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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入50萬元的請私教成風，但更多人靠“網紅”練出馬甲線

健身會上癮?市場數據給出的答案是肯定的。

近兩年來，中國的健身產業再次迎來增長提速。據招商證券最新研報，2016年全國健身俱樂部增長20.8%至4425家，會員數量增長21.3%至663.38萬人。當40~50歲的時髦大叔都在飯桌上談論脂肪含量與馬甲線時，說明市場已經變得些微發燙。

除了傳統健身房，也衍生出了各類新模式。

“辦健身卡的人分三類。A類是會去健身並且會請私人教練的人，B類是辦完年卡很少去健身的人，C類是辦完卡不健身也要去洗澡的人。除了最後一類，前面兩類都是能讓健身房賺錢的‘金主’。”

“零健身”創始人狄龍生向第一財經記者這樣描述他所了解的客戶群。正是看準前面兩類客戶群的市場，曾在大型連鎖健身房當私人教練的他，一頭沖進了這個私教服務領域，於2015年5月在上海開出了健身工作室。

而時尚類微信公眾號“私席Seaty”創始人王蓓在創辦健身打卡群的時候，只是憑借對於健身的興趣愛好，就走上了創業之路。

“私席”早期主要以健身打卡、互相監督為主，但隨著粉絲數量不斷累積，開始發展了好幾條不同的產業鏈，包括護膚品牌、服裝品牌以及即將上線的珍珠飾品等。

以健身作為生活方式的風潮正盛，越來越多人願意為私教訓練、專業器材甚至周邊服務付出高昂費用。

5年開30家門店營收有望過億

和一般的大型連鎖健身房不同，狄龍生在上海的健身工作室采取的是完全預約制，只提供1對1的私教課程，沒有年卡的門檻，但並不適合不打算請私教的健身人群。

1對1的私教服務是狄龍生看中的細分領域。據他了解，在年卡制的大型健身房里，私人教練的收入由銷售、課時費和底薪組成，其中銷售占比最高。因此，為了達到銷售指標，教練往往把精力放在銷售而非教課上，除了會影響教學質量，也會推高教練的流動性。另外，大型健身房需要先入會辦年卡，那麽再購買私教課程就屬於二次消費，有時還會遇到“死纏爛打”的銷售教練，讓客戶的體驗變得很糟糕。

於是，不需要辦卡，而是以只售私教課程的方式來運營，是狄龍生嘗試的盈利模式。這種模式的好處是，讓私教的收入更高也更穩定，也讓客戶的體驗變得更好、黏性更強。

但顯然，這種定位比一般的連鎖健身房要更高端，總價自然也不會低。每節課時費350元，按照平均每人每周2節課的頻率來算，每個月的費用則在3000元左右，而一年的總價即4萬元上下。而一般健身房的年卡是在5000元上下，僅為前者的八分之一。

但高價似乎並不影響健身工作室的生意。據此前所做的客戶調查，狄龍生告訴第一財經記者，他們所接觸的客戶群年齡主要在30歲～40歲之間，年收入都在50萬以上。一份內部的統計調查顯示，願意每個月在健身上花費3000元左右的人占比最高，大約占45%;花費2000元以下和6000元以上的都占少數。

目前，“零健身”的運營模式已嘗試了近兩年。狄龍生說，自2015年開出第一家工作室以來，去年新增4家，計劃今年新增超過5家，並在3年內累計開出30家門店。每家門店目前的客戶數量在10～15人左右，大約以10%的速度在新增。據狄龍生稱，大概有60%的客戶會在一個課程結束後續課，黏性較高。

按照一家門店每月銷售100～150小時的私教課時來估算，狄龍生告訴第一財經記者，每家門店的月營收大約30萬元，年收差不多360萬元。如果能按照計劃開出30家門店，意味著總體營收能過億。

私教課程之外的潛力

除了私教課程外，與健身相關的食品也是一個頗具潛力的領域。

“(要健身的話)運動和飲食密切相關，所以飲食是在課余教練給客戶布置的作業。你吃了什麽都要發給教練，如果蛋白質攝入不足，教練就會提醒。”狄龍生說。

他告訴第一財經記者，目前工作室主要是推薦供應商，並不進入健身房的賬。原因是“給客戶造成第二次營銷的感覺並不好”;另外，工作室在食品領域也還沒有設立自己的品牌。

狄龍生的想法是，如果後期遇到合適的供應商，也會考慮打造自己的品牌，進入相關領域的銷售。

總體來說，狄龍生說自己的工作室主要靠私教課程服務盈利，凈盈利率在20%左右，因為課時費工作室會與私教分享。目前，一家工作室大約有6～8名健身教練，對應15～20位客戶，能較好確保教學的質量。

狄龍生還嘗試做過有氧設備的共享生意。一般健身房里使用的跑步機等有氧設備價位在5～10萬元一臺，家庭一般會嫌太貴，而上述共享生意就可以將這類產品送貨到客戶家，允許他們在家使用一年，條件是購買一年的健身私教課時，並支付1萬元的押金。如果一年後，客戶願意繼續購買半年的課時，就可以擁有它了。而如果客戶不打算續辦課時，那麽就相當於用1萬元支付了使用1年設備的錢。

“1萬元是押金，如果客戶不續半年計劃，押金不會退，畢竟設備會有折舊。”狄龍生解釋說，這筆生意其實對公司來說並不賺錢。

新手媽媽走過的彎路

與狄龍生面向的高凈值客戶群體經歷有所不同，剛生完孩子、追求身材完美的林惠(化名)就開始尋找香港的健身場所。打開搜索引擎，只要輸入健身中心，就有超過30家的廣告推送，讓人眼花繚亂。於是她匆忙選了一家朋友推薦的健身中心。

有數據顯示，在香港市場只有4%的人有去健身中心的習慣。林惠慢慢發現，每次在去健身房的路上來回都要花兩個小時時間，作為一個新手媽媽，這時間花得實在很不劃算。於是，她在嘗試一個月之後決定放棄。

像林惠這樣並非對健身半途而廢的人，其實有很多。

香港本地健身中心The Coaches合夥人趙邦亮對第一財經稱，現代人越來越註重健康，健身產業是一個很有需求的產業。對大部分人來說，錢不是問題，(在香港)大部分人認為在健身上一小時或一節課花費100~200港元是合理水平。但關鍵問題是時間和地點，既不能離家太遠，而且健身時間一定要在下班之後，這樣就限制了很多傳統健身中心的發展。

最後林惠選擇了一個最有性價比的方式。其實香港特區政府本身就有一系列非常齊全的健身設施給普通民眾使用，而且價格非常便宜。香港康樂及文化事務署網站顯示，目前香港共有74個體育館，幾乎每個大型生活社區都有一個體育館，而收費也非常親民，使用健身設備的每人每小時約14港元，如果購買月票也只需要180港元。

而香港康樂及文化事務署也經常舉辦各種課程，比如教民眾如何使用健身器材的課程，總共10節課收費只需要75港元，在課堂上，有教練專門指導健身器材的使用方法以及註意事項。然而，健身教練並不夠專業。林惠在上完十節課後，並沒有什麽收獲，也只能作罷。

林惠仍然想健身。在找到一家香港健身網紅所在的健身機構後，她上完第一節課，就被帶進一間“小黑屋”，這名網紅不停地銷售不同的私人教練課程和計劃給她，最後她只能叫朋友上來“救”她，才得以逃脫。

互聯網悄然改變傳統健身行業

在另一朋友推薦下，林惠選擇了一款叫作KFIT的手機App，這款App月費500港元，可以在不同的健身中心上10節課，比起市面上很多課程都便宜，而且所有的金錢交易都由這款App處理，不會出現推銷課程或會籍的情況。

在互聯網的沖擊下，健身行業也在悄然發生改變。

香港知名連鎖加州健身中心(California Fitness)的多家分店在2016年7月突然全部停業，而這家健身中心自從1996年在香港開業以來，擴充至擁有9家分店，活躍會員人數也有超過10萬人。趙邦亮對記者稱，實際上，在香港健身產業只能說是能夠保持穩定發展，但不可能再擴張了，最明顯是加州健身中心倒閉以後，並沒有另一家願意真正接盤，或者再盲目擴張的意向了。

他坦言，健身產業並不是一個暴利的行業，毛利率從15%至30%不等，而且現在很多客人消費模式改變，不願意再購買長期課程，所以傳統健身產業的現金流並不如以前風光。

隨著互聯網的發展，健身產業也在努力結合高科技創新，不少健身中心除了研發APP供學員預約課程，還要用VR等技術與健身結合起來。香港另一家健身中心Pure集團曾經從2015年開始提供虛擬影院健身教室，結合遊戲、虛擬技術改善健身體驗。

“網紅”帶動的健身經濟

前文提及的私席Seaty目前擁有40多萬粉絲，共50個社群，平均每個社群內接近2500名粉絲。王蓓告訴第一財經，很多女人在身材管理、皮膚管理上都處在迷途中，找不到很好的途徑，她希望可以做這樣的橋梁來幫助更多的女性。

除了王蓓之外，還有很多健身網紅都在這個新興產業中分得一杯羹。很多國外健身達人，都因為在社交平臺上經營得道，最終擁有大批粉絲，進一步發展健身產業。

在2016年初發布的《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三個五年規劃綱要》中，廣泛開展全民健身運動作為推進健康中國行動計劃中的重要組成部分，被首次單獨提及。

與此同時，人們對於健身的真正需求也在不斷增加。國家體育總局調查顯示，2014年全國共有4.1億20歲及以上城鄉居民參加過體育鍛煉，比2007年增加0.7億人，其中接近一半為20歲～29歲的年輕人群。

20歲及以上人群不同體育消費項目的人數百分比。來源：國家體育總局《2014年全民健身活動狀況調查公報》

2016年IFBB(國際健美聯合會)世界健身錦標賽全場冠軍鄭少忠對第一財經稱，中國的健身行業現階段只是起步，民眾的健身觀念也處在快速發展階段。尤其是在過去的兩年，與健身相關的各類直接或附屬產品，像健身房、工作室、健身教練培訓機構、健身器材、體育健身科技、健身營養品、健身服飾和餐飲、大型健身展會和體博會，都超越了過去10年以上的發展速度。加上網絡健身達人和自媒體的介入，各種健身相關信息高速傳播，使得行業內溝通交流密切。

線上減肥健身的運營者越來越多，也逐漸開始吸引資本市場的眼球。據媒體報道，FitTime睿健時代在2016年底剛完成了5000萬的B+輪融資，而擁有用戶量6000萬的健身軟件Keep更完成了C+輪投資，但其實Keep團隊成立時間才不到3年。

“到2025年全國體育產業規模有望達到5萬億元，各省累計達到7萬億元左右，年均複合增長率在13.3%-20.32%之間。”興業證券研究所分析師李躍博稱。

也就在今年3月，狄龍生的零健身完成了天使輪融資。

世行CEO：建議引入更多私人資本參與國際發展

世界銀行首席執行官克里斯塔利娜·格奧爾基耶娃(Kristalina Georgieva)在中國發展高層論壇期間接受第一財經記者的專訪時表示，世界銀行行長金墉將出席5月在北京舉辦的“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世界銀行最高領導人參與“一帶一路”峰會顯示出世行願與中國在當今世界協作與合作意願，也幫助實現其他國家的轉型發展。

中國提出建設“一帶一路”的倡議三年有余，今年5月將在北京舉辦“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是中國2017年最重要的主場外交。

“參與一帶一路建設的很多國家是世界銀行的成員，世界銀行積累了很多國別知識，非常了解這些國家的現狀和民眾的渴望。”格奧爾基耶娃說。

格奧爾基耶娃贊賞中國在承擔更多的國際責任。她說，世界銀行樂見中國經濟迅速發展，在全球經濟中的份額同樣在上升。此外，中國還肩負更多責任，為全球其他國家的發展提供資金和經驗。

世行與亞投行是合作機制下的健康競爭

亞投行是中國於2013提出籌建，2016年開業運作的新的多邊開發機構。在兩年多的籌建期里，外界一直有亞投行挑戰亞開行和世界銀行等已有多邊開發機構的爭論和擔心。

對此，格奧爾基耶娃向第一財經記者強調:“世界銀行與亞投行一定是合作的關系。建立亞投行的初衷是值得祝賀的，世界銀行與新成立的國際多邊開發機構共享專業知識和歷史經驗，將我們所有的流程、治理、采購管理等經驗與亞投行共享。”

亞投行2016年6月舉行首屆年會期間公布了首批四個貸款項目，其中就包括與世界銀行聯合融資的印度尼西亞國家貧民窟升級項目。

格奧爾基耶娃介紹，目前世界銀行與亞投行正在醞釀中的合作項目還有多個，世界銀行成熟的長期積累的項目管理經驗能力與亞投行的融資能力形成互補。

格奧爾基耶娃今年1月2日擔任世界銀行首席執行官以來，已經與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簡稱“亞投行”)的行長和副行長進行了兩次會面。

她認為，很多世行的前員工正在為亞投行服務，這也促成了世行與亞投行個人之間的合作。

對於一直在討論的競爭關系，格奧爾基耶娃的確在所有的國際多邊開發機構中就理念和開發好項目上是有一定的競爭因素，但她強調“這是非常健康的、在合作的機制下的競爭，我們著眼於要解決的問題。全球發展對於國際多邊開發機構的需求是龐大的，比所有多邊開發機構的資金和能力之和還大好幾倍。”

擔任世行CEO前，擔任歐盟委員會副主席並負責管理者世界最大的人道救援預算的格奧爾基耶娃深知當前全球所面臨的嚴峻的發展問題。

她強調，今天的世界還有24億人用不上電，道路、港口、機場、電力、教育能力、醫療能力，這麽多需求都需要滿足，這需要我們共同合作努力幾十年。我們能夠鎖定的目標是，共同合作相比單打獨鬥能獲得更大的成果。

引入私人資本參與國際發展

“在國際社會建立支持以幫助調動資源和開發更有效的解決方案，大規模惠及貧困人口。”是格奧爾基耶娃寫在世行官網的工作目標。

今年1月就任的她將參與金墉行長在世行的第二任期工作。在新興機構和反全球化反多邊主義的“沖擊”下，未來幾年世界銀行的工作和改革重點格外引人關註。

對此，格奧爾基耶娃表示，世行將繼續追求一直以來的兩個目標，促進世界的減貧和共享的繁榮。這也是所有多邊開發機構和世行成員國的目標。

在治理方面，格奧爾基耶娃說:“世界銀行繼續努力成為一個能夠反映當前全球經濟現狀的銀行，如果世界經濟格局發生了變化，世界銀行也要改變。”

全球經濟複蘇之路漫漫，多個國家采取對外收縮的政策，全球對外援助資金面臨萎縮風險。

在這樣的背景下，格奧爾基耶娃建議引入更多私人資本來參與國際發展。“世界上有足夠的金融資源，關鍵是沒有足夠多的可供開發的好項目，我們希望最不發達的國家也能獲得發展所需的金融資源。”她表示。

格奧爾基耶娃介紹，世界銀行第一次在面向貧困國家的國際開發協會設立了可供私人資本使用的軟貸款窗口來共同開發項目，這也是共同來解決這些最不發達國家的困難。

格奧爾基耶娃強調：“今天的世界變化很快，比十年前十五年前都快。很多人面臨變化更脆弱更無助了，我們要幫助這些人。”

格奧爾基耶娃告訴記者，當下全球仍有2000萬人有饑餓致死的風險，在南蘇丹、索馬里、尼日利亞北部、也門、肯尼亞和埃塞部分地區，人們因為幹旱、戰亂等而沒有足夠的食物果腹致死。

“世界銀行拿出16億美元來率先行動，來防止饑荒造成的大規模死亡，世行希望能帶領包括中國在內的更多國際合作夥伴來共同參與。”

郭廣昌：梁信軍離開有短期影響 給年輕人更多機會

在全球經濟處在深度調整中，複星國際(00656.HK)公布了2016年年報，公司歸屬於母公司股東利潤達到102.7億元，同比增幅達到27.7%，在香港的記者發布會上，複星的新生代管理層也正式亮相。

根據複星國際2016年年報，公司歸屬於母公司股東之利潤為102.7億元人民幣，歷史上首次突破百億大關，同比增幅達27.7%，近5年複合年增長率為24.7%。2016年12月31日，複星國際的總資產達4,867.8億元人民幣，同比增長19.5%;歸屬於母公司股東之權益達923.7億元人民幣，同比增加超兩成。

在記者會上郭廣昌稱，他對於丁國其和梁信軍的離開感到遺憾和不舍，尤其是對於梁信軍，他與梁信軍25年兄弟情深，而且梁信軍為複星的發展巨大貢獻，但他也承認，這25年對梁信軍很苛刻，要求很嚴格，對他有啥說啥，所以在他身上有坦坦蕩蕩的企業文化。

他還把企業比喻成一個球隊，“總有球員需要休息，如果讓36歲的球員一直踢下去也不行”，需要補充新鮮血液，而複星永遠會是一個充滿新興力量的企業家球隊。

新生代管理層亮相

複星董事長郭廣昌在當天發布的“致股東的信”中表示，複星經25年發展，已從“翩翩少年”邁入“青年”時代。複星將更加重視客戶，將他們視為實現企業價值長期增長的根本。

進入“青年”時代後，複星管理層的進化也在加速，在本次業績發布會上，複星國際董事會正式宣布，執行董事陳啟宇和徐曉亮擔任複星集團聯席總裁。陳啟宇和徐曉亮分別在1994年和1998年加入複星，同時，董事會還新任命了三位執行董事王燦、康嵐和龔平。

在今年年初，複星宣布了新一批全球合夥人，並在各板塊建立多層次合夥人制度。同時，複星作為一家全球化企業，複星全球合夥人除中國高管外，還包括三名來自海外的高管。

郭廣昌表示，複星合夥人是企業使命和戰略的實踐者。他希望合夥人不僅能獨當一面，還具有整合集團內外資源，拓展複星生態系統的能力。不過他也強調，複星合夥人並非終身制，每年會有新增和退出。

郭廣昌在記者會上稱，他對於丁國其和梁信軍的離開感到遺憾和不舍，尤其是對於梁信軍，他與梁信軍25年兄弟情深，而且梁信軍為複星的發展巨大貢獻，但他也承認，這25年對梁信軍很苛刻，要求很嚴格，對他有啥說啥，所以在他身上有坦坦蕩蕩的企業文化。

另一方面，郭廣昌稱，管理層的變更短期對複星是有影響，但通過這次調整他也看到了很多，複星集團新生代的管理層集體亮相，讓他感覺複星多年培養，人才輩出、戰將如雲，因為突發事件的到來，也逼迫複星更多思考，給年輕人更多機會，現在董事會有來自人力資源的專家，也很有國際化眼光的專家，形成了全球管理能力，大家都在發揮更多重要的功能。

郭廣昌還把企業比喻成一個球隊，“總有球員需要休息，如果讓36歲的球員一直踢下去也不行”，需要補充新鮮血液，而複星永遠會是一個充滿新興力量的企業家球隊。

陳啟宇稱，複星的團隊非常親切融洽，自己能夠做自己喜歡的事情，不僅複星國際每年都在發生大的變化，健康產業每年每個月都在發生大的變化，目前自己最大的責任是把大健康產業做好，而在做大健康產業的過程中，也可以積累產業深度管理經驗，希望能夠貢獻到產業深耕的領域。

深度智造C2M幸福生態系統

2016年，複星繼續聚焦健康、快樂、富足領域，以“深度智造C2M幸福生態系統”為發展方向，加大智能創新投資力度，加強全球產業整合能力與資產配置能力。

目前，複星業務結構呈現“高增長、輕資產、抗周期性”特點，“健康、快樂、富足”產業在複星的資產負債表和利潤表中的占比持續提高。三大板塊占比已超集團總資產的80.0%，貢獻利潤92.1億元人民幣。

2016年，複星提出“深度智造C2M(客戶(Customer)到智造者(Maker))幸福生態系統”，為此，複星投資了大健康領域的親寶寶、微醫，以及酷特智能、陽光印網和構家網等。複星認為，C2M的本質是資金流、信息流和物流的三流合一，既可在一個企業里發生，也可在同一生態系統里完成。目前複星正加大大健康、母嬰和旅遊等產業布局，努力形成一個個生態閉環。

在完善海外成熟市場布局的同時，複星也在積極進入新興市場。2016年7月，複星醫藥宣布收購印度領先的註射劑藥企Gland Pharma。在巴西，複星集團收購了當地第二大資產管理公司Rio Bravo，後者管理超過250億元人民幣的基金產品。

DRGs破解德國醫改瓶頸 用更少的床位服務更多的患者

醫改，對於全球任何一個國家來講都是一個難題，德國也不例外。

上世紀90年代起，美、德、日、中等國家陸續開始了對本國醫療制度的改革。作為與我國同屬於社會型醫療保障體系的國家(公立醫院為主，社會醫院為輔)，德國憑借著最早實施社會保障制度的先發優勢，已擁有較為發達和完善的醫療保障體系。其在醫療費用控制、加強監督、藥品議價、社保覆蓋面積擴大、疾病基金自由選擇，以及風險結構補償機制的引入方面做了大量的努力和工作，並取得了可觀的成就。

但隨著患者對醫院治療需求的增長，老齡化人口的增加，以及科技進步拓寬了診療方式，德國的衛生體系相比較於其他發達國家，其質量所有下滑。

“德國醫院質量在2006年前尚屬遙遙領先的第三位，但是2006年卻下滑到第七位，德國醫院的質量不足以讓人信服，其報酬體系也不盡如意。而在引入DRGs之後，德國衛生體系發生了變化。”畢馬威德國醫療衛生部合夥人、《德國醫院4.0》主編史蒂芬·弗里德里奇在接受第一財經采訪時表示。

DRGs(Diagnosis Related Groups)是當今世界公認的比較先進的支付方式之一，稱為診斷相關分組，是一種病人分類方案，專門用於醫療保險預付款制度的分類編碼標準。

因為DRGs的執行，在1992-2012年的20年間，德國發生了一個奇跡。德國的醫院總床位數在持續減少，2012年的床位數占到1992年的78%，同一時期內，病人的住院天數出現了快速下降，2012年的病人住院天數只占1992年的57%。其結果就是醫院能夠以更少量的床位，服務於更多的入院病人。據統計，1992年醫院每張床位所服務的病人人數為23.1，在2012年，這一數字則增加為37.1，服務能力比1992年增長了60%。

與此同時，執行了DRGs後，德國的醫院在人員雇用方面出現了改變。1992-2012年，德國平均雇用的全職人員數有輕度下降，下降幅度為5.1%。

“但是在人數減少的情況下，2012年醫院平均每個全職人員所服務的病人人數卻比1992年高出31%。” 史蒂芬·弗里德里奇表示。

他表示，在引入DRGs後，與診療病人相關的收入呈現明顯增長，收入增加的拐點出現在2005-2008年之間。2011年，診療病人的收入經通脹調整仍比2003年的水平高出8個百分點，醫院診治病人的經濟總成本卻在現狀提高。

史蒂芬·弗里德里奇在《德國醫改4.0》中提到，德國的醫改模式首先是醫院要有非常清晰的戰略規劃;其次是醫院人才的管理;再者抱著更積極主動的工作狀態，主動了解患者和市場的需求。在德國醫療衛生體制改革基礎之上，廣大的醫療行業的工作人員也通過自己的不懈努力和積極進取，克服資金不足等諸多困難，不斷提升著醫療質量的增長，為患者提供更好的醫療衛生服務。

在中國醫改的今天，大型醫院在不停擴展中，床位數也每年都在遞增，2014年這一數字已達到660萬。但醫院效率低也是當前不容忽視的一個問題。

“中國醫改已經進入深水區，其中現代醫院管理是一項非常重要的內容。國家已經強調今年的醫改著重要建立五項制度，分別是分級診療、全民醫保、現代醫院管理、藥品流通和綜合監管，這五大制度是我們今年，乃至未來幾年工作的重點。”國家衛生計生委能力建設和繼續教育中心楊愛平主任表示，

國家衛生計生委人才交流服務中心張俊華副主任則表示：“今年國家衛計委重點工作中有一項就是制定中國的現代醫院管理制度，其次國家要求院長以及領導班子的成員要進行專業化、職業化的培訓，第三，去年頒布執行的《醫療質量管理辦法》把我國的醫療質量責任下放到醫療機構，院長是第一責任人。”

以“人民的名義”：不動產登記能否挖出更多腐敗的趙德漢?

最近反腐大劇《人民的名義》熱播熒屏，其中，一個國家部委的處長趙德漢，竟然貪汙近2億4千萬元，令人咋舌。而且，他把所有貪汙的錢都藏在了一座別墅里，而自己全家人卻每天住在一套約70平方米的老房子里，偽裝極深。

那麽，檢察機關會是如何發現趙德漢這座藏匿資產的別墅呢?

關於這一點，劇中並沒有交代詳細，只是說檢查人員拍到了趙德漢進出這座別墅的錄像，但沒有進一步說清這座別墅是否就登記在趙德漢名下的房產。

依據《不動產登記暫行條例》，有關國家機關可以依照法律、行政法規的規定查詢、複制與調查處理事項有關的不動產登記資料。

換言之，檢察人員有權去查詢這座別墅是否登記在趙德漢名下，或者去查詢趙德漢名下有多少房產。通俗地講，就是可以“以房查人”和“以人查房”。

在中國政府2014年全面開展不動產統一登記以後，很多人將其與反腐關聯起來，認為如果全國不動產登記信息聯網後，通過“以人查房”就可能揪出更多的腐敗官員。

為什麽不少民眾會產生這樣的想法?

南開大學法學院教授陳耀東曾撰文稱，隨著我國反腐敗工作的逐步深入，房產在官員腐敗案件中成為越來越引人註目的“要素”，如擁有22套房產的廣東“房叔”;有4個戶口在京擁有41套房產的陜西“房姐”……等等。根據中央巡視組反饋情況和各地方整改通報，在2013年以來被巡視的21個省份中，有20個省份發現了房地產業腐敗，占比達95%。

陳耀東表示，在這樣的大背景下，《不動產登記暫行條例》這個本意在於以登記來確定不動產物權歸屬與交易，明確不動產登記程序，整合不動產登記職責，規範登記行為的法律規範文件，引發了人們對“以人查房”的反腐敗功能的期待。

但真的會如民眾所願嗎?誰都可以去扮演檢察官的角色，去以人查房嗎?有了不動產統一登記，通過以人查房就可以發現更多的腐敗蛀蟲嗎?

可能實際情況並非如此。

首先是誰有權去查和去查誰的問題，不可能每個人都能隨意去查詢他人的房產信息，抑或自己的房產信息被所有人查詢。

我國《物權法》早就有了明確的規定，制度設計也比較系統。按照《物權法》、《不動產登記暫行條例》的規定，在制度設計時，總的要求是遵循有限公開的原則，依法進行查詢。在信息公開查詢過程中，區分不同性質的登記信息，對不同主體相應地提供及時的分類查詢服務，在不涉及國家秘密和依法受到保護的商業秘密、個人隱私的前提下，保障有關當事人合法的登記信息查詢權利。

此外，《不動產登記暫行條例》對不動產登記信息的公開、查詢設置了嚴密的規則。只有權利人和利害相關人才能夠查詢信息，也就是只能因為正當、合法的目的才能進行查詢;相關部門如司法部門、司法機關需要查詢權利人的財產時是可以查詢的，但必須提供查詢目的和查詢的證件。登記機關工作人員泄露登記資料，查詢的單位和個人違反規定泄露查詢的資料，都需要承擔相應的法律責任。

國土部曾表示，不動產統一登記以後，登記信息公開查詢要繼續依法開展，但不會無條件、不受限制地全面公開，不會導致居民住址、身份等基本信息外泄。

也就是說，普通人的房產信息不會被隨意查詢，那麽官員的房產信息誰能去查詢呢?

陳耀東表示，盡管從《不動產登記暫行條例》的立法目的及隱私權保護的角度來看，“以人查房”的合法性都存在質疑，但對於檢察、公安、紀檢監察部門等公權力部門，則可以通過相關法律法規的授權，實現特定查詢，達到反腐敗的目的。當然，進一步明確查詢主體、查詢對象、查詢依據，以及相應的法律責任等，建立“以人查房”的合法程序就顯得尤為必要。

在陳耀東看來，以反腐敗為目的的不動產登記查詢主體應主要包括公安、檢察、法院、紀檢監察等國家機關。具體而言，涉嫌犯罪的，由檢察機關、公安機關依據《刑事訴訟法》的規定可以“以人查房”;涉及違反黨紀政紀的，由紀檢監察機關依據《行政監察法》的規定“以人查房”;日常核查則依據中辦、國辦《關於領導幹部報告個人有關事項的規定》、中組部《關於進一步做好領導幹部報告個人有關事項工作的通知》的相關規定，組織人事部門有權“以人查房”。而地方財產申報的核實，則依據“向誰報告，由誰核查”的原則，按照地方有關規定執行。

而哪些人屬於“以人查房”的查詢對象?陳耀東認為要嚴格限制可查詢的對象範圍。原則上講，只有對以下兩類人可以啟動“以人查房”程序：一是涉案人員，包括公安、檢察機關立案偵查、起訴和紀檢監察機關調查的人員;二是有如實報告不動產義務的個人。有報告才有查詢，按照現行規定，應包括領導幹部重大事項報告制度涉及的人員，以及地方開展的財產申報涉及的人員。

不過，陳耀東也表示，統一不動產登記制度一定程度上為腐敗案件的調查提供了方便，為司法機關、紀檢監察部門和組織人事部門完整、準確掌握官員房產信息，提供了制度和技術條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決房產的虛報問題，但不動產登記制度歸根結底是《物權法》的組成部分，不是反腐敗的法律。反腐敗要多措並舉，如社會信用體制、財產申報制度的完善等。從反腐敗的角度而言，不能對不動產登記制度予以過高的期許。

“不動產登記本身並不負載通過以人查房實現反腐敗的功能;而實現不動產登記的功能，自然更與以人查房無關聯，以人查房推動反腐敗工作的進程只能說是民眾在當今對不動產登記制度的一個溢出期待。”陳耀東稱。

中國社科院法學所研究員孫憲忠此前在接受第一財經記者專訪時也表示，不動產登記制度與官員的幹部管理和財產申報沒有太大關系。官員腐敗管理是幹部管理制度，幹部管理主要看幹部是否廉政，涉及到幹部財產的話幹部就需要去登記自己的財產，但是不動產登記制度登記簿上沒有辦法顯示你是不是幹部，我們不能說登記簿上也要登記是什麽官員，也沒有必要，只要他是合法的申請人都足夠了。這個申請人到底是誰，在法律上是沒法嚴格追究的，也沒法嚴格限制，只要申請人合法就要給予登記。

“不動產登記本身不可能發揮陽光法案的作用、反腐的作用。但是為了反腐敗去查房都是可以的，不管是以人查房還是以房查人都是可以的，你是一個官員，我們總會查到這個房子歸根結底是誰的。房子本身登記上的權利人狀態和事實上真正的權利人狀態是可以脫節的。”孫憲忠說。

隨著《人民的名義》的播出，觀眾也許會看到更多腐敗官員與房產的關聯，比如可能有位高官本人並不貪戀房產，但其老婆卻接受了某商人贈送的別墅。這也會成為其接受調查的一個線索。

土耳其修憲公投成功 埃爾多安將獲更多實權丨視點

4月16日，土耳其舉行修改憲法公投。根據土耳其最高選舉委員會公布的數字，註冊選民共有五千多萬人，投票率高於86%。隨後據土耳其阿納多盧通訊社公布的初步計票結果，本次公投中，約51.2%的選民贊成修憲，這意味著修憲公投獲得通過。

根據修憲草案，土耳其共和國政體將從議會制改為總統制，總統將因此獲得更多實權，不僅可直接任免副總統和政府部長，而且將有權作出諸如發布命令、解散議會等行政指令。此外，總理職位將被廢除。由此看來，現任總統埃爾多安顯然將成為政體修改的最大贏家。若連任順利，他將從2019年新憲法修正案實施開始，擔任土耳其國家權力最高領導人直至2029年任期結束。

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在隨後的獲勝演講中表示，土耳其民族又一次展示了它非常成熟的一面。他還希望憲法修改會給民族和國家帶來最好的局面。對於以微小的差距贏得修憲，埃爾多安呼籲各方接受公投結果。

方星海：推動更多期權品種上市 加大力度打擊市場操縱

在4月19日於鄭州商品交易所舉辦的白糖期權上市儀式上，中國證監會副主席方星海表示，白糖期權在鄭商所掛牌交易，這是中國期貨市場發展的一件大事。黨中央、國務院高度重視我國期貨市場的建設，十分重視期貨、期權的重要作用。白糖期權上市是貫徹落實中央一號文件的重要舉措。

方星海表示，期貨市場要加大力度落實投資適當性制度，加大投資者的教育培訓工作。同時，監管部門也將加大力度打擊市場操縱等行為。希望白糖期權上市積極穩妥，推動更多期權品種上市。

他表示，糖料生產關系著老少邊窮地區4000多萬農民的生產生活，上市白糖期權有助於白糖期貨價格發現功能的發揮，穩定糖料生產種植，促進農民穩收增收。

他進一步指出，白糖期權十分重要，市場各方要穩中求進，做好三件事：第一，做好風險防控。在白糖期權的起步階段，要做好風險防控，保證市場穩定運行。第二，加強市場推廣培訓教育。第三，積極穩妥推進我國期貨、期權市場建設。

更多”油客“將入局，舟山海上保稅油中心等風來

4月18日，“易達5”號供油船裝載著5000噸保稅燃料油，從舟山的嶴山保稅燃料油庫碼頭出發，駛向上海洋山港，為停泊在那里的巴拿馬籍“PARABURDOO”輪供油。

和其他供油船一起，“易達5”號承載著舟山的一項“大計”——打造東北亞保稅燃料油加註中心。

借助於自貿試驗區總體方案(下稱“總體方案”)，舟山形成了一個異常明確的目標——油品全產業鏈投資便利化和貿易自由化，並首先選取了保稅燃料油作為突破口。

和內貿船舶燃料油不同，保稅燃料油是兩頭在外的：油從海外進口，賣給國際航線船只使用，通常也稱為“保稅油”。

舟山推進保稅油業務有自己的優勢，比如途經我國的7條國際主航線中，有6條經過舟山海域。同時，舟山有國內最大的商用石油儲運企業和保稅油品庫，目前舟山群島油品儲備能力超過1950萬噸，獲批在建儲備能力約1000萬噸。

寧波-舟山港北侖四期集裝箱碼頭

自從2014年啟動保稅燃料油加註中心建設以來，舟山海上加油基地逐漸完善，供油量快速增長。2014年，保稅燃料油直供量66.5萬噸，2015年為94.2萬噸，2016年實現106.4萬噸，在全國港區排名第二，僅次於上海。

今年一季度，舟山海關統計顯示，保稅燃料油加註供應量達到33萬噸，同比增長58%。

新的參與者將入局

行業從業者尤為關註保稅加油許可權下放，因為這意味著中國的保稅油市場，將在11年後，迎來新的參與者。

中國過去實行保稅油集中式管理制度，嚴格控制保稅油供應和存儲業務，國際航行船舶供油曾長期由原商業部負責。

1972年，業務移交給原交通部。同年，在原交通部的授權下，中國船舶燃料供應總公司成立，這也是唯一一家為外輪供應保稅油的企業。

這種唯一性到2006年被打破。當年中石化中海、中石化長燃、中石化舟山、深圳光匯石油四家加入進來，共同從事保稅油供應業務。

2009年，四部委批準上述5家企業開始了跨區域連鎖經營，推進全國布局。目前有4家在舟山開展保稅油業務。

但迄今為止，保稅油市場的參與者並未進一步擴大。

不過，變化即將發生。

根據總體方案，將區內國際航行船舶保稅加油資質的許可權下放給舟山市政府。

舟山市商務局副局長盛惠敏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目前已經有大概10家企業在接洽，希望獲得保稅油加註許可，這些企業既有倉儲企業，也有貿易企業。不過因為相應的管理辦法還在制定，所以舟山目前還沒有啟動相應的審批程序。

所謂的管理辦法，是指《中國(浙江)自由貿易試驗區國際航行船舶保稅油管理辦法(試行)》，舟山市商務局稱，將爭取5月份上報國家商務部完成批準備案。並及時做好資質審批銜接準備，梳理優化保稅油供油資質企業審批流程。

什麽樣的企業會獲得保稅油業務資質?

盛惠敏說，為了拓展保稅油供應市場，實現充分競爭，更青睞那些能夠在國際上采購到更多更便宜的燃油，同時有相對集中的供應市場的企業。

今年3月，舟山市政府發文，提出擴大供油企業規模方面，參考新加坡等國家在保稅燃料油資質管理辦法方面的先進經驗與做法，結合國內實際情況，制定管理辦法，逐步引進實力強、規模大、信譽好的企業，共同做大我國保稅燃料油市場規模。

不過，目前舟山並沒有計劃第一批要審批幾家企業，盛惠敏說，這要看具體的市場發展情況和市場容量。

做大保稅油市場

理論上，中國有巨大的貨物吞吐量和港口規模，應該有巨大的保稅油市場，但實際卻並非如此。

目前全球最大的保稅船用保稅油供應港口是新加坡。位於馬六甲海峽出入口的新加坡，不僅航線密集，而且是國際石油貿易中心、亞洲石油產品定價中心。2016年船用保稅油的銷量達4860萬噸。而中國的保稅油銷量，尚未超過1000噸。

數據顯示，2016年新加坡港的4.24萬艘船只是因為燃料油停靠的，占比達20.27%。

但是，要對標新加坡並不容易。舟山市政協副主席、舟山自由貿易港區規劃建設領導小組副組長夏文忠對第一財經記者解釋說，全國目前的保稅燃料油加註量是800多萬噸，雖然全球前十大集裝箱港口有7個在中國，但很多船舶仍選擇在新加坡加油，背後包括了價格、政策等多方面原因。

“目前國內的保稅油價格，和新加坡存在一噸20美元的價差。”夏文忠說，這涉及到多種因素。

比如新加坡是國際石油貿易中心，中國進口保稅油多需要經過新加坡運到國內，增加了運費成本;再者，通過油品混兌調和可以降低5美元/噸，但國內之前無法開展此項業務;另外，新加坡單一稅制，稅負成本相對較低;以及新加坡保稅油業務沒有資質限制，市場競爭充分等等。

舟山自由貿易港區規劃建設領導小組辦公室副主任黃義盛也表示，下一步計劃在舟山綠色石化基地生產保稅燃料油，這將大幅度降低燃料油加註成本。

停泊在新加坡裕廊港口附近的大型油輪

舟山一方面試圖通過引入更多的市場競爭者，在競爭中逐漸完善服務，縮小價差。同時，也在通過各種貿易便利化舉措，幫助企業降低成本。

回到“易達5”號供油船。從舟山的嶴山保稅燃料油庫碼頭出發時，它只接到了“PARABURDOO”輪的訂單，但需求只是1350噸，也就意味著還會剩余3650噸燃料油。

這些油怎麽辦?不同於以往，“易達5”號供油船會停在原地，等待下一個洋山港訂單的到來。

這就是近期杭州海關出臺的支持浙江自貿試驗區建設的15條舉措之一：保稅燃料油“一船多供”，也就是單艘供油船舶在一個作業航次內可以對多艘受油船舶供應保稅燃料油。

這15項舉措中，有5項直接與保稅燃料油貿易有關。除了“一船多供”，還包括“一庫多供”、“跨地區直供”、“港外錨地供油”、“先供後報”。

中石化浙江舟山石油有限公司(下稱“中石化舟山公司”)是“易達5”號供油船業務的供油方，這批5000噸的保稅燃料油，除了“一船多供”，還同時享受了“一庫多供”和“跨地區直供”的優惠政策。

這批燃料油是中石化舟山公司通過租罐存儲在嶴山公用型保稅庫中的。杭州海關隸屬舟山海關加貿管理科科長張曉莉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按照以往規定，油從嶴山保稅庫出庫後，需要先進入到中石化舟山公司自己的保稅庫，再出庫，然後進入上海的保稅庫，再出庫，最後供應給上海港的外輪。

現在，應用“一庫多供”省去了在供油企業自己保稅庫入庫出庫的流程，“跨地區直供”又省去了在上海的入庫出庫流程。因此，這批保稅燃油從嶴山保稅庫出庫後直接就可以給外輪加註。

中石化舟山公司保稅油業務部總經理助理張霽說，這些舉措不僅免去了多次報關流程，還減少了多次入庫出庫造成的油料損耗，大大降低了企業的倉儲成本和物流成本。“正常來講，從接到訂單到出庫完成加油，大概需要2～3天，從舟山到洋山港航行也需要5個小時，現在時間成本大大壓縮了。”

盤算一下，張霽說，平均每噸燃料油可節約倉儲、物流及損耗成本50元。按照該公司一年供應保稅燃料油70萬~80萬噸左右，預計每年可為企業節省運營成本3500萬～4000萬元。

因此，不僅是保稅油業務整體增長，跨地區直供業務也在持續增長。2016年舟山保稅燃料油銷售中，跨關區供油28.7萬噸，占比27%，主要是寧波(15.18萬噸)、南京(6.1萬噸)、上海(6.4萬噸)。

IMF見證SDR創立50年 易綱：中國將發行更多SDR產品

1967年，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成員國達成協議，創立了特殊提款權(SDR)，這是一種由IMF分配和管理的官方儲備資產。而在今年恰逢SDR創立50周年，正在舉行的IMF春季年會也舉辦了名為“50年後——SDR在國際貨幣體系中的角色”的研討會。

“中國希望創造更多SDR計價產品，加強市場的基礎設施建設。世界銀行、渣打銀行去年在中國銀行間債市發行了SDR計價債券，中國希望進一步推動SDR二級市場的發展。”中國央行副行長易綱在出席研討會時表示。

易綱表示，SDR有三種功能，分別為U-SDR(Unit of Account，記賬單位)，O-SDR(Official SDR，由IMF官方分配的SDR，僅由指定官方部門持有)，以及M-SDR(Market SDR，市場上以SDR計價的金融工具)。M-SDR不牽涉IMF分配的官方SDR，可隨時由任何一方持有和發行，不論是私人還是官方部門，無需IMF批準，且發行利率、結算貨幣也由發行方決定。他稱：“中國在發揮上述三種SDR的功能方面都取得了進展。”

IMF春季年會“50年後——SDR在國際貨幣體系中的角色”研討會

中國加速發揮SDR“三大功能”

上世紀60年代，為了解決布雷頓森林體系面臨的巨大流動性壓力，十國集團(G10)於1963年指派專家組就新的儲備貨幣問題開展研究。1965年該小組首次提出集合儲備單位(Collective Reserve Unit)這一概念。上世紀60年代末，第二次美元危機爆發，促使IMF此後正式通過儲備貨幣方案，創設了SDR。

創立時，SDR直接同美元掛鉤，1單位SDR等值1美元，1973年布雷頓森林體系解體後，SDR的價值開始由一籃子貨幣決定。SDR的籃子貨幣最初有16種貨幣。1980年，IMF將SDR貨幣籃子確定為5種——美元、英鎊、日元、馬克和法郎，2001年，歐元取代馬克與法郎，其他的貨幣種類不變。IMF每五年召開一次會議，確定SDR定價貨幣籃子中各類貨幣的相對比重。

2016年10月1日起，新的SDR貨幣籃子正式生效，人民幣成為第三大權重貨幣，這也是SDR首次“新增”成員。如今，五大貨幣在SDR籃子中的占比分別為——美元(41.73%)、歐元(30.93%)、人民幣(10.92%)、日元(8.33%)、英鎊(8.09%)。

在SDR創立後僅僅幾年，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主要貨幣轉向浮動匯率制度。此外，國際資本市場的增長便利了有信譽的政府借款。這兩個變化降低了對SDR的需求。但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機、美元霸權以及其嚴重的後果又一次令各界對SDR作為儲備貨幣地位的討論，總額為1826億SDR的2009年SDR分配在向全球經濟體系提供流動性，以及補充全球金融危機期間各成員國的官方儲備中發揮了關鍵作用。

“2009年，周小川行長的文章中提到了全球貨幣體系的缺陷，並建議SDR可以扮演更重要的作用，”易綱表示，中國在推動U-SDR、M-SDR、O-SDR方面都取得了較大進展。

他介紹稱，在U-SDR方面，即以SDR作為記帳單位，中國當前的國際收支平衡報告、國際投資頭寸報告等都分別以美元、人民幣、SDR來計價，SDR作為記賬單位可以使資產價格更為穩定，避免匯率波動對資產價格造成過大的幹擾。此外，今年4月1日，IMF發布了截至2016年12月的“官方外匯儲備貨幣構成”(COFER)季度數據。該數據擴展了貨幣範圍，首次單獨列出了人民幣的持有情況，IMF成員國所持有的人民幣總量為845.1億美元。

在M-SDR方面，即發行SDR計價金融產品，中國更是發揮了不可忽視的作用。

去年8月31日，世行在中國銀行間債券市場發行了世行2016年第一期SDR計價債券，總額為5億SDR(約合人民幣46.6億元)，期限3年，票面利率0.49%，取名為“木蘭”。這是1981年以來全球發行的首單SDR計價債券，也是全球範圍內首次以公募形式發行的SDR計價債券，進一步推動了M-SDR市場的發展。

在O-SDR方面，即SDR作為官方儲備資產，如今主要分配O-SDR的是IMF，截至2016年3月，IMF創造並向成員國分配了2041億特別提款權(約相當於2850億美元)，SDR可以換成可自由使用的貨幣，以備不時之需。

易綱稱：“儲備貨幣發行國也可以發揮這一功能，例如中國央行可以扮演一定角色，如果有國家希望獲得流動性，其可以用SDR作為交換，中國則可以提供任何他們想要的儲備貨幣，這樣就減少了換取流動性的不確定性，逐步讓SDR的使用更加便利。”

推動SDR二級市場發展

此次，易綱也強調了發展M-SDR二級市場的重要性。此前也有業內人士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如果市場缺乏流動性或對沖工具，各界仍然只能將SDR計價債券持有到期。

“我們也希望推動SDR計價債券等產品的二級市場發展，但同時我們也知道SDR產品在交易方面仍有很多不足，例如缺乏流動性，對沖和結算成本較高。我們希望創建完善的市場基礎設施，發展做市商制度，來推動二級市場的發展。”易綱表示。

在他看來，未來的市場仍將會由主要貨幣主導(例如美元、歐元或人民幣等儲備貨幣)，但SDR市場仍有很多發展空間，尤其是在交易方面。“但這需要依靠市場力量去推動，而不能只靠IMF、央行的推動，這樣的話SDR市場不可能發展壯大。”易綱認為，SDR市場的規模未來可能要比美元和其他主要貨幣的市場規模小，但至少可以比現在大得多。

對於未來M-SDR發展的挑戰，AIG首席經濟學家莫恒勇在IMF春季年會期間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SDR不是一種貨幣，而是一種提款權。每一種貨幣後面都對應著貨幣政策和利率曲線，沒有這些很難在市場上有相應的金融產品進行對沖。投資者要是想追蹤SDR, 也很容易在市場上買入(或賣出)相應的貨幣組合。”

他表示，50年來SDR大致只限央行間交易，SDR產品在國際金融市場仍缺乏流動性，交割也比較複雜。同時，國際主要主權貨幣國家缺乏政治意願去推動SDR的發展。

不過，這一切在金融危機後有了些許改觀。同時，對於中國而言，其也有意願為推動SDR市場作出貢獻。另一個SDR計價資產的優點在於，在人民幣下行期間，持有SDR計價資產無疑是對沖了單一貨幣的匯率風險。IMF此前在報告中稱：“在岸發行SDR能夠降低國內的換匯需求，從而減輕資本外流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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