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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轉型下一步：“調結構”與“穩杠桿”

（資料圖）

2016年9月13日下午，摩根大通銀行執行董事朱海斌和瑞銀中國區首席經濟學家汪濤現身深圳創新發展研究院，就中國經濟運行宏觀趨勢和金融改革等話題展開討論。

經濟結構調整正在“做減法”

朱海斌認為，中國在過去20多年的經濟發展中，已經經歷了一個完整的“轉型周期”：從1994年的經濟體制“六大改革”推出，到其後長達6、7年的“改革陣痛期”，中國經濟增長從11%、12%跌到7%—8%之間；而在1999年之後，隨著加入WTO和房地產改革兩大“增長引擎”的出現，基本完成改革調整的經濟重新高速增長的軌道中，到2007年全球金融危機前達到13%、14%的增速新高。

對於此全球經濟危機後的中國經濟增速下滑，朱海斌強調與上一輪“含義完全不同”：在經濟體量規模已經占到全球15%的背景下，2015年不足7%的增速相當於6000億美元的新增GDP，接近阿根廷或土耳其的經濟規模，“這意味著即使6%的增長速度，也基本上每年可以創造一個新的G20經濟體。”

與此同時，全球經濟在危機後的情況卻不容樂觀：不僅經濟增長率遠低於危機前，還且出現全球性的勞動生產率下降現象；同時全球貿易增速的迅速下行，以及貿易保護主義興起，令全球化進程陷入停滯。

而歐美日各國展開的激進“貨幣寬松試驗”，在推動全球資產價格“泡沫化”的同時，也隱含著新的“流動性危機”：摩根大通預測在2018年前後，可能出現“全球流動性拐點”，並對實體經濟調整產生進一步的沖擊影響。

在對“全球化紅利”無法寄予更多期待的情況下，中國經濟的增長只能依托於國內本身的經濟結構調整——這也中國大力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國際背景。

與1990年代的上一輪體制改革類似，此輪包括國企、財稅、金融匯率等諸多領域的綜合性改革，也將經歷較長的改革調整周期。

而當下正在進行的“三去一降一補”，實質上是去掉經濟體系中無效過剩部份的“做減法”階段：在“三去”改革中，煤炭和鋼鐵“去產能”剛剛開始；房地產“去庫存”還面臨著巨大的存量壓力；而更為關鍵的“去杠桿”，從負債率的迅速提升的現象上看，任務艱巨。

而在完成結構調整後的經濟增長動力方面，朱海斌認為新型城鎮化、產業升級和技術創新，以及消費形態轉型升級三大領域，將成為未來五到十年經濟增長的“新引擎”。

金融改革推進需要“穩杠桿”

在關註金融體制改革進程的汪濤看來，中國經濟未來面臨的最大挑戰並非已經極為龐大的債務存量，而是近期超出市場預期的負債增速。

據市場各方估算，中國非金融部門負債已高達GDP的250—260%，其中企業負債占比高達160%，因此也引起了國際投資者們的擔憂甚至恐慌。但在汪濤看來，中國金融市場特有的制度和市場結構，令這一“存量負債”引發系統性危機的風險概率遠低於外界估計。

這是因為一方面在高儲蓄率和流動性豐富的市場中，銀行體系無須到資本市場融資便可以維持充裕的信貸金，因此不受資本市場估值與流動性變化影響；另一方面在長期貿易順差結構下，中國實際上是資本輸出國而非借入國，不可能因外資撤離而陷入負債危機。

在既無“內債”（資本市場融資），又無“外債”（海外負債）的情況下，政府對銀行體系有著相當掌控與協調力，足以阻止銀行們因“恐慌性抽貸”而引發大規模企業倒閉潮。

汪濤同時也指出，這一“體制優勢”的另一面，實際上也意味著市場出清速度緩慢，更多低效率的資金和“僵屍企業”無轉入更有效率的市場運作，往往呈現為“大問題不出，小問題不斷”的轉型陣痛。

要解決這一利益糾纏的“改革結”，汪濤認為不能僅靠貨幣緊縮式的“金融去杠桿”，或者簡單“債轉股”式的轉移風險，而要把去杠桿、去產能和國企改革（關閉僵屍企業）結合起來，協調推進市場化出清機制的建立。

汪濤坦言，這在一轉型過程中指望短期降杠桿不太現實：信貸增速如果低於GDP增速“一定會硬著陸”。關鍵是要把“加杠桿”速度控制在合理區間內，也就是央行副行長易綱近日所說的“穩杠桿”。

在這一“穩杠桿”的政策預期下，汪濤對今年以來的流動性和企業負債率增速“雙高”現象表示擔憂：年初社會融資規模13%的增長指標已經超出她的想象，再加上地方債置換帶來的5萬億“變相增量”，全年信貸增速高達16.5%，超過名義GDP的2倍。

“簡單算一下，那就是今年杠桿要往上再加至少20%，去年是260%今年就是280%，如果明年不改變就是300%以上了，”汪濤表示，如此迅速的信貸增長，蘊含著極大的不良資產風險，因為“你借錢借得太快的時候，就不能保證花在有效的地方”。

比如大量企業利用借貸資金把土地和房地產價格炒上去，“今年100萬，明年200萬，後年300萬，它們能帶來什麽生產率和投資回報率的提高？”汪濤坦言，這種資產價格上升帶來的賬面收益本質上就是一種“虛高”。

與此同時每一塊貸款的生產回報率卻在下降，許多上市公司的稅前利潤“連利息都還不起”，它們的負債嚴格意義上來說已經是銀行“壞賬”，“之所以沒有形成壞賬是因為有人又借錢給他，把這個負債再滾動下去，”汪濤表示，這就關系到金融改革的第二個關鍵問題：打破剛性兌付與隱性擔保。

面對諸多限制和制約，汪濤認為盡管央行沒有降息，但是也只能在穩健政策基調上保持相對充裕的流動性，近期信貸增速的下降應該是“不可持續的”。而在信貸增速回升的預期下，未來的金融和資本市場如何“穩杠桿”，依然是決策層不得不面對的挑戰。

在回答南方周末記者關於金融監管改革走向的問題時，汪濤表示盡管沒有統一的模式，但未來的改革方向還是比較明確的，那就是在深化金融市場化的過程中，各個行業、部門和產品監管最終趨向“統一原則”和標準。

與此同時，她表示傳統的監管思路可能需要“退一步”，從“促進行業發展”轉向“保障市場合理運行”。而要做到這一點，首先要在各個市場內部“打破剛性兌付”，實現真正的風險定價。

身為論壇主持人的瑞銀證券董事長何迪表示，在金融監管的政策設計過程中，目前參與討論監管各方實際上還都是“利益相關方”，應該引入更多獨立智庫與研究機構參與討論，為市場各方權益的保護，發出更加獨立、專業和國際化的聲音。

何迪介紹，此次研討會系深圳創新發展研究院和博源基金會共同舉辦的“中國金融改革論壇”系列之一，11月4-5日還將在大梅沙舉辦的“中國經濟改革論壇”中，就金融改革諸多議程進行專題討論。

收購“摩托系統”兩年：Zebra的創新走到哪一步？

北京時間9月28日，哈佛科技創業中心TECH(Technology and Entrepreneurship Centre at Harvard)將會迎來一年一度的業界高度關註的戰略創新研討會。每年的這場TECH盛會都會邀請50名來自行業和企業的領導者和創新者參與閉門討論，只對受邀嘉賓開放。

本次研討會的主題將會聚焦智慧企業和物聯網。根據第一財經記者獲得的一份名單，來自GE醫療、IBM、麻省理工等美國頂尖機構的專家和高層將會應邀出席。而作為企業資產智能化的關鍵核心——如何讓“可視化解決方案”為企業帶來更加高效便捷的運營，也成為討論的主題。

重新定義“智慧企業”

為企業提供實時可視化和運營解決方案技術的科技公司zebra斑馬技術)作為此次會議的支持方和參與方，向第一財經記者首次開放了其創新實驗室。

本月，斑馬技術剛任命的公司歷史上首位首席技術官Tom Bianculli。他在接受采訪時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明天的會議我們將和來自行業的合作夥伴和客戶一起探索數字化進程對於智慧企業的重新定義，並尋求與行業不同規模的企業開展深度的合作。”

早在30年前，斑馬技術就開始尋求為企業提供創新的可視化解決方案。兩年前，斑馬技術完成34.5億美元對摩托羅拉系統企業部門的收購，合並後的斑馬技術的優勢便開始擴張，在全球100多個國家和地區擁有2萬多家合作渠道，擁有4500項專利，在數據采集器、移動運算、專業打印以及資產追蹤解決方案等方面整合了強大的平臺。

Bianculli對第一財經表示：“收購摩托羅拉是公司進一步發展企業資產智能化的戰略部署，同時暗示了在可視化領域不斷增長的需求，比如企業希望提高生產效率，滿足客戶特殊的個性化定制服務等。”

強大的RFID射頻技術

在數字化不斷推進的過程中，條形碼扮演著越來越重要的角色，無論是在網上零售店、線下實體店，物流倉儲過程中還是醫院、圖書館等公共服務部門信息的收集都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

然而隨著單件物品信息的增多和複雜性變高，普通的條形碼所承載的容量已經無法滿足一些商家的需求，於是一種新的標簽出現了——RFID電子標簽。

斑馬技術是最早參與電子標簽企業移動解決方案的企業之一，也正是這部分技術，成為斑馬技術創新實驗室的亮點。

Bianculli對記者表示：“RFID和條形碼最大的區別有三點：首先它可以識別單個的非常具體的物體，而不是像條形碼那樣只能識別一類物體;其次，它采用無線電射頻，可以透過外部材料讀取數據，而條形碼必須靠激光來讀取信息;第三，它可以同時對多個物體進行識讀，而條形碼只能一個一個地讀，儲存的信息量也非常大。”

據Bianculli介紹，這種電子標簽所使用的核心技術RFID射頻識別是一種非接觸式的自動識別技術，它通過射頻信號自動識別目標對象並獲取相關數據，識別工作無須人工幹預，可工作於各種惡劣環境。RFID技術可識別高速運動物體並可同時識別多個標簽，操作快捷方便，極大地提升了物流倉儲等需要密集運輸和管理的行業的工作效率，減輕了工人的勞動強度。

舉例來說，在一家服裝店里，只要每一件衣服的標簽都使用RFID電子標簽，那麽售貨員在盤店時無需對每一件衣服進行掃描並且統計，她只要使用RFID的手持終端設備掃一下，那麽每一種類的衣服的件數就會清晰地顯示在終端的屏幕上面。而如果櫃臺上有一件衣服沒有掛在原處也沒關系，這個終端設備將會通過嗶聲頻率的增加來引導售貨員把它從其它地方找回來，物歸原主。

除了RFID射頻識別外，普通的掃描技術和AR增強現實相結合時，另外一個神奇的應用誕生了。比如在超市里，貨架管理員只需要把RFID的手持終端設備對準貨架，就能夠自由移動和擺放貨架上面放置錯位的物品，還能顯示缺貨和補貨的數量，並在手持終端屏幕上記錄下相關信息，方便管理和統計。

從醫院到球場

除此之外，傳感器技術也是斑馬技術研發的一大重點，應用領域在醫院和運動賽場。據Bianculli介紹，荷蘭的多家醫院已經開始試點“條形碼+傳感器”手環，記錄病人從入院、就醫、治療、到出院的全過程。這既方便了醫院對病人的管理，也方便病人的自我管理。

體育賽事方面，美國NFL今年宣布在季前賽開始，就會在每一個比賽用球上面使用RFID射頻標簽，並且從本賽季開始，每一支NLF球隊都將使用斑馬技術提供的運動解決方案以及其所提供的球員賽場表現數據。

在斑馬技術的創新實驗室，記者看到NFL球員盔甲的實物樣品，盔甲肩墊上會被預先裝上3個傳感器，使用的是跟蹤和定位技術，記錄球員的速度、跑動距離、跑動的準確性、加速和減速。這將為教練的策略和運動員的場上表現提供更為精準的分析。

斑馬技術Anders Gustafsson表示，公司史上首度任命首席科技官職位，也表明了公司對於創新和增長的承諾。斑馬技術將會加強和客戶的戰略性合作關系，找到物聯網、雲計算、移動傳感業務等移動化業務的匯集點，讓運營變得更加移動高效。

港交所總裁李小加談滬（深）港通機制： 人民幣國際化非常重要的第一步

“等於我們在香港開了個沃爾瑪，貨架上擺著全球各地的資產，大家可以象上淘寶一樣坐在家里投資全世界。”

2016年9月30日下午，港交所總裁李小加來到深圳創新發展研究院智庫報告廳，發表了題為“深港通——互聯互通新篇章“的演講。

在演講中，李小加回顧了中國改革開放之初的“三大主題”：轉口貿易、引進直接投資和資本市場發展，指出轉口貿易為中國經濟發展帶來了“第一桶金”，外商直接投資造就了中國“世界工廠”的地位，而資本市場的發展則成就了一大批全球市值領先的巨型企業。

李小加認為，貫穿改革開放三十年的的這三大主題有一個共同的特點，那就是“錢往中國走”，而香港在過去近30年中，恰好發揮出了中國“首選離岸融資中心”的功能，並形成了中國內地和香港兩地的“共贏關系”。

而在下一個三十年中，已經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中國，將面臨著另一個截然不同的挑戰：那就是從資本進口國向資本出口國的大規模轉型。在這一規模空前的資本流動轉向背景下，香港必須重新尋找自己與中國內地的關系定位。

近幾年香港政商各界在重新思考自身的定位和改革時，開始註意到中國資本日益強烈的“雙向流動”需求：一方面依然需要不斷引進外資，尤其是國際資本所帶來的管理理念及推動制度變革的動力；另一方面越來越多的“中國錢”要走出去，需要更多元化的投資渠道和國際化資產。

“中國資本市場要變成真正的國際化市場，一定要開放，開放就意味著既要請進來，也要走出去，”李小加表示，滬港通和深港通機制的核心就在於解決這麽一個“很簡單的問題”：如何“請進來”與“走出去”。

他認為其中的關鍵在於中國資本市場和國際資本市場由於發展歷程、文化背景及市場結構方面的不同，在相當長時間內無法實現真正的“制度接軌”。

李小加以證券市場監管機制為例，表示西方社會在上百年的市場演化中，從幾個大投資者共同創辦的交易所，演變為主要為機構投資者服務的“二級結構”交易所模式：交易所主要服務和監管幾百個會員機構，普通投資者則通過機構代理入市，並由此形成了市場交易中的“機構博弈”模式。

而中國證券市場2000年前後出現了大規模的券商風險管理失控，在經歷了嚴峻的治理整頓後，形成了所有投資者直接在證券交易所開戶的“直接交易”模式，監管體系也從早期的間接式“機構監管”變成穿透到底的“賬戶監管”，與國際證券市場通行的“二級結構”出現了巨大的制度性差異。

從某種意義而言，這一市場結構上的制度性差異，也造成了中國獨特的以散戶為絕對主體的市場形態，並形成了一系列與之相適應的市場文化。中國“很多人進股市已經不是為了賺錢，而是一種生活方式和精神享受。”

不同的制度、結構和交易文化形成了不同的市場交易習慣，“外國投資者不可能為了買中國股票而改變自己的習慣；中國散戶也不習慣國際市場中的交易模式，”李小加表示，滬（深）港通機制的核心就在於以三大交易所和兩地清算公司為主體，“代理”國際和國內投資者的交易需求，並以交易所間結算的方式，完成每天的清算軋單。

在交易機制與習慣的對接之外，滬（深）港通機制的另一個“秘密武器”則是對資金流動的管理機制：在封閉的資金清算管道內，以人民幣購買的港股資產，在賣出後同樣以人民幣形態回到投資者手中；外資購買的國內資產同樣以港元形態回到投資者手中。

創新發展研究院院長毛振華在其後的點評中認為，這一結算機制未來將成為滬（深）港通最為吸引國內投資者的地方：在經歷了長期升值之後，投資者們有可能通過滬（深）港通機制獲得一個新的保值渠道——那就是通過滬（深）港通購買在香港上市的國際資產，在“人民幣不出境“的情況下，分享國際化企業所賺取的匯率及投資利潤收益。

對於中國外匯管理部門來說，一個現實的兩難挑戰就是：隨著中國從資本輸入國向輸出國的轉型，人民幣資本不可避免地要大規模走向國際市場；但海外收購中所形成的巨額匯兌規模，勢必對人民幣匯率帶來更大的下跌壓力，不利於人民幣國際化過程中的匯率穩定。

而在滬（深）港通機制下，如果有足夠的海外資產在香港上市，就有可能實現人民幣資本通過香港市場進行全球配置，同時不引發大規模貨幣兌換壓力的“雙贏目標“。

滬（深）港通機制作為人民幣國際化“非常重要的第一步“，是第一次以人民幣計價的資產在國際化市場上交易；而對中國投資者來說，這意味著他們以人民幣投資獲得國際化資產配置的重要渠道。

“等於我們在香港開了個沃爾瑪，貨架上擺著全球各地的資產，大家可以象上淘寶一樣坐在家里投資全世界。” 李小加表示，這才是滬（深）港通機制最大的長遠目標。

為了實現這一目標，港交所在年初公布的三年戰略規劃中提出，首先要解決“新股通”的問題：也就是除了二級市場交易外，國際和國內企業的兩地新股上市，可通過滬（深）港通機制在兩地市場配售新股。

港交所總裁李小加談滬（深）港通機制： 人民幣國際化非常重要的第一步

“等於我們在香港開了個沃爾瑪，貨架上擺著全球各地的資產，大家可以象上淘寶一樣坐在家里投資全世界。”

2016年9月30日下午，港交所總裁李小加來到深圳創新發展研究院智庫報告廳，發表了題為“深港通——互聯互通新篇章“的演講。

在演講中，李小加回顧了中國改革開放之初的“三大主題”：轉口貿易、引進直接投資和資本市場發展，指出轉口貿易為中國經濟發展帶來了“第一桶金”，外商直接投資造就了中國“世界工廠”的地位，而資本市場的發展則成就了一大批全球市值領先的巨型企業。

李小加認為，貫穿改革開放三十年的的這三大主題有一個共同的特點，那就是“錢往中國走”，而香港在過去近30年中，恰好發揮出了中國“首選離岸融資中心”的功能，並形成了中國內地和香港兩地的“共贏關系”。

而在下一個三十年中，已經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中國，將面臨著另一個截然不同的挑戰：那就是從資本進口國向資本出口國的大規模轉型。在這一規模空前的資本流動轉向背景下，香港必須重新尋找自己與中國內地的關系定位。

近幾年香港政商各界在重新思考自身的定位和改革時，開始註意到中國資本日益強烈的“雙向流動”需求：一方面依然需要不斷引進外資，尤其是國際資本所帶來的管理理念及推動制度變革的動力；另一方面越來越多的“中國錢”要走出去，需要更多元化的投資渠道和國際化資產。

“中國資本市場要變成真正的國際化市場，一定要開放，開放就意味著既要請進來，也要走出去，”李小加表示，滬港通和深港通機制的核心就在於解決這麽一個“很簡單的問題”：如何“請進來”與“走出去”。

他認為其中的關鍵在於中國資本市場和國際資本市場由於發展歷程、文化背景及市場結構方面的不同，在相當長時間內無法實現真正的“制度接軌”。

李小加以證券市場監管機制為例，表示西方社會在上百年的市場演化中，從幾個大投資者共同創辦的交易所，演變為主要為機構投資者服務的“二級結構”交易所模式：交易所主要服務和監管幾百個會員機構，普通投資者則通過機構代理入市，並由此形成了市場交易中的“機構博弈”模式。

而中國證券市場2000年前後出現了大規模的券商風險管理失控，在經歷了嚴峻的治理整頓後，形成了所有投資者直接在證券交易所開戶的“直接交易”模式，監管體系也從早期的間接式“機構監管”變成穿透到底的“賬戶監管”，與國際證券市場通行的“二級結構”出現了巨大的制度性差異。

從某種意義而言，這一市場結構上的制度性差異，也造成了中國獨特的以散戶為絕對主體的市場形態，並形成了一系列與之相適應的市場文化。中國“很多人進股市已經不是為了賺錢，而是一種生活方式和精神享受。”

不同的制度、結構和交易文化形成了不同的市場交易習慣，“外國投資者不可能為了買中國股票而改變自己的習慣；中國散戶也不習慣國際市場中的交易模式，”李小加表示，滬（深）港通機制的核心就在於以三大交易所和兩地清算公司為主體，“代理”國際和國內投資者的交易需求，並以交易所間結算的方式，完成每天的清算軋單。

在交易機制與習慣的對接之外，滬（深）港通機制的另一個“秘密武器”則是對資金流動的管理機制：在封閉的資金清算管道內，以人民幣購買的港股資產，在賣出後同樣以人民幣形態回到投資者手中；外資購買的國內資產同樣以港元形態回到投資者手中。

創新發展研究院院長毛振華在其後的點評中認為，這一結算機制未來將成為滬（深）港通最為吸引國內投資者的地方：在經歷了長期升值之後，投資者們有可能通過滬（深）港通機制獲得一個新的保值渠道——那就是通過滬（深）港通購買在香港上市的國際資產，在“人民幣不出境“的情況下，分享國際化企業所賺取的匯率及投資利潤收益。

對於中國外匯管理部門來說，一個現實的兩難挑戰就是：隨著中國從資本輸入國向輸出國的轉型，人民幣資本不可避免地要大規模走向國際市場；但海外收購中所形成的巨額匯兌規模，勢必對人民幣匯率帶來更大的下跌壓力，不利於人民幣國際化過程中的匯率穩定。

而在滬（深）港通機制下，如果有足夠的海外資產在香港上市，就有可能實現人民幣資本通過香港市場進行全球配置，同時不引發大規模貨幣兌換壓力的“雙贏目標“。

滬（深）港通機制作為人民幣國際化“非常重要的第一步“，是第一次以人民幣計價的資產在國際化市場上交易；而對中國投資者來說，這意味著他們以人民幣投資獲得國際化資產配置的重要渠道。

“等於我們在香港開了個沃爾瑪，貨架上擺著全球各地的資產，大家可以象上淘寶一樣坐在家里投資全世界。” 李小加表示，這才是滬（深）港通機制最大的長遠目標。

為了實現這一目標，港交所在年初公布的三年戰略規劃中提出，首先要解決“新股通”的問題：也就是除了二級市場交易外，國際和國內企業的兩地新股上市，可通過滬（深）港通機制在兩地市場配售新股。

港交所總裁李小加談滬（深）港通機制： 人民幣國際化非常重要的第一步

“等於我們在香港開了個沃爾瑪，貨架上擺著全球各地的資產，大家可以象上淘寶一樣坐在家里投資全世界。”

2016年9月30日下午，港交所總裁李小加來到深圳創新發展研究院智庫報告廳，發表了題為“深港通——互聯互通新篇章“的演講。

在演講中，李小加回顧了中國改革開放之初的“三大主題”：轉口貿易、引進直接投資和資本市場發展，指出轉口貿易為中國經濟發展帶來了“第一桶金”，外商直接投資造就了中國“世界工廠”的地位，而資本市場的發展則成就了一大批全球市值領先的巨型企業。

李小加認為，貫穿改革開放三十年的的這三大主題有一個共同的特點，那就是“錢往中國走”，而香港在過去近30年中，恰好發揮出了中國“首選離岸融資中心”的功能，並形成了中國內地和香港兩地的“共贏關系”。

而在下一個三十年中，已經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中國，將面臨著另一個截然不同的挑戰：那就是從資本進口國向資本出口國的大規模轉型。在這一規模空前的資本流動轉向背景下，香港必須重新尋找自己與中國內地的關系定位。

近幾年香港政商各界在重新思考自身的定位和改革時，開始註意到中國資本日益強烈的“雙向流動”需求：一方面依然需要不斷引進外資，尤其是國際資本所帶來的管理理念及推動制度變革的動力；另一方面越來越多的“中國錢”要走出去，需要更多元化的投資渠道和國際化資產。

“中國資本市場要變成真正的國際化市場，一定要開放，開放就意味著既要請進來，也要走出去，”李小加表示，滬港通和深港通機制的核心就在於解決這麽一個“很簡單的問題”：如何“請進來”與“走出去”。

他認為其中的關鍵在於中國資本市場和國際資本市場由於發展歷程、文化背景及市場結構方面的不同，在相當長時間內無法實現真正的“制度接軌”。

李小加以證券市場監管機制為例，表示西方社會在上百年的市場演化中，從幾個大投資者共同創辦的交易所，演變為主要為機構投資者服務的“二級結構”交易所模式：交易所主要服務和監管幾百個會員機構，普通投資者則通過機構代理入市，並由此形成了市場交易中的“機構博弈”模式。

而中國證券市場2000年前後出現了大規模的券商風險管理失控，在經歷了嚴峻的治理整頓後，形成了所有投資者直接在證券交易所開戶的“直接交易”模式，監管體系也從早期的間接式“機構監管”變成穿透到底的“賬戶監管”，與國際證券市場通行的“二級結構”出現了巨大的制度性差異。

從某種意義而言，這一市場結構上的制度性差異，也造成了中國獨特的以散戶為絕對主體的市場形態，並形成了一系列與之相適應的市場文化。中國“很多人進股市已經不是為了賺錢，而是一種生活方式和精神享受。”

不同的制度、結構和交易文化形成了不同的市場交易習慣，“外國投資者不可能為了買中國股票而改變自己的習慣；中國散戶也不習慣國際市場中的交易模式，”李小加表示，滬（深）港通機制的核心就在於以三大交易所和兩地清算公司為主體，“代理”國際和國內投資者的交易需求，並以交易所間結算的方式，完成每天的清算軋單。

在交易機制與習慣的對接之外，滬（深）港通機制的另一個“秘密武器”則是對資金流動的管理機制：在封閉的資金清算管道內，以人民幣購買的港股資產，在賣出後同樣以人民幣形態回到投資者手中；外資購買的國內資產同樣以港元形態回到投資者手中。

創新發展研究院院長毛振華在其後的點評中認為，這一結算機制未來將成為滬（深）港通最為吸引國內投資者的地方：在經歷了長期升值之後，投資者們有可能通過滬（深）港通機制獲得一個新的保值渠道——那就是通過滬（深）港通購買在香港上市的國際資產，在“人民幣不出境“的情況下，分享國際化企業所賺取的匯率及投資利潤收益。

對於中國外匯管理部門來說，一個現實的兩難挑戰就是：隨著中國從資本輸入國向輸出國的轉型，人民幣資本不可避免地要大規模走向國際市場；但海外收購中所形成的巨額匯兌規模，勢必對人民幣匯率帶來更大的下跌壓力，不利於人民幣國際化過程中的匯率穩定。

而在滬（深）港通機制下，如果有足夠的海外資產在香港上市，就有可能實現人民幣資本通過香港市場進行全球配置，同時不引發大規模貨幣兌換壓力的“雙贏目標“。

滬（深）港通機制作為人民幣國際化“非常重要的第一步“，是第一次以人民幣計價的資產在國際化市場上交易；而對中國投資者來說，這意味著他們以人民幣投資獲得國際化資產配置的重要渠道。

“等於我們在香港開了個沃爾瑪，貨架上擺著全球各地的資產，大家可以象上淘寶一樣坐在家里投資全世界。” 李小加表示，這才是滬（深）港通機制最大的長遠目標。

為了實現這一目標，港交所在年初公布的三年戰略規劃中提出，首先要解決“新股通”的問題：也就是除了二級市場交易外，國際和國內企業的兩地新股上市，可通過滬（深）港通機制在兩地市場配售新股。

張濤：以往成功的經驗，可能下一步就成為了你失敗的根源

投資人說 2016-11-09 10:26

本文由投資人說（ID：touzirenshuo）授權i黑馬發布。

1、發展的節點

在2003年和2004年的時候，只有我和一個技術人員在做網站。當時更像是個人網站，2005年的時候，另外三個朋友加入進來，我們才開始公司化的運作。

從現在看當時我們的打法還算比較穩健，沒有太多天馬行空的東西。實際上早期大眾點評的發展主要依靠這三個節點：

第一個節點：2003~2005年，用了差不多兩年的時間驗證「通過線上用戶的點評產生內容」這一模式是否行得通，然後才開始從上海複制到全國其他城市，從餐飲複制到其他行業。驗證成功後，2005年公司開始正式引進高管團隊，主要是財務、營銷等領域，都是我的好朋友。

第二個節點：2006年的優惠券也算節點，後來被證明是個好的模式。這一年我們完成了第一輪融資，也開始做更多商業模式上的探討。

第三個節點：2009年移動互聯網興起加上2010年出現的團購。

總的來看貫穿大眾點評的創業邏輯就是精益創業的方式。我們的創業團隊並不是一下子就做得很大，一下子就找很多人，當時我們還拒絕了投資人想投更多的錢。我們關註的是先如何將一個創業的想法變成一個真正的產品，這個過程中包括初始的產品、修正後的產品一次次地讓用戶去體驗，最終讓用戶來告訴創業團隊這個產品的方向是對還是錯的。

一般而言，做產品容易犯的大錯誤就是功能太多、想得太複雜、周期太長。現在一些成熟的產品，包括喬布斯原來的蘋果系列也是，一定要把它做簡單，一定要能快速替代。

所以大眾點評剛開始的定位就是，一個小型網站不能做得太雜。我們的切入點就是餐飲，而且只做上海一個城市，北京是2004年5月份才開始做，而廣州、杭州是2005年才開始做。最初選擇一個較小的切入點並專註下去，這是創業成功的重要因素。

當然大眾點評能成長起來也有很多外部因素，那時也處於互聯網創業的「冬天」，沒有大的競爭對手，所以不是我們太強，主要是因為沒多少人對這個行業感興趣，沒有人看好這個模式，因此我們得以平穩地渡過了初創時期。

2、早做兩年我們一定活不了

以前的成功可能都是下一步失敗的根源，有些事情只能在特定的時候做，早兩年行不通，晚兩年就不起作用了。

現在本地生活這麽火，其實讓我這樣一個在藍海中行駛多年的人非常不適應。我們是2003年開始做，美國類似的網站Yelp是2004年年底才開始做，我現在想想都有些後怕，當時莫名其妙地做了這件事情，如果再早做兩年，肯定活不到今天。在中國，如果早兩年做，我們可想一下10年前的收入水平，白領和相關行業管理程度和對新生事物的理解還是非常初級的。

我們發展一年半的之後整個公司大概五六個人，一天訪問數據可能不到10萬。但是2010年行業的情況完全變了，這里面有很多因素：首先是中國消費者的收入水準到了臨界點；其次需要感謝喬布斯，開創了智能手機的時代；最後是交易類閉環模式開始形成，突然之間我們覺得自己在一個最熱的行業中。互聯網真正改變服務行業，競爭也越來越激烈，但行業機會巨大，這本身是一件痛苦的好事情。

謹慎、穩健的慣性思維也影響了大眾點評的拓展，這種慣性思維主要體現在以下二個方面：

1）、對商戶和用戶的理解不準確。2011年前後，我們自以為對商戶、用戶了解得很清楚，發現用戶群總是會分散在一二線城市的，做了10年的廣告城市就只有6個，這就讓我們形成一個判斷：有些城市對吃喝玩樂的需求是不大的。

所以當我們覺得團購模式商戶和用戶的接受度會更高，但基於之前的判斷，之前只有6個城市，所以團購這種模式能夠放大10倍，我們能夠做到50個城市就不錯了，那我們先占30個城市，這就導致了我們後來的狀況。

2）、對三四線城市的理解出現偏差。我們認為自己做點評這事，就是幫助用戶做選擇，並以為這就是我們工作的全部，別的事我們都不做。其實在三四線城市，用戶是不需要太多選擇，越小的城市他們越不需要選擇，也根本沒有太多選擇，沒有差異化競爭。所以到了長沙這種城市，大眾點評的用戶就很少了。

3、找合適的人

大眾點評其實一開始是偏媒體的網站，到了大家都入場的時候，我們還沒有及時調整架構。以前做媒體管理方式相對簡單，媒體的做法做內容賣廣告，內容和廣告間不需要經常溝通，但到電商就不一樣了，每一個決策，都需要部門之間協作能力很強，需要很好的流程和系統。

電商團購決策最終是要有一個負責人決策的，這個決策者是我的話，等於沒有。所以當時也根本就沒有看到三線城市在變化，明明看到人家在增長，但天生就帶著有色眼鏡去看，當時認為是作假，成都這樣的城市做幾千萬，比北京還高。

過去幾年我們做得很辛苦，對人的感受特別的深，我能夠明顯感覺到一兩個人或者幾個人對於一個公司所能產生的影響，也看到一些非常明顯的效果。

最明顯的改變其實還是地推，我們所有的管理都有點像文官，地推就像一個武將，管理的方式不一樣的。2014年10月份我們推出閃惠，推到次年3、4月份沒有什麽進展，4月份我們請了一個能夠搞定地推的人員，然後帶這個團隊，半年間就有非常明顯的提升。以前我們幾千號人各種戰鬥力不強，半年換了一個人，戰鬥力一下子從40、50分增加到70、80分左右。

最近幾年我深刻體會到，能夠找到一個合適的人，往往是成敗的關鍵，如果這個人不適合你業務的發展，要及時進行替換。外人看一個公司或許是各種問題，但其實最終可能就是公司幾個人的問題。

4、最大的壁壘

說了這麽多走彎路事情，接下來我要說一下我們做的比較好的地方，最突出的一個就是用戶。

我爸爸已經有80歲了，十多年前我剛開始創業，我到處抓壯丁，我爸爸是我抓的一個壯丁，當時他不到70歲，從來沒用過互聯網，但他如今早已成了點評的前10位食神，10大美食家之一，並且保持了大概半年多時間，在很長時間內是整個大眾點評網年齡最大的點評會員、資深會員，他的名字叫老濤，起的非常貼切。

除了身邊的人之外，你的用戶還是零，他們在哪里？他們憑什麽願意寫點評呢？你總得給人家一些好處吧。我仔細研究了以餐館評論聞名的Zagat的小冊子。最初時，如果用戶在大眾點評網上寫20份點評，我會承諾送一本類似於Zagat餐館指南的書給用戶。

2003年、2004年，網站的信任度比較低，可是當我們編輯一本書後，白紙黑字會讓用戶覺得我們比較權威、可信度比較高。後來，這本書成為建立大眾點評網品牌的營銷工具，不僅幫助網站形成了一個小的社區，還給團隊帶來了一些收入。

最開始，我對用戶需求心里沒有底，沒底兒的事就不用去做推廣。因此，最初的兩年，我最多的精力是在培育社區，多虧那時沒遇到天使投資，如果當時有很多錢砸下來，可能我就不會將社區做得非常紮實了。

現在有很多創業者覺得大眾點評這種網站門檻很低，這是對的，但也是錯的。剛開始的時候做這樣一個網站，實現這些功能，應該不困難。但是越到後面，門檻就會越高。像大眾點評一旦形成了一個非常忠實的用戶群，他們在里邊不斷地參與，提供點評，提供我們的內容。因為我們本身是一個消費指南型的網站，過了一段時間形成一個品牌，就類似於像查氏、攜程、米其林，到後面更多是核心用戶群黏性的一個壁壘還有品牌的壁壘。

從這個意義上講，很多web2.0的網站都是非常類似的，從競爭壁壘角度來看。如果看美國的myspace，其實這類網站很多，現在跟它競爭的產品很多；中國的豆瓣也類似，你說剛開始人們都可以做一個，但是做起來之後要取代它就有非常大的難度。

剛開始的時候，能夠吸引一批比較核心的用戶群，這是非常非常關鍵。起步階段發展可能相對比較緩慢，從一般的衡量標準，瀏覽量、使用量並不會一下子有一個爆發式的發展，這時你其實更多是在積累一批核心的用戶，而這批核心用戶的文化、寫作風格，他們的一些生活習慣決定了這個網站將來的發展情況。

5、和巨頭公司的競爭

到後來越來越多的巨頭公司進入到大眾點評的這個領域，這個時候我就想巨頭的沖擊不是第一次了，這不是成敗的關鍵。現在去分析巨頭，它們以前的問題和優勢到現在都沒變過，這些公司擅長的事情是不一樣的，每家公司的原點、基因都不一樣。

騰訊擅長做什麽？擅長的是一個比較純互聯網的產品，而且是偏客戶端的，偏通訊類的，因其產品能力很強，而且它有線上海量的用戶群，所以微信再適合不過它了，相反你再去跟它搞一個同樣的產品，就很容易被它幹掉。

但對於騰訊，它不大擅長做一個整合產業鏈的東西，這時的產品已經不是純互聯網產品，而是一個商業模式，比如說電子商務。阿里巴巴倒是擅長做這種整合。可它的長項是做平臺，但是做大眾點評的事是需要線下落地的，這一點，淘寶又沒有優勢。而且他們的做法很有問題：想用一個很輕的方式做一個很重的東西，他們不想沾泥。他不想做商戶那頭，但O2O必須要做商戶，只要這個觀念不變，其實挺難的，我覺得這是對阿里最大的挑戰。

百度是一個搜索基因。百度收購了糯米團隊，但還是存在基因的問題，純技術平臺去管重運營的是非常困難的，這比大眾點評從媒體到電商變型還困難。同時百度的流量有限，可以讓糯米翻倍，但5-10倍的可能性不大，所以不足以支撐糯米翻盤。

很多創業者和我說，害怕BAT的財大氣粗，其實這個行業最不缺的就是錢，關鍵是如何建立門檻。單單砸優惠，你的切入點永遠是便宜，但便宜這個點是沒有門檻的，消費者也沒什麽黏性。

當然在特定的階段，砸錢也不是什麽壞事，可以教育商家和用戶。但關鍵是這個行業打到最後是否還是靠錢，比如餐飲行業，如果三年後還是搞價格戰、砸錢，這個行業就沒救了，打到最後必定出現一些整合。

幾家互聯網大公司都有自己的戰略重點，這往往也是一些小公司有機會的地方。剛開始，大公司不會派最好的資源去做這樣的事情，可這也並不意味著我們可以永遠地低估這些大公司的能量與野心。

6、錢多真害人

大眾點評前兩輪融資都是幾百萬美元，一直沒有錢。第三輪融了1億美元，突然看到這麽多錢，就一下子覺得公司這麽強大了，很牛逼。這種感覺開始在整個公司蔓延，每個人都感覺大眾點評是一個大公司。我們當時就在分眾投了1億人民幣的廣告，因為我們覺得1億人民幣是小錢。

有錢或是沒錢都是一種壓力。沒錢也就算了，有錢時的壓力來自公司內部。我們覺得公司有錢後，發現拉手網在投廣告，糯米網投得也很兇，商戶認可他們我們不再像以前那樣精打細算，1億人民幣就這樣出去了。我們還算是一個穩健的公司，當時都這樣做了，所以，我覺得錢多真害人。

假如你的商業模式和定位還沒有想清楚，就要盡量少融錢，原因是有兩點：

1）、融到錢會讓你做錯事，而做錯的事就很難收回，而且也很浪費公司的精力。

2）、如果你的公司在行業內很火，也會有來自各種各樣的壓力，怎麽控制是一個問題。對於互聯網公司來說，錢肯定是需要的，因為它們一般前期不賺錢。但是融資一定要謹慎，而且剛開始融得太多，估值擡上去就降不下來了，這就意味著未來會錯失包括上市在內的機會。估值高，對你的要求就高，對董事會也是這樣。

我看到過很多的企業，覺得其中有兩類很好做：一類就是小而美，一年賺幾百萬，活得相對還可以；一類就是做到百度和阿里這樣的規模，公司大了，相對也還好做一些。最難的就是從小公司到大公司的過程。很多小而美的公司都是死在了擴張路上，因為它們常常會失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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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銀】中金並購中投：曾經無可匹敵的貴族，如何一步一步沒落

"黑色星期五"在即 亞馬遜起訴多名假貨賣家邁出打假第一步

11月15日消息，據彭博報道，近日亞馬遜上有兩家商家涉嫌通過其網上市場銷售假貨，現在亞馬遜把他們告上法院，邁出了聖誕購物季前打假的第一步。

其中一起官司的被告是加州哈仙達崗的ToysNet、佛羅里達州布蘭頓的Disk Vision，以及被亞馬遜認定銷售假冒Forearm Forklifts的個人賣家，這是一種用於攜帶龐大重物的袋子。亞馬遜表示，該公司已於今年6月移除了假冒商品，並稱Disk Vision試圖通過偽造發票迫使亞馬遜恢複產品。

另外一起訴訟則瞄準了幾個被控銷售假冒TRX懸掛訓練帶的個人。這兩起訴訟都於周一交給西雅圖的法院。

“亞馬遜的用戶相信，當他們通過亞馬遜網站購物時，無論是直接向亞馬遜購買，還是向亞馬遜上數以百萬的第三方商家購買，都會收到真正的廠家生產的正品。”周一的起訴書寫道，“當用戶買到假貨後，就會降低用戶、賣家和廠商對亞馬遜的信任度，從而玷汙亞馬遜品牌，對聲譽產生無可挽回的破壞。”

隨著亞馬遜網上商店的規模不斷做大，公司一直在采取措施提升可靠性和可信度。該公司去年起訴了1000多名涉嫌在該網站上發布虛假產品評論，威脅商家信譽的個人。亞馬遜上月還取締了所謂的獎勵性評論——消費者可以通過撰寫產品評論免費獲得產品或者產品折扣。

盡管亞馬遜在很努力地進行打假，但是仍有不少漏網之魚， 據Business Insider報道，蘋果調查發現，亞馬遜上居然售賣蘋果專用的充電器和線纜的山寨貨。並且公然賣假的不止亞馬遜上的第三方賣家，它們的自營商城假貨也泛濫成災。 現在，蘋果正在向法院申請全面禁售亞馬遜上的山寨產品，並對現有山寨產品進行全面銷毀。

“混業監管”迫在眉睫 證監會邁出第一步

改革金融監管框架，是供給側改革、去杠桿的必要組成部分。自去年股市危機以來，金融混業風險不斷暴露，理論界對監管改革展開激烈討論，甚至提出直接將“一行三會”合並。不過，業內期待已久的金融監管改革工作會議遲遲未召開，監管框架改革也一直沒有落地。

11月17日，證監會副主席李超在出席《財經》年會時首次對混業經營趨勢下，資管行業存在的問題和蘊藏的風險進行了系統闡述。他提出，在分業監管體制下，對各大類資管產品監管標準不一致，缺乏統一的監測監控，既不利於投資者保護，也會增大系統性風險隱患。

作為證券期貨市場的監管部門，證監會無法憑一己之力完成全市場監管。不過，提出問題是解決問題的第一步。李超在發言中表示，希望各方正視問題，共同努力，化解和消除資產管理發展中的問題和障礙。

60萬億的“未知”

在去年上半年A股瘋漲時，到底有多少資金通過信托、理財、保險以及場外配資進入股市，卻沒有人能說的清楚，以至於“去杠桿”過程出現不可控的資金擠兌，最後不得不全國救市。

東方證券研究所首席銀行業分析師王劍去年曾表示，股市危機出現的觸發點是清查配資，但是存在銀監會與證監會協調不暢的因素，這導致證監會並不掌握整體配資數據，也不知市場杠桿水平，出手清查誘發股災後，才會那麽不知所措。

對監管者而言，最大的風險在於未知。分業監管體制下，各種金融產品分屬於人民銀行、銀監會、證監會、保監會等不同監管領域，標準互不統一，各類資產之間的資金流轉難以及時監測。

據證監會粗略統計，截止2016年6月底，各大類資管產品的規模為約為88萬億。其中，銀行理財26.3萬億元，信托計劃15.3萬億元，公募基金8.4萬億元，基金專戶16.5萬億元，券商資管計劃14.8萬億元，私募基金5.6萬億元，保險資管2萬億元，簡單相加後的規模總計88萬億元。

由於在實際運作中，部分資管產品互相借用“通道”，產品互相嵌套、交叉持有等，剔除這些重複計算因素，我國資管業務規模約為60萬億左右，大體接近上年GDP總量。

上述60萬億資產分屬於不同的監管範圍，接受不同的法律法規監管。證監會總結近幾年來資管領域的問題和風險事件後發現，存在四大突出問題。

一是法律適用混亂。目前各大類資管產品的法律基礎、法律關系都不相同，有的依據國家法律，如《信托法》、《證券投資基金法》，相應的法律關系為信托關系;有的依據資管機構所在行業監管部門規章，法律關系為委托代理關系;還有的產品僅僅依據當事約定，法律基礎、法律關系均不清晰。

二是監管標準不統一。在分業監管體制下，由於歷史形成原因，各大類資管產品，在產品準入、投資範圍、募集推介、信息披露、資金資產托管、投資者適當性管理等方面，監管標準並不一致，有的還存在比較大差異。例如對合格投資者的界定存在不同的版本，對預期收益率有的允許宣傳，有的則嚴格禁止;對資金的托管，有的要求獨立第三方托管，有的則沒有這方面的要求等。

三是缺乏統一的監測監控。各類結構化資管產品日益複雜，資金來源、交易結構橫跨銀行、證券、保險業，投向上層層嵌套，對其信息報送要求在各監管部門之間不盡相同。產品難以看穿，對行業整體風險的監測統計和預測研判缺乏及時有效的信息支撐，難以適應當前資管產品跨市場、跨行業、跨機構的特點。

四是存在隱形剛性兌付。部分資管機構從維護自身聲譽出發采取了固定回報、隱性擔保等經營策略，雖保障了當期投資者的本金和收益，但偏離了資產管理業務的本質，惡化了行業運行環境，積聚了行業風險。

監管協同迫在眉睫

有多頭監管，就有監管真空;有分割，就有套利。“資管領域法律適用，體現的主要是管理機構與投資者之間的權利義務關系。在當前投資者適當性標準不同，投資者居於市場相對弱勢地位的狀況下，不利於公平保護投資者。”李超17日表示，資管行業的標準不統一，不僅不利於投資者保護，也會帶來市場分割，引發監管套利，加大實體成本，影響市場功能的發揮。

同類產品按照不同的監管要求運行，造成資產管理市場分割嚴重。受制於基礎資產市場的割裂和分業經營的限制，部分產品通過交叉投資、借用通道間接投資，一方面導致了產品結構複雜、透明度低;另一方面，資管產品通過層層包裝，不易識別和判斷風險，也容易交叉傳染風險。

另外，“剛性兌付”的預期，使得投資者只關註當期收益，忽視風險的存在，不利於形成“買者自負”的理性投資文化。市場對於高收益的盲目追求，反向激勵金融機構將投資集中在高風險行業，不利於落實“賣者有責”。同時，“剛性兌付”也推高了無風險利率，扭曲了風險資產的定價水平，擾亂了市場配置資源的功能。

監管不統一，會引發監管套利，增大系統性風險隱患。部分機構通過產品結構調整、業務轉移等途徑，在不同屬性的業務之間騰挪資產，將業務從監管較嚴的市場轉向監管相對寬松的市場，變相規避監管規定。有的產品“明股實債”，以“資管”之名行“借貸”之實、疊加杠桿，風險在不同產品、不同機構、不同市場間傳導，削弱了宏觀調控、審慎監管的有效性，增加了系統性風險的隱患。

資金在不同形態下套利流轉，也會加大實體成本。從實際情況可以看到，部分資金並未進入實體經濟，而是以不同方式、借助不同渠道熱衷於以錢炒錢，不僅沒有真正創造社會價值，反而延長了投融資服務鏈條，擡高了融資成本。

混業趨勢不可逆，建立與之相匹配的金融監管框架迫在眉睫。

2015年11月，《習近平:關於<中共中央關於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三個五年規劃的建議>的說明》提出，近年來我國金融業形成了多樣化的金融機構體系、複雜的產品結構體系、信息化的交易體系、更加開放的金融市場，特別是“綜合經營”趨勢明顯，這對現行的分業監管體制帶來重大挑戰。今年3月，“十三五”規劃綱要也指出，要加強金融宏觀審慎管理制度建設，加強統籌協調，改革並完善適應現代金融市場發展的金融監管框架。

與此同時，市場各方也對如何改革積極探討。對於具體改革方式，有觀點提出可以建立“超級央行”，將“三會”並入中央銀行;也有觀點認為，可以在“一行三會”之外專門設立監察部門，負責金融監管協調。不過，監管框架改革涉及利益部門多，改革難度大，研究討論已進行一年多，目前尚無明朗進展。證監會此時公開拋出問題，發出呼籲，或許意味著監管改革將會有新的動向。

國家電網“出海”下一步：從“走出去”到“走進去”

作為財富500強中排名第二的企業，中國的國家電網公司一直走在“出海”路上。

從2004年開始與俄羅斯、蒙古國加強能源合作，到2009年收購菲律賓國家輸電網25年特許經營權，再到2014年中標巴西美麗山特高壓直流送出工程，2016年進軍希臘電力市場……十余載春秋，國家電網公司國際化經營不斷突破，資產並購、技術輸出、工程承包、管理輸出全面開花，境外項目“做一個成一個”全部實現盈利。

這場“國際化”逐夢之旅，國家電網公司依靠戰略引領，不斷提升核心競爭力和本土化運營水平，實現了從“走出去”到“走進去”的跨越，鋪就了一條符合自身實際的海外發展之路。

持續拓展國際合作版圖

站得高才能看得遠，面對洶湧的經濟全球化浪潮，黨中央、國務院積極布局“走出去”戰略。國家電網公司迅速跟進，從頂層規劃設計富有國家電網特色的路線圖，積極推進業務、管理、人才、研發、資本、品牌等全方位國際化。

早在2007年，國家電網公司即出臺《國家電網公司國際化戰略》和《國家電網公司國際能源合作規劃》;2008年進一步確立“以跨國能源合作為重點，加快推進國際化經營”的國際化戰略部署。近年來，面對全球經濟形勢轉變，公司及時調整路線，提出了2020年建成核心技術領先、治理體系科學、資本運作高效、經營業績優秀、國際競爭力強的國際一流企業的目標，國際化發展駛入快車道。

巴西Itumbiara工區工人施工現場

在向廣闊疆域開拓進取的征程中，國家電網公司依托特高壓、智能電網等核心技術和管理優勢，業務布局從發展中國家向新興經濟體、發達國家全面拓展，業務模式從工程分包向工程總承包、特許經營、股權投資協調發展，業務領域從勞務輸出向技術、裝備、標準、管理協同輸出轉變。

戰略引領下，國家電網公司國際化成績單蔚為可觀：先後在菲律賓、巴西、葡萄牙、澳大利亞、中國香港、意大利等6個國家和地區成功投資、運營骨幹能源網公司，目前境外投資總額超過100億美元，境外資產總額達到400億美元，“走出去”項目全部盈利。

圖為國家電網公司參股的葡萄牙REN旗下沃迪晉變電站

國家電網公司還建立了從技術、裝備到設計、施工全方位“走出去”的國際產能合作模式，“十二五”期間新簽國際工程總承包、裝備出口、技術服務合同233億美元。同時，大力拓展亞洲、非洲、歐洲、南美等地區的工程總承包、成套設備輸出及咨詢服務業務，並帶動中國電工裝備、控制保護設備、調度自動化系統、高端電力電子設備等出口到70多個國家，包括德國、波蘭等歐洲市場。

技術、管理和人才是“出海”核心競爭力

在經濟全球化的浪潮中，企業的綜合實力不僅是國際競爭的關鍵籌碼，更成為國家綜合實力的重要體現。國家電網公司“走出去”碩果累累，究其原因，正是擁有先進技術、管理經驗和人才隊伍等綜合優勢，才奠定了海外項目“做一個成一個”的良好局面。

2014年7月17日，對每個奮戰在國家電網公司國際化一線的人來講，都難以忘懷。

當天，在中巴兩國元首共同見證下，國家電網公司與巴西國家電力公司簽署了《巴西美麗山特高壓輸電項目合作協議》。中國特高壓技術首次走出國門，登上南美洲的熱土。

圖為國家電網巴西控股公司

國家電網公司在國際化道路上“大踏步前進”。搭乘特高壓這艘電力“航母”，國家電網公司多次在境外國家級輸電網和大型電網項目特許經營權、股權競爭中競標成功，國際合作版圖擴展至歐洲、亞洲、大洋洲、南美洲等地區。

回想當初，特高壓項目啟動時，“洋廠商”還是工程設備供應的“主角”。如今，特高壓已成為中國科技創新的“金色名片”。依托特高壓技術的引領帶動，中國電工裝備在世界市場上“百尺竿頭更進一步”，許繼集團60多項新產品均達到國際領先水平，平高集團出品800千伏封閉式組合電器(GIS)在全球30多個國家運行良好，南瑞集團的控制保護、複合絕緣子產品等產品成功進入全球39個國家和地區市場。

中國電力標準事業亦蒸蒸日上。在國際上，國家電網公司率先建立了完整的特高壓交直流、智能電網技術標準體系，主導制定特高壓輸電等國際標準36項，有力提升了國際話語權。而國家電網公司設在美國、歐洲、俄羅斯等國家(地區)的10個駐外辦事處，及美國、歐洲研究院，也成為國家電網公司加深與國際組織和國外同行交流、推動高端技術成果向海外輸出的主要平臺。

在“走出去”的棋局中，綜合實力讓國家電網公司先人一步。國家電網公司正以更加開放自信的姿態，向世界發出響亮的“中國聲音”。

本土化運營是成功秘籍

“走出去”後怎麽辦，這是企業“出海”後面臨的考題：如何更好地融入當地政治經濟環境，為利益相關方謀取福利?

“走出去”，更要“走進去”!國家電網公司的回答鏗鏘有力。

定位於一個長期戰略投資者，本土化運營是國家電網公司快速融入當地的成功秘籍。公司始終秉持互利共贏的海外事業發展原則，堅持本土化用工，只派出少量董事、高管參與投資企業核心業務管理和決策，負責任地運營投資項目，開展公益項目，為當地社會和民眾帶來利益。

圖為埃塞俄比亞GDHA500千伏輸變電工程，項目當地鎮中心學校學生到變電站參觀。攝影：王存芳

今年巴西里約奧運開幕式，當地時間8月5日晚上，燈火璀璨的里約讓世界矚目。而很多人並不知道，為這場盛會提供電力保障的企業中活躍著中國國家電網公司所屬的國網國際巴西控股公司的身影。他們5月就進入奧運臨戰狀態，此前建設投運的巴西特里斯皮爾斯輸電項目，還讓這次奧運用上了清潔水電。

實際上，國家電網公司深度融入巴西經濟社會的例子還有很多。2010年，國網巴西控股公司在接管資產之初，負責任地保留了全部巴西籍員工，形成中巴員工密切配合、一體化的管理模式。他們還為貧民窟孩子組成的交響樂團提供教育支持，贊助里約的學校推廣乒乓球項目，勇擔社會責任，拉近與巴西民眾的心理距離。

圖為南澳公司在運資產

類似這樣的善舉還有很多。2013年，菲律賓遭遇超強臺風“海燕”，國家電網公司參股的菲律賓國家電網公司憑借高效的電力搶修服務，贏得好評。作為葡萄牙國家能源網公司(REN)單一最大股東，公司在REN研發中心建設、國際化開拓和融資擔保等方面給予大力支持，使REN獲得了高於葡萄牙國家信用等級的評級結果。中國電力技術裝備有限公司在埃塞俄比亞建設項目期間，為當地小學捐助學習用品，並免費為當地打水井、修道路，為埃方培訓技術工人超過1000名……

在參與當地經濟社會生活的過程中，國家電網公司始終散發著屬於東方古老國度獨有的兼容並蓄魅力——不僅走進國門，更走進民眾的心里。

長風破浪會有時，直掛雲帆濟滄海。未來，國家電網公司將以全球視野，在更高起點上推進全方位國際化，相信國家電網公司的國際化發展道路定將越走越寬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