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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基建支出首次細化到項：一帶一路等三大國家戰略獲121億元

3月28日，財政部網站公布2017年中央財政預算，其中第二次公布了中央基本建設支出預算表，並首次細化到項目。

根據2017年中央基本建設支出預算表(下稱中央基建預算表)，中央基本建設投資預算支出5076億元，比去年執行數增長6.3%。其中，中央本級支出1000億元，對地方轉移支付4076億元。

“一帶一路”、京津冀協同發展、長江經濟帶三大國家戰略獲得資金重點支持。

中央基建預算表公布，2017年“一帶一路”建設中央基建投資預算數為34.8億元，同比增長25.2%。京津冀協同發展中央基建投資預算數為56.3億元，同比增長20.8%。長江經濟帶建設中央基建投資29.8億元，同比增長61.6%。

三大國家戰略獲得中央基建投資總額約121億元。

具體來看，“一帶一路”中央基金投資包括興邊富民、國家一類口岸查驗設施建設、沿邊重點開發開放試驗區建設等。京津冀協同發展中央基建投資包括京津風沙源治理工程、重點防護林保護工程等。長江經濟帶建設中央基建投資包括長江等內河高等級航道建設、長江經濟帶港口集疏運通道等。

另外，新興產業、互聯網+也獲得中央基建投資大力支持，東北地區等老工業基地也獲得資金支持。

根據中央基建預算表，2017年產業結構調整和制造業轉型升級中央基建投資高達180.9億元，同比增長84%。其中，新興產業重大工程包預算金額達到42.3億元，是去年執行數的9倍多。互聯網+預算金額約10億元，是去年的3倍多。東北地區等老工業基地調整改造獲得66億元預算資金，是去年2倍多。東北地區培育和發展新興產業三年行動計劃獲得8億資金，比去年增長33.3%。

另外，一大批交通、水利工程也獲得中央基建投資。

比如，294億元交通運輸中央基建投資支出中，川藏鐵路拉薩至林芝段獲50億元資金支持，銀川至西安鐵路獲得約38億元資金，南昌至贛州鐵路客運專線獲25億資金，鄭州至萬州鐵路獲25億元資金等。

此外，中央基建資金也加大了對貧困地區和邊疆少數民族地區的支持力度。

比如，支持邊疆、少數民族地區發展中央基建投資達293億元。中央基建用於易地扶貧搬遷資金達200億元，農村扶貧公路投資約22億元。

從一路贊美到噓聲不斷，90後創業熱潮已宣告死亡

歪道道 2017-03-31 10:15

本文系作者歪道道對i黑馬投稿。

90後創業從開始到結束，似乎總在彰顯與眾不同。

平常一家公司大量裁員，費盡心思以“末位淘汰”粉飾太平，他們普遍認同“欺人”總比“自欺”好得多。而90後創業公司就顯得相當誠實，甚至帶著這一代人創業時深入骨髓的“狂妄”基因。

比如估值兩億美元的90後創業公司禮物說，近日開誠布公地表示要持續裁員，照 CEO溫城輝的意思來講，是為了保持公司的靈活性，要裁掉平庸，迎接冒險者。

只是縱觀通篇公告，這個不與大公司比穩定的90後初創企業，卻有著比大公司更加高昂的姿態，內容絲毫不提運營狀況或事件緣由，既不哭窮也不示弱，處處透露出“寧可站著死、決不跪著生”的光榮形象。

但是這套路放在90後創業潮的時間上會有大批資本願意買賬，而現在潮流勇退、資本寒冬，90後創業公司究竟還剩什麽實力支撐起他們這股矯情勁呢？從前兩年的90後創業狂潮中的一路鮮花掌聲，到如今的不溫不火，不生不死，這是否預示著90後創業潮以集體失敗而告終？

90後群體曾經是時勢造就的創業英雄

實際上，90後創業高潮僅持續了不到一年，就陸陸續續地被負面消息打得頭破血流。時至今日，或將伴隨著禮物說前路渺茫的現狀，似乎等於給這個風口最終畫上一個句號。

2014年90後初創者在資本狂歡的時代趕上了一波不小的浪潮，引發全民關註。尤其是以徐小平、IDG為代表的一眾投資人，極其偏愛這群有個性的年輕人，也希望借此贏得這部分主流網民群體的歡迎。與其說投資方是在投資90後，不如說他們是在搭一次宣傳的順風車。在中國越發不缺投資基金而缺少優質創業項目的境況下，投資基金比創業項目更需要宣傳自己、爭奪被投資者。

正是在這種形勢下，以馬佳佳、陳安妮為代表的90後創業者憑借個性標簽的光環加持，在資本熱捧和媒體聚焦的助推下，成為眾多人眼中“集美貌與智慧於一體”的男神女神。更重要的是，他們所推崇的90後標簽也被更多人看作是一代人對現實的表達和控訴，從而更加深了對這些90後創業明星的認可和支持。

天下熙熙攘攘，皆利來利往，正是看到了這群所謂的創業明星在90後人群中的引領作用，更多的資本開始尋求和押註90後創業者的未來，他們甚至是不關心產品或者商業模式。

曾幾何時，很多80後70後創業都有些遺憾，怎麽就沒有晚生幾年，成為90後呢？

而單純地對人投資，這也為以後的盛世倒坍埋下了隱患。我們看到短短一年之內，禮物說、一起唱、神奇百貨等新晉公司，在其創始人的90後明星光環下，皆輕而易舉地進行了千萬級別的融資，一時風頭盡顯。然而隨著全民創業進入深水區，這部分依賴創始人名氣的初創公司漸漸隱沒在大眾輿論之中。一旦重新出現在媒體曝光之下，多數都是以失敗或相當負面的形象亮相。

比如曾經以“童顏巨乳”“高考狀元”和“性解放者”為標簽的馬佳佳，她的泡否科技僅維持不到一年就關門大吉，王凱歆的神奇百貨也是如此，而歷經三輪融資、商業模式更為成熟的一起唱，去年年初就陷入資金鏈斷裂的困境，甚至直言連全體員工一個月的工資都發不起。相較之下，禮物說算得上是創業潮過後堅持得較為長久的一個，可是如今的裁員只能說是朝不保夕。

從創始人的角度來講，90後的標簽曾經將他們推上高峰，可現在看來，可能也正是因為這個標簽自帶的商業價值，才使得他們一味地沈迷於販賣標簽得來的成就，而忽略了一個公司立足的根本是尊重商業法則，創業者應該具備一個領導者和管理者的基本素質。

甚至不得不說，90後的個性標簽甚至被所謂的創業明星帶壞了。

比如，張狂折射出90後的無畏精神，但張狂和吹牛還是有本質區別的，前者需要自身實力作為支撐，而後者無論是建立在外力推崇還是盲目樂觀上，都違背一個初創者的基本姿態。當年的余佳文在央視口出狂言繼而被打臉，這種事也證明了，像先賺一個億的小目標之類的話，也只能由王健林當玩笑話說說而已，一旦被當做炒作噱頭，遲早要為此想盡辦法自圓其說，若是不能，就只能認慫、被噴，然後萬劫不複。

90後明星創業公司為何多以失敗告終？

那麽，從現在的創業領域來看，90後創業確實是失敗了嗎？

據深圳某大學調查發現，自2010年入駐大學生創業孵化基地的160個創業團隊，其中只有12家企業目前仍在運營，其余的近百個創業項目都“夭折”了，創業成功率還不到5%。失敗的因素中，因為市場需求、資金短缺、團隊問題是最為突出的導致失敗的因素。

這自然不是個例，就連曾經被寄予厚望、歷經數輪融資的明星初創企業，也是倒閉的倒閉，停擺的停擺，能堅持下去的也只是在負隅頑抗。不過仔細剖析原因可以發現，創業潮的失敗是在所難免，它所呈現的失敗也並不是完全由這批90後創業者導致，所以也就不能單純的說，這是90後創業的失敗，而更多的是多方主體作用的結果。

就內因來看，90後創業者的自身因素確實是始作俑者，比如在鮮花和掌聲中極易自我膨脹，從而缺乏正確而理性的認知，尤其是自我能力認知和商業認知在這群90後創業者身上難以看到。又或者通過炒作個性標簽獲得的成就過於耀眼，使他們難以放棄這一更簡單的成功道路，以至於妄圖通過個人影響力帶動整個公司的運營，這是更致命的錯誤。

而這同樣暴露了90後群體一個較為普遍的現象特征，就是敢於發聲且自我表現欲過強，這就很容易導致個體和公司之間的關註失衡。尤其是對初創公司來說，過度地以創始人自身的性格特點或是癖好作為炒作的焦點，很難把用戶群的眼光集中到公司產品上來，而且基於對創始人的關註而形成的忠誠度通常不甚穩定，除非是有過硬的用戶需求和商業產品作為支撐，但是90後作為新晉商業人士，往往難以一次性押註正確市場方向。

更重要的是，90後創業還有一個更具威脅性的缺陷，就是抗風險能力較弱，尤其是相比現在基本已經占據創業市場的80後來講。90後畢竟是商業的新生力量，即使他們是最受互聯網和移動互聯網浪潮熏陶的群體，但所接觸的也是掩藏後的信息來源，更何況這場創業潮的大部分90後還屬於沒有工作經驗的新人，更遑論對市場需求有什麽深度理解了。除此之外在人脈積累上更是少之又少，這些固有因素就是導致其抗風險能力弱的主要原因。

從這些自身弱點來看可以發現，很多導致企業失敗的因素，其實並非都是90後創業天然攜帶的，反而是投資人刻意忽略甚至是背後助推，才導致了他們陷於光環，死於安樂。

創業潮火熱的時候，輿論導向幾乎是統一的贊美歌，這就無法逃離背後推手的作用，尤其是投資人和媒體，前者樂忠於會講故事的團體，通過包裝才能找到合適的接盤俠，而後者本身就偏向於找90後的熱點，而且這也極其符合大眾創業的正確方向。

再者，資本盲目是這場潮流起源的根本，表現在實際情況中就是，只要擁有90後、名牌大學或者是美女的一些標簽，多多少少都會拿到融資，充分反映了創業門檻被投資拉低的現象，也正是這種盲目一方面縱容了90後的膨脹心理，另一方面導致了初創企業過度依賴融資的內在缺陷，一旦資本退潮，多數都被燒錢燒死了。

總之，創業潮以90後的犧牲和失敗告終，他們或許該為當初的年少輕狂而遭受譴責，但並不是唯一的罪魁禍首。

求收購可能成90後創業公司最好出路

崛起於創業潮的公司目前已經僅剩無幾，逝者自然只能充當今人的笑料或被當事人記入經驗之論，而像超級課程表、禮物說這樣雖然淡出大眾視野，但依然艱難活著的公司就另當別論了，也許他們還有一絲機會，但擺在現實的路或許籠統來講也無非兩條：再融資和被收購。

當然開源節流是必要之舉，但絕不是長久之法，更不可能以此為基礎，等待用戶積累給公司創造更大的盈利。這主要是因為眾多90後初創企業在發展之初，就被帶上了商業炒作的舞臺，甚至大部分公司還未形成清晰的商業模式，其用戶也是在創始人的知名度影響下發展的，可以說可能並沒有找到市場的硬性需求，依賴開源節流可能支撐不到公司盈利的時候。

至於融資，由於90後創業標簽的價值或許已經被接連不斷的負面新聞消耗，所以再融資對不占任何優勢的90後創業者來說，已著實困難，尤其是資本寒冬尚未度過，謹小慎微成了眾多投資者的統一態度。投資機構們早已經對90後創業公司的稱為從小甜甜改成了牛夫人。

在這種市場形勢下，這些岌岌可危的公司唯有找到新的資本故事和商業價值，才有可能獲得新的融資得以維持公司運營。可是縱觀目前的互聯網經濟，可以說沒有任何回暖的跡象，所以想要獲得融資，更多的可能需要靠運氣。

而被巨頭公司收購可以算得上是最切實可行的方法，甚至對所有90後創業者來說，這都是一個難得一遇的歸宿。拋開創業潮的新晉公司來看，其實有眾多90後創業公司僅僅幾年就能為巨頭看中，進而被其收購，這其中的好處顯而易見。

一方面獲得了充足的資金支持，不必為了商業利潤急於求成，能把更多的時間放在打磨商品上。另一方面，對90後創業者來說，這著實是進入巨頭企業學習相關經驗的絕佳機會，待時機成熟依然可以再次創業。

比如渡鴉科技在被百度收購前，最多只能憑借3款app搭上人工智能的潮流，其產品的簡陋其實不足以支撐“智能”兩字，而現在有了百度的背後支持，不僅90後創始人真真切切地火了一把，而且對以技術研發為核心的公司來講，解除了不少後顧之憂。

因此，對艱難度日的90後創業公司來說，在剩余價值的基礎上能賣則賣，可能是唯一的救命之法了。這也等於是給產品一個機會，給團隊一個機會。

曾經馬雲、劉強東等人創業之時也是風華正茂的年齡，可有所成就的時候也已是多年以後了，與之相比，90後還有大把時間，年輕不一定能躲開資本寒冬，但年輕就是資本。想要在殘酷的商業世界中讓企業生存下去，不是僅僅靠販賣夢想的炒作噱頭就可以支撐的，90後們更應該回歸商業競爭的實質。

總而言之，90後創業熱潮的出現和終結，反思之外，其實作為90後大可不必為此沮喪，因為該沮喪的是這個時代。而這一屆90後不行，也是無可奈何的事情，但是萬一運氣好，下一屆又回暖了呢。

歪道道，科技媒體人，互聯網分析師。微信公眾號：歪思妙想（neihangaoxiao）。謝絕未保留作者相關信息的任何形式的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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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帶一路”下的東盟： 正走向全球貿易價值鏈中心

“馬來西亞已經有從南到北的傳統鐵路，但現在要建設的是高鐵，已經有許多公司在檳城或吉隆坡開始它們的策劃，馬來西亞也在與中國的鐵路公司協商修建鐵路。”馬來西亞檳城州主管公共工程、基建和交通的部長林峰成告訴第一財經記者，中國與馬來西亞之間的交往越來越多樣，除了鐵路，還有很多中國建築公司與馬來西亞開發商展開合作。

檳城州是馬來西亞十三個聯邦州之一，位於馬來西亞半島西北側，該州正在實施的鐵路大藍圖是連接東南亞各國高速鐵路網的重要組成部分，而地理上的東南亞，在全球經濟版圖上被更廣泛地以東盟十國集團代稱，是亞洲地區不可忽視的重要力量。

像林峰成看到的中馬之間越來越多樣的產業合作和經貿往來，其實每天都發生在中國與更多東盟國家之間。不少經濟學家和研究區域經濟的學者認為，以東北亞和東南亞為基礎的亞洲區域經濟一體化，正在通過新興經濟的年輕活力、越發密切的經貿往來、因互聯互通而擴大的市場規模顯示出令人矚目的增長動力。而中國正在堅定、深度地參與和推動這股浪潮。

“一帶一路”和亞投行這樣的安排正是東盟走向全球價值鏈中心的機遇所在。“‘一帶一路’一下就把東南亞打開了，因為這些國家需要中國進行資金、互聯互通和產能合作，他們在城鎮化，我們也在城鎮化，但是我們走在他們前面，我們有經驗、有技術人員，還能吃苦，這不是誰都能做到的。”中國國際問題研究院亞太所所長劉卿對第一財經記者稱。

用團結抵禦恐慌

就在4月5日，東盟十國剛剛在菲律賓宿霧舉行了財長和央行行長峰會，提出在當前全球貿易保護主義擡頭的背景下，東盟仍將堅定不移地推進建立“一個高度整合、團結有力的經濟體”的目標。

東盟財長們要用團結來抵禦的，是美國特朗普政府的貿易政策所引發的更大範圍的貿易保護主義恐慌。

美國新貿易政策的核心邏輯是，打算通過以雙邊貿易協定取代部分多邊或區域貿易協定、推出“邊境調節稅”等方式，以及“美國優先”、“買美國貨、雇美國人”等運動式口號，把大量制造業崗位和海外利潤轉移回美國。

就在一周前，特朗普簽署了行政令，對美國與16個貿易夥伴國之間的貿易往來展開調查。這16個國家中有加拿大、中國和德國這樣的傳統貿易夥伴，一直與美國有密切往來的泰國、越南、馬來西亞和印度尼西亞也位列其中。

東盟各國和中國之間的貿易量比他們彼此間的貿易量更大。圖為2016年中國-東盟博覽會上的泰國展館

簡單來說，特朗普政府認為長期的逆差是一種“不公平”貿易，於是想看看美國是否在貿易往來中吃了多大虧。比如，根據美國人口統計局的數據，去年美國對泰國貿易出現189億美元的逆差，而這個數字在2014年還只是143億美元。而且，美國35%的輪胎都產自泰國。這類數字在特朗普的貿易團隊看來，尤其刺眼。

實際上，從地緣政治角度講，東南亞多個新興經濟體長期以來的發展戰略一直在中美之間尋找回旋空間，現在美國在貿易上如此強硬表態，難免令這些東南亞國家感到不安。但與此同時，作為全球經濟成長最快的區域，東南亞國家很清楚自己的優勢和潛力，以及美國疏離之後如何找到新發展路徑。觀察家們逐漸形成一種看法：美國遠離全球化，拿起保護主義盾牌時，中國和亞洲合力貢獻全球60%的增長，而且亞洲正在變得更團結，從穩健增長中逐漸顯示出引領全球發展的實力。

“其實早在特朗普大選勝出之前，我們就一直聽到關於世界經濟重心轉向東方的說法。而此後美國的一些反全球化做法無疑加快了這個進程，並讓出了全球貿易的領導地位。”IG集團市場策略分析師潘婧怡告訴第一財經記者，強勁的經濟增長令亞洲更有理由攜手充分利用區域一體化的優勢，而且，區域內還有不少新興經濟體已經顯示出人口紅利，足以令該區域內的貿易往來變得更具吸引力。

東盟顯示強大經濟活力

《經濟學人》智庫EIU最近一份關於全球化的報告中總結稱，在歐美和其他一些地方出現的全球化倒退的現象和地緣政治風險，令延續了20多年的全球商業環境開始出現變化。不過這並不意味著機會的減少，亞洲仍舊是一個快速增長的經濟體，東盟和印度經濟突飛猛進，預計東盟2017年的經濟增速將達到4.7%，中國也正轉向消費驅動的經濟，這對於區域和全球經濟都是利好。

亞洲開發銀行4月6日發布的《2017年亞洲發展展望》報告稱，在外部需求旺盛、全球大宗商品價格回升和國內改革的作用下，2/3的亞洲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增長加速，使該地區成為全球經濟增長的最大貢獻者。

報告還預計，東盟十國的整體增長將進一步加快，增長率將從2016年的4.7%提升到2017年的4.8%和2018年的5%。同時，通脹水平也將從2016年的2.1%上升到2017年的3.3%和2018年的3.5%。

的確，東南亞地區幾乎所有經濟體都正在呈現上升勢頭。比如，馬來西亞、越南和印度尼西亞等大宗商品生產國將受益於全球糧食和燃油價格的複蘇；世界銀行預計老撾是東亞及太平洋地區經濟增長最快的國家；在新加坡，先進制造業步入健康發展的快軌；大規模基建投入令文萊、印度尼西亞、老撾、菲律賓和泰國受益匪淺；越南創紀錄的外國直接投資成為支撐經濟增長的重要因素……

ING銀行首席亞洲經濟學家提姆·康頓（Tim Condon）告訴第一財經記者：“我認為現在全球經濟能表現如此之好的一個原因是美國的商業和消費者開始花錢了。去年第四季度美國進口的增長是過去五年里最強勁的。而亞洲是一個出口引領增長的區域，因此，亞洲公司不同程度地獲益於對美出口的增長。”

康頓認為，世界已經習慣了由美國引領的強勁增長，但現在即便美國從全球自由貿易上後撤，世界其他國家顯然能抵消這種影響，只是，這要求一些主要國家追求國內消費驅動的增長，而非出口引領型增長。

東盟的優勢在於中國

到目前為止，東盟已經存在了50年，東盟的初衷是成立一個松散的地區政治組織，直到冷戰結束後，東盟的政治功能才開始弱化，經濟一體化則提上日程。可是，東盟在經濟一體化上的功能，始終落後於域外國家對一個覆蓋6.2億人口的共同體的印象。

到2010年，中國和東盟自貿協定區全面建立，此後，東盟分別和日本、韓國、印度、歐盟等國家和區域組織簽訂類似的自貿協議，形成以東盟為中心的自貿模式。

從東盟官方網站2015年的數據來看，東盟十國經濟總量為2.4萬億美元，占當年全球GDP總量的3.3%。但是，東盟和中日韓的“10+3”機制下，總量則提高到18.9萬億美元，占全球經濟總量將近26%；如果再論及東盟和中日韓、澳大利亞、新西蘭和印度的“10+6”模式，即“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系”（RCEP），經濟總量進一步擴大到22.4萬億美元，占全球經濟總體近1/3。

由此可見，僅靠東盟十國的經濟總量本身並不足以成為一支不容忽視的力量，構建更大範圍的貿易機制，更接近於亞洲區域經濟一體化的題中應有之義。

有經濟學家拿東盟與歐盟作對比，發現如果從域內貿易來看，東盟的區域內貿易占貿易總額1/4左右，越南、菲律賓和柬埔寨的域內貿易占比剛剛超過10%，遠不及歐盟，因此顯得非常松散，但是東盟十國的特點在於，每個國家與中國之間的貿易都非常高。

商務部數據顯示，中國和東盟雙邊貿易額從1991年的79.6億美元上升到2015年的4721.6億美元，年均增長速度為18.5%，雙邊貿易額占中國對外貿易額的比重也由1991年的5.9%上升到2015年的11.9%。

劉卿告訴第一財經記者，東盟和其他區域組織之間存在較大差異，不能簡單做比較，比如拿東盟和歐盟比，就如同“拿小孩和大人做比較”，而與拉美和非洲的區域組織相比，亞洲的區域組織更加發達。

“如果做橫向比較，東盟十國間也許是一種競爭關系，但如果從歷史縱深的角度看，你可以看到它們之間相互依賴、互通有無的關系正在加深，相互之間的市場也在擴大。”劉卿分析說，東盟的優勢在於緊挨著中國這樣體量巨大的經濟體和市場，而且，無論東盟還是中日韓，都在一個共同的文化圈里，“中國龐大的中產階層興起後，無論是消費還是投資，首先就會考慮周邊國家。”

探討區域經濟一體化，繞不開三個理論：

瑞典經濟學家伊萊·赫克歇爾提出的理論認為，區域合作可以優化不同區域的資源配置，換句話說，區域經濟合作的直接動力來源於要素稟賦的差異化；亞當·斯密提出國際貿易基於各國技術水平絕對差別，令各參與國獲利，大衛·李嘉圖在此基礎上又延伸出相對技術差異理論；雅各布·維納則提出了關稅同盟理論，認為關稅同盟得益與否，取決於“貿易創造”和“貿易轉移”的實際成果。

上述理論簡單來說，即區域經濟合作的動能來源於資源稟賦差異、技術差異和貿易是否帶來好處。這也能從一個側面很好地解釋，為何東盟各國和中國之間的貿易量比它們彼此間的貿易量更大。

註意力轉向RCEP

今年1月底，特朗普在僅上任3天之時便簽署了第一份總統令，正式宣布退出跨太平洋戰略經濟夥伴關系協議（TPP），此後又宣布重談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AFTA），甚至表示將退出世界貿易組織（WTO），很快，這只貿易保護主義的“黑天鵝”真正落地。

在美國決定退出之後，盡管有日本和新加坡等其他成員國極力“搶救”，但失去了美國這個最大的參與者，TPP的吸引力已經大不如前。

“很自然地，各方的註意力聚焦到RCEP上。”《經濟學人》智庫EIU的東盟首席分析師米格爾·卓高（Miguel Chanco）告訴第一財經記者。

然而，現實問題是，RCEP同樣是一個超級自貿協議，占全球GDP和貿易總額1/3左右，但內部不同規模的經濟體有著不同的訴求，達成如此體量的貿易協議，同樣受到諸多現實困難的挑戰。

有學者直言，在亞太，東盟是域內外大國，尤其是中日美三方博弈的主戰場。不少學者認為，RCEP目前的進展主要看日本，日本現在堅持“自由化和高標準規則”的立場，並反對達不到標準的內容，實際上目的還是不想讓中國主導，並且期待倒逼美國改變在TPP上的主意。

“東盟通過中美競爭獲取戰略空間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東盟並不願意在中美之間站隊，因為不符合利益，它必須起到橋梁作用，或者在中美之間找到最大的回旋空間。”劉卿告訴第一財經記者。

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首席研究員張燕生稱，RCEP最大的特點是開放的地區主義，不排除美國參與，也不排除歐洲參與。從這個角度來講，亞洲積極推動區域開放的決心堅定不移。

卓高告訴第一財經記者，不管這兩份超級區域貿易協定最後如何，對亞洲能繼續進行更深入的區域經濟一體化仍然保持樂觀。“一個原因是，雖然是漸進的過程，但由東盟引領的倡議（RCEP）將繼續在區域成員間產生更強的經濟聯系。‘東盟單一窗口’和‘東盟銀行業一體化框架’取得的成果是我們在未來幾年尤為註意的領域。”

多年來，東盟在東盟經濟共同體（ASEAN Economic Community,AEC）的框架內設立了多種互惠機制。卓高提到的“東盟單一窗口”是AEC藍圖的重要目標之一，旨在簡化貨物通關手續，促進貿易，提升東盟企業競爭力；“東盟銀行一體化框架”指的是，任何兩個東盟成員國可簽訂雙邊協議，使對方銀行在本國開展業務時享有與本國銀行同等的權利。

“另一個原因是，在‘一帶一路’倡議和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的機制內，中國通過向海外基礎設施項目註入資金繼續扮演區域經濟一體化的‘司機’角色。地處內陸的東南亞國家尤其能受益於這些由中國引領的機制。”卓高稱。

馬來西亞的檳城州鐵路大藍圖這樣的例子在東盟還有很多，因為除了新加坡這樣的發達國家以外，多數東盟成員國仍然面臨基建資金的巨大缺口，成為區域經濟發展的掣肘。

而在中國的官方語境里，與東盟的關系值得從戰略高度看待和把握，目前中國的“一帶一路”倡議既與《東盟互聯互通總體規劃2025》這樣的區域整體規劃對接，也與《菲律賓雄心2040》這樣的國別戰略互補。

一帶一路前十大投資項目揭秘：投資方大多為國企

中債資信與社科院世經政所4月10日聯合發布的《對外投資與風險藍皮書》（下稱《藍皮書》）盤點了2015~2016年上半年中國對“一帶一路”相關國家的投資總額，並總結出前十大項目投資，其額度占到總額的近43%。

《藍皮書》還概括了上述十大投資項目的基本特征：大部分對外投資企業都是國有企業，具有較強競爭優勢，投資契合當地經濟發展需要;民企和國企戰術配合，可降低技術需求型並購阻力並獲得充足資本金。

藍皮書並指出，2017年中國對“一帶一路”相關國家投資將繼續保持快速增長，主要流向能夠契合東道國社會和經濟發展需求的產業領域。

投資以國有企業為主

《藍皮書》指出，2015年以來，中國對“一帶一路”相關國家直接投資持續增長，但在中國對外投資總額中所占比例仍然相對較低。

2015年，我國企業對“一帶一路”相關國家對外直接投資流量為189.3億美元，占當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總流量13%，截至2015年末，中國對“一帶一路”相關國家對外直接投資存量達到了1156.8億美元，在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存量中占比為10.5%。

在區位分布方面，中國對“一帶一路”直接投資主要集中在東南亞(東盟)、中東(西亞)和南亞地區，中東歐地區吸引中國投資的起點較低，但增長迅速。

其中，東南亞(東盟)吸引了超過一半的中國對“一帶一路”直接投資：2015年，中國對該區域直接投資流量創歷史最高值，首次達到146.4億美元，占“一帶一路”相關區域投資流量的比例為77.24%。

在產業分布方面，能源、交通運輸和信息技術是中國對“一帶一路”相關國家直接投資較為重要的產業領域。

在企業特征方面，對外投資企業主要來自北京、上海、廣東和浙江這四個省份，而且以國有企業為主。

在投資模式方面，跨國並購與綠地投資持平，但在平均投資規模方面，前者高於後者;農業和房地產更傾向於綠地投資，公用事業、旅遊、礦產、娛樂和技術領域則傾向於跨國並購。

十大投資項目特征

《藍皮書》稱，從“一帶一路”的相關前十大項目投資來看，大部分對外投資企業都是國有企業，且投資項目在不同程度上與東道國政府推動有關。

《藍皮書》援引Heritage foundation數據指出，在2015~2016年上半年中國對“一帶一路”相關國家投資前十大項目的投資主體中，有七家均是國有企業。

同時，相當一部分項目與東道國政府相關，並分為以下三種情況：具有東道國政府北京的機構直接參與項目交易;東道國政府發展戰略規劃項目;兩國高層領導人互訪簽署項目。

同時，《藍皮書》並指出，大部分對外投資企業具有較強競爭優勢，同時投資契合當地經濟發展需要。譬如在上述的十大項目中，中國企業大部分都位於世界或中國500強之列，其投資有利於推動當地經濟發展。

不過《藍皮書》也稱，大部分對外投資區位性較強，因此受到相關國家政治風險的影響相對較大。其中按照投資金額計算，能源、交通運輸和礦產所占比重就超過了70%。

《藍皮書》提出，能源、礦產與交通運輸等行業具有投資周期較長、股東投資巨大等特性。投資周期較長增加了項目在建設、運營期間遭遇風險事件的不確定性。而固定投資巨大則導致項目在遭遇風險時難以快速變現或轉移，一旦遭受風險事件，往往損失巨大。因此，相關投資及其項目價值受東道國政治、經濟及社會環境等影響較為明顯。

《藍皮書》也稱，民企和國企戰術配合，可降低技術需求型並購阻力並獲得充足資本金。

同時，民企和國企在“走出去”過程中各面臨不同障礙。民企在融資等方面具有相對劣勢;另一方面，國企在跨國並購中也面臨著“競爭中性”的挑戰。民企和國企戰術配合則同時克服了二者所面臨的障礙，這其中的案例包括長電科技聯合集成電路產業基金和芯電半導體這兩家國有企業共同發起了對星科金朋的技術尋求型跨國並購，在其中長電科技的民營企業身份，減輕了相關監管機構對並購案的疑慮，同時集成電路產業基金也為長電科技的跨國並購提供了強有力支持。

《藍皮書》並展望2017年，提出伴隨著中國與“一帶一路”相關國家雙邊、多邊等多層次更多經濟合作協議的簽署和實施，2017年中國對“一帶一路”相關國家投資將繼續保持快速增長，主要流向能夠契合東道國社會和經濟發展需求的產業領域。

一帶一路工程承包企業風險：政治、匯率、勞工與原材料

國內某企業承建東南亞某國政府工程，因該國發生軍事政變，新政府否決前任政府的一切項目，導致中國承建項目被暫停，前期支付的履約保函險被沒收。某集團承建非洲某國機場航站樓工程，該國政府因國內經濟秩序混亂，財政實力單薄，無力支付工程款而違約。對此，中國“走出去”企業應如何應對?

在中國海外投資活動中，工程承包建設一直占據重要地位。近幾年來，中國對外工程承包營業規模快速增長，基本穩居全球第一。但中國企業對外工程承包市場也面臨著千差萬別的“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國情和投資風險。

中債資信與社科院世經政所在4月10日發布的《對外投資與風險藍皮書》（下稱《藍皮書》）中指出，在“一帶一路”倡議帶動下，中國對外工程承包市場將迎來更加廣闊發展空間，然而在投資機遇不斷顯現的同時，中國企業和研究機構需要加強對東道國風險的研判。《藍皮書》還使用大量案例解釋了在政治與經濟風險、匯率波動風險、勞工和原材料成本風險、合同風險等方面中國對外工程承包所面臨的潛在沖擊。

工程承包的政治風險沖擊

2015年，中國對外工程承包業務完成營業額1540.7億美元，同比增長8.2%，新簽合同額2100.7億美元，同比增長9.5%，帶動設備材料出口161.3億美元。

在規模不斷增長的同時，中國對外工程承包企業的整體實力也得到大幅提升，業務範圍已從最初的土建施工拓展至工程總承包、項目融資、設計咨詢、運營維護管理等高附加值領域。

《藍皮書》指出，但中國企業在“走出去”進行工程承包的過程中，許多工程承包項目具有政府背景或由國際援建，鮮明的政治色彩使其容易遭受一些與政府行為密切相關的政治或經濟風險的沖擊。

譬如，中國企業承建的項目主要涉及住房建設、水電、道路、機場、通訊等多個行業，這些項目投資規模較大，一般由政府部門組織建設或由國際社會援建，具有鮮明的政府背景和政治色彩。因此，一旦東道國發生政治動蕩、政權更叠或者經濟形勢惡化等風險事件，這些標誌性的政府項目極易受到風險的沖擊。

又例如，工程承包更易受匯率波動風險的影響。

《藍皮書》指出，工程承包項目施工周期長，項目結款日期和方式一般事前約定，使得項目結匯自由度受限，而且承包項目部分人工、采購成本支付國際化，因此，與制造業、能源礦產等直接投資項目相比，工程承包更易受匯率波動風險的影響。

工程承包項目從招投標、簽訂合同、施工、完工到後期維修，一般最少需要兩年，大型或特大型項目會持續到十年甚至幾十年。如此漫長的施工周期，甚至比一般性直接投資的經營性項目的生命周期還長，這必然會大幅提升工程項目運行過程中遭遇不可預見風險事件的概率。而在所有風險中，能夠對企業的成本和收益造成直接財務損失的主要是匯率波動風險。

當然，需要指出的是，任何海外投資活動都會受到匯率波動風險的影響，但與制造業、能源礦產等直接投資項目相比，海外工程承包項目受匯率波動的影響更大。

第一，工程承包項目的結匯自由度不靈活。工程承包項目的結款日期一般由合同事前約定，不能隨意調整。第二，工程承包項目需要更多國內的技術工人，采購也更加國際化，這些成本一般都用人民幣或美元支付，受匯率波動影響較大。如果在項目施工期間，遭遇人民幣升值或者美元貶值，就相對增加了承包商的人工和原材料成本支出。

勞工和原材料成本風險

《藍皮書》稱，勞工和原材料成本是決定海外工程項目成本的兩大主要因素，嚴控兩大成本也是中國企業低價中標策略的基礎優勢，但東道國相關領域的法律政策，可能會限制這種優勢的發揮，進而激發一定的風險。

其中，東道國勞工人數限制和許可證制度，增加了工程建設的障礙。許多國家對於工程承包項目中外籍勞工數量設定了嚴格的比例，或者不允許外籍普通勞工進入本國勞動力市場，只能引進一定數量東道國缺乏的技術工人。

但一般情況下，東道國的勞工素質、工作習慣和效率可能無法滿足中國承包商的工程管理要求，尤其是對於一些專業要求很高的工程，如果當地勞工無法勝任大部分工作，為保證工程的進度和質量，中國企業只能花錢買“進入指標”，由此造成人力成本大幅提高。另外，一些國家的法律還針對外國勞務專門設定了“工作許可證”制度，即只有持有勞工部門簽發的“工作許可證”，並在工作許可證規定的單位工作才是合法的，否則勞工和雇主都將被罰款。

此外，東道國與原材料相關的法律規定可能會導致項目成本增加、影響工期。例如，東歐某國《公共采購法》禁止因原材料成本提高更改中標價格。國內某公司中標東歐某國告訴公路項目，中標時，受歐債危機影響，當地經濟不景氣，原材料價格較低，到了2011年，該國一些原材料價格和大型機械租賃費大幅上漲。中國公司曾要求對中標價格進行相應調整，但公路管理局依據《公共采購法》等相關法律規定拒絕調整。最後，中國企業只能無奈接受原材料成本上升造成的損失。

合同風險

《藍皮書》還提出，合同條款設計複雜、參與主體多元化，合同管理難度較大，容易產生風險。

工程項目的合同風險是指由於合同條款制定的不完善以及合同執行不力等因素給工程施工帶來的風險。

工程承包合同內容較多，條款設計詳細，直接關系到業主和承包商之間利益的分配和承擔風險責任的劃分，如果合同條款制定不完善，合同中許多條款都是為業主服務的，將有利於承包商的條款刪除，而忽視了承包商的權利，或者借助熟悉東道國政治、經濟、自然條件等優勢，將業主可能承擔的風險全部轉嫁給承包商，這些合同缺陷肯定會使承包商處於不利地位。

另外，合同執行過程中，承包商將與業主、分包商、設計單位、監理公司、咨詢機構等各種主體開展交流與合作，而且這些主體可能還來自不同的國家，因此，如果承包商不能依據合同中約定的權利和責任處理好各種關系，就可能會遭受損失。例如，某企業承建歐洲某國高速公路項目，由於合同翻譯工作不到位，對合同中關鍵條款談判不重視，對合同審查不清，未能發現合同中許多關鍵條款缺失，導致後期施工過程中合同糾紛頻發。

未獲國際認可的中國標準帶來風險

《藍皮書》稱，國際上各種技術標準存在差異，中國標準未獲國際認可，給中國承包商海外施工帶來不便。

技術標準在國際工程中是一項非常重要的內容，它決定了工程材料的選購、施工方案的確定、驗收標準以及工程造價等。目前，中國企業采用的是國標(GB)或中國標準，其他國家除了自己國家的規範外，有的使用美標、英標、歐標、南非標準，甚至有的規定采用上述兩種以上的規範。

因此，在施工過程中要結合工程的要求和現場條件嚴格把握技術標準的適用性。另外，工程設備和材料標準往往與技術標準相配套，由於中國標準並未獲得廣泛的國際認可，中國物美價廉的設備和材料走向世界面臨一定的障礙。

實際上，我國大量的設備和材料已經能夠滿足美標和歐標的要求，只是缺少一份國際通行的認證證書。但是，正因為如此，大幅增加了中國工程承包企業的施工難度和成本。

例如，在中東某國輕軌項目中，業主請英國的設計單位按歐洲標準設計，因此訂購了大批歐洲的控制設備，其價格大大地超出了原合同的預算，導致承包商成本大增。如果中國企業能夠引入中國標準，原材料和設備成本都會大幅下降，可以進一步提升盈利空間。

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風險：經濟受大宗商品價格拖累

中債資信與社科院世經政所聯合撰寫的《對外投資與風險藍皮書》“下稱《藍皮書》”稱，2015年以來，“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在經濟方面表現不一，但增速普遍受到大宗商品價格不振以及世界經濟複蘇乏力的負面影響。

上述《藍皮書》指出，從政治局勢來看，各國差異性較大，但整體趨穩：部分國家完成選舉和政府更叠，政治格局穩定，部分國家則飽受戰爭和恐怖主義威脅，仍處在新一輪國家秩序和地緣政治格局重塑中。

其中，特別是部分沿線國家經濟結構單一、嚴重依賴大宗商品出口的弱點暴露無遺，政治經濟局勢的變動推動“一帶一路”部分沿線國家的社會形勢變化和影響環境風險增加。

《藍皮書》稱，民族宗教因素、地緣政治格局的變化、全球經濟增長乏力與失衡三大深層次問題相互交織，主導了全球國家風險的變化趨勢與分布格局，並對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形成較大挑戰。

為此，《藍皮書》稱，中國企業在“走出去”的過程中，除了關註投資機會和收益外，需要更加註重國家風險的評估和防範。在政府層面上，需要建立和完善海外投資保護政府全面行動框架和規範企業海外經營行為。在企業層面上，需要建立有效的風險管理體系，提高危機應對能力，充分嘗試多種所有制企業聯合“走出去”等形式。

東南亞地區基礎設施升級成瓶頸

《藍皮書》稱，在政治層面，從目前來看，“伊斯蘭國”在東南亞實施的恐怖襲擊，無論從數量還是破壞力上，尚不可與中東國家同日而語。

即便如此，東南亞國家未來的反恐形勢仍不容掉以輕心。互聯網和社交網絡大大助長了恐怖主義在東南亞的擴張。譬如，“伊斯蘭國”成立了馬來語的網站，專門用來招募東南亞恐怖分子。

與此同時，東南亞國家目前大力鼓勵外國投資者進入制造業，但基礎設施建設水平低下已經成為東南亞國家發展制造業的重大瓶頸。

《藍皮書》指出，若制造業所必需的物流、水電、通訊等基礎設施無法得到充分、高效的保障，最直接的後果就是運營風險的加大，從而導致投資成本的飆升，且日後的生產經營活動也將時常面臨中斷或延遲。由於東南亞國家基礎差，同時缺乏資金，且擔心過多的國際援助將加大債務壓力，東南亞國家的基礎設施升級改造進度緩慢。

中東地區非傳統安全風險持續上升

《藍皮書》指出，在中東地區極端思想回潮，恐怖組織肆虐，恐怖襲擊頻發，中東地區非傳統安全風險持續上升。

自2003年美國發動伊拉克戰爭以來，中東地區多個國家陷入政治失序、經濟崩潰的治理困境，維持地區穩定的地緣政治格局被打破，中東政治版圖出現嚴重的碎片化趨勢。在重塑地緣政治格局的過程中，域內外大國為提高自己對地區事務的影響力，暗中支持利益代言人制造混亂、挑起戰爭，導致地區局勢持續動蕩，人民生活異常艱難。

《藍皮書》稱，近幾年來，肆虐中東地區的“伊斯蘭國”就是典型代表。雖然在多國打擊下，“伊斯蘭國”已損失大面積的地盤和石油資源，轉入戰略守勢，但短期內要想徹底鏟除“伊斯蘭國”幾無可能。

除“伊斯蘭國”以外，中東地區還活躍著基地組織及其分支、沙姆征服陣線、庫爾德自由之鷹等其他組織。總之，只要中東地區混亂的地區秩序得不到修複，就無法從根源上遏制極端宗教思想的傳播和恐怖組織的肆虐，時常發生的恐怖襲擊將中東地區的非傳統安全風險推至高位。

同時，就中東國家經濟形勢來看，石油出口國，國際原油價格下跌導致石油出口額大幅減少，引發短期經濟增長波動;非石油出口國，經濟結構差別較大，但對外依存度普遍較高，國內政局不穩和外部經濟環境持續低迷導致經濟增長動力不足;油價下跌和經濟疲弱導致財政收入加速下降，但財政支出相對剛性，降幅較緩，中東國家財政形勢明顯惡化。

展望未來，全球經濟複蘇乏力，中東國家經濟多元化轉型任重道遠，中短期內，中東地區經濟可能將延續疲軟的態勢。中東地區大部分國家市場規模有限，經濟結構單一，經濟的對外依存度較高，尤其是石油出口國，嚴重依賴石油經濟，經濟增長面臨外部經濟環境變化和內部結構性矛盾的雙重考驗。

與此同時，《藍皮書》指出，中國“一帶一路”戰略為中東國家經濟發展與轉型提供契機。中國與中東國家的經濟合作一直主要集中在能源資源、基礎設施建設和工程承包領域，但實際上雙方經濟互補性較強，在中國“一帶一路”戰略的推動下，根據各個中東國家經濟結構的特點，可以有針對性地開拓新的合作領域。

比如，海灣產油國正致力於經濟多元化轉型，雙方可以在金融、旅遊、房地產、航空、海運、商業等領域開展合作;伊朗工業體系比較健全，基礎設施薄弱，中國可以加大對伊朗中高端制造業、鐵路、電力、通信等領域的投資;埃及勞動力資源豐富、地理位置優越，中國企業可以依托中埃經貿合作區，投資中低端制造業;以色列科技發達、人才優勢突出、基礎設施亟需完善，中國與以色列的合作主要涉及農業、基礎設施建設、高新技術產業、水資源開發等領域。

中亞地區的準入壁壘

《藍皮書》指出，在中亞，國家經濟滑坡也給極端主義的滋生提供了溫床。

同時，中亞國家政權交接有可能給政治穩定性帶來考驗，對外資企業形成沖擊。為此，雖然中亞地區領導人的更叠不足以改變國家對待中國投資的態度，但由此可能帶來的局勢動蕩極有可能給包括中國在內的外國企業的投資和運營帶來沖擊。

與此同時，部分中亞國家對能源行業設置了準入壁壘或政策限制，對中國-中亞能源合作項目的開展造成了較大不便。

例如，哈薩克斯坦近年來對石油天然氣等戰略資源加強了國家控制力度，根據哈《礦產資源與礦產資源使用法》，國家對礦產品的交易和地下資源利用權的轉讓有“優先購買權”。

這一規定使哈地下資源利用者在買賣和轉讓交易中失去了主動性，對未來外國投資者進入和退出哈礦業市場，特別是收購哈薩克斯坦礦產企業構成了實質性障礙與風險。此外，在油氣行業及勞務方面提出了“哈薩克含量”的規定，即在哈註冊的各類公司在經營活動中，凡涉及哈國商品、工程和服務采購事宜，都必須依法在投資合同和礦產資源開采合同中明確規定采購比例，還包括外方和哈方被雇傭人員的比例。

而現實生產過程中，很多需要采購的商品，比如工藝複雜的器械設備等在哈沒有生產，經驗豐富的技術人員、相應的技術支持也十分匱乏，一旦完全遵守“哈薩克含量”，勢必將給企業的運營增加巨額成本。哈薩克斯坦石油與天然氣部曾經對未按照合同履行“哈薩克含量”的油氣企業進行罰款。

同時，《藍皮書》稱，恐怖主義活動在中亞已經進入活躍期，恐怖分子可能通過襲擊外資企業達到要挾政府、擴大國際影響的目的，從而實現政治訴求。

目前中國已經取代俄羅斯，成為中亞國家最大的貿易夥伴，同時在該區域投資大量基礎設施項目。此前雖然沒有中國企業或公民在中亞遭遇恐怖襲擊的報道，但隨著中國在中亞的海外利益日漸擴大，風險敞口也必然隨之加大。

《藍皮書》稱，未來，中國在中亞地區的基礎設施、常駐機構，以及中國公民遭受恐怖襲擊的風險呈上升之勢：從世界其他區域經驗來看，目標龐大，穿越國界的能源基礎設施更容易成為武裝襲擊的目標。

譬如，對中亞地區來說，費爾幹納盆地是石油資源的主要產區，但該盆地是中亞宗教極端組織的發源地，也是恐怖主義、極端主義集聚的地方。自中亞國家獨立以來，極端勢力以費爾幹納盆地為依托，多次向烏、塔、吉等國政權進行挑釁和進攻，在費爾幹納盆地進行了一系列的恐怖主義襲擊。中哈石油管道靠近費爾幹納盆地，極有可能成為潛在的襲擊目標。

受益自貿區和“一帶一路” 上海一季度進出口有望增20%

在全球貿易形勢持續低迷的背景下，致力於推進國際貿易中心建設的上海卻逆勢迎來了更多希望。

上海今年一季度進出口有望增長20%

在4月12日舉行的上海市政府新聞發布會上，上海市商務委主任尚玉英表示，上海市的對外貿易保持領先地位。其中上海口岸貿易近年來占全球和全國的比重穩步上升，2016年口岸貨物進出口達68820億元，占全國的28.3%，占全球的3%以上，規模已超越香港、新加坡等傳統國際貿易中心城市。

與此同時，上海深入推進國家服務貿易創新發展試點，服務進出口由2011年的1293億美元擴大到2016年的2019億美元，分別占全國的25%、全球的2%以上。服務貿易在對外貿易中的比重突破30%，達31.8%，比2011年提升9個百分點，比全國高13.8個百分點，並已顯著超過國際平均水平。

上海市商務委副主任申衛華在回答記者提問時補充了一個更新的數據。他表示：“雖然今年第一季度的數據還沒發布，但據初步了解，第一季度上海市本地貿易突破7500億人民幣，占全國份額達12.5%，進出口增長20%。”

據申衛華稱，上海市本地貿易的規模一直維持440億美元以上，是全國最大的對外貿易省市之一，位居前三名。從海關目前公布的今年前兩個月的進出口情況來看，上海進出口表現從去年下半年開始一直回穩向好，前兩個月進出口達到了4808億人民幣，增長了23%，其中出口增長12.5%，進口增長31.6%，在全國占比達到12.4%。

去年“一帶一路”為走出去貢獻75%

尚玉英在當天的會上表示，得益於國家“一帶一路”和自由貿易區戰略，上海走出去參與國際競爭和合作的意願和能力大幅提高，走出去網絡已覆蓋178個國家和地區，並與新加坡、捷克、土耳其等14個“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經貿部門和重要節點城市建立了經貿合作夥伴關系。2016年對外直接投資總額和實際對外直接投資額分別達到536億美元和251億美元，分別是2011年的20.1倍和13.6倍。

“通過投資並購海外品牌、技術、渠道等優勢資源，大力發展上下遊產業鏈，上海企業在全球範圍內配置資源的能力明顯增強，僅2016年在信息技術、生物醫藥、互聯網、文化娛樂等領域實際投資額超過1億美元的並購項目就達21個，國際產能合作深入推進，制造業實際投資額增長59%。”尚玉英說。

具體到自貿區和“一帶一路”政策帶給上海企業的紅利，尚玉英回應稱，短短2年後，上海自貿試驗區占全市對外投資的占比就超過了70%。可以說，自貿區已經成為了企業走出去的橋頭堡。與此同時，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投資占比也相當高，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工程承包業績更加突出。比如2016年，上海企業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新簽的工程承包合同額達到了89億美元，同比增加了66.5%，占全市的比重達75%。特別是這兩年完成的工程總承包營業額達40億美元，占全市總額的60%。她認為，從這個意義來說，自貿區不僅僅是在對外直接投資領域發揮了優勢並提高了工程承包的承接能力，同時工程總承包又帶動了裝備走出去。

尚玉英表示，下一步上海還會繼續升華自貿區服務國家“一帶一路”政策以及發揮走出去橋頭堡作用的舉措。比如說進一步完善以便利化為核心的對外投資合作的管理體系，進一步完善人才服務、風險防範服務、信息服務、融資服務和項目對接服務。她感嘆稱，最近政府舉辦的走出去培訓課場場都是爆滿，以前培訓還需要去企業做工作，但現在請的都是國際的專業人士，而企業走出去的需求也很強。

另外，她還說，上海政府將繼續完善以風險防範為底線的對外投資監管體系，進一步加強與外匯管理部門和金融部門的聯動，支持對外高質量有效的真正的對外投資行為。同時還會繼續鼓勵以全球要素資源配置為重點的多種對外投資方式，特別是並購的方式，對全球科技、創新要素、品牌和市場渠道等等為目標的並購和合作。

中國海外基建項目1/2分布在“一帶一路”沿線

2016年，“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占據了中國企業海外基礎設施建設市場的半壁江山。

“2016年，中國企業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新接對外承包工程合同額1260.3億美元，占同期中國對外承包工程新簽合同額的51.6%;完成營業額759.7億美元，占同期總額的47.7%。”2017年4月12日，商務部對外投資和經濟合作司副司長張幸福在第八屆國際基礎設施投資與建設高峰論壇新聞發布會上介紹。

張幸福表示，在2016年，我國企業對外承包工程合同額2440.1億美元，同比增長16.2%，完成營業額1594.2億美元，同比增長3.5%。

據介紹，中國企業參與的全球基礎設施建設廣泛涉及電力工程建設、房屋建設、交通運輸建設、石油化工、通訊工程建設等多領域。

目前，中國在2013年提出的“一帶一路”倡議已經、正在並將會繼續刺激全球基礎設施建設與投入。同時，基礎設施建設推動了“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產業投資合作。

中國對外承包工程商會會長房秋晨介紹，目前中國承包商將基礎設施建設與產業聯動發展有機的結合，積極探索綜合開發、投建營一體化、境外合作園區等以投資為導向的商業運作模式，是非洲等發展中國家實現工業化的現實需求。

根據張幸福的介紹，到2016年底，中國企業在36個國家建設的77個初具規模的境外經貿合作區中，有56個經貿合作區在20個“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累計投資189.5 億美元，入駐企業1082家，總產值506.9億美元。

可以說，“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既是中企建設海外基礎設施的主要市場，也是進行產能合作的主要目的地。

張幸福介紹，商務部將通過四方面措施促進國際基礎設施投資與建設：

今年6月，中國對外承包工程商會和澳門貿易投資促進局將共同在澳門主辦第八屆國際基礎設施投資與建設高峰論壇。4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50多位部長級以上政府官員、多邊開發機構、國際金融機構、承包商、工程裝備及產業鏈企業代表將參加。

本屆論壇將以“共建多元創新、產業聯動、可持續的基礎設施”為主題，重點圍繞“一帶一路”建設和國際產能合作、基礎設施建設與工業化發展、金融創新與產業投資合作、智慧城市與可持續基礎設施發展等熱點話題，探索國際基礎設施未來之路。

中國對外承包工程商會副會長於曉虹介紹，論壇還將關註“一帶一路”與非洲“2063議程”的對接，期望通過基礎設施建設帶動非洲工業化。為此，論壇專門設置了“基建部長對話會：非洲基礎設施建設與工業化發展”的平行論壇。

中國對外承包工程商會還將在國際基礎設施投資與建設高峰論壇期間首次發布《“一帶一路”國家基礎設施發展指數和報告》。

據了解，“一帶一路”國家基礎設施發展指數，針對“一帶一路”基礎設施市場的現狀、趨勢、機會與風險進行深入研究並定期做出系統的評估和分析的系統工程，以發現投資機遇，揭示國別風險，為國際投資者和承包商開拓國際基建市場提供參考。商會也將與合作夥伴搭建基礎設施發展信息服務平臺，對外長期發布動態指數結果和數據分析成果。

“一帶一路”節點寧夏：兩千年後承東啟西新棋局

作為古代中原通往西域的咽喉要道，寧夏曾是陸上絲綢之路的必經之地和商埠重鎮，長期扮演著“驛站”的角色。

如今的絲綢之路不再是行走在沙漠、深山的駝隊，而是陸海空織成的網絡。寧夏的地理位置依然十分重要，它在歐亞大陸橋中處於承東啟西、連接南北的中樞位置，區位優勢明顯。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發起的“一帶一路”（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倡議，東連亞太經濟圈，西接歐洲經濟圈，無論是發展經濟，還是改善民生，許多沿線國家同我國有著共同利益。

“一帶一路”節點寧夏，早已展開承東啟西的布局。

建設陸上空中絲綢之路

古代陸上絲綢之路，從長安(今西安)出發，經中亞、西亞至歐洲，是一條橫跨歐亞大陸的交通大動脈。在這條綿延千年的交通要道上，西域各國的特產和中國內地出產的絲綢、茶葉等成為重要的流通品。

西漢時期，博望侯張騫先後兩次出使西域，被尊為絲綢之路的開拓者。《史記》用“鑿空”來稱贊其功績。德國地理學家李希霍芬將“絲綢之路”的時間上限定為公元前114年，也就是張騫第二次出使西域歸來之時。

到南宋時期，中原政權到西域的道路被金、西夏阻斷，再加上經濟重心的南移，使得海上絲綢之路興起。傳統的陸上絲綢之路逐漸失去了原來的貿易主渠道地位，不過也繼續發揮著作用。其中，馬絹貿易、茶馬互市成為了絲綢之路的新交易類型，並歷經元明清三代而不衰。

北方民族大學學者仇王軍對第一財經記者稱，當時寧夏因為區位優勢，為往來商旅提供休憩、貿易的場所，逐漸成為商業重鎮和交通樞紐。比如，在絲綢之路的東段，經過固原的北道行程比南道短100公里，並且路途平坦易行，由此吸引了絡繹不絕的外國使節、胡商、僧人。

而如今，“從實際來看，寧夏的區位優勢並沒有得到發揮，迫切需要加大投入，加快實施一批重大交通基礎設施項目，盡快補齊短板。為此，寧夏將基礎設施的互聯互通作為融入‘一帶一路’倡議的優先領域和基礎性工作來抓。近年來，以打通對外開放通道、建設陸上空中絲綢之路為重點，自治區開始大力推進交通運輸重大工程建設。”寧夏發改委副主任郝留虎對第一財經說，要為全國對外開放提供“寧夏通道”。

“陸上絲綢之路建設方面，寧夏有4條高鐵在建，寧夏人民期盼多年的‘高鐵夢’正在變為現實，這四條高鐵將織就銀川到北京、西安、川渝和蘭州2~5小時的高速網絡。”郝留虎表示。

在開通國際貨運之後，空中絲綢之路也實現了“兩個明顯提升”。“首先是基礎設施現代化水平明顯提升。銀川河東國際機場T3航站樓飛行等級由4D升級為4E，機場設計吞吐能力達到1000萬人次；T2國際廳改造工程也已開工，計劃今年中阿博覽會之前建成。”郝留虎表示。

2016年5月3日，阿聯酋航空公司開通迪拜—銀川—鄭州航線。銀川成為阿聯酋航空在中國內地繼北京、上海、廣州之後的第四個、中西部地區的第一個通航點。據測算，阿聯酋航空迪拜—銀川航線開通後，西部地區旅客從銀川出發前往迪拜，可使飛行時間縮短為6小時，整體費用可節約20％。開通迪拜—銀川—鄭州航線，對打造中阿互聯互通、高效便捷的空中通道，具有重要意義。

交通布局也在改變寧夏。據郝留虎介紹，目前寧夏與阿拉伯國家和穆斯林地區在清真食品、能源化工、農牧漁業等領域都展開了合作，同時深化與歐美、日韓、東南亞、中國港澳臺等地以及京津冀、長三角、珠三角及中部地區的合作。

打造有特色的國際貨運班列

寧夏一面向東承接產業轉移，一面向西尋求產品市場。要做到“承東啟西”，離不開陸上和空中絲綢之路。2016年初，寧夏開通的直達中亞地區的國際貨運班列就是當代的陸上絲綢之路。

“銀川至中亞”國際貨運班列由銀川始發，經阿拉山口口岸出境，全程5935公里，運行15天左右，直接抵達哈薩克斯坦曼格斯塔烏州曼格什拉克站。專列的開通，填補了寧夏沒有直達境外鐵路貨運通道的空白。

據統計，班列去年累計發運31列1471車。銀川也被國家《中歐班列建設發展規劃（2016~020）》確定為雙向直達伊朗德黑蘭的始發（到達）城市，獲得43個中歐班列“名額”之一。

“銀川-中亞國際”貨運班列承運企業蘭州捷時特物流公司銀川分公司負責人梁華稱，寧夏要找準自身定位，打造比較有特色的班列。

班列最初開通時，面臨一些難題。比如通關，銀川海關不得不專門為國際貨運班列制訂通關方案。再比如，考慮到國內的鐵路時速不具備時間優勢，地方政府、蘭州鐵路局、中鐵集裝箱協調鐵總，將銀川到阿拉山口2000多公里的距離，時間由最快7~8天提到60個小時。

梁華表示，班列的開通將會帶動銀川的產業轉型。比如，考慮到日韓要出口產品到中亞，就會考慮在運距和時間最合適的銀川建廠，或者東部沿海地區的企業要轉型升級也會選擇這里。從銀川到阿拉木圖，對比鐵汽聯運（霍爾果斯口岸出境）、海鐵聯運（通過俄羅斯）、鐵路直發（霍爾果斯口岸出境），根據估算，每40英尺集裝箱的費用分別為26600元、28300元、16500元。鐵路直發顯然更具時間、成本優勢。

梁華還對第一財經表示，現在開通了國際貨運，從成本上優於其他線路，比如，哈薩克斯坦等中亞國家需要大量卷鋼，雖然寧夏目前缺少這樣的產業，但陸續會有山東企業慕名而來，在銀川就地投資建卷鋼生產線，帶動產業轉型升級，同時解決寧夏的就業。
 

28國元首、政府首腦確認出席“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

據央視新聞消息，外交部長王毅18日宣布，“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將於5月14至15日在北京舉行，習近平主席將出席高峰論壇開幕式，並主持領導人圓桌峰會。

應習近平主席邀請，目前，28個國家的元首和政府首腦確認將出席論壇，這些國家包括阿根廷、白俄羅斯、智利、捷克、印度尼西亞、哈薩克斯坦、肯尼亞、老撾、菲律賓、俄羅斯、瑞士、土耳其、烏茲別克斯坦、越南、柬埔寨、埃塞俄比亞、斐濟、希臘、匈牙利、意大利、馬來西亞、蒙古、緬甸、巴基斯坦、波蘭、塞爾維亞、西班牙、斯里蘭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