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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15城市密集出招 中國新一輪房地產調控潮來襲？

從“賣房搖號”到“三價合一”再到“限購升級”，今年全國兩會閉幕短短10余天內，深圳、杭州、西安、成都等逾15個城市出臺各式差別化的房地產調控政策，中國新一輪房地產調控潮風雨欲來。

3月最後一天，海南省加碼限購，規定非瓊籍居民家庭只能購買一套房，且商貸首付不低於七成。海南省此番還規定，提供虛假證明購房者，5年內不得在海南省購房。

深圳市也在3月末推行二手房“三價合一”(房屋實際成交價、貸款評估價、網簽備案價)政策。這一政策直指以往房產交易中常見的“陰陽合同”現象，縮小市場違規操作的空間。

杭州市則在3月28日宣布，將采取商品住房銷售公開搖號全程公證制度。兩天後，西安市跟進，規定以公證搖號方式買賣新房。3月31日，成都市出臺樓市新政規定，剛需家庭購買商品房將享受優先搖號，以支持剛需家庭自住購房需求。據統計，目前已有上海、南京、長沙、成都、杭州、西安6個城市加入新房房源統一搖號“大軍”。

稍早之前，大連市發布新政，對部分區域實施限購和限售。同時，大連下調中心城區單人住房公積金貸款的最高限額，上調二套房公積金貸款的首付比例和利率等。縣城此番也加入調控大軍。全國兩會結束當日，安徽省阜陽市阜南縣發布調控新政，對轄區內住房實施限售，最長限售期限達到8年。

進一步加強監管成為一些地方房地產調控的主要內容。如西安市樓市新政規定，房地產開發企業及經紀機構不得以房源緊俏、後期漲價等誘使購房人搶購。武漢市3月30日透露，當地將開展聯合巡查，嚴查開發商捂盤惜售行為。

此外，北京市曝光了30家克扣押金、違規出租等違規中介機構名單；廣州市提高公積金貸款申請門檻，本地戶籍需繳存至少一年。石家莊、蘭州等地也陸續出臺公積金新政，提出對限制、阻撓、拒絕職工使用住房公積金貸款購房的房企和中介進行嚴懲。

中原地產首席分析師張大偉指出，今年全國兩會後，各地再啟密集調控潮，意味著房地產調控政策在嚴格執行一年後，依然有加碼的可能性。他認為，包括一二線等熱點城市可能在公積金政策、剛需房源供應、共有產權房、租賃等政策方面繼續加碼。此外，更多的三四線城市也可能會因市場升溫而實行限售政策。

值得註意的是，此番各地調控政策力度不一，手段也不盡相同。分析人士認為，這說明差別化調控出現更加精細化的趨勢，可能從“因城施策”升級為“因區施策”。

58安居客房產研究院首席分析師張波告訴中新社記者，本輪出臺調控政策的城市大都集中一二線，這類城市短期調控趨緊，大連加入限購、杭州加入買房搖號大軍等都是政策收緊的直接體現。由此可見，2018年一線包括二線熱點城市房價上升的動力明顯偏弱，三四線城市甚至是縣城在“去庫存”的推動下可能持續小幅上行態勢。

張波認為，今年房地產市場上三點政策趨勢值得關註：首先是對金融風險的防範，這意味著房企融資成本會繼續提高，房貸利率也會不斷走升；其次是精準化調控還將在各地出現，不同城市間差異化的調控手段將更有利於保證自身房地產的健康發展；此外，住房租賃還將是政策紅利集中的市場，更多地區將出臺保障租賃的政策，並大力保證租賃房源的供應量。(完)

海南省委書記：海南將推動新一輪改革開放

海南是全國最大且唯一的省級經濟特區，即將迎來30周歲生日。在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指引下，海南改革開放和國際旅遊島建設取得了哪些進展？站在新的歷史起點，海南有哪些新部署和新舉措？日前，記者專訪了海南省委書記、省人大常委會主任劉賜貴。

記者：海南30年來發生了哪些變化？新一輪改革開放中如何進一步發揮大特區作用？

劉賜貴：海南因改革開放而生，因改革開放而興。30年來，海南發揚敢闖敢試、敢為人先、埋頭苦幹的特區精神，使海南從貧窮落後的邊陲小島，發展成全國人民向往的“四季花園”、中國對外開放的“窗口”，城鄉面貌發生了歷史性巨變。

在30歲生日到來之際，海南將牢記經濟特區的戰略定位和歷史使命，在中央支持下，以更加精準、更加配套、更加革命的舉措推動新一輪改革開放，把海南打造成更加開放、更有活力、更為國際化的經濟特區。

海南將進行系統謀劃，站在服務國家戰略的高度，開展對外開放、生態文明、產業發展等方面的體制機制創新；深化省域“多規合一”改革，把全省作為一個大城市大景區來統一規劃、建設和管理；以刀刃向內、壯士斷腕的勇氣深化改革，創新行政體制，激發經濟社會發展的動力和活力。

實施更大力度、更高層次、更廣範圍的開放，全面融入國家“一帶一路”建設大局，推動打造“泛南海經濟合作圈”，全面深化重點產業國際合作；充分發揮博鰲亞洲論壇優勢，將海南打造成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複興中國夢的重要窗口。

記者：博鰲亞洲論壇2018年年會隆重召開了，海南在服務和利用論壇方面做了哪些工作？

劉賜貴：博鰲亞洲論壇是我國改革開放和展示經濟建設成就的重要窗口，是海南不斷走向開放、不斷融入世界的重要平臺和提升國際知名度的重要名片。17年來，博鰲亞洲論壇對海南發展的推動已日益內化到海南開放發展的各個層面。比如，海南國際旅遊島獲得國務院批複，離不開博鰲亞洲論壇這個重要平臺的助力；博鰲樂城國際醫療旅遊先行區獲批，被國家賦予9條黃金政策，為海南全面開放註入新的活力。

作為論壇所在地，海南責無旁貸要做好服務保障工作。17年來，海南全力推進博鰲核心區會議接待設施改造擴建、論壇配套交通設施建設，博鰲地區相關服務保障功能不斷完善，基本滿足每年年會需求。我們貫徹習總書記重要批示精神，著力推進博鰲規劃建設管控和生態修複，真正把博鰲建設成充滿田園風情的特色小鎮。

記者：海南國際旅遊島建設備受關註，近年來取得哪些重要進展？

劉賜貴：海南國際旅遊島建設2009年底上升為國家戰略。8年多來，海南深入貫徹落實習總書記重要指示精神，以國際旅遊島建設為總抓手，加快形成以旅遊業為龍頭、現代服務業為主導的產業體系，全省經濟實現快速增長，2017年地區生產總值達4462.5億元，5年間邁上兩個千億臺階。三次產業經濟結構不斷優化，2017年第三產業占比55.7%。

過去5年，隨著全域旅遊示範省創建順利開展，海南旅遊空間布局不斷優化，開發培育一批新的旅遊業態和產品，旅遊市場整治成效顯著，旅遊產業發展取得了重大成就，年接待遊客總人數從2010年的2587萬人次躍升到去年的6745萬人次，旅遊總收入從257億元增長到812億元。2017年入境遊客111萬人次，提前3年完成接待百萬人次目標。

下一步，海南將進一步鞏固提升旅遊業的龍頭作用，促進旅遊業與其他產業深入融合，加快建設經濟繁榮、社會文明、生態宜居、人民幸福的美好新海南，努力使海南成為海南人民的幸福家園、中華民族的四季花園、中外遊客的度假天堂。

記者：習總書記指出海南要譜寫美麗中國海南篇章，海南有哪些成績和經驗？

劉賜貴：5年來，海南按照習總書記指示要求，堅定不移實施生態立省戰略，制定了加強生態文明建設的30條硬措施，出臺了新的市縣發展綜合考核評價辦法，取消了12個市縣GDP、工業、固定資產投資的考核，把生態環境保護列為負面扣分和一票否決事項。

海南充分發揮“多規合一”引領作用，把全省作為一個大城市大景區統一規劃、建設和管理，嚴守生態保護紅線，深入推進生態環境六大專項整治和海岸帶整治，確保生態環境質量只能變好、不能變差，生態安全屏障得到全面恢複和鞏固，森林覆蓋率從建省之初的31.7%提高到2017年底的62.1%，大氣、水體和近海海域等持續保持全國一流。

此外，海南以“美麗海南百鎮千村”建設為抓手，將走出一條海南特色的鄉村振興之路，綠水青山成為金山銀山的願景正在逐步變為現實，農民越來越能感受到良好資源所帶來的幸福感、獲得感。

獨家 | 哈羅單車完成新一輪近7億美金融資，螞蟻金服、複星參與

哈羅單車完成了新一輪融資。

據接近交易的人士向第一財經記者獨家透露，此輪融資的金額接近7億美金。這也是目前為止哈羅單車融得的最大單筆資金。

新一輪的融資的主要投資方包括了螞蟻金服和複星，另有7名新的投資方。這一信息已被哈羅單車此前的投資方成為資本確認。

成為資本管理合夥人沙燁透露，自3月13日哈羅單車在全國範圍啟動芝麻信用免押以來，訂單量和新用戶大幅上漲，最新的日訂單量已經超過2000萬單。據悉，哈羅單車已進入全國220多座城市、180多個景區。沙燁透露，哈羅單車在近百個入駐城市中實現了盈利。

在2017年的12月份，哈羅單車曾連續發布D1和D2的兩輪融資。其中，D1輪融資的金額為3.5億美金，投資方包括了螞蟻金服、威馬汽車、成為資本以及富士達等多家機構和產業資本；哈羅公布在同一個月內公布的D2輪融資的參與方則由複星領投、GGV(美國)等跟投，該輪金額為10億美金。

據記者得到的信息，本輪哈羅單車融資確定為E1輪，E2輪也在籌措當中。哈羅單車此前的投資方威馬汽車將參與哈羅融資，但不確定是E1輪，還是E2輪。

哈羅單車2017年6月份確立的大出行生態平臺進入實施階段。自2017年9月份哈羅單車啟動與威馬汽車的“4+2”（四輪+兩輪）合作，今年1月份，哈羅單車和巴歌出行也在河北唐山進行“4+2”合作，用戶可以從哈羅單車APP直接使用巴歌出行共享新能源汽車。

與摩拜、ofo不同的是，哈羅單車更關註二線城市。這一策略也令公司在發展早期避開了與摩拜和ofo的直接競爭。

2018年開年，共享單車領域動作頻頻。在哈羅單車獲得本輪融資之前，Ofo獲得了阿里的資金馳援，摩拜則投奔了美團。

近日摩拜單車開全員大會。有消息稱，美團點評CEO王興在會上表示，摩拜後期的主要競爭對手應該是哈羅單車，而ofo已經把自己賤賣。哈羅單車創始人楊磊今日在朋友圈回應稱，“與有榮焉，但哈羅單車主要的競爭對手，應該不是摩拜”。

有信源向第一財經記者透露，哈羅單車近期在大出行生態布局方面將有大動作。

新一輪金融開放已在路上，如何才能獲得成功

一、金融開放可以帶來什麽好處？

從新古典經濟學角度出發，金融開放有很多好處。因為，金融不開放，跨境資本流動會遇到障礙和額外成本。如果這是唯一的扭曲時，經濟學上，一般認為額外的成本越少越好。但還有一個重要定理是，當經濟體存在多個扭曲時，僅僅去掉一項扭曲的話，並不一定能提高經濟的整體效率。因此，支持金融開放者認為，金融不開放（對資本跨境流動設限）是一種扭曲，所謂金融開放就是把跨境成本降到最低。而反對者認為，經濟體存在很多扭曲，只去掉跨境資本限制一項，或許整體結果更糟。如果決策者就此問題去咨詢本國的金融機構，並不一定會得到準確的答案，因為金融機構從金融開放中獲益，並不一定表明整體經濟會獲益。

但以上的討論過分抽象，具體來講，金融開放到底有什麽好處、有什麽風險？風險要如何管理？ 我們先從金融開放的好處講起。

（一）降低融資成本

發展中國家企業融資難、成本貴的問題很普遍，尤其是中小企業經常為融資頭痛。金融開放可能會緩和融資難、成本貴的問題似乎符合直覺。有沒有實證研究支持這個結論呢？有兩篇於2007年發表的文章值得關註。

Kristin Forbes教授（2007）實證研究發現，國際上實行跨境資本限制的國家眾多（包括中國），其中智利在1991~1998年間的資本賬戶管制常被人提及。智利政府官方表示，對不同期限的國際資本要區別對待。因跨境短期資本流動可能導致經濟波動性加劇、對本國經濟的沖擊性提高，所以需要對其有所限制，打擊其短期投機行為，但對國際資本的長期投資是歡迎的。具體而言，資本進入智利後，如果三個月內要出去的話，智利政府征很高的稅，過六個月後稅相對低一點，若投資滿一、兩年後則不征稅。這個做法在Forbes研究之前，沒人仔細做過實證。

Forbes發現不同企業所受跨境資本的限制不同。她采用“雙插法”，比較了不同類型企業在資本管制執行之前、中、後不同階段的融資成本的變化。實證結果顯示，資本管制提高了企業融資成本，尤其是中小企業。大企業融資渠道比較豐富，或者其規避資本管制的手段較多，影響不是特別明顯；但中小企業在資本管制的情況下，融資成本上升顯著。如果中小企業是經濟創新的主要來源和動力，資本管制會間接對經濟創新產生負面影響。

我和張智威先生（2007）研究發現，無論資本賬戶的管制內容是什麽，其表現形式之一，往往是對進出口貿易產生負面影響。一個國家一旦設了資本賬戶管制，就會擔心企業或個人通過經常賬戶的交易，包括進出口業務，來規避資本賬戶的管制。

有進出口業務，就有規避資本賬戶管制的空間。假設有一家進口企業要進口一臺價值100萬美元的機器，但卻報關200萬，付給賣方200萬後，讓賣方把多付的100萬放入該進口企業的海外賬戶，這樣錢就出去了。反過來，出口商同樣有轉移資本出境的空間。比如出口價值400萬美元的產品，讓對方只匯入出口企業200萬美元，把另外200萬放入出口企業的海外賬戶。如上所述，正常的經常賬戶貿易可能被用來規避資本管制。當然貫徹資本賬戶管制的政府機構也不傻，他們會在海關派人監視、督察、審核進出口行為，盡量減少進出口價值虛報、錯報的程度。這對實體經濟是什麽影響呢？即使正常做進出口貿易的企業，一定會被要求接受更為嚴格的申報程序，接受更為頻繁、更為嚴厲的開櫃檢查。這個程序一定程度上變相提高了經常賬戶進出口交易的成本。成本到底提高了多少呢？我們的實證研究發現，對跨境資本流動做限制，每增加一個方差，相當於關稅提高11個百分點，這表明資本賬戶管制對正常的貿易會產生很大的負面影響。

還有一些實證研究根據股票市場對資本管制變化的反應，來推算資本管制的效益成本。Bekaert、Harvey、Lundblad(2002和2011)三位學者發現，各國不同時期資本賬戶的限制有所不同。總的趨勢是限制越來越少，但常有反複。具體到各國情況不一，如亞洲金融危機期間，馬來西亞就增加了新的資本管制條款。股市方面，市場運作正常的情況下，股價變化反映的主要是投資者對公司未來發展的看法。這三位學者發現，通常來說，一國降低跨境資本流動限制時，股價會有所上漲，發展中國家表現更為明顯。此外，歷次政策變化對實體經濟也有一定影響，當跨境資本限制放松後，上市公司的投資和銷售也會有所增加。

這些實證研究表明，當對跨境資本流動施加限制時，融資成本及廣義定義的經濟活動會受到負面影響。跨境資本的限制越多，交易成本就會越高，對經濟的負面影響就越深。

（二）提高風險規避能力

理論上說，金融開放的第二個好處，是可以提高居民與企業的風險規避能力。對老百姓而言，明天、後天、大後天的消費可預測且比較平穩比較理想，反過來今天餓肚子、明天吃不完、後天又餓肚子，這樣的情況最好不要出現。然而，一國GDP增速有上有下，個人收入又高度依賴於經濟增長。因此，當收入波動風險無法規避時，老百姓的消費水平也會有大起大落的波動。

這和金融開放有什麽關系呢？金融開放有助於降低本國消費和收入波動之間的紐帶。當跨境資本可以完全自由流動、金融狀況良好時，理論上，每個國家的消費可以和本國收入波動分開。假設全世界由本國和別國兩個部分組成，當本國和別國相互持有資產時，本國儲蓄由兩部分構成：一是所有本國企業的所有權，本國擁有一半；另一部分是別國資產，本國居民也有一半所有權。別國家也如此。這種相互持有資產的行為是金融開放的一種情況，其好處在於，當持有的資產高度分散時，某一國、某一行業出現波動和負面沖擊，對任何一國的居民而言，對其整體收入的影響就小一些，從而對消費的影響也小一些。

全世界有約200多個經濟體。如果一國的居民財富包含各國資產，財富構成比較分散的話，則其消費基本上就不受本國自身收入波動的影響。從這層意義上來說，如果金融開放能把一國的消費和收入之間的波動關系化解的話，意義很大。也就是說，金融開放是提供風險規避的手段之一。

在實際數據里，發達國家的消費波動遠遠小於GDP波動，而發展中國家當期的消費和收入則高度相關。這表明，通過金融開放可以提高居民抵禦收入波動風險的能力，這對發展中國家的幫助尤其大。

許許多多的學者，想為這個推斷找到實證支持，但絞盡腦汁之後，仍沒在實證中獲得有力的支持。

（三）增加政策的紀律性

金融開放的第三個潛在好處，加強對宏觀政策的紀律約束，從而提高它的質量。

很多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不好的原因不是政府不作為，而是政府亂作為。政府“亂作為”的主要原因在於，雖然可能會傷害大多數老百姓的利益，但對少數有權有勢集團有好處。這種情況下，金融開放的好處就是給政府官員做壞事增加了成本，這等於給可能發生的壞政策加了限制條件。

在未實行金融開放的國家，所有的資金都在封閉環境里。壞的政策往往會同時降低老百姓的儲蓄回報率與企業的投資回報率。一旦金融開放，當國內經濟不好時，老百姓的儲蓄就不會留在國內，企業在國內投資的欲望也會降低，資金跑掉的概率很大。資金跑的越多，不良官員能謀私利的空間也會縮小。從這角度看，金融開放對官員做壞事的行為做了限制，所以，在均衡情況下，幹的壞事少一點，或者性質會少壞一點。這是邏輯，有沒有實證支持呢？

Tytell和我（2004）、蔡洪濱和Treisman（2005）、Blouin、Ghosal和Mukand(2017)等學者都對此做了實證分析。有些是支持上述觀點的，但支持力度不是很強。實證結果表明，金融相對開放的發展中國家，其貨幣政策制約較多，如高通貨膨脹就很難在金融高度開放的國家發生，但金融開放對財政政策制約卻不大。因此，一定程度上，金融開放給宏觀政策的制定帶來了更多的紀律性。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曾認為金融開放是好事情，應該推進執行。原計劃在1997年10月的年會上，第一副總裁Stanley Fischer提議，成員國應將金融開放作為法律義務。但在年會召開的三個月前，泰國突然出現金融危機，並導致其它一批金融開放的國家都遭遇危機。金融危機的爆發證實金融開放並不一定全是優點，所以後來IMF放棄了這個提議。由此可見，金融開放不僅是純粹學術上討論的議題，而是整個國際組織、各國政府都在不斷思考的事情。

很多學者認為，金融開放可能有好處，也可能有壞處，壞處是會帶來很多經濟波動、金融動蕩。然而，很多事情都需要權衡利弊，總體而言，金融開放是好事還是壞事呢？金融開放對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增長是否有正面的促進作用？對從金融不開放到開放、少開放到多開放的經濟體來說，其經濟增長的速度是否會隨著金融開放的改革而提高？2003年，我在IMF工作時，首席經濟學家Kenneth Rogoff讓我與其他幾位同事在權衡各種因素後，研究成員國的金融開放到底該不該做。我們的研究團隊把100多篇文章進行了梳理，我們2003年的報告，發現很難得出“金融開放行為本身一定會帶來經濟增長”的結論。這是IMF第一份準官方文件，對金融開放的利弊，提出反思。隨著時間的推移，目前，IMF官方認為，發展中國家可能也不需急著追求金融開放，一定程度上的金融不開放，或者對跨境資本的流動做一些限制，可以看成是宏觀審慎政策的組成部分。

二、金融開放要獲得成功，需有哪些預備性改革和配套改革？

實證研究幫助我們清楚認識到，經濟體中具體有些什麽樣的扭曲會讓金融開放的效果走樣，從中我們可以思考有哪些預備性改革與配套改革可以改善金融開放的收益成本比例。

（一）本國金融制度扭曲對金融開放的影響

為什麽有些發展中國家金融開放後反而出問題？這很可能跟其金融制度有關。假設一國還未開放時，金融制度已在資源配置上存在很多扭曲，如商業銀行、投資銀行、或中央銀行把金融資源投放到效率相對較低的行業或企業，而效率高的經濟主體反而拿不到資金，那麽金融開放後會是什麽情況？

多半的發展中國家在金融開放之後，資本會從境外流入境內。典型的發展中國家資本是比較少，勞動力比較多。在這種情況下，國外資本流入後，通過國內金融體系反而會使國內資本配置的扭曲進一步放大。這是因為，效率低的企業會拿到更多融資，與本國效率高的企業差距拉大。如果這些低效率的企業做高風險的事情，通過金融開放，扭曲將加劇，風險將更高。

（二）國際資本市場扭曲對發展中國家金融開放的影響

這是最近國際金融領域的一個熱門研究話題。很多學者指出，發展中國家和國際資本市場接觸時有兩個特征：一是，發展中國家要想從國際資本市場融資，一般會有總額限制。通常情況下，向國內銀行借錢需要抵押，同樣，在國家層面上，發展中國家要去國際資本市場上融資，國家會有可抵押資產的總額限制。二是，一般情況下，發展中國家只能以國外“硬通貨”向外融資，如美元、歐元，尤其是美元。只有少數大國可以做到用本國貨幣進行交易。

這兩個特征是事實，這個事實和金融開放有什麽關系？多半的企業去國際資本市場上借錢時，只考慮自己應該借多少，並不思考個體融資行為和整個國家融資上限之間的關系。對發展中國家來說，國際資本市場投資者只有看好該國經濟時，才願意給該國企業融資、發債。當國家存在總體融資上限時，個別企業在海外每多借一塊錢，相當於把其他企業的借款能力降低了。因此，個別企業的國際資本市場融資行為具有外部性。單個企業的融資額相對於社會最優融資額來說，可能占用太多。

對於這種情況，中國的外管局和央行管得比較嚴，中國企業海外融資規模是有控制的。但即使這樣，從個別企業角度來說，不會考慮國家的，而是有錢賺就去做。可以想象，如果沒有對每個企業加以限制，企業都按自身認為最佳規模去借錢，整體融資額很可能超過國家從金融安全角度出發的極限。

此外，多半企業往往是以美元的形式在國際資本市場上融資，而多半國家的外匯儲備又比較緊張。所以境外融資規模很快就會突破本國外匯儲備能支持的比較安全的舉債極限。因此，當金融完全開放時，一國個別企業、居民去資本市場上融資的行為可能會超出社會最優程度。從這個意義上說，不對國際資本加以限制，反而會增加風險。

同時，受國際資本市場投資意願波動的影響，風險還會加大。國際資本市場，投資者的投資意願往往會有波動。有些年份投資意願較強，如美國、歐洲投資者，在本國利息率比較低、本國資產回報率比較低的情況下，可能非常願意投資給發展中國家。過幾年情況可能會發生變化，本國的資產回報率上升，投資者就不願意投資境外產品，這可能造成融資者資金鏈斷裂。研究文獻把它稱為“國際資本情緒波動”。這種情況下，發展中國家金融開放也會帶來更多的金融風險。

（三）勞動力市場扭曲對金融開放的影響

發展中國家可分為兩類，一類是勞動力市場相對靈活的，如2008年前的中國；另一類是勞動力市場相對不靈活的，如巴西、印度。杜清遠、聶軍與我的研究發現，在勞動力市場相對靈活的國家，金融開放有助於增加就業、改善經濟。而在勞動力市場不太靈活的發展中國家，金融開放和失業率卻正相關，換言之，金融開放會造成資本外逃，結果投資下降，失業反而升高。

對發達國家來說，發展中國家金融越開放失業率越高的情況不存在。勞動力市場相對不太靈活的高收入國家，比如說法國、德國，也呈現金融開放程度越高、失業率越低的特點。所以金融開放會造成失業率上升的現象主要發生在勞動力市場不太靈活的發展中國家。

國家資本和投資回報率取決於很多因素，平均生產力和經濟發展水平是其一。高收入國家平均生產力高一點，低收入國家平均生產力低一點。另一個因素是勞動力市場的靈活性。勞動力市場靈活性欠缺，願意做企業的人少，企業擴張的行為少，經濟活動就不太景氣，資本回報率也會下降。因為資本回報率由這兩個因素決定，所以對發達國家來說，因其總體效率足夠高，資本開放後會吸引資本市場，即使勞動力市場不太靈活，其負面影響也不是很大。但是發展中國家的生產率較低，如果勞動力市場又不靈活，兩因素疊加會造成本國資本回報率的下降。這時，金融越開放反而會造成資金外流，從而進一步拉升本國融資成本，惡化本國就業狀況。因此，對發展中國家來說，如果本國金融之外的其它生產要素——勞動力要素存在較大扭曲，金融開放往往會適得其反。

（四）公共治理情況對金融開放結果的影響

公共治理,通俗來說是指政府運作效率、對產權的保護程度及對腐敗的控制。Engel和Park(2017)近期研究發現，影響發展中國家的風險因素之一，是國際資本市場不能用本幣融資，而要用外幣融資。為什麽發展中國家不能用本國貨幣去融資？投資者主要擔心的是很可能會出現的貶值問題。這實際是投資者對有宏觀政策風險的被投資國的擔憂。因此，所謂國際資本市場扭曲也可以追溯為本國部分政策機制的缺陷。

我和我的學生周婧（Wei and Zhou, 2017）研究發現，國家層面的資本結構也會影響一國的風險。國家層面資本結構主要表現為兩個方面：（1）從國際資本市場債權融資的期限，期限越短、風險越大，期限越長、風險越小。（2）同樣，股權融資與債權融資的相對比例也會影響經濟整體的風險。如果股權融資的比例足夠高，一旦本國經濟基本面不好，本國和國外以股權形式提供資金的投資者將一起承擔風險。所以對被投資國來說債權相對於股權風險大一點。

那麽一國的資本結構是由什麽因素決定的呢？實證發現，一般來說，當一國公共治理比較差、腐敗昌行時，國際市場上很少會有人願意以股權形式參與投資，因此，債權的比例會較高。此外，從債權結構看，當投資方對本國治理不太放心時，要麽不給錢，要給則堅持用短期債權的方式給予融資，從而短期債相對於長期債比例比較高。也就是說，高風險融資形式的占比較高。

一國之內，企業的資本結構同樣也受公共治理質量的影響。企業融資，可以是股權或債權，債權可以是短期債或長期債。但國與國之間的情況很不一樣，這些國家之內企業的資本結構往往也很不一樣。以中國為例，國內一般貸款品種以短期為主。中國的銀行一般不願提供長期貸款。銀行的長期貸款品種主要是以房子為抵押品的按揭貸款，除此之外的融資產品大多是三個月、一年，至多三年。而在很多其他國家，五年、七年、十年的貸款比較普遍。

出現國與國之間很不一樣的因素有很多。我和周婧認為，其中之一是出資人對風險的判斷，而這又和國家治理有關系。比如在某省/市借給別人錢，哪天他不還或者少還，同時又能把當地的法官搞定了，你就不願意借錢。因此，出資方思考融資方信息是否真實、是否能搞定當地的法官、出資方是否能有效維護自己權益等問題，決定了當地金融市場的均衡資本結構。

公共治理比較差的表現形式是腐敗，但這只是其表現之一。當治理不夠好、有欠缺時，不管從國家角度還是企業角度，融資結構中債權比例往往偏高，而債權融資中短期債又偏高。這兩個結構特征都會增加金融風波的概率，進而對實體經濟產生負面影響。

綜上，金融開放要成功需要很多配套性改革或預備性改革，包括降低國內金融體系的扭曲、提高效率，防範國際資本市場風險傳導和國內其他要素市場改革，特別是國內勞動力市場改革，以及相關配套公共治理、反腐、依法治國的改革。

為了讓金融開放成功，什麽屬於預備性改革，需要先做，什麽屬於配套性改革，需要同時做，現有的研究還沒有成熟的答案。改革者還需在實踐中多實驗、多摸索。

三、貨幣政策服務於本國而不受國際貨幣動蕩沖擊所需的條件。

金融市場永遠是“多事之秋”，不斷有不同的事情發生。接下來的兩年里，美國中央銀行將會有幾次升息。美國的計劃是在本國經濟能夠承受的水平下，把利息率逐步提高到2006、2007年前的正常水平。因此，接下來二十多個月里，美國將會不斷加息，其他國家的央行也會做同樣的事情。美聯儲加息對美國之外的資本市場來說，相當於是外部沖擊，但除了外部央行的政策行為對發展中國家產生沖擊外，其他和央行沒有關系的內部沖擊也可能對其金融市場有影響。

關於國際金融市場、國際貨幣動蕩對發展中國家貨幣政策的影響，最經典的講法是蒙代爾提出的“三元悖論”。“三元悖論”可以分成狹義理解和廣義理解。狹義上，靈活的浮動匯率制度、完全開放的資本賬戶和獨立的貨幣政策，這三者“魚與熊掌、燕窩不可兼得”，至少須放棄一個。

但多數教科書、經濟學家、國際組織都認為“三元悖論”的含義不僅僅限於這一點，他們往往會再加一句“如果一個國家想要貨幣政策自主權，那就需要或者實行資本賬戶管制，或者推行浮動匯率制度”。因為資本管制會造成效率損失，所以很多學者與國際組織的官員認為發展中國家應該加速過渡到浮動匯率制度。這是三元悖論的廣義解釋，但不是蒙代爾的原話。

為什麽要對“三元悖論”做如此區分？因為實證對這兩種講法的支持很不一樣。迄今為止，沒有發現任何文章、任何實證否定狹義解釋的“三元悖論”。世界上所有經濟體也找不到反例來表明蒙代爾“魚與熊掌、燕窩不可兼得”是錯的。但是，“三元悖論”廣義解釋的後面一句話，在實證里並不一定能得到支持。

具體來說，我和童輝博士(Tongand Wei, Review of Financial Studies, 2011)發現，2011年國際金融危機起源於發達國家，而發展中國家被動接受金融危機，但不同的發展中國家受危機的影響很不一樣。中國影響相對小一點，中國之外的發展中國家所受影響也有大有小。到底是什麽使不同的國家受國際金融危機影響不一樣？我們用微觀企業數據研究發現，金融開放結構會影響危機中的實體經濟。金融危機對實體經濟負面影響的具體機制，不管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都表現為，金融危機下，金融機構對實體經濟、對風險的判斷很不放心，不願意把錢借給實體經濟。結果很多實體企業拿不到資金，融資萎縮，造成實際投資下降，進而影響就業和經濟增長。

但不同國家情況很不一樣。將發展中國家按其在危機前在國際資本市場的融資結構分成兩類：一是，融資主體是債權、又以短期負債為主的發展中國家，2009~2011年間實體經濟、投資增長下跌很快，失業率上升很快；而另外一些股權比例較高、債權比例較低，或者債權中長期債較多的發展中國家，2009~2011年間表現相對較好，實體經濟負面影響較小。

我們研究中同樣重要的一個發現是，浮動匯率制度並沒有起到把發展中國家的本國經濟和國外負面沖擊割斷的作用。雖然按照國際金融學理論，如果一國有高度靈活的浮動匯率制度，就提供了將本國經濟和國際金融動蕩割斷的條件。據此，一般認為實行浮動匯率制度的發展中國家，受國際金融危機的影響小一點。然而，實證並不支持此結論。實證表明，不管國家有沒有浮動匯率制度，只要金融結構不好，就容易受到負面影響。

H.Rey(2013)在2013年聯儲會議演講中最具精彩的部分在題目里面，即只有“二元悖論”，沒有“三元悖論”。當然其所謂的沒有“三元悖論”，並沒有否定蒙代爾提出的狹義定義。她認為，發展中國家有沒有浮動匯率，並不影響其跨境資本流動的格局。從跨境資本的角度考慮，當全球經濟比較好時，資本會從發達國家到發展中國家；當經濟不好時，資本會反向流動，離開發展中國家。因此，資本流動的格局受全球性因素的影響很大，和個別發展中國家具體的匯率制度基本沒有關系，在這意義上沒有“三元選擇”。

那為什麽是“二元悖論”呢？因為，這和該國有沒有資本賬戶管制有關。當資本管制較嚴時，本國經濟的運行和跨境資本的流動就與國外的風險因素相互隔絕；而如果沒有資本管制，金融開放程度比較高，不管有沒有浮動匯率制度，所有發展中國家都是一個格局。這個觀點與我跟童輝的研究高度吻合。

雖然這對“三元悖論”廣義解釋做出了挑戰，但H.Rey(2013)只是給出了一些作為間接參考的數據，並未直接檢驗發展中國家貨幣政策的操作是否受其他國家、尤其是美國貨幣政策的影響，美國貨幣政策的變化是不是會傳遞。

美國貨幣政策對發展中國家貨幣政策的傳遞，是否會受資本賬戶限制，是否會受該國名義匯率制度靈活性的影響？這實際上是檢驗“三元悖論”、“二元悖論”最直接的做法。這方面的研究最近幾年有一定發展，但都有些欠缺。主要欠缺在於，一般研究的是發展中國家貨幣政策的變化和美國貨幣政策是否同向：若是，就說有傳遞；若沒有、零相關或負相關，就是沒有傳遞。這種做法的問題在於，兩種不同因素可能造成兩國央行做相同的事情。如，在沒有國外貨幣政策傳遞的情況下，本國基本面要求做的事情和美國的基本面要求美國央行一樣，這就好像是正向對應，但這本身並不一定表明存在貨幣政策的傳遞。有時候本國基本面的變化，碰巧與美國的基本面的變化同向。這時候如果兩國貨幣政策變化同向，並不一定表明有政策傳遞。不同國家基本面發生同向變化的概率並不低，比如全球性的技術沖擊、全球性的大宗商品價格沖擊，都可能引致不同國家的基本面發生同向變化，從而造成貨幣政策發生同向調整。

關於這個問題，我最近和韓雪輝博士提出了一些研究方法論上的創新並做了檢驗（Han and Wei,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2018）。我們認為，正確的做法應該是，首先在不管別國央行做什麽的情況下，只看本國基本面發生變化後，然後問本國貨幣政策應該做什麽；再此基礎上，再看實際貨幣政策操作過程中，除本國基本面要求發生的變化外，還有沒有受美國貨幣政策的影響。如果在控制了本國基本面對貨幣政策提出的變化要求之後，還發現了一些額外變化，而這些額外變化和美國貨幣政策是同向變化，則可以定義為有傳遞，否則就是沒有傳遞。

我們的實證顯示，當考慮本國的基本面因素後，對於金融高度開放的發展中國家而言，有沒有浮動匯率制度對是否傳遞沒有影響。只要金融開放，本國貨幣政策總會受制於美國貨幣政策。換言之，當美國降息，本國的基本面顯示不該降息，或者不應降那麽多時，這樣的發展中國家還是會跟著美國降息。但很有意思的是，當美國升息時，有浮動匯率的國家倒不一定跟著升息。因為，當美國升息時，如果什麽都不做，美元升值、本幣貶值，多半發展中國家覺得這種情況可以接受；而當美元降息時，如果什麽都不做，本幣有可能要升值，多半發展中國家不願接受此類情況發生。從這個意義上講，浮動匯率制度提供了部分自主權，但沒有起到完全的、實質性的自主權。

只有當資本賬戶、資本跨境流動有較多限制時，央行政策才能只看本國基本面，不看其他國家貨幣政策的變化。

綜上所述，“二元悖論”或“三元悖論”的說法，都不準確。據此，韓博士與我把我們文章的副標題定為：在“二元悖論”與“三元悖論”之間。（魏尚進系美國哥倫比亞大學金融學教授、複旦泛海國際金融學院學術委員會主席）

原標題：《從最新實證研究結果來看金融開放的策略》

第一財經獲授權轉載自“中國金融四十人論壇”微信公眾號

發改委：全力推動支持海南新一輪改革開放政策措施的細化實化

4月18日，發改委政策研究室主任兼委新聞發言人嚴鵬程表示，將會同有關部門和地方，全力推動支持海南新一輪改革開放政策措施的細化實化。

一是編制好《指導意見》配套實施方案。二是以擔當作為精神全力推動海南新一輪改革開放舉措落地。三是認真做好重大風險防範工作，堅決防範炒房炒地產等投機行為。

以下為文字實錄：

三沙衛視記者：前兩天，黨中央、國務院印發了支持海南全面深化改革開放的指導意見，請問發改委在推動《意見》的落實實施上有哪些考慮呢？

嚴鵬程：在新時代支持海南全面深化改革開放，是習近平總書記親自謀劃、親自部署、親自推動的重大國家戰略。國家發改委前期參與了《指導意見》的起草工作。下一步，我們將會同有關部門和地方，深入學習貫徹習近平總書記在慶祝海南建省辦經濟特區30周年大會上的重要講話精神，全面深刻領會黨中央關於推進海南新一輪改革開放的決策部署，全力推動支持海南新一輪改革開放政策措施的細化實化。具體做好三方面工作：

一是編制好《指導意見》配套實施方案。對《指導意見》的每一項部署，我們都將精心設計“路線圖”“施工圖”，深入研究具體政策，科學論證、嚴格把關，成熟一項、推出一項，逐步形成支持海南全面深化改革開放的政策體系。

二是以擔當作為精神全力推動海南新一輪改革開放舉措落地。《指導意見》提出了很多極具創新性的改革開放舉措，有相當部分是對現有體制機制的突破。國家發改委將勇當改革開放的促進派，統籌協調有關方面，以堅定的決心和實幹的精神，推動各項任務落地生根。

三是認真做好重大風險防範工作。我們將密切跟蹤《指導意見》實施中可能遇到的問題，及時妥善應對，堅決防範炒房炒地產等投機行為。謝謝。

習近平：中國自主擴大開放新一輪舉措將盡快落地

國家主席習近平15日在人民大會堂會見博鰲亞洲論壇理事長潘基文。

習近平指出，博鰲亞洲論壇成立於本世紀初，其初心就是亞洲國家聯合自強、共迎挑戰、提升亞洲影響。論壇的使命和宗旨，就是推動亞洲經濟一體化，促進地區國家同世界各國交流合作，實現互利共贏。論壇的成立和發展同中國改革開放進程相生相伴。希望論壇與時俱進，聚焦亞洲和新興市場經濟體，關註世界發展重大現實問題，為破解發展難題、完善經濟治理、實現可持續發展提供新理念、新思路、新辦法，為推動中國和世界共同發展繁榮發揮積極作用。作為東道國，中國將一如既往支持論壇理事會工作，支持論壇不斷提升影響力。

習近平強調，當前國際上不穩定不確定因素日益增多，新問題新挑戰層出不窮。是開放還是封閉？是創新還是守舊？是共贏還是零和？亞洲各國和國際社會需要作出正確抉擇。我在博鰲亞洲論壇2018年年會上明確告訴大家，經濟全球化是不可逆轉的時代潮流，世界各國的前途命運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息息相關、緊密相連。面對經濟全球化中出現的問題，因循守舊不是辦法，多邊協調才是出路。

習近平指出，中國開放的大門不會關閉，只會越開越大。我們將在開放的環境中適應開放，在開放的環境中贏得發展。我們將堅定支持多邊主義，維護多邊貿易體制，構建開放型世界經濟，致力於推動經濟全球化朝著更加開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贏的方向發展。我在今年論壇年會上宣布了中國自主擴大開放新一輪舉措。這些舉措將盡快落地，為亞洲和世界帶來更大發展機遇。

潘基文表示，感謝中國政府對博鰲亞洲論壇的大力支持。當前形勢下，論壇需要發出支持全球化、支持自由貿易的明確信息，要充分借助中方“一帶一路”倡議，推動亞洲保持開放和創新，實現更好發展。從長遠看，論壇還要在立足亞洲基礎上超越亞洲，成為一個促進世界人民和諧共處的重要平臺，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作出努力。

楊潔篪、王毅等參加會見。

上海市經濟和信息化委員會副主任傅新華：上海已啟動新一輪科技創新發展布局

5月17上午，以“讓未來發生”為主題的2018第一財經技術與創新大會盛大開幕。上海市經濟和信息化委員會副主任傅新華在開幕致辭中表示，上海已經啟動新一輪科技創新發展布局，以科創中心建設為牽引，持續推動上海產業轉型升級。

他稱，2018年上海將著力發展先進制造業，實施五大工程，包括制造業創新中心工程、工業強基工程、創新主體培育工程、產業創新工程以及新動能培育工程，推動互聯網、大數據、人工智能等技術創新和實體經濟深度融合，全面實施“智能上海（AI@SH）”行動。

傅新華在演講中表示，創新驅動是引領發展的第一動力。當前世界範圍內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加速演進，我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傳統發展動力不斷減弱，必須依靠創新驅動打造發展新引擎，培育新的經濟增長點。國家已先後發布了《中國制造2025》、《國家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綱要》，為持續提升我國經濟發展的質量和效益，開辟發展的新空間指明了方向。

上海一直高度重視科技對產業的引領作用，始終堅持創新驅動發展。2016年，國務院印發了《上海加快建設具有全球影響力的科技創新中心方案》，構築了上海科技創新的頂層設計。去年12月，國務院批複了上海新一輪城市總體規劃，上海城市定位增加了科創中心，由此形成了“五個中心”的新定位。今年，上海提出全力打響“四個品牌”，市委、市政府印發了《全力打響“上海制造”品牌 加快邁向全球卓越制造基地2018-2020行動計劃》，就是要著力強化創新引領，加快培育新興動能。上海將通過三年的努力，讓“上海制造”技術更先進、制造更智能、產品更高端、品牌更響亮。

為此，上海已經啟動新一輪科技創新發展布局，以科創中心建設為牽引，持續推動上海產業轉型升級。2018年，上海將著力發展先進制造業，實施五大工程。具體而言，一是制造業創新中心工程，在集成電路、智能傳感器、深海裝備等領域布局一批制造業創新中心；二是工業強基工程，針對“卡脖子”環節，開展工業基礎領域的產需對接和零部件與整機對接，推進產學研聯合攻關。三是創新主體培育工程，不斷完善產業創新體系，推進研發和轉化功能型平臺建設，推動創新產品市場化應用。四是產業創新工程，組織實施的戰略新興產業重大專項，加快推動移動互聯網、物聯網、高性能計算等技術研發和綜合應用。五是新動能培育工程，推動互聯網、大數據、人工智能等技術創新和實體經濟深度融合，全面實施“智能上海（AI@SH）”行動。

“我們有理由相信，上海全面的創新政策和優良的創新環境將助力上海以更加開放、創新姿態面向全球、面向未來，參與國際合作競爭。”傅新華說。

貿易磋商新一輪 不阻中國開放進程

正當美國商務部長羅斯啟程訪華之際，美國總統特朗普卻再次變臉，宣布將對中國500億美元出口商品加征關稅，並遏制中國對敏感技術投資，預示中美貿易戰的波折遠未停息，且前路漫漫。

自去年年初上任以來，這次並非特朗普在中美經貿上的第一次變臉，但變臉的時間確實創下紀錄，僅隔十天。這在第一財經采訪的眾多核心專家看來，並非意外的部分在於：在中期選舉臨近的關鍵時刻，再一次的談判周期即將到來，提起大棒施壓，以換取更多要價，正是他屢試不爽的套路。而接近談判的人士則對第一財經記者提示，還需密切關註最近幾天的動態。

5月30日晚間，中國商務部發布消息稱，美方經貿磋商工作團隊已抵達北京。未來幾天內，美方50余人的團隊將與中方團隊就具體落實中美雙方聯合聲明共識展開磋商。

此前，中美兩國19日在華盛頓就雙邊經貿磋商發表聯合聲明，稱達成共識，不打貿易戰，但是美國發起的301調查的既定程序依然在進行，一些內閣成員彼此矛盾的聲明，也顯示了這種問題的複雜性。

外交部中國國際問題研究基金會研究員、中國前駐舊金山商務參贊何偉文對第一財經記者稱，從短期談判角度，這一方面是在談判之前慣用的“胡蘿蔔+大棒”政策，另一方面，這也是特朗普內閣多種不同力量作用的外在表現。

清華大學中美關系研究中心高級研究員周世儉則對第一財經記者稱，經過一段時間的磨合，中美關系需要再思考，基於自身幾十年談判經驗，中美關系往往也是“山重水複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特朗普政府目的何在

面對新的變臉，我們首先需要了解，特朗普政府為何做出如此決定？

這並非沒有先兆。就在兩國發表聯合聲明稱不打貿易戰之後， 5月20日，美國財政部長姆努欽與貿易代表萊特希澤發表了相互矛盾的聲明，也顯示了特朗普團隊內部分化。

姆努欽稱，在雙方敲定減少美中巨額商品貿易逆差的協議細節之際，特朗普政府將暫時擱置貿易戰，推遲對中國輸美商品加征關稅。不過，幾個小時後萊特希澤發表的聲明似乎與姆努欽相互矛盾。萊特希澤稱，美國政府可能仍會訴諸關稅以及投資限制和出口限制等其他工具，除非中國對經濟進行真正的結構性改革。

隨後的5月23日，特朗普宣布退出一項框架協議。此前，美國國會議員和貿易鷹派人士對特朗普表示，他對中國的態度過於軟弱。特朗普在社交媒體上表示:“我們與中國的貿易協議進展順利，但最終我們可能不得不使用一種不同的結構，因為這將很難完成，而且在完成後驗證結果。”

在周世儉看來，這表明，特朗普正面臨一個艱難應對內部不同意見的處境，也需要面臨中期選舉選民的壓力。

中國世界貿易組織研究會研究部主任、對外經濟貿易大學教授崔凡則對第一財經記者說，在中美聯合聲明發布之後的美國輿論中認為美國沒有達到預期目標、沒有解決長期問題的聲音太大，這對特朗普的決策可能產生了一些影響。另一方面，美國在具體協議未達成之前，希望以關稅為砝碼進一步要價。

一位不願意透露姓名、曾任中美經貿資深談判人士對第一財經記者分析稱，即便是此前的聯合聲明，與以往不同的在於特朗普所強調的要“以結果為導向”。估計下一步美方代表團來華不排除就逆差問題、服務貿易開放、知識產權保護等議題提出更具體的要價。雙方都會繼續盡力爭取對自己利大於弊的結果。

“整體而言，雙方良性互動避免貿易戰對特朗普最關註的美國中期選舉結果應該是給他加分的。”他說。

在何偉文看來，而從長期來看，特朗普對於中美之間長期問題的關切並未解決，特朗普政府以往的對中國的取向也未改變：也即遏制中國的成長，限制中國高科技領域的發展，認為中國對美構成戰略威脅。

中國如何應對

面對美國的出爾反爾，從接近談判人士，到各位專家，都沒有對第一財經記者顯示出想象中的驚訝。

崔凡第一時間撰文分析，美方采取的措施相當惡劣；中方實施反制迫不得已；中美長期合作非常必要，中方立場的靈活和強硬所針對的對象應該分清。立場強硬的一面是針對美國破壞世貿組織規則的措施，願意磋商的一面是針對美方的部分訴求。

他對第一財經記者補充道，不贊成中方因此而中止雙邊談判的建議，但可以按步驟將公示後的報複清單的確認版在美方公布其清單後隨後公布，美方采取301措施的步驟不停，中方反制步驟也不停。

周世儉認為，中國不會在大棒前讓步，因為中美貿易戰，對美國自身並無好處，如若采取禁運等手段，破壞全球供應鏈也需承擔相應後果。

而根據美國歷任總統對華政策的經驗，即便在中美關系最嚴重的時期，總統特朗普也可以動用部分技術出口豁免權，可以不受國會，安全部門制約。他說，例如里根曾在1985年向中國出售核電和平應用技術，開啟中美核能合作工作，克林頓在1998年，通過對中國出售衛星發射防輻射芯片，這都是總統可以動用的權力。

東南大學法學院副教授易波受美國邀請，作為專家代表，全程參與了美國301調查聽證會。他對第一財經記者說，在會場上，自己的發言是希望中美能在WTO的框架下解決爭端，但讓他最驚訝的是，除了鋼鐵等行業，眾多美國企業都不贊同對中國加征關稅，由於報名要求參加聽證會的企業太多，導致會議延期成了三天。

崔凡認為，隨著中美雙方競爭性產業重疊面不斷加大，產業內摩擦常態化。與此同時，在全球經濟治理中的利益重合點也會有所增加，以往的投資母國與投資東道國、技術輸出國與技術輸入國之間在規則立場上的對立減少，“談規則”的空間擴大。中美之間需要通過長期的“談規則”遏制和平衡產業內摩擦是常態化趨勢。

中國開放一如既往

至於中國基於自身推進的對外開放措施，目前並未受到任何影響。剛剛發布的消息顯示，國務院常務會議決定7月1日起降低日用消費品進口關稅，包括服裝鞋帽體育健身用品；洗衣機、冰箱等家電；養殖、捕撈類水產品；護膚、美發等化妝品及部分醫藥健康品。其中，服裝鞋帽等平均稅率降至7.1%，洗衣機等家電平均稅率降低到8%，水產品平均關稅降至6.9%，化妝品等降至2.9%。

知情人士對第一財經記者稱，今年將加快專利法的修改進程，有可能年內就完成專利法的修改，同時要加大行政執法的力度。

就在21日，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就進一步擴大對外開放到商務部和海關總署考察並主持召開座談會時表示，要堅持引進來和走出去並重，促進雙向投資協調發展。

李克強表示，要盡快修訂完成外商投資負面清單，進一步放寬市場準入，研究實施更有力有效的吸引外資政策，加強知識產權保護，加快構建依法依規、公平競爭的環境，提高我國對外商投資的“磁吸力”。

為推動吸引外資便利化，5月16日召開的國務院常務會議決定，從6月30日開始，在全國推行外資企業的商務備案與工商登記“一套表格、一口辦理”。

完成最新一輪融資，螞蟻金服估值高至1500億美元

有外媒報道，螞蟻金服已完成最新一輪融資，共籌集到100億美元，這輪融資對螞蟻金服的估值達1500億美元。

一位接近交易的人士告訴第一財經記者，上述消息屬實。

一些國際主權財富基金和私募股權投資公司加入本輪融資，成為主要投資者。這些投資者包括新加坡政府投資公司(GIC)和淡馬錫控股，以及美國私募股權投資公司華平投資集團。目前，籌資金額及投資者陣容已確定，正在進行資金轉移。

對於上述消息，螞蟻金服拒絕置評。

螞蟻金融服務集團起步於2004年成立的支付寶。2014年10月，螞蟻金服正式成立。螞蟻金服旗下有支付寶、余額寶、網商銀行、螞蟻花唄、芝麻信用等子業務板塊。公開資料顯示，螞蟻金服於2015年7月A輪融資18.5億美元。2016年4月，B輪融資超過45億美元，由中投海外和建信信托領投。這是全球互聯網行業最大的單筆私募融資。當時，螞蟻金服估值已達到600億美元。

阿里巴巴此前披露的業績報告顯示，截至2018年3月31日，在全球，支付寶（螞蟻金服的主要業務）和合作夥伴們已經服務了約8.7億活躍用戶，其中，國內活躍用戶數已達5.52億。這是支付寶首次公布全球活躍用戶數量。

路透：螞蟻金服完成新一輪100億美元融資 | 科技早報

騰訊微博時隔三年再次更新

停更三年之後，騰訊微博近日再次更新，修複了BUG。在Google Play應用商店內，安卓版的騰訊微博升級到了6.1.3版本，而上個版本6.1.2是2015年發布的。iOS版本則並未同步更新，還是6.1.2版本。公開資料顯示，騰訊微博成立於2010年4月1日， 5月1日開放用戶邀請註冊。2011年2月5日，騰訊對外宣布騰訊微博註冊用戶突破一億。但2013年11月有消息稱，騰訊微博內部已開始調整，部分員工將被轉崗。近期更新的舉動讓網友猜測騰訊將會有大動作。

陌陌第一季度凈營收27.6億元

移動社交平臺陌陌5月29日公布2018年第一季度未經審計的財務業績。2018年第一季度，陌陌凈營收達27.6億元人民幣（4.351億美元），同比增長64%。不按照美國通用會計準則計量，2018年一季度歸屬於陌陌的凈利潤為9.0億元人民幣（1.423億美元），上一年同期凈利潤為5.8億元人民幣（9070萬美元），持續13個季度盈利。

路透：螞蟻金服完成新一輪100億美元融資

螞蟻金服已完成最新一輪融資，共籌集到100億美元。路透社援引5名知情人士，這輪融資對螞蟻金服的估值達1500億美元。在2016年4月進行的一輪融資中，投資者對螞蟻金服估值約為600億美元。一些國際主權財富基金和私募股權投資公司加入這輪融資，成為主要投資者。這些投資者包括新加坡政府投資公司(GIC)和淡馬錫控股，以及美國私募股權投資公司華平投資集團。消息人士表示，籌資金額及投資者陣容已確定，正在進行資金轉移。螞蟻金服拒絕對此置評。（路透社）

餓了麽無人機送餐投入商業運營，平均用時20分鐘

餓了麽宣布獲準開辟中國第一批無人機即時配送航線，送餐無人機進入了正式商業運營新階段。此前餓了麽就曾在上海金山工業區內進行過該項目的測試，在測試中，先由騎手進行取餐，無人機承擔A到B的幹線運輸，隨後再由騎手接收到達B點的外賣，最終交到客戶手中，無人機飛行距離約占配送全程70%。餓了麽曾表示，這種配送方式所需時長及成本均比純陸路運輸要低很多。此次獲準飛行的無人機航線共17條，合計覆蓋面積58平方公里，已有100余家外賣商家接入了這一服務，平均20分鐘即可取到外賣。

特斯拉擬在2019年之前建造1萬個超級充電樁

特斯拉首席執行官馬斯克近期表示，擬在2019年之前在全球建造1萬個超級充電樁。馬斯克近期在推特上發布了一份全球超級充電樁分布圖，顯示了這些超級充電樁所在的確切位置，以及何時建造的細節，從圖中可見分布最多的地區分別為歐洲、北美和中國。目前全球超級充電樁的數量為9623個，可在半小時內為車輛充80%左右的電量。

BrandZ發布全球最有價值品牌榜單：騰訊阿里入圍前十

5月29日，全球最大的傳播集團WPP和凱度華通明略在英國倫敦發布了“2018年BrandZ全球品牌價值100強”排名。中國企業首次在前10名中占據2席，阿里巴巴和騰訊共同入圍。阿里巴巴以1130億美元的品牌價值排名第9。騰訊則以1790億美元的品牌價值排名第五，同比增長65%。

收購Uber東南亞業務後：打車服務商Grab進軍外賣業

東南亞打車服務商Grab完成收購Uber東南亞業務後，正式宣布推出餐飲配送業務GrabFood。這項服務已經在包括泰國在內的一些國家和地區試點，目前正式登陸新加坡，並計劃在未來幾個月內覆蓋東南亞6大核心市場。作為收購Uber東南亞業務的一部分，Grab接手了該地區的UberEats生意，並在關閉Uber服務之前，將其商家和客戶群轉移到GrabFood旗下。

阿里巴巴、菜鳥等13.8億美元戰略入股中通 

阿里巴巴、菜鳥網絡和中通快遞宣布達成戰略投資協議，阿里巴巴、菜鳥等向中通快遞投資13.8億美元，持股約10%，雙方將共同探索新物流機遇，推動行業數字化升級。雙方將圍繞面向新零售的快遞、末端、倉配、跨境等物流服務展開全方位合作，並在智慧物流方面進一步提升數字化、在線化、智能化水平。

搜狐註冊地從美國轉到開曼獲股東批準

搜狐公司(NASDAQ: SOHU) 5月29日召開特別股東大會。會議通過了《清算和解散搜狐特拉華公司計劃書》、批準解散搜狐特拉華公司的提案。根據該提案，搜狐特拉華公司將被解散；搜狐特拉華公司已發行的所有普通股將被註銷，代表搜狐開曼公司普通股的美國存托股份(“ADS” )將按比例分配給搜狐特拉華公司股東。解散生效後，搜狐集團的上市控股母公司將由特拉華州公司變更為開曼群島公司，但集團的業務、營運及資產將與清算交易之前無異。自美國東部時間2018年6月1日起，搜狐開曼公司的ADS將沿用“SOHU”代碼在納斯達克進行交易，搜狐特拉華公司的股票將不再進行交易。

360安全團隊曝光EOS高危漏洞

5月29日，360安全衛士官微發布消息稱，發現EOS區塊鏈高危安全漏洞，足以轟癱數字體系。隨後，周鴻祎在微博表示，這一漏洞價值超過“百億美金”。如被非法利用，可以遠程攻擊和接管EOS上運行的所有節點。EOS將於6月初主網上線，EOS Beijing認為 EOS目前還在“實驗階段”，存在不確定性，本身投資者應該保持理性，平常心看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