醫改，對於全球任何一個國家來講都是一個難題，德國也不例外。
上世紀90年代起，美、德、日、中等國家陸續開始了對本國醫療制度的改革。作為與我國同屬於社會型醫療保障體系的國家(公立醫院為主，社會醫院為輔)，德國憑借著最早實施社會保障制度的先發優勢，已擁有較為發達和完善的醫療保障體系。其在醫療費用控制、加強監督、藥品議價、社保覆蓋面積擴大、疾病基金自由選擇，以及風險結構補償機制的引入方面做了大量的努力和工作，並取得了可觀的成就。
但隨著患者對醫院治療需求的增長，老齡化人口的增加，以及科技進步拓寬了診療方式，德國的衛生體系相比較於其他發達國家，其質量所有下滑。
“德國醫院質量在2006年前尚屬遙遙領先的第三位，但是2006年卻下滑到第七位，德國醫院的質量不足以讓人信服，其報酬體系也不盡如意。而在引入DRGs之後，德國衛生體系發生了變化。”畢馬威德國醫療衛生部合夥人、《德國醫院4.0》主編史蒂芬·弗里德里奇在接受第一財經采訪時表示。
DRGs(Diagnosis Related Groups)是當今世界公認的比較先進的支付方式之一，稱為診斷相關分組，是一種病人分類方案，專門用於醫療保險預付款制度的分類編碼標準。
因為DRGs的執行，在1992-2012年的20年間，德國發生了一個奇跡。德國的醫院總床位數在持續減少，2012年的床位數占到1992年的78%，同一時期內，病人的住院天數出現了快速下降，2012年的病人住院天數只占1992年的57%。其結果就是醫院能夠以更少量的床位，服務於更多的入院病人。據統計，1992年醫院每張床位所服務的病人人數為23.1，在2012年，這一數字則增加為37.1，服務能力比1992年增長了60%。
與此同時，執行了DRGs後，德國的醫院在人員雇用方面出現了改變。1992-2012年，德國平均雇用的全職人員數有輕度下降，下降幅度為5.1%。
“但是在人數減少的情況下，2012年醫院平均每個全職人員所服務的病人人數卻比1992年高出31%。” 史蒂芬·弗里德里奇表示。
他表示，在引入DRGs後，與診療病人相關的收入呈現明顯增長，收入增加的拐點出現在2005-2008年之間。2011年，診療病人的收入經通脹調整仍比2003年的水平高出8個百分點，醫院診治病人的經濟總成本卻在現狀提高。
史蒂芬·弗里德里奇在《德國醫改4.0》中提到，德國的醫改模式首先是醫院要有非常清晰的戰略規劃;其次是醫院人才的管理;再者抱著更積極主動的工作狀態，主動了解患者和市場的需求。在德國醫療衛生體制改革基礎之上，廣大的醫療行業的工作人員也通過自己的不懈努力和積極進取，克服資金不足等諸多困難，不斷提升著醫療質量的增長，為患者提供更好的醫療衛生服務。
在中國醫改的今天，大型醫院在不停擴展中，床位數也每年都在遞增，2014年這一數字已達到660萬。但醫院效率低也是當前不容忽視的一個問題。
“中國醫改已經進入深水區，其中現代醫院管理是一項非常重要的內容。國家已經強調今年的醫改著重要建立五項制度，分別是分級診療、全民醫保、現代醫院管理、藥品流通和綜合監管，這五大制度是我們今年，乃至未來幾年工作的重點。”國家衛生計生委能力建設和繼續教育中心楊愛平主任表示，
國家衛生計生委人才交流服務中心張俊華副主任則表示：“今年國家衛計委重點工作中有一項就是制定中國的現代醫院管理制度，其次國家要求院長以及領導班子的成員要進行專業化、職業化的培訓，第三，去年頒布執行的《醫療質量管理辦法》把我國的醫療質量責任下放到醫療機構，院長是第一責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