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ZKIZ Archives

朝鮮半島核問題是東北亞安全局勢中最具複雜性和最具不確定性的因素，也是當前亞太乃至國際社會高度聚焦的安全熱點。隨著朝核問題的升溫，國際社會上不斷有人在問：中國為什麽不能在管住朝鮮上負起更大責任？

中國是自2003年起應美方要求斡旋半島核問題並且主持多邊談判的。作為發展中國家，中國奉行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在朝核這個涉及地區安全的問題上，中國的立場是堅決反對核擴散。

自從承擔起斡旋責任以來，中方明確要求朝鮮停止核研發，也督促其他各方，尤其是美方，關註和解決朝鮮提出的合理安全關切。然而，美國與朝鮮之間深刻的互不信任使得多年來談判達成的協議總是得不到落實。中方堅持不懈地履行了自己的責任，努力斡旋，並根據聯合國安理會的決議，參加了對朝鮮核導活動的制裁。但是，中國在督促美國和朝鮮承擔起應盡責任的問題上缺乏強制力。

中國不掌握解決朝核問題的鑰匙，在說服朝方停止核項目上也缺乏關鍵籌碼；而被朝鮮視為安全威脅來源的美國，對朝方安全訴求這個解決核問題的關鍵條件不願予以考慮。美朝雙方的意圖南轅北轍，致使朝鮮半島核問題陷入困境。朝方伺機推動核導發展進程，2005年以來已經進行了五次核試驗和難以計數的導彈試射。與此同時，聯合國安理會通過的制裁也層層加碼，美韓針對朝鮮的大規模軍事演習不斷升級。半島對抗和對立的氣氛日趨緊張，和平談判遲遲無法重啟，目前的局勢相當危險。

在國際舞臺上，民族國家是國際關系中的主要行為體，享有國際法賦予的主權權利。強國通常擁有比較大的主動權，同時也必須承受自己言行所引發的結果。小國或弱國會對強國的壓力做出反制性應對，同樣也會付出代價。國際形勢就是在國與國之間對具體問題的處置和應對所引發的波瀾湧動，國家之間出現的緊張關系往往會在這個過程中相互折沖，甚至導致局勢走向與預期不同的方向。因此，中國方面認為通過和談解決核問題是一個“帕累托最優選擇”。雖然不能滿足當事各方的最高訴求，但卻能以最小的代價實現利益最大化，當然這也需要各方都承擔責任，都做出應有的妥協。目前和談未能取得成效，恰是由於已達成的協議得不到全面執行，並由此導致談判的中止。

無論過去還是將來，為了維護地區和平和穩定，中國一直致力於推動實現半島無核化，支持通過對話妥善解決朝核問題。半島南北雙方間只有一線之隔，又都是中國的近鄰，中國與朝鮮的邊界線有1300公里的，如果半島雙方發生武裝沖突，必然危及地區和平，導致大量無辜平民的嚴重傷亡，並且使事態滑向難以掌控的方向。過去幾十年在世界許多地區發生的輕率動武帶來的教訓是深刻的。

本文試圖梳理近年來朝核談判的經緯，包括從三方會談到六方會談再到會談破裂的歷程，所講述的事情有些是筆者親身經歷的。本著盡可能地還原歷史真實面目的態度，筆者希望幫助人們了解：事情何以發展到今天這個地步？和談成功的機會何以被一再錯過？但願這些回望可以為將來更明智的選擇提供借鑒。

解鈴還須系鈴人，要打開朝核問題的“銹鎖”，還是要找到那把鑰匙。 

《美朝框架協議》與第一次朝核危機

說到中國在朝核問題中扮演的角色，2003年是一個分水嶺。關於朝核問題的國際多邊解決機制在這一年誕生，中國作為多邊談判的重要斡旋者，被卷了進來。在此之前，朝核問題一直是由朝美兩家在談。事情要從2003年2月美國國務卿鮑威爾訪華說起，當時筆者作為中國外交部亞洲司司長參加了接待。鮑威爾來中國有兩個重要的背景：一是2003年1月10日，朝鮮宣布退出《不擴散核武器條約》，第二次朝核危機爆發；二是海灣地區局勢日益緊張，美國對伊拉克軍事行動已箭在弦上，時任美國總統小布什為避免陷入中東和東亞兩線壓力的困境，派鮑威爾到中國遊說。

在北京人民大會堂，時任中國國家副主席胡錦濤會見了鮑威爾一行。鮑威爾提出希望中國出面斡旋朝鮮核問題，並表示美方無法再相信朝鮮，但是願意采取多邊方式尋找解決辦法，建議由中國邀請美國和朝鮮派代表來北京“談一談”。

鮑威爾訪華是因第二次朝核危機而起，而危機之所以在此時爆發，很大程度上是因為《美朝框架協議》沒有得到執行，導致雙方關系破裂。時至2003年，美國並未在指定時間用兩座1000兆瓦輕水反應堆替換朝鮮的石墨核反應堆和其他相關設施，而朝鮮也沒有完全履行協議。其背景則是朝鮮半島局勢在過去半個多世紀的風起雲湧和相關國家關系的演變。正如《美朝框架協議》這一名字所體現的，美國和朝鮮是這段歷史的主角。

考察朝核問題的根源，需要追溯到對朝鮮戰爭的戰後處置。這場戰爭從法律意義上講，至今沒有正式結束。

1953年7月27日，以朝鮮人民軍最高司令官和中國人民誌願軍司令員為一方，以聯合國軍總司令為另一方，雙方在板門店簽署了《朝鮮停戰協定》和《關於停戰協定的臨時補充協議》。但是那只是一紙停戰協定，而非和平條約，也就是說，相關國家雖然休戰了，但仍處於戰爭狀態。這是朝鮮半島局勢長期以來穩定不下來的重要根源之一。

停戰協定簽署之後，以北緯38度線為軍事分界線，朝鮮半島一南一北繼續處於分裂狀態。南方即大韓民國，得到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的扶持，北方即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其背後則是以蘇聯為代表的社會主義陣營，朝鮮半島成為全球冷戰和美蘇爭霸的前沿。在美蘇對峙相對處於均衡的情況下，朝鮮半島在相當長時間內基本上是平靜的。

戰後朝鮮半島軍力部署基本上是南方占優。美國在韓國保留了駐軍，並於1957年起在韓部署了包括戰術核武器在內的一系列進攻性武器。上世紀90年代初，隨著美蘇核裁軍倡議的實施，美國全部撤出在半島的核武器，改由美軍在美國本土和太平洋總部轄區的核力量承擔對韓國的核保護義務。

冷戰初期，面對巨大的外部生存威脅，朝鮮選擇主要依靠蘇聯獲得安全、經濟和能源的保障和支持，並在蘇聯的幫助下進行有限的核研究。1959年，朝鮮建立了以和平利用核能為目的的寧邊原子能研究所；1965年朝鮮擁有了自己第一個2兆瓦的小型輕水反應堆，此後蘇聯專家便回國了。需要提到的是，當時的蘇聯無意幫助朝鮮進行核武器的研發，在向朝傳授核物理知識時並沒有提供鈾濃縮和鈈生產技術。

上世紀80年代，朝鮮開始建造一座5兆瓦電功率的天然鈾石墨氣冷堆，反應堆建成後可以年產6公斤武器級鈈。從這時起，美國開始註意到朝鮮發展核能力的意圖，並在1985年通過向蘇聯施壓，敦促朝鮮加入了《不擴散核武器條約》（NPT）。作為交換，蘇聯與朝鮮簽署了經濟、科學與技術協定，承諾提供新的輕水反應堆。但後來蘇聯並沒有履行該協議，而朝鮮在加入NPT之後也沒有按條約履行過接受國際原子能機構核查的“義務”。

進入上世紀90年代，蘇聯的衰落和解體以及冷戰的終結徹底打破了半島的均勢，朝鮮陷入極度的無依靠和不安全感，國家面臨一種“系統性困局”。經濟上，朝鮮失去了來自蘇聯的援助和支持，工農業生產一落千丈。而韓國經濟則在上世紀70年代起飛，並保持了多年的高速增長。

1991年9月17日，第46屆聯合國大會一致通過朝鮮和韓國同時加入聯合國的決議。1991年《蘇朝友好合作互助條約》到期，蘇聯的繼承者俄羅斯沒有聲明自動續約（進而在1994年宣布廢止該條約）。1991年10月5日，金日成主席訪華與中國領導人討論了蘇聯垮臺後的國際形勢和對策。鄧小平在會見時表示，中國此階段在處理國際問題時“主要是觀察，少露鋒芒，沈著應對”。 “韜光養晦”成為中國外交的指導思想。當時中國早已脫離蘇聯陣營，冷戰結束並不意味著中國就要扛起領導社會主義陣營的大旗。

接踵而至的是1992年8月中韓建交，當時中韓兩國各方面的民間交往已經在快速擴展，建立外交關系勢在必行。而朝鮮顯然對此感到不滿和失望，也更加孤立。此後中朝高層互訪幾近中斷，直到1999年朝鮮最高人民會議常任委員會委員長金永南訪華方得以恢複。

時至今日，人們也許仍不能對當時朝鮮深重的危機感有足夠的了解。需要認識到的是，上世紀90代年初的一系列變故深深刺激朝鮮決定“走自己的路”，這包括在安全問題上的“核選擇”。在這一系列變故中，不能忽略的一個事實則是：蘇聯/俄羅斯和中國，在1988年漢城奧運會之後，主動順應潮流，改善和發展了與韓國的關系。形成鮮明對比的是，作為半島停戰直接當事方之一的美國，沒有采取明顯的對應措施改善與朝鮮的關系，它的盟國日本也沒有，從而錯過了“交叉承認”“恢複外交關系”的良機。

1990年前後，美國根據衛星圖片，認為朝鮮正在秘密研制核武器；國際原子能機構（IAEA）要求依據《核不擴散條約》（NPT）對朝鮮進行核查。1992年5月至1993年2月間，朝鮮接受了國際原子能機構的6次不定期核查，但雙方對檢查的對象和結果意見不一。1993年3月美韓恢複曾於1992年暫停的“協作精神”聯合軍事演習，而此時國際原子能機構提出要對朝鮮進行“特別核查”。面對雙重壓力，朝鮮宣布退出NPT，這導致第一次朝核危機的爆發。當年4月1日，國際原子能機構將朝核問題提交聯合國安理會。而朝鮮則認為，朝核問題本質是朝鮮同美國之間的問題，而非朝鮮和國際原子能機構間的問題，因此只能由朝鮮和美國通過協商解決。

1992年美國民主黨總統比爾·克林頓上臺後，由於美蘇兩大陣營對抗的時代已經結束，美國判斷自身面臨的最現實和直接的安全威脅是日益增長的核武器與其他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擴散。在此背景下，如何解決朝鮮核問題成為克林頓政府在亞洲面對的首要課題，美國開始重新審視朝鮮半島局勢。

在美國，施壓和強硬立場一度占據主導地位。1994年6月16日，美參議院通過決議敦促克林頓采取行動，讓美軍做好“威懾，並在必要的情況下擊退朝鮮襲擊”的準備。但經過評估，美認識到對朝采取軍事行動會引發朝軍對韓國的攻擊，造成大量無辜平民的傷亡。就在美商討和評估軍事方案之際，美國前總統卡特赴平壤訪問，並面見了當時的朝鮮最高領導人金日成，並傳回了朝方願就核問題與美國談判的信息，這促使克林頓政府改變態度，選擇了談判的路徑。

自1993年6月起，朝美雙方分別在紐約和日內瓦進行了三輪高級別會談，雙方最終簽署《關於解決朝鮮核問題的框架協議》（以下稱美朝框架協議）。其主要內容包括：朝鮮同意放棄處在建設過程中的兩座石墨反應堆。作為補償，美國將組織和領導一個國際財團，以融資方式在盡可能早的時間內向朝鮮提供價值40 億美元、總發電能力為1000 兆瓦的兩臺輕水反應堆。為解決反應堆替換過程中的能源問題，美國將每年向朝鮮提供50 萬噸重油。在上述整個過程中，主要是朝美直接談判，包括中國在內的其他國家並未參與。

《美朝框架協議》簽署後，朝鮮半島局勢緩和了下來，但是協議的落實工作進展緩慢。美國牽頭成立了朝鮮半島能源開發組織（KEDO），從國際上募集了一些資金開始向朝鮮運送重油，以幫助朝鮮彌補能源短缺造成的困難，寧邊反應堆中8000根廢燃料棒則被取出封存。然而美、日、韓幫助朝鮮拆卸石墨減速反應堆並為其建設輕水堆的工作卻一拖再拖，沒有落實。

可以看到，克林頓在第一任期內成功化解了第一次朝核危機。在第二任期，他試圖通過與朝鮮加強接觸來徹底解決核問題。1999年10月，美國官方發布了《美國對朝政策評估：成果與建議》，指出要“采用全面、綜合的方式應對朝鮮核武及彈道導彈項目，以雙邊談判為核心手段，輔以與日本和韓國的三邊協調”。但是在對具體承諾推進的過程中，雙方卻都沒有表現出足夠的意願和行動力，框架協議中的大部分內容未能及時得到落實。

到了克林頓執政的後期，朝美關系正常化的大門一度打開了一條縫隙。2000年10月9日，朝國防委員會第一副委員長趙明錄作為金正日特使訪問美國。10月23日，時任美國國務卿奧爾布賴特對朝鮮進行了為期兩天的歷史性訪問，並與金正日會面。奧爾布賴特訪朝期間，向朝鮮領導人轉達了克林頓總統對改善美朝關系的設想，與朝方就朝鮮核導問題以及將朝從“支恐名單”中刪除問題進行了討論，並就互設聯絡處和將聯絡處升格為外交代表處問題進行協商，也探討了安排克林頓訪朝的可能性。

奧爾布賴特回國後，美方甚至把安排克林頓訪朝、進而促成金正日訪美提上了日程，但由於美國當時已進入總統換屆周期，跛腳狀態中的克林頓政府沒有時間和精力實現這個願景了。據奧爾布賴特回憶，就在離開白宮前一天，克林頓還向她表示，自己應該去平壤，而不是留在華盛頓為巴以問題做最後的斡旋。

多年後筆者與奧爾布賴特就此交換過意見，說到那時也許是解決朝核問題的重要機遇，可惜錯過了。

從第二次朝核危機

到三方會談、六方會談

克林頓政府曾希望新一屆美國政府能夠沿著自己任上開創的涉朝問題“新局面”走下去。然而，在2000年大選中勝出的共和黨新總統喬治·沃克·布什（小布什）被新保守主義分子包圍著，他在競選期間就不斷批評《美朝框架協議》，更把矛頭指向朝鮮政府，抨擊對朝接觸政策反而幫助這個政權避免了崩潰。顯然，美國對朝鮮的政策一直把“棄核”和“政權崩潰”攪合到一起考慮，以致於常常混淆了哪個是主要目標。而平壤很難理解這些變化，因此他們認定美國從一開始就不是認真的。

小布什總統上任伊始就重審對朝政策，推翻了克林頓政府改善關系的政策。八個月後，2001年9月，美國發生了嚴重的恐怖襲擊事件，美國政府宣布發動“反恐戰爭”。值得一提的是，“911事件”後，朝鮮外交部發言人在第一時間表態，說這是“令人惋惜和悲劇性的事件”，強調“作為聯合國的成員，朝鮮反對一切形式的恐怖主義和對其的支持，這一立場不會改變”。朝鮮的這個表態完全不同於以往的對美強硬姿態，但小布什政府對此沒有給予理睬。在2002年1月的國情咨文中，小布什總統將朝鮮列為“邪惡軸心”國家。 

2002年10月，美國情報部門宣稱發現了朝鮮的秘密核計劃，並掌握了朝鮮在國際市場上進行技術和設備采購的證據，將朝鮮與巴基斯坦秘密核交易的證據一並曝光。小布什政府東亞及太平洋事務助理國務卿詹姆斯·凱利緊急赴朝，在與朝副外相姜錫柱的會談中，他當面拿出朝鮮進口用於鈾濃縮離心機的“證據”，而姜毫不掩飾，親口承認這一切都屬實。

這件事引發美國朝野震驚。看起來，朝鮮在聲稱放棄研制以鈈為原材料的核武器的同時，又在“明修棧道、暗度陳倉”，偷偷研發以鈾為原材料的核武器。小布什政府認為朝鮮背棄了《美朝框架協議》，由此宣布終結雙邊談判，而在朝鮮看來，美國方面也沒有履行框架協議中的全部承諾。這次關系的破裂直接觸發了第二次朝核危機。

幾乎在同一時期，美國開始拉盟國一道在東海、黃海至印度洋一線實施“防擴散安全倡議”（PSI）。2002年12月，在美國授意下，西班牙海軍在也門外海攔截了載有“飛毛腿”導彈的朝鮮貨船“小山號”，後來，在得到也門政府作出僅供本國使用且下不為例保證的基礎上放行，是為“小山號事件”。

當年11月14日，美國主導的朝鮮半島能源開發組織（KEDO）決定停止向朝鮮運送重油。朝方則認為美國中止供油屬於違約，並於12月12日宣布，將重啟根據《美朝框架協議》凍結的核計劃。2003年1月10日，朝宣布正式退出《不擴散核武器條約》。

作為《不擴散核武器條約》締約國，中國堅決反對任何形式的核武器擴散，一貫主張全面禁止並徹底銷毀核武器。同時，中國主張通過談判和平解決分歧。既然《美朝框架協議》執行不下去了，而美國又希望中方能夠出面斡旋，幫助解決問題，並國務卿派鮑威爾到北京來遊說，經過慎重研究，並考慮到促朝棄核也符合中方利益，中國政府決定接受美方的請求。初步考慮邀請朝美雙方來中國進行三方會談。鮑威爾訪華後，中方於2003年春派特使訪朝，雖不乏困難，但訪問基本上是成功的，朝方同意嘗試三方會談。但朝鮮的根本立場並沒有改變，還是希望與美方直接談，理由是核問題由美國對朝安全威脅引起，要解決也必須是朝美直接達成協議。中方把朝鮮的要求和意見轉達給了美方，而美方則堅持不能再與朝鮮單獨談，任何會談必須在有中方在場的情況下進行。朝美雙方的要求是完全擰著的，中方抓住“談”這個基本共識，以堅忍不拔的精神居中斡旋，終於雙方都同意派代表到中國來談一談，美方與朝方可以在三方框架內接觸。

中國外交部於4月22日發表了公開信息，表示：“中方一直主張通過對話和平解決朝核問題，這也是有關各方和國際社會的共識。基於上述共識，將邀請朝鮮和美國派代表團來中國進行會談。”中方通過積極介入，把各方拉回到了談判桌前。從2003年4月到2007年10月，舉行了一輪中、美、朝三方會談和六輪有韓國、日本、俄羅斯加入的六方會談。過程充滿曲折，但對話使得朝核態勢基本維持在可控範圍內。六方會談中所形成的三份文件——2005年的《9·19共同聲明》、2007年的《2·13共同文件》和《10·3共同文件》——為通過對話談判和平解決朝核問題打下重要的政治基礎。但令人遺憾的是，這些協議在達成後卻因為這樣或者那樣的變故往往得不到執行，會談常常陷入破裂，局勢一再地卷入螺旋上升的緊張狀況。

2003年4月23至25日，中朝美三方會談在北京舉行，筆者作為當時的中國外交部亞洲司司長，與朝鮮外務省美國局副局長李根和美國東亞及太平洋事務助理國務卿凱利分別率團與會。

但是會談還未正式開始便戲劇性地遭遇僵局。小布什總統有令在先，禁止美國代表團成員同朝方單獨進行任何形式的會面，而朝方則希望能與美方單獨談。三方會談的前一天晚上是中方主辦的宴會，美朝代表都出席了，席間，朝方談判代表李根借敬酒的機會與凱利單獨說話，直接告訴美方，朝鮮已經對乏燃料棒進行了後處理。凱利隨後把李根對他講的話轉述給筆者，生氣地說，他需要請示華盛頓如何應對。第二天早上美方代表團聲稱，不能與朝進行任何直接接觸了，只能三方一起談。朝方代表團則因此而拒絕出席三方會談。經過中方居中反複勸說，朝方放棄了退出會談的打算，但是三方會談實際上也只是中方分別與朝方和美方談。

這次三方會談的嘗試雖然艱難且不令人完全滿意，但朝美兩國回到談判桌前，讓國際社會看到了外交對話的可能性，緊張氣氛開始降溫。朝方提交了一份以放棄核開發和導彈試驗換取美日韓經濟援助和體制保證的“一攬子計劃”，這個方案體現了朝鮮的基本立場和思路，實際上成為以後幾輪會談朝方方案的基礎。

三方會談吸引了韓國和日本的強烈關註，國際社會對會談也更加關註。美要求擴大多邊會談，讓韓日加入進來，對此中方沒有感到困難，同時認為也應該讓俄羅斯加入。面對各方釋放的信號，中國繼續發揮作用，進行了大量靜悄悄的外交斡旋活動，穿梭訪問，廣泛聽取各方意見。圍繞核問題，朝鮮的態度是一以貫之的，即：朝鮮面對美國敵視政策，需要發展核武器來保障自身安全，朝鮮對美方已經無法信任。而中方表示堅決反對朝鮮走擁核的道路，但是可以理解朝鮮安全關切，支持多邊談判尋求和平解決辦法，而且願意承擔溝通協調並主辦更多會談的責任。

蘇聯解體之後，中國成為朝鮮最重要的合作夥伴和援助國，朝方需要維系兩國合作關系，認識到應尊重中國這個友好鄰國的意見，對中方的和談建議難以回絕。而美國方面的態度則是非常強硬，小布什政府的立場是：保留軍事解決的選項，如何選擇要看朝鮮參加談判的表現。中方向美方轉達了朝鮮的意見，同時也表達了自己清晰的立場：中國堅決反對任何采用軍事手段的企圖，但是可以支持通過和平談判找到解決核問題的妥協方案。

由此可見，無論是美方還是朝方，各自都有兩手打算：美方是可以談，不行就打；朝方是要麽談出一個結果，要麽擁核自保。而中方采取的策略是全力推動談判，同時堅決打掉雙方另外的企圖。

筆者記得在一次訪問華盛頓的過程中，美方一再表示：“可以談，但是軍事解決的手段也在桌子上。”（We can talk, but the military option is also on the table.）中方不同意，強調如果美方堅持保留軍事解決的選項，朝方就要堅持保留擁核的選項了。後來，美方對措辭做了調整，表示“軍事解決的手段還沒有離開桌子”。(The military option  is not off the table.)這個說法和前面的提法相比似乎沒有太大區別——尤其是對不以英語為母語的人來說，但美方很堅持，說這是總統的意思。筆者曾經開玩笑地問美方同事，如果“沒有離開桌子”，又不在桌子上面，會是在哪里？他說，你可以發揮想象力。而當筆者把這個話轉述給李根時，對方瞪大了眼睛問我：“那是在哪里？”

2003年7月，與朝鮮打過多年交道的外交部副部長戴秉國作為特使前後訪問朝鮮和美國，勸說雙方重啟對話。在朝鮮，戴秉國一行在與朝方同行長時間會談之後，受到金正日的接見。會見結束時，金正日說：“既然中國同誌說可以再談，那我們就再試一試吧。”

這一輪斡旋的結果是，美方同意派代表團盡快到北京來談。在形式上，美方希望能讓韓日都加入進來，也不反對中方建議的讓俄羅斯參加。如果朝鮮希望三方談，美方同意再進行一次三方會談，但堅持必須緊接著就進入六方會談。中方把美方的意見轉達給了朝鮮，朝方的回應很痛快，說，只要美方同意與朝方直接接觸，其他要求都可以同意，也不妨就直接進入六方會談。

鑒於朝核問題的敏感性和朝美對立的嚴重性，六方會談會場的設計和布置都成為困難的政治問題。由於六個國家關系微妙，無法安排在長條桌子對面，我們把桌子圍成一個六邊形，這樣每個代表團都可以坐在桌子的一邊。會談確定在釣魚臺國賓館寬敞的芳菲苑進行。

更難的是如何安排朝美對話。朝方高度重視與美方的雙邊接觸，要求必須在獨立的空間與美方談；而美方則堅持不能在單獨的房間談，美朝接觸時須與其他代表團“在同一個屋頂下”。我們想出辦法，在芳菲苑大廳的角落用屏風、綠植和沙發隔出幾個獨立的喝茶空間，用於會間休息，其中一個專門保留給朝美代表團對話用。

我們分別邀請了朝鮮和美國駐北京的大使館官員來考察，他們都認可了，掃清了最後的障礙。其實後來美朝對話越來越重要和深入，他們主動要求轉入了“單獨的房間”。

2003年8月27日至29日，第一輪六方會談在北京召開，由時任中國外交部部長李肇星主持開幕，中國外交部副部長王毅任中方代表團團長。參加第一輪六方會談的各國代表團團長是：美國亞太事務助理國務卿詹姆斯·凱利、朝鮮副外相金永日、俄羅斯副外長亞歷山大·洛修科夫、韓國外交通商部次官補李秀赫、日本外務省亞洲和大洋洲局局長藪中三十二。

朝方仍堅持一攬子解決核問題，提出的方案主要分為四個階段，每階段都要求美國“同時行動”。

美方則強調朝鮮應邁出第一步，須首先以“全面、不可逆轉和可驗證”的方式棄核（Complete, Verifiable and Irreversible Dismantlement，CVID），然後才能討論其安全保障問題。

當年一則來自利比亞的聲明引人註意。那年12月，利比亞領導人卡紮菲宣布“徹底放棄大規模殺傷性武器”，並接受國際原子能機構的核查，全盤交出了手中的核研發成果。美國隨即解除對利制裁，摘掉了利“支持恐怖主義國家”的帽子，並建立了外交關系。一時間，利比亞成了西方國家眼中消除核生化武器和遠程導彈的“模範生”。也許美國曾試圖以此為例打動朝鮮，但八年後利比亞局勢的劇烈變化及其後果對朝鮮在核問題上的態度產生了反向的影響。

2004年2月25日至28日，第二輪六方會談在北京繼續舉行。會談焦點在於解決核問題的目標和第一階段措施。會談中，美堅持朝應同利比亞一樣，先放棄核計劃並接受國際原子能機構核查；中、俄、韓三國則傾向“烏克蘭模式”，強調若朝主動棄核，應尊重其主權並給予安全保障。

本輪會談通過了六方會談啟動以來發表的第一份書面文件——《主席聲明》。聲明強調：各方表示致力於朝鮮半島無核化目標，通過對話和平解決核問題；各方表示願意和平共存，並同意采取協調一致的步驟解決核問題及其他關切。

同年6月23日至26日，第三輪六方會談召開。朝方仍堅持“凍結換補償”，但首次表示凍結是為了最終棄核。美方也展現一定的靈活性，提出了五階段的棄核方案。第三輪會談雖然沒有實質性協議，但是最終達成了“以循序漸進的方式，按照口頭對口頭、行動對行動”原則解決朝核問題的重要共識。這是中方在開啟六方會談以來就反複強調的，要求美朝相互同時邁出步伐。

第四輪六方會談與第三輪間隔了13個月之久。導致會談中斷的一個主要原因是，小布什政府在連選連任前後對朝態度更趨強硬，多次將朝鮮領導人稱為“暴君”，將朝鮮稱為“暴政前哨”。另一個原因是，韓國在2004年9月初承認曾秘密提煉武器級鈈和濃縮鈾材料，這引起朝方強烈不滿。2005年2月10日，朝鮮宣布已經制造出核武器，並無限期中止參加六方會談。美國則在6月底首次對朝實施金融制裁。

中國並未放棄斡旋，13個月後朝鮮同意重返六方會談。第四輪六方會談第一階段會議和第二階段會議分別於2005年7月26日至8月7日和9月13日至9月19日在北京舉行。這輪六方會談最大的成果是在9月19日達成了《第四輪六方會談共同聲明》（以下稱《9·19共同聲明》）。這是一份成功地凝聚了各方共識的重要文件，其意義在於：朝鮮首次承諾放棄一切核武器及現有核計劃，韓國也明確表態不發展核武器；美國同意在適當時候討論向朝提供輕水堆；美、日首次正式承諾將采取步驟實現與朝鮮關系正常化；首次談到朝鮮半島和平機制問題和東北亞安全問題。

這是六方會談以來達成的第一份共同聲明，作為解決朝核問題的路線圖，《9·19共同聲明》讓人們看到了一線曙光。但曙光卻又很快被美國對朝鮮金融制裁的烏雲所遮蔽。 

2005年9月23日，幾乎就在六方會談進行的同時，在毫無預兆的情況下，美國財政部根據情報機構提供的信息，公開指責澳門匯業銀行替朝鮮在該行開設的多個賬戶“洗錢”“流通偽鈔”，所獲資金用於“支持恐怖主義”。此前的9月9日，美國已提出凍結朝在澳門匯業銀行的2500萬美元資金。10月21日，美又宣布將8家朝鮮企業列入黑名單，凍結其在美資產。匯業案雖然表面上看與朝核問題沒有直接關聯，但對朝核問題的解決進程產生了重大影響。 

11月9日至11日在北京召開第五輪六方會談第一階段會議時，朝鮮代表團如仍如期而至。但在第一階段會議之後，美國於12月開始對朝實施金融制裁。面對美國不斷加大的制裁力度，朝鮮公開聲稱，若美不肯取消經濟制裁，將不再重返六方會談。而美國沒有松手，2006年4月美國財政部進一步加大了對朝鮮的制裁力度。

由此開始，今天已被人們熟悉的圍繞朝核問題的“制裁-試驗-再制裁-再試驗”的惡性循環開始了。美國不斷升級的制裁沒能阻止朝鮮升級武器試驗的步伐，2006年7月5日，朝鮮向日本海試射7枚導彈，10月9日，朝鮮宣布成功進行了地下核試驗。

同年10月14日，聯合國安理會以15票贊成一致通過了美國提出的1718號決議。決議要求：所有聯合國成員對朝鮮實施與核武器及技術、大型武器和奢侈商品有關的禁運；要求朝鮮不再進行核試驗，暫停與彈道導彈有關的所有活動。

2006年10月，中方與六方會談其他成員展開了新一輪密集磋商和協調。終於在11月1日，朝鮮宣布重返六方會談。同期，美國民主黨贏得中期選舉，在參眾兩院同時占據多數，力主對外逞強和軍事冒險的“新保守主義”在美國退潮，對朝強硬勢力在小布什政府中的影響也隨之下降。

2006年12月18日至22日，第五輪六方會談第二階段會議召開。2007年2月8日至13日，第五輪六方會談第三階段會議在北京繼續進行，會談的最大成果是通過了共同文件《落實共同聲明起步行動》（以下稱《2·13共同文件》）。《2·13共同文件》主要包括一系列平行行動，包括朝方以最終廢棄為目標關閉並封存寧邊核設施，以及申報和最終放棄全部核項目。朝美將開始雙邊談判，美將啟動不再將朝列為支恐國家的程序。其中，朝鮮同意申報所有核計劃是一個很大進步。

《2·13共同文件》簽署後，半島局勢出現了一定程度好轉，朝韓部長級對話恢複，2007年3月1日，國際原子能機構總幹事巴拉迪赴朝，商討關閉和封存寧邊核設施的具體細節。同日，朝鮮副外相金桂冠訪美，這是凱利2002年10月訪朝後，朝鮮對美國的一次“破冰之旅”，也是朝美第一次就關系正常化問題開展談判。

與此同時，對朝制裁日益成為阻礙《9·19共同聲明》和《2·13共同文件》履行的障礙。朝鮮堅持將取消制裁作為關閉寧邊核設施的一個先決條件，但美方卻不能同意。

2007年3月，在第六輪六方會談第一階段會議於北京召開之際，美方宣布匯業銀行涉朝資金將被轉賬到中國銀行，朝鮮承諾將這筆資金用於人道主義和教育。中間的一個插曲是，由於某種“技術問題”，這筆錢並沒能馬上轉入中國銀行賬戶，而朝鮮認為己方已經履行了相應義務，在澳門匯業銀行問題中沒有盡到義務的是美國，因此在澳門匯業銀行問題解決前，朝“就不會采取下一階段措施”。直到6月25日凍結資金問題得到解決，朝才開始恢複履行《2·13共同文件》。7月14日，朝鮮關閉寧邊核設施，韓國提供的6200噸重油抵達朝鮮。同日，國際原子能機構核查人員重返朝鮮，前往寧邊地區監督和驗證關閉核設施。至此，應該說，朝核問題的解決終於開始邁出重要的步伐。

2007年9月1日，美朝工作組在日內瓦舉行會談。朝方表達了申報所有核計劃和“去功能化”的明確意願，美方則承諾把朝鮮從“支恐國”名單中去掉。但是，在9月25日聯合國大會上，小布什總統發表演講，將朝鮮等國稱為“殘酷政權”（brutal regime），表明美國對朝鮮政權的態度仍然相當負面。

2007年9月27日到10月3日，第六輪六方會談第二階段會議進行。六方簽署了《“落實共同聲明第二階段行動”共同文件》（以下稱《10·3共同文件》），“去功能化”和“申報”是兩大重點。其中要求朝鮮：一、對寧邊原子能研究中心5兆瓦實驗性反應堆、後處理廠（放射化學實驗室）及核燃料元件制造廠進行去功能化；二、在2007年12月31日前對其全部核計劃進行“完整、準確”的申報。《10·3共同文件》還對美朝、日朝進一步改善雙邊關系提出了要求。11月5日，寧邊三個核設施開始去功能化。

但到了2008年1月，朝鮮在去功能化完成了75%後，其他國家提供的重油、設備和物資援助並沒有到位，朝方開始猶豫，並以此為由，放緩了去功能化步伐。

與此同時，申報開始成為新的爭議焦點。美朝在申報問題上主要存在三點分歧：一、鈈材料數量；二、朝鮮是否存在濃縮鈾項目；三、朝鮮與敘利亞是否存在核合作。由於這些分歧和爭議的存在，朝鮮並未按照規定在2008年1月1日前完成申報。

經過各國間多輪磋商，以及美朝於2008年3月和4月在日內瓦和新加坡會晤，雙方在申報和將朝鮮從“支恐國”名單除名問題上逐漸形成共識。朝鮮提交了寧邊反應堆運行記錄，美國可以此為依據計算朝鮮的鈈數量。美國對此舉是充分肯定的，稱之為核查朝鮮核計劃的“重要一步”。美國的義務則是在45日內將朝鮮從“支恐國”名單中去掉。 

但是，就在朝鮮提交申報書當天，時任美國國務卿賴斯在《華爾街日報》撰文提出“驗證”問題，要求對朝鮮申報予以核查。 朝鮮強烈反對美國將驗證與“除名”掛鉤的做法，而且提出，《10·3共同文件》並未包括驗證條款。8月11日，鑒於美國並未在45天內完成將朝鮮從“支恐國”除名的承諾，朝鮮宣布“暫停去功能化作業，同時考慮按原狀恢複寧邊核設施”，並驅逐了國際原子能機構監督人員，局勢驟然緊張。直至10月初，美國國務院助理國務卿、朝核問題六方會談美國代表團團長希爾訪問朝鮮，美朝就驗證問題達成協議，美國宣布將朝鮮從“支恐國”名單中除名，朝鮮隨後重新啟動去功能化作業，表示接受去功能化階段驗證措施。

至此，在過去的6年左右的時間內，六方會議雖然周折和反複不斷，在頓挫中艱難前行，但總體上維持了半島穩定，更重要的是堅持了無核化和談判解決分歧的大方向。但是這個進程未能持續下去。

2009年至今朝核問題的螺旋式升級

截至2016年11月，朝鮮已進行了五次核試驗，其中第一次是在2006年，發生在因匯業銀行問題和美方制裁而導致六方會談中斷之後。此後的四次都發生在2009年之後，而這期間六方會談由於事態發展的步步升級、不斷激化的惡性循環完全陷入停滯。

2009年1月20日，巴拉克·奧巴馬就任美國總統。此前大約一年，主張對朝強硬的李明博接替盧武鉉成為韓國總統。同過去一樣，相關國家領導人變動再次給半島局勢帶來了新的變化和不確定性。

新上任的奧巴馬政府認為，朝鮮在小布什政府的後期已逐漸偏離了《9·19共同聲明》和《2·13共同文件》中所做的承諾，在欺騙和訛詐美國的道路上越走越遠，反對美國與朝做交易的聲音開始在華盛頓形成“政治正確”——特別是在軍界和國會山上。另外一個特殊的背景是，奉行自由主義世界觀的奧巴馬在競選時反複強調改善美國的國際形象，並提出構建“無核世界”的主張，上任後更把推動國際核裁軍和倡導全球核安全合作當作頗為優先的外交議程。這就出現了一個悖論，一方面奧巴馬政府在朝核問題上不可能沿著小布什執政末期那種與朝鮮達成妥協的路徑發展，但另一方面也很難完全走上示強的道路。

奧巴馬在2009年１月20日發表的就職演說中對“美國的敵人”們宣稱：“如果你們願意松開拳頭，我們就會向你們伸出手。”這一表述讓人印象深刻。希拉里·克林頓在出任國務卿前的參議院聽證會上的發言，也顯示出奧巴馬政府在處理美朝關系時會比小布什政府采取更為靈活和開放的措施。

然而，朝鮮對這種緩和性姿態沒有馬上給以積極回應，入春後發生的一系列事件導致局勢驟然升級。3月，朝鮮扣留兩名在中朝邊境地區采訪時未經允許進入朝境內的美國女記者，同年8月美國前總統克林頓赴朝斡旋帶回了她們。4月5日，朝鮮宣布發射“光明星2號”試驗通信衛星，緊接著在23日宣布退出六方會談。4月25日，朝鮮外務省宣布，已開始對從試驗核反應堆中取出的乏燃料棒進行再處理。5月25日，朝鮮進行了第二次核試驗。朝鮮采取這種強硬姿態，顯然是基於對形勢的研判對繼續談下去失去了興趣，更加傾向於走擁核的道路。很難判斷朝鮮這樣做是因為韓國的政治變化，還是對六方會談失去了信心。

2009年6月12日，安理會以15比0全票通過第1874號決議，對朝鮮核試驗表示“最嚴厲的譴責”，要求朝鮮立即全面執行第1718號決議。決議還對限制朝鮮進出口武器、檢查進出朝鮮的船只、在公海檢查與朝鮮有關的船只及防止外部資金流入朝鮮並被用於研發導彈和核武器等作出明確規定。

2009年10月4日至6日，中國總理溫家寶訪朝，與朝鮮領導人金正日舉行會見，期間再次做了勸說工作。隨後形勢在2010年1月出現些許緩和，朝鮮表示願意在六方會談框架內與美方簽訂和平協議，條件是六方會談前先取消對朝鮮制裁。美方則要求應先重啟六方會談，在會談框架內討論締結和平協定。

2010年3月26日，“天安號事件”爆發。韓國載有104人的“天安”號警戒艦在黃海朝韓兩國爭議海域白翎島和大青島之間巡邏時，船尾發生不明原因爆炸後沈沒，造成46名船員遇難。美韓立即指責是朝鮮潛艇向天安號發射魚雷造成爆炸沈沒，但朝鮮從未承認是自己所為。俄羅斯參加了事後開展的國際調查，而中方沒有參加。

此事導致韓國宣布中斷與朝鮮的貿易、交流與合作。這一突發事件無疑進一步加劇了各方不信任，並造成半島局勢再度滑向新的緊張狀態，尤其美韓此後對朝鮮的不信任感和對立情緒日益深化。

5月12日，據朝鮮《勞動新聞》報道，朝鮮科研人員在開發核聚變反應技術方面取得了“值得自豪的成果”。在韓美外交和國防部長“2+2”會談後不久，美國國務院和財政部以支持朝鮮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為由，對朝鮮5家實體和3名個人實施制裁。

這期間中方不間斷地做工作，力圖恢複六方會談。2011年3月15日，朝鮮外務省發言人表示，朝鮮將無條件地參加六方會談，且不反對在六方會談中討論鈾濃縮問題。這一年10月，朝分別與韓國、美國、俄羅斯代表會談，表示願意無條件重返六方會談。

但這年12月17日，金正日突然病逝。還有一件發生在2011年的國際大事需要提及。這一年2月，作為“阿拉伯之春”的一環，利比亞出現反對卡紮菲的示威遊行，並很快演化為內亂。3月17日，聯合國安理會通過“1973號”決議，決定在利比亞設立禁飛區。3月19日起，法、英、美等西方多國對已經在2003年宣布放棄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利比亞發動空中軍事打擊。10月20日，卡紮菲在蘇爾特落入反對派手中後慘死。而卡紮菲在動蕩局勢下的最後演講中提到，金正日會看著我笑。確實，朝鮮密切關註著利比亞的事變，朝鮮《勞動新聞》4月18日發表文章宣稱，“近年來，迫於美國的強權和壓力而中途棄核的一些國家的悲慘遭遇，更加明確地證實了朝鮮的選擇何等明智和正確”，“這樣才能保證國家和民族的自主權”。

利比亞局勢和阿拉伯之春或許對朝鮮沿著核道路走下去有所影響，但當時朝鮮仍然同意繼續對話，直到2011年底金正日去世之前，他一直強調“無條件重啟六方會談”的立場。金正日的小兒子金正恩接班之初，圍繞朝核問題的溝通仍沿著金正日去世前的軌道行進。

2012年2月23日至24日，在六方會談一時仍無法重啟的情況下，朝美第三次高級別會談在北京舉行。雙方再次確認履行《9·19共同聲明》，認為在簽訂和平協定之前，停戰協定是朝鮮半島和平與穩定的基石。雙方同意同時采取一系列建立信任的措施，以改善朝美關系。

2月29日，朝、美國分別同時公布了在北京達成的協議內容，此即後來人們所說的“2·29協議”。雙方分別公布的內容並不一致，但綜合起來大體包括：朝暫停核試驗和遠程導彈試射，暫停鈾濃縮活動，允許國際原子能機構對其進行核查監督；美方表示不敵視朝鮮，願意改善關系，擴大交流。美將向朝供24萬噸營養食品。

在此後雙方討論落實協議的過程中，對協議是否包括衛星的解釋存在差異, 朝鮮認為“2•29協議”中暫停遠程導彈試射並不包括發射衛星；而美方則堅稱是包括的，這可能是最說不清楚的一筆糊塗賬。

2012年4月13日上午，朝鮮發射了首顆應用衛星“光明星３號”，美國政府隨後宣布將不會履行與朝先前達成的糧食援助協議。5月2日，聯合國安理會朝鮮制裁委員會更新制裁名單，新增３家朝鮮實體。5月13日，朝鮮第十二屆第五次最高人民會議修改憲法，序言中寫道：“金正日同誌使我們祖國變成不敗的政治思想強國、核擁有國、無敵的軍事強國。”

6月18日，美國總統奧巴馬指責朝鮮繼續對美國構成嚴重威脅，宣布把對朝制裁舉措延長一年。12月12日，朝鮮宣布成功發射了第二顆“光明星３號”衛星，外界普遍認為朝鮮發射的是“大浦洞2”導彈。2013年2月12日，朝鮮進行了第三次核試驗。3月7日，安理會一致通過第2094號決議，對朝鮮實施第三次核試驗予以譴責並采取新一輪制裁措施。4月2日，朝鮮原子能總局發言人表示，朝鮮將重新啟動曾於2007年關閉封存的寧邊5兆瓦石墨減速反應堆。

進入2014年，自韓美“關鍵決斷”聯合軍演於2月24日啟動後，朝鮮頻繁發射類似導彈的飛行物及火箭炮。

2015年5月20日，朝發表聲明，稱該國的“核打擊能力已經實現小型化和多樣化”。

事態在2016年進一步升級，對立雙方針尖對麥芒。1月6日，朝鮮進行第四次核試驗。1月13日，韓國總統樸槿惠在記者會上表示，韓國政府將研究有關引進末段高空區域防禦系統（THAAD，即“薩德”系統）事宜。

2月7日，朝鮮宣布用遠程火箭發射一顆衛星。3月2日，聯合國安理會召開會議，以15票贊成一致通過了涉朝鮮問題的第2270號決議，決定實施一系列制裁措施。

2016年3至4月，韓美舉行了大規模的 “關鍵決斷”和“鷂鷹”聯合軍演，有超過30萬名韓國軍人和1.7萬名美國軍人參加，航母戰鬥群、戰略轟炸機等戰略武器也加入演習。無論武器質量還是官兵數量，均為歷次軍演之最，並將對朝“斬首作戰”列為演練內容。從20世紀70年代以來，美韓幾乎每年都舉行“關鍵決斷”“乙支自由衛士”“協作精神”等聯合軍事演習，近些年演習規模日趨增大、針對性日益增強。作為應對和準備，朝鮮往往會動員軍民進入戰備狀態，調動軍隊布防和征召後備役增強常備軍。可以想見，這不僅制造緊張氣氛，也耗費大量人力物力財力，給朝鮮國民經濟帶來沈重的負擔，也嚴重影響到民眾生活。

朝鮮隨後五次試射舞水端導彈。6月1日，美國財政部稱朝鮮為“頭號洗錢機構”，並於7月6日首次把朝鮮領導人金正恩列入制裁名單。7月至8月，朝鮮又向半島東部海域發射數枚飛行距離為500公里的導彈。

8月22日，韓美啟動“乙支自由衛士”年度聯合軍演。為了抗議美韓軍演，朝鮮又於8月24日向朝鮮半島東部海域發射一枚潛射彈道導彈。9月5日，朝鮮再次向海上發射了三枚彈道導彈。9月9日，朝鮮進行了第五次核試驗。

在朝鮮第五次核試82天後，聯合國安理會於11月30日一致通過了針對朝鮮第五次核試驗的第2321號涉朝制裁決議，其中最受關註的部分是對朝鮮最大的重要出口物資——煤炭出口總量設定了限制。中國呼籲各方還是應盡快重啟對話，以和平、外交和政治方式解決問題。

回顧奧巴馬政府兩任的八年，美國總是將朝核問題和朝鮮內部問題放到一起考慮。確實，媒體關於朝鮮政權“殘暴性”的說法在國際社會引起廣泛的不安。奧巴馬采取的是對朝“戰略忍耐”政策，其內涵就是，無論朝鮮怎樣顯示姿態，美國就是不對朝鮮的安全關切做任何實質性回應。你想接觸我就跟你接觸，但不會談出什麽具體進展，你要對抗我就強化制裁。歸根結底是要通過不斷地施加壓力來促使朝鮮政權垮臺，即所謂以壓促變。

盡管美國通過紐約、平壤、吉隆坡等渠道與朝保持著秘密和半公開的雙邊接觸，但只要朝拒絕拿出棄核姿態，這種接觸的作用就十分有限。2009年以來的事態顯示，奧巴馬政府這種隱形的強硬對朝政策與朝鮮堅決的擁核意誌相遇，彼此負面印證，不僅沒有緩解半島緊張局勢，而且成為局勢呈現螺旋式惡化的滑軌。

隨著朝鮮核導計劃不斷取得新的進展，美國對朝鮮的“忍耐”正在快速消耗。據說華盛頓已經在重新評估朝鮮對美國本土的威懾潛能，至少可以判斷，朝最終獲得這種能力的“時間軸”是縮短了。而美國國內政治中的反朝、厭朝情緒日甚，關於朝鮮國內事態的真偽難辨的負面報道充斥媒體，國會山上指責奧巴馬政府對朝“軟弱”“無能”的聲音越來越響亮。特朗普執政後，把朝核問題當作在亞洲需要優先處理的安全挑戰，從軍界、戰略界也傳出美將與同盟國調整、完善對朝“定點打擊”預案的消息。這又給朝鮮半島的未來蒙上了新的不確定性。

對中方來說，一個新增加的嚴重關切是，2016年7月8日，美韓宣布在韓國部署“薩德”反導系統。“薩德”系統使用的AN/TPY-2型X波段雷達，號稱當今世界上最大、功能最強的陸基移動雷達。根據工作模式的不同，該型雷達的最大探測半徑在1200千米至2000千米左右，對於彈體尚未分離的上升段中遠程和洲際導彈的探測距離在2000千米以上，且能在580千米左右的距離精確評估目標彈頭的預計位置或假彈頭。

即便基於最謹慎的估計，該型雷達如果在韓國部署，也將能對中國東北、華北、渤海、黃海的部分地區進行照射，這將一定程度上削弱中國的戰略威懾能力，破壞東北亞本就十分不對稱的戰略平衡。考慮到美國在西太平洋地區已經有強大的導彈防禦體系，韓國部署的“薩德”系統如果與日本的兩部X波段雷達、關島的“薩德”系統組網或共享情報，並與該地區美、日、韓大量的海基宙斯盾、陸基愛國者系統配合，美國的預警和攔截能力將因此得到大幅加強，這將更進一步危及到中國的戰略安全。

中國還擔心在韓國部署“薩德”系統僅僅是美國在亞太以零和方式尋求己方絕對安全的一個新的開端，且已有消息稱，美國還意圖在日本和東亞其他國家部署“薩德”系統。如此下去，中美間將不得不面對更嚴峻的戰略平衡問題，亞太地區戰略領域的軍備競賽將愈發難以避免。 

朝核問題將向何處去？

朝核問題下一步何去何從，令人關註。從目前趨勢看，有三種局面可能出現：

第一種局面，繼續目前“制裁-試驗-再制裁-再試驗”的惡性循環。朝鮮相對封閉，獨立性較強，制裁雖能造成很大壓力，但不會使國家撐不下去。而制裁之下的朝鮮更不會放棄核開發，事實上，朝鮮正是在受到制裁後才開始核試驗的，五次核試驗也是在一次比一次嚴厲的制裁之下發生的。因此不難判斷，這種局面會使朝核問題拖下去，制裁升級和朝鮮核導試驗相互刺激的循環反複出現，直到朝鮮核導技術達到“臨界點”。屆時，反對朝鮮擁核的各方將面臨兩難選擇：是采取極端手段導致不可控的結果？還是容忍朝鮮擁核？

導致上述局面難以改變的原因有以下兩個方面：一是朝擁核決心十分堅定。在過去半個多世紀里，朝鮮一直受困於外部安全壓力，多次參與和平談判未能獲得安全保障，加之這些年發生在其他國家的事例，導致其不斷明確和強化了擁核自保的選擇；二是美不願在朝核問題上做任何妥協，不能與朝做交易，這在美國各界已成為高度政治共識，特別是在軍界和戰略界。同時，美國心有旁騖，借半島緊張局勢不斷強化在東北亞的戰略部署和軍事活動，不能聚焦於解決朝核問題。考慮到美國政策的慣性 轉彎阻力很大。美國新任總統特朗普是否能擺脫舊的慣性，仍存在疑問。

如同以往，每當美國試圖調整對朝政策，選擇軍事手段的聲音就會上升，而每次分析權衡之後，就會意識到無論何種軍事方案，都將不可避免地帶來巨大的平民傷亡，而且結局難以控制。而軍事解決選項的存在，也是造成半島局勢不穩定和相關國家間不互信的重要根源之一。隨著當前局勢不斷趨近“臨界點”，美國對其動作更謹慎的評估，以及中美和其他相關國家對下步對策更好的協調，就顯得愈發重要。

第二種局面是朝鮮政權垮臺，這是美韓最期待的。美對朝政權長期采取不認可和敵對的立場，“政權更叠”一直是其對朝政策的主要目標，這也是奧巴馬政府“戰略忍耐”政策的重要立足點。在很大程度上，美對朝不斷加大制裁力度，只壓不談，就是期待能以制裁促使朝鮮內部發生變化。而對朝接觸、對話在美國內易被視為助朝穩定，阻礙實現其政權的垮臺。這也導致朝鮮認定美國不願放棄對朝敵對政策，因而要強力應對。但現實情況是，近年朝鮮國內農業和經濟進入恢複階段，民生狀況相比最困難時期有了改善。金正恩接任朝鮮最高領導人後已基本穩住局勢，雖然朝鮮國內政策和表現令外界反感，但將解決核問題的希望寄托於朝政權短期內崩潰恐難以實現。

第三種局面是恢複對話和認真談判，使核問題得到緩和甚至解決。應該承認，重啟對話並不容易，因為多年來美朝間已極度互不信任，六方會談的起伏甚至倒退也削弱了各方的信心。但過往的經驗證明，對話的好處也是顯而易見的：一是對話可以穩定朝核態勢，為解決彼此關切創造條件；二是對話是通往達成協議的必由之路。

六方會談經過艱苦談判曾經達成《9·19共同聲明》、《2·13共同文件》和《10·3共同文件》，凝聚了各方最大共識，為政治解決提供了路線圖。導致會談的破裂恰是因為達成的共識和協議得不到貫徹執行，而會談停滯後才出現朝核問題不斷升級。

值得註意的是，近年朝鮮在發展核導技術上一步一個臺階，朝核問題的現狀和談判的基點已遠遠脫離了2003年啟動六方會談時的原點。若能再度恢複對話，各方能否現實、理性地接受上述事實，不預設任何前提地談起來，這將是決定對話能否成功的重要因素。換言之，任何一方如果刻舟求劍般地試圖回到過去，那麽對話仍可能無法成功。所以，目前看，中方提出的“雙暫停”可以是一個現實的起點。

在2017年3月在中國人大和政協兩會的記者招待會上，王毅外長指出：“為應對半島的危機，中方的建議是，作為第一步，朝鮮暫停核導活動，美韓也暫停大規模軍演，通過‘雙暫停’擺脫目前的安全困境，並且使各方重新回到談判桌前。之後，按照‘雙軌並進’思路，將實現半島無核化和建立半島和平機制結合起來，同步對等地解決各方關切，最終找到半島長治久安的根本之策。”換言之，中方提出的“雙暫停”是並行不悖、相輔相成、缺一不可的。

在2017年4月於美國佛羅里達州舉行的中美元首會晤及首輪中美外交安全對話中，中美雙方就朝核問題深入交換了意見。中方重申堅持半島無核化、堅持維護半島和平穩定、堅持通過對話協商解決問題，表示將繼續全面執行聯合國安理會涉朝決議。中方介紹了解決朝核問題的“雙軌並行”思路和“雙暫停”建議，強調希望找到複談的突破口。中方還重申反對美方在韓部署“薩德”反導系統。在這次會晤中，雙方確認致力於實現半島無核化目標，同意就半島問題保持密切溝通與協調。會晤為中美及相關各方增進了解帶來了信心，也為未來在東北亞地區營造一個更具包容性的安全環境帶來了希望。

總之，在半島問題上，中國的利益在於確保無核化和防止東北亞乃至亞太的和平安全環境遭到破壞，中國的責任在於積極主動發揮作用，以和平方式實現上述目標，最終達成半島和平協議，與各方共同努力營造一個和平、合作的地區環境。同時，中國也要堅決阻止和防止半島發生大的動蕩和戰亂。只有堅持對話，用安全換安全，才能走出東北亞安全局勢的“怪圈”和“死結”，避免讓東北亞成為一片“黑暗森林”。（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