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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大選倒計時 默克爾支持率再跌至五年新低

據中新社9月1日報道，德國聯邦議院選舉進入倒計時一年，1日公布的默克爾最新民調卻再度爆冷，這位已連任三屆的德國總理兼執政黨基民盟黨魁在該國選民中的支持率較8月再度下滑，跌至近五年新低。

根據德國電視一臺委托大型民調機構Infratest dimap完成的最新一期權威民調“德國趨勢”，受訪德國選民僅45%對默克爾的工作感到“滿意”，較8月下滑2個百分點。此前，在7月發生兩起恐怖襲擊和多起惡性殺人事件後，默克爾的滿意度已於8月猛跌12個百分點至47%。

德國電視一臺指出，45%的滿意度是默克爾近五年來的最低水平。而執政聯盟內屢屢就難民政策叫板默克爾的基社盟主席澤霍夫支持率穩居44%，已與默克爾不分上下。同時，默克爾的潛在競爭對手、社民黨主席加布里爾的支持率則上升兩個了百分點，達41%。

目前，默克爾和加布里爾兩人均未就明年是否角逐總理一職明確表態。在是否支持默克爾再度連任這一問題上，僅46%的人支持默克爾連任，51%的人則明確表示反對。加布里爾參選總理的支持率則僅45%。

9月4日開始，德國將迎來繼今年3月三個聯邦州“超級星期天”後的新一輪地方選戰。本月將依次舉行梅克倫堡-前波莫瑞州、下薩克森州和首都柏林三個州的地方選舉。

其中，在難民危機等因素左右下，右翼民粹政黨德國選擇黨在梅克倫堡-前波莫瑞州民調支持率甚至已超過默克爾所在的基民盟，成為第二大黨，引發德國輿論擔憂。

根據9月1日公布的民調，假如將聯邦議院選舉提前至今年9月4日，最大的聯盟黨得票率較上月下跌1個百分點至33%，聯合執政的社民黨上升1個百分點至23%，德國選擇黨則升2個百分點至14%。此間觀察人士指出，其甩開綠黨、左翼黨等傳統反對黨，穩居最大反對黨的態勢已日趨明顯。

北京銀監局：支持銀行對符合條件的科技型中小企業辦理續貸

北京銀監局發布關於北京銀行業加強科技金融創新的意見，推動北京銀行業加強科技金融組織體系、產品、管理、服務方式、考核機制、監管六項創新，加大對重大科技成果轉化和產業化、科技型企業成長和戰略性新興產業的支持力度。

意見指出，要加強科技金融組織體系創新。鼓勵銀行機構設立科技金融事業部或專門的管理部門，實現條線管理，負責科技型企業金融業務管理、服務創新、專營支行管理等工作;支持銀行機構在中關村國家自主創新示範區設立分行級機構，鼓勵銀行機構設立科技金融專營支行、專營團隊等專營組織;推動非銀機構開展科技金融創新，支持轄內信托公司通過設立產業基金等方式，開展股債結合科技金融服務，支持符合條件的大型科技企業集團公司按規定設立財務公司，推動轄內企業集團財務公司為集團科技創新、產業升級提供服務，支持金融租賃公司為科技研發和產業化提供租賃服務。

意見稱，要加強科技金融產品創新，支持銀行業金融機構探索開展面向科技型企業投貸聯動，鼓勵提高科技金融專營支行科技型企業貸款風險容忍度，支持銀行對符合條件的科技型中小企業辦理續貸。

此外，意見還指出，要鼓勵銀行業金融機構針對科技型企業特征和需求，借鑒創業投資風控模式，在內設的科技金融部門和專營支行建設科技貸款“三查”機制。

南海仲裁案普京支持中方立場 外交部回應：客觀公正

對於俄羅斯總統普京近日有關菲律賓南海仲裁案的表態，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8日在例行記者會上表示，這體現了俄羅斯在有關問題上客觀公正的立場，代表國際社會主持正義的聲音。

在當日例行記者會上，有記者問：近日，俄羅斯總統普京在出席G20峰會後舉行記者會，就南海問題表示，俄方贊同並支持中方不承認南海仲裁案及其裁決結果的立場，認為任何域外大國介入南海問題只會幹擾問題的解決。中方對此有何評論?

華春瑩說，中方註意到普京總統有關菲律賓南海仲裁案的表態。普京總統直接指出了菲律賓南海仲裁案的問題所在，體現了俄羅斯在有關問題上客觀公正的立場，代表國際社會主持正義的聲音，中方對此表示高度贊賞。

“事實上，只要是真正關心南海和平穩定的國家，都支持中國與直接有關當事國根據國際法，按照雙邊協議和《南海各方行為宣言》的規定，和平解決爭議，都應反對域外勢力插手南海事務，渲染局勢緊張，挑撥地區國家關系。”她說。

穆迪：若不考慮中央政府支持 中國各地政府信用質量差異較大

日前，穆迪地方政府和公共機構部副總裁諸蜀寧在上海的一場媒體見面會上對第一財經表示，如果考慮中央對地方政府的支持，36個地方信用質量接近中央政府的信用(Aa3)，相差最多不超過三個等級，即都是A級，為投資較高級別。

目前，在給36個地方政府發行的政府債券做信用評級時，國內評級機構均給出了最高的AAA等級。

但諸蜀寧也強調，如果不考慮中央對地方政府的支持，中國36個省級和計劃單列市政府的信用質量差異仍然很大。

各地影響地方信用的要素差異很大

諸蜀寧稱，穆迪在考慮一個地方政府的基礎信用評估時，主要考慮三個重要因素，即經濟基本面、債務水平和財政狀況、其下屬國企的負債規模。

比如，在經濟基本面上，北京、上海和天津的人均GDP是全國平均水平的兩倍以上，這反映了這些城市的經濟實力。而相比之下，甘肅、貴州的人均GDP則約為全國平均水平的一半。

圖片來源於穆迪《影響地方政府個體信用實力的主要因素》

地方債務也是重要的考量因素。穆迪根據國內各省財政部門的數據統計發現，貴州省直接債務率最高，達200.3%，遼寧省也超過了150%。

第一財經記者了解到，目前各地采取了有效防控地方債風險的舉措，包括發行政府債券來置換存量債務，對債務進行限額管理，積極化解存量債務，加強債務風險預警等，目前全國地方政府債務風險安全可控。

在評估一個地方政府信用時，對當地經濟情況和債務情況進行評估是穆迪常用的方法。諸蜀寧告訴記者，穆迪認為，地方國企負債也影響著地方政府的信用。

他給出一組數據，2012年-2015年，全國超過10萬家匯編地方國企負債平均年增長14.1%，達到34.5億元，這是地方政府直接債務總額(16萬億)的兩倍以上。

地方國企，尤其是煤炭、鋼鐵等過剩產能行業的國企債務快速增長可能對地方政府具有負面信用影響。

在對比各個地方的國企負債水平和凈資產回報率後，諸蜀寧發現，像廣東等地國企凈資產回報率高而負債水平相對較低，對當地的基礎信用評估造成的風險較低。像北京和上海等地國企，由於企業整體凈資產回報率較高，同時負水平較高(負債規模是當地財政收入的近4倍)，即使少數國企陷入財務困境，當地其他國企也能通過兼並等方式來消化這一風險，因此對地方政府的基礎信用評估影響也很小。

反之，像河南和四川等地，地方國企凈資產回報率較低，而負債規模龐大，或像重慶、天津等地方國企凈資產回報率較低而杠桿率甚高，則會對地方基礎信用評估產生負面影響。

圖片來源於穆迪《影響地方政府個體信用實力的主要因素》

如何對待國企違約影響地方信用質量

近期中國債券市場上出現一些國企違約重組，中央政府或地方政府將在違約後扮演何種角色引起市場關註。

去年10月，雲南煤化工集團在銀行和信托貸款違約後進行不良資產重組，今年2月，廣西有色金屬集團有限公司定向票據違約後破產。3月，東北特殊鋼集團有限公司公開債券違約。4月，渤海鋼鐵集團有限公司銀行貸款違約後，進行不良資產重組。6月，四川省煤炭產業集團有限責任公司短期融資券延期支付。

穆迪副董事總經理鐘汶權，提供公共產品或服務的地方國企，比如一些省的地鐵或基礎設施平臺公司，雖然公司不盈利且負債多，但由於其承擔了一部分政府職能，地方政府支持意願強，因此平臺公司獲得地方政府支持的可能性最高。而像房地產開發、鋼鐵、煤炭等商業競爭類國企，在不會產生系統性風險的情況下，中央基本不會支持，而主要看地方政府會否支持。

穆迪發現，近期有跡象顯示地方政府支持競爭類地方國企意願不盡相同，目前僅黑龍江省為受困的龍煤礦業提供直接財政支持和過橋貸款，其他6個地方選擇將受困國企與實力更強的國企合並，或允許其破產。

鐘汶權認為，因為中央政府公開表示希望避免區域性或系統性風險，如果地方政府認為某國企違約會觸發區域性或系統性金融危機，則地方向其提供支持的可能性更大。中央政府還要求地方政府確保其國企凈資產的保值增值。這些政策限制使得地方政府難以在國企受困時袖手旁觀。

圖片來源於穆迪《影響地方政府個體信用實力的主要因素》

獲大量民眾支持 Uber變卦決定呆在澳門不走了

9月10日消息，據路透社報道，本計劃退出澳門的Uber態度發生了180度大轉彎，最終決定留下。據悉，Uber態度發生轉變主要是因為得到了大量澳門民眾的支持。

Uber在公司網站上發表一份聲明稱：“經過慎重考慮，Uber決定繼續為澳門的乘客和司機提供服務。因為在過去數周，我們得到了大量澳門民眾的支持。”

聲明中指出，Uber已獲得超過2.3萬位民眾以示支持的網上簽名。聲明中也對支持Uber服務的司機、民眾和立法者表示感謝。

Uber稱，“世界上一些國家和地區的政策制定者對創新持漸進的支持態度，我們希望澳門特區政府未來能夠效仿他們，並認可打車服務在推動澳門發展中所發揮的作用。”

而澳門特區政府的立場極為強硬，保安局局長黃澤思(Wong Sio Chak)稱，Uber的服務違反了澳門法律。

此前，據路透社援引澳門當地媒體報道稱，Uber將於9月9日退出“賭城”澳門，司機們已經得到通知。Uber司機在短時間內已被罰了總計1000萬澳門元(約合125萬美元)。

Uber亞洲區總經理麥克·布朗(Mike Brown)在寫給澳門立法會議員區錦新(AU Kam San)的一封信中表示，該公司計劃從這座城市退出，並稱自從在澳門投入運營以來，Uber司機在短時間內已被罰了總計1000萬澳門元(約合125萬美元)。議員還將這封信上傳到自己的官方Facebook賬號上。

據澳門當地媒體TDM報道，Uber在澳門共有大約2000名全職和兼職司機。由於人口只有60萬，澳門的市場規模並不大。

除了澳門，Uber在中國臺灣市場也面臨著巨額罰款。臺灣地區政府今年8月曾表示，Uber需要支付銷售稅才能在臺灣繼續經營。據當地媒體預計，這筆稅金可能高達640萬美元。此舉有可能會迫使Uber退出臺灣市場。

項目多、資源少，草根NGO籌款有點難 沒有資源支持的公益是烏托邦

解決西部地區環境生態問題，不僅需要政府投入，也需要NGO的幫忙。（視覺中國/圖）

編者的話：從9月7日開始，“99公益日”互聯網籌款在微博、微信上刷屏。稍早時間，多位公益組織人士均提到一個共同的感受；公益組織想公開募款並不容易，尤其不知名的公益組織更是難上加難。本文試圖通過張明琪的籌款困境來呈現草根NGO募款現狀，希冀社會各界能關註到這些誌在解決社會問題的小微公益組織的發展，為它們提供有力支持。

大家樂意做小而安全的公益項目，因為花錢少、見效快。而那些與民生深切相關且位於偏遠地區的公益項目，因落地實施困難、風險大、周期長、花費大、見效慢，易被人冷落。

4560元的籌款目標，半年過去還差3222元。這是青海彩門公益社會工作服務中心副秘書長張明琪不得不面對的現實。

2016年4月初，已經為“藏區經典閱讀公益項目”奔波近一個月的張明琪因為找不到公募資質掛靠，不得不試著在自己的微信和微博上發布了眾籌消息，“籌款金額不高，但效果卻不理想”。包括為藏區孩子們募集的教材和教具也遲遲沒有著落。

為了消除網民疑慮，張明琪實時公示善款接收和使用情況。即便如此，參與這項眾籌的網民仍會懷疑“善款到底是不是一對一全部使用到了孩子們身上了”，這讓曾在青海省達日縣教育局工作的張明琪感到無奈而委屈。他知道，沒有官方公益平臺的支持，單憑個人影響力，要說服打動這些經歷環境各異的助捐人實在有些難。

眾籌文案上線一個月，張明琪只籌到了1338元。

遇到同樣尷尬的，還有曾經和張明琪有過交集的兩位資深媒體公益人。一位曾經為雲南的生態環境保護傾己所有，另一位則長年騎行在中國最貧困的山區腹地，3年來用自己的積蓄救助了一批又一批大涼山彜族的兒童。他們都有著士子情懷，卻都困頓於持續資金的籌措無門。

就像硬幣的兩面，公益募資的故事也並不總是傷情和無奈。2016年初，中國社會福利基金會副秘書長杭宇通過騰訊樂捐平臺策劃發起的“解青海孩子們的燃煤之急——青海燃煤補充計劃”取得了空前成功。當青海互助縣南門峽13所學校的2125名學生在青藏高原的漫天風雪中迎來真正的“雪中送炭”時，離項目前期實地考察和發起，只有短短不到2個月時間。而在有限的募集時間里，共有64167人和2711個共捐體通過騰訊公益平臺捐資逾30萬。

互聯網公益的資金流向是受強勢公益資源吸引的。註意到這一點是有趣的，也是令人擔憂的。

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楊團曾受費孝通先生“差序格局”理論啟發做過一張圖。黨和政府是中心。其外圍逐一環繞著六個圈層：第一圈層是參加政治協商會議的八大群團，以及紅會、殘聯等免予社團登記的組織；第二圈層是公益性事業單位，大部分登記了事業法人；第三圈層是青基會、兒基會、扶貧基金會等“中國”字頭的基金會，一般都有政府或工、青、婦等機構背景正式登記註冊，總數約4044家；第四圈層是沒有這些背景但正式登記註冊了的民間組織，大約六十多萬家；第五圈層是沒有正式註冊登記但有組織形態的民間組織；最外圈完全向社會發散，是群眾自發、自組織的既沒有登記註冊也沒有組織形態的松散組織或個體微網社區。離中心越近的圈層與官方背景關系越近，公益資源和基礎條件越紮實；反之關系越遠，資源和基礎配置越薄弱，但社會面越廣、自主意識越強。

沒有資源支持的公益是烏托邦。資源分配一旦過度中心化，則會引來變革。“郭美美事件”讓圍繞公益資源競爭和分配的行業癥結成為社會焦點，也同時把互聯網去中心化的新公益模式推至臺前。

從理論上說，互聯網公益首先強調的是開放、包容和協同。它的本質是希望打破傳統公益模式要素資源向上集中，讓少數人享受“繁榮”的規則。自下而上提供民生改良需求，自上而下創造全社會公益資源協同利用的生態環境，把更多的社會性問題包容到開放的公益財富中來，加快解決時效，成為國家公共財政之外社會改良的另一條有效管道。也正因為有此本質，才讓互聯網公益低成本和大規模分發的市場特性透出“社會情懷”，具有公益價值。

既是如此，那麽互聯網公益應該可以接棒傳統公益，實現資源和善款按需分配。

“拿到資源和資金太難了！我花了將近兩個月時間，不停給基金會和互聯網籌款平臺的負責人打電話，還是沒談成。”張明琪說，民間帶動的公益需求現在越來越多，公益資源也就越來越金貴，特別是資金和流量，想要的人太多了，從這兩年“99公益日”籌款場面火爆就可見一斑。

那麽，資金和流量到底去哪了？一個線索是互聯網公益平臺和公募基金會各自的年報數字：2015年，騰訊公益平臺互聯網募款總額5.4億元，兒慈會募款即占其中的18.5%，近1億元；阿里巴巴集團下屬互聯網公益平臺，全年募款總額約為4億元，中國扶貧基金會募得其中的7000萬元。

以眾籌網、淘寶、京東、蘇寧等4家獎勵型公益眾籌平臺調研為基礎的《2015年中國公益眾籌發展報告》，提供了另一些線索。

2015年，近700個公益團隊或個人通過報告中的5家眾籌渠道為公益項目籌款。共有873個公益項目眾籌成功，籌資額3432.7萬元，獲得約60萬人次支持。從項目發起數量看，基金會為158件，草根組織為236件。從眾籌成功率看，基金會平均有2.9個項目眾籌成功，成功率最高。從籌款總額看，基金會獨占其中的32%，籌得近1100萬元，仍是最高；草根組織籌款總額549萬元，是基金會的1/2；從支持人次看，由基金會發起籌款的成功項目平均支持人次達到28.8萬，占比48%，再次最高；而草根組織發起項目平均獲得的支持為9.6萬人次，僅相當於基金會的1/3。

人氣旺，吸金度高，眾籌平臺的服務就出現了向基金會一邊倒。除眾籌網一家是以服務草根公益組織和個人為主外，其余4家全部是以服務基金會或基金會加企業公益項目為主。

綜合這些線索我們發現，通過網絡公募來的社會性資金並非眾望所歸地實現了下行普惠和高效改良社會民生問題的開放配置，而是在通過互聯網+平臺快速集聚後，絕大部分向上集中，流向了第一、二、三圈層中的大型公募基金會和基金會發起項目。這是為什麽呢？

“壟斷、再分配、持續吸引更多優質資源產生追逐和黏性。”一位微公益服務商這樣總結自己的商業模式。靠不斷聚合的影響力資源，裝進越來越多的需求群體和社會資本；用最快速度最大化獲取流量資源；通過這些特殊資源的再分配，吸引更多優質要素資源趨之若鶩。在他看來，資質、流量、征信都將會是被互聯網技術加速放大的特殊權利。

“公益其實也是一個市場。”媒體公益人@一腔熱血說，“利之中取大，害之中取小”。大家都樂意做小而安全的項目，花錢少、效果好。但那些長期存在於民生深處急需社會關註和解決的項目反倒成了資源盲區，比如:貧困地區未成年兒童用工和女童性侵保護項目，少數民族地區特殊病防治項目等等，條件艱苦、風險大、周期長、花費大，各種公益資源都很難跟上，籌款也特別難。

一位朋友告訴張明琪：互聯網本身就是註意力經濟，內容、服務對象、自有粉絲群都是流量競爭的關鍵。他的項目如果品牌效應沒有建立起來，就很難在數以萬計的項目中脫穎而出，得到公募基金會、互聯網平臺和捐贈方的支持。

“信任，是首要問題。”無錫山區致遠微愛公益發展中心負責人王坤橋說。她和張明琪分處一南一北，但在談到不久前一宗被山寨公益組織網募騙捐40萬事件帶來的信用危機時有著同樣的感慨——依托資信良好的公募基金會，可以讓草根公益少走很多彎路。募捐發起和信息披露的隨意性，互聯網平臺利用監管的規範性，這些會直接導致信用危機的因素都能很好地避免。“但是，我會優先選擇本地的公募基金會合作。門檻合適，接納快，也更容易建立信任。”王坤橋特別強調。

先“找”錢，還是先要合法身份？這個乍看有點萌的問題，對於一大批地方特別是老少邊窮地區的草根公益人來說，如同爭論“先有雞，還是先有蛋”一樣無解。沒有掛靠主管單位和合法身份，就不能開放利用社會公益資源，更不能公開募集；但是沒有錢，“3萬元以上註冊資金”就無從談起。

（作者為ZTE中興研究員）

尚福林：支持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嚴守風險底線維護金融穩定

中國銀行業協會第七屆會員大會二次會議在京順利召開

2016年9月13日下午，中國銀行業協會第七屆會員大會二次會議在北京順利召開。中國銀監會主席尚福林、主席助理楊家才出席了會議，尚福林主席做重要講話。民政部國家社會組織管理局局長詹成付代表民政部出席了會議並講話。會議由中國銀行業協會會長、中國銀行董事長田國立主持。協會會員單位、觀察員單位主要負責人，銀監會機關有關部門主要負責人，有關金融行業協會代表，以及新聞媒體記者等400余人參加了本次會議。

銀監會尚福林主席以“切實擔當社會責任 全面提升銀行業服務實體經濟質效”為題發表重要講話。在講話中，尚主席指出，在錯綜複雜的國內外經濟金融形勢下，經過相關各方共同努力，銀行業發展呈現穩健運行態勢，貫徹落實五大發展理念取得積極進展，助推落實“三去一降一補”決策部署取得明顯成效，為推動實體經濟更有效率、更有質量、更加公平、更可持續地發展做出了應有貢獻，成績的取得實屬不易。但在未來一段時期內，全球經濟仍處在持續深度調整中。面對新形勢，黨中央、國務院和社會各界對銀行業擔當社會責任、服務實體經濟提出了更高要求。這一切都要求銀行業必須以踏石留印、抓鐵有痕的勁頭，切實擔當社會責任，全面提升服務實體經濟質效。擔當社會責任，一要著力貫徹五大發展理念，促進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二要著力支持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增強經濟內生增長動力;三要著力加大對薄弱領域支持力度，將普惠金融落到實處;四要著力推動精準扶貧，補齊建設小康社會短板;五要著力加強風險防範，嚴守風險底線維護金融穩定;六要著力推進守信講義，推動社會信用環境建設。

在講話中，尚主席還對中國銀行業協會如何在未來工作中擔當社會責任，加強自身建設，發揮行業引領作用提出了具體要求。尚主席指出，一個完善的銀行業監督管理體系除了政府監管之外，還需要銀行業完善的內控措施、行業自律組織及成熟的金融市場約束力量相互配合，才能完成對銀行業全面有效的監管。協會作為銀行業自律組織，是行業監管的重要輔助力量，在規範和約束銀行業經營管理方面發揮著有效補充作用。事實證明，近年來，協會在角色定位轉向、功能發揮及引領行業發展等方面取得明顯成效，連續兩次被民政部評為5A級社會組織，鞏固了市場地位，也贏得了行業尊重。同時，與新形勢、新任務的要求相比，協會仍需要對其組織形式、人才隊伍專業化與維權服務的有效性等重要問題進行深入思考，努力加強自身建設，充分發揮服務國家、服務社會、服務群眾、服務行業的作用。一是進一步發揮好“自律、維權、協調、服務”職能。要加強行業自律，通過規範市場秩序使行業實現有序競合發展;針對反應突出的融資難融資貴、貸款附加條件不合理、金融消費者權益保護不足等問題，按照標本兼治、遠近兼顧的思路，采取切實有效的措施，推動解決問題，逐步建立長效機制。要強化維權職能，在維護好行業債權的同時，維護好業務特許權，保護好知識產權。要積極溝通協調並加強政策協同職能，建立健全與有關部門、國際相關組織和國外行業協會的溝通交流常態化機制，積極參與行業國標制定，反映行業訴求，幫助行業排憂解難，為行業改革發展和實施“走出去”戰略提供有力支持。要提升服務水平，繼續做好“百佳”、“千佳”等優秀品牌服務項目評選工作;大力做好從業人員的教育培訓工作，努力提高從業人員素質和技能;打造好“國家級繼續教育基地”這塊金字招牌，按照國家職業資格考試要求做好繼續教育工作。二是持續推動功能提升。準確把握協會治理架構和管理體系，針對“職能部門、專業委員會和服務平臺”三大模塊架構，加快資源的深度整合，強化服務平臺，著力提升協會的服務質效。積極探索建立提升行業服務實體經濟質效的合作與溝通機制，引領行業在產品創新、服務模式、授信管理、風險防控等方面加強合作與交流借鑒，宣傳總結銀行業服務實體經濟的舉措和積極成效，發揮好行業引領作用。三是完善內部治理結構。建立健全法人治理結構和運行機制以及黨組織參與協會重大問題決策等制度安排，完善會員大會、理事會、監事會制度，落實民主選舉、民主決策和民主管理，健全內部監督機制，成為權責明確、運轉協調、制衡有效的法人主體，獨立承擔法律責任。四是努力當好監管部門的助手。探索市場化發展路徑，主動承擔適合由協會提供的公共管理與集約服務職能，積極發揮協會在社會管理方面的重要作用。

民政部國家社會組織管理局詹成付局長在講話中指出，近年來，中國銀行業協會工作可圈可點，連續兩次在全國性行業協會商會等級評估中榮獲5A最高等級，難能可貴。這與中國銀監會的正確指導，第七屆理事會的努力，以及廣大會員單位與職工的積極參與支持是分不開的。可以說中國銀行業協會工作已經站在較高的起點上。詹局長指出，今年8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了《關於改革社會組織管理制度促進社會組織健康有序發展的意見》，首次明確“社會組織是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重要力量”，並提出“充分發揮社會組織服務國家、服務社會、服務群眾、服務行業的作用”，為社會組織發展及作用發揮指明了方向。中國銀行業協會“自律、維權、協調、服務”職能與四個“服務”的要求是一致的。這四項核心職能很好地把握住了社會組織發展的一般規律，並結合銀行業的發展實際，定位非常好。下一步，協會在進一步推進加強行業自律、維護行業權益、開展行業協調，提升行業服務水平，強化內部自治等方面還面臨著新的任務，希望中國銀行業協會全面貫徹落實尚主席對其擔當社會責任、加強自身建設、發揮行業引領作用提出的具體要求，繼續保持與銀監會的良好互聯互動，共同發揮好社會組織與行政組織兩個輪子的力量。相信在銀監會的領導下，在新一屆領導班子的帶領下，在廣大會員的支持下，中國銀行業協會一定能夠在新的發展歷程中取得更好的成績。

中國銀行業協會會長、中國銀行董事長田國立在會議上指出，在今後的工作中，協會要全面貫徹落實尚主席重要指示，進一步發揮“自律、維權、協調、服務”職能，持續推動協會功能提升，完善內部治理結構，努力當好監管部門助手。一要進一步加強行業自律，積極承擔社會責任。二要進一步維護行業正當權益，充當行業正當權益的守護者。三要進一步協調行業重大關系，推動形成既公平競爭又互利共贏的行業秩序。四要進一步提升行業服務水平，打造規範高端的協會服務品牌。五要進一步完善協會內部治理，全面提升工作效率與履職服務能力。田會長進一步強調，協會在不同時期應有不同的工作重點。在當前經濟下行期，協會要切實維護銀行業合法權益，通過溝通協調，為銀行業發聲，有效解決逃廢債的問題，保護銀行業正當利益。

會議審議並全票通過了《中國銀行業協會2014-2015年度工作報告》，關於潘光偉擔任中國銀行業協會專職副會長、非會員理事和法定代表人的議案，關於黃潤中擔任中國銀行業協會非會員理事的議案，《中國銀行業協會2015年度財務預算執行情況及2016年度財務預算報告》以及《中國銀行業協會2016年會費收取方案》共五項議案。會議取得了圓滿成功。

特朗普支持6周帶薪產假 希拉里支持12周家庭帶薪假

當地時間13日，美國共和黨總統候選人特朗普宣布了自己關於兒童撫養的政策計劃。

帶薪產假和免稅

在賓夕法尼亞州阿斯頓市的造勢活動中，特朗普就降低撫養兒童成本宣布了若幹項政策，最核心的兩點是：6周的帶薪產假和兒童撫養開支免稅。

“我們需要那些還在工作的媽媽們能夠從工作中得到合理補償，並讓他們孩子得到可負擔的、優質的照顧。”為了契合主題，特朗普在當日的演講中一改以往動不動提高嗓門的風格，語氣出奇的柔和，顯示出和以往不同的感性一面。

特朗普強調，帶薪產假的計劃並不會增加納稅人開支，相反，從減少失業保險騙保中省下的錢就足以支付帶薪產假。

在演講中，特朗普還具體闡述了家庭可以如何減少育兒開支。他提出將對撫養不超過四個孩子的家庭免稅，以居民所在州的平均養育開支為基準，對於個人年收入超過25萬美元或家庭年收入超過50萬美元的居民則不適用。並且，這份減稅計劃不會影響現行的一個孩子3000美元、兩個孩子6000美元的稅收抵扣金額。

修複與女性選民關系

“美國的許多家庭，撫養孩子是最大的一項開支，甚至比買房子還貴。”特朗普稱，“我們的計劃將為工薪和中產家庭松綁。”

盡管每個州的情況不同，但根據官方數據，美國的兒童撫養年開支均值為11.6萬美元。

不過，特朗普及其團隊都沒有談到這份計劃的預計開支規模。僅表示這部分開支將從經濟增長和其他預算縮減中來補足。值得註意的是，特朗普上個月在底特律關於經濟政策的講話中也提到了減少家庭開支，不過，他所提到的這些開支都是在現有法律下就已經能夠削減的，並不需要他重新提出計劃。

演講以特朗普團隊“讓美國更強大”的競選口號結束，離場前特朗普還返回人群中高高抱起一個嬰兒向觀眾示意。

有分析稱，賓夕法尼亞州從1992年開始就是民主黨常勝的州，特朗普針對兒童撫養和帶薪產假的表態是為了修複和女性選民之間的關系。此前，特朗普曾經公開對不少女性惡語相向，包括福克斯新聞主持人Megyn Kelly和共和黨競選人Carly Fiorina。

但問題是，在共和黨的保守派看來，這些擴大社會福利的做法與他們試圖削減政府開支、收緊公司請假政策的傳統訴求有所背離。

特朗普的這份兒童撫養計劃是由其女兒伊萬卡親自完善的。目前，34歲的伊萬卡在特朗普集團擔任高管，同時也是3個孩子的母親。伊萬卡表示，自己能夠追求事業同時也能帶大三個孩子，而這對許多媽媽來說是很奢侈的事。

“這樣的情況必須改變。一個社會中，我們需要創造政策支持所有的父母，讓美國家庭繁榮起來。”伊萬卡稱。

希拉里的政策更好嗎

在特朗普的講話中，不忘攻擊民主黨候選人希拉里“沒有兒童撫養政策”。但希拉里馬上在推特上回擊，並附上了自己關於兒童撫養政策的網頁鏈接。

相比之下，希拉里去年就提出了12周家庭帶薪假，並認為一個家庭用於撫養兒童的開支不應該超過家庭收入的10%。

此前，希拉里在競選活動中稱她將會通過對富人增稅的方式來覆蓋這筆費用。希拉里團隊政策高級顧問哈里斯（Maya Harris）稱，單純關註有利於女性的請假政策的話，特朗普實際上正在傷害她們的事業，導致女性產後在職場受挫，也將加大性別收入差距。

“我們已經不是生活在《廣告狂人》那個時代了，那時候只有女性會承擔撫養嬰兒的責任。”哈里斯表示。電視劇《廣告狂人》的時代背景是上世紀70年代，美國的社會的男權傾向十分明顯。

但是，希拉里並沒有支持今年民主黨提出的家庭帶薪假法案，原因是這份法案提出將向工人和公司增收0.2%的工資稅，相當於中等收入群體每周將增加1.38美元的負擔。此外，希拉里也曾坦言，在目前的政治環境下，推動家庭帶薪假的計劃非常困難。

相比之下，特朗普提出的帶薪假只有產婦可以享受，而希拉里的家庭帶薪假計劃則考慮到了男性。另外，特朗普的帶薪假計劃與事業保險掛鉤，這將受到每個州不同的政策限制。而希拉里的帶薪政策標準比較簡單，即請假期間的收入為平常收入的2/3以上。

最新民調出爐：看看希拉里、特朗普支持率有哪些新變化

據今日美國網15日報道，哥倫比亞廣播公司新聞部和《紐約時報》針對美國總統候選人開展了一項民意調查，15日公布的最新結果顯示，兩位候選人希拉里和特朗普的支持率難分高下。

報道稱，此次電話調查於9月9日至13日在擬投票選民中展開。調查結果顯示，若在希拉里和特朗普之中二選其一，則民主黨候選人希拉里的支持率為46%，僅領先共和黨候選人特朗普2個百分點，而此次調查的誤差在上下3個百分點以內，因此希拉里2個百分點的優勢還處在誤差範圍內。

希拉里和特朗普（資料圖）

在男性選民中，特朗普的支持率較高，為50%，而希拉里的支持率為39%;相反，在女性選民中希拉里的支持率較高，為52%，特朗普則為39%。

在白人選民中，特朗普的支持率為51%，也高於希拉里的40%。而盡管特朗普近期為提高自己在黑人選民中的支持率付出了不少努力，但黑人選民中希拉里的支持率還是大幅領先，達到89%，支持特朗普的人數則僅占6%。

希拉里在註冊選民中擁有更大優勢，若排除潛在選票，希拉里的支持率為46%，特朗普則為41%。

據此前報道，希拉里在“9·11”紀念活動現場因身體不適提前離場，使得希拉里的健康問題再次成為關註的焦點。14日，希拉里和特朗普分別公布了更多關於他們健康狀況的信息。信息顯示希拉里目前患有細菌性肺炎，特朗普正在服用降低膽固醇的藥物並且體重超重，體重為236磅(約107公斤)。

美前財長否認“中國投資威脅論”：支持中美BIT繼續完成

近年來，中國不僅在多邊貿易方面大步前進，在直接對外投資(FDI)方面也大幅上升。然而國際社會對“中國投資威脅論”的聲音此起彼伏，不乏觀點認為中國對外投資出口擠占了他國的市場份額和就業崗位。在眼下的美國大選期間，“對華強硬”的情緒似乎也愈發強烈。但事實真的如此嗎?

近期，保爾森基金會主席、美國前財長亨利·保爾森(Hank Paulson)撰寫了“闡明中國在美投資”，表明應“繼續支持中美雙邊投資協定（BIT）的完成”， “中國的FDI很可能繼續大幅增長，成為中美之間又一重要而有益的經濟紐帶。這一紐帶發揮其最大作用是可以支持美國就業，甚至貢獻工作崗位。”保爾森認為，許多工作流失並非由於貿易，而是由於科技進步迅速、生產效率提升所致，在美國、中國都是如此。

保爾森也認為，由於中美之間的文化和法律法規差異、對目標市場與機遇的理解不同、政治動態和信息不對稱等原因，中國在美投資可能仍會面臨一定挑戰。“中美BIT的最終完成將提高跨境投資規則和相關機構的可預測性。”

“‘全球化’很容易就被美國用作解釋當前眾多問題的‘替罪羊’，這比起解釋例如教育、基建、稅收、匯率政策、信息化等更複雜的細節要容易得多。”美國黃氏跨國公司研究中心執行主任白永輝教授(Jean-Marc F. Blanchard)告訴第一財經記者，“中美兩國其實都不會反對達成BIT協定，但問題在於雙方如何滿足各自的需求，美國希望的是建立在負面清單上的市場準入、提升透明度等。”

中國對外投資增速迅猛

早在2014年，中國的對外投資總額為1160億美元，略超日本成為了全球第二，僅次於美國。不過，直到近十年，中國投資才開始多元化發展，投資重心從新興市場和前沿市場轉向了發達市場。

不同於“中國投資威脅論”，保爾森認為，中國在美投資開始維持或創造當地就業崗位。在一些項目中，中國投資人為美國企業提供成長資本、幫助其擴大產能。對於另一些項目，通過與中國投資人成立戰略合作夥伴關系，一些美國企業發掘了中國市場的新商機。此外，中國市場的規模與容量可觀，創新性的美國初創公司得以快速量產新產品，降低新興技術成本。“從這一意義上，中國投資將造福於面臨激烈全球競爭的美國中小企業、制造商、初創公司、農民和農場主。”

保爾森認為，宏觀經濟推動力的變化、外匯儲備的積累、獲取管理與技術知識、品牌建設與加強創新等是主要推動力。

“中國的政策制定者已經意識到，中國現行的增長模式正在失去動力，迫切需要進行經濟再平衡，減少對固定資產投資、出口與高能耗工業化的依賴，提升經濟附加值與科技含量，提高服務業的經濟地位，從而打造一個以中產階級和消費者為導向的經濟體。”

2014年，中國的外匯儲備達到頂峰，約四萬億美元。政府註資中國投資有限責任公司，並且允許部分國企使用外匯儲備在海外投資更高回報的資產。另外，中國也設立了對外投資的專項基金。

其他因素也導致了中國資金流向美國市場。例如，中國勞動力成本上升，交通運輸成本相對昂貴，對於一些行業來說, 在終端用戶與消費者市場附近成立制造樞紐和供應鏈更符合企業的經濟利益。農業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迄今為止，中國在美最大規模的交易之一就發生在這一行業，即2013年雙匯對史密斯菲爾德(Smithfield)的收購。

保爾森認為，雙匯投資案凸顯了中國FDI的另一動機：獲取管理與技術知識。“國內投資企業正在學習如何管理國際性業務。隨著時間的推移，中國公司完全可以借助知識轉移，向全球最佳實踐靠攏。”

此外，隨著中國意識到自己缺少全球性品牌，建立國際品牌、增強包括人力資本在內的創新能力等目標對中國投資者來說變得緊迫而重要。

中國對美FDI仍面臨挑戰

雖然態勢一片大好，但中國直接投資依然面臨著挑戰與阻礙，未能發揮全部潛力。保爾森熱認為，其中一些問題不可避免，但也有美國政府出於國家利益考慮而施加的阻力，其中有一些則產生了適得其反的效果。

在他看來，中國絲毫不能忽視這些障礙和阻礙帶來的影響。關鍵性挑戰包括以下幾點。

• 觀念差異：無法達成一致

雙方的誤解是一項根本性挑戰，這也並非意料之外，因為大多數潛在的中國投資者並不充分了解美國市場，特別是一些規模較小的民企。保爾森認為，更讓未來外資環境堪憂的，是美國國內日益增長的公眾情緒，這些情緒被兩黨的一些政客進一步利用並強化。

對於交易雙方，特別是涉及中國投資者的交易，處理和緩解政治顧慮顯得愈發重要。中國投資者的確還需要學習適應，不僅是處理在聯邦層面的政治問題，還需要應對投資所在地的本土政治。這並非易事，也不存在萬全之策。保持高度透明，嚴格遵守交易的法律流程與規範是一切中國投資者都必須遵守的基本前提。

• 投資政策影響兩國市場

中國

中國的資本賬戶尚未完全放開，中國投資者將資金轉移到海外時，交易成本依然偏高。若這一障礙能得以解決，僅此一項就能幫助更多中國資本流向美國等其他市場。

此外，若中國對外投資的審批流程能進一步簡化, 公司將對投資項目擁有更大的管控與決策權，進一步減少對中國政府的依靠。“中美BIT若能完成，不僅會有助於中國市場打破壟斷，經濟事務上的積極進展也會鞏固兩國間的互信。”保爾森稱。

雖然越來越多的中國私人投資者正投資海外，但國企在融資和政策環境上(例如外匯儲備的獲取)依然享受優惠政策。大型國企有許多為海外投資融資的辦法，民企可能被擠出局。

美國

外國投資的國家安全審查

中國投資者和政府時常將美國政府的國家安全審查看作是投資交易的重大阻礙。2012-2014年間，美國外國投資委員會審查的所有案件中中國占19%，緊隨其後的是英國（15%），加拿大（11%）與日本（10%）。尤其是被視為關鍵性基礎設施與技術的行業，包括能源、電信、信息技術與國防等，都有可能導致該委員會的介入。

保爾森認為，在收購流程的早期, 中國投資者就應當明確潛在的國家安全問題，進行徹底盡職調查，尤其是在當前環境下，美國外國投資委員會的審查範圍似乎在不斷擴大。為了以開放的姿態正確完成流程，投資者必須聘請經驗豐富的法律顧問。法律顧問需要熟知國家安全問題可能帶來的影響，了解華盛頓特區的政治動態，清楚如何與相關的議會委員會打交道。

與州市一級合作

美國體系呈現去中心化特征，各州州長或者更低一級的各市市長在招商引資方面起了很大作用，但他們的職權不同於中國地方政府。美國州長與市長可以提供優惠稅收政策，簡化行政上的繁文縟節，甚至幫助投資項目選址。大多數時候，州長與當地政府官員並不直接參與交易，也無法為項目動用大量的州資源。考慮到投資所在地的社區可能從未接觸過中國投資，與州市一級的官員和其他當地利益相關方攜手合作就顯得尤為重要。

積極與美國媒體溝通

不可忽視的是，美國的媒體風格主動，有時甚至有些攻擊性，中國投資者應對這樣獨立私營媒體的經驗缺乏，使得與美國媒體打交道也成了難題。在整個交易期間，周密與積極的溝通戰略必不可少，投資意圖、項目如何融入和造福當地經濟都需要加以闡述。當然，這不僅限於地方層面，在聯邦層面，積極主動的溝通戰略需要同步展開，以保持高度透明，避免不必要的政治化解讀。

中美應保持開放友好的投資環境

盡管存在上述挑戰，但保爾森表示，考慮到赴美投資強大的經濟動力與中美經濟的互補性，中國資本依然會繼續尋求美國的投資機會。而且即使大多數情況未必如此，許多時候，接受中國資本也符合美國利益。但為了真正激發這一潛力，爭取中國資本，美國需要積極與其他發達市場競爭，同時，不管當前政治風向如何，都應保持開放友好的投資環境。兩國政府都應當：

• 保持經濟開放，接納外國投資，克服國內選民與利益集團的政治施壓。

• 避免設立外資完全禁入的行業，國家安全審查須公正透明。

• 在投資項目中避免報複性行為擡頭。

• 繼續支持中美BIT的完成。

保爾森認為，為提高投資的成功幾率，牢記以下原則大有裨益。

• 所有的收購都存在政治因素，獲得收購或新建工廠所在地所有利益相關方及社區的支持總是有益的。

• 對於狀況良好的美國公司，任何外國投資者的收購都會面臨政治阻力。另外，美國公眾通常不喜歡政府所有或控股的公司。中國國企的收購將會受到更嚴密的審查。

• 除了盡可能保持信息透明，建議外國投資者聘請高水平的金融、法律與溝通顧問。

• 幫助當地經濟保留或創造就業的收購項目，更容易獲得被收購方與當地政府官員的支持。

• 在美國市場運營的中國公司與收購項目將成為美國了解中國的窗口。

最後，保爾森也強調，任何收購美國公司的外國買家必須牢記以下兩條準則。首先，收購必須根植於經濟考量，避免出價過高。最佳的收購應當提供協同效應，以使買方促進美國公司與員工發展，比如提供新的市場機遇，或進入買家所在國市場的機會。收購完全不相關行業的公司時，買家僅起到出資作用，此類項目幾乎註定失敗。

此外，交易完成並不是故事的尾章，收購後留住人才是關鍵，包括如何安排薪酬體系與職場晉升機會，激勵管理團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