以叫兩聲,不像在辦公室想叫誰就誰;做小覺得對不住“江湖地位”,做大又前狼後虎這個擔心那個不放心,我也經歷了思想的波折與精神的陣痛。辭職不是心血來潮,但沒想到真辭了很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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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年辦報辦刊,我一直還算順利,沒掉下來。我是個平面媒體人,但因為曾在第一財經電視主持過節目,我這張中規中矩沒特色的臉也被很多市民熟識。在上海這座有著濃厚投資文化的城市,走到很多地方,都有人招呼我。白巖松說,一條狗只要經常上央視都會出名。這是真的。

為什麽要辭職創業?本質上,源於內心深處的悸動和不安。

作為一個60後,我基本經歷了改革開放後的全過程。無論傳奇輝煌還是困難挑戰,無論向上提升的力量還是向下沈淪的景象,這波瀾壯闊的時代都讓我有一顆永不磨滅的好奇心。我想把我所感知到的時代溫度和脈動好好記錄,哪怕只是個人視角。

而每當想到自己天天忙忙碌碌,會里來會里去,內心就會問:將來向馬克思交卷時,你是準備拿一串職銜(titles),還是準備拿一些精神產品?就像陳忠實寫《白鹿原》時說的,“要寫一部死後可以放在棺材里當枕頭用的大書”。管理未必是我最擅長的,而閱讀、觀察、交流、思考、寫作、傳播,卻是我不倦的偏好。既如此,何不放下一些東西開啟真正想要的人生呢?

我萌發了從商業文明角度切入,做一些更為長遠的研究與著述的想法。特別是看到中國經濟規模越來越大,宏觀負債也越來越高;財富積累不斷上升,企業家精神未見提升;新的需求蓬勃而起,舊的供給無法出清;更不用說長期積存的結構問題、低效問題、治理問題,等等。我隱約覺得,我們正處在一個失衡年代,盡管“經濟不平衡”已開始校正,但整個社會心理的失衡還在加劇。

六七月間,中國資本市場演繹了一場令人瞠目結舌的大變局。從亂花漸欲迷人眼的集體高燒,到高天滾滾寒流急的淒淒慘慘,變化和導致變化的因素是如此複雜,政府和市場的關系是如此糾結,以至我們已經很難把故事說的清清楚楚,把脈絡理得明明白白。

從4月14日到6月3日,我在《第一財經日報》頭版先後寫過5篇文章,全是提示風險。6月不再負責報紙內容,此時的市場讓我覺得更加畸形。從年初到6月2日,創業板漲了170%,中小板漲了120%,上證綜指漲了51%,深證成指漲了58%。這還是在去年A股牛冠全球的基礎上發生的。去年底上證綜指沖過3200點,市場上有不少提示風險的聲音,而4500點後,看6000點、8000點的嗓門卻越來越大。

資本市場從來都是人性的放大器,在中國,它還是制度性、結構性問題的放大器。如果以為抓住一批“害群之馬”就會市場大吉,我們等於又放棄了一次反思機會。索羅斯曾說,“要面對現實,體認錯誤是其中最重要、也最困難的一步。……但實際上,只要能體認‘不完美的理解’是人類的常態,就不會覺得認錯有什麽好丟臉的。”

與其四處找“罪魁禍首”,不如回歸本源深刻自省。在我看來,中國資本市場雖然規模很大,卻仍有不少“蒙昧與野蠻”。我們有交易處理能力堪稱世界第一的計算機系統,但整個市場的進入與退出、監督與管理,往往自相矛盾,讓人無從預期。我們有數千萬的散戶,買菜會挑挑揀揀,為幾毛錢還價,買股卻僅靠消息就去博傻。

曾經想把公司和公號都叫“文明+”,希望一切都能更加文明。“文明”無法註冊,但沒有文明的支撐,任何成就都是暫時的,都不會持久。正如天津濱海新區的那座危險品倉庫,爆炸之前沒有誰覺得會有隱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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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說股市讓我看到太多無奈的眼神,“瑞海”讓我意識到太多潛在的風險,在另一些場景,我看到的是希望、夢想和奮鬥的力量。

每天淩晨3點鐘,71歲的王正華會準時醒來。1981年,37歲的他辭官下海。34年過去,他生命中又多了兩個“兒子”,一個是春秋旅遊,一個是春秋航空。

王正華起床後就工作,工作的入口是手機。他點進“企業駕駛艙”,可以清楚看到前一天春秋航空的各種數據,收入、成本、利潤、上座率,核算從每個座位到每個航班、每條航線、每個區域以及整個公司,還能看到今天和昨天、上周、上個月的各種對比。“到夜里一兩點,沒航班飛了,數據就齊了。我3點鐘開始看,邊看邊了解,然後提出一些改進的意見。"

王正華是春秋航空董事長,不是CEO,從公司成立就不是。“一線工作一直是我們的CEO張秀智在管,但有了‘企業駕駛艙’後,我對公司一些情況的了解比她還多。她不像我,早上可以花一個小時看手機。"

開發“企業駕駛艙”的是春秋航空的信息技術部。9月28日,為了錄制電視節目,王正華陪我走進一間辦公室,指著一個20多歲的女孩子說,就是她們五六個人開發的。在一次內部演講會上,這個叫鮑爾珍的90後喊出了一句主張:“年輕人不狂妄,怎麽能改變世界!

辦公室一角,是幾張折疊起來的行軍床,上面搭著被子。

看著40後的王正華和90後的鮑爾珍,我覺得有一種精神跨越了時間,有一種技術貫通了代際,把他們連在一起。今天最重要的礦藏不是油田,而是人與新技術結合起來的創造力。

而這樣的場景,我相信每天都無數次在中國的各個角落和中國人到達的每個地方出現。從20後的褚時健、30後的馮根生到80、90後的創業者,中國的企業家精神薪火相傳、綿延不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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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的100多天,從平臺到平地,從一到零,再從零到一。我來晚了,可我還是來了。

今天,藍天已是我的新故鄉。

不再有糾結,不再有名利心,很幸運能和年輕的團隊一起,開始職業生涯的第三波,和正向的態度連接,和價值的創造連接,和朋友連接,和未來連接。我深深意識到,一定要和年輕人在一起,和鮮活的未來在一起,而不是沈溺於過去,無論它有多輝煌還是多迷茫。沈溺在那里,永遠沒有向前跨出一步有意義。年輕更是一種精神狀態,我願拿47年的經歷、經驗和資源做“對價”,去交換年輕人的活力和想象力。

在精神波動的時候,偶然看到過一個故事。傳說當年成吉思汗西征,途徑天山深處,風雪彌漫,寸步難行。他指著山那頭激勵將士,說翻過去就是水草肥美的草原,然後策馬前行。當將士一鼓作氣翻過山嶺,眼前是一片繁花織錦的莽莽草原,流水淙淙,艷陽高照,將士們大叫“那拉提!那拉提!”,意思是“陽光照耀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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艷陽高照的那拉提草原

我不崇尚成吉思汗,但我喜歡那拉提的故事。當人以為自己強大的時候,他並非沒有卑微的弱點,只不過弱點藏在了某個地方。同樣,當人陷入卑微的時候,他其實也比他以為的卑微要強大很多,只要他心懷希望。如果不只一個人,而是一個眾誌成城的團隊,都能用希望燃著自己,暖著別人,用希望、責任和愛與一切連接,縱有千難萬險,千辛萬苦,必能逢兇化吉,苦盡甘來。人如此,家如此,公司如此,民族如此。

秦朔朋友圈Chin@ Moments是移動互聯網上的一個新媒體和服務品牌,“用希望連接生命與生命”是我們的願景。我祈願在這個新平臺上延續自己的精神生命力,更希望盡最大努力讓各種朋友連接起來,通過連接創新價值,讓知識流動,讓信心流動,幫助沮喪的開朗,幫助封閉的開放,讓美好的更美好,讓堅強的更堅強。讓希望把我們連接起來吧,讓希望的連接把我們生命中最美好的一面激發出來,天音裊裊,海聲浩浩,人生最大的力量,就是希望的力量。

100多天,我克服了很多,收獲的更多。10月13日淩晨4點多,我醒了,心如此平靜,像剛剛經歷了一場風暴搏鬥終於停歇下來的海面。

我知道自己終於走出了過去,走向了未來。未來是未知,更是新希望的搖籃。

腦子里跳出一句話,我打開微信點開秦朔的名字,說——“如果上帝不拿走你的過去,就會拿走你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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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權聲明:本文作者為秦朔(微信公號:秦朔朋友圈),已經過作者授權,文章僅代表作者觀點。如需轉載請聯系郵箱[email protected]授權,未經授權,轉載必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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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朔:企業家的價值在於讓企業持續成長

來源: http://www.iheima.com/news/2016/1201/160134.shtml

秦朔:企業家的價值在於讓企業持續成長
秦朔秦朔

秦朔:企業家的價值在於讓企業持續成長

當一個企業家的眼界和胸襟高於企業目前的價值時,我相信,企業就會持續成長。

本文作者秦朔。

從30後的萬隆,40後的任正非、柳傳誌、張瑞敏,50後的馬明哲、李東生、董明珠,到60後的馬雲、李彥宏、段永平,70後的劉強東、陳天橋、周鴻祎,80後的程維、張一鳴,我接觸和采訪過很多中國企業家,不斷加深對商業文明的理解。但對80後、90後的年輕企業家群體,我接觸得比較少。

80、90後的企業家和以前的企業家會有什麽不同?一開始我有一個預想,在互聯網領域,會有很多白手起家的80、90後企業家,而在傳統經濟中,會有很多從父輩手中繼承家業的接班人。從行業來看,根據艾瑞咨詢發布的“2016中國獨角獸企業估值榜”,10億美元估值以上的企業有79家,絕大部分都是互聯網公司,其中互聯網金融、電商、汽車交通、醫療健康、O2O服務、在線教育、在線視頻、遊戲公司是最多的。互聯網行業的白手創業者不少,但基本上都是一創業就拿到了風險投資,有相當比例的公司很快又進入到BAT的版圖中,被它們強大的流量所賦能。

互聯網為什麽在今天的中國如火如荼?因為有很多成功案例的示範和激勵,似乎那是一條成長和創富的快車道,而政策的優惠、資本的蜂擁、媒體的關註也都傾向於互聯網,這就是“時勢造英雄”。相比起來,傳統行業——更準確地說應該是基礎行業——往往是被遺忘的角落,雖然這些基礎性的制造和服務,事關中國消費大局、就業大局、稅收大局。

不過,“艱難困苦,玉汝於成”,不那麽受追捧的基礎行業,反而是磨礪企業家精神和才能的大熔爐。這些行業因為更多在線下運行,要和方方面面的部門和機構打交道,遠比虛擬世界和數字化空間複雜,因此得到的鍛煉會更多。我有過比較,80、90後的互聯網創業者,和實體經濟、基礎產業領域的80、90後領導人相比,往往顯得很稚嫩。打個比方,前者可能連稅務局都沒有去過,後者則要經常周旋於供應商、銀行、工商、稅務、工廠、物流等等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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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廣州的朋友向我介紹了韓後的總裁肖榮燊,一個80後的做實體經濟的企業家代表。他畢業於廣州外語外貿大學,今年34歲。韓後是在廣州創立的護膚品牌,2005年成立。作為合夥人的肖榮燊任職總裁後,用一系列新鮮的打法引領了韓後的新發展,比如在屈臣氏渠道躋身護膚品前三名,在電商平臺也名列前茅。

肖榮燊是一個“光頭帥哥”,臉上看不出多少商場的滄桑,但跟他交流後,卻發現他對於整個中國商業環境的演進、消費者的變化、品牌的塑造都有全面和深入的看法,在年輕人中是少見的。和“技術範”的互聯網創業者相比,他的管理能力要全面很多。

當一個企業家的眼界和胸襟高於企業目前的價值時,我相信,企業就會持續成長。

和肖榮燊的交流是愉快和充實的,從他身上,我感受到80後企業家鮮活和充滿生氣的商業觀,希望其他代際的企業家也能從中有所啟發。

1、85後的顯著特點是對本土文化的自信和消費的個性化

肖榮燊把他們這一代年輕人泛指為85後,對自我和對本土文化的自信是這一代人非常顯著的特點。

60、70、80年代初幾代人所處的經濟環境,總體上供給不夠,只要有供給就有收益。那個年代的主流觀念是“機會”,但也有很多投機和假冒偽劣產品。消費者被騙怕了,在安全感不足時的第一個反應是找那些最有信心的品牌,於是品牌變成了安全消費的底部保障。那時有道德和品質化的品牌往往是外資品牌,於是就產生了所謂“崇洋媚外”。其實不是崇媚,而是大家對規範化的外企的生產品質的一種最基本的認可。

這些年中國經濟進入了一個新周期,假冒偽劣產品越來越少,整體品質提升了,特別明顯的是家電行業,化妝品行業也如此。品質低的產品在這個時代會被消費者唾棄。中國已經有了很多品質化產品,因此85後一代的消費信心非常足,不再唯品牌是從,而是選擇自己喜歡或適合自己的。他們對新興品牌的接受能力非常強,這表現在對哪個東西都有信心,都有安全感,選擇自己喜歡的就行了。這些年輕人不再去喜歡那些父輩們定義的好品牌或國際品牌,只要產品有適合我的點,就可以迅速喜歡你。而且這個喜歡的周期相比過去會越來越短。

所以,過去可能需要10年甚至15年才能真正打造一個規模化的品牌,但現在加速了,可能3到5年就行了。

2、中國文化也是“原產地效應”的來源

以前的營銷經常講“原產地效應”,就是說當你提到一個產品的時候,人們馬上會想到這個產品的最高價值是在哪里發生的。比如講到香水,你會想到巴黎,講到流行時裝、奢侈品品牌,你會想到意大利。“原產地效應”在過去更多指原產地制造的效應,原產地制造代表品質的信心,現在“原產地文化”是選擇的前提。當中國經濟越來越強大,在世界上的聲音越來越大,世界會向中國學習,那就意味著中國文化會成為“原產地效應”的來源。這種價值、文化的變遷會幫助中國產品更快成長。

過去20年,寶潔、歐萊雅這樣的品牌積累的時間足夠長,當時跟著他們一起成長的那些消費者現在已經變成了中青年。而現在年輕消費者,所有人都有機會影響他們,給他們提供想要的服務。在個性化供應、對本土文化的理解、對本土消費場景的理解上,很多國際品牌不如本土企業。可能還要十年二十年努力,中國除了經濟上的話語權,還會有文化上的話語權。時尚是文化的副產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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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萬億”對中國消費市場的升級有很大幫助

2008年之後,出現了非常有意思的變化。就是中國消費的“基座的基座”的部分,也就是四到六線城市的消費者,過去被國際品牌忽略,滲透不夠深,出現了一個非常大的消費升級需求。需求提升了,但面對他們的供給仍然不夠,甚至有點稀缺,品質化、品牌化的供給是稀缺的。這樣就給我們這些年輕的品牌提供了一個非常好的發展機會。

“4萬億”幫助了中國四到六線城市消費力的全面提升。雖然它更多投入到基礎建設中,但最後還是影響到四到六線城市的基礎消費力的提升。

4、本土文化自信不是排外,而是以“我”為主去整合全球資源

韓後較早涉足到韓風文化的時尚產品領域,供應商、技術服務商和形象代言人等一系列方面都是跟韓國頂尖的公司合作,所以比較快地學習了亞洲地區時尚產品的專業供應能力和品牌經營能力。這也是韓後服務中國消費者的一個窗口期。

韓後跟外資品牌學習了不少,包括寶潔公司,學習品質化生產、全球化技術供應等等。而其自信來自對於本土消費者的年輕化的洞察,個性化的理解,對年輕化趨勢的判斷,包括時尚文化的判斷,這方面遠勝於國際品牌。

之所以能夠勝過國際品牌,首先是企業年輕沒有負擔,更能開放地去理解本土消費者。第二,韓後紮根本土,同時不排外,而是能夠獲取全球比較優秀的供應鏈資源。比如說韓國的頂尖技術、包裝、研發的能力。過去中國企業對本土的理解沒有問題,但沒有全球整合供應的能力,基礎能力建設存在差距。而現在,供應能力接近平衡,那麽我們的品牌靈活性和年輕化的優勢就會明顯顯現出來。

5、必須向年輕人“投降”,和他們一起玩

所有做企業的人必須向年輕人“投降”。大家不能再試圖說教他們什麽。你必須接受他們喜歡什麽的事實。過去是試圖引領消費者,現在你必須去適應消費者。過去,國際品牌一直是高高在上的引領者,通過這種身份來影響消費者,而韓後是適應消費者,和他們一起玩。因為85後這群年輕人思維的邊界是非常寬的,互聯網的興起使他們在接收外來文化、娛樂上非常開放。韓後的“冷幽默營銷”,雖說打擦邊球、具有爭議,但其實是社會正能量的一種調侃式的釋放。美國日本五年、十年前都實踐過。這群年輕人認為,我改變不了社會,但可以調侃它,可以逗它玩。年輕人更開放,可以討論一些敏感話題,可以發表不同意見。每個人都應該尊重他們的意見,雖然未必一定是對的。這是自我表達的機會。韓後的品牌其實迎合了這一點。

6、個性化的極端表達反而是未來品牌發展的源動力

如果有一天韓後變成中國頂尖的大眾品牌,那這個品牌應該也是全球的。跟隨別人是無法完全超越的,跟隨就只能無限地靠近。所以只能找一條適合你的路。過去定義品牌就是應該是美美的、富有夢想的、有科技和很強的技術背景的。這些因素我認為是基礎能力,是必需條件,而不是充分條件。當我們的基礎能力、技術研發能力和生產供應能力和國際大牌接近的時候,我覺得文化的影響、消費者洞察、對於個性化的極端表達反而是未來品牌發展的源動力,是充分條件。如果消費者不喜歡,所有那些基礎能力都沒有價值。所以當大家都定義我們必須很端莊、很優雅、很高端的時候,我們就反過來——我們很接地氣,我們很理解很懂你,我們可以一起玩,我們可以一起去改變這個社會上我不喜歡的東西。這是我們對年輕人的承諾,這種承諾是在創造未來。所以我們既要學習國際品牌那些有一點端著的品牌姿態,更要學習怎樣更好玩、更有趣地和年輕人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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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強大基礎能力+個性化供給+快速反應”缺一不可

我們一直強調走大眾化路線,大眾化品牌抓的是70-80%的消費者,體量是最大的。如果沒有規模,就沒有辦法取得資源上的優勢。大眾消費品未來會無限地往低毛利走,性價比和品質化要走到一個極致,不能再企圖用品牌來掩蓋價格與價值的分裂,要做到合適的毛利和優質的品質相結合。

有新理念才會有新布局。比如韓後有一個4萬平方米的工廠,但產品也只有25%是自己生產的,75%是OEM的。過去很多人認為OEM代表品質不好,其實不是,真正專業的OEM其實代表了更高的品質。因為已經進入了社會分工更細的階段。打個比方,你不會因為家里有一個特別好的廚房,就放棄去外面的五星級餐廳、最好的西餐廳吃飯。既擁有廚房,又有去五星級酒店吃飯的權利,這是一種選擇能力。所以我們整合了韓國最大的化妝品專業制造商的制造能力和廣東專業制造商的能力。我們最主要的工作是研發、營銷,提供個性化供應。比如,我們的電商一年發布過100多個新品,國際品牌可能需要三年。這種發布速度的背後,是供應鏈體系、品牌塑造等多方面的能力,我們是用強大基礎能力、個性化供給和快速反應去解決問題。

時尚化產品或年輕化產品的共同宿命是,這群人總會老去。未來我們要構建以韓後為主的品牌矩陣,通過矩陣來解決消費者年齡和風格切換的問題。我們打造的是一個時尚產業鏈。時尚的東西就是這樣,你不能通過一個東西去滿足所有人,要用不同的東西去滿足不同的人。

8、年齡不是真正的競爭力,但是年齡是很好的創造力

作為80後的企業家,我最大的特點就是年輕人內心的不服,或者是對我們這個年代的人的自信。上一代企業家非常優秀,他們的優秀有歷史給他們的機遇,也有歷史給他們的負擔。我們這一代的年輕企業家會想,當中國的經濟變成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中國的品牌為什麽不能成為全球第一?!所以我們會更開放更包容地去理解全球資源,只要能幫助到我們的,都可以整合。我們在韓國開了一家分公司,請了一個韓國非常頂級的教父級化妝品專家當合夥人,我們在不同的地方來整合資源滿足消費者。

也許年齡不是真正的競爭力,但是年齡是很好的創造力。80後企業家可以更快地去迎接任何新的變化,不管是渠道,還是新的技術,學習能力和接受能力都會更快。這一代的學習環境更好,視野更國際化,這種國際化視野加上自信,給了我們更好的窗口期。

9、互聯網創造了價值,實體經濟可能創造了更大的價值

今年韓後交了接近2個億的稅,算是一個很好的企業公民,但得到社會或政府的關註其實非常少。而很多互聯網公司沒掙錢,很多都是泡沫,卻得到非常多的關註,融幾個億什麽都沒剩下的互聯網公司太多了。

現在制造業的毛利真的非常低,根本沒有足夠的能力去投入二次生產。風投投實體經濟是非常理性的,而投互聯網企業動不動就是幾千萬美金。

社會上一些人一提到我們這個行業就會說黑心。誰發展中都會有一些瑕疵,選擇性地只看到我們的汙點和國際大品牌的亮點,這是一種不自信的表現。文化是沒有國界的,有一天中國文化領先了我們也會用,現在韓國的化妝品文化是領先的,我們就先用啊。為什麽要排斥呢?產品現在哪里還有國界?韓後是中國品牌,但從包裝到技術到供應,很多都不是中國的。

10、 80後的韌性甚至超過上一代

上一代企業家可能會覺得要痛苦地熬,而我們是要快樂地幹。這是我們跟上一代企業家最不一樣的。快樂的幹,不代表韌性不足。上一代可能會因為經濟因素或社會創業的壓力或企業生存因素,很多東西會“將就”。而我們這一代“不將就”,我們在打造夢想中的企業王國。任何一個企業如果不能讓大家非常愉悅地去工作,那是非常悲催的事情。我覺得,幹企業,刻苦和勤奮肯定是要的,但是能不能更快樂一點、陽光一點呢?看上一代企業家的傳記,好像都是血淚史。而這一代年輕企業家更多的是朝氣和幸福感,是綻放。

企業最大的價值就是讓人更幸福。幹企業就是要讓別人和我們一起都很幸福。如果幹企業的人很苦,只是為別人創造幸福,我覺得這個是不對的,是違背人性的。

企業家韓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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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麽你成不了賈躍亭,而只能做秦朔、吳曉波?

來源: http://www.iheima.com/zixun/2017/0317/161931.shtml

為什麽你成不了賈躍亭,而只能做秦朔、吳曉波?
勵石商業評論勵石商業評論

為什麽你成不了賈躍亭,而只能做秦朔、吳曉波?

秦朔、吳曉波們批判樂視的邏輯只是世俗的邏輯,而不是賈躍亭等企業家的邏輯。

本文由勵石商業評論(微信ID: libusiness)授權i黑馬發布,作者劉學輝

最近看到一篇秦朔寫樂視的文章,文中寫道,“賈躍亭正站在這樣一個雙邊拔河的正中間,我相信這種撕心裂肺、百身莫贖的痛苦感,可能只有他自己能夠體會。”

“如果要給賈躍亭一個具體的建議,我希望他去找一個人,就是史玉柱。在中國過去這些年的商業過程中,慘敗、最後又站起來的人,史玉柱是一個代表。垮掉並不可怕,史玉柱又重新開始,他用掙的錢又把當年蓋樓時欠別人的錢都還掉了,他最終遵循了天經地義的那些商業倫理。如果賈躍亭去跟史玉柱做一些交流,可能他會用一些新的方法來告訴這個社會,他會遵從一個什麽樣的契約,他會怎樣要求大家支持他的夢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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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秦朔的思維里,一個失敗者的落寞形象才符合其對賈躍亭的想象,他認為挫折背後理所應當的是撕心裂肺和百身莫贖。可是秦朔錯了,一個以文字為生的商業觀察者,很難了解一個企業家的堅韌。賈躍亭既不會撕心裂肺,更不會去找史玉柱尋求解脫,另外,賈躍亭還根本談不上失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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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玉柱充其量只是一個比較會賺錢的商人,並沒有創造太多的社會價值,而賈躍亭是一個在持續貢獻著產業價值與社會價值的企業家。

礪石最近有一個新產品要上線,3月13日下午兩點,我給前老板賈躍亭發了一條微信,邀請其幫礪石寫一段推薦語。對正面臨巨大業務壓力的賈躍亭來說,像這樣的小事,即使被忽略掉也很能理解。但我知道,只要賈躍亭讀到了一定會回複。

因為我對賈躍亭太過熟悉,在任何大風大浪面前,賈躍亭都會像古戰場上的元帥一樣臨危不亂。就在當天夜里1點多,身處美國的老賈在微信里愉快的答應了給礪石寫推薦語的邀請。我想,如果賈躍亭真的像秦朔臆測的那樣撕心裂肺和百身莫贖,他可能根本無暇幫一個默默無聞的前部下寫產品推薦語。 

鬥士賈躍亭

熟悉樂視的朋友,對賈躍亭的傳奇人生已經非常熟悉,他的人生就是一部不向命運屈服的奮鬥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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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年12月15日,賈躍亭出生在山西省的一個普通農村,大學畢業分配到山西省垣曲縣地方稅務局任網絡技術管理員。1996年,因忍受不了公務員的枯燥生活,從地稅局辭職下海,創建了山西省垣曲縣卓越實業公司,卓越實業涉獵廣泛,經營過洗精煤、膠印廠與鋼材買賣,還曾開辦過電腦培訓學校以及私立中學。1996年至2002年,賈躍亭一直擔任卓越實業總經理,只有20多歲的賈躍亭,在當時就已經是山西省垣曲縣的傳奇人物。

2002年,一個偶然機會,賈躍亭敏銳地意識到電信業正在迅速發展,而基站蓄電池在當時是一個市場空白點,也是一個機會點。隨後,其成立了以做基站配套項目為主的科技公司,名稱為山西西伯爾。在隨後一年的時間里,賈躍亭開著一輛212吉普車,一個人在山西一個縣一個縣地跑市場,最終拿到了聯通在山西大半的業務。

2003年,不到30歲的賈躍亭來到北京,創建了北京西伯爾通信科技有限公司,正式開啟了其在京城波瀾壯闊的創業之路。一年之後,賈躍亭在北京西伯爾通信公司移動業務部的基礎上創建了樂視網。2007年11月,賈躍亭創立的電信設備公司西伯爾在新加坡上市,成功融資約2億元。

西伯爾上市後,賈躍亭前瞻性地預判,政府未來會加強對影視內容互聯網版權的保護。樂視網於是低價收購了大量影視劇內容的互聯網版權,並通過版權分銷率先在視頻行業內實現盈利,獲得了IPO資格,在2010年8月創業板上市,成為首家在A股上市的在線視頻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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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視網上市之後,賈躍亭的擴張之路變得更為迅猛,2011年創立樂視影業,2013年全資收購花兒影視,2014年公司化運作樂視體育、樂視音樂,相繼完成了在內容領域的布局。

在布局內容的同時,賈躍亭在2010年,通過電視盒子完成在智能硬件產業的試水。2012年9月19日,賈躍亭對外宣布進軍電視產業,2013年5月7日正式發布超級電視。2015年4月14日發布超級手機。2013年底,賈躍亭決定進軍智能電動汽車行業。

從農村到縣城,從縣城到省城,從省城到京城;從小生意人到上市公司老板,從上市公司老板到橫跨在線視頻、影視娛樂、智能電視、智能手機、智能電動汽車等七大產業的企業家……賈躍亭的一生就像一名鬥士,不停地顛覆著世俗的邏輯,創造著常人想象力之外的不可能。

 媒體人、投資人集體倒戈

2016年,看似是樂視這些年最好的光景,但隨著賈躍亭發布了一封致員工的內部信《樂視的海水與火焰:是被巨浪吞沒還是把海洋煮沸?》,在信中賈躍亭坦誠樂視面臨的供應鏈危機與資金壓力,反思了過去的快速擴張,在媒體的推波助瀾下,樂視迅速跌落到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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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賈躍亭,你沒有顯赫的家庭,你沒有耀眼的學歷,你出生在一個小農村,我沒有成功,你憑什麽能成功?”,賈躍亭的公開反思迅速演變成為媒體界的狂歡與大家閑暇的談資,大家都開始極盡想象力地猜測著樂視的崩盤。

鈦媒體創始人趙何娟發表了《樂視會像當年德隆一樣大崩盤嗎?》、《樂視的致命“命門”是瘋狂的關聯交易 》;前中國企業家總編何伊凡發表了《賈躍亭不應該現在公開反思》;財經雜誌資深記者宋瑋發布了《樂視危機虛實》;商業作家吳曉波發表了《賈躍亭給自己出的難題》,他說“樂視現今的困局,不在於激進,不在於會不會成為下一個德隆,而是他給自己出了一個很大的難題。這個難題,就是樂視所標榜的戰略——打造軟硬合璧的生態鏈”;秦朔也發表了前文中提到的《秦朔談樂視危機與賈躍亭抗爭:建議去找史玉柱》。

如此多的知名媒體人都用誇張的標題與激烈的文辭“消費”著樂視的這次危機。以黑聯想而出名的自媒體《商業人物》的遲宇宙發表了《樂視最大的風險不是PPT也不是100億,而是賈躍亭能否……》,更極端的是,《商業人物》二條文章幾乎每天都是樂視的負面消息。

曾強,鑫根資本執行合作人,曾創業失敗,借著重慶國資入股樂視網而重出江湖的“資本掮客”。在樂視最危難的時刻,四處接受媒體采訪,以一個商業教父的姿態,對樂視的業務進行點評:“樂視的戰略方向是沒有錯,但次序存在極大的問題。應該把所有的資金、技術、人員、管理、團隊、資源放在樂視雲和樂視超級電視上。”

“對於這七大板塊來說,有些是可以說,但不要做的;有些是可以做不可以說的;有些是可說可做的;有些是只說不做的。目前來看,樂視汽車是可以說但不可以做的事情,我認為樂視汽車有很大的壓力。對於一個沒做過汽車的人,靠夢想是難以實現的。”

這些言論,讓本已經陷入輿論漩渦的樂視更是雪上加霜。在融創戰略投資樂視後,鑫根資本失去二股東位置,曾強迅速倒戈,開始大舉拋售樂視網股票。

虞滌新,前德隆執行總裁,也來碰瓷樂視。他最近洋洋灑灑地發表了一篇文章《賈躍亭,我敬你是條漢子,但這10個問題你想清楚了嗎?》,還是拿生態圈是不是偽命題、汽車業務該不該賣掉、樂視是不是龐氏騙局等這些老生常談的話題來責難賈躍亭。

“樂視應該專註上市公司”、“樂視不應該進軍手機”、“樂視生產超級汽車是自不量力、自取滅亡”。無論媒體人還是投資人,都信心滿滿地對樂視進行點評,每個人都想證明自己比賈躍亭更睿智、更聰穎、更有遠見。

而這些邏輯對於世俗也許是對的,但絕非企業家的邏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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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性決定了大多數人都是安於現狀,不敢求變,恐懼風險,遇難而退。企業家則相反,企業家精神最核心的特質正是創新、冒險與執著。而老賈恰恰是中國最具有企業家精神的企業家。

與一般的企業經營者相比,創新是企業家最主要的特征,他們能夠發現一般人所無法發現的機會,能夠運用一般人所不能運用的資源,能夠的找到一般人所無法想像的辦法。熊彼特定義企業家是從事“創造性破壞(creative destruction)”的創新者,具有創新精神的企業家更象一名充滿激情的藝術家。

“用未來定義未來,而不是用現在定義未來”,是賈躍亭最喜歡講的一句話,如果99%的人認可的事情,可能只有1%的機會才能成功,只有1%的人認可的事情,才有可能取得更大成功。賈躍亭無論做視頻網站、電視、手機還是汽車,都秉承著這種顛覆性創新精神。

一個企業經營者,要想獲得成功,成為一名傑出的企業家,除了創新精神,還必須要有冒險精神。美國著名經濟學家坎迪隆和奈特將企業家精神與風險(risk)或不確定性(uncertainty)聯系在一起,他們認為,沒有甘冒風險和承擔風險的魄力,就不可能成為企業家。企業創新風險是二進制的,要麽成功,要麽失敗,只能對沖不能交易,企業家沒有別的第三條道路。優秀的企業家無一例外都是在條件極不成熟和外部環境極不明晰的情況下,他們敢為天下先。

樂視從最初視頻網站的正版付費到進軍智能電視、智能手機與智能電動汽車,每一步戰略都承擔了巨大的風險。但如果沒有一次次的冒險,賈躍亭可能還在縣城公務員的崗位上悠閑自在,也不可能有樂視的誕生,即使有樂視也可能在視頻網站的血戰中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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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的企業家又無一不是具有非常強的執著精神的,在絕境面前不拋棄、不放棄。英特爾前總裁安迪格羅夫有句名言:“只有偏執狂才能生存”。在發生經濟危機時,投資人可以用腳投票,變賣股票退出企業,員工亦可以離開企業,然而企業家卻是唯一不能放棄企業的人。

賈躍亭更是經歷過無數常人難以想象的壓力,樂視網上市前曾經資金緊張發不出工資;上市後做點事,團隊、資金、供應商,每一項看似都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賈躍亭都沒有放棄,一一克服。

最打動筆者的是,2014年,賈躍亭妻子懷孕,其因為政治風波身處美國。在此同時,樂視的核心業務超級電視也因為廣電政策限制,將近一年沒有推出任何新品,這對一個“產品即營銷”的互聯網電視品牌來說,不啻滅頂之災。在如此大的壓力下,常人可能已經崩潰,可是賈躍亭沈靜如故,樂觀如初,在美國遙控中國業務的同時,其還奔波數月,在美國一手打造了全明星級別的電動汽車團隊。這是何等堅韌不拔的意誌與執著精神。

樂視今天的局面,遠沒有2014年糟糕,很多媒體人與投資人都開始叫囂放棄汽車業務。但我知道,賈躍亭傾家蕩產也絕不會放棄汽車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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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朔、吳曉波、曾強等媒體人、投資人質疑賈躍亭的方面,也正是企業家精神的重要體現。秦朔、吳曉波、曾強的邏輯也只是世俗的邏輯,而不是賈躍亭等企業家的邏輯。馬斯克、馬雲、劉強東等也曾遭遇過瀕臨死亡的絕境,即使偉大的喬布斯也曾被董事會趕出蘋果,多年後榮耀回歸,把蘋果帶向新的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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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格局,對風險有不同的理解,也有不同的承受能力。我想這也是為什麽有些人成不了賈躍亭,而只能做秦朔與吳曉波。在這里秦朔與吳曉波不是特指這兩名商業作家,而是泛指那時以自己的邏輯去指責企業家的媒體人。  

結語

世界上有一種企業的消失,會讓人悵然所失,樂視、蘋果、特斯拉等都是這樣的企業,因為這些企業讓世界變得不一樣。

有了樂視,中國的智能電視產業開始全面超越日韓。有了樂視,中國的智能手機產業多了一種模式選擇。有了樂視,中國智能電動汽車產業的進程至少提前5年。

進軍電視、手機、汽車對於賈躍亭來說並沒有錯,都是基於未來趨勢判斷的正確選擇。即使面臨絕境,賈躍亭也絕不會放棄,因為他會憑借智慧與勇氣,像過去所有的傳奇企業家一樣絕地反擊。

我一直堅信樂視能成功,因為我堅信的是賈躍背後的企業家精神。

就在文章要結束時,收到同事發過來的一張圖片,非常應景,圖片上有馬克吐溫的一句話,“挑戰,讓生活有意思;克服挑戰,會讓生活更有意義。”

越挫越勇,我想這可能才是賈躍亭的心境吧。

賈躍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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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朔:請記住2017年夏天的萬科、萬達、樂視、安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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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朔:請記住2017年夏天的萬科、萬達、樂視、安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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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朔:請記住2017年夏天的萬科、萬達、樂視、安邦

企業家是一種精神。

來源 | 秦朔朋友圈(ID: qspyq2015)

作者 | 秦朔 

回望

時光永在流淌,但有時平緩,有時激昂,有時迂回,有時掀起滔天巨浪。

回望最近30多年的中國商業文明史,我最偏愛的是這樣一些年份:

1984,聯想、萬科誕生,張瑞敏走進了青島電冰箱廠;

1988,平安、華為生於深圳;

1992,關於有限責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的暫行條例出臺,以泰康陳東升為代表的“92派”應運而生;

1999,阿里、攜程誕生,騰訊、新浪、百度都在這年之前或之後的一兩個月內誕生;

2010,移動互聯網萌動,小米、美團出生。

寫下這些名字也是在表達一種商業價值觀——我更偏愛企業家的企業,那些在陽光下看得清清楚楚、主要依靠創新和管理創造價值、高度重視公司治理和可持續發展的現代企業。

企業家不是一種身家(富豪不等於企業家),不是一種身份(某某董事長或總經理),而是一種永遠追求更高的資源配置效率和更好的顧客體驗的精神狀態。企業家是一種精神。

套利的機敏,把握資產升值的眼光,敢於下註的冒險精神,穿梭於官員前後的資源整合能力——這些素質也會在一些特定條件和特定環境中造就火箭般的財富奇跡;但誰能走得長遠?是那些追求永續經營的企業家,那些在創新進取的同時,總是有著對規則和法度的敬畏、對風險的控制、對無所不能的擴張欲望的節制、對團隊、機制和文化都重視的企業家。他們知道自己有“做什麽的自由”,也時刻不忘自己還有“不做什麽的約束”。

這些企業家,有的在富豪榜上,有的和富豪榜沒有關系。但他們創造的企業,卻構成了中國現代公司中最閃亮的那些名字。

在新鮮出爐的2017年財富500強中,平安、華為、萬科、騰訊都來自深圳。按照凈資產收益率排名,115家中國公司中排位最高的是華為、美的、騰訊、吉利和萬科,深圳占了3家。

我在2006年所寫的《20世紀看外商,21世紀看華商》一文中預言,深圳企業將在未來的全球商業競爭中占有一席之地。當時的判斷是:“以20年為一個尺度,以公司競爭力為評價標準的話,深圳群落才更是我們環視中國後最應該關註的。……它們基本上都是公眾公司,財富不集於個人或家族,也不是產權不明晰的傳統國企;它們的文化背景是移民文化,是開放文化;它們毗鄰海外,喜歡和全球標準相對照,有很強的學習能力;它們有優秀的企業家才能,同時兼具良好的團隊和公司文化;它們生於深圳,但是疆域在全國乃至全球;它們的創始人對於技術的樂趣和事業的熱愛,勝過對個人財富積累的欲望;它們大都堅持專業化的戰略,不斷提高管理能力、創新能力和企業核心競爭力。……在深圳群落中,傳統華商身上一些不良的基因——財富最大化、思維貿易化、在商不言商、人治化與短期化行為流行——得到了相當程度的清除,而誠信踏實、在商言商、價值創新的新基因則深深紮根。這些新的基因,包含著中國企業在21世紀成為世界級企業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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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年前深圳還沒有一家世界500強,但我堅信深圳這批現代企業代表著中國企業的前進方向。以30年為一個尺度——萬科33年,平安和華為明年30年,事實是最好的說明,那些堅持商業文明道路的企業總是能夠不辜負社會期待,令人放心和尊重。

四個公司四種局

現在來說說2017年,它會以獨特的內涵載入中國商業史冊。

這一年,阿里和騰訊的市值或許會沖擊4000億美元,它們都已成為世界十大市值的公司。

這一年,中國商界更關心的是——萬科大結局,萬達大變局,樂視大困局,安邦大險局!多少個頭條啊!

萬科大結局

長達兩年的萬科股權和控制權之爭結束,6月30日,新一屆董事會產生,11名董事中的7名非獨立董事,深圳地鐵和萬科管理層各占3名,形成主導。王石告別董事會,郁亮接棒。王石最後說,我給萬科選擇了一個行業,房地產;確定了一個制度,就是規範,就是透明,就是依靠團隊;我說過我成功的時候就是萬科不再需要王石的時候,我很欣慰,萬科真正穩定的黃金發展期才開始。

萬達大變局

7月19日,萬達商業、融創集團、富力地產簽訂戰略合作協議,萬達將77個酒店轉讓給富力,將13個文旅項目轉讓給融創。在637.5億的資產大出讓之後,王健林表態,要積極響應國家號召,把主要投資放在國內。他說,企業發展總要順勢而為,去杠桿、降負債不僅是國家政策,企業尤其是大企業更應該積極行動起來。

安邦大險局

6月13日,安邦集團公告稱,集團董事長兼總經理吳小暉先生因個人原因暫不能履職,已授權集團相關高管代為履行職務。僅僅一年前,主要依靠萬能險的狂飆突進,安邦人壽的總保費規模甚至超越平安人壽,位居壽險行業第二。短短一年後,安邦的原保險合同保費收入,從1月的852.58億元狂跌至5600多萬元。

樂視大困局

樂視體系的財務危機和信用危機不斷深化,賈躍亭辭去樂視網一切職務。7月21日,在以電話會議形式召開的樂視網董事會上,孫宏斌當選為樂視網董事長。樂視網發布的上半年度業績預告,預虧約6.4億元,而去年同期還盈利2.84億元,2010年上市後更一直給市場“畫”出一條近乎美妙的持續增長曲線。無論未來如何給這家“網紅型公司”定性,樂視危機已經給“顛覆”、“夢想”、“生態”這些詞語蒙上了陰影,新的創業者再這麽講PPT,收獲的更多是質疑。用概念創造高估值,這個時代結束了。

每個企業都會遇到挑戰,但性質並不相同。今天,萬科的挑戰是,如何在保持過去優勢和無形資產的基礎上做得更好;萬達的挑戰是,如何盡快與一部分的過去進行切割,然後重新出發;樂視的挑戰是,瘋狂編織的夢想無人埋單後,還能不能重建信用;安邦的挑戰是,不知道公司創始人何時能再次站在自由的藍天下。

請商學院研究一下2017年夏天的這四個案例吧。為什麽萬科管理層的聲音政府願意知道?為什麽萬達廉價處置資產的心痛只有自己知道?為什麽安邦的神秘無人知道?為什麽賈躍亭因屢屢失信已讓人不想再知道?

有的企業,像平安、華為、萬科,企業家為了企業而存在;有的企業,富豪型的企業,企業為了富豪而存在;有人覺得,只要有夢想企業就應該存在;有人認為,某些政策就應該因我的特殊背景而存在。

有什麽因,結什麽果。是什麽因,現什麽形。

萬達變局解析

接下來,重點說一下曾雄踞中國首富榜多年的王健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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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們心目中,從1989年下海經商起,28年間王健林主要在買,在全國乃至全球買土地等資產,或開發銷售,或持有運營,或作為長期投資。有失敗的,但總體是大贏家。這一次他是大賣家,賣的規模如此之大,速度如此之快,談判如此快刀斬亂麻,給人一種不得不做、又堅決要做的印象。

不得不做,似乎是短期的急迫壓力所致。堅決要做,則是長期戰略選擇使然。

先說短期壓力。最近一周搜索公開報道,壓力從三個地方浮現出來:

一是,監管部門突然要求對萬達境外投資所涉及的並購貸款、內保外貸等業務進行核查分析,嚴控一些境外投資項目的融資。(註:內保外貸是指境內銀行為境內企業在境外註冊的附屬企業或參股投資企業提供擔保,由境外銀行給境外投資企業發放相應貸款)

二是,萬達商業私有化時募資的對賭壓力。萬達商業2014年12月在香港上市,因估值低和融資能力受限,2016年9月退市,退市總代價為345億港元左右,由9家機構完成。根據協議,如果退市滿2年或2018年8月31日前未能實現在境內主板市場上市的目標,萬達集團以每年12%的單利向A類(境外)投資人回購全部股權,以每年10%的單利向B類(境內)投資人回購全部股權。目前看,預期的目標要實現存在壓力,那就意味著要支付一大筆資金回購萬達商業股權。

三是,馬來西亞大馬城項目的複雜性。大馬城原址是吉隆坡市中心一座占地200萬平方米、閑置了20年的空軍機場,2015年全球競標,要建設總建築面積約840萬平方米的吉隆坡交通樞紐和國際經濟中心。中國中鐵股份有限公司和馬來西亞依海控股集團組成的聯營體中標。但2017年5月3日,馬來西亞財政部下屬企業發表聲明,稱聯營體未能滿足2015年所達成協議項下的標準,大馬城的股權銷售協議失效。按原協議,聯營體占大馬城權益的60%。該聲明還稱,馬來西亞財政部現將保留所涉地塊的所有權,並開始尋找其他有意向的潛在開發商。而中馬聯營體隨後發布的公告則表示,馬方公司單方面的宣布違反了雙方協議條件,他們對此保留一切權利,並稱聯營體公司擁有足夠的資金和能力確保大馬城發展順利。

5月9日,媒體傳出消息,萬達集團正與馬來西亞當局洽談開發大馬城,馬來西亞總理納吉布希望在5月14-15日訪問北京出席“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期間與萬達完成簽約。但到了6月23日,馬來西亞財政部再次公開招標“馬來西亞城發展計劃”(即大馬城),聲明說,參與投標的公司或聯營企業必須符合財政部三項標準——《財富》世界500強公司、過去三年在房地產和相關業務累積的生產收入不少於500億林吉特(1林吉特相當於1.58人民幣元),以及擁有開發國際房地產項目的經驗。

大馬城重新招標,而不是和萬達簽約,說明雙方合作已經擱淺。王健林的最新表態“把主要投資放在國內”,也意味著他不會再投資此類大項目。萬達為何介入又退出,和中鐵之間是何關系(中鐵也是萬達商業私有化的9家機構之一),不得而知。至於中鐵參加的聯營體能否重啟大馬城,既取決於中鐵的意願,也取決於政府的態度。

如所周知,萬達最近出讓資產是為救急。急從何來?我認為,“急病”是過去數年很多因素疊加、積累到一定程度突然爆發的。這些因素既包括萬達在境外投資擴張力度太猛、指標性太強、杠桿較高,也包括“中國首富”不斷上頭條的效應,最後,很可能是圍繞大馬城的博弈,成了形勢急轉直下的導火索。

要理解今天中國商業的很多深層次複雜問題,有一把鑰匙,那就是讀懂王健林的2017。

大環境變了

從我遠遠的觀察看,雖然遭遇了強往肚里吞的巨大壓力,但這種短期的陣發性的壓力,反而加快、加強了王健林更徹底地推進長期戰略轉型的堅定性。

斬倉,切換,快轉,軍人出身的他沒有一點拖泥帶水。他一定看到了某些大趨勢的深刻變化,才義無反顧。

這種大趨勢是什麽呢?就是從新常態到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中國經濟要從粗放向集約、從簡單分工向複雜分工演進。

粗放增長和簡單的外延擴張是中國經濟的老問題,1995年中央就強調“實現經濟增長方式從粗放增長到集約增長”,20年後,十八屆五中全會提出了“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五大發展理念。最近的中央金融工作會議強調,加快轉變金融發展方式。

在中國,過去對增長最有效也最粗放的拉動模式就是投資,圈地,大興土木。我們三年可以用掉美國一百年所用的水泥,中國開發商兩周能建起一座羅馬城的面積。而土地作為基礎資產,在地方政府的眷顧下,價格一直處於主升浪,也讓開發商形成了對外延擴張的強烈依賴。

大規模儲備土地,項目開發利潤和土地重估利潤兩頭吃,這是中國房地產的基本商業模式。在這個大結構中,的確是“清華北大,不如膽子大”,尤其是有銀行壯膽之後。沒有銀行支持,房地產首富們造就不了。

但當中國人均住房面積已高於大部分歐洲國家(2016年全國居民人均住房建築面積為40.8平方米);當高房價引發的社會和經濟矛盾越來越深、房地產的資產繁榮和實體經濟的艱苦形成了鮮明對比;當房地產相關行業貸款占全部貸款比例的1/3以上、發行的信用債存量占非金融信用債總量的近1/2、龐大的“影子銀行”體系也存在大量房地產相關融資的時候,“中國經濟的房地產化”必須結束,“漲漲漲、買買買、貸貸貸、炒炒炒”的上半場必須結束。在下半場,從國家層面,會考慮通過長效機制,通過租售並舉等多個層次化解中低收入者和年輕人的居住難題,提供更多“可支付住宅”,並力除房地產的投機屬性。從開發商角度,在行業集中度大大提高的同時,則要想方設法進行結構調整。

去泡沫、去杠桿,釋放一些小風險,防止其繼續累積,聚成無法承受的大風險,這是時之所至,勢所必然。

最近和一位國際投資家交流,他說中國的投資讓他有三個看不懂:

第一個,是看不懂中國的銀行為什麽要給中國企業在海外的投資項目放那麽高的杠桿?國外銀行一般按企業稅息折舊及攤銷前利潤(EBITDA)的3到4倍發放貸款,中國的銀行可以給到6到7倍乃至更高。這意味著海外並購的企業要有非常高的利潤成長性,而在成熟市場這很難做到。“中國的銀行在改變遊戲規則,完全看不懂。”

第二個,是看不懂中國的資本市場為什麽對一些明顯存在業績美化傾向的公司給那麽高的估值?樂視為例,“樂視剛上市的時候,一個視頻網站有幾千萬利潤,已經很讓人吃驚,但由於有運營商支持,故事還能基本成立。後來用那麽多的關聯交易支持利潤扶搖直上,只要有學過財務知識的人都應該會質疑。為什麽中國的監管部門看不出來?”

第三個,是看不懂中國的地方政府,對一些在債券市場上明明還不了錢的企業,為什麽一定要幫助它們進行“剛性兌付”,從而拖累更多企業和政府信用進來,讓問題越滾越大?

這些問題不應該解決嗎?這些繁榮能持續嗎?

泡沫化的資產估值體系,頭腦發熱的企業,推波助瀾的銀行,脫實向虛的大資管的支持,這一切造就了許多地基不穩的“傳奇”,如火箭般騰飛,好像都要飛出地心引力了,結果仿佛一夜之間,重歸大地。監管從嚴了,空轉套利很難了,帶病上市要嚴防了,民營金融機構要完善法人治理了,風險內控機制要加強了,等等等等。

這個炎熱的7月,對不少企業是嚴冬。如果習慣了高杠桿支持下的野蠻粗放生長,那麽可能今後永遠都是冬天。

企業要變,從做大優先到做強優先,從做快優先到做穩優先,而更重要的,是進行結構性的變遷。

結構性變遷

萬科萬達為例,來看看結構性變遷的含義是什麽。

萬科在從住宅開發商向城市配套服務提供商轉型,從相對單一的快速開發周轉模式,向增加自持比例、豐富物業類型(如商業、物流、軌道、養老)、通過存量改造實現長線升值(如廣州花地灣)等方向變遷。萬科在朝更重的方向走。

萬達希望向更輕的方向走,選擇“去地產化”,向服務業、輕資產、新興行業方向轉型。

王健林在2016年度工作報告中說,萬達從地產開發退出不是對中國房地產看空,主要在於房地產開發的周期性太強,基本上三年左右來一回調控,造成現金流不穩定,預期也容易經常發生變化。而萬達已經可以靠品牌掙錢了,過去靠賣住宅、商鋪的錢來建萬達廣場,現在別人拿錢下訂單,我們負責找地、建設、招商和運營,或者對方出地又出錢,萬達負責設計、建設指導、招商運營,凈租金雙方7比3分成。不出錢,靠設計運營就能分很大一杯羹,何樂而不為?他說萬達商業要用實際行動來證明,不當地產商,這個公司更值錢,“在資本市場上,地產的PE(註:市盈率)是10倍左右,商業租金的PE是30甚至40倍。”

萬科和萬達,一個更重,一個更輕;一個更註重大類資產的綜合配置,一個更在乎凈利潤結構中的租金占比;一個要掙更持久的錢,一個要掙更值錢的錢。郁亮用資本工具頻頻出擊,他押註的是中國在高速城市化後還有一輪“深度城市化”,他背後是資源強大的深圳地鐵集團。王健林押註的是中國的消費及其升級,房價漲跌不是他太關心的事,他相信萬達廣場所代表的城市消費、服務消費會穩中有升,而品牌化的萬達商業管理、萬達院線、影視和體育,就在風口之上。

在整個政策環境、金融環境、產業環境發生深刻變化的時候,考驗一個企業的素質,其關鍵已經不是如何通過管理創新來提升效率,尋求邊際改善,而是能不能洞察結構性變遷的大趨勢,推動結構變革,並與自身的資源稟賦和能力相匹配。

談到中國的房地產龍頭,不少人關心未來幾年誰是“王者”?萬科,恒大,碧桂園,綠地,保利還是融創?這都是以外延式擴張為特征的上半場思維。下半場的新思維框架可能是,如何在給定的資源和資產條件下,創造出可持續性的價值。規模擴張當然還是一個主旋律,但價值創新將越來越重要。

只是真的要告別過去的路徑依賴,並不容易,特別是要放棄掙快錢、掙easy money的路徑依賴。

大變遷需要更理性的氛圍

大變遷也是大洗牌,註定有痛苦、矛盾和淘汰。從政府到社會,在落實去杠桿、去泡沫、防風險總體戰略部署的同時,也需要以更加淡定和理性的態度看待問題,處理問題。過去我們在推動某些戰略的時候,在具體實施時,往往不夠平衡。今天同樣要避免用力過度、過猶不及。

以最近頗受爭議的對外投資為例,研究近年來出臺的文件會發現一個問題,當初推動對外投資蒸蒸日上的時候,對本應提醒、平衡的方面,有一定忽略。中央高層曾說,“我國對外開放從早期引進來為主轉為大進大出新格局,但與之相應的法律、咨詢、金融、人才、風險管控、安全保障等都難以滿足現實需要,支撐高水平開放和大規模走出去。”這是非常準確的判斷,條件不完備,盲目地、一窩蜂地走出去,必定教訓累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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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13個政府部門聯合發出《關於鼓勵和引導民營企業積極開展境外投資的實施意見》,提出“當前我國正處於民營企業境外投資加快發展的重要階段”,“充分發揮民營企業在境外投資中的重要作用”。文件中有“做好境外投資的投向引導”一段,提到了一些引導方向,如境外能源資源開發、境外高新技術和先進制造業、境外基礎設施、農業和服務業投資合作,等等。但缺乏限制性行業的規定。服務業投資具體指什麽?文化、體育、俱樂部算不算?不清楚。

2014年發布的《境外投資項目核準和備案管理辦法》,對境外投資項目基本上實行備案管理,只是“中方投資額10億美元及以上的境外投資項目”,“涉及敏感國家和地區、敏感行業的境外投資項目不分限額”,由國家發改委核準。這里的敏感行業包括:基礎電信運營,跨境水資源開發利用,大規模土地開發,輸電幹線、電網,新聞傳媒等行業。體育、俱樂部、影視等屬不屬於核準範圍,規定中也看不出來。

鼓勵企業走出去投資,這符合中國的利益,但過快、過猛、虛火過旺,利用中外市場的估值不同進行套利,就把正道走偏走歪了。日本在1990年前後對美國大舉投資就交了慘痛的學費,那還是在日元升值的背景下。

同時,對外投資和任何投資一樣,本身就存在風險。國家審計署近日稱,通過審計中國石油、中化集團、中船集團等20戶中央企業發現,部分企業投資經營風險管控比較薄弱,具體抽查155項境外業務發現,因投資決策和管理制度不完善、調研論證不充分、風險應對不到位等,有61項形成風險384.91億元人民幣。可見,對外投資中的風險防控,是帶有普遍性的問題。

但是,我們也不能因為對外投資中的問題,就貶損“走出去”的意義,甚至妖魔化“走出去”。中國追求資金流入和流出的總體平衡,不是進來的越多越好,出去的越少越好。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第十六次會議指出,加快對外開放步伐,加快建設開放型經濟新體制,這主要是針對外商投資來說的,但新常態下“高水平引進來,大規模走出去”的戰略方針並沒有改變,中國對外投資的大趨勢也沒有改變。

目前對外投資中的一些“非理性”,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不宜先扣帽子。比如,在國外購買一些“軟實力”資產,這種探索本身是有意義的,美國商品行銷全世界,附加值很高,一個原因是靠好萊塢、NBA等軟實力的“支援”,美國的文化娛樂產業、體育產業在全球放大了美國產品的影響力。“軟實力”在國際競爭中是很重要的。但是,爭購國外的內容制作公司和體育俱樂部,問題往往很大,因為文體內容的競爭很激烈,變幻莫測,投資者也會遭遇很多內容防火墻,無法影響內容的走向,這方面就不如版權合作和項目合作來的穩妥。而有些文體產業公司是渠道型和平臺型的,比如院線或重要賽事的運營商,這些投資會更有價值,因為會對產業有更多掌控力,院線一旦形成,重要賽事一旦成熟,就有很高壁壘,難以被替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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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經濟和對外投資出現一些問題不可怕,只要能及時糾正。問題導向往往是進步的動力。釋放更多善意,在分析問題的時候更加理性、全面和客觀,這對整個中國的結構性改革只有好處沒有壞處。現在有一部分輿論充滿極化的猜測,充斥著“逃跑”、“轉移”、“騙局”之聲,這樣的假想和似是而非的邏輯,往往把沒有那麽複雜的問題搞的更複雜,更不可測。舉例來說,商業主體間往往是相互依存的,銀行防風險是對的,但要是企業搶著還你的錢、和你越走越遠,對銀行真是利好嗎?

每個人有更多理性,在狂熱時勇於反思,在低迷時力求客觀,中國經濟就會有更多理性。對話永遠好過對立。平等的溝通機制和法治化的途徑永遠是解決問題的正途。當我們釋放出更多善意,中國經濟就能更接近善經濟。這不是放松警惕,而是對大時代負責,對中國經濟的未來負責,對彼此負責。

人工智能讓我們明白深度學習的重要性。希望我們在看待、理解和處理中國經濟與中國公司的問題時,也能不斷提高深度學習的能力。也許,我們在很多方面都需要一場深度學習的革命,而不是一出現問題,就回到簡單化的、非此即彼、帽子橫飛的話語框架里。

商業文明的車輪永遠向前。有的公司堅守初心,慎終如始,因而卓越;有的公司勇於自省,因而超越;有的公司迷途知返,因而重生;有的公司執迷不悟,因而毀滅。而萬千企業家、創業者、經理人、投資者,將從這樣的活生生的現實觀察中,思考自己的命運,改善學習的曲線,不斷向前,不斷出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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