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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人大代表蔡繼明：建議賦予農民宅基地使用權完整物權

日前，在做客中國經濟網2017兩會特別報道節目時，全國人大代表、清華大學政治經濟學研究中心主任蔡繼明教授稱，應該允許農村宅基地使用權在集體所有制成員之外流轉。

宅基地使用權應擴大流轉範圍

中國農村集體建設用地分成三塊，一塊用於鄉鎮村企業建設用地，鄉鎮企業或者村辦企業。第二塊是公益性用於公共設施的建設用地，比如村公所、村委會、衛生院或衛生站，還有學校。最大的一塊是宅基地。

根據國土資源部最新數據，我國城鎮用地合計91612平方公里，村莊用地為191158平方公里，農村集體建設用地是城鎮國有建設用地2倍以上，其中70%以上是宅基地，而全國總人口中56.1%的常住人口在城鎮，只有43.9%的常住人口在農村。

特別是隨著大量農民進城務工落戶，大量農村住宅和宅基地閑置，一些村已成為空心村。

不久前，蔡繼明到珠海調研發現，有一個村有300多戶，其中250戶的居民均把房子租出去了。“出租給誰呢?肯定不是出租給本村人，本村人都有房子，實際上都出租給周邊外來的務工人員。”他認為，農村閑置的大量宅基地只限定在集體所有制成員內部流轉，是不符合市場在土地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的原則的。

2016年9月，考慮到農村土地制度改革的聯動性，經中央批準，全國33個縣統籌協調推進三項試點任務。具體來說，把土地征收制度改革和農村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改革擴大到現有33個試點地區。

蔡繼明評價稱，相對於此前彼此孤立的“三塊地”改革試點來說，這無疑是一個很大的改進，但宅基地制度改革仍維持在原15個試點地區。而“三塊地”改革試點，關鍵是在縮小征地範圍的同時允許農村宅基地入市。

蔡繼明認為，構建競爭有序的城鄉統一的建設用地市場需要農村宅基地入市。但是，目前的“三塊地”改革試點，只允許農村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農村宅基地只能在集體所有制成員內部流轉，而農村集體建設用地中真正屬於經營性建設用地即鄉鎮和村辦企業用地只占10%，僅靠這些土地入市還不足以構建“競爭有序的城鄉統一的建設用地市場”。

在他的建議中提到，如果允許農村宅基地使用權在集體所有制成員之外流轉，至少其中的三分之一閑置不用的宅基地使用權可以通過抵押擔保、出租轉讓以及城鄉建設用地增減掛鉤等方式進入市場，那麽城鎮建設用地就可以增加70%以上，從而不僅會拓寬農民財產收入的渠道，促進農村集體建設用地節約集約使用，而且會有效地遏制城鎮房價的增長，有助於農民工進城落戶，加快農民工市民化進程。

賦予農民宅基地使用權完整物權

此前，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頒布了《關於完善保護產權制度依法保護產權的意見》落實承包地、宅基地、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的用益物權，賦予農民更多財產權利，增加農民財產收益。

蔡繼明稱，國有建設用地使用權作為一種用益物權，不論是誰均可以出租、抵押、繼承和轉讓。同樣被我國《物權法》認定為用益物權的農民宅基地使用權，理應具有與城市國有宅基地同等的權能，應允許農村居民的住房連同集體宅基地使用權出租、抵押並轉讓給城市居民。

由此，既然我國城市除了公共利益用地和劃撥的保障房用地，其他土地均可視為經營性建設用地，那麽，農村除了公共利益用地外，其他建設用地(包括農民個體或集體興建的非自住房宅基地)均可視為經營性建設用地，而只要符合規劃和用途管制，農村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就可以用於商業和房地產開發。蔡繼明認為，按照這種劃分標準，所謂城鄉統一的建設用地市場，就是城鄉統一的經營性建設用地市場，農村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應該與城市國有經營性建設用地同等入市、同權同價。

蔡繼明表示，因為農村宅基地所有權是集體的，但使用權是農民個人的，作為我國《物權法》所保護的用益物權，農民有權出租、抵押、繼承和轉讓，城鎮居民到農村買房或租用宅基地建房，是有償有期、兩廂情願、共享共贏的。

他認為，賦予農民宅基地使用權完整物權是農民土地權益在經濟上的實現形式，是農民獲得財產收入的渠道，不僅對農村集體土地所有權沒有任何侵害，反而有利於改善城鄉居民收入分配關系，促進城鄉融合。

全國政協委員遲福林：建議實行全國統一的居住證制度

全國政協委員，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院長遲福林在今年兩會上提出建議，應該在2020年前取消城鄉二元戶籍制度，代之以全國統一的居住證制度。他認為，此舉將是推進城鄉一體化、擴大內需的最大潛力點。

近年來，中國出臺了一系列文件推進戶籍制度改革，也取得一定成果。但迄今為止，仍未明確“以全面實行居住證制度取代城鄉二元戶籍制度”的改革目標，也未明確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時基本完成戶籍制度改革任務。遲福林認為，“十三五”期間深化戶籍制度改革，必須有切實明確的目標和時間表，確保城鄉戶籍制度能夠被全面取消。

他建議，要把2020年作為讓城鄉二元戶籍制度退出歷史的時間節點。“十三五”深化戶籍制度改革，不應在原有制度上修修補補，不能把“暫住證”換個牌子變成“居住證”，也不能長期實行戶籍制度和居住證制度“雙軌制”，而是要積極創造條件，到2020年讓城鄉二元戶籍制度退出歷史。

作為城鄉二元戶籍制度的取代，中國應全面實行居住證制度。遲福林提出，要從中央層面下決心，著力推進居住證取代城鄉二元戶籍制度進程和省際間居住證制度的相互銜接，到2020年基本建立以身份證號為唯一標識、全國統一的居住證制度，並使人口城鎮化率(即居住證率)達到50%以上。

與之對應的，是要推進人口管理理念、人口管理制度、人口管理主體的重大變革。這其中包括：由對人口的控制向對人口的服務與管理轉變，實現對流動人口的精細化管理和服務;按照“擴大覆蓋範圍、降低申領門檻、提高服務水平、完善技術手段、推進制度並軌”的基本思路，實現由城鄉二元戶籍制度向居住證制度的轉變;由治安部門的管理向人口服務部門的管理轉變，探索建立以民政部門為主，由公安、統計、衛生、工商、教育、社保等部門共同參與的人口綜合服務管理系統。

取消城鄉戶籍制度之後，農民怎麽辦?遲福林認為，下一步要統籌推動戶籍制度和農民土地財產權制度改革，讓農民帶著土地財產權進城。農村土地制度改革問題不破題，要實現人口城鎮化的目標就很困難。深化農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加快落實農民土地財產權。尤其是落實農民宅基地完整的財產權和確權登記發證工作，將明顯增加農民的財產性收入，增強農業轉移人口融入城市的能力，為總體實現城鄉社會保障制度統一、水平大致相當提供重要條件。由此，為全面實施統一的居住證制度奠定重要基礎。

戶籍制度改革在過去多年一直進展緩慢，效率不高。遲福林建議，要盡快制定並實施“廢除城鄉二元戶籍制度，全面實行居住證制度”的具體行動方案，盡快明確提出到2020年“廢除城鄉二元戶籍制度、全面實行居住證制度”的目標、時間表和重點突破，並強化督查督辦工作，使這項歷史性的重大改革落實、落地。

遲福林認為，讓城鄉二元戶籍制度成為歷史，是推進城鄉一體化、擴大內需的最大潛力點。目前讓城鄉二元戶籍制度成為歷史的時機條件已成熟，與農村土地制度三權分置改革相結合深化戶籍制度改革，也面臨著重要機遇。

東航總經理馬須倫：航班正常率遠低於歐美 建議制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空域管理法》

全國人大代表、東方航空（600115.SH）總經理馬須倫，今年提交的議案是建議我國制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空域管理法》。由於缺少關於空域管理的統一立法，現行空域管理機制又限制了民航發展水平，目前我國的航空運輸增長量已經觸及保障能力的“天花板”。

根據官方統計最新數據，盡管飛行情報區面積與美國、歐盟大致相當，2015年期間中國的年運行民航航班量僅約歐盟的一半、美國的三分之一，航班正常率也遠低於歐美地區。如何平穩釋放市場需求、合理高效地分配以實現空域資源利用率最大化已成為空域管理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推進的焦點。

馬須倫指出，現行的軍方主導、條款分割、固態使用、靜態管理的空域管理模式嚴重制約了我國民航業的發展。長久以來，我國關於空域管理的基本法一直處於缺位狀態。此外，我國空域管理體制框架下還存在軍民航法規依據較少、軍民航法規標準條款差異大等問題，不利於現代航空業的發展。

當前立法還使得飛行管制部門在面對通用航空器、無人機等新生事物時缺乏制度依據，空域管理工作面臨著巨大的挑戰。比如，大量的通用航空器將進入中國市場，相關管理部門應當對其飛行活動予以嚴格規範，但是相關的法律法規不系統，呈現明顯的碎片化特征。

又如，在對無人機的飛行管制方面，由於近年來相關技術不斷成熟，成本持續降低，全國多地頻繁發生無資質、未申請空域的遙控無人機“黑飛”事件，甚至有多起無人機飛入機場空域的航空安全事件。由於缺乏法律依據和統一的管控系統，相關管理部門難以系統地解決無人機監管難的問題，因此應盡快完善相關的法律標準。

馬須倫建議，我國制定統一的空域管理法，首先要平衡好三對關系：空域資源分配機制要與市場需求相匹配；空域的國防資源屬性與公共資源屬性應當兼顧；空域資源管理要協調好軍用需求和民用需求。目前，中國已經具備良好的管理基礎和技術基礎，軍民融合國家戰略的落地提供了重要的改革契機，有條件制定專門的空域管理法。

此外，縱觀歐盟、美國和澳大利亞等先進的民航發達國家或地區對空域資源管理問題的探索歷程，我國可以在立法技術、機構設計、管理原則等多個方面進行借鑒和吸收：第一，對空域進行統一立法，有利於國家從宏觀層面對空域進行全面監管。例如澳大利亞，出臺了專門的《空域法案》，詳細地規定了空域管理機構、規則，以及其他相關事項；第二，明確統一的空域管理機構，一個特定空域由一個管理機構負責，有利於實現高效監管。例如美國，法律規定由聯邦航空管理局負責統一制定和執行空域管理政策；第三，平衡國防安全保障和民航發展之間的關系，促進空域資源的高效利用。例如歐盟，制定專門規定推行空域的靈活使用政策；第四，建立政策協調機制，妥善解決政策執行中產生的分歧，促使政策落地。例如歐盟設立單一天空委員會，有權就歐盟成員國之間跨境功能性空域分區發生的爭議出具意見，該意見對相關歐盟成員國具有法律約束力。

具體來看，馬須倫建議設立專門的空域管理委員會，負責制定具體的空域管理政策，建立民用空域與軍用空域管理協調溝通機制，提供空中交通管制服務，確保空域資源得到安全、有序和充分利用，以滿足不同空域用戶的需求，對我國空域實行統一監督管理。

同時對標國際，科學劃設基本空域類型。使得空域管理區域應盡可能一致，航線設計和規劃更趨於合理，以便靈活調配航線網絡中各用戶及使用者的飛行活動。註重融合，增強軍民協調效應，追求空域靈活使用。擴容增效，完善空中交通管理，緩解民航空域緊張。劃設空域應當兼顧民用航空和國防安全的需要以及公眾的利益，而空域流量管理應當保證可用空域資源實現橫向和縱向上的最佳配置。

此外還應加強空中交通服務與基礎設施建設，突出為民服務理念。落後的技術手段現難以較好地承擔現代化航空發展需求，空域改革的落地離不開相配套的通信、導航、監視及空中交通管制等服務與配套設施的協調、發展與更新。同時，空管的深化改革應當強調服務精神，積極適應市場需求，牢固樹立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充分尊重市場規律，確保空域規劃、分配和使用的有效性，保障空域用戶利益。

眾所周知，空域問題與航班準點率問題也息息相關，上周五民航局局長馮正霖也表示，去年在整治航班正常上做了一些工作，航班正常率達到76.4%，比2015年提高8.4個百分點，其中在各種影響因素中，天氣因素成為主要因素，但他“依然不滿意”，認為航班正常還有空間可挖。

劉永好建議：用400家中央廚房替代60萬問題外賣餐飲店

新希望集團近年來一直在拓展下遊食品和餐飲領域。而在本次兩會上，新希望集團董事長劉永好也對目前在線餐飲外賣市場食品安全隱患提出建議。他認為，目前外賣市場規模已達2400億元，增速驚人，但370萬餐飲服務提供者中，發現問題的有60萬，他建議出臺扶持惠政策，用300-400家中央廚房代替“小、散、亂”的外賣餐飲店。

劉永好提出，當前，餐飲外賣市場規模以每年30%的速度快速增長，特別是O2O模式餐飲外賣規模幾乎每年翻番，這極大地滿足了消費者對餐飲便捷性的需求，但其背後的食品安全隱患卻須高度關註。目前，全國共有370多萬餐飲服務提供者，其中發現問題的有近60萬，不合格率超過15%。這當中還不包含未監管到位的部分。行業小、散、亂特征顯著，導致食品監管難以到位，食品安全風險極大。

近日，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總局發布了《網絡餐飲服務監督管理辦法(征求意見稿)》，強調利用互聯網提供餐飲服務的，應當具有實體店鋪並依法取得食品經營許可證。但劉永好認為，該管理辦法對於凈化行業、規範市場有積極作用，但並不能從根本上改變餐飲行業小、散、亂的格局。實踐表明，由實力較強的企業聯合上下遊優質供應商和渠道商合作打造中央廚房為核心的生產和供應鏈體系，是從根本上改變小、散、亂格局，保障食品安全的有效辦法。

他提出，新希望六和公司下屬的中央廚房，選取優秀供應商進行集中規模采購，生產設施先進、操作流程規範、檢驗體系嚴格，並面向嘉和一品等優秀連鎖餐飲企業，以及廣大百姓提供營養豐富、品類多樣的預制菜產品。若目前市場中的60萬個不合格餐飲主體全部由現代化、標準化的中央廚房替代，所需中央廚房數量約為300至400家，將極大地降低食品安全監管難度、提升監管效果。

因此他建議，一方面從生產端，建議出臺優惠政策，鼓勵中央廚房的投資與建設。有實力的企業規範化程度高，鏈接優秀合作方能力強，能夠較好保證中央廚房及其所出品產品的質量。建議國家對中央廚房規模化用地提供優先支持;行政主管部門對中央廚房建設實行“嚴審快辦”,為相關證照辦理提供“綠色通道”;對長期食品安全零事故的中央廚房給予更優惠的政策支持和鼓勵;中央廚房大多位於消費市場周邊、大城市郊區，且部分工序勞動力密集，用工成本較高，建議政府根據用工數量給予階段性財政補貼，支持其發展。

而在流通端，建議支持冷鏈物流行業大發展。配送環節是保障食品安全的關鍵環節。當前，冷鏈物流企業普遍規模較小，效率較低，建議鼓勵相關企業間的兼並、整合，快速形成有較大規模和影響力的領先企業，帶動行業整體水平的提升;建議政府對企業在冷鏈物流設備、技術研發、信息系統、冷凍冷藏運輸車輛、冷庫建設等方面的投入提供適當補貼;加強城區中轉、分揀冷藏倉庫及冷鏈配送車輛綠色通道建設，提高生鮮農產品冷鏈物流配送的效率和品質。

全國人大代表唐雙寧：建議成立“金融安全委員會”

“要加強國家金融安全的頂層設計。建議成立由黨中央、國務院直接領導的‘金融安全委員會’，從國家戰略安全層面把握大局，相機決斷。同時，有關部委辦局在金融風險預測、分析、評估和防範方面，形成常態化的信息溝通和工作協作機制，制定金融風險應急響應機制，發揮綜合防範金融風險的‘拉網式’安全平臺作用。”全國人大代表、全國人大農業與農村委員會副主任委員，中國光大集團黨委書記、董事長唐雙寧稱。

今年“兩會”，唐雙寧提出《關於加強金融風險防範的建議》、《關於建立金融文化評價指標體系的建議》等。

唐雙寧稱，需要理順影響金融安全運行的監管體制，下決心改革當前各控一域的金融監管體制，盡早解決信息分割、功能分離、決策各異的局面，提升監管效能，防止單體風險演化為系統性風險，防止單一領域風險演化成全局性風險。

唐雙寧建議加快國有金融企業深化改革步伐，完善公司治理結構，健全激勵約束機制，切實履行社會責任，在執行黨和國家大政方針上發揮金融主力軍作用。同時，要加強社會心理疏導，防範“對恐慌的恐慌”，多管齊下，構築健康的金融心態，保持定力，增強處置金融風險的“藝術”性，防止由於心理恐慌誘發本可避免的金融危機。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金融業在規模、效益、技術、監管等硬實力上實現長足發展，但尚未形成具有中國特色和國際影響力的金融文化。因此，建議構造金融文化指標體系，通過建立金融文化評價指標體系，將抽象的價值觀轉換為可觀測、可評價的行動指南。”唐雙寧的另一份《關於建立金融文化評價指標體系的建議》中指出。

唐雙寧建議，指標體系的建立可將“形而下”與“形而上”有機結合，反映黨和國家經濟金融政策導向，適應經濟社會和金融業改革發展的新趨勢，引導金融業發展的正確方向。建議由“一行三會”牽頭，政府、監管部門、行業協會、高校、企業共同參與，組織成立“中國金融文化研究中心”，組織研究力量編制微觀“金融機構文化評價指標體系”。

聯合金融機構設立“中國金融文化發展研究基金會”，作為非營利公益組織，支持金融文化的研究、學術交流，以及公益教育活動，促進強化中國金融文化建設。微觀層面金融機構文化建設評價指標體系，可包含金融文化建設的理念體系、制度體系、效率及質量體系、責任文化體系4個一級指標以及更細的二、三級指標。

根據指標體系，編制形成相應的“中國金融文化指數”和《中國金融文化年度報告》，按年度向社會公布。微觀金融文化評價指標體系運行完善後，再推廣和擴大到宏觀金融文化環境領域，編制相應的指標體系，並納入指數計量。

人大代表建議立法管控金融科技潛在風險

3月5日的政府工作報告中，國務院總理李克強表示，當前系統性風險總體可控，但對不良資產、債券違約、影子銀行、互聯網金融等累積風險要高度警惕。穩妥推進金融監管體制改革，有序化解處置突出風險點，整頓規範金融秩序，築牢金融風險“防火墻”。

李克強同時表示，我國經濟基本面好，商業銀行資本充足率、撥備覆蓋率比較高，可動用的工具和手段多。對守住不發生系統性金融風險的底線，我們有信心和底氣、有能力和辦法。

金融科技(Fintech)的迅猛發展，對其監管帶來了挑戰。全國人大代表、上海立信金融學院副院長陳晶瑩關註金融科技領域快速發展所帶來的金融風險，她建議稱，應制定“金融科技發展促進法”，在鼓勵金融科技創新的同時，管控好金融科技的潛在風險。

金融科技目前尚無統一的標準定義，其核心是利用新興的互聯網信息科技改造和創新金融產品和業務模式。

根據具體應用領域，金融科技可以分為五大類：在支付清算領域，包括網絡和移動支付、數字貨幣、分布式賬本技術應用等;在融資領域，包括股權眾籌、P2P網絡借貸、分布式賬本技術應用等;在市場基礎設施領域，包括智能合約、大數據、雲計算、數字身份識別等;在投資管理領域，包括電子交易、機器人投資顧問等;在保險領域，包括保險分解和聯合保險等。

2月7日，英國非盈利組織Innovate Finance發布了《2016年金融科技風險投資圖景》的報告，稱2016年全球金融科技公司獲得了1436筆共174億美元(同比增長10.9%)風險投資。從金額上看，中國金融科技公司的融資總額(77億美元)首次超越美國的(62億美元，同比下降了12.7%)，成全球第一。也遠高於位居第三的英國(7.83億美元，同比下降了33.7%)。中美兩國的金融科技公司融資金額共計139億美元，占全球總額的80%。

畢馬威近日在香港也發布了一份針對金融科技公司的投資趨勢報告稱，受大型交易推動，2016年投資者對中國金融科技公司的整體投資交易額同比增長逾四成達67億美元，創下歷史新高;而全球範圍內，由於並購及私募股權投資交易轉淡，相關的投資交易額則下降了46.8%至250億美元。

近年來，中國“金融科技創新”快速發展，在拓寬金融可獲得性、提高金融體系深度和效率等方面的影響正在不斷加大，被認為是影響未來金融業務模式的最重要因素之一。

但同時，陳晶瑩認為，金融科技並沒有改變金融業務的風險屬性，其開放性、互聯互通性、科技含量更高的特征，使得金融風險更加隱蔽，信息科技風險和操作風險問題更加突出，潛在的系統性、周期性風險更加複雜。新型、未經測試的技術的使用以及現有技術在新場景的應用也會帶來風險。如果這些風險不能得到有效控制，可能會對更廣泛的金融體系造成損害。

陳晶瑩列舉稱，去年，美國最大的P2P網絡借貸平臺Lending Club違規出售貸款、貸款壞賬率不斷攀升，比特幣交易所Bitfinex遭受黑客攻擊、近12萬單位的比特幣遭盜竊，我國P2P網絡借貸平臺客戶資金被挪用、虛假融資、“卷款”、“跑路”、非法集資等時有發生。

“建議盡快制定我國的金融科技發展促進法。在鼓勵金融科技創新的同時，管控好金融科技的潛在風險，實施有效的監管，並保護好消費者、企業和整合金融體系。”陳晶瑩說。

制定我國《金融科技發展促進法》的一個基本原則，陳晶瑩認為，就是要保障提高金融效率和維護金融穩定之間的平衡原則。減少時間和將創新想法推向市場的潛在成本，為創新者提供更多的融資機會，同時將創新的風險控制在可預見範圍。

民主黨派建議落實保障，解兩孩家庭後顧之憂

農工民主黨中央在今年兩會上提出建議：基於低生育率現實，人口生育政策已經從限制生育向提倡按政策生育，逐步向適度鼓勵生育方向轉變，要想方設法落實保障，解兩孩家庭後顧之憂。

建議表示，全面兩孩政策對促進人口均衡、推動經濟社會健康發展發揮重要作用，但也有一些問題值得重視。首先是，全面兩孩政策實施與生育預期存在較大差距。從各地民意調查來看，育齡夫婦兩孩生育意願不高，遠低於預期。

建議稱，隨著老齡化不斷加快，人口結構性矛盾凸顯，人口紅利也在逐步減少，這個趨勢不會因為全面兩孩政策的實施立即得到改變。

此外，人口計劃生育保障體系不夠健全、婦幼健康保障能力亟待增強也是全面兩孩政策落實當中急需解決的問題。

為此，農工黨中央建議，要完善全面兩孩政策實施的法治保障。目前國家《人口與計劃生育法》主要是針對全面兩孩政策核心的生育政策以修正案的形式作的部分修改，原獨生子女為主的計劃生育政策體系下的工作方式和管理措施、計劃生育家庭發展和保障、計劃生育國策的投入和保障等相關制度設計與現行全面兩孩政策有效實施的銜接不夠，需要盡快進行調整完善，完善法制，加強法治。

其次要加強人口發展戰略研究。要加強對全面兩孩政策實施的密切關註、數據監測，強化對出生人口變化監測預警，努力破解人口素質、結構、流動、老齡化職能分散、管理協調不統一等制約人口發展的問題，促進人口經濟社會協調發展、均衡發展。

其三是要健全保障全面兩孩政策落實的相關配套措施。包括提升婦幼健康服務能力、及時調整教育結構、著力完善養老體系、加強母親就業權益保障等，以解除二孩家庭的後顧之憂。

此外，農工黨中央還建議財政部建立保障全面兩孩政策實施的財政投入機制。具體包括建立以國庫為後盾，與社會經濟發展相適應，有利於全面兩孩政策實施的城鄉一體的投入保障機制。政府財政要加強對人口計劃生育的投入，加大計劃生育扶助力度，對原有計劃生育家庭的獎勵扶助不能削弱，以保證政策的延續性和持續性，保證全面兩孩政策實施所需的事業發展經費、免費服務經費、獎勵扶助經費全面落實，讓符合計劃生育政策生育的家庭有獲得感，促進家庭發展和幸福。

雷軍：我為什麽建議人工智能列入國家戰略？小米半年後發布重量級AI產品

黑智 2017-03-06 19:01

本文由黑智（微信ID: VR-2014）授權i黑馬發布。

3月5日，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作政府工作報告時表示，要“全面實施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規劃，加快新材料、人工智能、集成電路、生物制藥、第五代移動通信等技術研發和轉化”，這也是“人工智能”這一表述首次出現在政府工作報告中。

這一報告的效果立竿見影。今天（3月6日）上午，截至北京時間11：30，高科技企業紮堆的創業板指上漲1.45%，遠高於上證指數0.37%的漲幅。板塊方面，人工智能板塊以2.29%的漲幅領跑，科大智能開盤即封漲停，川大智勝、勁拓股份等相關概念個股也有超5%的漲幅。

1月22日，由國家網信辦和財政部共同發起的中國互聯網投資基金成立，據分析，人工智能也將成為重點投資領域之一。結合政府工作報告，在2017年，國內人工智能的發展，即將迎來一次高潮。而在兩會期間，李彥宏、郭廣昌等兩會代表，也均提出了人工智能相關的提案。而就在今天，雷軍的兩會提案曝光，其中，人工智能也成為必不可少的一環。黑智（ID：VR-2014）在雷軍的兩會媒體見面會上，傳遞回了雷軍關於人工智能提案的解答。

全國人大代表、小米科技董事長雷軍兩會期間共計提交了三項議案：加快實施人工智能國家戰略、大力發展新零售激發實體經濟新動能，以及推動中國科技企業出海。

在下午出席兩會媒體溝通會時，雷軍表示，未來所有的技術公司都是AI公司，目前已經到了技術突破的節點，而小米也將在不久發布重磅級人工智能產品。

雷軍今年提出了3項提案分別是有關於人工智能、“新零售”和科技企業出海。在“加快實施人工智能國家戰略”的提案中，雷軍建議從5個方面加快實施人工智能國家戰略。分別是：

1）在國家層面進行人工智能發展的頂層設計和專項規劃；

2）加強人工智能基礎理論研究；

3）加強人工智能科研人才、技術人才的培養與引進；

4）積極建立人工智能產學研協同創新共同體；

5）大力促進人工智能產業化發展。

小米將發布重磅級人工智能產品

此前，創新工場董事長李開複曾公開表示，未來將有50%的人類工作被機器替代，引發行業內外熱議。

雷軍表示他贊同李開複的判斷，並表示被機器替代的比率“只多不少”。同時雷軍也強調，至於人類被取代工作怎麽辦？他表示也會有新的工作機會產生。

談到小米在人工智能方面的布局，雷軍說：“去年年初，小米設立了探索實驗室。不久將有重磅級的人工智能產品發布。”

雷軍還認為現在處於人工智能的產業爆發節點，他大膽預測道：所有的互聯網巨頭，都是人工智能的公司。這說明產業趨勢，也是技術爆發的節點。而且未來所有的技術公司，都會是人工智能公司。

對於小米去年才開始布局人工智能，雷軍表示“並不晚”。

“我當時問我的同事，我們布局人工智能是不是落後了？”雷軍的同事則告訴他：“知道重要性就是小米在人工智能的優勢。”

雷軍最後還說，10年前他開始談到移動互聯網的重要性，認為手機將取代PC，現在這個判斷已經得到了驗證，而人工智能的發展則會更快，用不了10年，只需要3到5年時間，就能讓每個人享受到人工智能樂趣和便利。

小米的AI布局

早在2016年1月的小米年會上，雷軍就對2016年小米的發展目標進行了定位，稱2016年小米要“聚焦核心業務，組建特種部隊”。

緊隨其後，小米的“特種部隊”——小米探索實驗室就宣告成立了。該實驗室由小米路由器總經理唐沐和小米聯合創始人黃江吉帶隊，黃江吉也在微博上發出人才招募計劃，包括3D引擎研發工程師，計算機圖形算法研究員，Graphics+GPU工程師，3D設計師，用戶體驗負責人等職位，可以通過這份招募名單看到小米進軍AI和VR領域的決心。

六一兒童節，小米正式涉足兒童早領域，推出一款“米兔智能故事機”。這個面向兒童、不斷學習進化的AI產品，采用兒童智能語音引擎，能夠“傾聽”孩子的心聲，與孩子直接對話，用兒童喜歡的口吻與思維方式問答互動，還內置了算數，考考我吧，問答模式等互動環節，還配備了只面向兒童的獨有的語料庫。

8月4日，小米首款VR設備“小米VR玩具版”正式亮相。這款VR眼鏡采用了拉鏈式設計+萊卡棉材質，官方表示它可適配4.7-5.7英寸的手機。

去年的“雙11”，小米主推小米旗下第三款人工智能電視小米電視3s 60英寸電視。這款電視是繼9月27日發布65英寸分體和55英寸一體之後的第三款人工智能電視，擁有“PatchWall拼圖墻”人工智能電視系統。

“PatchWall拼圖墻”人工智能電視系統

緊接著的11月16日，小米電視發布了新一代電視盒子產品小米盒子3s，同時也是被小米稱之為首款人工智能機頂盒。

據了解，“PatchWall拼圖墻”基於“小米大腦”(Mi Brain)團隊技術研發，無縫接入小米電視自建的深度學習、人工智能體系中。系統采用雜誌式排版和無線翻滾的內容瀑布流，可根據用戶的使用習慣進行深度定制，還能不斷學習用戶和家人使用習慣，越來越懂用戶，匹配最精準內容。

小米聯合創始人黃江吉早前接受采訪時曾介紹，小米運用人工智能的方式和業務（搜索、推薦、廣告、雲相冊等等），跟大家想象中的人工智能 AI 可能不完全一樣，但是這些業務都得益於深度學習技術，並且起到了立竿見影的效果。

“人工智能和深度學習這幾年的突破和貢獻，遠不止語音識別、圖像處理等基礎技術。其實在每一個需要算法的應用和產品里面，都能用得上。這才是機器學習對我們最大的意義，它完全改變了工程師做產品的方法論。”

黃江吉所稱的方法論，是指產品因為用戶使用而產生的數據，通過機器學習技術的加工，讓產品更加智能化，從而形成正向循環。他認為，這個循環，已經成為產品開發的新常態。

雷軍兩會媒體見面會實錄，經黑智（ID；VR-2014）編輯：

公眾現在對人工智能，既了解又非常不了解。

了解是因為，過去的30年里，關於人工智能的報道一直特別得多。去年，人工智能特別熱門，AlphaGo擊敗了人類的圍棋高手，讓公眾覺得人工智能又取得了一個重大的突破。其實，去年的報道的熱度跟1997年深藍擊敗國際象棋高手時的報道是差不多的，很多人還是覺得，人工智能總體來說離我們自己還是挺遠的。

但我個人認為，人工智能現在在深度學習的突破不亞於一次技術革命。AlphaGo擊敗了圍棋高手，使深度學習迅速被公眾所接受。

我今天主要是希望傳達一個信息，就是人工智能離我們越來越近。它不像以前一樣高高在上，很快會應用到我們生活和工作之中去。深度學習的算法，通俗來講有點像小孩學知識的過程，機器通過大數據反複訓練，自動掌握規則，這跟以前模式非常不一樣。

很多人預見在10年之內，人工智能會在很多領域超過人的能力。我的提案建議也是把人工智能列為國家戰略，因為我認為人工智能是未來10年最重要的技術革命，勢必影響整個人類社會。政府現在對技術創新高度重視，在過去幾年里面，做出了很大的推動。

互聯網+的行動綱要、大數據的國家戰略、中國制造2025，這三個領域在政府工作報告里面都講得特別詳細，也推動了整個產業的進步。

我覺得，在雙創如火如荼的今天，如果把人工智能列為國家戰略的話，將極大地推動整個產業進步和整個社會的進步。

而且我認為，這次人工智能跟前幾次的技術革命不一樣，對中國是一個時代機遇。這主要是基於三點：

第一，今天的人工智能的背後是雲服務和大數據。我們談大數據這麽長時間，也談了大數據很多的商業模型，但是大數據產業的進展，我覺得是低於大家預期的。但當疊加了人工智能以後，大數據體現了前所未有的魅力。過去這些年里面中國在移動互聯網的領先優勢，通過雲服務和大數據，很快會轉換成人工智能的優勢。

第二，我們更大的優勢在哪里？有專家統計，過去這幾年里面有43%的人工智能方面的論文是中國人撰寫的。我們再來看各大全球互聯網巨頭，人工智能的負責人都是華人。所以我們在這里面有很重要的優勢。

第三，背後的核心原因是中國比較重視數學這樣的基礎教育。人工智能的背後最核心的是算法，而我們擁有大量的基礎科學的人才，所以我們將在人工智能的競爭里面有機會處在世界前列。

基於這三點，所以我建議把人工智能列入國家戰略，抓住這一次屬於中國人的時代機遇。然後能夠迎頭趕上。我覺得在全球範圍內，除了美國以外，中國在人工智能現有的基礎是最好的，所以我提出，要把人工智能列入國家戰略。

比如說，今天在中國在做人工智能的都是互聯網巨頭，或者新興的以人工智能為主的創業公司，中小創業企業還沒有真正參與。它們參與的難點是什麽？最基礎的條件，它們首先要有GPU服務器，一個集群幾十臺，至少要買價值一千萬元的設備。現在全球人工智能都火了，聽說買服務器還得排隊。所以，我認為至少做人工智能雲已經迫在眉睫，做完以後可以讓更多創業公司能參與人工智能浪潮。我覺得，列為國家戰略後，我們還會有很多具體事情可做。

回答記者提問部分：

人工智能的浪潮不是大家都去做人工智能的核心算法，而是怎麽應用人工智能用在你的領域上。

人工智能現在的計算平臺已經非常強大了，關鍵是要用它學什麽知識，算什麽。人工智能時代最有價值的東西是什麽？是大數據。你擁有多少數據，這個數據可以產生什麽結果。今天的人工智能最重要的是深度學習的突破，它的突破時間點是2012年底，到今天為止過了4年時間，帶來了突飛猛進的進展。AlphaGo可以看成是深度學習的一次全世界的營銷，讓全世界一下子認識到深度學習的重要性。

我也看了李開複老師之前關於人工智能的一些論述，其實我非常支持他的觀點。因為人工智能在圖像識別等技術上已經超過了人的識別能力，所以開複說未來10年，他認為機器會取代50%人的工作，我相信只多不少。

可能很多人擔心人工智能把工作都幹了，人怎麽辦？我覺得每一次技術革命都是這樣，革掉了一些落後的東西，但是又新增了大量的新的工作機會。所以我覺得這一點不用杞人憂天。小米去年設立了探索實驗室，投了非常多的人力，在做人工智能方面的研究，我覺得未來半年我們就會有一個人工智能重量級產品發布。

人工智能離我們不遙遠，就在我們身邊。未來兩三年可能各行各業各個企業都需要迅速切入人工智能。就像10年前移動互聯網剛起來的時候大家覺得比較遙遠，但今天我們每個人通過智能手機都享受到了移動互聯網的樂趣。我覺得，可能只需要三四年以後我們每個人都會享受到人工智能帶來的樂趣，這個我在產業前沿看得非常非常清楚。

我也認為現在所有的互聯網巨頭都是人工智能公司，你去問任何一個互聯網巨頭的老板，他都會跟你講人工智能，這說明什麽呢？這說明了產業趨勢，這說明技術已經在成熟的瓶頸點上了，很快就會爆發。未來幾乎所有的技術公司都是人工智能公司，人工智能會成為像互聯網一樣的一個基本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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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馬化騰建議，但中國不應只有一個灣區

波波夫 2017-03-06 11:28

本文由我是波波夫（微信ID: trip517）授權i黑馬發布，作者波波夫。

G2時代，中美兩國互聯網發展互為鏡鑒：亞馬遜-京東、Facebook-微信、谷歌-百度，幾乎在每一個領域，太平洋兩岸都有勢均力敵的對標者。但只有一件事例外——中國尚且難以找到一個地區可以與加州灣區對標。

如果一定要對標中國版的灣區，最有可能的是「北京+上海+杭州+深圳」的跨地區組合，畢竟，中國BAT三巨頭的總部均不在同一個城市，而是縱橫散落國土數千公里。

百度和絕大部分網絡媒體都在歷史悠久的首都北京，電商巨頭阿里則在溫潤多雨、有人間天堂美譽的杭州，社交巨頭騰訊和一大波硬件科技公司則聚集在靠近北回歸線的深圳。

今天，矽谷的天枰似乎開始傾斜。3月5日，政府工作報告首次提及：

「研究制定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發展規劃，發揮港澳獨特優勢，提升在國家經濟發展和對外開放中的地位與功能。」

這再次激發了圍繞著「灣區」的區域政策競爭。

2014年，深圳市第一次在市政府工作報告中明確提及發展「灣區經濟」，重點打造前海灣、深圳灣、大鵬灣、大亞灣等灣區產業集群。深圳提出灣區經濟，無疑是看到這一世界趨勢。

灣區經濟具有突出的優點：開放的經濟結構、高效的資源配置能力、強大的集聚外溢功能、發達的國際交往網絡。

在美國，西海岸的舊金山灣區聚集了蘋果、谷歌、Facebook等互聯網巨頭，東海岸的紐約灣區則是聚集了一批金融機構，成為世界金融的心臟；在日本，東京灣區支撐了經濟的半壁江山，三菱、豐田、索尼等一大批世界五百強企業總部都位於此地。

從地理位置、產業分布

和周邊區域經濟發展水平看，

深圳所處於的珠三角地區

無疑最具灣區氣質。

在成為中國的矽谷之前，深圳已經是公認的全球「硬件矽谷」。2014年年初，《經濟學人》在系列報道《寒武紀》就將深圳定位為全球硬件的新首都。此前一年，就產值而言，深圳已經成為全球第一大消費電子制造基地，當年，深圳PCT國際專利申請量已連續10年居全國首位。

深圳孵化出了類似大疆DJI、佳順偉業CASUN、光啟科學、翎客航天Linkspace等一批硬件科技公司，據美國《華爾街日報》報道，大疆DJI的估值已經超過一百億美元。

《矽谷百年史》作者之一皮埃羅·斯加魯菲在接受英國金融時報采訪時曾表示，

「中國最像矽谷的城市是深圳，因為這兩個城市都始於拿來別人的創意和作品，加以思考和發揮，為己所用。」

不過，斯加魯菲也直言不諱地指出「你可以學習矽谷，但複制矽谷的嘗試都失敗了。」

深圳之所以沒有坐穩中國灣區之實，是因為它還面臨著來自另一個城市的激烈競爭。

互聯網是

21世紀贈送給北京的禮物，

讓這座六朝古都煥發又一春，

甚至籠罩整個華北平原的霧霾

也無法遮蔽其光輝。

就互聯網產業的多元化而言，北京更像是矽谷的中國版。

這里除了有BAT中的B以及立誌做「第四極」的京東之外，還催生出了有一批暫露頭角的獨角獸——今日頭條、滴滴、美團，人們根據這三家估值過百億美元企業的拼音首字母起了一個新的英文組合——TMD——這是移動互聯網結下的碩果，也進一步奠定了北京在移動互聯網時代的領先地位。

北京擁有一些深圳無法比擬的優勢：直轄市+首都的行政級別，北大、清華、北航等一系列中國最頂尖高校，就像一條條傳送帶一樣，把程序員、工程師、記者、銷售源源不斷地輸送給各家企業。

《麻省理工科技評論》的編輯應該是看到了北京天時地利人和，所以才和《矽谷百年史》的作者唱起了對臺戲：

「全世界的城市都在試圖複制矽谷，但到目前為止，只有一座城市成為了矽谷真正的競爭對手，這就是北京。」

北京的軟肋在於，周邊的天津、河北，沒有與之形成良好的產業協同效應，甚至還形成了環北京貧困帶，整個渤海灣囊括河北、天津、遼寧、山東四省，其經濟發展差異和政策協調難度遠大於深圳所處於的珠三角灣區。未來京津冀一體化如何成功實施，北京對於深圳的優勢勢必大幅領先，一個跨越四省的渤海灣區，其迸發的能量不會小於珠三角。

除深圳、北京之外，

杭州的崛起也異常迅速。

阿里巴巴和網易的總部均位於這座江南古城，圍繞著阿里巴巴、螞蟻金融，整個杭州的空氣都飄蕩著互聯網的味道，而作為中國股價最高的科技公司，網易近年來的迅速壯大，也為杭州爭奪科技灣區增添了幾分底氣。圍繞著在「阿里巴巴+網易」之外的一批初創公司，也讓杭州的互聯網氛圍看起來不那麽單調。

一度失意互聯網的上海，

最後也不急不忙地收獲了

一批以精耕細作出名的公司：

餓了麽、陸金所、攜程。

與北京高舉高打、情懷現行的海派風格、以及深圳黑科技相比，上海的互聯網公司則顯得更為務實，基本集中在與用戶日常生活貼近的衣食住行傻姑娘，而且上海的創業者對於虧損、失敗的容忍度遠低於北京、深圳，使得許多上海的初創互聯網公司的盈利情況都不錯。

相比珠三角里香港、廣州、深圳三強相爭的格局，北京在華北的飛地般的發展，上海在長三角的領頭地位十分穩固，且區域內的經濟整合程度較高，使得「上海-杭州」為核心的長三角灣區，成為中國科技界不可忽略的重要區域力量。

以中國近14億龐大人口

和960平方公里遼闊的疆域，

只有一個科技灣區顯然是不夠的。

即便矽谷也並未圈定所有大型科技公司總部。代表互聯網新貴舊富的兩大科技巨頭的亞馬遜和微軟，就把總部就設在加州北部華盛頓州的西雅圖。

矽谷也並非永遠一成不變，前紅杉資本合夥人克里斯·奧爾森在2016年斷言，再過五年，中西部的地區的初創科技公司數量將超越灣區。調查數據顯示，今天的企業家在中西部地區建立了大量十億美元級別的公司，數量超過過去50年的總和。

從這點看，矽谷也好，灣區也罷，不過一個稱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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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會丨華峰集團尤小平：“走出去”還是初級階段 建議出海企業“抱團”

資本市場對“一帶一路”關註良久，不過由於整體炒作周期較久，且“一帶一路”在提出至今3年多時間里產出結果並未超預期，過去一段時間來市場對其缺乏敏感，情緒不高。在企業“走出去”的過程中，自發、零散等現象也比較突出。

不過，今年“兩會”上，“一帶一路”利好再次傳來。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將“一帶一路”戰略寫入政府工作報告，且明確指出要辦好今年5月在北京舉辦的“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這也顯示出對“一帶一路”的高度重視，地位進一步提升。

“經濟新常態下，一些發展壯大具有產業優勢的企業，正以積極的態度參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建設，在深化國際產能合作中，帶動企業裝備、技術、標準、服務走出去，實現了優勢互補，促使企業規模不斷擴大，市場占有率不斷提高，成為了行業的領跑者。”全國人大代表、華峰集團董事局主席尤小平在接受采訪時表示。

“一帶一路”論壇寫入報告

“‘一帶一路’建設是國家深層次高水平的對外開放。改革開放近40年的實踐告訴我們，一個企業只有樹立全球視野，整合國內外資源，搶抓國內外市場，謀劃‘走出去’戰略，才能有競爭力和可持續發展。”尤小平表示。

記者了解到，“一帶一路”貫穿歐亞大陸，涉及65個國家，總人口超44億，占全球的60%以上;年生產總值超20萬億美元，約占全球的30%;沿線國家資源稟賦各異，經濟互補性較強，發展潛力和空間巨大。

近幾年，隨著我國“一帶一路”戰略布局及經濟結構深入調整，供給側改革不斷加快，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快速增長，已從“引進來”為主逐漸轉變為“引進來”和“走出去”並重。並且，“一帶一路”正在改善我國貿易出口結構。近三年來，中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貿易額達到3.1萬億美元，占對外貿易總額的26%;“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也是我國重要的出口國家，截至2016年底，我國對於“一帶一路”的主要受益國東南亞和中亞國家的出口額已經占我國出口額的17.2%，僅次於美國的18.6%。

“‘走出去’戰略以來，目前我國已在全球50多個國家建設了118個經貿合作區。”尤小平表示。

“一帶一路”項目資金落地也受到國內外金融機構的大力支持。國內資金主要包括政策性銀行和商業銀行的貸款以及絲路基金等，其中國開行和進出口銀行占主導，近幾年中國銀行、中信銀行等商業銀行也開始提供對海外工程類項目的貸款;國際資金則主要包括金磚銀行、亞投行等多邊金融機構。

“除了前期基礎工作鋪設完成，資金的到位也是去年我國企業海外業務出現爆發的一大原因。考慮到項目進行的安全性，資金支持是企業最為看重的因素。”一位賣方分析人士也表示。

諸多賣方則把目光註意到今年5月將要在北京主辦的“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上。目前已有包括俄羅斯總統普京在內的20位各國領導人確認參會。可能帶來的變化包括各國領導人會談有望帶來更多訂單落地;合作關系的加深將使各國政府為當地的項目建設提供更充足的資金支持;此前因為各種政治原因而擱置的數個大型海外項目有望重啟等。

《政府工作報告》把辦好高峰論壇寫進年度工作計劃，顯示出“一帶一路”地位的進一步提升。由於“一帶一路”規劃涉及的國家多為制造業落後、基建發展不足的國家，接下來我國對外投資最大的亮點將可能出現在制造業、基建行業，並進一步拉動沿線國家區域整體開發建設，帶動產品、設備和勞務的輸出。

建議三位一體“抱團”走出去

過去一段時間來，資本市場對“一帶一路”板塊整體關註不夠敏感，板塊過去一個月來指數走勢一般，區間漲幅2.83%，同期滬深300上漲2.17%。有賣方分析師認為，這一方面是板塊整體炒作周期較久，市場對其缺乏敏感，另一方面則是一帶一路在提出至今的快3 年時間里產出結果並未超預期。3月6日，滬深300指數微漲0.24%。

本報也了解到，基建為主導，訂單是關鍵。“一帶一路”項目建設涉及到數十個行業、上百家上市公司。但在目前階段，不少項目仍處於建設或者籌備中。

尤小平也指出，當前我國企業“走出去”還只在初級階段，由於政策體系的不完備、服務機制的不健全、法律風險防範意識不強等原因，企業“走出去”參與“一帶一路”建設獲得“紅利”同時，還有很多挑戰與障礙，還需要慢慢適應、慢慢摸索。尤其是我國企業在“走出去”過程中，自發、零散、“單打獨鬥式”的現象較為突出。“這不利於企業自身長遠發展，也不利於建立和維護國家的良好形象。”他說。

在尤小平看來，“三位一體”完善法律體系，搭建服務平臺，建立應急機制，有序組織優勢產業上下遊抱團“走出去”非常必要。

“一是完善法律體系，加強制度保證;二是搭建服務平臺，加強指導支持;三是建立應急機制，保護合法權益;四是加強組織引導，推動健康發展。“為此，尤小平提出四個方面的建議。

具體來看，第一是建議政府及有關部門應接軌國外法制體系，盡快研究制定境外投資法、保險法等相關法律，為企業“走出去”，參與“一帶一路”建設提供法律保證。

第二是建議設立國家“一帶一路”發展促進機構，通過加強與發改、商務、外事、海關等職能部門，以及銀行、基金、協會、商會等機構的溝通協調、資源整合，共同搭建一個綜合性服務平臺，並在政策法規、融資渠道、外匯管理、風險評估、信息咨詢、爭端解決等方面，為企業提供全方位的指導和支持。

第三是建議政府有關部門聯合境外使館、境內外協會、商會等機構，建立健全應急響應工作機制，及時發布境外投資可能出現的政局動蕩等預警信息，及時解決走出去企業的重大、突發問題，切實保障走出去企業和人員的生命財產安全。

第四是建議國家、地方政府或有條件的行業協會、大型企業在具有戰略性資源和新興市場國家建立海外園區，並有序組織我國優勢產業、產業鏈上下遊企業抱團“走出去”，提高企業走出去的組織化程度，以進一步推進行業自律，增強產業協同，提升整體競爭力，避免出現企業之間的惡性競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