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找不到第二位政府首長,能像央行總裁彭淮南,在位18年,展現了令人尊敬的專業、認真、清廉。 然而,我們也找不到第二位政府首長,對央行內部一把掌握,對外部輿論強力壓制。 他創造了一個獨特的台灣:一個央行永遠正確、不容討論的台灣,也捆綁了深深影響每個人的新台幣利率、匯率政策,讓台灣出現許多獨特的經濟怪象。 從超高外匯存底、超高盈餘繳庫,到一路走低的新台幣對外購買力,讓我們揭開這個一言堂厚重的殼,探討央行決策出了什麼問題。 結論早已放在投影片 理事會淪為橡皮圖章 獨家內幕》央行前理事吳聰敏的無奈編按:台大經濟系專任教授吳聰敏曾在央行擔任理事十三年。他與其他三名學者合著《經濟學:理論與實際》是大專院校最常用的教科書,四位學者因此被戲稱為「台大四人幫」。不過,在接受《今周刊》獨家專訪時,他卻對央行現行的制度表示憂心及無奈。 我想從制度面談台灣央行的貨幣政策。貨幣政策的影響大,民主國家透過專業與理性的辯論,也透過制度的改變,政策才會越走越好。 貨幣政策的基本原則是在理監事會內決議。照規定,我們央行理事來自各行各業,但是有些人的專業不一定是貨幣政策,例如,農委會主委也是當然理事。早期,農業占GDP的比重高,這言之成理。但現在,農業產值不到二%,我認為可以考慮調整。 目前台灣央行的理事會成員都是兼任,真正專任的,只有總裁和副總裁。理事會每一季最後一個星期四才開一次會,這三個月,我們就靠央行經研處寄給理事的資料,了解國內外經濟情勢。我個人認為這些資料有幫助,但如果理事是兼任的話,他平常都在忙自己的事情,我猜也很難仔細看資料。 理事會如何開會?央行會先報告過去經濟情勢,資料詳盡;但是報告最後一張投影片,不會在會前資料出現,那張投影片是最關鍵的。最後那一張投影片就是:今天從央行角度來說,建議升息、降息,或維持不變。 理事提出不同觀點 往往無疾而終假設,今天那張投影片建議降息半碼(○.一二五個百分點),這時總裁就會說:「我們今天的建議,是根據前面這些報告所下的結論,看大家有什麼意見?」在一個二、三十人開會的場合進行貨幣政策的討論,其實很難。因為是兼任,平常可能不會做任何研究,突然之間要他說出有水準的意見也很難。 如果理事提出不一樣的觀點,討論到最後,通常是主席裁示:「這位理事先生的意見,我們下次會好好考慮一下。」(記者問:下次有考慮嗎?)當然很難。 除非列入會議紀錄,否則很難判斷到底有沒有納入。 合理的理事會制度,應該是目前美國、日本、英國、歐元區的制度。首先,理事要專任;其次,貨幣政策的決議要投票。如果是專任的投票制,那總裁會努力地和每位理事溝通,過程中就會形成共識。如果沒有投票,這個溝通的過程就出不來,理事會就完全沒有事先討論。我認為若改成理事專任加上強制投票規定,貨幣政策的品質會提升。 現在的制度,討論真的有難度。因為我們理、監事會一起開,整個會場大概有二、三十位,人非常多。央行監事的任務與貨幣政策制定無關,為什麼要一起開?我也不知道。但這樣要創造一個好的貨幣政策的討論,我認為,可行性滿低的。 台灣《央行法》明確規定,央行的任務之一是「維持對外幣值穩定」。央行也應該在理事會上說明一下,但是他(總裁)也沒講這個。我開過的理事會,從來沒有人要求他講這個(匯率操作)。 有一次,我本來想提央行「拉尾盤」(編按:央行在外匯市場尾盤進場作價)這件事沒有意義,還產生企業製作財報的困擾,央行也不曾對外解釋。後來我沒有提出。因為在理事會裡的氛圍就是:即使提出,央行就說「喔,意見不錯。」但也不會改變央行的作法。 匯率政策還有很多地方值得討論,例如何謂幣值穩定?一個說法是,若外匯市場有異常波動,央行會進場維持秩序。但是,何謂異常波動?解釋空間就很大,台灣央行愛怎麼講就怎麼講,不會提供令人滿意的答案,也不可能在二、三十人的理監事會議上公開討論。 央行資訊不透明 一研究就被「關切」從二○○○年至今,台灣貨幣政策的特徵是低利率。 任何政策可能有正面效果,但也有其成本。我個人認為,低利率政策是台灣房價飆漲的原因之一。那這個政策的利弊為何?最後有達到政策目標嗎?沒有檢討就沒有進步,而只有透過理性的分析與討論,我們才能真正回答以上問題。 今天在台灣取得央行資料,也不容易。然後你一研究,或者有人或企業發表與央行立場不同的看法,央行會來「關切」。相對於私下關切,我認為更好的作法是資訊公開與公開辯論。從這個角度回頭看央行理事會的制度,若央行理事會的制度能做一點調整,台灣貨幣政策的品質應該會提升。 撰文 / 楊卓翰 | ||||
18日,東北特鋼債務違約問題再度引發熱議。接受第一財經采訪的專家認為,這件事反映了當前政企、銀企之間的一種非良性關系。
距今年3月東北特殊鋼集團有限責任公司發行“15東特鋼CP001”違約後,該公司後續到期的債券全都出現違約。目前,東北特鋼債券違約總額接近40億元。
記者了解到,東北特鋼在虧損的情況下照樣生產,違約發生前的幾個月仍在承銷商的幫助下在市場上發債。目前遼寧省政府和遼寧國資委尚未出臺全盤解決方案。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企業研究所國企研究室主任項安波接受第一財經記者采訪時表示,東北特鋼違約反應了當前的一種政企關系,東北特鋼在市場經營不好的情況下依然舉債,是因為地方國企承擔著較多的社會責任和盈利之外多元化的目標,比如社會穩定、保障就業等,這導致它很難采取減產、停產等市場化的舉措來應對市場環境的變化。
“因此,在這種情況下,良性的政企關系、政銀關系、銀企關系難以建立,來自市場的壓力也難以傳遞給企業。”項安波說。
國企改革專家、上海天強管理咨詢有限公司總經理祝波善也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違約表面上是國有企業和銀行之間的關系,實質上是國有企業和政府之間的關系。國有企業和金融機構之間的關系是不正常的、畸形的,國企一直擁有著超市場化的權力,背後有地方政府做支撐,銀行在明知其償還能力不佳的情況下繼續借債。
項安波還表示,東北特鋼的股東結構比較特殊。東北特鋼第一大股東和實際控制人為遼寧國資委,其余股東為東方資產和黑龍江國資委,股權結構較為松散。股東由於各自利益訴求的差異,比較難以達成一致的目標和共識。有政府官員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在經濟下行和去產能的背景之下,同為東北特鋼股東的遼寧國資委和黑龍江國資委之間,或許也存在著協調的難題。
央企違約現象也不是特例。比如中國鐵路物資股份有限公司也曾發生違約風險,但是在國資委牽頭協調下,加大了回流資金和資產處置力度。中國鐵物的相關債券得到了及時兌付,並未發生實質性違約。
項安波表示,前些年發生的違約,也存在少數國有企業在轉型改制、結構調整、兼並破產過程中利用多種方式逃避銀行債務的現象。但東北特鋼不屬於這一類,東北特鋼之前還具備一定的盈利能力。
公開資料顯示,2015年東北特鋼利潤總額達到2.2億,較2014年增長30%,在全國鋼鐵企業中列位第十七名。
項安波建議,應形成良性互信的銀企關系,企業和銀行互信互助。在企業特別困難的時候,金融機構應給企業提供幫助,盡可能采取合作的姿態去解決債務問題,支持企業渡過難關。金融機構自身也要提高風險防控的意識,防範和規避風險,保障權益。
祝波善認為,地方政府應該采取更加市場化的方式來解決,銀行等金融機構應該加強審查。至於債轉股,在祝波善看來,其效果也未必很好,加上在合法性上尚有不確定性,因此也應慎重。
項安波建議,地方政府應創造好的環境,提供便利服務和必要的協助,但不應直接介入或有過多的越位。
7月29日,上海證券交易所(下稱“上證所”)發布了7月的上市公司監管情況。
7月,上證所公司監管部門共發出日常監管類函件63份,其中監管問詢類函件44份,監管工作類函件19份;通過事中事後監管,要求上市公司披露補充、更正類公告59份;針對公司披露敏感信息或股價發生明顯異常的,啟動內幕交易、異常交易核查32單。
《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註意到,繼6月24日表示將行業研究報告對股價的影響納入信息披露監管範圍之後,上證所本月整肅“研報亂象”的力度還在不斷增加。
上證所給出的第一個案例是,某券商通過多家財經媒體發布的研究報告稱,某公司的子公司專利挑戰訴訟事項有望取得進展,預計可以大幅厚增公司業績,公司商業業務、醫療服務、新品研發都已經進入收獲期,但公司從未披露該等信息。
據記者梳理,該案例細節與人福醫藥(600079.SH)28日收到上證所問詢函一事相吻合。7月27日,有媒體發布《廣發證券研究報告:人福醫藥OXYCONTIN專利挑戰有望取得進展》、《人福醫藥漲停提振醫藥股,衛計委擬設置國家兒童醫學中心》等新聞報道。當日,人福醫藥股價漲停。
在問詢函中,上證所有一句表述為,“當日,上證綜指下跌1.91%,但你公司股價逆市漲停。”對此,不少市場人士提出質疑,認為交易所過度幹預市場。
在今日的發布會上,上證所的通報則讓“漲停而被問詢”的真相浮出水面:誤導性研報惹的禍。上證所認為,上述研報帶有一定的誤導性,經公開傳播,對公司股價產生了不當影響。
而就7月28日上證所向人福醫藥發出的問詢函內容來看,交易所要求公司就研報中提及的專利挑戰訴訟的基本情況、訴訟事項相關進展情況等6個問題進行核實並予以答複。
另一個案例是,前期某公司披露了與境外某醫療機構簽訂戰略合作協議,同時某券商邀請公司董秘接受了獨家電話采訪並出具研究報告。上證所認為,該券商研報中對合作前景的描述較公司公開披露的信息明顯樂觀,涉嫌誇大。
上證所公司監管部門對於上述兩起案例都發出了問詢函,要求相關公司認真核實澄清研報所述內容,並予以公告。公司未能及時公告的,視情況對公司股票實施停牌處理。
“從相關上市公司的核實披露情況來看,所涉及的研報均不同程度存在誤導和誇大等問題。”上證所表示,還將向相關證券公司發函通報情況,督促加強研報發布行為的內部約束。
在6月24日的新聞發布會上,上證所便表示,專業機構出具的行業研究報告,對判斷上市公司投資價值有積極作用,經過傳播後也會對股價產生直接或間接影響。但實踐中也發現,一些公開發布的研究報告,存在缺乏客觀依據、結論主觀草率、內容捕風捉影甚至制造“噱頭”等問題,容易誤導中小投資者跟風交易。
據此,上證所將行業研究報告對股價的影響納入信息披露監管範圍。彼時,上證所通報的案例為興發集團(600141.SH)“研報門”事件。
6月20日,廣發證券發布標題為《興發集團點評:市值處歷史底部 電子化學品業務有待重估》的研報,評級是維持“買入”評級。研報發布當天,興發集團股價漲停。
同日晚間,興發集團發布澄清公告,對報告所言的業務基本面情況予以了通報和澄清,表示電子化學品業務占公司營收比重較小,未來資本性投入仍然具有不確定性,同時還稱近期未接受廣發證券等機構調研和媒體采訪。此公告一出便引起市場的強烈關註,有市場人士戲稱,“直接打臉廣發證券研究員”。
在興發集團的案例中,上證所第一時間要求公司發布公告,澄清實際情況;同時對其中是否存在二級市場違規交易行為,啟動了交易核查。而從本月的兩起案例來看,上證所對於“研報亂象”的監管力度還在繼續加強。
8月10日,英國《衛報》發布了2000多份有關瑙魯難民庇護所的泄露報告,多達8000多頁的文件前所未有地向世人展示了澳大利亞政府拘留的這些難民所遭受的種種毆打、性侵、自殘、虐待兒童和非人生活條件等令人震驚的情況。
虐童事件超過半數
自2005年起,南太平洋島國瑙魯共和國接受澳大利亞政府的援助,作為回報,瑙魯建立一個拘留中心處理那些非法進入澳大利亞的難民。該難民拘留中心曾在陸克文當政時關閉,之後於2012年重新投入使用。
據《衛報》對這些文件進行的分析,兒童在報告中占據了極大比重。總計2116份報告中,超過半數,約1086個事件牽涉到兒童,而報告所覆蓋的時間段內(2013年5月~2015年10月),生活在瑙魯拘留所的兒童僅占總人數的18%。
從報告中可以看到警衛扇孩子耳光、抓住孩子威脅要殺了他等種種虐童事件。2014年9月,有一名教師報告稱,一名年輕的教職幫手要求將淋浴時間從2分鐘延長到4分鐘,男警衛提條件說,如果能有點兒身體上的好處,他就答應。小姑娘並沒有說這事後來到底有沒有發生。
報告中還記錄了一些精神上飽受創傷的孩子令人心痛的行為。2014年9月,一個女孩兒將自己的嘴唇縫了起來,一名警衛見到她後開始嘲笑她;同年7月,一名不到10歲的女童脫光衣服,邀請一群成年人性侵自己。
報告中總共有7起性侵兒童事件、59起毆打兒童事件、30起兒童自殘和159起兒童威脅自殘事件。
報告中還記錄了一些極端絕望的行為。2015年10月,當一名懷孕婦女被告知她只能在瑙魯生產,她焦躁不安地留下了眼淚:“我要把孩子交給澳大利亞撫養。”她懇求說,“我不想在瑙魯的醫院或是這個骯臟的環境中生下孩子。”
澳難民政策遭譴責
這些文件提出了一個嚴肅的問題:作為澳大利亞接受難民的兩個離岸拘留所之一的瑙魯是如何報告信息的?被拘留在這座小島上的兒童和成人所面臨的風險應該得到密切關註。澳大利亞政府顯然未能對這些足以引起警惕的信號和種種性侵指控作出應對。
瑙魯是世界上最小的島國,面積只有24平方公里,人口不超過1萬人。澳大利亞向瑙魯政府提供物資援助,並從該國采購服務。據6月底的最新官方統計數字,目前瑙魯難民拘留所中生活著442人,其中338名為男性、55名為女性和49名為兒童。澳大利亞的另一個離岸難民拘留所位於巴布亞新幾內亞的馬努斯島,那里生活著854人,全部為男性。每年,澳大利亞納稅人要為這兩處離岸難民拘留所掏出12億美元。
和歐洲相比,想要登陸澳大利亞的難民數量微乎其微。但澳大利亞法律規定,任何在海上被截獲的難民都要被送到瑙魯或馬努斯島,並永遠不得定居在澳大利亞。澳大利亞這兩處封閉的難民營,以及對非法乘船抵達澳大利亞難民的強硬移民政策,受到了聯合國的廣泛批評。
澳大利亞政府表示,正在證實這些報告是否已經交由瑙魯警方處理。“值得指出的重要一點是,報告中的許多事件都只是未經證實的指控。”澳大利亞移民部門一名女發言人如是表示。
一些同情難民的人士表示,泄露的報告表明,澳大利亞離岸拘留所政策必須馬上終止,必須給予那些尋求避難的人醫藥和心理上的支持。“從這些文件,以及我們自己的研究來看,有一點很清楚,那就是,由於在瑙魯所受到的遭遇,許多人已經被推到身體和精神崩潰的邊緣。”大赦國際組織(Amnesty International)一名工作人員這樣表示。
“瑙魯文件”此前已經引起了多個國際組織和人權機構的高度關註。10日,聯合國難民署在一份聲明中表達了“嚴重關切”呼籲當局迅速制定應對方案。
實體經濟需求不足,反倒使“房奴們”又火了一把。
央行上周末公布的7月金融數據引發強烈關註。一方面,M1(狹義貨幣)與M2(廣義貨幣)的增長“剪刀差”已擴至15.2%,創出歷史新高,加上企業貸款表現不佳,顯示企業投資意願下滑,資金“脫實向虛”依舊嚴重;另一方面,整個7月人民幣貸款只增加了4636億元,同比少增1.01萬億元,而住戶貸款就增加4575億元,成了新增貸款的“中流砥柱”。
“住戶貸款包括消費貸款、個人經營性貸款。”中國社科院金融所銀行研究室主任曾剛告訴第一財經記者,消費貸款的主要部分是房貸。
央行數據還顯示,新增住戶貸款中的“主力”是居民中長期貸款,新增4773億元,占新增貸款的比重創歷史新高,達到102%。根據國泰君安銀行業分析師王劍的解讀,這其中包括住房按揭、商用房按揭、汽車貸款等,而住房按揭是最為主要的,“不管房市好壞,每月總會有剛需購房的,所以個人長貸數據每月都較穩定。”
煤炭企業幾十億存著拿利息
第一財經記者了解到,在企業貸款罕見下降的拖累下,7月新增貸款“跳水”與企業有效信貸需求持續低迷有關。
央行數據顯示,7月企業中長期貸款新增1514億元,環比少增2591億;短期貸款減少2011億元,環比少增3992億。
信貸表現不佳表明企業投資意願不足。中國銀行國際金融研究所副所長宗良告訴第一財經記者:“M1和M2‘剪刀差’擴大與資金沒有投入到固定的地方去有關。”
在央行調查統計司司長盛松成看來,當前上述“脫實入虛”的情況已經形成了企業的流動性陷阱。他此前表示,大量的貨幣發行出來以後並沒有能夠迅速地拉動經濟,也就是企業沒有進行有效投資,M2增速因此沒有提高,這些錢一直停留在企業的活期存款賬戶上。
多名接受第一財經記者采訪的銀行業內人士也表示,如今無論是國企還是民企、產能過剩行業還是一些新能源領域,都存在持幣待投的情況。
“一些煤炭集團的存款上升規模高達幾十億元。”太鋼集團財務公司負責人告訴第一財經記者,該集團今年活期存款資金比往年高了約10億元。
“過去煤炭企業不需要提前備儲,到期轉貸或到期發債轉貸即可,但今年由於債券違約事件頻發,煤炭企業到期還債規模高達百億,為解決還貸壓力,企業會累積資金。”該負責人表示,“一旦發生債券違約或負面新聞,貸款成本都會急劇上升。”
新能源行業也未能完全幸免。第一財經記者了解到,位於華中地區的某國有大型新能源公司去年擴大了光伏發電和風電站的投資規模,公司在主營業務的布局力度沒有放緩。但今年以來,這家企業歸集到財務公司的閑置資金也已多用於還貸。
“即使做了投資,也不是實業投資,而是金融投資,這種往往是短期的比較多一些。”宗良說。
上述太鋼集團財務公司負責人表示,如果集團有財務公司,可以在銀行間市場做些短期投資增值,但今年整個市場收益率與往年相比都有明顯下降。
剪刀差持續擴大應當如何應對?盛松成認為,貨幣政策有效而有限,需要財政政策積極地配合。推行財政政策主要應在兩方面,分別是降低企業稅負與提高財政赤字率。
一枝獨秀的房貸能否持續
央行數據顯示,7月新增居民中長期貸款4773億元,住房按揭貸款成了7月新增貸款的“中流砥柱”。從占比來看,新增居民中長期貸款占新增貸款的比重創歷史新高,達到102%。此前該比值最高的時點為今年4月,當時比值為77%。
中國民生銀行首席研究員溫彬表示,這表明當月以按揭貸款為主的零售貸款需求依然旺盛。
華泰證券宏觀研究員李超則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居民加杠桿購房支撐了7月信貸增長,而基建貸款則快速下降。“今年以來,房地產和基建的雙輪驅動一直是新增人民幣貸款平均增速較高的主力,預計四季度財政投資會逐漸發力。”他說。
王劍表示,居民住房貸款目前維持在每月5000億元上下,波動小,但比往年要大,往年月均僅3000多億元。這主要是因為房價上漲,居民杠桿購房的力度加大。
嗅覺更為敏銳的民資實際早已有所察覺,以北京為例,國務院督察組5月份發布的報告顯示,今年前四月,北京八成民間投資都投向了房地產。督察組對此認為,促進結構改革和轉型升級力度需要進一步加強。
交通銀行金融研究中心高級研究員陳冀分析認為,由於樓市高溫消退緩慢,即使多地祭出限購(蘇州已成為首個重啟限購的二線城市)、限貸政策,由於新舊政策轉換具有時滯性,7月房貸並未出現立竿見影的效果,居民中長期貸款增幅環比僅小幅回落。居民與企業兩部門信貸需求結構的分化現象有所加劇。
隨著樓市調控重啟,在滬深、長三角等樓市新政帶動下,加上監管圍繞去杠桿化,下一階段房貸的增長勢頭能否持續?房地產杠桿已經加到極限了嗎?
中信固收研究團隊指出,7月居民中長期貸款增加4773億元,看上去比當月全部人民幣新增貸款還多,實際環比少增了866億元,說明購房熱度已有所回落,房地產投資面臨降溫。
相關數據也側面支持了這一預測。國家統計局發布的2016年1~7月房地產投資相關數據顯示,1~7全國房地產開發投資5.53萬億元,同比名義增長5.3%,增速比1~6月份回落0.8個百分點。另一方面,房企拿地面積也在下滑。1~7月,房地產開發企業土地購置面積11167萬平方米,同比下降7.8%。
制造業“受傷最重”
在企業貸款罕見下降的拖累下,7月新增貸款跳水。非金融企業及機關團體貸款減少26億元,是近10年以來首次出現負增長。
中信固收團隊表示,企業貸款回落一方面受6月銀行年中時點集中投放沖貸款影響,另一方面反映企業對經濟前景的信心仍弱、活躍度較差,投資意願仍舊疲弱。
國家統計局公布的資產投資情況顯示,全國固定資產投資與民間固定資產投資,增幅分別回落了0.9與0.7個百分點。基建、制造業、房地產三大投資增速進一步回落。此外,前7個月房地產開發企業到位資金中,國內貸款增速進一步回落至0.7%,趨近零增長;前7個月固定資產投資到位資金中,國內貸款增速也回落1.5個百分點至10.9%。
從民間投資來看,制造業行業中無論是金屬冶煉還是鐵路、船舶、航空航天等設備制造業,均出現較大幅度下降。其中汽車制造業強行維持在13%的增速。但從全國制造業投資數據看,各細分類別投資情況較好。制造業雖然同比增長3.0%,但是增速也同比回落了0.3個百分點。
從全國固定資產投資數據看,制造業中,以鐵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運輸設備制造業降幅最大,同比下降12.8%。此外有色金屬加工業與化學原料和化學制品制造業降幅都在5個百分點左右。
但與此同時,制造業投資下滑、信貸需求不足的同時,電力、熱力生產和供應業,水利、環境和公共設施管理業等綠色高科技領域投資規模增幅均在20%以上。
一位股份制商業銀行濟南分行行長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該行短期貸款增長較多,說明企業用於短期資金周轉以及一般性運營支付需求較多。而中長期貸款截至半年末僅增長了156億元,中長期投資類的貸款數據暴露出大家對投資的信心不足。投到中長期項目實業中去的資金不積極。他發現,部分貸款企業因為沒有或者缺少投資機會,為減少財務費用也會歸還一部分貸款。
近期多地接連出現"地王",土地市場仍然熱度不減,筆者梳理了來自官方和非官方的五組數據,都在證明當今土地價格越來越貴,未來房價呢?
第一個是國土資源部數據,今年上半年全國土地出讓面積9.15萬公頃,同比增長0.1%。土地出讓合同價款1.32萬億元,同比增長24.8%。
從上述數據可以看出,在土地出讓面積幾乎未變的情況下,土地出讓合同價款卻增加了24.8%,也說明今年上半年的土地價格有了較大幅度的上漲。
一位國土部專家認為,近期部分二線熱點城市出現房屋銷售火爆現象,土地市場進而出現連續高價成交的情況,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在貨幣寬松政策影響下,房企的融資成本下降,資金充裕;另一方面,在整體經濟結構轉型過程中,新產業發展不可能一蹴而就,各級政府面臨較大的財政壓力,土地出讓收入成為了政府階段性創收的主要來源。此外,部分國企迫於行業整合壓力,也促成了過度競爭拿地的局面。
第二個是財政部數據,今年1-7月累計,全國國有土地使用權出讓收入17288億元,同比增長12.1%。
簡單來看,12.1%的增幅並不是很大,但要考慮到2015年全年土地出讓收入同比下降了21.4%,從大幅下降到重新出現兩位數的增長,這個扭轉的力度還是很大的。
第三個是國家統計局數據,今年1-7月份,房地產開發企業土地購置面積11167萬平方米,同比下降7.8%;土地成交價款3848億元,增長7.1%。
從這個數據也可以看出,房地產企業拿地的面積在下降,但所耗費資金卻在增加,說明土地價格出現了較大幅度的上升。
除了上述三家官方數據,還有一些市場研究機構也在及時跟蹤全國土地市場的交易情況,從已經發布的數據來看,一方面是土地出讓收入總額在增長,同時土地的單價也在大幅上漲。
據中國指數研究院數據,2016年上半年全國300城土地吸金1.08萬億,同比增加34%,樓面價的同比漲幅達35%。
而中原地產研究中心統計數據也顯示,截止到8月22日,全國賣地最多的50大城市出現了賣地面積未漲,但土地成交額爆發的現象。
具體情況為:50大城市合計成交土地建築面積為69489萬平方米,相比2015年同期的69461萬平方米基本持平。50大城市土地出讓金累計達到了1.39萬億,相比2015年同期的9342.8億,上漲幅度達到了49.22%。
中原地產的數據顯示,截止到8月22日,上海、杭州土地出讓金已經超過千億,另外蘇州、南京、合肥、武漢、天津、鄭州也超過了500億。
以上五組數據足以證明當前土地市場的火爆,且有一個共同的現象,就是土地的單價越來越貴,進而帶來地方政府土地收入的增加。
前述國土部數據還顯示,今年上半年全國31個省(區市)中,有22個省份土地出讓價款同比增加,浙江、安徽、海南、廣東增幅較大,其余9個省份同比均出現不同程度下降。
按照現行制度規定,除了按規定繳納稅費外,土地出讓收入幾乎全部歸於地方政府。
據英國路透社9月3日報道稱,美國共和黨總統候選人唐納德·特朗普的競選花費之所以遠低於對手希拉里·克林頓,是因為使用了大量免費勞動力,而此前特朗普一直宣稱花費低是因為行事節儉且管理有道。
中國日報報道稱,截止目前,特朗普的競選總花費約為8950萬美元(約合6億元人民幣),是民主黨總統候選人希拉里的1/3。
據報道,路透社記者翻閱聯邦競選財務報表後發現,在特朗普競選團隊中,有至少10名高層員工沒有拿到工資報酬,包括新近離職的競選經理保羅·馬納福特 、加利福尼亞州負責人蒂姆·克拉克、通訊主管邁克爾·卡普托和其他幾名高級助手。
新近離職的競選經理保羅·馬納福特(來源:路透社)
多名特朗普競選團隊高層未收到工資
據悉,在總統競選活動中不給競選團隊的高層員工開工資,這是有悖競選財務規範的。通常來說,像是競選經理之類的競選團隊高層,其年薪可達六位數。選舉律師保羅·瑞恩指出:“在一個總統競選團隊中,如此依賴誌願者來完成高級管理工作,這是史無前例的。”
今年6月,卡普托從特朗普競選團隊離職後接受了美國一家地方電臺的采訪,他說自己在競選團隊的工作並不是誌願服務,而是沒有拿到報酬。9月1日,路透社記者就此事采訪卡普托時,他說仍然沒有收到工資支票。
另外兩名特朗普競選團隊的前顧問肯·麥凱和勞倫斯·蓋伊的情況稍有不同。他們二人為特朗普服務期間沒有拿到勞動報酬,6月離職後很快加入一個特朗普支持的超級政治行動委員會工作。在那里,麥凱和蓋伊分別拿到6萬美元(約合40萬元人民幣)。
根據美國聯邦競選法律規定,競選團隊工作人員因可能熟知競選策略等機密信息,必須在離職120天之後才能轉投超級政治行動委員會工作。因此,麥凱和蓋伊 的行為可能涉嫌違規。但兩人通過發言人回應稱,他們在特朗普競選團隊工作期間是誌願服務,而且也不知曉競選策略,所以上述法律條款並不適用於他們。
在特朗普競選團隊中,還有一個免費勞動力,即前競選經理馬納福特的副手里克·蓋茨。依據團隊內部兩名前高層工作人員的說法,蓋茨曾事實上擔任了兩個多月的競選經理,但卻從未收到過工資支票。
當地時間2016年7月21日,特朗普在美國共和黨全國代表大會上正式接受共和黨總統候選人提名。(來源:中新網)
與希拉里團隊薪資水平形成鮮明對比
報道稱,在希拉里競選團隊,競選經理羅比·穆克7月份的工資約為1萬美元(約合6.68萬元人民幣),其薪資水平與2012年奧巴馬競選 連任時其競選經理吉姆·穆西納齊平。就連特朗普的“前任”,共和黨2012年總統候選人米特·羅姆尼的競選經理馬特·羅茲當時也賺得不少,每兩個月可以拿到近7000美元(約合4.68萬元人民幣)。
對於路透社的上述報道,特朗普競選團隊斥其“最多也只能是馬虎草率”,但拒絕作進一步說明。
9月10日,全長362公里的鄭徐高鐵將正式投入運營,這意味著,從鄭州出發,前往南京、合肥、寧波等多個城市都將有高鐵直達。
在我國高鐵“八縱八橫”的發展規劃中,途經河南、安徽、江蘇三個省份,涉及鄭州東、開封北、蘭考、民權、商丘、碭山、永城北、蕭縣北、徐州東共9個車站的鄭徐高鐵是其中重要一環,同時也是連接京滬、京廣高鐵間的紐帶。
而在今年6月剛剛通過的“八縱八橫”鐵路網規劃,也令高鐵對民航市場的影響範圍進一步擴大。
所有航司難幸免
首先,讓我們先來了解一下“八縱八橫”到底是要怎麽來鋪設鐵路網。
2016年6月29日,國務院常務會議原則通過《中長期鐵路網規劃》,我國將進一步打造以沿海、京滬等“八縱”通道和陸橋、沿江等“八橫”通道為主幹,城際鐵路為補充的高速鐵路網。
這一規劃是對2008年的“四橫四縱”方案的擴充與完善。根據中航信“航指數”的統計,“八縱八橫”的鐵路網規劃,沿線機場總數75個,其中高鐵已開通沿線機場數31個,高鐵未開通沿線機場數44個。
如果規劃全部實施,受影響的航線將達到320條,其中已開通高鐵影響的航線93條,規劃中高鐵影響的航線227條。短程(<800KM)航線135條,中程(800~1500KM)航線122條,遠程(>1500KM)航線63條。
這也意味著,幾乎所有中國民航的航空公司都有執飛受高鐵影響航線。根據“航指數”的統計,目前35家航空公司正在運營高鐵影響航線的航班,而34家基地航空公司的基地機場位於高鐵沿線城市。
中短程航線影響明顯
高鐵網絡的逐漸鋪設,對民航的影響到底如何?我們同樣來用數據說話。
下圖是“航指數”梳理的已開通高鐵的93條航線,在近五年的運力投放增長、旅客增幅、客座率表現及收益增長表現,可以看出均低於民航國內全市場平均水平。
而在已開通高鐵的航線中,短程航線受影響更嚴重,出現局部市場旅客量持續下滑,市場份額三年來逐年下降。
以已經開通的京港客運專線及滬昆高鐵影響航線為例,開通高鐵前後一年時間:短程航線旅客量驟降,中程航線旅客量下降,遠程航線保持增長。
從價格與時間這些民航與高鐵競爭的主要參考因素來看,短程線路民航的市場性價比的確最低。
比如在鄭徐高鐵開通後,乘坐火車從上海至鄭州的最快耗時就將由原先的7小時左右(D字頭動車組列車)縮短至4小時,而滬豫航班雖然飛行時間僅2小時,但算上提前安檢、值機,以及可能遇上的航班延誤等情況,最終耗時將有可能超過高鐵的4-5小時。
更悲催的是,高鐵沿線機場的離港準點率也不容樂觀。
“隨著四橫四縱高鐵線路的逐步開通,4小時以內的高鐵相繼投入運營,已經對民航短途航線造成巨大的沖擊,”民航業內人士林智傑告訴記者,而隨著“八縱八橫”鐵路網絡的進一步鋪設,高鐵將在短途市場上已占據競爭優勢的基礎上,覆蓋更多的中程市場(主要在1000公里左右),進一步蠶食民航領地。“在這一市場上,高鐵與民航的旅行時間差大約在2個小時左右,雖然旅途時間更長,但由於票價和準點率的優勢,高鐵對遊客和探親客將有較大吸引力,而民航則仍是公商務客的首選。”
林智傑進一步指出,根據歐洲高鐵研究,高鐵的份額將可能達40%左右。雖然這40%中有相當一部分是激發出的市場增量,但不可避免,高鐵在中程市場上仍對民航的遊客和探親客有明顯的分流。同時,考慮到我國高鐵票價遠低於歐洲水平,高鐵對民航的遊客探親客的分流可能會更加突出。
除了降價還能怎麽辦
目前,民航應對高鐵的手段主要是削減運力、降價促銷和打造快線等。比如京廣高鐵開通的十天內,京鄭線日均班次由8班削減到6班,票價也由9折直降到6折,此外,京武、京長線也紛紛無奈減班降價。然而,這兩大手段似乎並沒有立竿見影的效果,京鄭線客運量仍然下滑44%,京武、京長線的旅客也分別減少22%和14%。
記者也從攜程網最新了解到,鄭徐高鐵通車後,9、10月間上海往返鄭州的航班紛紛降價,有的機票含稅價甚至比高鐵二等座更低。從目前公布的票價來看,從上海至鄭州乘坐高鐵二等座的單程花費約為450元,而9月期間,上海至鄭州航班幾乎每天都有340元左右(相當於3.5折)的特價票,即使加上50元民航發展基金,總價仍比單程高鐵的花費要便宜。
除了降價,航空公司也在盡力調整航線結構,增加中長航程的航線。根據“航指數”對2015年市場情況的觀察,當時受影響航線在整體市場份額還不足兩成,其中80%開辟的是中遠程航線。
比如滬昆高鐵上海-貴陽段於2015年中貫通,該段高鐵對途徑長沙機場的長沙-貴陽、長沙-杭州、長沙-上海等往返航段都產生了較大影響,導致2015年長沙機場整體吞吐量同比僅增長2%,沿線短程同比降低26%,2016年調整沿線航線後,截止7月長沙機場的吞吐量已恢複至同比增長11%。
林智傑告訴記者,目前來看,針對1500公里左右的長途市場,高鐵運行時間更長、票價不低、競爭力不強。比如之前開通的青島到哈爾濱長途跨線動車,運行時間需11小時23分,而民航飛行時間僅需1小時45分鐘;高鐵二等座票價為668元,相當於民航票價的七折左右,高鐵毫無競爭優勢。同樣,青島到廣州高鐵需要運行12小時28分,民航飛行時間僅需3小時;高鐵二等座票價為950.5元,相當於票價5折左右。可見在長途市場,盡管高鐵增開跨線長途動車組,但與民航相比並沒有競爭優勢。
在ST慧球纏鬥兩個多月之後,鮮言、瑞萊嘉譽投資企業(下稱瑞萊嘉譽)的真實身份,終於因上證所的一紙公告,而得以徹底暴露。
9月26日,上證所披露信息顯示, 今年4月27日,顧國平與一家名為上海躬盛網絡科技有限公司(下稱上海躬盛)簽訂股權轉讓、借款等多項協議,將其所持ST慧球6.66%股權,轉讓給後者,但此後顧國平未能履約。上海躬盛要求,顧國平向其賠付14億元,並返還1億元借款。
ST慧球控制權大戰的另一名主角瑞萊嘉譽,也扮演了並不光彩的角色。上證所公告顯示,顧國平與上海躬盛簽署協議後次日,即從財務顧問國泰君安獲知相關信息,並另一家公司受讓了顧國平所持ST慧球股份。對於如此重要的信息,顧國平、ST慧球、瑞萊嘉譽卻始終沒有披露。經此複雜的操作之後,ST慧球再今年7月爆發控制權大戰,並持續至今。
鮮言受讓ST慧球股份失手
根據上證所9月26日披露信息,9月23日,收到ST慧球股東反映,該公司涉及一起重大訴訟,因股權轉讓糾紛,已向法院起訴ST慧球及其前實際控制人顧國平,且上海高院目前已經受理。
今年7月份以來,瑞萊嘉譽屢次舉牌後,成為持股10.46%的第一大股東。此後,匹凸匹原實際控制人鮮言,開始在出現ST慧球,並被聘為證券事務代表,曾引發鮮言與瑞萊嘉譽可能存在關聯關系的猜測。
然而,隨著鮮言現身,ST慧的控制權之爭,開始變得撲朔迷離。在原董事長顧國平多次聲稱,已失去對該公司控制權的情況下,ST慧球依然在公告中認定顧國平實際控制人。但在此後,卻發生了該公司阻止瑞萊嘉譽信息披露、瑞萊嘉譽提議罷免ST慧球董事長董文亮等全體董事等匪夷所思之事。
一時間,究竟誰是ST慧球的實際控制人成為外界關註的焦點。如今,上證所公告的披露,將鮮言、瑞萊嘉譽在ST慧球的真實身份徹底暴露。
公告顯示,2016年4月27日,顧國平、上海斐訊數據通訊技術有限公司(下稱斐訊數據)、ST慧球與簽訂股權轉讓備忘錄、經營權和股份轉讓協議書、借款協議,約定顧國平將ST慧球經營權、所持6.66%股權,轉讓給上海躬盛,轉讓價7億元。由斐訊技術、ST慧球為上述協議提供連帶責任擔保。
當時,顧國平正在對斐訊數據、ST慧球重組,若重組成功,上海躬盛可獲15億元回報。各方約定,7億元轉讓款分兩期支付,達到約定條件後支付3億元定金,資金用於斐訊數據、ST慧球重組。股權交割後,再支付剩余的4億元。如果違約,顧國平須按雙倍向上海躬盛支返還定金、股權轉讓款。此後,由於斐訊數據、ST慧球資金困難,上海躬盛再次向顧國平提供1億元資金。上述協議簽署後,上海躬盛向顧國平提供了3億元定金、1億元借款,但顧國平並未履行約定。
對於上述信息,顧國平、ST慧球始終沒有披露,甚至有意隱瞞。上證所要求ST慧球,向顧國平、上海躬盛核實上述情況是否屬實;若屬實則補充披露協議具體內容,並對ST慧球對上述經營權和股份轉讓款、借款提供無限連帶責任擔保進行核實。並於9月26日前核實上述事項,履行相關信息披露義務,同時以書面形式回複上證所。
至此,鮮言在ST慧球的真實身份全然暴露。受讓ST慧球的上海躬盛,極有可能是鮮言名下企業。天眼查資料顯示,上海躬盛成立於2015年11月,註冊資金300萬元,由自然人楊劍鋒出資。而在一家名為上海躬盛投資管理有限公司(下稱躬盛投資)的企業,名稱同樣使用了“躬盛”字樣。而躬盛投資註冊資金1000萬元,股東為上海柯塞威股權投資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下稱上海柯塞威)。而鮮言在北京、深圳的多家企業、關聯方,都是以柯塞威命名。
“掠食者” 瑞萊嘉譽
這起沒有完成的股權轉讓,不但被顧國平、ST慧球隱瞞,還將在二級市場舉牌的“掠食者” 瑞萊嘉譽、投行國泰君安等一幹涉事者拉下水,從而出現連環違約。
此前,瑞萊嘉譽回複上證所問詢函時稱,今年6月15日,其股東北京州際田野投資咨詢有限公司(下稱洲際田野),向其借款5.5億元,並將所持1900萬股ST慧球股份轉讓給瑞萊嘉譽。令人不解的是,瑞萊嘉譽是7月21日—7月28日,才陸續買入ST慧球1973萬股。這意味著,洲際田野在瑞萊嘉譽買入之前,就已持有ST慧球。但一季報顯示,截至三月底,ST慧球的前十大股東、前十大流通股東,均無洲際田野的身影。
更為奇怪的是,瑞萊嘉譽此前還稱,根據《上市公司收購管理辦法》規定,其需要披露財務顧問核查意見。然而,該辦法規定,擁有權益股份達到或者超過一個上市公司已發行股份的20%,但未超過30%的投資者及其一致行動人”瑞萊嘉譽的持股比例遠未達到要求。
如今,隨著上證所公告的披露,其中隱秘已經水落石出。根據上證所公告,顧國平為了完成ST慧球重組,制定國泰君安為重組財務顧問。然而,在此過程中,國泰君安違反保密原則,讓瑞萊嘉譽、華安未來(上海)資產管理有限公司(下稱華安未來),數次大宗受讓顧國平所持ST慧球股份。
而公開信息顯示,瑞萊嘉譽成立於2016年4月28日,在顧國平與上海躬盛簽署上述協議次日,就已成立。換言之,瑞萊嘉譽的成立,是奔著ST慧球股權而來。起訴書還稱,根據查明,華安未來的股東國泰君安投資管理股份有限(下稱國君投資),是國泰君安的關聯公司。
2015年,中國經濟增速為6.9%,這是從1990年以來的最低增速,也是自1979年以來中國經濟第一次出現連續六年下滑。此外,2016年上半年,中國經濟增速只有6.7%。這種持續的下滑引起了國內外的普遍關註。眼下,更為重要的是——對癥下藥才能藥到病除,所以必須了解的是——為何經濟增速下滑會持續這麽長時間?什麽才是主因?
在這樣一個大背景下,10月16日,題為“十字路口的中國經濟——機遇與挑戰” 的複旦首席經濟學家論壇在複旦大學舉行。北京大學新結構經濟學研究中心教授、主任,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教授、名譽院長林毅夫首發登臺,發表了主題演講。在他看來,外部性、周期性因素是導致中國經濟持續下滑的主因。
外部性是經濟持續下滑的主因
針對中國經濟持續下滑的根本原因,現在國內外學術界的普遍看法是,這是由於中國內部的體制機制、增長模式、結構性問題所引起的。
“所謂體制就是說,國有企業的比重還太高,效率不高;所謂機制就是,市場在資源配置當中起決定作用,但改革尚未完全落實,還存在較多政府幹預;所謂長模式是,中國的投資比重太高,造成消費增長不足,這種模式不可持續;所謂結構性問題,就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所提出的——去產能、去庫存、降杠桿。”林毅夫稱。
但在林毅夫看來,雖然上述問題的確對中國經濟效率下降有所影響,但並不是經濟持續下滑的主因。“我個人認為更多的是外部性、周期性。”
他舉例稱,與中國同樣發展程度的其他新興市場經濟體,其在同一時間里面的經濟表現都基本相同。“例如,中國在2010年的增速為10.6%,2015年是6.9%,確實下滑了;但是巴西在2010年時的增速是7.5%, 2015年暴跌至-3.8%;俄羅斯在2010年的增速是4.5%,2015年是-3.7%,下滑幅度遠大於中國;再如印度,在2010年時的增速是10.3%,2015年是7.6%,7.6%當然比中國的6.9%高,但它同樣是從10.3%降到7.6%,降幅遠大於中國。”
林毅夫表示,最能證明其觀點的是東亞的高收入、高表現經濟體。例如新加坡,其在2010年的增長速度是15.2%,2015年為5.92%;韓國在2010年的增速是6.5%,2015年只剩2.6%。二者降幅都遠大於中國。
“這些都是所謂高收入、高表現的經濟體,也就是說,他們不存在如中國的內部體制機制結構性問題的,但其表現的形式跟中國完全一樣。那唯一能解釋經濟持續下滑的就是共同的外部性、周期性因素。”林毅夫稱。
所謂的外部性因素,與2008年爆發的那場全球經濟金融危機緊密相關,各國至今沒有完全恢複。“發達國家過去平均每年增速略大於3%,現在普遍是2%或以下,美國也不過2.7%。此外,發達國家仍處於高失業狀況。美國失業率約為5%,但其勞動參與率少了三個百分點,如果把減少的三個百分點加回去,失業率也是在8%、9%。”
值得註意的是,發達國家的家庭部門在過去這八年里基本沒有增長,歐美上一輪危機爆發的最主要因素是家庭負債太高所引起的。“所以在危機之後,他們需要修複收入平衡表,在收入沒有增長的情況下增加儲蓄,這也導致了消費增長非常慢、需求非常少。”他稱。
在這種狀況下, 國際貿易斷崖式下跌。在2008年危機爆發前,國際貿易的增長一般是在國際經濟增長速度的兩倍以上。“然而,現在國際貿易的增速更慢。在這種情況之下,包括中國在內的全球出口都受到打擊,這是經濟大幅放緩的一個主因。”林毅夫稱。
投資需配合供給側改革
展望未來,“發達國家很可能會陷入像日本的長期經濟放緩,因為政治性原因,他們結構性改革無法推行下去,”林毅夫強調,在這種狀況之下,未來中國的外需確實不可樂觀,要更多靠內需拉動。”因此,需要在適度擴大總需求的前提之下,來進行結構性改革。“
同時,適度、合理的投資仍是不可或缺的。在他看來,中國適度擴大總需求跟結構性改革並不矛盾的,而是相輔相成的。
“現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有五大內容: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桿,降成本、補短板。我國經濟中有很多短板,比如制造業有很多過剩產能,但是中國的產能都位於中低端,比如說像2015年進口產品就達到1.2萬億美元,這些都是中國自身不能生產的,因此當然要往那些產業去升級,並用投資推動需求。“他稱。
此外,基礎設施也是一大關鍵。“6月中國下了幾場大雨,一千多個城市淹水,外加環境惡化等問題都需要投資。同時,城鎮化問題也值得關註。發達國家城鎮人口在80%以上,中國只有50%左右。農民要進城,就需要住房和公共服務投資。”
林毅夫認為,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都有資產,且負債率較低。“相比之下,發達國家政府負債率普遍超過百分之一百,所以中國適度擴大財政赤字去擴大需求是合理的。此外,中國儲蓄率達到了約GDP的50%左右,這是當前最高的,中國可以用政府投資來撬動民間投資,外加3.2萬億美元的外匯儲備,中國仍具有發展前景。”
若能將上述有利條件有效利用,“就能夠創造就業、增加家庭收入,從而使得消費增速處於合理區間,那麽保持6.5%以上的經濟增長仍是可能的。”林毅夫稱,上述投資都是用於補短板的投資,也屬於供給側改革的要義之一。“如果維持合理的投資增長,去產能就會更容易推進。”
他表示,展望未來,對中國而言,看清外部性的重要性,並對癥下藥,才能使得中國經濟增長更有質量。
(本報實習記者 殷怡 對本文亦有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