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來源:一財網 授權華爾街見聞轉載。
昨日晚間,一份看似某銀行《住房金融業務部業務通知單》的文件流傳於網絡, 文件內容直指上海放松購房限貸政策。此前,已有30多個城市為限購松綁。這份文件,讓業內人士直呼“一線城市限貸也開始松動了”。
可是,真的如此嗎?這個問題可以分解為兩個小問題:第一,這份文件是真的嗎?是審批後正規發布的嗎?第二,如果文件是真,就代表限購松綁嗎?
這份“文件”主體有四點重磅內容,其中前兩點涉及銀行重新認定“首套房貸”情形。這兩種情形分別為:第一,對於因公調動工作單位遷居上海市的,原所在地住房貸款結清,在上海首次購房算首套;第二,對於上海市居民,2011年1月房地產調控政策出臺前已貸到兩筆及以下房貸,現已全部結清的,在上海市首次購買商品房申請貸款可認定為首套房貸。
此外,對於居民家庭僅有一套自有住房或無住房,名下購房貸款已全部結清的,在上海市購房申請貸款可認定為二套房貸款。在價格上,首套房最低可打八折利率,但享受八折的客戶在該行金融資產必須大於等於貸款總額的80%。
文件真發了?
第一個“中槍”的是建行。從文件發自住房金融業務部,“主送”的“大客戶一部、浦東分行、自貿區分行、各城區行、縣支行、營業部”,“抄送”授信審批部的部門設置來看,雖然不少銀行都有類似部門,但只有建行的稱法最接近。
建行上海分行相關人士明確否認,其表示,一來,該行雖有4個大客戶部門,但這些部門不做個金業務;二來,該行沒有“授信審批部”這個提法。
“一說房貸,建行永遠躺槍啊。”一名建行人士私下表示。
建行否認,那是否會是對個人房貸業務相對較為支持的工行、農行、中行、交行、浦發、興業?記者隨即聯系這些銀行,皆得到“不知情”或“沒發過文件”的回複,其中不少銀行沒有“房地產金融部”設置。
當銀行人士拿到網上流傳的“文件”圖片後,擬慣了文件的行政部門人士開始推敲這份網傳稿的格式。“銀行文件格式都差不多,標題黑體三號,正文仿宋小三”。一名大行行政部門人士稱。而這份網傳文件從格式上並不規範。從文件編號上,“房金通知第(20140815)號”也讓不少銀行人士覺得“怪怪的”。
可是,空穴不來風。即便這份文件從格式來看和正式行業務政策文件有所不同,但“也許是一份內部傳達稿,或者沒有正式獲批的內部意見稿”,一名大行資深業務人士對本報表示。在他看來,文件里一些政策表述尚有“草稿”痕跡,但相關業務部門想推動房貸業務、讓更多業務情形變得簡單易貸的思路是清晰的。
截至本報中午時間發稿,尚未有銀行來“認領”這份文件。
限貸松綁沒?
比追求文件出處更重要的是,限貸是不是真有松綁跡象?如果文件是真,至少有兩種曾不屬於“首套房”的業務情形在認定上被“明確”或被“調整”為“首套房”。
然而,以上業務情形的量究竟有多大?中原地產首席分析師張大偉在接受《第一財經日報》采訪時進行了逐條分析。
第一條(因公來上海且外地購房貸款已還清)的情形,張大偉認為這種案例數量不會很多;第二條(2011年1月政策限制前有房貸且還清、家庭名下無房)的情形,張大偉從其業務實踐來看,認為數量“微乎其微”。他表示:“大部分家庭有購買第二套房的需求,但正常情況下名下無房的可能性非常小”。
在多地放松限購、甚至放出松綁限貸信號後,中國房地產市場依然沒能止住冷卻的步伐。(更多精彩財經資訊,點擊這里下載華爾街見聞App)
數據顯示,前7個月,中國房地產部分指標明顯惡化:除房屋新開工面積降幅收窄之外,商品房銷售面積和銷售額均較前6個月降幅明顯擴大,且商品房待售面積有所增加。
在房價方面,7月70個大中城市新建商品住宅中,價格環比下降的城市從上月的55個增至64個,為2011年1月以來最多。一線城市則全線下挫:北京和上海環比跌幅分別為1.3%和1.4%。
光大證券分析師徐高在報告中提到,在地產開發投資本就疲弱的情況下,房價加速下跌對地產行業、尤其是地產投資的穩定構成了威脅,給經濟增長帶來沈重壓力。
渣打銀行經濟學家Stephen Green在接受英國《金融時報》時稱,未來6個月將是中國房地產市場的“生死時刻”,導致信托公司和中小房企違約的壓力正在累積。
除非房地產轉向,否則很難在下半年看到經濟好轉。
徐高認為,政府的托底措施勢在必行。
從7 月數據的表現看,目前的限購放松力度尚未帶來居民對未來房價預期的根本改變。鑒於房地產投資占比較大,並且能夠帶動上下遊相關多個產業鏈發展,要穩增長,必須要穩地產。
從這個角度出發,我們相信更多的地產放松措施,以及貨幣政策對地產銷售的支持措施將會出臺。
實際上,銀行已經開始行動。中國商業銀行近月開始加大給開發商貸款的力度。
華爾街見聞網站曾介紹,今年上半年銀行對開放商的貸款增長26.9%,至3.1萬億人民幣。整體房地產相關的貸款,包括個人抵押貸款,在6月底達到16.2萬億元人民幣,占到本幣貸款的20.8%,高於在3月底的20.6%。
銀行加大貸款很大程度上是面臨著來自政府支撐房地產的壓力。
但新華社強調,在房地產市場深度調整窗口已然開啟的情況下,要尋求長效機制,而不是短期救市。
在定向降息的貨幣環境和樓市下行預期將抵消各地取消限購可能出現的地產再度瘋狂的背景下,中國政府要把握住調整窗口,加強改革的頂層設計,尋找樓市“治本之策”,通過包括財稅、土地、金融在內的一系列改革而非行政和價格幹預,建立房地產調控的長效機制,促進市場持續健康發展。
國家行政學院決策咨詢部研究員王小廣表示,樓市遇冷,不該成為地方政府“松綁”的借口。限購政策作為行政手段,本身就無法改變供求關系,解除限購更不是樓市的“救命稻草”。
他強調,中國政府的著眼點不該是“救市”而是“借勢”,在充分利用市場力量的同時改進調控方式和切入角度,建立長效機制,提高房地產市場的“健康指數”。
今年初,發展和改革委官員表示,2014年擬研究推進房產稅法。四天前,中國國務院公布了《不動產登記暫行條例(征求意見稿)》,這令房產稅的推出進程加快。
因信貸增速放緩、房地產業下滑,增加了經濟難以實現增長目標的風險,中國8月匯豐制造業PMI初值50.3,創三個月新低,遠不及市場預期的51.5。數據公布後澳元快速下滑。匯豐大中華區首席經濟學家屈宏斌認為,在經濟活動顯示更持續的複蘇之前,貨幣和財政政策應維持寬松。(更多精彩財經資訊,點擊這里下載華爾街見聞App)
中國8月匯豐制造業PMI初值50.3,創三個月新低,市場預期為51.5,前值51.7。
匯豐大中華區首席經濟學家屈宏斌表示,國內和國外新訂單增速較前月放緩。同時,因輸入和輸出價格較前月萎縮,通脹放緩的壓力回歸。
“今天的數據表明中國經濟複蘇依然在繼續,但動能再度放緩。因此工業需求和投資活動增長很可能維持在相對較低的軌道上。我們認為需要更多政策支持來幫助鞏固經濟複蘇。在經濟活動顯示更持續的複蘇之前,貨幣和財政政策應維持寬松。”
瑞銀證券中國首席經濟學家汪濤認為,一直到9月份之前,持續的政策支持、改善的外部需求加上新的措施“應能使經濟保持相對堅挺的增長動能。”
“未來幾個月里,我們依然能感受到寬松的流動性環境、加快的財政支出及額外的政策支持產生的利好影響。”
法國農業信貸銀行分析師評論稱,中國匯豐PMI初值數據表明將有更多寬松政策。中國采取更多政策寬松的壓力將進一步上升,將有更多定向刺激措施推出。仍預計中國2014年GDP增長7.4%。
分項數據方面,中國8月匯豐制造業產出指數從前月的52.8回落至51.3,亦創三個月新低。而衡量本土和海外需求的新訂單指數跌至51.3的三個月低點;此外,就業分項的下跌速度超過7月份,表明制造業裁員更多。
數據公布後,上證綜指和澳元/美元快速下跌。
法國總理瓦爾斯
法國總統奧朗德(Francois Hollande)的辦公室25日發表聲明稱,總理瓦爾斯(Manuel Valls)本周一已經向總統提交其政府辭呈,宣布代表內閣政府辭職,這是法國政府於半年內第二度換班。(更多精彩財經資訊,點擊這里下載華爾街見聞App)
統奧朗德要求瓦爾斯重組內閣,新內閣名單將於明天公布。瓦爾斯今年4月1日才上任法國總理。
法國今日正值擊退納粹德軍解放巴黎70周年,而總理瓦爾斯選擇在這日子宣布內閣府總辭職,可能由於其最近遭到左翼的經濟部長蒙特布爾(Arnaud Montebourg)和教育部長哈蒙(Benoit Hamon)嚴厲批評,因他任職期間負責的法國財政表現較差。兩方施政方向矛盾公開化。
蒙特布爾要求出臺新經濟政策,並質疑德國式的“沈迷”預算緊縮政策未能解決就業問題,失業率持續上升。
蒙特布爾和哈蒙上周末批評奧朗德為了降低赤字繼續奉行緊縮措施,他認為目前應該優先提振經濟,改善失業問題,同時呼籲政府不要將註意力過於集中在削減赤字和扶持企業上,應當更加關註通過減免家庭稅收提高需求。總理瓦爾斯批評其言論“過火”。
法國是歐盟第二大經濟體系,今年的經濟增長卻陷於停頓,奧朗德的支持度不斷下降,僅不足20%。
按歐盟規定法國財政赤字占GDP比率將不超過4%的目標,而這個目標值不到四個月前剛剛確定。不過在經濟二季度增長意外停滯之後,本月中旬法國宣布放棄2014年赤字目標
美國《外交政策》雜誌認為,美國及其歐洲盟友要為烏克蘭危機負責,美國至少花了50億美元想把烏克蘭拉攏到西方陣營,這最終激怒了普京。(更多精彩財經資訊,點擊這里下載華爾街見聞App)
《外交政策》雜誌稱,烏克蘭危機的根源是北約東擴,這一策略的核心是把烏克蘭這個前蘇聯的衛星國拉入西方陣營。與此同時,政治上歐盟東擴,並支持烏克蘭國內的民主運動,其中包括2004年的橙色革命。自從90年代以來,俄羅斯領導人就堅決反對北約東擴,而最近幾年俄羅斯明確表示不會袖手旁觀:俄羅斯不會坐視其最重要的戰略夥伴變成西方的堡壘。
對於普京而言,非法推翻由民主選舉上臺的親俄總統亞努科維奇就是“政變”,這成了俄羅斯幹預烏克蘭的救命稻草。普京的反應就是奪取克里米亞半島,以防它成為北約未來的海軍基地,同時俄羅斯致力於顛覆烏克蘭,直到烏克蘭放棄加入西方陣營。普京的反擊並不令人驚訝。無論怎麽說,西方是在俄羅斯的後院活動,並威脅到俄羅斯的核心戰略利益,這正是普京反複強調的。美國和歐洲的精英對俄羅斯反應已經傻了眼,這僅僅是因為他們對國際政治的看法存在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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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和歐洲想方設法要把烏克蘭變成在俄羅斯邊境的一個據點。但現在的事實已經明擺在眼前,如果西方延續過去的政策那麽他們將犯下更大的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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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把基輔從莫斯科剝離的最後王牌,就是把西方價值觀念和民主傳播到前蘇聯國家,這麽做需要資助親西方的個人和組織。2013年12月,美國前歐洲和歐亞事務助理國務卿Victoria Nuland曾說過,為了幫助烏克蘭實現“它應得的未來”,自1991年以來美國對烏克蘭的“投資”超過50億美元。美國政府資助像國家民主基金會(NED)這類非盈利組織,該基金會在烏克蘭資助了60多個項目,旨在烏克蘭公民社會發展。國家民主基金會總裁 Carl Gershman說,烏克蘭是他們“最大的一個項目。”當亞努科維奇2010年2月當選烏克蘭總統後,Carl Gershman說這將毀掉該基金會成果,國家民主基金會加大對反對派的支持。
俄羅斯領導人目睹了西方在烏克蘭的所做所為,擔心俄羅斯會可能成為下一個目標。這種擔心並非是毫無根據的。在2013年9月Carl Gershman在《華盛頓郵報》寫到:“烏克蘭選擇加入歐洲,將加速普京俄羅斯帝國夢的破滅。俄羅斯同樣也將有自己的選擇,普京將發現自己將會失敗,失敗不是自國外,而是來自俄羅斯國內。”
西方的三套政策:北約東擴,歐盟擴大,以及推進民主,就是在給烏克蘭火上澆油。2013年11月這把火終於點燃,當時亞努科維奇拒絕了已經與歐盟談判經濟合作協議,轉而決定接受俄羅斯150億美元的援助。
……
普京現在的反應很容易理解。拿破侖法國、德意誌帝國和納粹德國都曾橫穿烏克蘭大平原直接攻擊過俄羅斯。對俄羅斯而言,烏克蘭是有巨大戰略重要性的緩沖國。沒有一個俄羅斯領袖會容忍一個親西方的政府被安插在烏克蘭,並最終把烏克蘭轉向西方陣營。
華盛頓可能不喜歡莫斯科的立場,但應理解其背後的邏輯。地緣政治101就是:大國不會容忍自己家門口的潛在威脅。這就像美國不會容忍任何大國,在西半球任何地方部署軍隊,更不用說在美國邊界。試想一下,如果中國同加拿大或者墨西哥建立某種同盟,美國會如何的憤怒。拋開邏輯不談,俄羅斯領導人曾告訴他們的西方同行北約東擴到格魯吉亞和烏克蘭是不能接受的,更不要說把這些國家變成反俄羅斯的堡壘,2008年俄羅斯入侵格魯吉亞就明白無誤的說明了這一點。
歷史經驗會告訴外匯投資者:要在美聯儲加息前6—9個月買入美元。(更多精彩財經資訊,請到各大應用商店下載華爾街見聞App)
觀察下圖就會發現,美聯儲分別在1994年2月、1999年6月、2004年6月加息,而在此之前的6—9個月期間,美元指數上漲了7%左右。在第一次提高基準利率之後,美元指數上漲勢頭不再,走勢漲跌不一。
野村證券駐紐約貨幣研究部門董事總經理Jens Nordvig對彭博新聞社表示:
在即將第一次加息之前,美元通常漲得最多。這種一貫的表現比加息後的任何時候都穩定。
華爾街見聞網站昨日提及,CFTC 8月22日公布的數據顯示,投機者美元凈多頭價值從270億美元飆升至304億美元,押註創2年多新高,顯示投機者在加息預期下對美元繼續看多的意願有所增強。
然而,花旗本周一卻平掉了所有美元多頭,因擔心美元多頭過於擁擠,而發生去年9月的大跌現象。
目前,美聯儲官員多數認為,首次加息可能發生在2015年下半年。自2008年12月開始,美聯儲將基準利率保持在0%—0.25%的記錄低位。
周一,美元指數開盤即升至82.63,為2013年9月以來最高水平。本季度,美元指數累計上漲3.5%。
絕大多數經濟學家預計,美聯儲將推遲加息至2015年。但據調查,近三分之一的經濟學家表示,這樣做就意味著美聯儲等了太久。(更多精彩財經資訊,點擊這里下載華爾街見聞App)
美國企業經濟學家協會的調查顯示,31%的經濟學家認為,美聯儲應該在今年加息,但只有4.5%的經濟學家認為,美聯儲可能在今年加息。認為美聯儲應該在2014年加息的經濟學家比例已經從2014年的2月的25%上漲至31%。
大多數經濟學家預計,美聯儲將於明年加息。
根據最新的調查顯示,41%的人認為美聯儲將在2015年上半年采取行動,34%的人表示美聯儲將在下半年首次加息。總的來說,53%的受訪者認為,美國的貨幣政策在“正確的軌道上”,不過,相較於2月的調查,更多的人表示美聯儲的政策過於刺激。
雖然許多經濟學家對美聯儲的做法感到滿意,但近40%的經濟學家表示,刺激政策已經不再必要,應該減少。
《華爾街日報》本月早些時候公布另一份獨立的調查,調查顯示,91%的經濟學家認為,美聯儲晚加息帶來的風險大於早加息。
盡管經濟學家們開始轉向鷹派,但他們並不擔心通貨膨脹。調查發現,62%的經濟學家認為,個人消費支出物價指數將在5年內達到美聯儲2%的目標。這意味著,通脹僅將略微加速。
在Jackson Hole會議上,美聯儲主席葉倫重申,貨幣政策並未預設路徑。美聯儲將密切關註勞動力市場和通貨膨脹數據。耶倫表示,要提高短期利率,目前時機還不成熟。“等到明年”仍是美聯儲的座右銘。
而堪薩斯城聯儲主席Esther George稱,
我認為經濟已經展現出改善的跡象,我不希望在正常化利率上滯後。目前的經濟已經接近充分就業、穩定通脹,我認為是時候了,當然,這是一個逐步的過程。
本文作者:王子約 來源:一財網 授權華爾街見聞發表
隨著經濟學家蔡昉升任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在中南海的財經智囊中,又增添了一名副部級的人選。
自中國經濟改革伊始,政府財經決策的智囊們——無論身在政府直屬的研究咨詢機構,還是就職於大學或其他智庫組織——就在中南海的重大決策過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而與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的“吳市場”(吳敬璉)、“厲股份”(厲以寧)等相比,今天的財經智囊有何新特點呢?
最近,《第一財經日報》咨詢了多名不同政界學界人士,以多個標準篩選出當今中國經濟智囊的Top榜單。這些標準包括:他們首先都是一流學者,有著獨立的研究精神和傲人的論文著作、研究成果,而且即使是在行政崗位上依然不脫離學術研究;其次,他們在權威智庫機構中擔任要職,其所在的機構具有重要的政策咨詢性質;其三,他們經常有機會向國家領導人陳述意見建議,其研究成果能影響經濟決策,並對社會經濟進步有重要影響。
在重要的智囊中,我們挑選了不同界別的6名人士作為代表,試圖梳理中南海重要智囊的形成脈絡。他們分別是:劉鶴、陳錫文、林毅夫、劉世錦、李揚、蔡昉。
但以上遠不代表全部,易綱、潘功勝、韓俊、韓文秀、陳雨露、胡鞍鋼、王一鳴、範恒山、賈康、陳東琪等也都是具有相當影響力的專家型官員或學者智囊。全國人大財經委副主任委員吳曉靈、辜勝阻,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劉明康、李毅中,以及陳清泰、王戰、遲福林、樊綱、劉偉、錢穎一、李稻葵、宋國青等,他們的觀點和見識也經常得到國家領導人的重視,享有相當高的社會聲譽。
此外,值得重視的是,一些政府機構的領導人本身也是“智囊”,較為著名的有周小川、樓繼偉、郭樹清、馬建堂等。盡管他們的學術研究或科研活動在慢慢減少,但他們卻是中國經濟政策最直接的制定者。
“副部級以上”學者
雖然在學術和個人風格上各有千秋,但高級智囊們有著一些共同的特點。梳理公認主流智囊人士的現任職務可發現,他們分別在中央、政府、重要官方科研機構、重點學術機構擔任主要職務,且擔任職務均等同副部長或以上級別。
以前述6名人士為例,劉鶴現任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副主任;陳錫文現任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副主任、中央農村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林毅夫現任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中華全國工商業聯合會副主席;劉世錦現任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蔡昉現任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李揚現任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
此外,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韓俊、國務院研究室副主任韓文秀、中國人民大學校長陳雨露等人都身居副部級高位。
一名政經觀察人士對《第一財經日報》稱,這些部門基本囊括了國家重要經濟政策的出口,對高層決策和重要政策的出臺有著至關重要的作用。
總體來看,目前曝光率較高的智囊人物都屬於他們研究領域一線梯隊的少壯派。劉鶴等6人均出生在上世紀50年代。最年長的陳錫文1950年出生,最年輕的蔡昉生於1956年。一名與他們均有交集的官方研究人士昨日告訴本報,近十年以來,無論是官員還是學者都呈現逐漸年輕化的趨勢,將“舞臺讓給年輕人”成為共識。
談及上述6人,這名人士稱他們均為中流砥柱式人物,處於各方面狀態最為巔峰的時刻。“這幾人還有個共同的特點是精力旺盛且勤奮。”這名人士稱,他們當中有人甚至因為剪頭發浪費時間而頭疼。
與普通學者不同,中南海智囊最顯著的特點就是常常成為黨和國家主要領導人的座上常客,能直接將自己的觀點意見提供給主要領導人。記者梳理發現,每年年中、年末的重要經濟座談會都會邀請除有官方職務身份以外的5名左右智囊人士“入海”。例如,前述6人除劉鶴、陳錫文有職務職責外,其余四人被邀請“入海獻策”均在5次以上。
今年7月,就在每年例行的中央政治局年中會議召開前夕,習近平總書記主持召開經濟形勢專家座談會,聽取對當前經濟形勢和做好經濟工作的意見和建議。劉世錦、李揚、林毅夫受邀列席。從後期召開的政治局會議透露信息來看,內容與這次專家座談會所討論的領域重合度甚高。
不僅參與日常經濟政策討論,他們中的許多人更是為政治局委員上過課的“中南海講師”。上世紀90年代,林毅夫就曾進入中南海為國家領導人分析經濟形勢。林毅夫曾回憶,領導人在聽課時會把文件或電話放在一邊;2005年4月,劉世錦為政治局委員講授《關於我國經濟社會發展戰略的若幹問題》;從2003年3月到2012年2月的近十年間,蔡昉三次踏入中南海為中央政治局集體學習授課,這在經濟學家中非常罕見。
談及中國經濟學就不能不提及一個著名組織——“中國經濟50人論壇”,這個1998年成立的獨立學術群體幾乎囊括了中國當今頂尖的學者,甚至包括很多高級官員。知情人士對《第一財經日報》稱,論壇得出的結論常上報給中央財經辦,而論壇每年的年會主題,更是緊扣國內外經濟大勢,常被視作中國重大經濟政策的“沙盤推演”。
頂級智囊們都與該論壇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有學者戲稱,50人論壇幾乎就包含了當前所有可以成為“智囊”的人。不僅前述6人全部是論壇成員,其中一些人更是其中的重要人物。多名人士曾對本報證實,劉鶴是論壇重要的發起者和組織者,現任論壇學術委員會榮譽成員。
學術領域風向標
除去種種身份和頭銜,這些智囊從本質上來看都是頂尖的經濟學者,他們不僅有著良好的學術和科研背景,更引領著所在領域的潮流和風向,發出被認為是最新、最前衛的聲音。
林毅夫曾任世行首席經濟學家兼負責發展經濟學的高級副行長,是首位在世界銀行或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獲得如此高職位的中國人,是目前為止在國外經濟學期刊中發表論文最多的中國內地經濟學家。
從1994年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成立,國家的主要政策討論林毅夫都有參與。比如,1994年的治理整頓,接下來的糧食問題、電信改革、銀行改革、WTO、收入分配、通貨緊縮、宏觀調控、土地問題、農民工問題……幾乎所有的重大決策討論,都有他的聲音。
“一些建議直接被采納,制定成了政策法規,另外的一些建議也以不同的方式在日後的政策中有所呈現。”林毅夫曾說,“作為一個長遠的過程,改革的方向基本符合我的預期。”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是直屬國務院的政策研究和咨詢機構,主要職責是為黨中央、國務院提供政策建議和咨詢意見。作為發展研究中心的副主任,劉世錦的學術功底也極受稱道,其研究領域主要集中在經濟理論和政策問題研究,主要涉及企業改革、經濟制度變遷、宏觀經濟政策、產業發展與政策等。
發展研究中心人士昨日告訴《第一財經日報》記者,發展研究中心近年承擔了大部分國家核心經濟改革的調研,其中重要課題劉世錦都會組織。這名人士透露,劉世錦還參與了十八屆三中全會改革文件的起草;是主持研究較早提出“新常態”的人;在中國經濟變革的當前,他主持的研究還較早預見並提出增長階段轉換(也就是增速換擋)的判斷。
同為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李揚和蔡昉也都是各自研究領域的金字塔塔尖人物。李揚擅長貨幣、銀行、金融市場、財稅的研究,而蔡昉的主要研究領域涵蓋“三農”問題、勞動經濟學和中國經濟改革。
蔡昉曾參與了“十一五”以來中國發展規劃與重大政策的咨詢工作,並提出“劉易斯拐點”、“漸進式放開二孩”等頗具爭議的學術觀點;李揚則主持了國家資產負債表的研究。
官員學術化
盡管幾輪調換,中央和政府財經機構的班子知識化、專業化的特點越發明顯。從中財辦、發改委、財政部、統計局、央行等主要機構領導人背景履歷可看出,他們普遍具有高學歷和本領域長期工作經驗,即使拋開官員身份,也是該領域的學術翹楚。
去年以來,劉鶴成為最受關註的高層智囊。事實上,自2008年以來,劉鶴就以經濟智囊的身份多次陪同習近平赴全國各地考察,或者會見外賓。十八大以後,幾乎習近平每次考察都有劉鶴陪同。
一些熟悉劉鶴的人戲稱其為“工農兵加海歸”。這樣的背景有助於像劉鶴這樣的政策制定者既對中國情況有接地氣的認知,又具有寬廣的國際視野。
知情人士曾對《第一財經日報》介紹,在原國家計委工作期間,劉鶴主持制定過十一部國家產業政策,其中五部由國務院正式頒布。他還參與過“八五”計劃、“九五”計劃和“十五”計劃、“十二五”規劃的編制,同時還是中共十六屆三中、五中、六中全會和十七大,十七屆四中、五中全會文件的重要執筆人,為三任中共中央總書記起草過經濟講稿。
此外,他還是許多重要政策的“預見者”。如今的國家級重要戰略“新型城鎮化”就曾藏在他多年前發表的《拉美經濟的主要挑戰和經驗教訓》一文中。劉鶴在文中建議中國穩步推進城市化,發展服務業和非國有經濟,避免拉美化。
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副主任、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國家外匯管理局局長易綱也是公認的高級智囊。他在國際權威學術雜誌上發表過多篇論文,學術成果常常被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國際組織和世界各國學者多次引用。
易綱研究方向為計量經濟學、貨幣銀行學和國際金融,多年來一直從事中國經濟的調查研究,特別是在貨幣、銀行和金融市場方面。在研究中國金融體制過程中,對日本的主銀行體制、德國的全能銀行和美國的分業銀行管理體制做過較全面的分析和比較。
陳錫文,我國最重要的“三農”問題學者之一。1978年考入中國人民大學農業經濟系後,他對中國“三農”問題的研究就一直沒有中斷,曾先後三次獲孫冶方經濟科學獎和一次國家科技進步(軟科學)三等獎。
糧食、土地、農民工、城鎮化……近20年來,他幾乎參與了在中國發展中所有重要“三農”問題的政策研究和制定,同時也是每年中央一號文件的主要起草者。
未來錦囊
2014年已經進入中國改革的落實年,如何落實十八屆三中全會這些已確定的路線圖既考驗高層改革決心和勇氣,也考驗高層智囊的智慧和改革思維,而未來政策的走向,也許就藏在這些高級智囊的言論里。
在“新常態”時期,不少經濟學家對我國中長期的經濟走向都作出了分析。李揚在本月25日表示,到2020年,中國經濟的主要環節的改革將基本就位,各經濟領域的體制也將定型,至少到2017年,我國的經濟體制機制就會穩定下來,為新階段的中國經濟發展提供堅強的制度保障。
他認為,未來幾年,中國會重新樹立起政府與市場的關系,財政管理體制也會有重大調整,政府間的財政關系也會進行調整,金融體系會有重大變化。中國的資本市場會進一步開放,人民幣會進一步可兌換,人民幣國際化也會有更大進展。
林毅夫一貫對中國經濟“樂觀”,且肯定政府的作用。他認為中國在2008年以後的20年里仍然有每年增長8%的潛力,但要改變“窮人補貼富人”的“雙軌制”後遺癥。他提出,不管國有還是民營,所有者和經營者必然分離,要避免經營者的道德風險需要由公平競爭的市場來提供經營者經營好壞的充分信息。
蔡昉近期也明確表示“中國還沒有陷入經濟悲觀時代”,他提出經濟發展方式必須從勞動力和資本投入驅動型,轉向主要依靠創新和生產率提高驅動型,要通過改革獲得制度紅利。
相比之下,劉世錦對中國經濟較為謹慎,他認為中國經濟增速進入中高速發展時期後,這個“中高速”的底在何處,現在還沒有探明。他建議在這樣一個增長的新常態下應該力爭企業可盈利、財政可增收、就業可充分、風險可控制、民生可改善、資源環境可持續的“六可”目標。
自從2013年3月擔任中財辦主任之後,劉鶴很少發表公開言論。分析人士對《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說,從公開信息看來,劉鶴是反對在社會保障、醫療、養老、保障房等方面走高福利道路的,並且警惕高福利對政府債務、財政政策空間的負面影響。
此外,陳錫文近期還提出深化農村改革中需要破解的四大難題,並強調農村土地改革不能再搞大躍進。
附表 部分高層智囊(資料來源:本報整理)
姓名 |
職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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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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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鶴 |
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
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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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體制綜合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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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錫文 |
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副主任、
中央農村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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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農”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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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毅夫 |
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
中華全國工商業聯合會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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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經濟學、農業經濟學、制度經濟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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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世錦 |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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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理論、政策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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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揚 |
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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貨幣、銀行、金融市場、財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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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昉 |
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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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農”問題、勞動經濟學、中國經濟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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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雨露 |
中國人民大學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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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觀金融理論與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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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一鳴 |
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副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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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長 經濟體制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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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俊 |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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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農”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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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文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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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務院研究室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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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觀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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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晚德拉吉爆發“小宇宙”,再次掏出了降息和ABS兩大武器,以期對抗低迷的通脹和疲軟的經濟。
這一意外舉措令歐元暴跌,歐洲股市和債券價格大漲。而世界主要經濟體也開始分化成兩大陣營:擴大刺激的歐洲和日本,以及走上複蘇之路後準備收緊政策的美國與英國。
這兩大陣營的分裂與日俱增。近日公布的一系列數據顯示,美國市場一片欣欣向榮,美股屢創歷史新高,新增非農就業人數連續6個月保持在20萬人以上,出口刷新紀錄,帶動貿易赤字收窄,非制造業指數創下9年新高,汽車銷售創8年新高,通脹接近2%的目標,美國二季度GDP增速高達4.2%,美元持續走強。
而歐洲呢?歐洲的通脹水平下滑到了五年的低點0.3%,距離通縮只有一步之遙,德國、法國二季度經濟陷入萎縮或停滯,外圍國家的經濟水平依然沒有起色。
今年6月,歐洲央行出臺了一攬子政策,包括負利率、TLTRO計劃等。昨日,歐洲央行再次降息10個百分點,計劃在10月開始購買ABS,並將QE納入了討論議程。消息公布後,歐元/美元暴跌至1.29,首度突破1.30關口,創下14個月新低。歐洲STOXX600指數大漲1.1%,英國富時100指數漲0.1%,接近30年新高。
歐洲央行的決議將對歐洲其他國家帶來迅速而深刻的連帶效應,周四,丹麥央行(丹麥不屬於歐元區)將一項主要利率下調到負值區間。與此同時,有分析師認為,歐元的下跌也將迫使瑞士央行不得不出手幹預承壓的瑞士法郎對歐元匯率。
此外,歐元走軟還刺激了日元對美元的下跌。日元對美元匯率跌至2008年來的最低水平,市場預期,美國經濟走強將令該國的借貸成本走高,與此同時,歐洲和日本可能會出臺大規模的寬松政策,這兩國的借貸成本將進一步走低。
瑞穗銀行的首席市場分析師Daisuke Karakama認為,隨著下月美聯儲徹底退出QE,日元將會在下月底測試108關口。
MFI首席經濟學家江勛提到,全球資本市場呈現出從未有過的金融局面,三種融資套利貨幣——美元、日元、歐元趨勢明顯,美元的融資套利份額被歐元擠壓,美元中期升值早已確立。
在這種背景下,做空歐元和日元、做多美元成為眾多分析師推薦的套利的模式。
華爾街見聞昨日曾詳細解讀過花旗的外匯套利報告,其中便提到:
當前,經波動率調整後的美國-日本10年期國債收益率差異是2007年以來最高的。日元仍有貶值空間。另外,經波動率調整後的泛美和泛歐國債收益率差正處於15年最高水平。
底線就是:仍將有驅動美元兌歐元和日元的小規模G3貨幣套利交易存在。這主要是政策依賴,因為進一步的政策變動約有40%-50%將體現在日本和歐元區國債收益率上。但這種交易仍將有吸引力,因為歐洲央行和日本央行進一步放松政策的概率看上去越來越大。
本帖最後由 晗晨 於 2014-9-8 18:58 編輯 政策快評:高層表態第三方治理 環保股配置策略 作者:鄔煜 投資機會:環保產業加速進入B2B-2.0階段 自我們之前根據環保關系論邏輯構建了環保產業的三大階段之後,產業和市場的走向也在印證著我們的判斷,本次媒體渠道得知的高層表態第三方治理,其實就是環保產業加速進入B2B-2.0階段的標誌,在這個階段環境產業和企業也將從治理商全面向服務商轉型。這個階段的顯著特征就是企業和企業之間的關系在加強,並且政府的大管家職能逐漸削弱,逐漸成為共同監管者,後面的趨勢也一定是公共服務外部的入口在不斷擴大。 從我們之前重構的環保邏輯看,趨勢非常清晰,本次高層表態第三方治理,主要針對工業企業這些汙染源的治理模式重構,繼續加強治理企業和排汙企業的關系,使得環保產業的B2B-2.0階段更進一步;而從市場空間看,由於我國目前工業汙染治理設施的社會化運營比例仍相對較低,只有5%左右,而城鎮汙水處理設施的社會化運營比例已達50%左右,劍指工業汙染治理的第三方治理如果大規模展開,空間極大。 而從投資角度看,產業層面也在進一步驗證著我們之前給出了三大階段的投資主線,維持不變:低點配置G2B-1.0階段、重點選擇B2B-2.0階段、適當布局B2C-3.0階段。 G2B 1.0階段:目前大市值的企業基本都是從這個階段走過來的,歷史已經證明了自己,在市場逐漸過渡到2.0階段時,陣痛也已經反映,因此此類企業我們的建議是具備配置價值,合理的估值中樞為當年30倍。典型品種如碧水源、桑德環境、瀚藍環境。 B2B 2.0階段:目前算是環保的風口,第三方處理的潛力空間很大,未來市值有較大潛力空間的企業在這里,典型的行業如危險廢物、工業廢物、工業廢水、工業廢氣等,這個階段建議產業投資者和二級市場投資者都要密切專註,並且關註G2B-1.0階段的企業向B2B-2.0階段的轉型和滲透。典型品種如東江環保、萬邦達、雪浪環境、海拓環境(被眾合機電收購);此外還存在G-政府關系削弱下的內部機會,國企環保企業的效率和盈利提升(典型品種菲達環保、中山公用和城投控股)。 B2C 3.0階段:環保產業中最可能密切結合互聯網的領域,但目前尚處初期,但考慮到互聯網滲透的速度快,因此向這個階段努力的企業建議VC/PE多多留意,存在很大的投資彈性,典型行業如固廢收運、環保後服務、智慧環保等 附錄:我們根據媒體資料總結整理了第一財經日報記者專訪駱建華秘書長的問答要點,核心內容和我們之前一直提到的環保產業正在快速進入B2B-2.0階段不謀而合。 誰汙染,誰治理 轉向 誰汙染,誰付費 從我國的環境起步,工業汙染防治一直走的是“誰汙染,誰治理”的分散治汙之道,這條路已經被目前無數的工業汙染事件證明走不通。在這個背景下,“誰汙染,誰付費”的第三方治理應運而生。 企業環境汙染第三方治理是指排汙企業與專業環境服務公司簽訂合同協議,通過付費購買汙染減排服務,以實現達標排放目的,並與環境監管部門共同對治理效果進行監督。 第三方治理的運作模式 委托治理服務型:指排汙企業以簽訂治理合同的方式,委托環境服務公司對新建、擴建的汙染治理設施進行融資建設、運營管理、維護及升級改造,並按照合同約定支付汙染治理費用。 托管運營服務型:指排汙單位以簽訂托管運營合同的方式,委托環境服務公司對已建的汙染治理設施進行運營管理、維護及升級改造等,並按照合同約定支付托管運營費用。 兩種模式區別在於環境服務公司是否擁有治汙設施的產權,前者擁有或者部分擁有;後者不擁有產權,只接受排汙企業托管,負責其治汙設施運營管理。 第三方治理的優勢 一是有利於環保部門的監管。排汙企業治汙責任通過合同方式向環境服務公司轉移和集中,環保部門的監管對象大為減少,相應的執法成本也將大幅降低。 二是有利於排汙企業治汙效率的提高。排汙企業治理設施轉由掌握專業技術及管理經驗的環境服務公司進行運營,可以降低治汙成本,提高治汙效率。 三是有利於環保產業的快速發展。環境服務公司在工業汙染治理領域開拓新的市場,提供新的服務領域,將由過去單純的設備制造、工程建設,拓展到投資運營服務,為自身成長提供新動力,進而推動環保產業的快速發展。 第三方治理主要應用領域 一是大型工業企業,如火電行業的脫硫特許經營;二是工業集中區,如工業園區、工業開發區廢水及廢棄物處理。 前者由於其生產規模較大,產生的汙染物量大而且相對集中,具備規模效應。後者的核心優勢則在於“集中”所帶來的汙染物量的累積,因而更具備專業治汙的條件。 第三方治理五大障礙 責任轉移障礙:從排汙企業角度看,作為支付治汙費用的一方,實現治汙責任的轉移是其采用第三方治理的原始動機。如果不管排汙企業是否已嚴格履行合同,仍需承擔違法排汙所涉法律責任,其對第三方治理的積極性將大為降低。要解決這個問題,法律上可以從調整責任主體角度著手,由過去的“誰產生,誰負責”調整為“誰排放,誰負責”。需要強調的是,調整責任主體的前提是排汙企業嚴格遵守服務合同所規定的各項條款,如果排放未達標,根源是排汙企業違反合同條款,則法律責任仍屬排汙企業。 稅收障礙:排汙企業如自行解決汙染治理問題,則其治理設施建設運營費用可計入企業生產成本,無須納稅。而一旦委托第三方的環境服務公司投資建設或運營管理,排汙企業向環境服務公司支付的汙染治理服務費用,環境服務公司則需繳納各項稅負。從整體上看,這無疑是增加了全社會的汙染治理成本。特別是發電企業的脫硫項目,實行第三方治理(即特許經營)後,還涉及到雙重征稅問題,即電網企業將1.5分/度脫硫電價支付給電廠須納稅一次,電廠再將此電價支付給脫硫企業又須納稅一次。雙重征稅加大了脫硫成本,不利於第三方治理模式的推行。 融資障礙:第三方治理模式在實際操作中,如果環境服務公司要負責治理設施的投資建設,就涉及到項目融資問題。由於治理設施附著於工業企業的主體設施之中,其所占土地的使用權也屬於工業企業,作為第三方的環境服務公司不能將設施及土地作為抵押品進行貸款。同時,工業項目能否將企業間簽訂服務合同中的收費權作為質押品獲得銀行貸款,尚不明確。 經濟風險:與公用事業領域的PPP(“公私合夥”或“公私合作”)模式不同,第三方治理模式中,環境服務公司的服務對象是工業企業,是一種企業間的合同行為,合同的履行存在較大的經濟風險,如排汙企業經營不善導致業務萎縮甚至倒閉,排汙企業受上遊企業影響或自身所屬行業整體不景氣導致企業生存困難等。這些風險都會使減排服務合同難以得到有效履行。因此,推行環境汙染第三方治理,如何妥善解決這些經濟風險問題需要在制度上進行設計。 技術障礙:目前我國環境服務公司研發力量仍較薄弱、技術儲備尚顯不足,對於處理一些複雜工業汙染問題可能力不從心。對於工業治理項目,特別是化工園區等特殊類型的廢汙水治理技術,國內環保企業優勢不明顯。因此,當務之急是加大環保科技投入,提高國內環保企業的研發水平,增強環保技術創新能力和集成能力,為第三方治理奠定基礎。 |