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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所得稅法10年首次修正 專家建議稅率從25%降為22%左右

2月22日即將召開的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二十六次會議，將審議國務院關於提請審議企業所得稅法修正案草案的議案(下稱企業所得稅法修正案)。

企業所得稅是我國第二大稅種，2016年收入總額達28850億元，涉及千萬戶企業納稅人，因此此次修正內容備受關註，焦點之一是稅率會否調整。

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中國財稅法學研究會會長劉劍文對第一財經分析，這是企業所得稅法自2008年正式施行後首次修正，10年來國內外經濟社會環境發生變化，按照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背景下給企業減稅放權原則，以及美國總統特朗普減稅新政助推的全球減稅浪潮，我國25%的企業所得稅有可能降低，相關優惠政策會進一步加強，反避稅方面也會有新的變化。總體而言這次企業所得稅修正會減輕企業負擔，促進企業健康發展。劉劍文認為，企業所得稅目前25%的稅率可以考慮降低到22%左右。

時隔十年後，雖然企業所得稅法首次修正繼續降低企業稅負為外界期盼。不過目前官方尚未證實此次企業所得稅法修正會降低稅率。

內外形勢下或降低稅率

據新華社，2月14日召開的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八十八次委員長會議決定，2月22日至24日在北京舉行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二十六次會議，議程之一就是審議國務院關於提請審議企業所得稅法修正案草案的議案。

企業所得稅法於2007年3月獲全國人大通過，2008年1月1日起施行。企業所得稅納稅人為在中國境內取得收入的企業，稅率為25%，對小微企業、高新技術企業實行優惠稅率。

企業所得稅收入穩步上升，成為第二大稅種，僅次於國內增值稅收入。根據財政部數據，2008年企業所得稅收入總額11175億元，到2016年這一數字為28850億元。

近些年我國經濟下行壓力較大，企業利潤下滑明顯。為了降低企業負擔，本屆政府推出大規模減稅降費舉措，去年5月份推出的全面營業稅改增值稅全年減稅規模超過5000億元，階段性降低社保費率也為企業減負千億元。

財政部部長肖捷在去年底的全國財政工作會議上部署2017年工作時，提出繼續實施減稅降費政策，其中之一就是研究實施新的減稅措施。

劉劍文認為，在當前國內形勢下，按照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給企業降成本的要求，企業所得稅稅率很可能下降，通過減稅促進企業發展。而美國等主要國家即將采取的大規模減稅也從外部倒逼中國加大減稅力度，企業所得稅稅率降低可以降低特朗普減稅政策沖擊。

全球減稅浪潮已初現端倪。

減稅是美國總統特朗普執政時期經濟改革關鍵一環，其中之一就是將美國企業所得稅從35%降至15%，減稅規模達萬億美元。英國首相特蕾莎·梅也正式批準了進一步下調企業所得稅稅率的政策，將在2020年前把企業所得稅稅率降到17%，並承諾英國企業所得稅稅率將保持在二十國集團國家中最低水平。法國總統的熱門競選人弗郎索瓦·菲永也表示，上臺後將使法國的企業所得稅稅率從當前的33%降到25%。

國家稅務總局稅收科學研究所所長李萬甫撰文稱，可以預見，世界越來越多的經濟體都將采取減稅措施，全球更大規模和範圍的減稅浪潮即將到來。

其實，我國在2007年企業所得稅法立法中就采取了降低稅率等舉措。

2008年施行的企業所得稅法核心是降低企業稅負。具體內容包括取消內外資企業差別待遇，統一內外資企業所得稅法，並將法定稅率由33%降為25%。另外對國家重點支持的高新技術企業和符合條件的小型微利企業分別給予15%和20%低稅率優惠，對西部地區鼓勵類企業執行15%低稅率優惠。

稅收優惠等內容或修訂

社科院財經戰略研究院研究員楊誌勇告訴第一財經記者，近些年來固定資產加速折舊企業所得稅政策完善、多變稅收征管合約及國家反避稅等相關內容也可能在企業所得稅法修正案中體現。

劉劍文也認為，企業費用扣除，固定資產加速折舊等企業所得稅優惠政策將進一步加強。在近些年我國與其他國家簽訂稅收協定後，國際反避稅方面也有新的舉措，這些可能會體現在企業所得稅法修正案里。

2014年和2015年，財稅部門分別發布了《關於完善固定資產加速折舊企業所得稅政策的通知》和《關於進一步完善固定資產加速折舊企業所得稅政策的通知》，加大對生物藥品制造業、汽車等十大行業固定資產折舊力度，盤活了企業現金流，起到“減負”效果。

2015年底二十國集團領導人正式批準了經合組織發布的BEPS(稅基侵蝕和利潤轉移)項目最終方案，該方案共有15項行動計劃，包括中國在內的60多個主要國家參與了這一方案。BEPS項目旨在修改國際稅收規則、遏制跨國企業規避全球納稅義務、侵蝕各國稅基的行為，標誌著一個世紀以來國際稅收規則體系正在發生根本性變革。

中國為了落實BEPS的15項行動計劃，已經開始修訂包括稅收征管法、特別納稅調整實施辦法配套文件等法規，而企業所得稅法修訂也在考慮範圍內。

劉劍文告訴記者，如果此次企業所得稅法修正案意見高度統一，可能一次通過，如果內容有爭議，則需要再度審議。估計年內企業所得稅修正案獲通過。

“兩會”提案提前看 九三學社建議防地方片面理解農業供給側

距離2017年兩會開幕還有十天，作為我國參政議政主要力量的民主黨派開始陸續公布今年的重點提案。九三學社中央22日向外公布了即將向全國政協提交的76件提案，涉及科技、經濟、民生等多個熱點領域。

其中，九三學社準備提交的《關於發揮市場作用推進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建議》，針對當前農業供給側改革存在的盲目壓縮種植面積、一哄而上搞休閑農業等亂象，九三學社中央建議農業供給側改革應減少政府幹預、增強市場配置資源的決定性作用，將糧食安全的聚焦點從谷物安全轉移到口糧安全。

九三學社是我國八大民主黨派之一，主要由從事科學技術以及高等教育、醫藥衛生工作等方面的高、中級知識分子組成。

九三學社中央參政議政部副巡視員張瑛在22日新聞發布會上表示，76件提案中有41件被推薦為九三學社中央提案，35件被推薦為九三學社界別提案。分議題看，政治法律類10件、科技教育文化類11件、產業經濟類21件、資源環境類14件、社會民生類20件。

張瑛說，這76件提案是從多方歸集來的300件提案中擇優篩選出的，聚焦於黨和國家中心工作、老百姓關心的熱點、焦點問題。提案的準備工作前後歷時5個月，經過7次反複打磨，才最終形成76件備選提案。

九三學社中央常務副主席邵鴻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農業科技是科技的重要組成部分，長期以來九三學社都非常關註農業的發展，每年都會提交多個與農業相關的提案。

深入推進農業供給側改革是今年中共中央、國務院一號文件的主線。一號文件提出，推進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要在確保國家糧食安全的基礎上，緊緊圍繞市場需求變化，以增加農民收入、保障有效供給為主要目標，促進農業農村發展由過度依賴資源消耗、主要滿足量的需求，向追求綠色生態可持續、更加註重滿足質的需求轉變。

關於農業供給側的這份提案建議，由於對市場機制認識不夠，地方在執行農業供給側改革時機械地理解“兩去一降一補”，在實際工作中仍舊沿襲“政府推動、一哄而上”的老模式，可能出現一些問題，應引起重視。

九三學社在調研中發現，首要問題是有些地方將“去產能”片面理解為縮減糧食面積。

在當前糧食庫存高企、國內外農產品價格倒掛，新糧難儲、陳糧難出等背景下，一些地方片面認為產量高、庫存多就是糧食生產過剩了，紛紛把壓縮糧食種植面積作為農業供給側改革的主要措施。

前述提案寫到，這種做法看似合情合理，但沒有準確理解糧食呈現結構性過剩的實質，如適宜生產面包等深加工優質糧食總體不足，需要大量進口。數據顯示，當前我國僅優質強筋小麥需求量在650-800萬噸，而國產總量僅350-450萬噸，每年需進口300萬噸以上。因此，當前實際情況不是糧食多了，而是低品質糧食比重太大，各地都壓縮糧食種植，可能會出現糧食供給不足的問題。

提案建議，要理性定位並實施正確的糧食安全策略。要重新檢視過去對糧食安全的理解，由谷物安全聚焦至口糧安全，並將國際市場看作保證糧食安全的積極力量。在此基礎上，盡量減少對糧食生產的政策幹預範圍和力度，給市場調整糧食生產結構留出足夠的運行空間。

提案還建議，要依靠價格信號優化調整種植結構。逐漸減少對農產品價格補貼，縮小農產品收儲範圍，針對不同品質采取不同收購價格，更多的發揮價格信號對農產品供給的調節作用。

在穩定水稻小麥等口糧種植的同時，大力去除低品質的糧食生產，對不適宜糧食種植的地區大幅削減糧食生產，擴大馬鈴薯、雜糧雜豆、油料等作物種植規模，試點耕地休耕，給土地休養生息，藏糧於地、藏糧於技。

在“去庫存”方面，九三學社在調研中還發現，一些地方把農產品加工作為農業“去庫存”的主要選擇，普遍采取大力發展農產品加工業的模式。技術含量低的中小企業大量出現，難以面對激烈的市場競爭，反而造成資源的浪費。

該提案還希望政府關註農業供給側改革的一些問題。這包括一些地方農業供給側改革的“降成本”過度依賴土地流轉規模經濟，以及很多地區將“補短板”局限於經濟作物和休閑農業，還有一些地方以三產融合為口號，紛紛出現以個人、民間資本投資為主的休閑農業熱等問題。

民間投資下行 民建中央建議扭轉“脫實向虛”態勢

在過去幾年間，民間投資的增速從20%之上一度滑落到個位數，這其中到底發生了什麽?

去年，民建中央將“推進供給側結構改革，應對民間投資下行”作為重點專題進行了調研，調研報告的成果轉化為《民建中央關於提振民企投資信心應對民間投資下行的提案》，這份提案將與其它30多份提案一起作為民建中央提案被遞交即將開幕的十二屆全國政協第五次會議。

27日，這項調研帶隊人、民建中央副主席辜勝阻在民建中央2017年兩會提案新聞通氣會上表示，民企轉型能力不足和實體經濟回報率低是民間投資下滑的兩個重要原因。提振民間投資的信心關鍵是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提升民企轉型創新能力，擴大民企投資空間。

在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中占比超過六成的民間投資是推動我國經濟增長的重要引擎。2012年之後，受到國外市場疲軟出口不振，國內產能過剩擠壓實體投資回報率下降等因素的影響，民間投資的增速不斷下滑——從原來的20%~30%最低下滑到2%。

辜勝阻在調研中發現，不僅民間投資增速下滑，占比下滑，而且在不同地區還出現分化，遼寧省2016年上半年出現了民間投資60%的負增長，但深圳市卻出現了70%以上的增長。這背後反應出的是不同地區民間投資能力存在差異。

因此，提案將引導民間投資轉型升級，扭轉“脫實向需”態勢作為激活民間資本活力的首要建議。提案建議，多舉措推進民營企業轉型升級，把推進新興產業，特別是服務業的發展作為企業轉型的新契機。鞏固實體經濟基礎，提高實體經濟投資回報率，引導民間資本投向實體經濟，激發民企投資活力。

辜勝阻說，在讓民企“有能力”投資的同時，還必須讓民企“有空間投”，也就是應進一步放寬民間投資市場準入，增強政府和國企投資的引導“協同效應”，防止對民間投資“擠出效應”。

其中最重要的一條是放寬市場準入，最大限度的為民間資本騰出投資空間。建立行業準入負面清單制度，逐步消除各類顯性或隱性門檻;出臺相關政策，引導和扶持民間投資進入醫療、養老、教育等民生領域。

提案建議大力推廣PPP模式，發揮政府資本的引導放大效應和民間資本的靈活、創新優勢，形成政府投資與民間投資的合力。

辜勝阻表示，融資難、融資貴也是影響民間投資意願的一大因素。“民企的融資成本基本上都在10%以上，實體經濟的回報率只有3%~5%，很多民間資本沒有動力進行投資。”辜勝阻說。

提案建議組合出拳降低民營企業成本，讓企業有利可圖，使民企“想投資”。具體政策包括適度調整企業“五險一金”支出，合理控制企業最低工資標準調整幅度，降低企業用工成本。還應該進一步改革稅收體制，嚴格執行小微企業稅收優惠政策。嚴厲查處“亂收費”、“亂罰款”行為。防止在財政下行過程中征收“過頭稅”，進一步降低民營企業的制度性交易成本。

藍皮書建議：上海臨港地區應定義為人口拓展區

上海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上海浦東新區委員會黨校等多家研究機構建議，從人口與經濟增長相互促進的角度，臨港地區應該定義為人口拓展區，而不適合與上海其他高度城市化的區域一起劃分為人口限制區。

3月1日，上述機構在上海召開2017年上海浦東經濟形勢分析報告會，並發布《浦東新區藍皮書：上海浦東經濟發展報告(2017)》。

藍皮書認為，上海臨港地區目前正處於產城融合的發展初期，在這一時期，人口增長與經濟發展之間呈明顯的相互促進關系，不管是經濟增長還是城市化，都需要人口增長來激發和保持發展可持續。

“從人口與經濟增長相互促進的角度，臨港地區應該定義為人口拓展區，而不適合與上海其他高度城市化的區域一起劃分為人口限制區。”藍皮書說，臨港未來的發展需要以人口增長和人口結構現代化的強大動力，來促使傳統社區轉變生產方式進入更高級的生產力發展階段。

臨港地區位於上海東南角，地處長江口和杭州灣交匯處，距上海市中心75公里，規劃面積為315平方公里，是上海重點發展的六大功能區域之一，由裝備產業區(65平方公里)、物流園區(16平方公里)、主產業區(108平方公里)、綜合區(41平方公里)、臨港奉賢園區(17平方公里)以及南匯新城(68平方公里)六大功能板塊組成，是上海沿海大通道的重要節點城市和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建設的腹地，擁有海運、空運、鐵路、公路、內河、軌交的綜合交通優勢。

開發建設臨港新區，是上海市委、市政府著眼於21世紀全球經濟社會發展新趨勢、提振上海制造業、主動對接國家加快培育和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做出的重大戰略決策，同時也是上海進一步優化產業布局、提升產業能級、提高上海整體城市國際競爭力的舉措。

藍皮書介紹，自2003年底正式啟動開發建設以來，臨港地區累計完成固定資產投資1370億元(產業投資近1000億元)，引進產業項目230多個，工業總產值保持45%的年均增幅，稅收收入保持22%以上的年均增幅，形成了新能源裝備、汽車整車及零部件、船舶關鍵件、海洋工程、工程機械、民用航空和戰略性新興產業的“6+1”產業格局，海洋工程半潛式鉆井平臺等一批高端產品和核心技術填補國內空白、實現了重大突破。

在基礎設施建設方面，建成了S2滬蘆高速、鐵路集裝箱中心站等一批重大交通設施，一期開發區域基礎設施體系基本成形;引進了中國航海博物館、上海天文館、滴水湖皇冠假日酒店、豪生國際酒店、大潤發購物中心等一批功能性大項目，建設了80萬平方米商辦樓宇和130萬平方米各類商品住房。

在社會事業方面，上海海事大學、上海海洋大學、上海電機學院以及建橋學院等高等院校陸續整體遷入臨港。此外，中小學及幼兒教育、醫療、金融以及其他基礎服務業等配套設施陸續遷入或建成投入使用。截至目前，臨港地區的產業體系框架基本形成，基礎設施及配套建設初步完成，已經初步具備了規劃中的新興濱海城市雛形。

藍皮書介紹，截至2016年9月，臨港地區的總人口(四鎮區及大學)約為31.09萬人，包括鎮區實有人口25.02萬人及在校大學生6.07萬人(在校教職員工4319人按實有人口計入申港社區);在四鎮區的25.02萬實有人口中，臨港地區本地戶籍人口(戶在人在)占比約為35%，上海其他區域戶籍人口占比約為31%，外地來滬人口占比約為34%，境外人員占比不足0.3%。

與上海市整體人口來源構成情況對照，臨港地區的外地來滬人口占比與上海全市平均水平相比明顯偏低(2016年上海非戶籍人口占比為40.6%);外籍人口占比僅為上海全市平均水平的1/5(上海全市外籍人口占比約為1.45%)。

調查發現，經過13年的開發，臨港地區的城市基礎設施建設和產業布局已經初步完成，但臨港地區的人口增長速度起伏不定，與經濟增長情況不匹配。

總的來說，出於產業定位和競爭力不高帶來的就業機會不足、外部和內部交通不便利、生活配套設施不完善以及近年人口人才引進政策限制等原因，臨港地區四鎮區人口的增長速度相對緩慢，各類人才占比偏低，尤其是2014開始實施的產業結構調整和人口控制，使臨港地區各鎮區實有人口在2013~2014年有較大幅度減少，到2015年增長才有所恢複。

總人口數量不足帶來的需求不足造成現有基礎設施及公共配套使用率低，而基礎設施及公共配套使用率低又會導致供給和維護成本過高，從而限制公共配套供給增加，不僅無法滿足現有人口的需求，也為人口進一步流入制造了障礙。藍皮書認為，打破這一“人口不足——公共配套不足惡性循環”需要從促進人口增長和加強公共配套兩方面同時入手，在增加公共配套的同時鼓勵人口向區域內流入。

分析顯示，上海在經濟增長最快的十年間，全市總人口增加了40%(2000年人口五普到2010年人口六普期間)。相比之下，臨港地區四鎮區在近十年的建設高峰內，人口增長速度一直較為緩慢，尤其是近幾年來增速下降較快，2011~2015年底臨港地區總的人口增長幅度僅為4%，低於上海全市平均同期人口增幅(5%)。

目前，臨港地區只有主城區的申港社區人口增速較快，人口年齡構成也較為年輕。2010~2015年主城區申港社區人口共增長了36%，增長的人口主要由被動遷入人口和外地來滬人口組成，但由於人口基數小，到2016年9月實有人口僅為3.48萬人。其他三鎮和蘆潮港社區不僅人口增速慢(書院鎮和萬祥2010~2015年五年期間總人口增長率分別為6%和9.8%)，而且人口受教育程度普遍偏低。

此外，除申港社區外的其他鎮區人口老齡化十分嚴重，戶籍人口中60歲以上人口占比從21%到30%不等。

總體來看，在一個新興城市建設窗口期，人口流入，尤其是中高素質青壯年勞動力人口的快速流入及適度集聚是繁榮經濟、加快城市化及現代化進程的必要條件和必由路徑。但是，臨港地區近年來在人口總量、人口增速、人口年齡構成以及人口受教育水平構成等多方面都很難支撐臨港地區的戰略定位和未來發展。

藍皮書認為，當前應促進人口快速流入，試驗“人口拓展區”，順暢人口“流入-就業-居住-定居”環節。以目前及未來五年的上海區域內交通發展和臨港產業類型和企業發展來看，交通時間成本過高和高端就業崗位缺乏是臨港地區不具備吸引上海市其他區域人口流入的最重要原因。因此，直接吸引外地人才及人口導入是最現實、最可行的辦法。

藍皮書建議，應進一步深化完善“雙特”政策，促進人口與人才流入。擴大臨港地區人才自由港知名度，為創新創業人才的集聚提供寬松的政策環境。加快多領域、多層次的公共服務體系建設，包括提高現有教育、醫療、文化、體育等公共服務、休閑娛樂以及商務服務水平，進一步滿足多樣化需求並探索高端服務供給。進一步增加產業園區餐飲、住宿、文化等基本城市配套服務功能，完善公共服務功能，提高城市生活配套水平。不僅要堅持功能引領和人才優先原則，還要保證各行業各類人員就業環境公平。

同時，提高中小學教育服務水平、加強幼兒園建設，加大教育資源的引進和建設力度，積極承接中心城區優質教育資源的輸出轉移，成為區域性優質教育資源集聚地。整合職業技術教育資源，為區域經濟發展培養高技能人才。繼續保證公共租賃房和限價商品房的建設，以吸引居住人口，提升現代化的社區管理水平，營造快捷便利的生活和就業環境。完善區域內公共交通網絡建設，增加軌道交通短駁公交配置，創新公共交通模式，提高交通管理水平。加快城區自行車道、步行道以及環湖觀光線路建設。

藍皮書還建議，加快建設對外交通基礎設施。大力推進以鐵路、公路、快速軌道交通線為主的對外綜合交通體系建設。完善水電氣等基礎設施。全方位加強城區水系水利、供排水、電力、燃氣等配套設施建設。加強智慧城區建設。在推進“數字臨港”、地理信息系統建設的基礎上，加快引進新一代信息技術，推進區域信息化建設，形成完整、高端的智慧城市基礎設施體系，為全區域的智能化管理和智能技術應用創造條件。

長江濕地拉響生態安全警鐘 湖北建議盡快出臺濕地保護條例

長江經濟帶11個省(市)濕地面積1154萬公頃，占全國濕地總面積的21.5%。然而，駐鄂全國政協委員聯合調研發現，由於人口密度大、開發強度高、江湖阻隔等多種原因，長江經濟帶包括湖北省在內正面臨著水質性缺水、濕地面積萎縮、生態系統退化、生物多樣性減少、蓄水調洪能力下降、水汙染等諸多嚴峻問題。

此外，目前我國濕地保護方面法制建設相對滯後，在國家層面仍沒有專門濕地保護法規。有關濕地保護的法律條文分散在資源管理和環境保護部門單行法規中，有的條文還互相矛盾，缺乏集中和系統的規定，且條文內容是從濕地單一要素出發的，沒有從濕地生態系統整體保護角度出發。

鑒於此，駐鄂全國政協委員聯名建議，國家應盡快出臺濕地保護條例以及長江流域濕地保護的專項法規與指導意見。建議將與濕地保護管理有關的職能整合到林業部門，變九龍治水為一龍治水。建議以長江經濟帶為重點，加大退耕還濕力度，強化考核問責，逐步擴大濕地面積，強化濕地功能，確保長江流域生態安全。

大開發致濕地萎縮退化

在長江經濟帶1154萬公頃的濕地面積中，自然濕地達到850萬公頃，其中國際重要濕地17處，濕地自然保護區167處。濕地生態系統具有涵養水源、調節氣候、航運發電、保護生物多樣性等20余項生態功能，是推動長江經濟帶經濟社會發展的獨特優勢和關鍵要素之一。

然而，從20世紀50年代至今，僅江漢平原湖泊水面面積就由7000余平方公里減少到2400平方公里。2012年湖北第二次濕地調查同2000年第一次濕地調查相比，同口徑自然濕地總面積減少了10.26萬公頃。由於大部分湖泊濕地調蓄洪水的生態功能減弱，湖北省去年遭受了多輪強降雨導致多地外洪內澇，全省有武漢、黃石、鄂州等8個市州潰口217處，經濟損失嚴重。

除了濕地面積在萎縮外，濕地功能亦在退化。一方面，工程建設影響濕地功能。三峽工程蓄水後，長江下遊水位下降明顯，導致河流灘塗裸露，農業種植、采砂、工程建設等活動增多，野生動植物棲息地面積縮小;實施丹江口水庫調水後，漢江下遊水量減少，環境汙染加重、水華增多，濕地生態環境旱化，生物多樣性降低，生態安全承受巨大壓力。此外，圍網(欄)養殖和開墾圍墾、房地產開發及各類工程建設侵占濕地等現象依然存在。

另一方面，人為破壞濕地動植物資源、違法排放工業廢水、過度使用化肥農藥的問題仍比較突出，亦遏制了濕地生態功能的發揮。《2015年湖北省水資源公報》顯示，該省劣於Ⅲ類水的河長占總評價河長(9405.5公里)的19%;劣於Ⅲ類水的湖泊占監測總湖泊個數(29個)的35.9%。部分濕地已經喪失了為動植物提供棲息地、繁殖地的生態功能。

濕地立法滯後保護不力

過去數十年的部分開發，不僅改變了長江作為自由流淌的河流的根本屬性，影響到長江作為“黃金水道”的效能和沿岸居民的水安全，亦給濕地生態系統以及野生動物帶來了滅頂之災，例如長江中淡水哺乳動物白鱀豚已不見蹤影，長江幹流中另一種淡水哺乳動物——江豚的野生種群數量每年也以13%左右的速率下降，如果長江生態環境惡化的趨勢得不到有效扭轉，5~10年內，長江江豚也會步白鱀豚功能性滅絕的後塵。

盡管形勢如此嚴峻，但我國濕地保護方面的法制建設卻相對滯後，並且濕地管理機構也不健全，沿江各省市在市縣兩級林業系統許多沒有設立濕地保護機構。

同時，濕地保護投入嚴重不足。目前湖北省省級財政每年安排濕地保護補助資金500萬元，而湖北省目前有181個各類保護區、濕地公園、保護小區，資金投入與保護需求相比杯水車薪。

此外，濕地保護專業人才比較缺乏，很多地方在濕地公園大搞人工造景、硬化河湖岸線，破壞了濕地資源。對工程建設占用濕地缺乏有效保護。林業部門對工程建設尤其是地方重點工程建設項目占用濕地缺乏有效的保護手段，不能有效協調經濟發展與濕地保護的矛盾。

建議濕地管理一龍治水

在今年全國“兩會”上，駐鄂全國政協委員將聯名建議國家盡快出臺濕地保護條例，建立健全長江流域濕地保護的專項法規與指導意見。

建議按照《國務院辦公廳關於劃定並嚴守生態保護紅線的若幹意見》要求，制定長江流域濕地保護規劃，實施重大濕地生態保護與修複工程，劃定並落實長江流域濕地保護紅線。

建議出臺濕地保護修複、濕地產權確權、濕地資源有償使用等政策，制定濕地用途管制制度、征占用濕地行政許可制度、濕地生態環境損害賠償等制度。

建議將濕地保護納入經濟社會發展評價體系，建立包含濕地紅線管理、濕地保有量、濕地保護率等內容的濕地保護目標體系、考核辦法與獎懲機制，實行濕地保護行政首長負責制，落實濕地保護責任。

同時，完善濕地保護管理體系。建議將與濕地保護管理有關的職能整合到林業部門，變九龍治水為一龍治水，統籌抓好濕地保護管理工作。在此基礎上，圍繞長江流域濕地保護管理工作，按照推行“河湖長制”和流域治理的思路，設立長江流域濕地保護管理中心，統一協調長江經濟帶濕地保護管理工作。考慮到湖北處於長江中遊，三峽大壩在湖北境內，建議長江流域濕地保護管理中心設在武漢市。

健全生態保護補償機制。建議加快制訂濕地生態補償政策，建立健全生態損害者賠償、受益者付費、保護者得到合理補償的運行機制;建立地區間橫向生態保護補償機制，通過資金補助、產業轉移、人才培訓、共建園區等方式，指導生態受益地區對生態保護地區、流域下遊對流域上遊進行補償;結合深化財稅體制改革，完善轉移支付制度，歸並和規範現有生態保護補償渠道，加大對重點生態功能區的轉移支付力度。國家引導、支持建立長江濕地保護基金，並通過電價補償、水價補償等措施，加大對三峽大壩、丹江口大壩下遊生態補償。重點扶持一批示範濕地企業，推動水生生態種植業、生態養殖業和生態旅遊業的發展。

此外，建議通過濕地植被恢複、土地整理、棲息地修複、生態補水等措施，開展退耕還濕工作，有效擴大濕地面積。這項工作已在少數國際(國家)重要濕地和國家級濕地自然保護區進行試點。建議以長江經濟帶為重點，進一步加大退耕還濕力度，制訂專項規劃，增加資金投入，強化考核問責，逐步擴大濕地面積，強化濕地功能，確保長江流域生態安全。

健康險試點效果不達預期 農工黨建議稅優額提升至每年6000元

商業健康險全行業虧損的狀況並沒有隨著稅優健康險試點不斷擴容而發生改變。農工黨中央建議將現行稅優健康險的稅前扣除額從2400元/年提升至6000元/年，以進一步擴大參保人群，構建多層次的醫療保障體系。

針對稅收優惠政策對健康險需求的激勵效果沒有達到預期的現狀，農工黨中央將向3日召開的全國政協會議提交《關於完善健康保險稅收優惠政策的建議》。

稅收商業險的利好還在持續出臺。目前一些地區陸續出臺政策，允許醫療保險個人賬戶資金用來購買商業保險。在這份提案中，農工中央還建議保險監管部門和社保部門聯合出臺規則，將基本醫保賬戶資金的使用更多定位於稅優健康保險產品。

提升現有稅收優惠額度

第一財經記者在2月27日農工黨中央召開的“兩會”情況通報會上了解到，2017年農工黨中央提交全國政協十二屆五次會議提案39件，內容涵蓋醫藥衛生、生態環境、人口資源、精準扶貧、經濟發展、司法改革等領域。

農工黨中央參政議政部副部長王素芳表示，作為一個以醫藥衛生界高中級知識分子、環境保護和人口資源領域為主的參政黨，農工黨中央非常重視在“健康中國”領域的建言獻策。在這39件提案中，與“健康中國”相關的有14件，占到提案總數的36%。

2015年5月召開的國務院常務會議決定，開展商業健康保險個人所得稅優惠政策試點，對個人購買這類保險的支出，允許在當年按年均2400元的限額予以稅前扣除。同期，財政部、國家稅務總局、保監會聯合發布《關於開展商業健康保險個人所得稅政策試點工作的通知》，決定於2016年1月1日在全國31個城市開展試點。

稅優健康險在試點這一年多以來並沒有迎來業內預期的爆發式增長。截至2016年底，共有23家保險公司經監管部門審核獲得稅優健康保險經營資格。與機構獲批擴容速度不相匹配的是稅優健康險在市場上的銷售情況並不理想，保費規模不足一億元，參保人數只有數萬人，稅優健康險漸漸成為保險機構產品線上的“雞肋“。

《關於完善健康保險稅收優惠政策的建議》認為，稅優健康保險業務規模有限，保障人群範圍不足是當前存在的主要問題。

截至2016年11月，全國稅優健康保險承保44035人，保費規模7124萬元，人均保費僅為1618元，還沒有用足每人每年2400元的額度。

提案認為，稅收優惠政策對保險需求的激勵效果沒有達到預期的首要原因是稅收優惠額度偏低，激勵效果不明顯。因此亟須提升現有稅收優惠額度。

提案稱，目前2400元/年的稅前扣除額度偏低，國際經驗顯示，發達國家一般同類政策的稅收減免額度大體為平均工資水平的10%左右。按國家統計局公布2015年全國平均工資數據，全國城鎮非私營單位就業人員年平均工資為62029元，相應的我國減免額度應為6000元/年左右為宜。

提案認為，當前稅優健康險存在的其他問題還包括社保配套政策缺失，無法有效銜接現有社保的規模優勢;稅收減免實際操作流程尚未順暢;試點城市開放較少，受眾群體狹窄;產品推廣力度不夠，消費者缺乏認知等。

允許醫保個賬資金購買稅優險

長期以來，職工醫保個人賬戶支付範圍一直嚴格管理，賬戶資金余額沈澱龐大，使用效率不高。

為了提高個人賬戶資金的效率，今年1月1日起，上海職工醫保個人賬戶歷年結余資金可以購買商業醫療保險專屬產品。除上海之外， “十三五”期間各省(市)紛紛出臺政策，放寬個人賬戶資金使用範圍，允許用來購買商業保險。

提案建議充分把握職工基本醫療保險個人賬戶改革的契機，進一步擴大稅優健康保險參保人群。目前保險市場上商業健康保險產品數量巨大，質量參差不齊，而稅優健康保險產品由於其費率和條款受嚴格監管，是保障功能最全面、價格最合理的產品。

提案還建議保險監管部門和社保部門聯合出臺規則，將基本醫保賬戶資金的使用更多定位於稅優健康保險產品，同時通過家庭參保的方式，將保障人群擴展到職工直系親屬，有效解決家庭災難性醫療支出，化解“因病致貧、因病返貧”風險。

全國人大代表蔡繼明建議建立進城農民承包地、宅基地有償退出機制

隨著農地“三權分置”的制度設計出現，我國現行的《農村土地承包法》(以下簡稱《承包法》)正面臨修法的挑戰。

3月2日，全國人大代表、清華大學政治經濟學研究中心主任蔡繼明教授做客中國經濟網2017兩會特別報道節目稱，《承包法》需要通過總結農地“三權分置”的經驗加以修改。政府應該探索建立進城農民承包地、宅基地有償退出機制，從而鼓勵農村轉移人口向大中城市集中。

“三權分置”的效應

2015年，全國耕地20億畝，農民戶均8.7畝，約為世界平均水平的1/6，約為美國的1/360。目前，我國農地經營規模達到50畝以上的農戶大概有350萬，共經營了3. 5億畝土地。我國2.3億農戶中大概只有6800萬農戶或多或少流轉了土地，流轉面積只占全部承包土地的三分之一。

蔡繼明稱，我國目前的農地經營規模異常狹小，嚴重地制約了農業現代化的進程，若全國農村達到每戶100畝的規模經營水平，需要把現有90%農戶的土地轉移到10%的農戶手里，這無疑是一個極其艱巨又必須完成的戰略轉移。

此前，中共中央和國務院《關於完善農村土地所有權承包權經營權分置辦法的意見》(以下簡稱《意見》)提出，在農村集體土地所有權與農戶承包經營權兩權分離的基礎上，進一步將土地承包權與經營權分離，實行集體土地所有權、土地承包權與土地經營權“三權分置”。

他評價稱，這一舉措順應了廣大農民特別是大量進城務工農民保留土地承包權、流轉土地經營權的意願，和繼續務農的家庭以及下鄉的工商資本實現農地適度規模經營的要求，從而有利於加快新型城鎮化和農業現代化步伐。

不過，《意見》在強調放活“經營權”的同時，又將分離後的農地承包權認定為集體所有制成員權，非本集體經濟組織成員不得承包本集體的土地，農戶已獲得的承包權又只能在本集體經濟組織內轉讓並經農民集體同意;流轉其土地經營權的，須向農民集體書面備案，經營主體再流轉土地經營權或依法依規設定抵押，也須經承包農戶或其委托代理人書面同意，並向農民集體書面備案。

蔡繼明認為，這些規定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農村土地的流轉以及農民土地財產權益的實現，從而不利於農地適度規模經營的實現和農民工的市民化。

進一步深化農地承包制改革

蔡繼明稱，我國農地承包經營制改革應在原有合理的法律基礎上推進。

比如，我國現行的《農村土地承包法》是允許集體土地發包和轉包給非集體經濟組織成員的。現行的《物權法》規定，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屬於《物權法》保護的用益物權，而用益物權人有權對他人所有的不動產或者動產，依法享有占有、使用和收益的權利，農村集體亦有權將土地發包給本集體以外的單位或者個人承包，集體經濟成員也可以將土地承包權轉讓給非集體經濟成員。

此外，《承包法》還規定，承包期內，承包方全家遷入設區的市，轉為非農業戶口的，應當將承包的耕地和草地交回發包方。承包方不交回的，發包方可以收回承包的耕地和草地。

蔡繼明提醒說，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和農民工進城，首選的是設區(地級)以上的大城市，要求全家遷入地級以上城市的農民無償放棄原有承包地，不利於城市人口向大中城市集中，與《全國主體功能區規劃》提出的構建“兩橫三縱”和“集中均衡”的城市群戰略相悖。

在今年的兩會建議中，蔡繼明提到，應該探索建立進城農民承包地、宅基地有償退出機制，從而鼓勵農村轉移人口向大中城市集中。《承包法》中的這一條款正是需要通過總結農地“三權分置”的經驗而加以修改的。

另外，他提到，政府應按照《承包法》所強調的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應當遵循平等協商、自願、有償的原則，任何組織和個人不得強迫或者阻礙承包方進行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

蔡繼明認為，隨著越來越多的農民進城務工落戶和遷徙定居，傳統的村落有的興盛，有的衰亡，彼此之間的合並重組已經不可避免，由此必然要求農地承包權的流轉跨越原集體經濟組織的界限，甚至不同村落的集體土地所有權也難免會發生相應的轉移和重組。農地制度的安排應該順應這一城鄉關系變革和農村傳統社會變革的歷史潮流。

最後，隨著工業化、城市化和農業現代化的推進，他說，城鄉之間、城市之間、鄉村之間的人口流動會愈加頻繁，規模也會越來越大，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的改革和發展方向應該是開放的，既要允許原有的成員進城落戶之後通過轉讓土地承包權而放棄其成員權，也要允許外來的人口通過接入承包權獲得集體經濟組織成員權。特別是在農村集體資產(包括土地)股份化之後，農民初始獲得的集體資產的股份完全可以自由轉讓給任何單位和個人。

全國人大代表黃細花建議全面放開生育

基於全面兩孩政策實施一周年的實際情況，全國人大代表黃細花建議，國家應盡快全面放開生育。

中國2016年1月1日開始實施全面兩孩政策。一年多以來，增加的出生人口數量低於此前預期。根據國家統計局最新公布的數據，2016年出生人口總量為1786萬人，比2015年僅增加了131萬人。而根據衛計委公布的數據，符合全面兩孩政策的目標人群在9000萬左右。這樣看來，第一年生育了二孩的比例比較低。

多家機構的調研顯示二孩生育意願比較低。根據全國婦聯的調查，有53.3%的受訪家庭不想生育第二個孩子，在城市，這一比例超過60%。騰訊新聞去年初的十萬人網上調查結果也顯示，計劃生二孩的僅占31.4%。

黃細花認為，目前，生育意願高於兩孩的人群並不多，根據過去的統計，三孩以上的出生人口占每年出生人口的比例不足5%，總量只有幾十萬人。鑒於此，國家應盡快全面放開生育。若出生人數再度下滑，應在自主生育的基礎上實施鼓勵生育的政策，在稅收、教育、醫療、就業等方面予以支持。

黃細花還建議取消計劃生育“一票否決”和計劃生育的各項考核，廢除各地有關“計劃生育一票否決制”的文件。同時，取消與計劃生育有關的各種證件和證明，包括計劃生育服務證、獨生子女光榮證、二胎證、上環證、結紮證、流動人口婚育證明、積分入戶計劃生育證明表、計劃生育服務站孕檢證明等。

TCL李東生建議：半導體顯示產業推行6%增值稅率

中國正成為全球最大的液晶面板生產基地之一，不過作為後起之秀的中國面板企業目前的折舊成本卻明顯高於國外的競爭對手。因此，第十二屆全國人大代表、TCL集團董事長李東生呼籲，希望國家未來五年內繼續加大對半導體顯示和芯片產業的支持力度。

在3月5日下午的發布會上，李東生提出三點建議：一是在半導體顯示產業中推行6%的增值稅率；二是保持國家對項目資本金投入的政府財政貼息政策；三是免除企業利潤轉增資本所繳納的企業所得稅。

李東生介紹說，半導體顯示和半導體芯片兩個產業的單個項目總投資均超過500億元人民幣，其中資本金約占50%。在經濟較好的情況下，凈資本回報率很難超過10%。一旦出現經營環境不好的情況，企業利潤微薄，甚至出現虧損。如中芯國際、京東方、天馬微電子等企業均出現過這種情況。TCL集團旗下的華星光電，也曾經有過季度性虧損，平均資本利潤率5~6%。

中國企業過去幾年新投入大量資本到上述兩個產業中，像華星光電2016年年底宣布在深圳上馬第11代液晶面板生產線項目，令國內面板產業的規模正快速趕上國際領先水平。相比之下，韓國的三星、LG，日本的夏普、日本顯示公司、東芝半導體以及臺灣地區的臺積電、友達、群創等企業，在半導體顯示或半導體芯片產業已經營多年，其大部分資產的折舊已經計提完畢；而中國企業的固定資產投入巨大，當期折舊攤銷很大，成本競爭力處於劣勢。如，2016年，LGD的折舊和攤銷占比是11.4%，京東方、華星光電卻分別達到18%和20.7%。

所以，李東生說，國家曾讓半導體芯片企業享受“兩免三減半”或“五免五減半”的企業所得稅優惠，以及按照6%的稅率征收增值稅，而半導體芯片和半導體顯示產業都具有投資金額大、回報期長等特點，希望“兩免三減半”、“五免五減半”及6%增值稅率政策也在半導體顯示產業中推行。

其次，李東生建議繼續保持國家對項目資本金投入政府財政貼息的政策。由於半導體顯示和半導體芯片產業的資本回報率偏低，導致新投建項目社會融資面臨困難。政府已經發了三期國家專項建設基金，在前兩期國家專項建設基金中，對經審批的項目給予低息的資本金投入支持，通常占總項目投資額的15%，企業在未來十年分期回購政府股份。但從第三期國家專項建設基金開始，基金利息已經按照銀行同期的貸款利率執行，使得企業的財務負擔較重。因此，建議繼續執行國家對重大項目資本金投入政府財政貼息的政策。

此外，李東生還建議免除企業利潤轉增資本所繳納的企業所得稅，鼓勵企業以稅後利潤再投資新項目。據了解，韓國為了鼓勵企業在電子信息產業的投資發展，針對半導體顯示及半導體芯片產業新工廠設備投資的10%，直接抵減投資企業的企業所得稅。目前，中國半導體顯示及半導體芯片產業蓬勃發展，建議國家出臺類似的財稅政策，對這兩個產業的企業以稅後利潤再投資新項目的，即利潤轉增資本部分，免除企業所得稅，並返還利潤再投資金額已繳納的企業所得稅。

（實習生麥舒瑜對本文亦有貢獻）

工商聯：黃金消費已日常化 建議區分普通和高檔黃金飾品征稅

萬億規模的消費稅改革是此輪財稅改革重頭戲之一，也在今年“兩會”中吸引委員代表關註。

近日，全國工商聯提交了《關於對消費稅中貴重首飾及珠寶玉石稅目和稅率進行調整的提案》(下稱“貴重首飾提案”)，建議將黃金飾品區分為普通黃金飾品和高檔黃金飾品，適時取消普通黃金飾品的消費稅。

第一財經記者了解到，消費稅改革小步快走，消費稅稅目和稅率調整是主要內容。

早在2014年底，從汽車輪胎、酒精等消費稅稅目取消開始，這一輪消費稅改革已經拉開序幕，此後成品油消費稅上調，對電池、塗料開征消費稅，再到提高卷煙消費稅，普通化妝品消費稅被取消，直至最近加征超豪華汽車消費稅。

上述工商聯貴重首飾提案稱，隨著我國經濟的快速發展，城鄉居民收入水平不斷增長，生活水平大幅提高，家庭和居民的消費水平和消費結構已經發生了重大變化，黃金珠寶飾品已不再是老百姓眼中昂貴的高不可攀的奢侈品，而成為尋常家庭結婚配飾的必需品和眾多城鄉女性的日常裝飾品，普通黃金飾品的奢侈品性質已經發生了根本性的改變。

目前，黃金飾品在零售環節征收5%的消費稅。

全國工商聯建議，參照化妝品消費稅調整的辦法，將黃金飾品區分為普通黃金飾品和高檔黃金飾品，並對普通黃金飾品不再征收消費稅，降低黃金飾品價格，進一步滿足城鄉居民對於日常裝飾的需要，釋放黃金飾品的消費需求，促進黃金飾品行業的發展。

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2016年限額以上單位消費品零售額中，金銀珠寶零售額為2996億元， 與上年數據持平。

去年9月30日，財政部和稅務總局宣布普通化妝品不再征收此前高達30%的消費稅，高檔化妝品征收的消費稅率也由30%降至15%。

另外，全國工商聯建議建立貴重首飾及珠寶玉石稅目動態調整機制。根據居民生活水平提高和消費結構的變化，對貴重首飾及珠寶玉石稅目下的貴重商品進行重新劃分，適時將隨著由高檔消費品變為生活必需品的商品移出征稅範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